法治中国演讲稿

① 跪求李步云“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法治建设”的演讲稿

李步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受到南京深情的邀请，赶来。讲一下世界城市法理法制化的几个问题，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法治是全人类的价值追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法律不是来于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植根于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的三大矛盾，自由、权利与服从、利益彼此之间的冲突。而法律的产生和发展同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十一世纪以来，西方城市制订的城市法，直接催生了近代法治的产生。人类全球化以来，法治更是成为世界城市的常规治理方式。法治已经成为衡量世界城市诸多指标中的核心内容。例如政府作用、管理绩效、经济增长、生活质量、吸引外资能力、安全和秩序等，与世界城市法治状态密切相关。”(14:43:41)

李步云:“1978年12月，执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也开始走上了法治的道路。1997年，执政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正式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基本方略和奋斗目标确定下来。1999年，第四次修改宪法，全国人大已将这一治国基本方略、奋斗目标庄严地规定在宪法中。30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且现代法治的法治民主，民主、人权保障、司法独立、程序公正等原则，在法律制度中开始得到体现。法律的权威也越来越得到执政党和广大机关的维护和尊重。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构建和谐社会等发展战略，所取得的成功，我们在发展经济上所取得的飞速进步，都是同中国法治的进步离不开的。西方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能适应竞争的成就，不是因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而是因为有法可依、无法必依。这句话不是事实。现在进行的经济、社会活动的文化交往，在法律上他们是对。世界500强绝大多数都进入中国就是个例证。世界型城市的治理法制化的经验都表明，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方式是总的历史走向。这种特点要求法治作为世界城市最普遍、最经常、最重要的治理手法。”(14:46:31)

李步云:“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要求政府职能发生重大转变，放弃国家包揽所有社会事务的做法，因而学者普遍认为要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但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置疑，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社会是历史的必然，社会应该强大，但是小政府的提法和概念可能会导致政府无所作为，在经济活动以及信息万变的国内国际事务中放任自流。我个人比较同意这一看法。对世界性城市来说，尤其需要一个权能广泛、人力财力投入大的强政府，以应对经济发达、交往频繁、人口众多又过程复杂、事务广泛又多变的世界城市的现实状况和需要。”(14:48:00)

李步云:“然而强政府又面临保障市民权利和制约政府权力、以及社会安全和政府诚信等严峻课题。这就要求这样的强政府不仅要高效、而且要合法。因此，建设一个法制政府尤为必要。市场可能失灵，政府也可能失灵，政府万能的信仰是靠不住的。加强培育社会力量、完善市民社会建设，近些年来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潮流。中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包括各种社会团体、非赢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各类社区，这些民间组织，在架设个人和政府的桥梁，在缓和矛盾过程中间，所体现的作用，已经日益显示其重要性。并且城市中的各个功能领域，显示了政府和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14:48:59)

李步云:“对市民社会的培育，可以通过广大公民对公众事务的各种参与，将其培养成为世界城市所需要的自主、自治、自律的市民。也实现了公民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精神。市民社会可以促进政府治理的法制化，治理社会的一切组织和活动，自然都应当依赖法制的规划。世界城市治理的法制化，政府依法行政，是关键性地位。政府应当是法治型政府，由世界城市的性质、特征、地位和功能所决定。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世界城市行政权力日益强化，是国际上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和趋势。中国的情况同样如此。中国国务院2004年颁布《关于全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施纲要》提出几个方面的任务，要求在10年内建立法制社会的目标，中国国际关系密切的城市、尤其是世界城市，正在贯彻这一纲要成效显著。在行政权力日益强化的今天，如何更好更有力的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公民权利的保护，也日益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中国的行政权力的国务院监督制度正在完善，其内部监督，包括检察审计等专门机关的监督，和行政服务、行政法制的监督，包括权力机关、审查机关的监督和各种社会的监督等信息公开制度，公众举报制度等等，日益和社会相适应。这一力量正在逐步加强。”(14:51:49)

李步云:“中国目前的形势，和世界城市在改革开放上所处的战略地位，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国际性大都市在权力制约和研究保障方面，都为全国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所有这些制度也都已经纳入法制的轨道。依靠法制进行推进和保障。中国在世界城市政府治理上的另一个观念和制度的转变和变革就是，创设服务型政府这也是先进的世界潮流。”(14:52:16)

李步云:“2007年党的执政党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求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和公共服务。加快推进政绩分开、政务分开，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重要区别是，在法律表现形式上，权利是第一位的。政府权力和职责和职权是不分的，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某项职权也赋予某项职责，责任是第一位的。政府公务人员他享有某种职权首先要承担某种职责。他昭示国家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国家的权力是手段，公民的权利是目的。政府存在的意义、目的和价值就是为实现公民的权利而服务。由于世界城市人口众多，事务繁杂，行政权利强大，容易产生只重视管理、忽视服务的风格，这就要求强调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为市民提供服务，需要树立法治理念和弘扬法治精神。”(14:54:17)

李步云:“广州市最近几年，个别的法院一年审判的案件才300件以上，解决这些事物的办法，除了加强人力财力的投入，强化违法犯罪预防机制，如中国式行之有效的治理，另一个根本性的出路是发展非诉讼的解决机制。调解本来是东方的传统，非诉讼的解决机制称为ADR（音），二战以后在西方流行起来，在纽约这种方式已经相当发达。我国司法制度中，开始强调简易程序、诉讼调解等制度的重要性，各种形式的非诉讼解决机制，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大城市，在这方面的工作成效也十分显著，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好处在于，有利于缓解司法资源紧张的压力，降低社会成本、扩大民主参与，促进社会和谐，适合法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14:56:48)

李步云:“中国的法制建设虽然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但是离法制国家的理想状态还需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虽然中国的发展水平在整体上同西方一些先进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是中国在实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前提下，采取了经济体制改革领先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采取了以法制促民主，以法制保人权的路径。因此，在法制发展的某些方面，中国已经同国际接轨。已经同西方、法制先进国家缩短了距离，并且具有自己一定的特色。中国的若干国际大都市，由于一些经济政策文化上的优势，和所处的战略性的地位，他们的法制发展水平正在朝国际上靠近。中华民族有着谦虚好学的传统和品格，中国学者正在验证、研究这一领域的问题。上海法律研究院张之民教授（音）等编著的《世界城市的法制化治理》，以纽约市、东京市为参照物，就是这方面的成果。”(14:58:01)

李步云:“我这些发言讲的比较原则一点、概括一点，我们的成就不要夸大，也不要估计过高。本着是这样意思。今天老外不多，主要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大家一听，意思就容易明白。我 还有5分钟，我再补充一点意见。”(14:58:59)

李步云:“昨天晚上我来了以后，就看了一些论文，也看了刘小斌（音）教授搞的综述，我感觉到这些论文，我感觉到今天这个主题讲的非常之细，研究的非常之深，这里面涉及到我们今天，有两个，我们的书记和我们的主题发言，提到的两个概念我用简单的几分钟补充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是什么区别？”(15:00:09)

李步云:“我发现，多次发言中央文件使用这两个词，搞错了。而且我们很多人搞不清楚权力和权利的分别。他们把国家公权力的权利职权放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模式里面。这样一来，我们中国的法理学教科书一直没有职权和职责这一章，公法里面的职权和职责没有，都是讲的权利和义务。这里我愿意提供我个人的一些思考。我从8个方面来区别这两个概念。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树立正确的权利观，正确的人权观，我认为是重要的。”(15:01:17)

李步云:“第一，在法律上，职权和职责是一个东西。而权利和义务，权利是权利，义务是义务。”(15:01:45)

李步云:“二、国家的权力不能放弃、不能转让，放弃和转让实质是违法。公民的权利可以放弃可以转让，我不去投票，我把财产让给人家。”(15:03:01)

李步云:“三、国家的权力，本质上是一种支配力，力量的力，它和相对行政人，地位是不平等的，但是公民的权利，彼此之间，地位是平等的。”(15:03:42)

李步云:“四、国家的权力本质上不是利益，不是公共利益。而是恩格斯讲的权威。有人权的地方就要有权威和服从，是那个权威。但是公民的权利它本质上是一种利益。”(15:04:13)

李步云:“五、政府的职权和职责，职责是本位第一，是第一位的。你掌握一种权，宪法给你一种权力，你首先应该意识到这是我的一种责任，一种职责。我们的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论，现在这个理念来的。”(15:04:52)

李步云:“六、法律对公民，不禁止即自由。”(15:05:47)

李步云:“七、权利，公民的权利，产生政府的权力，而不是相反，公民的人权，是人依据人的本性、所应当享有的，不是任何国家给他的。”(15:06:09)

李步云:“八、国家权力是手段，公民权利是目的。”(15:06:23)

李步云:“前面我已经讲过了。我把这八条，作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所区别的一个界限。对不对，供大家参考。”(15:06:51)

李步云:“再用两分钟念一下。刚才好几位领导提到以人为本，是我们治理城市，最和谐的价值，是个灵魂。我今天讲一下，我对十七大，做一点发挥。把以人为本概括为十句话。十个核心内涵。”(15:07:52)

李步云:“1、人的价值高于一切，我们是人本主义，不能搞物本主义。2、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不能像文化大革命一样，运动群众，不能搞所谓的政绩工程。3、崇尚和彰显人性。现在人性化管理就是以这个理念，普遍全面推开。4、人是发展的中心，也是我们十七大讲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所共享。5、要做到人的全面发展。6、坚持人的独立自主，也是尊重人的自由。我把我们30年以来所有的改革措施，概括为：松绑、扩大地方企事业单位和劳动者的自由度，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7、尊重人们的首创精神，小岗村18户农民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典范。8、权利优先于义务。9、公民的权利优先于国家的权力。10、归根到底要尊重和保证人权。尊重人权就是为了人的幸福，为了人的一切追求。实现人的一切价值。我今天的讲话就到完了，谢谢大家。”(15:10:59)

② 法治中国演讲稿500字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梦·法治路》。
记得《中国合伙人》里一句台词让我记忆深刻，“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党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既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保障。
眼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中国梦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民主法治，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首要内容，它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其重要保障。
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内在有机联系,表明了法治对于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法律本身就是追求社会和谐的产物,和谐社会的性质就包含着对于法治的要求。法治既是和谐社会的必备要素,又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它包含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维护，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观念以及把宪法和法律作为治理国家最高权威的价值取向。
在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两大历史任务的今天，作为监狱人民警察不仅要充分认识法制宣传教育在推进依法治国，为实现伟大中国梦提供法制保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还要深入学习与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平安新疆，法制新疆建设，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担负着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任，在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确保监狱持续安全稳定是我们每一位监狱人民警察神圣而义不容辞的责任，每一名有责任感，有职业理想和崇高价值追求的监狱警察都在为实现心中美好的职业愿景努力奋斗者，为此，我们还要不断提高自身法律素质和履行法定职责的能力，真正做到“学法知责”，“依法尽责”。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动人人学法，遵法，守法，用法，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还要求我们监狱人民警察要有坚定的信念和立场，必须要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威严服务，要不断加强自身理论修养，使自己具有更加丰富的知识，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不断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反对各类突发事件的防范处置能力。
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民主法制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我们监狱人民警察要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托，为了实现“法德结合，文明改造”的新理念，让更多的失足囚子早获新生；为了让共和国多一份祥和与安宁，让更多的家庭尽享天伦之乐，我们愿将青春与热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监狱，将其变成放飞希望的绿洲；把昔日的浪子，改造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用博大无私的爱，去完成党和政府赋予我们的化腐朽为神奇的光荣使命！

③ 谁给我写篇关于中国式过马路的演讲稿 谢谢

法律有惩罚的功能,但最重要的功能还是预防,驾驶证新规无论规定得多么琐碎、细致与严厉,对大多数人来讲它依然是一个预防交通违法的规定,是要通过法律的严肃性来培养交通参与人守法的自觉性
最近流行一个热词叫“中国式过马路”,意思是说不管前面是红灯还是绿灯,只要“凑够了一撮人就敢走”。这种“中国式过马路”已经和随意践踏草坪、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乱扔垃圾等行为一起被媒体归入了“中国式陋习”的大概念之下。与“中国式过马路”有异曲同工之意的还有“中国式驾驶”。现实生活中,中国的一些司机开车是专门开给警察看的,只要前面没有交警、没有探头,红灯敢闯、限速敢超、酒后敢开、路中心敢停。
随着中国驾驶员的增多,“中国式驾驶”也越来越凸现,其所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公安部不得不把修订后的驾驶证新规直指驾驶员的不良驾驶行为,立法者的思路很明确,意在以“严刑峻法”纠正“中国式驾驶”。其实说到底,“中国式驾驶”与“中国式过马路”一样都是规则意识缺失的表现,都是“别人做得我不做吃亏”的心理反应,而纠正这一现象,还是要从规则意识上着手。
规则意识是什么?规则意识首先应该是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说遵守规则要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内心认同。毋庸讳言,中国人大多数缺乏规则意识,这也是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始终在努力去迈,却还难以迈过的一道槛。中国人缺乏规则意识与文化传统有关,与社会心理有关,也与现实中的很多困境与难题有关。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一朝一夕,但是不解决,中国的法治建设就只能在“执法法治”这样一个水平徘徊,而很难走向“守法法治”。
规则意识靠什么?规则意识要靠内心的自觉。公安部的驾驶证新规出台以后,由于它针对当前驾驶员的一些常见且比较普遍的不良驾驶习惯作了详细的规定,而且设置了严格的处罚措施,很多人认为太严厉了,更有人对新规的执行力提出质疑,怀疑交通管理部门能不能做到严格、统一、无差别化的执法,认为没有有效的执法再严厉的法规也是形同虚设。这种说法没有错,也很切中当前中国的时弊,这正是“执法法治”的突出特点,法治仅仅依赖于执法。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现实的局限性往往让“执法法治”很尴尬,也很无奈。我们抱怨“运动式执法”,我们抱怨对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往往视而不见,但我们只要看看中国的交警与中国驾驶员的比例,就知道所谓的统一无差别化执法有多难。当一些本该是小众化的违法行为,在从众心理的暗示下成为普遍性行为的时候,执法往往也会进退失据,这也就是“中国式驾驶”存在的现实土壤。我们尽可以指责执法的问题太多,但是如果忽视了硬币的另一面,这种指责就可能显得很片面。
“执法法治”是挂一漏万,“守法法治”才是挂万漏一,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法律有惩罚的功能,但最重要的功能还是预防,驾驶证新规无论规定得多么琐碎、细致与严厉,对大多数人来讲它依然是一个预防交通违法的规定,是要通过法律的严肃性来培养交通参与人守法的自觉性。要在中国这样一个规则意识传统欠缺的国家建立规则意识那将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但是再复杂也要有一个切入点,就像建一座大厦总要从第一铲土开始一样,而交通规则就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随着这些天人们的广泛讨论与争论,公安部的驾驶证新规好像已经超越了一个政府法规规章的意义,而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对中国人当前普遍存在的交通陋习的审视。
无论是“中国式过马路”还是“中国式驾驶”,说到底都是“中国式陋习”。这些“中国式陋习”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文明与现代化的阻碍,而克服这些陋习法律的强制力不可少,内心的规则意识与自觉的行动是关键

④ 写一篇演讲稿，主题 弘扬法治精神，共筑中国梦想 谢谢大家了。

弘扬法治精神，共筑伟大中国梦
人生如船，梦想是帆，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把每个人的梦汇聚起来就组成了我们国家的梦，中华民族的梦，因此每个人的梦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我们才能幸福和谐的生活。
现在是“法治”社会、文明时代，“法律”就在我们身边，时刻规范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只有学法、懂法，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公民。一句话，对于法律，我们必须了解它、学习它、遵守它。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古人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这“规矩”就是“法律”。“法律”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谈到法律，总会给人以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法律与道德、习惯、宗教、纪律一样，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些规范的存在，这个社会才变得有序；正是由于法律的存在，我们的权利才得到应有的保障。作为当代中学生，我们有幸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法制进程的突飞猛进，300多部法律相继出台，“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多么令人振奋！然而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如何与法同行？有人可能会说：你多虑了，我们还是未成年人，只要不杀人不放火，法律就约束不到我们。我说：不！法律离我们很近。那些轻视法律作用的人，我想是没有真正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法律，就是实现正义、体现公平、正确规范人的行为的社会准则。当今这个经济社会，人们在不断地淡化道德意识，甚至有人讨论起一些传统美德是否过时的问题。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呼吁法律来维护我们的社会秩序。纽约，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却是犯罪率最高的恶源。有统计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场抢劫上演。而在我国学生群体中也存在着一些触犯刑法的不良现象。如：强要同学钱财，参与抢劫，更有甚者结帮犯罪。据报道：今年4月30日，海南省万宁市17岁学生温某，因持塑料枪打劫被判有期徒刑5年。近年来，青少年结帮犯罪现象也呈上升势头，加入黑帮犯罪的一般是18岁以下的在校学生。来自公安机关的一则统计数字表明，80年代后期到现在，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发展趋势。在上海，14－16岁的少年犯已占未成年人犯罪的64．2％。尤其让人心惊的是，刚刚进入法定处罚年龄的14岁孩子竟占了其中的15．l％。犯罪，无疑永远威胁着我们安定的生活。但是，我们应当坚信的是，法律永远维护正义。诚然，就我国现阶段的法律体制而言，的确存在一些疏漏，也有一些人为了金钱，为了一个“利”字，背离职业道德，背离良心，钻法律的空子。但我仍要说，我们的法律正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我们应当毫不动摇的坚信法律的正义性，并学会扞卫它！
只要我们心藏法制，我们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就不会感情用事，我们就不会做违反国家利益，损害别人利益的事，我们会维护国家和人民以至社会，当我们的行为都很好，很规范了，我们的国家就会和平，我们就能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环境里，快乐和幸福就会伴随着我们。
我最大的骄傲是身为一名中国人，最大的自豪是外国人叫我“Chinese”，最大的幸福是生活在中国，最不想放弃的称谓是中国公民。我想你们大家应该也是如此，在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所以让我们一起弘扬法治精神，共筑伟大中国梦！

⑤ 国旗下演讲稿 法治之声1000字

们的日常行为。正是由于这些规范的存在，这个社会才变得有序。也正回是由于法律的存在答，我们的权利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

那什么是法？我认为法是安全的眼睛，她能让我们辨明邪正，认清是非；她更是智慧的贤者，能点拨我们的思想，约束我们的行为。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法治昌明之时，国家就会迎来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盛世，如唐代贞观时期，民风就十分淳朴，百姓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法纪更是异常严明；反之法治松弛之时，往往就会内忧外患、国乱民怨、朝代更迭，如五代十国期间就是如此。而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在民意诉求日益多元的当下，要想定分止争，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唯有依法治国。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要想走好“中国道路”、实

⑥ 中国建国60周年和法治中国演讲稿

建国60周年演讲稿
我的祖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200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60岁生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像一只巨龙一样，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那时的中国，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国家事业百废待兴，政府和人民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面孔，并没有畏缩，勇往直前，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开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执行，它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极低的。出行用的自行车，人们叫它“洋马”，点火用的火柴，人们叫它“洋火”，钉东西用的钉子，人们叫它“洋钉”。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见过这些新奇的东西，也不会造，都是从西洋传过来的。那个艰苦的年代，我没有经历过，但从我看过的资料片中完全能够体会，当时的中国人民依旧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
神舟七号胜利返航了，三位航天员满面笑容走出返回舱。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是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又一伟大壮举，也是献给伟大祖国60岁华诞的珍贵礼物和诚挚祝福。
今年，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很不寻常。面对严峻挑战和困难，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向前推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共克时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来自公\文:有约)的步伐，取得了新的成就。今年以来，我国相继发生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展开了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斗争，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这种精神弥足珍贵，激励着灾区人民坚定信心勇气，重建美好家园；鼓舞着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中国运动员以出色的竞技能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开、闭幕式表演、赛事组织工作、志愿者服务、场馆设施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给世界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更收获了一笔丰厚的物质精神财富。北京奥运会，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正满怀豪情走向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在这不寻常的一年里，有多少悲壮，有多少感动，有多少梦想，有多少光荣，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写进了共和国的历史画卷。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沉着，统揽全局，驾驭各种困难和复杂的局面，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回首30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神七一飞冲天，奥运成功举办，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成就，令中国人民倍感自豪，人们发自内心地赞叹：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我们已经取得了光荣伟大的成就，我们必将书写更加雄伟壮美的篇章。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对中华民族来说，抓住并用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符合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努力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祝愿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
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定下来。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的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虽然实行法治是当代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是追本溯源，由于各国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彼此间的法治之路都会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同。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入手，探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以防止我们以浪漫主义情怀人为地割断历史，造成传统的断裂。
一、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这一传统生生不息。然而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经的历史过程。中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但是回顾这百余年的沧桑历程，中国仍然没有实现法律的现代化。
1842年到1901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坚持根本的政治制度、伦理纲常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与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补充，这是一条过于保守的道路。“这一道路的主张者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法系已经整体落后的事实，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的世界秩序的真谛，天真的以为中华法系只是一所只需经过一些修补就可以恢复完美的大房子。” 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这一时期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贯穿了“全盘西化”的原则；而自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这两个阶段的法律现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无视本国实际，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失败的。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民不分，以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否则，当今的老百姓就不会称秉公执法的公职人员为“青天大老爷”，也不会不自觉的将整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少数英雄人物的身上了。
中国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赶超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必须要加速度的发展，对西方的法律文化要采取“拿来主义”，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正视现实，搞清楚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哪些弊端与传统法律文化有关，只有找到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二、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搜寻传统法律文化的遗殇。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将文化分为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两大结构。他认为，文化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有形的是显型文化，隐形的是隐型文化。 参照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和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两大结构。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包括三个层面：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它总要人用权力来维持和运行，是一国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属于隐型文化，也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 它深藏于社会深层，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呼应才能推动法律文化的良性发展。在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如此，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实情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大量的法律设施，但是却缺乏与之完全相适应的隐型层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设。
从本质上讲，法治也是一种文化。起源在西方。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处于半岛上，从事海事运输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而是打破血缘关系的城邦商业社会。其后的罗马时代，更是一个简单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商品经济文明的历史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王权，公民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对城邦的管理权。
古代中国的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在个人权力的阴影下荡然无存。因此中国没有长出权利和民主的观念，也失去了生长出法治的机会。
现在我们以一个完全异质的法律文化去改造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时，这一异质的文化推行起来所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型的等级结构”。 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扶植，由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必然会架起宝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家族制度的模拟和扩大，也就是说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拥护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观念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专制和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样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使这些理论和观念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本位主义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
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欧洲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分析中国为何曾经辉煌一时却最终悲壮的落伍时都不约而同的认为是缺乏个性自由导致了这个伟大民族的衰败。因为无条件的顺从“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的精神还有什么崇高的作用！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的前进历程，研究它的活动的时候，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感到惊诧！这是一个为避免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干活的群体。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人们你来我去，你推我拖，只是为了不对该国那孩童般尊严的礼俗破坏。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今天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直接导致了现今我国公民对权利的不尊重，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人民习惯了顺从、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地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不卑不亢与政府对话。
（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
直至今日，部分社会主体仍然存在着法即是刑的观念。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法律只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它一方面与专制政体一起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与礼教相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然而和则忍，退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追究是较少的，对至关重要的选举权等基本权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政议政的观念淡漠。
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经常秉持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理，除非与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或者对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诉诸于法院的。凡事的立场都是中庸，不偏不倚，很少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唯恐惹祸上身。
（三）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
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
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因此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成为法治建设道路上的羁绊。
三、中西合璧，取长补短。
中国要奋起，历史不能退回，我们实在没有耐心去慢慢的培育法治生成的历史土壤，因此人为的去培育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显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文化是必要的。
（一）理智地看待道德。
在道德方面中华民族温和、稳重、热情、善良、诚实守信、富有牺牲精神等美德都为中外所称颂，但是我们在发扬道德优势的同时，还要理智的看待人性。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舍己为人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是社会上少数精英人物的高尚情操，不能以此来要求普通的民众，因为普通人是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一个制度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那只是一种理想，这个制度就会失去它所存在的最初价值。如果强迫人们去接受并遵守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终的恶果要么使人变得虚伪要么使人变得盲目。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同时，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尊重人，给与人充分的自由，同时要勇敢的面对人的劣根性，并从制度上对其予以限制。
（二）认真的对待私权利。
法治要想真正地深入人心，就必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努力奋斗。几千年来，法学在西方始终能够成为一门显学，法治能够在西方社会始终成为热门话题，与西方法治的主要价值观念——自然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关注密不可分；而中国的法学长期以来在工具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下，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的，中国的“法治”长期以来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难以成为国人的自觉自愿行为，就在于过去中国的法治对人的终极关怀关注不够，不能成为人们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种生存方式。
现在我国在法治建设这一大好环境下，在有制度支持的同时，要在日常的教育中普及权利的观念。以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的公共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一方面要教育掌权者尊重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行使权利，争取权利，维护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的各种制度有的放矢。
（三）充分地培养民主平等。
民主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西方使用的"Democracy"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涵义：其一，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通常称为直接民主；其二，公民不是亲自而是通过由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称为代议制民主；其三，在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某些个人或集体权利为目的的宪法约束范围内，行使多数人权利的政府形式，称为自由民主或立宪民主；其四，任何一种旨在缩小社会经济差别（特别是由于私人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差别）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此外还包括公职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法治。 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平等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平等权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充分实现人在各个方面的才能。平等权同时意味着可以享受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因而也享有免遭其他人或个人联合体侵害的同等自由。西方这一优秀传统在我国要开花结果，我们首先要鼓励建立合理的长幼有别的家庭关系。既要做到孝敬尊重父母，同时也要让父母放开手让孩子们自己处理自己遇到的事情，父母对孩子给与指导和帮助，而不是要予以命令、强制和批评。其次要培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选拔公职人员的方式上从过去的"暗箱操作"走向"阳光操作"。公选注重人才的自选性，让人才所在单位部门推荐、发动群众民主推荐、鼓励人才自我推荐，从而给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这样通过外部环境外在地来逐渐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使我们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迅速的适应显型层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