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演讲稿
1. 广饶传统文化2000字演讲稿
仅供参考，稍作修改。
您好，吕剧
发源地：广饶县（现东营区）时家村
吕剧是山东省主要的地方戏曲剧种，是我国戏曲艺术园地中一朵散发着浓郁泥土芳香的绚丽之花。它发源于东营区时家村，始成于1900年，当时被艺人们称之为“化(上)妆扬琴”，而民众则以“跑驴戏”、“捋戏”或“小戏”等称之。其早期主要流行于乡村集镇，后逐渐在济南等城市兴起。
“七七”事变之后，日寇侵占济南，吕剧艺人穷困潦倒，吕戏班社大多解体。至济南解放前夕，吕剧已濒于危境。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扶持下，吕剧获得新生并迅速发展，流行地域遍及山东绝大部分地区，在其他省份如江苏、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也具有重要影响。
吕剧的唱腔婉转、优美，通俗易懂，主要伴奏乐器坠琴，音色和韵味独特。吕剧唱腔素有“拴老婆橛子”之称，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吕剧音乐的继承与发展，对研究和发展齐鲁民间音乐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陈官短穗花鼓
发源地：广饶县陈官村
流传于广饶县陈官乡的陈官短穗花鼓起源于明清时期,迄今已有300多年历史。2006年11月,陈官短穗花鼓入选山东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2月又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短穗花鼓原是旧社会流浪艺人借以乞讨谋生的手段，每逢青黄不接之时或灾年，艺人们就背起花鼓，四处逃荒，往往师徒、兄弟或父子组成一班，或跑坡或设地摊演出。长年的流浪生活，使艺人们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和绝技，闲时便互相交流和比赛鼓技，日久天长便形成这么一种技艺独特的汉族民间舞蹈。
广饶县陈官乡陈官村张家是当地的花鼓世家。20世纪初,张延水在长期的乞讨生涯中练就了一身花鼓绝技,并不断改进技巧,翻新花样，提高表演水平,成为当时名震鲁北、胶东一带的民间艺人。
“打场脚微颠、八字腿弓箭、击打头略晃、跑鼓轻如仙”。陈官短穗花鼓动作奔放、舒展。它的特别之处在于用以打鼓的不是鼓槌，而是系在鼓槌一端的鼓穗。两根三寸长的短杆，各系六十公分长的短鞭，短鞭中间部位两个猫耳朵，猫耳朵上系两个灯笼穗，表演时迎风飞舞，鞭头手工加工成疙瘩穗，穗头十二公分，用于击鼓。花鼓在腰间是活动的，并不固定，在跳动中用鼓穗打鼓没有高超熟练的技能是做不到的。
枣木杠子乱弹
发源地：广饶县大王镇
“枣木杠子乱弹”是广饶县大王镇一种独特的民间小调，俗称“小调”、“杂八调”，有曲调七十余种，素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哼哼”之称。始创于大明初，发展于清康乾盛世。迄今三百余年。
“枣木杠子乱弹”流行范围以大王镇大王西村为中心，覆盖方圆十余华里。有剧情中所反映的风俗人情，方言土语为证，如“根半腿”、“撅噘着个腚”、“腰就粗的那六筲子瓮”……
演奏时伴奏乐器甚多，以扬琴、挫琴为主，二胡三弦为辅，佐以笛子坠琴月琴。“枣木杠子”即一枣木梆子。若掌鼓板者，为乐器演奏之指挥，故名“枣木杠子乱弹”。
随着敲击枣木杠子发出的脆响，舞台上的幕布徐徐开启。二胡悠扬，扬琴竹笛之韵，如流水般倾泻而出。演员神情专注，手持枣木杠子、碟子、盘子，边敲边引吭高歌。台边乐手、唱手或坐或站，随意哼唱，似“说尽心中无限事”。一曲极具乡土气息的“枣木杠子乱弹”在广饶大地回响。
“枣木杠子乱弹”传承着开拓进取的精神，传递着积极乐观的能量。不仅需要大家用心观看，用心品味，更需要大家脉脉相传。
2. 老师要求写一篇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稿,我写关于剪纸的符合吗
可以写的。
中国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回配合其答他民俗活动的民间艺术。在中国，剪纸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交融于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是各种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赓续的视觉形象和造型格式，蕴涵了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表达了广大民众的社会认以、道德观念、实践经验、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具有认知、教化、表意、抒情、娱乐、交往等多重社会价值。
2006年5月20日，剪纸艺术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年9月28日至10月2日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申报的中国剪纸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
3. 急求！！“文化遗产在我心中”为主题演讲稿 在线等。。。
文化遗产在我心中
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漫长的农耕文化历史，以及56个民族多元化的文化生态，显现了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十分丰富及天才的艺术创造，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许多种类或世界独有，或世界第一。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受许多条件因素影响，我国原本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受着猛烈的冲击。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境堪忧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人类文化遗产可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文化遗址、遗存、文物、文献等；一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以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技艺、技巧和瞬间表现形式传承的文化遗存，是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承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口耳相传，诉诸视听而疏于记录和固态化。因而常常是转瞬即逝的，不可再生的。一旦消亡或流失，在落后的记录手段和技术条件下，基本无法恢复或再生。这就意味着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丰富，但也很脆弱。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整理和保护行动落后于它的消亡速度，呈现出岌岌可危的现状，如民间戏曲、戏剧在衰落，年画、剪纸、皮影正在逐渐消失。而与此同时，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正吸引着世界目光。无论是“中国京剧欧洲行”的顺利开展，昆曲和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文化遗产”名录，还是《卧虎藏龙》获奥斯卡奖项，都说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在。但是就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得到越来越多世界认同的同时，许多的国家将许多本属于我国的文化遗产纳入本国家的文化产业战略，对这一宝贵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从已经久远的“敦煌”艺术的流失，景泰蓝、宣纸技术被窃，到近年来美国《花木兰》的高上座率，韩国的皇家音乐“申遗”(韩方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明确说明该项艺术源自中国)，以及韩国欲夺我们的“端午节”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少林商标在美国抢注等事件屡屡发生，这在说明中国非物质文化独特地位的同时，也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行动迟缓，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将被他人“端走”，我国优秀的文化将被肢解。
二、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遇到的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确定了对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民间艺术工作给予扶持的方针。各地政府对保护、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积极行动，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近些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开展起来。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普查力度不大。由于民间文化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长期不被重视，政府部门的普查工作力度不大，至今对于我们民间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状况、存在种类数量和消失的状况等认识不清，缺乏深入和广泛的了解。
二是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滞后，资金技术贫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缺乏正确的开发利用。如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资金不足，一些小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的文化产业，在艰难的环境中自生自灭。旅游市场对民间艺术遗产庸俗化的廉价开发，对社会造成文化误导和原生态破坏。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法律保护依据。如对古代的科技、工艺、音乐、舞蹈、历史声音、历史图像、民族文物、民俗文物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没有科学的界定和权威的说明，也未能列入《文物保护法》的保护之下。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已不能适应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四是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及人才的培养，传承渠道不畅。教育领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重视和价值认知，教育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脱节。如大学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学科极度缺乏，不能培养提供保护文化遗产所需的社会人才。公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越来越远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果我们的下一代生活在充斥着网络、选秀、圣诞节的环境中，而丧失了对民族文化的关注的热爱，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民族民间文化将面临断裂的危险。
三、关于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
(一)各级政府要给予足够的认识与支持，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是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高度重视，方向明确，把保护和开发优秀非巷质文化遗产作为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尽快成立鉴定和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查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分阶段制定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长远规划，编制中国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是要尽快制定“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和“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纳入法律轨道。四是理顺管理体制，建立地方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形成合力。五是各级政府应将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切实支持。
(二)实行分级保护制度，负责统一协调、指导保护工作
一是地方政府应明确实施保护单位及各自权利和责任，负责辖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二是要建立专项的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基金，帮助一些地区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遇到的资金困难问题；三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尚未系统建立之前，由文化部门负责协调和指导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三)培训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接人才队伍
一是在相应的高校增设有关方面的专业学科，招收此类专业的学生，其中包括本科生、代培生、进修生等；二是将民间艺术列入大学艺术教育，在中小学各个学段开设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课程，从小孩子开始培养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三是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中，要吸收文化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以提高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水准。
(四)开发和保护并重，避免开发活动时文化遗产的破坏
一是避免地方政府因利益驻动，不顾及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去“开发”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必要的开发必须由专家学者论证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严格实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入制度；三是政府必须倾听民众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声，及时纠正有损文化遗产的行为，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五)努力营造全社会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氛围
一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广泛开展非物质文化教育的宣传工作；二是建立相关的博物馆、民俗馆和民间艺术资料库等设施，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严格保存和保管；三是组织专家学者、文化工作者和群众艺术工作者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特别要注重发挥关心文化事业的企业和人士，以及文化团体和各类文化中介组织的作用；四是推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命名制。借鉴“世界文化遗产”或“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做法，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逐级中报、专家机构或权威部门评估、政府审批的程序，给予相应级别的命名，把保护、开发、“申遗”、利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六)推动民间非物质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展形成文化产业，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
文化遗产列入保护名录之后不能仅仅停放在博物馆里，应积极推动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对具有产业开发价值的传统文化项目予以政策倾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民间传统文化的产业开发。在认定和保护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对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使它们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4.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怎么写老师指导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要演讲的内容是保护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清明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它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昨天我们刚愉快地度过了这个法定节假日，但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得知韩国端午祭在2007年11月25日申
遗成功时的愤慨。中国五千年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竟被他国争先抢夺，亦或跃跃欲试。从“端午祭”申遗到“汉字之争”，“中医之争”，再到近期的“风水之争”，文化摩擦在中韩坊间蹭出不少火花，而结果，绝大部分，中国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被韩国成功申遗了。
中国人在责怪韩国人的恬不知耻的剽窃行为时，是否有理性地看待这一系列事件，反省自己呢？遥想当年，中国软弱，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如今韩国的一些政客正在大规模抢占中国文化时，有一些从洋媚外的人正在风风火火地哈韩，韩国的二流肥皂剧和服饰潮流都备受国人的追捧。还没有到12月25日，大城市的各大商场，甚至政府出资在筹备平安夜、圣诞节，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中国古老而美丽的七夕节，却很早就翘首以待2月14日的情人节，或许现在就不奇怪为什么韩国可以一直申遗成功了，不要老是怪罪于政府的无能，也不要怪罪于韩国的无耻，因为是我们自己把我们的文化丢弃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盲目的愤怒，而是要自己首先重视自己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一直对祖国的文化保有高度的热情。利用各种媒介，多多的宣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对国人从儿童时期起就教导他们重视，让更多中国人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而非盲目吸收别人的东西。政府也应该重视传统文化，重视“抓精神文明建设”的起步。加大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教育宣传。这种高度重视的意识，从官府传递到民间，从我们这一代传递到下一代，我们国家的文化还会丢吗？小小韩国还可以这样张扬跋扈却可以屡屡得逞吗？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让我们刻苦学习，顽强拼搏，时刻准备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5. 关于保护彝族传统文化的演讲稿
阿西里西彝族村寨的文化现状。阿西里西村的文化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以彝语为主要载体的彝族传统文化；二是以汉语为传播媒介的现代文化；三是以彝汉双语为诠释工具的基督教文化。彝族在贵州历史上建立过持续时间最长、独具彝族文化特色的地方政权。因承行完善的“则溪政权制度”①，历史上彝族文化一直是黔西北的主流文化，随着公元1664年阿哲部水西土司政权的最后瓦解，黔西北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彝族政权制度彻底崩溃，彝族文化赖以强势运行的政权基础不复存在。随着大量汉族的迁入，彝族文化逐渐被汉族文化稀释，消融，形成如今彝族传统文化分布的孤岛格局。阿西里西村的彝族传统文化主要表现为语言，所有村民在村寨日常活动中均使用彝语进行交流；文字，村寨有四个熟谙彝族文字的毕摩；以彝族酒礼歌为代表的彝族婚嫁文化；以彝族铃铛舞为代表的丧葬文化；以彝族撮泰吉为代表的原始戏剧文化；以《阿西里西》和撒麻舞为代表的彝族歌舞文化；以赛马和磨磨秋为代表的彝族体育文化；以彝族火把节和十月年为代表的节日文化。其中撮泰吉2006年入选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铃铛舞2008年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火把节2011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阿西里西村是贵州彝族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村寨之一。
阿西里西村的文化传承模式。一方面，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传承模式。从阿西里西村的相关文化事件可以看出，政府在阿西里西村的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随着近年来相关文化项目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阿西里西村逐渐具有了全国甚至全球意义的文化象征性。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恒久动力，如果没有政府持续的关注与支持，阿西里西村必然像距它不远的其他彝族村寨一样完全基督化。阿西里西村的彝族文化在其他村寨也能找到，幸运的是阿西里西村最早搭上了政府政治宣传的文化交流车，成为历届地方政府进行政治宣传时的权威文化选择。
6. 《弘扬传统文化 创造新时代文明》演讲稿，600字左右。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要演讲的内容是保护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清明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它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昨天我们刚愉快地度过了这个法定节假日，但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得知韩国端午祭在2007年11月25日申
遗成功时的愤慨。中国五千年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竟被他国争先抢夺，亦或跃跃欲试。从“端午祭”申遗到“汉字之争”，“中医之争”，再到近期的“风水之争”，文化摩擦在中韩坊间蹭出不少火花，而结果，绝大部分，中国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被韩国成功申遗了。
中国人在责怪韩国人的恬不知耻的剽窃行为时，是否有理性地看待这一系列事件，反省自己呢？遥想当年，中国软弱，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如今韩国的一些政客正在大规模抢占中国文化时，有一些从洋媚外的人正在风风火火地哈韩，韩国的二流肥皂剧和服饰潮流都备受国人的追捧。还没有到12月25日，大城市的各大商场，甚至政府出资在筹备平安夜、圣诞节，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中国古老而美丽的七夕节，却很早就翘首以待2月14日的情人节，或许现在就不奇怪为什么韩国可以一直申遗成功了，不要老是怪罪于政府的无能，也不要怪罪于韩国的无耻，因为是我们自己把我们的文化丢弃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盲目的愤怒，而是要自己首先重视自己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一直对祖国的文化保有高度的热情。利用各种媒介，多多的宣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对国人从儿童时期起就教导他们重视，让更多中国人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而非盲目吸收别人的东西。政府也应该重视传统文化，重视“抓精神文明建设”的起步。加大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教育宣传。这种高度重视的意识，从官府传递到民间，从我们这一代传递到下一代，我们国家的文化还会丢吗？小小韩国还可以这样张扬跋扈却可以屡屡得逞吗？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让我们刻苦学习，顽强拼搏，时刻准备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7. 弘扬民族文化演讲稿
LZ要是你要参加比赛的话我 我只给你弄个简短的给你参考下但是不能抄袭这个你应该知道的吧只能做参考借鉴如下；
"弘扬民族精神,爱我锦绣中华"这句话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但又多少人能做到呢?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从"人文出祖_黄帝,到尧舜禹的克己爱民,孝敬父母等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每次在外国人面前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不由得感到自豪起来,滔滔不绝的说着祖先们的那些精神,说什么要向他们学习,可是谁又做到了呢?没有,都没有,我们是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但也有些人在弘扬我国的民族精神建设我么的国家,我们可以弘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精神可以不必做的那么大,不用做的要人人都知道你在弘扬名族精神，可以在公交车上,我们可以给那些老弱病残孕让位,过马路时,可以扶那些老人过马路,还可以不乱丢,乱涂,乱扔……那不就没有什么人得病了吗？不就使得环境受到了保护吗？不就使得我国变得更美好吗？
一个祖国的建设不仅仅只靠一个人，要靠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双手来建造，听说过“三个臭皮蛋顶一个诸葛亮”的彦语吗？连三个臭皮蛋的智慧都可以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这不就说明团结力量大吗？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青少年的学习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建设祖国和弘扬名族精神的能力也增强了，所以，我们青少年弘扬名族精神的责任占全国任命弘扬名族精神的人的三分之二。
在我们身边不就又很多这样的例子吗？如在1988年的奥运会上，我国乒乓球队的队员们战胜了对方后，使我国获得了参加奥运会以来的第一块乒乓球金牌，也使得乒乓球成为了我国的国球，这不就是在建设祖国吗？还有就是在今年的奥运会上，在男子110米兰冠军刘翔在直径跑道上战胜了黑人，为我们全亚洲争了光还为我国争了光，这不也实在建设祖国吗？……
弘扬民族精神，全国人民人人有责，谁都不能丢下这个责任！
弘扬名族精神，爱我锦绣中华
8. 求一篇有关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 弘扬民族文化方面的演讲稿，论文方面的！！急求~~~~
确定一下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吧 不然很别扭啊
还有 这题目也太大了吧 一本论文也论不完啊
再多些要求、限制，不然给个论点啊
下面的文作参考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漫长的农耕文化历史，以及56个民族多元化的文化生态，显现了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十分丰富及天才的艺术创造，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许多种类或世界独有，或世界第一。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受许多条件因素影响，我国原本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受着猛烈的冲击。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境堪忧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人类文化遗产可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文化遗址、遗存、文物、文献等；一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以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技艺、技巧和瞬间表现形式传承的文化遗存，是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承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口耳相传，诉诸视听而疏于记录和固态化。因而常常是转瞬即逝的，不可再生的。一旦消亡或流失，在落后的记录手段和技术条件下，基本无法恢复或再生。这就意味着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丰富，但也很脆弱。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整理和保护行动落后于它的消亡速度，呈现出岌岌可危的现状，如民间戏曲、戏剧在衰落，年画、剪纸、皮影正在逐渐消失。而与此同时，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正吸引着世界目光。无论是“中国京剧欧洲行”的顺利开展，昆曲和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文化遗产”名录，还是《卧虎藏龙》获奥斯卡奖项，都说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在。但是就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得到越来越多世界认同的同时，许多的国家将许多本属于我国的文化遗产纳入本国家的文化产业战略，对这一宝贵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从已经久远的“敦煌”艺术的流失，景泰蓝、宣纸技术被窃，到近年来美国《花木兰》的高上座率，韩国的皇家音乐“申遗”(韩方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明确说明该项艺术源自中国)，以及韩国欲夺我们的“端午节”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少林商标在美国抢注等事件屡屡发生，这在说明中国非物质文化独特地位的同时，也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行动迟缓，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将被他人“端走”，我国优秀的文化将被肢解。
二、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遇到的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确定了对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民间艺术工作给予扶持的方针。各地政府对保护、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积极行动，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近些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开展起来。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普查力度不大。由于民间文化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长期不被重视，政府部门的普查工作力度不大，至今对于我们民间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状况、存在种类数量和消失的状况等认识不清，缺乏深入和广泛的了解。
二是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滞后，资金技术贫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缺乏正确的开发利用。如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资金不足，一些小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的文化产业，在艰难的环境中自生自灭。旅游市场对民间艺术遗产庸俗化的廉价开发，对社会造成文化误导和原生态破坏。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法律保护依据。如对古代的科技、工艺、音乐、舞蹈、历史声音、历史图像、民族文物、民俗文物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没有科学的界定和权威的说明，也未能列入《文物保护法》的保护之下。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已不能适应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四是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及人才的培养，传承渠道不畅。教育领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重视和价值认知，教育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脱节。如大学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学科极度缺乏，不能培养提供保护文化遗产所需的社会人才。公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越来越远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果我们的下一代生活在充斥着网络、选秀、圣诞节的环境中，而丧失了对民族文化的关注的热爱，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民族民间文化将面临断裂的危险。
三、关于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
(一)各级政府要给予足够的认识与支持，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是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高度重视，方向明确，把保护和开发优秀非巷质文化遗产作为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尽快成立鉴定和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查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分阶段制定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长远规划，编制中国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是要尽快制定“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和“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纳入法律轨道。四是理顺管理体制，建立地方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形成合力。五是各级政府应将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切实支持。
(二)实行分级保护制度，负责统一协调、指导保护工作
一是地方政府应明确实施保护单位及各自权利和责任，负责辖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二是要建立专项的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基金，帮助一些地区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遇到的资金困难问题；三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尚未系统建立之前，由文化部门负责协调和指导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三)培训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接人才队伍
一是在相应的高校增设有关方面的专业学科，招收此类专业的学生，其中包括本科生、代培生、进修生等；二是将民间艺术列入大学艺术教育，在中小学各个学段开设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课程，从小孩子开始培养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三是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中，要吸收文化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以提高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水准。
(四)开发和保护并重，避免开发活动时文化遗产的破坏
一是避免地方政府因利益驻动，不顾及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去“开发”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必要的开发必须由专家学者论证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严格实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入制度；三是政府必须倾听民众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声，及时纠正有损文化遗产的行为，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五)努力营造全社会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氛围
一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广泛开展非物质文化教育的宣传工作；二是建立相关的博物馆、民俗馆和民间艺术资料库等设施，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严格保存和保管；三是组织专家学者、文化工作者和群众艺术工作者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特别要注重发挥关心文化事业的企业和人士，以及文化团体和各类文化中介组织的作用；四是推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命名制。借鉴“世界文化遗产”或“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做法，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逐级中报、专家机构或权威部门评估、政府审批的程序，给予相应级别的命名，把保护、开发、“申遗”、利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六)推动民间非物质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展形成文化产业，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
文化遗产列入保护名录之后不能仅仅停放在博物馆里，应积极推动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对具有产业开发价值的传统文化项目予以政策倾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民间传统文化的产业开发。在认定和保护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对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使它们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9. 民间艺术讲稿,急!!!!
拟鹤舞蹈
高跷，也称拐子，是由表演者脚踩木跷表演。由于表演者高出一截，观众需要仰起头来或是站在高处观看，所以也有人把高跷称为“高瞧戏”。这种活动在山西全省境内流行甚为普遍，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活动形式。
高跷，是舞蹈者脚上绑着长木跷进行表演的形式，技艺性强，形式活泼多样，由于演员踩跷比一般人高，便于远近观赏，而且流动方便无异于活动舞台，因此深受群众喜爱。
高跷溯源
关于高跷的起源，学者们多认为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与沿海渔民的捕鱼生活有关。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尧舜时代以鹤为图腾的丹朱氏族，他们在祭礼中要踩着高跷拟鹤跳舞。（见孙作云《说丹朱》）；考古学家认为，甲古文中已有近似踩跷起舞形象的字。（方起东《甲骨文中商代舞蹈》）两者可互相印证。
古文献《山海经》中有关于“长股国”的记述，根据古人的注释，可知“长股国”与踩跷有关。从“长脚人常负长臂人入海中捕鱼也”这一注释中，我们不难想象出脚上绑扎着长木跷，手持长木制成的原始捕鱼工具在浅海中捕鱼的形象。而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今日居住在广西防城沿海的京族渔民，仍有踩着长木跷在浅海撒网捕鱼的风习。
今人所用的高跷，多为木质，表演有双跷、单跷之分。双跷多绑扎在小腿上，以便展示技艺；单跷则以双手持木跷的顶端，便于上下，动态风趣。其表演又有“文跷”、“武跷”之分，文跷重扮象与扭逗，武跷则强调个人技巧与绝招，各地高跷，都已形成鲜明的地域风格与民族色彩。
传承演变
山西省内各地的高跷高度不一，高跷低的低至数寸，高的高至七八尺，在山西芮城、新绛等县，高跷的高度达到一丈五尺甚至一丈八尺。平时，高跷以四尺左右的高度为多见。
高跷在山西的延传历史悠久，在晋中一带榆社县出土的北魏石棺上也可看到高跷、杂技的图画，虽然高跷无文字记载，但最迟也应从北魏开始了。在山西表演高跷的行列中，分成文高跷和武高跷两种。文高跷重于扭和踩，武高跷以表演特技为主。
浮山县的武高跷，头跷为指挥，二跷是领队，戏曲人物居中，最后由丑汉压阵。表演首先扭各种场图，然后表演“过仙桥”、“跳桌子”、“跳双凳”、“大劈叉”等各种难度大的动作。
垣曲县境内的胡村一带，高跷主要是表演特技。这里的高跷表演，不但有盍拐、碰拐、背拐、跌叉、跳桌、翻跟斗等技巧动作，而且还有抬二节、抬三节、坐抬、立抬、组合抬等高难度抬法，并能构成“马拉车”、“过天桥”的造型。这个县的高跷，难度最大的是“上虎梯”。
新绛县境内的柏壁村和交口县的双池镇的“扑蝴蝶”，是既有故事情节，又有许多高难度动作的高跷节目。这个节目由三人表演，女青年饰演旦角，挑着蝴蝶前行，男青年饰演小生，持扇扑蝶，小丑摇动拨浪鼓嬉戏追逐，甚为活泼、生动，趣味性很浓。这三人在表演中，有“蹲走”、“跳桌子”、“鹞子翻身”、“越头跳”、“后滚翻”、“单腿跳”等技巧动作。
稷山县和右玉县的“走兽高跷”，是由两人表演的连体高跷。高跷表演者脚绑木跷，腰缚兽皮，前系兽头，上身扮演与之相应的人物，组成一组造型，在乐曲锣鼓声中边舞边前进。
夏县等地的三人合踩的四只跷，四人共绑五只跷的“连腿高跷”，进行表演中要求配合默契，难度是很大的。
在原平、平定、定襄县境内的高跷，边扭秧歌步，边变换队形，然后进行评说和演唱，叫做“高跷秧歌”。在隰县的干家庄，还有在跷腿衔接处拴上个小铃挡的“响铃高跷”表演方式。
山西省境内，高跷表演形式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不拘一格。这些高跷的表演时间，一般都在农历正月十五左右的闹“红火”活动中，高跷是整个活动中的一种表演形式。这种活动内容机动性大，行动比较自如，可以在大场中表演，也可走街串巷。
山东高跷常叠起三层（二三层无跷）扮演戏曲人物，上层人踩在下层人的肩上照常行进。
京津一带的高跷，演员常表演“单脚跳”、“劈叉”、“过障碍”等高难技巧；有的则用单脚表演从四张高桌上一跃而下等绝技。
辽南高跷
东北盛行高跷，并以“辽南高跷”最负盛名，其形式完整，表演规范，开始时先要“搭象”（叠起两层的造型）唱秧歌，寓意“太平有象”，既而跑大场变换队形图案，然后分组表演双人对舞、“扑蝴蝶”、“渔翁钓鱼”以及扮演民间小戏等。
少数民族的高跷，演员均着本民族的服饰，表演别具一格。例如：布依族既有双跷、又有单跷（亦称独木跷），两手都持跷端，制作方便，其独木跷尤为儿童所喜爱；白族的“高跷耍马”，演员也是踩着木跷，身着马形道具表演；维吾尔族“双人高跷”，则把民间对舞融入其中，令人耳目一新。
高跷的有关记载——古文献《列子.说符篇》记述了一个叫做兰子的人，他为宋元公表演跷技时，小腿上绑着比身体长一倍的两根木棍(跷)，快速地跑跳并向空中循环抛弃七把短剑，五把常在空中，元君看后非常吃惊。这故事说明高跷在魏晋时期已是一种杂技，并有较高的技艺。今出土北魏时期墓碑上的“百戏图”也有当时“乔人”形象，可知高跷历史源流之久远。
史海钩沉
关于高跷的起源，已故历史学家孙作云(公元1912～1978)在他的《说丹朱——中国古代鹤氏族之研究——说高跷戏出于图腾跳舞》一文中，首次提出高跷源于鹤图腾崇拜的论点，并以《山海经》古文献为据：“长股之国在雄常北，被发，一曰长脚”。晋人郭璞注释为：“或曰有乔国，今伎家乔人盖象此身”，清人吴任臣注释为：“乔人，双木续足之戏，今曰xi(同屣)跷”。两种注释都认为长股国人即用木跷扎在脚上的长脚人。《说丹朱》中认为：高跷源于原始图腾信仰、用于宗教祭祀仪式，又从杂技表演演变为扮演戏曲人物的舞蹈形式。尧舜时的丹朱是以鹤为图腾的氏族，高跷戏直接出于古代的鹤图腾氏族的跳舞。近有学者认为，甲骨文中有一字可以解释为“像一个人双脚蹈矩棍而舞”，如果得以成立，至迟商代后期，民间独特的这种踩高跷舞蹈形式就已经问世。这又是源于图腾崇拜的补充。不仅如此，非洲扎伊尔巧克威(tchokwe)部落宗教仪式中，也有踩跷的表演，一名巫师的腿上绑扎着长木跷，徐徐走动，两手缓缓起舞。这当是“图腾崇拜说”“宗教仪式说”的又一佐证。
高跷起源的劳动说，可依据晋人郭璞的另一条注释：长臂国人在赤水之东，身体像常人，但臂长三丈。“或曰，长脚人常负长臂人入海中捕鱼也。”由此联想到，脚长是绑扎着木跷，手长是手中拿着长木制作的捕鱼工具，所描绘的酷似现今居住在广西防城“京族三岛”的京族渔民踩着木跷在浅海中撒网捕鱼的形象。另据1930年代《艺风》杂志记载：“武昌的筷子街和箍笼街，因地位低湿常被水淹，那里的住民每当水淹时，差不多都踩着高跷来往。这又是高跷源于劳动生活记载。
诸艺集粹
从杂技向扮戏的演变——高跷不同时代的名称，说明它从杂技表演向扮演戏曲人物的演变。魏晋前后的“乔人”是从图腾崇拜向杂技的过渡，高超的惊人之技艺，虽带有神秘色彩，但已是表演性形式。隋唐时的高跷从叫作“长跷伎”名称中，可知它已是娱乐性表演形式。南宋临安灯节中“踏跷”和“村田乐”“扑蝴蝶”一起出现，说明已成为民间舞蹈。明清文献记载，高跷常与秧歌结合扮演戏曲人物，叫作“高跷秧歌”。如《京都风俗志》载：“秧歌，以数人扮陀头、渔翁、樵夫、渔婆、公子等相，配以腰鼓、手锣、足皆登竖木，谓之'高跷秧歌'”。现在京津一带的高跷多属此类，演员12名，分扮陀头，小二格、渔、樵、耕、读等人物，或扮成《水游传》《白蛇传》《西游记》等戏曲人物。表演又有文、武跷之分，文跷讲究扭、逗，或表演情节简单的小戏。武跷强调个人技巧，如“单腿跳”“扑虎”“劈叉”以及“越障碍”“跳高桌”等。北京房山张谢村名为“登云会”的高跷，其木跷长140厘米，技艺精湛的演员可后屈一腿，只用单跷从四张叠起的高桌上一跃而下。
其他地区的高跷各有所长，所用木跷高低不同，用于技巧表演的多在l米左右，最高的跷可达2米，但多用于走和简单的表演。伴奏乐器有两类，一类如京津高跷，锣鼓四件(腰鼓、手锣各二)，自敲自舞并为全队表演伴奏。另一类用大鼓大钹等打击乐伴奏，音量大，气氛热烈，如河北、山东高跷。山东高跷常叠起三层作惊险表演：最下层的舞者踩跷，共用肩扛起两根长木棍，中层的舞者不踩跷站在木棍上，他们肩上还站着扮演《白蛇传》的三名演员，或是站着一名舞弄小花伞的儿童，最下层的演员还能缓步向前移动。河南嵩县的“托装”是高跷与“肘阁”相结合的表演形式。所谓“肘阁”，是表演者把一铁制的特殊道具绑扎于身，另把一二名儿童稳扎在道具的上端，犹如用手托起，形成两层或三层的各种戏剧人物造型，名目繁多，如“金钱豹”“丑三打柴”等。该地“托装”的舞者脚下踩着木跷，上面有一二儿童，其表演及道具制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高跷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拟鹤舞蹈
高跷，也称拐子，是由表演者脚踩木跷表演。由于表演者高出一截，观众需要仰起头来或是站在高处观看，所以也有人把高跷称为“高瞧戏”。这种活动在山西全省境内流行甚为普遍，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活动形式。
高跷，是舞蹈者脚上绑着长木跷进行表演的形式，技艺性强，形式活泼多样，由于演员踩跷比一般人高，便于远近观赏，而且流动方便无异于活动舞台，因此深受群众喜爱。
高跷溯源
关于高跷的起源，学者们多认为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与沿海渔民的捕鱼生活有关。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尧舜时代以鹤为图腾的丹朱氏族，他们在祭礼中要踩着高跷拟鹤跳舞。（见孙作云《说丹朱》）；考古学家认为，甲古文中已有近似踩跷起舞形象的字。（方起东《甲骨文中商代舞蹈》）两者可互相印证。
古文献《山海经》中有关于“长股国”的记述，根据古人的注释，可知“长股国”与踩跷有关。从“长脚人常负长臂人入海中捕鱼也”这一注释中，我们不难想象出脚上绑扎着长木跷，手持长木制成的原始捕鱼工具在浅海中捕鱼的形象。而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今日居住在广西防城沿海的京族渔民，仍有踩着长木跷在浅海撒网捕鱼的风习。
今人所用的高跷，多为木质，表演有双跷、单跷之分。双跷多绑扎在小腿上，以便展示技艺；单跷则以双手持木跷的顶端，便于上下，动态风趣。其表演又有“文跷”、“武跷”之分，文跷重扮象与扭逗，武跷则强调个人技巧与绝招，各地高跷，都已形成鲜明的地域风格与民族色彩。
传承演变
山西省内各地的高跷高度不一，高跷低的低至数寸，高的高至七八尺，在山西芮城、新绛等县，高跷的高度达到一丈五尺甚至一丈八尺。平时，高跷以四尺左右的高度为多见。
高跷在山西的延传历史悠久，在晋中一带榆社县出土的北魏石棺上也可看到高跷、杂技的图画，虽然高跷无文字记载，但最迟也应从北魏开始了。在山西表演高跷的行列中，分成文高跷和武高跷两种。文高跷重于扭和踩，武高跷以表演特技为主。
浮山县的武高跷，头跷为指挥，二跷是领队，戏曲人物居中，最后由丑汉压阵。表演首先扭各种场图，然后表演“过仙桥”、“跳桌子”、“跳双凳”、“大劈叉”等各种难度大的动作。
垣曲县境内的胡村一带，高跷主要是表演特技。这里的高跷表演，不但有盍拐、碰拐、背拐、跌叉、跳桌、翻跟斗等技巧动作，而且还有抬二节、抬三节、坐抬、立抬、组合抬等高难度抬法，并能构成“马拉车”、“过天桥”的造型。这个县的高跷，难度最大的是“上虎梯”。
新绛县境内的柏壁村和交口县的双池镇的“扑蝴蝶”，是既有故事情节，又有许多高难度动作的高跷节目。这个节目由三人表演，女青年饰演旦角，挑着蝴蝶前行，男青年饰演小生，持扇扑蝶，小丑摇动拨浪鼓嬉戏追逐，甚为活泼、生动，趣味性很浓。这三人在表演中，有“蹲走”、“跳桌子”、“鹞子翻身”、“越头跳”、“后滚翻”、“单腿跳”等技巧动作。
稷山县和右玉县的“走兽高跷”，是由两人表演的连体高跷。高跷表演者脚绑木跷，腰缚兽皮，前系兽头，上身扮演与之相应的人物，组成一组造型，在乐曲锣鼓声中边舞边前进。
夏县等地的三人合踩的四只跷，四人共绑五只跷的“连腿高跷”，进行表演中要求配合默契，难度是很大的。
在原平、平定、定襄县境内的高跷，边扭秧歌步，边变换队形，然后进行评说和演唱，叫做“高跷秧歌”。在隰县的干家庄，还有在跷腿衔接处拴上个小铃挡的“响铃高跷”表演方式。
山西省境内，高跷表演形式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不拘一格。这些高跷的表演时间，一般都在农历正月十五左右的闹“红火”活动中，高跷是整个活动中的一种表演形式。这种活动内容机动性大，行动比较自如，可以在大场中表演，也可走街串巷。
山东高跷常叠起三层（二三层无跷）扮演戏曲人物，上层人踩在下层人的肩上照常行进。
京津一带的高跷，演员常表演“单脚跳”、“劈叉”、“过障碍”等高难技巧；有的则用单脚表演从四张高桌上一跃而下等绝技。
辽南高跷
东北盛行高跷，并以“辽南高跷”最负盛名，其形式完整，表演规范，开始时先要“搭象”（叠起两层的造型）唱秧歌，寓意“太平有象”，既而跑大场变换队形图案，然后分组表演双人对舞、“扑蝴蝶”、“渔翁钓鱼”以及扮演民间小戏等。
少数民族的高跷，演员均着本民族的服饰，表演别具一格。例如：布依族既有双跷、又有单跷（亦称独木跷），两手都持跷端，制作方便，其独木跷尤为儿童所喜爱；白族的“高跷耍马”，演员也是踩着木跷，身着马形道具表演；维吾尔族“双人高跷”，则把民间对舞融入其中，令人耳目一新。
高跷的有关记载——古文献《列子.说符篇》记述了一个叫做兰子的人，他为宋元公表演跷技时，小腿上绑着比身体长一倍的两根木棍(跷)，快速地跑跳并向空中循环抛弃七把短剑，五把常在空中，元君看后非常吃惊。这故事说明高跷在魏晋时期已是一种杂技，并有较高的技艺。今出土北魏时期墓碑上的“百戏图”也有当时“乔人”形象，可知高跷历史源流之久远。
史海钩沉
关于高跷的起源，已故历史学家孙作云(公元1912～1978)在他的《说丹朱——中国古代鹤氏族之研究——说高跷戏出于图腾跳舞》一文中，首次提出高跷源于鹤图腾崇拜的论点，并以《山海经》古文献为据：“长股之国在雄常北，被发，一曰长脚”。晋人郭璞注释为：“或曰有乔国，今伎家乔人盖象此身”，清人吴任臣注释为：“乔人，双木续足之戏，今曰xi(同屣)跷”。两种注释都认为长股国人即用木跷扎在脚上的长脚人。《说丹朱》中认为：高跷源于原始图腾信仰、用于宗教祭祀仪式，又从杂技表演演变为扮演戏曲人物的舞蹈形式。尧舜时的丹朱是以鹤为图腾的氏族，高跷戏直接出于古代的鹤图腾氏族的跳舞。近有学者认为，甲骨文中有一字可以解释为“像一个人双脚蹈矩棍而舞”，如果得以成立，至迟商代后期，民间独特的这种踩高跷舞蹈形式就已经问世。这又是源于图腾崇拜的补充。不仅如此，非洲扎伊尔巧克威(tchokwe)部落宗教仪式中，也有踩跷的表演，一名巫师的腿上绑扎着长木跷，徐徐走动，两手缓缓起舞。这当是“图腾崇拜说”“宗教仪式说”的又一佐证。
高跷起源的劳动说，可依据晋人郭璞的另一条注释：长臂国人在赤水之东，身体像常人，但臂长三丈。“或曰，长脚人常负长臂人入海中捕鱼也。”由此联想到，脚长是绑扎着木跷，手长是手中拿着长木制作的捕鱼工具，所描绘的酷似现今居住在广西防城“京族三岛”的京族渔民踩着木跷在浅海中撒网捕鱼的形象。另据1930年代《艺风》杂志记载：“武昌的筷子街和箍笼街，因地位低湿常被水淹，那里的住民每当水淹时，差不多都踩着高跷来往。这又是高跷源于劳动生活记载。
诸艺集粹
从杂技向扮戏的演变——高跷不同时代的名称，说明它从杂技表演向扮演戏曲人物的演变。魏晋前后的“乔人”是从图腾崇拜向杂技的过渡，高超的惊人之技艺，虽带有神秘色彩，但已是表演性形式。隋唐时的高跷从叫作“长跷伎”名称中，可知它已是娱乐性表演形式。南宋临安灯节中“踏跷”和“村田乐”“扑蝴蝶”一起出现，说明已成为民间舞蹈。明清文献记载，高跷常与秧歌结合扮演戏曲人物，叫作“高跷秧歌”。如《京都风俗志》载：“秧歌，以数人扮陀头、渔翁、樵夫、渔婆、公子等相，配以腰鼓、手锣、足皆登竖木，谓之'高跷秧歌'”。现在京津一带的高跷多属此类，演员12名，分扮陀头，小二格、渔、樵、耕、读等人物，或扮成《水游传》《白蛇传》《西游记》等戏曲人物。表演又有文、武跷之分，文跷讲究扭、逗，或表演情节简单的小戏。武跷强调个人技巧，如“单腿跳”“扑虎”“劈叉”以及“越障碍”“跳高桌”等。北京房山张谢村名为“登云会”的高跷，其木跷长140厘米，技艺精湛的演员可后屈一腿，只用单跷从四张叠起的高桌上一跃而下。
其他地区的高跷各有所长，所用木跷高低不同，用于技巧表演的多在l米左右，最高的跷可达2米，但多用于走和简单的表演。伴奏乐器有两类，一类如京津高跷，锣鼓四件(腰鼓、手锣各二)，自敲自舞并为全队表演伴奏。另一类用大鼓大钹等打击乐伴奏，音量大，气氛热烈，如河北、山东高跷。山东高跷常叠起三层作惊险表演：最下层的舞者踩跷，共用肩扛起两根长木棍，中层的舞者不踩跷站在木棍上，他们肩上还站着扮演《白蛇传》的三名演员，或是站着一名舞弄小花伞的儿童，最下层的演员还能缓步向前移动。河南嵩县的“托装”是高跷与“肘阁”相结合的表演形式。所谓“肘阁”，是表演者把一铁制的特殊道具绑扎于身，另把一二名儿童稳扎在道具的上端，犹如用手托起，形成两层或三层的各种戏剧人物造型，名目繁多，如“金钱豹”“丑三打柴”等。该地“托装”的舞者脚下踩着木跷，上面有一二儿童，其表演及道具制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高跷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