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的典故

A. 请你围绕“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选用成语（不少于5个）写一段话

令出如山 振臂一呼 浩浩荡荡 络绎于途 惊涛骇浪 水土不服 讲和通好 观风问
俗 奇珍异宝 互通有无 五洲四海 心悦诚服
祝您成功！谢谢！

B. 郑和下西洋是怎样的典故

三宝太监下西洋，开创了航海史上的奇迹。

下西洋的缘由

明成祖用武力从他侄儿手里夺得了皇位，有一件事总使他心里不大踏实。皇宫大火扑灭之后，并没有找到建文帝的尸体。

那么建文帝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京里传说纷纷，有的说建文帝并没有自杀，趁宫里起火混乱的时候，带着几个侍从太监从地道里逃出城外去了；别的地方传来的消息更离奇，说建文帝到了什么什么地方，后来还做了和尚，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使明成祖不得不怀疑。他想，如果建文帝真的没死，万一他在别的地方重新召集人马，岂不可怕。

为了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他派了心腹大臣，到各地去秘密查问建文帝的下落，但是又不好公开宣布，就借口说是求神仙。这一找，就找了二三十年。

明成祖又想，建文帝会不会跑到海外去呢？那时候，我国的航海事业已经开始发展起来。明成祖心想，派人到海外去宣扬国威，跟外国人做点生意，采购一些珠宝，顺便探听一下建文帝的下落，岂不是一举两得。这样，他就决定派一支队伍，出使国外。让谁来带这支队伍呢？当然非得是自己的心腹不可。他想到跟随他多年的宦官郑和，倒是个挺合适的人选。

郑和，原姓马，小名叫三保，出生在云南一个回族家庭里。他的祖父，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还到麦加（伊斯兰教的主要圣地，在今沙特阿拉伯）去朝圣。郑和小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外国的一些情况。后来，他进燕王宫里当了太监，因为他聪明能干，得到明成祖的信任。这郑和的名字还是明成祖给他起的。但是民间把他的小名叫惯了，所以一直把他叫做“三保太监”，后来，有的书上也写成“三宝太监”。

建功而归

公元1405年6月，明成祖正式派郑和为使者，带一支船队出使“西洋”。那时候，人们叫的“西洋”，并不是指欧洲大陆．而是指我国南海以西的海和沿海各地。郑和带的船队，一共有二万七千八百多人，除了兵士和水手外，还有技术人员、翻译、医生等。他们乘坐六十二艘大船，这种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在当时是少见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浏河）出发，经过福建沿海，浩浩荡荡，扬帆南下。

郑和第一次出海，先到了占城（在今越南南方）接着又到爪哇、旧港（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岸）、苏门答腊、满剌加、古里、锡兰等国家。他带着大批金银财物。每到一个国家，先把明成祖的信递交国王，并且把带去的礼物送给他们，希望同他们友好交往。许多国家见郑和带那么大的船队，态度友好，并不是来威吓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他。

郑和这一次出使，一直到第三年九月才回国。西洋各国国王趁郑和回国，也都派了使者带着礼物跟着他一起回访。在出使的路上，虽然遇到几次惊涛骇浪，但是船上有的是经验丰富的老水手，船队从没出过事。只是在船队回国、经过旧港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件麻烦事。旧港地方有个海盗头目，名叫陈祖义。他占据了一个海岛，纠集了一支海盗队伍，专门抢劫过往客商的财物。这回听到郑和船队带着大批宝物经过，分外眼红，就和同伙计议，表面上准备迎接，趁郑和不防备，就动手抢劫。这个计谋被当地人施进卿得知，他偷偷地派人到船队告诉了郑和。郑和心想，我手下有二万兵士，还怕你小小海盗？既然你要来偷袭，就非得给你点教训不可。他命令把大船散开，在旧港港口停泊下来。命令船上的兵士准备好火药、刀枪，严阵以待。夜深的时候，海面上风平浪静，陈祖义带领一群海盗乘着几十艘小船直驶港口，准备偷袭。只听到郑和坐船上一声火炮响，周围的大船都驶拢来，把陈祖义的海盗船围住。明军人多势大，早有准备，把陈祖义杀得大败。大船上的兵士丢下火把，把海盗船烧着了。陈祖义想逃也逃不了，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郑和把陈祖义捆绑了起来，押回中国。到了京城，向明成祖献上了俘虏。各国的使者也会见了明成祖，送上大批珍贵的礼物。明成祖见郑和把出使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高兴得眉开眼笑。

七下西洋

后来，明成祖相信建文帝确实是死了，没有必要再去寻找。但是出使海外的事，既能提高国家的威望，又能促进跟西洋各国的贸易往来，好处很多。所以打那以后，一次又一次派郑和带领船队下西洋。

从公元1405年到公元1433年的将近三十年里，郑和出海七次，前前后后一共到过印度洋沿海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的木骨都束国（在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一带）。到郑和第六次出使回国的那年，明成祖得病死了。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不到一年也死了。继承皇位的明宣宗朱瞻基，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由祖母徐太后和三个老臣掌权。大臣们认为郑和出使七次，国家花费太大，到国外航行的事业就停了下来。

郑和第三次出使访问印度洋上的佛教国家，他率领船队和随带珠宝及土特产等，准备恩威并施，使这些国家臣服明朝。

抵达了锡兰，郑和及随员等登陆，参拜了一间大佛寺，布施了许多金银、丝织等物，又立了一座镌有三种文字的纪念碑。但有些本地的中国人向郑和申诉，说国王亚烈苦奈儿很歧视中国人，经常虐待来此礼佛的中国僧人。郑和为了要解决此问题，特派随员谒见国王。但国王毫无诚意，还想对郑和施下马威，他假意邀请郑和入城见面，乘机将他扣留并勒索财物，一面又倾全国军队五万，出其不意地劫掠宝船。郑和已察觉国王的阴谋诡计，便打蛇随棍上，将计就计，一面答应入城，趁对方的军队倾巢而出，后方空虚，以二千精兵，轻装绕道袭击王城，一面在中途埋伏大军，将敌军拦腰截击。

亚烈苦奈儿把军队调遣好，在宫中等听捷报。不料王城突然发生骚动，原来是郑和的军队已破城而入了。城内实力空虚，毫无抵抗，很快把国王俘虏了。开到中途的五万军队得悉王城被袭，连忙回军救援，又被郑和的伏兵切为几段，结果全军被杀得片甲不留，因此，锡兰国王才真心臣服明朝。

郑和的七次航行，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顽强的探索精神，也说明当时我国航海技术已经有很高水平。

通过郑和出使，促进了我国和亚非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直到现在，那些国家里还流传着三保太监的事迹。

C. 三宝太监下西洋是怎样的典故

夸耀“我祖上也阔过”，早已是国人所鄙弃的浅薄心态。但无须我们夸耀，明朝的一位太监带领庞大的船队的的确确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这一页辉煌的历史或许可让现代中国人备感自豪，更使我们品味到自豪后心中泛起的苦涩。

洪武九年（1376年），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的一份奏疏，让明太祖朱元璋勃然大怒，道：“这是离间我骨肉，快点抓来，我要亲手射死他！”

原来，朱元璋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大力推行分封制，将其24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在全国各地。对此，他踌躇满志地以为——分封诸王世袭镇守，以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便足以辅弼皇室，确保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然而，他没有料到，藩国势力的发展，势必将威胁中央皇权的安全。倒是人微言轻的叶伯巨，敏感地预见到了这一点，遂以汉初的“七国之叛”和西晋的“八王之乱”为例，上书直言分封制的弊害。然而，朱元璋不仅一意孤行，反而将他囚死狱中。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龙驭宾天。尸骨未寒，骨肉之间便展开了血腥的厮杀。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北平（今北京），攻夺亲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史称“靖难之役”。

这场刀光剑影的兵燹持续了3年，建文四年（1402年），势如破竹的燕兵攻入京师（今江苏南京）。在一场混战中，皇宫大院燃起了大火。当火势扑灭后，发现了几具烧焦了的尸体。据说，他们便是建文帝、马皇后及其长子朱文奎的遗骸。不过，由于史书记载的自相矛盾，建文帝的下落一直是个谜。有人说，兵燹劫乱中，建文帝乔装改扮成和尚，逃离了京城……朱棣即位后，年号“永乐”。为了使自己的皇位继承合法化，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当时的官方史书掩盖了建文帝的年号，而人为地将明太祖的统治时期延长了4年，即从洪武三十一年延长至洪武三十五年（1398年～1402年），以便于永乐朝的衔接。然而，建文帝4年的统治，毕竟难以从当时人的记忆中被轻易地抹去。特别是建文帝“出亡为僧”的传说，在朝野上下众说纷纭，连朱棣本人也将信将疑。故而《明史·郑和传》说，朱棣当了皇帝后，疑心建文帝朱允炆逃亡海外，就派郑和下西洋查访行踪。对此，清人万斯同吟咏道：

西洋万里人踪绝，洪涛淼淼谁能越。

扬舱不惮鼋鼍居，凌波直簸蛟龙窟。

蛮邦海外纷如埃，语言屡译犹致猜。

忽惊汉使浮槎至，疑是天兵乘雾来。

我皇声教已遐普，天威更欲扬远土。

殊方从此识中华，异宝因之输内府。

昔闻汉帝开西域，亦越唐皇启北庭。

黩武久蒙青史诮，洪涛何事更长征。

人言让帝遁西极，此举意在穷其迹。

被褐已辞黄屋尊，泛舟宁作沧波客。

何妨尺地使容身，应念高皇共本根。

徒使狂涛填猛士，几曾穷岛遇王孙。

宿师海外余十载，让帝行踪意安在。

遗事人传三宝名，穷兵徒发千秋慨。

诗中的“三宝”，即七下西洋的太监郑和。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他在洪武年间入宫当了一名小宦官，起初是在燕王朱棣的藩邸内任职。“靖难之役”中，郑和出人战阵，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而提升为太监，并被赐名“郑和”，世称“三保（宝）太监”。对此，郑和的老家昆阳，迄今还流传的一句俗语说：“马不能登殿，皇帝赐姓郑。”显然，“赐姓”之后便可“登殿”，也就是说得到了明成祖的赏识。永乐二年（1404年），郑和出任内官监太监，不久又擢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成了朱棣得力的内臣，并奉命出使西洋。

当时，以婆罗洲为中心，将今南海以西（约自东经110°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至印度及非洲东部），概称为“西洋”。明代的西洋，也包括今天的东南亚。在明代初年，这一带的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例如，洪武四年（1371年），渤泥国王马合谟沙就上表明太祖朱元璋，说：

今有皇帝的使臣来，开读了皇帝的诏书，知道皇帝登了宝位，与天下做主，俺心里好生喜欢。本国地面，是阇婆管下的小去处，乍消得皇帝记心。这几日前，被苏禄家没道理，便将歹人来，把房子烧了，百姓每（们）都吃害了。记着皇帝诏书来的福荫，喜得一家儿人没事。……

渤泥在今加里曼丹北部的Bmnei（文莱），苏禄故地则位于今菲律宾的苏禄群岛。当时，南洋群岛一带的众多小国，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随着各自势力的此消彼长，相互之间冲突不断。类似于渤泥这样的弱小国家，自然希望北方的大国——中国能为他们调解彼此间的纠纷，并在他们遭受强邻侵掠时，能够主持公道。然而，明太祖对待外国，采取“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不成为中国祸患的，不随便出兵）的政策，对当时的诸多争端均置身事外。特别是在胡惟庸案发后，明朝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渐趋冷淡。及至明成祖即位之初，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已不再定期向明朝纳贡。这对于将自己视作“天朝上国”之君的朱棣来说，显然是难以容忍的。再加上明成祖为了制造声势和笼络人心，改变因“靖难之役”带来的不利政治局面，更是希望通过“宣扬国威”，提高自己的声望。因此，郑和下西洋，初衷是明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权威、招致各国来朝而实施的重大举措，更是为搜寻废帝朱允炆的行踪。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郑和统率的远航船队从苏州的刘家河（今江苏太仓东的浏河镇）启程，乘风破浪，泛海至福建长乐，然后借海上信风之助。由闽江口五虎门扬帆出海，“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远涉重洋，前往邻邦异域。郑和下西洋的主要航线，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远至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此次，郑和统领的舟师，奉命出使占城（越南南部）、爪哇（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旧港、满剌加、阿鲁（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中部）、苏门答剌（苏门答腊岛北部）、南巫里（在苏门答腊）、锡兰（斯里兰卡）、小葛兰（在南印度西岸）、柯枝和古里（南印度西岸的科泽科德）等国。在明朝初年的南洋群岛诸国中，以爪哇最为强盛，时常骚扰邻国。洪武末年，爪哇已吞并了邻近的三佛齐，并进而觊觎苏门答剌。故而，明成祖派郑和前往招徕苏门答剌，诏封其酋长为苏门答剌国王，赐以印诰。这样一来，爪哇就不能不有所顾忌，收敛其并吞苏门答剌的野心。及至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郑和的首航圆满结束。回国时，爪哇、满剌加、阿鲁、苏门答剌、小葛兰和古里等国的使节，也随行来朝。

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郑和再度出使，前往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刺、南巫里、柯枝和锡兰诸国，直到永乐七年（1409年）夏回国。永乐七年九月，郑和第三次出使，走访了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小葛兰、柯枝、古里、暹罗、南巫里、加异勒（南印度东岸）、甘巴里和阿拨把丹。并于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回国。不久，满剌加国王以及古里、柯枝、苏门答剌、阿鲁、彭亨、急兰丹（马来半岛东岸）、南巫里、加异勒和爪畦使节先后来华。这三次出使，郑和船队的活动范围均不出东南亚和南亚，而主要是穿梭来往于东南亚各国。郑和远航的船队，满载着瓷器、丝绸、锦绮、纱罗、麝香、铁器和金属货币等，所到之处，不遗余力地宣扬明朝的国威，邀约各国派遣使臣前来中国“朝贡”。同时，还以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告诫那些喜战好斗者循理安分，偃兵息武，从而极大地缓解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紧张关系，建立起东南亚与南亚沿海国家间的区域和平局势。

此后，从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第四次出航起，至宣德七年（1432年）最后一次出使为止，郑和又四下西洋。其行踪不仅遍及今东南亚和南亚各地，而且还到达了西亚和非洲的东海岸。忽鲁谟斯（伊朗）、祖法儿（佐法儿）、阿丹（红海的亚丁）、比剌、竹步不喇哇（属索马里）、木骨都束（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麻林（属肯尼亚）和天方（即麦加）等地，都留下了郑和船队的足迹。

综上所述，永乐、洪熙、宣德三朝，郑和先后七下西洋，率领万人舟师，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海洋上航行，历涉三十余国，打通了中国直达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海岸的航路，并开辟了多条航线。对此，随从郑和出使西洋的马欢，作有一首《纪行诗》写道：

皇华使者承天敕，

宣布纶音往夷域。

鲸舟吼浪泛沧溟，

远涉洪涛渺无极。

……

事实证明，郑和使团“宣布纶音往夷域”的成效是相当显著的。永乐十三年（1415年），在明朝人眼里位于“极地”的麻林国，遣使前来中国贡献“麒麟”（长颈鹿）。在中国，“麒麟”自古就被视作瑞兽，赋予了神秘的色彩。“极地”之国麻林所献的“麒麟”，自然成为明朝声教远被、国威赫赫的一个显著例证。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称得上是15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探险活动，是世界航海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郑和船队在向非洲东部赤道以南沿海的航行中，曾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岛，那儿离好望角已经不远了。1487年（相当于明代的成化二十三年），一支葡萄牙舰队在巴托罗缪·迪亚士的率领下，从红海南下才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的对岸，发现了好望角，但比郑和船队要晚七十余年。郑和远航西洋的年代，还比1492年（弘治五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了近九十年：比1498年（弘治十一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早了九十多年；也比1515年～1522年（正德十年到嘉靖元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一百多年。郑和船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航船队，比1588年（万历十六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还要庞大。无论是从组织的健全还是装备的精良等方面来看，在当时均属无与伦比。对此，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就曾指出：

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其他亚洲国家更为出色，甚至也比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都更为杰出，以至于所有的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的海军相匹敌。

郑和下西洋所用的大型宝船长44，4丈，阔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巨舶。郑和船队通常拥有六十余艘宝船，连同中小船只在内，共计二百余艘。这样大型的船队，由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等多种不同用途的船只所组成。船队的人员一般均在2，7万人左右，配备相当齐全。有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臣的舍人，掌管粮饷和对外贸易的户部郎中，负责医务的医官、医士，负责观察星象和掌握气象变化的阴阳官。各船还有旗军（掌军旗者）、火者（掌罗盘、航海图者）、番火长（外国领航员）、舵工、通事（翻译）、办事（商业人员）、书算手（财会）以及各类修理工和船工、民工人等，大体可分为指挥、航海技术、军事和后勤4个系统，组织分工严密精细，井井有条。船上满载着航行途中的各类生活必需品、军火器械以及作为贸易品和馈赠品的丝绸布匹、陶瓷器皿、麝香、金银制品等。相形之下，稍后的欧洲船队远远不能与之相比。达·伽马前往印度时率领的葡萄牙船队，由160名船员组成，仅有4艘轻便快船，最大的也不过120吨，其次为100吨，最小的只有50吨；哥伦布航行美洲，所率水手仅88名，驾驶的船只仅3只帆船，最大的“圣玛丽亚”号是100吨，另两只分别只有60吨和50吨：麦哲伦1519年环球航行时，率领265名船员，分乘5艘帆船出发，其中，130吨的两只，90吨的两只和60吨的一只。这样的规模，自然无法与郑和船队的庞大规模相比肩。

从郑和下西洋的史实来看，明朝政府在遴选外交人才方面是相当有眼光的。之所以选择郑和，不仅是因为他深得明成祖的信任，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具有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的双重身份。据史书记载，郑和是回族人，其祖父和父亲都曾到过天方（麦加）朝觐，被称为“哈吉”（意即巡礼人），与阿拉伯商人有过一些接触，对西亚的风土人情和商务状况亦略知一二。另外，郑和还在永乐元年（1403年）得到明成祖朱棣的亲信、高僧道衍（即姚广孝）的召引，接受了菩萨戒，成为佛门弟子，法名“福善”。从此，人们又称他为“三宝太监”。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得郑和作为外交人选，具有与西洋各国的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相互交往的便利。因为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东南亚一带有不少国家均信奉佛教。如当时的暹罗、真腊、锡兰、古里等国，佛教徒均占到居民的90％以上。而且，自唐宋以来，伊斯兰教的势力也已逐渐向东扩展，西洋各地的商业活动，大多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所操纵。在明代的西洋各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当多，如南亚居民信此教者约占70％，中亚、西亚的阿拉伯诸国，更是伊斯兰教盛行。由此可见，选择郑和作为外交人选，显然是相当明智之举。事实也证明。以宗教作为维系感情的精神纽带，确实是深谋远虑的决策。譬如，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奉命在锡兰设立刻有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的布施碑。这一“锡兰山寺碑”以三种文字刊刻，向三大宗教布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宗教问题的宽容。特别是它在海外宣传了中国对亚非各国信仰佛教的尊重，有利于提高明朝的威望。

从主观上看，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是想提高他在海外的威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其着眼点是对外宣扬威德。因此，郑和等人对于海外诸国，不论国家大小，一视同仁，所到之处，感之以理，服之以德。他在历次出使途中，每到一地，均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敕，其次则对其王、妃、臣僚等加以赏赐。随后，当地国王或酋长或有所贡纳，或与郑和一行交易货物土产。郑和船队虽然拥有人数众多的精锐部队，但从不以大国兵威去欺侮或掠夺海外诸国。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只有三次诉诸武力。第一次是在旧港擒获海盗陈祖义。旧港位于今印度尼西亚，原名三佛齐，是由南海进入印度洋的交通要道。洪武年间，广东潮州人陈祖义因犯事举家逃来旧港，投奔渤淋邦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为将。国王死后，他纠集一帮海盗，自封为酋长，劫夺过往商船财物。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自西洋凯旋，途中遣人招谕陈祖义，祖义诈降，潜谋邀劫。当地人施进卿密告郑和，郑和遂出兵擒斩陈祖义。并赐施进卿冠带，归旧港为大头目，以主其地。不久，又敕封其为旧港宣慰使。郑和此举为邻近各国除了一大害，也为明王朝与西洋各国的友好往来打开了海上通道。从此以后，不仅郑和船队在海上再也没有受到海盗的攻击，而且东南亚一带长期存在的海盗问题也基本上得以肃清。第二次动用武力是在锡兰擒获有心劫夺的国王亚烈苦奈儿。亚烈苦奈儿在当地经常邀劫过往使臣，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即曾到过锡兰山。傲慢不敬的亚烈苦奈儿，就对郑和蠢蠢欲动，意图谋害，因被郑和及时察觉而没有得逞。郑和第三次出使回朝途中，再过其地。亚烈苦奈儿见财眼红，顿起邪念，诱骗郑和至其国中，令太子纳颜强行索要金银宝物，并发兵抢劫船队。郑和得知虚实之后，当机立断，指挥步卒两千余人，出间道乘虚攻拔其都城，一举擒获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头目，然后启航将俘虏带回中国。稍后，明成祖宽大为怀，将他们遣返回国。第三次动武是在苏门答刺擒获伪王苏干剌。此次冲突肇因于苏门答剌国内的政治矛盾，郑和为了自卫，也为了帮助苏门答刺平定内乱而不得不诉诸武力。当时，郑和奉使来到苏门答刺，赐其国王宰奴里阿比丁彩帛等物。苏门答剌前伪王之弟苏干剌，正要篡夺宰奴里阿比丁的王位，见此情状，遂迁怒于明朝使臣，怨恨后者不曾对自己颁发赏赐，于是领兵数万邀杀明军，郑和率众应战。结果，苏干剌败走，郑和追至南勃利国，将苏干剌及其妻子俘获，并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献于行在。显然，这三次使用武力，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付诸实施的。而且，即使是自卫成功，也从不攻城掠地，常常是在惩戒了来犯者之后，又主动设法与该国建立正常的友好往来。这一点，是明代前期处理对外关系中比较成功的一个方面。

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伟业，可与张骞、班超出使西域相辉映。在这二十多年间，郑和船队跨越了半个地球，大明的旗帜高高飘扬在整个东南亚和印度洋，清楚地显示了大明王朝的政治及军事优势，将明朝的声威最大限度地远播于殊方异域。特别是它完全打通了通往南洋各国的海上交通，在海外重新树立起中国的威望，客观上为此后华侨开发南洋，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关于这一点，从15世纪至17世纪的200年间移居南洋之华侨数量剧增的史实中，可以得到部分的证实。对此，梁启超先生曾指出，因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岛的中国移民，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如果再加上与土人杂婚者，可达700万人。“西洋之迹，著自郑和”，的确是毫不夸张的说法！纷至沓来的华侨，将中国本土高度发达的生产技术和物质产品，源源不断地向南洋各地输送。大批的华侨筚路蓝缕，辛勤劳作，对南洋社会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一切，与郑和下西洋显然是分不开的。时至今日，在东南亚各国，还保留有许多纪念郑和的遗迹。如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三宝垅、三宝港、三宝洞、三保井、三保墩、三宝公庙，苏门答腊岛上的三宝庙，马来西亚马六甲的三宝山（或中国山）、三宝城、三宝井，泰国的三宝港、三宝公庙、三宝宫、三宝禅寺、三宝寺塔，北婆罗洲的中国河、中国寡妇峰，等等。其中，泰国三宝公庙中的一副对联特别耐人寻味：“七度下邻邦，有名胜迹传异域。三宝驾度航，万国衣冠邦故都。”对三宝太监的信仰，成为凝聚东南亚华侨的一种精神力量。

郑和远航西洋，第一次打开了通往东非的航路，充分显示出明代造船业的先进水平和高超的航海技术，并积累了宝贵的海图资料，为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增添了新的内容。我国沿海冬春之间为东北季候风，适于船舶远航西、南洋；而夏季则为西南季候风，此时则宜于船只回航。郑和七下西洋，都遵循季候风的规律，其往返年月，均在适宜之信风期。郑和船队充分利用风力，并将天文、地理知识与罗盘针的使用结合起来，确定了精确的方向和航向。《郑和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及其附图《过洋牵星图》，对航海路线作了详细的记录。它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撤（今肯尼亚的蒙巴萨），将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和浅滩的分布情况，详细地绘制成地图。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航行地图，而且还留下了15世纪以前我国关于亚非两洲最为详尽的地理图籍。如果我们将《郑和航海图》与其前后的一些地理著作相比较，就不难看出《郑和航海图》特具的科学价值。譬如，元代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一书，所收外国地名仅100个，而《郑和航海图》中出现的外国地名为其3倍，海图的相对精确性得以大大提高。即使是在200年后出现的《东西洋考》一书（张燮著）所附的一幅亚非地图中，其中的记载也不如《郑和航海图》详细、准确和清晰。随同郑和使团出访、担任通事（即翻译）的马欢、费信和巩珍等人，还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以生动简洁的文字，对到访的亚非各国之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名胜古迹、聚落都会、山川形势、气候历法、商业贸易、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其内容多为前人所未言及。这些著作，为研究15世纪初期亚非各国的历史状况，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郑和还总结航海经验，写出了《针位编》，成为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他在第七次航海前（1431年），曾在福建长乐天妃宫立碑，记载了前6次航海的经过，这是我国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物。

郑和七下西洋，始终奉行了“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政策，以和平友好为宗旨，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各国的友谊。郑和船队对异国不怀有任何野心，它以建立和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使命，从不以奴役他族为荣，绝不以强凌弱，以大欺小。所到之处，皆平等待人，秋毫无犯。即使是在贸易的过程中，船队成员也都能人乡随俗，买卖公平，从未倚仗武力强买强卖。由于七下西洋出色地完成了和平友好的使命，使得中国在西洋诸国的声望大大提高，故而许多国家都纷纷遣使前来表示友好。以《名山藏·王享记》所列东南夷59国为例，永乐年间遣使往来的就有43国。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率妻子、陪臣等来朝，使团成员多达五百余人；渤泥国王不幸病逝北京，成祖为之辍朝3日，并葬于德安门外，谥日“恭顺”；苏禄国王在归途中病逝于德州，明朝政府亦葬之以礼。永乐十四年（1416年），遣使至中国的有古里、爪哇、满剌加等18国。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西洋来贡者共16国，计一千二百多人。这些友好的交往，与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航海家的海盗行径，有着根本性区别。后者每到一地，往往先立石“留念”，以表示他们的国家占领了这个地方。为了得到黄金和土地，他们常常将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作为主要手段。

当然，我们在审视数百年前的这段历史时，也毋庸讳言，郑和下西洋亦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首先，从郑和的出身来看，他是内官监的太监，而内官监在当时是负责采办宫廷所需的一个机构，皇室所需的各种奇珍异物，大都要向海外寻求。而这些，正是郑和的职责所在。郑和下西洋，每到一地，除了颁发明历、印信以及大量的金银赏赐外，主要就是办理皇差——从事贸易活动。郑和船队有宝船六十余艘。宝船，又名“取宝船”或“宝石船”。顾名思义，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猎取宝货（如珍珠玛瑙、奇禽异兽等），以供皇帝及其家族享用。故而船队每次出使归来，都带回了诸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和宝石等西洋土特产或手工艺品，甚至还有各种珍禽异兽，如狮子、驼鸟等，所谓“归到京华觐紫宸，龙墀献纳皆奇珍。重瞳一顾天颜喜，爵禄均颁雨露新”，说的便是当日的真实情状。远征的开销除了来自皇帝的私囊及其代理机构外。不少也由沿海各布政司负担。远洋航船是在南京龙江船坞建造的，每只宝船的造价约需五六千两白银。水手则招自福建，船队由约2，7万名左右的水手操纵。所载的货物包括上等丝绸、刺绣和其他的奢侈品。作为在航程中赠送给当地统治者的礼物。七次下西洋带走了大量财货，如金银、丝绸、瓷器、铁器、铜器以及钱币等。这些财货除部分用以交换海外珍宝和方物外，许多都是无偿的赏赐品。据《广志绎》记载，明初府库充溢，郑和下西洋时，赉银700余万，十载后仅剩百余万，所费计600万两白银。这些开销除用以海外贸易者外，大多用于赏赐。庞大的船队需要巨额的开支，但换回的物品却大多是珠宝、象牙、香料和犀角等奢侈品，这就大大加重了一般百姓的经济负担。对此，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演义》曾形象地描绘了明成祖的心态。它指出朱棣对郑和船队下西洋，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自然是明朝的声威远被，而惧的则是：“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这不是一则以惧？”此虽小说家言，但却也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形。因此，史书上称郑和下西洋为“宝船弊政”。

其次，当时的中国只有“天下”观而不曾有“世界”观。明成祖在南京天妃宫碑上勒石留世的诗中这样写道：

视天下兮福苍生，

民安乐兮神悠宁，

海波不兴天下平，

于千万世休养声。

这里的“天下”，既指明朝的两京十三布政司，也包括中国四周的“外夷”。明朝统治者对外并无平等的国家观念，而是实行一种怀柔政策，以“天朝上国”之君主自居，通过“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方式，让一些国家前来“朝贡”，表示对中国的“臣服”，以满足“惟我独尊”的虚荣心。尽管下西洋是一种政治行动，为此在经济上作一些必要的牺牲本无可非议。但这种怀柔政策，以中国在经济上吃亏。而在政治上得到虚名来实现的。“厚往薄来”，从不计较海外诸国贡物的好坏多寡，回礼一律从丰，以奖励他们远来中华的诚心。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而不在于发展海外贸易，故出使期间所进行的贸易，都被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之内。许多国家在朝贡的名义下与中国做着发财的生意，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得外国使节们以空前的规模从各个地方带着贡品来到中国。虽然熙来攘往，煞是热闹，但这种朝贡贸易，对于中国而言只有政治意义，而无经济价值，反而成为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包袱。早在永乐年间，明朝政府就已经深深地感到朝贡贸易是一项重大的经济负担，郑和下西洋招来的一批又一批的使节，使得赏赐开支应付不暇。据统计，永乐年间，每年来贡的外国使团平均有7个。在六下西洋回朝时，竟出现了16国派遣使臣1200人同时来朝的局面，这确实是旷古未有的“盛事”。不过，在统治者为此心花怒放的同时，由此颁发的赏赐品之耗费，显然也是空前的。就这样，朝贡贸易的规模越大，明政府的开支就越多；前来朝贡的次数越多，明朝财政的亏损就越大。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国库枯竭、财政短绌。很明显，这种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做法，一旦国力衰落，

D. 瀛涯胜览的相关资料

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档案没有完整保留下来，郑和本身又没有著述，今人所见下西洋原始资料中最重要的一部，即马欢《瀛涯胜览》。
郑和下西洋现存三部基本文献，包括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都是当时跟随下西洋的人所著。其中，马欢《瀛涯胜览》一书,出自亲历下西洋的通事（即翻译）之手，更具原始资料性质，弥足珍贵,在三部书中史料价值最高，是研究郑和下西洋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此书久已蜚声中外，不仅是明代一系列有关中外关系记载、清修《明史·外国传》的史料渊薮，也是古代中外交往史上影响最大的史籍之一，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英文和日文都有译本。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Ali）教授曾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此可见此书学术价值之一斑。
一、明钞本《瀛涯胜览》校勘与版本源流梳理
早在19世纪末，1895年英国学者菲力普斯（G.Phillips）开始对《瀛涯胜览》作了章节译注，介绍此书到西方世界。1929年向达(觉明)《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一文，对《瀛涯胜览》作了版本考证和详细介绍。1933年荷兰学者戴闻达（J.J.L.Duyvendak）发表了《马欢再考》，其后不久，法国学者伯希和（P.Pelliot）一篇洋洋大观的书评刊于同年《通报》上，这就是1935年冯承钧翻译出版的《郑和下西洋考》一书。《序》中指出外国学者“寻究史源勘对版本的”，只有伯希和一人。此后不久，冯承钧主要依据伯希和所见明刻《纪录汇编》本与清刻《胜朝遗事》本，参考向达提示的明钞《国朝典故》本若干异文，出版了《瀛涯胜览校注》，这是对下西洋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这一校注本成为通行本，迄今已经70年了。上世纪70年代左右有了日、英文译本，虽研究有所推进，在版本上没有发展。
关于《瀛涯胜览》的版本，自伯希和划分为两大系统：一是马欢原本系统，二是张升改编本系统。马欢原本系统似乎只有一个源流。这样一来，钞本成为研究的空白。迄今留存于世的《瀛涯胜览》版本有近二十种，有钞本和刻本两个系统，刻本大多是张升改编本。明钞本多种的陆续发现，为薪火相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新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可能。笔者收集到现存四种明钞本《瀛涯胜览》，即朱当?编《国朝典故》本，佚名辑《说集》本，祁承?淡生堂钞本，天一阁《三宝征夷集》本。先以《国朝典故》本、后以《三宝征夷集》本为底本进行了两次校勘（以明钞本互校并参校明刻本和其他明代史籍），梳理了马欢《瀛涯胜览》的版本源流。校勘工作接近尾声时，意外发现了第五种明钞本，即梅纯辑《艺海汇函》本，这是百年来研究者从未发现和提及的，是郭崇礼改编的一个两卷本，它的发现解决了近百年对于《瀛涯胜览》作者和初刻本及其时间等问题的学术积案。
经校勘梳理源流，《瀛涯胜览》一书在马欢第一次跟随郑和下西洋，即永乐十一年（1413年）时就开始动意写作，并广集材料；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初稿初成，有马欢《自序》为证；以后初稿一直在续修之中，于正统九年（1444年）以前初稿本完成，有马敬《序》为证；此后，马欢手订修改本于景泰二年（1451年）完成，是为定稿本，有马欢题识为证。至此，《瀛涯胜览》的撰写与修订长达近40年之久，其间以钞本形式传抄于世，传本不一。
经考察研究，今所见四种钞本是三个源流，《国朝典故》本是马欢初稿本钞本，《说集》本、淡生堂本是马欢定稿本钞本，而最终确定为底本的《三宝征夷集》本，原藏天一阁，是中外老一辈学者70年前未能亲见却已给予厚望的一个钞本，虽然书名有变化，但经过校勘，可以说它是在初稿本和定稿本基础上集大成的一个钞本。
二、明钞本《瀛涯胜览》与郑和宝船尺度
郑和宝船尺度，被称为“郑和宝船之谜”。它在下西洋研究中成为令人瞩目的热点问题，始自1947年管劲丞对《明史》记载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一十八丈”提出的质疑（《郑和下西洋的船》，《东方杂志》第43卷第1号）。由此引发的宝船尺度之争，逐渐形成了郑和下西洋研究的一个热门专题，不仅争议纷纭，讨论激烈，而且旷日持久，迄今已达半个世纪以上。问题的焦点就在于郑和下西洋“长四十四丈四尺，宽一十八丈”大型宝船是否存在，延伸到明代有没有能力造那样大的木船，以及那样大的木船能否航行于海上等等。一方必信其有，另一方怀疑其无，相持不下。实际上，在史源问题不搞清楚的情况下，任何争议一方都缺乏说服力。因此，In recent years,争议转移到了文献的可靠性上，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取向。
20世纪80年代初，邱克在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三宝征夷集》本，特撰文说明宝船尺寸的可靠性（《谈明史所载郑和宝船尺寸的可靠性》，《文史哲》1984年第3期）。史界迄今认定最早记载上述宝船尺度的是马欢《瀛涯胜览》。具体而言，就是明钞《说集》本、淡生堂本和《三宝征夷集》本。三个本子卷前均有宝船与人员一段文字，有“宝船六十三只：大者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三本均没有抄写年代，但据版本考察，都是明后期的钞本。
史家重真实。应该指出，明钞本在传抄过程中，存在后人补入内容的问题。通过此次明钞本的校勘，笔者认为，第一，在马欢初稿本中没有关于下西洋宝船和人员，也即包括了宝船尺度的一段文字。这首先可由初稿本的明钞《国朝典故》本（朱当?编，嘉靖二十一年，即1542年钞本）、明刻《国朝典故》本（邓士龙辑本，万历年间刻本）来说明；其次，也可由初稿本派生出来的明钞《艺海汇函》本（梅纯辑本，正德二年，即1507年钞本）、张升本（最早为嘉靖元年刻本），以及参考过马欢初稿本的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都没有出现这些文字来证明。因此，可以说在《说集》本、淡生堂本和《三宝征夷集》本这些明后期出现的定稿本的钞本中，才出现了宝船和人员的这段文字。第二，也不能确定马欢的定稿本已有这段文字，因为根据定稿本刊刻的《纪录汇编》本（沈节甫辑，万历四十五年，即1617年刻本），也没有这些文字。为什么要删去这段文字？可以推测，这段文字在初稿本系统传本中未见，在定稿本中也没有，只是在定稿本的传钞本中才出现了，刊刻者完全有可能认为这段文字出自说部不可信而不取。因此，这里存在后来补入的可能。
从内证的角度来看，马欢定稿本成于景泰二年（1451年），而在《说集》本、淡生堂本的部分国名后却见到天顺五年（1461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注文，是钞本内容有后来补入的明证。还有一个重要例证：在宝船与人员文字中，各本均见“监丞”置于“少监”之前，然而史载明朝宦官十二监，每监各设太监一员，正四品，左右少监各一员，从四品，左右监丞各一员，正五品。“监丞”是次于“少监”的正五品官，反倒列于从四品“少监”之前，作为通事的马欢熟悉官场，必不至错误至此。合理的解释是传钞本之误。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外证。一是成书正德十五年（1520年）的《西洋朝贡典录》未见收录。作者黄省曾当时参考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针位编》等多种明代文献成书，如原书有此段文字，必为之所收入；二是祝允明《前闻记》也未收录。祝氏生于明天顺五年（1461年），卒于嘉靖六年（1527年），《前闻记》专记异闻异事，有专条谈及下西洋船只人员，仅见船名“大八撸、二八撸”之类，无宝船规模尺度之记。由此可见当时并无此传闻，否则祝氏不可能不记。以上二书均可为宝船尺度在明后期嘉靖以前是没有的，是后来才出现的证明。
学者认为这段文字来自罗懋登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论点建立在万历末年以前的各种钞本、刻本都已散佚（唐志拔：《关于郑和宝船尺度出自〈瀛涯胜览〉的论点质疑》，《船史研究》1997年11~12期），这一论点可以证明不能成立。但有另一种可能，即小说来自钞本，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史料和研究。至此，明钞本的整理研究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E. 关与"中国历史'"的问题;虎门硝烟是谁李世明是哪个朝代的郑和有什么历史典故

虎门硝烟是林则徐! 李世明是哪个唐朝的! 郑和下西洋

F. 明朝有哪些大太监

1.王振

王振，男，明朝蔚州人士，（今河北蔚县），略通经书，满腹经纶，后来又做了教官，但是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是太难了些。于是便自阉入宫。史称王振“狡黠”、是明朝第一代专权太监。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大举入侵。王振鼓动帝亲征，又邀英宗幸其蔚州宅第，以致耽误行程，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剌兵追至，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王振被杀.

4.刘瑾（1451—1510）

陕西兴平人，明朝宦官。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伯父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了宦官。

弘治年间犯罪赦免后侍奉朱厚照，博得明武宗的宠爱，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掌权后趁机专擅朝政，作威作福，鱼肉百姓，为“八虎”之首，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刘瑾被捕后，从其家中查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他被认为是当时的“世界首富”。

5.张永（1465年—1529年）

河北保定人；明武宗时的宦官，八虎之一，与刘瑾有怨怼，刘瑾打算将之黜发南京，于是两人在皇帝面前对质——张永动手痛殴刘瑾，武宗令谷大用等置酒劝和。

安化王朱寘鐇反叛，明武宗派杨一清总督宁夏、延绥，张永任杨一清监军，不久朱寘鐇被杨一清俘获，张永、杨一清二人密议为国锄奸，张永趁献俘时向武宗告发刘瑾罪状，明武宗命令张永带领禁军捉拿刘瑾，最后刘瑾被凌迟处死。

(6)郑和的典故扩展阅读：

王振

轶事典故

昏君立碑千载留骂名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朱祁钰卧病在床，大将石亨、大臣徐有贞和宦官曹吉祥等乘机发动政变，攻入南宫，拥朱祁镇直入奉天殿，命鸣钟擂鼓，召见百官，宣布复位。史称为“夺门之变”。

朱祁镇复辟后不是以“土木之变”的惨败为戒，励精图治，而是继续任用宦官，杀害胞弟，戮杀功臣，为“土木之变”的罪魁王振平反，变得更加昏庸，更加倒行逆施。

其一，在降旨削去其弟朱祁钰的帝号后，又派宦官蒋安将其勒死。其二，以“意欲迎立外藩”的谋逆罪名杀害了功臣于谦和在保卫北京战役中卓有战功的副总兵范广。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杀害于谦时，竞让人先断其手足。其三，下诏为王振正名，并以香木为王振雕像，祭葬招魂。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开祖宗之先例，在京城智化寺北院为王振建立旌忠祠，以祭祀亡灵。

英宗朱祁镇的倒行逆施，并未能持久。天顺八年（1464年）朱祁镇去世，其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宪宗即位后，立即恢复了景泰帝朱祁钰的尊号，为于谦等冤死的大臣昭雪。

同时，以英宗过失为鉴，昭示王振的罪恶，又命怀来守官重修土木之祠时，立碑纪其事，将英宗远贤臣，用奸佞，导致丧师辱国的惨痛教训，形诸文字以警后世。令于土木之祠内塑立于谦之像，立碑撰文，褒扬其功。祠成之日，宪宗还亲自撰写碑文，题写祠匾。

清乾隆七年（1742年）七月，山东道监察御史沈廷芳因公进京，途经禄米仓时，发现智化寺古迹完好，便进寺观光。当进入后院旌忠祠内，见王振雕像仍在，而且祠外还保存着英宗褒其忠义、李贤赞其贤良的祭碑时，不禁怒气难平。

回山东后，他给乾隆奏书，历数王振罪恶，请求拆毁王振像，推倒祭文石碑。乾隆准旨，派人砸塑像，断石碑。不过，明英宗所立的那座祭碑只是被刮掉了文字，并未损毁。

参考链接：网络_王振

G. 昆明值得一去的景点有哪些

云南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和文化习俗而成为了我国重要的旅游大省。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城市，素来有春城的雅称。作为我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昆明也成为了许多热爱旅游的人的首选城市。目前，昆明有100多处景点，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最值得去的景点。

石林风景区经过了3亿年的地质演变，才有了如今的模样，因为拥有许多喀斯特地貌，所以石林风景区也是非常珍贵的，并且这里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这就意味着石林风景区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点，它还有着很重大的地质科学研究意义。

石林风景区有许多珍贵的国家保护级植物，比如红椿、杜仲、三尖杉等。当然了，如果你欣赏不来植物的话，还可以看动物，这里也有山鸡、啄木鸟、穿山甲、松鼠等珍贵的野生动物。

除了有动植物，这里最吸引人的还是奇石。大小石林各有各的独特性，步哨山则向我们展示了远古时期的海底世界，奇风洞是最奇怪的，每到夏季洞内就会传来像呼吸声一样的声音。

大家都知道，云南的少数民族很多，所以这里的文化习俗也非常有意思。石林风景区也有少数民族，彝族撒尼人就居住在这里。所以这里有彝族的美食石林汤锅和石林卤腐，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彝族还有火把节。所以石林风景区，值得大家来看一看。

除了九乡溶洞，景区内还有许多好玩的景点。就比如说荫翠峡，这里也被称为情人谷，适合和恋人一起来玩，在这里你们可以欣赏美景，品味爱情佳句。神女宫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景点，倒不是因为这里真的有神女，而是因为钟乳石的形状特别像是一群神女在轻歌曼舞，给人一种人间仙境的感觉。

H. 郑和的轶事典故

1、西域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的地区等。
2、占城国
亦称占婆，古国名，在今越南的中南部。中国史籍上曾称之为林邑、环王。当地盛产稻谷，称“占城稻”，为稻谷良种之一，宋时传入中国；郑和下西洋后，占城稻在中国长江、珠江、闽江流域大面积引种、推广。福建省福州长乐一带称此稻为“占谷”或“黄占”，直至三十年前，都是当地高杆晚稻的一个优良品种。
3、爪哇国
亦即麻口若巴歇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Java Island）。唐代以来的史籍称其地为“诃陵”“婆”。该岛北临爪哇海，南滨印度洋，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主要城市有雅加达（首都）、万隆、三宝垄、泗水（苏拉卡尔塔）。泗水为华裔长乐人聚居地。
4、三佛齐国
亦即室利佛逝国，梵文Srivijaya的音译，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当时都约在今日的巨港（巴邻旁，Balenbang），位于苏门答腊东南部慕西河畔。
5、暹罗国
泰国（Thailand）的旧称，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十四世纪中叶，由暹国与逻国合并而成，南临暹罗湾。现首都为曼谷，泰国的华侨 与华裔人数居世南亚首位。
6、南天竺
天竺为古印度别称，古籍又称天竺为身毒。天竺分北、中、南三部分，南天竺指印度半岛的南部地区。
7、锡兰山国
亦即锡兰（Ceylan），或称狮子国，今称斯里兰卡（Srilangka）为亚洲南部岛国，隔保克海峡与印度东南部相望，面积6。5万平方公里，为佛教古国之一，主要民族为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首都科伧坡（Colombo），位于该岛西南。
8、古里国
又称“古里佛”，故地约在今印度半岛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Koxhikode）一带，为海上交通要冲。明永乐五年（1407）郑和二次下西洋时曾到此访问并立碑纪念。
9、柯枝国
亦译作“国贞”，故地在今印度西南部的柯钦（Cochin）一带，是航道要冲和重要港口。十五世纪初与中国有友好往来。
10、忽鲁谟斯国
即霍乐木兹（Hormuz），又译作和尔木斯，地在今伊朗东南米纳布（Minab）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废址在霍尔木兹岛北岸，扼波斯湾出口处，为古代交通贸易要冲，今为对岸阿巴斯港所取代。
10、木骨都束国
今译作摩加迪沙（Mogadiscio）是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共和国首都，位于索马里东南，临印度洋。13世纪以前建有古城。郑和下西洋曾两度访此。
12、南京龙江
明初设“龙江船厂”于此。故址在今南京下关三汊河附近的中保村一带；水道旧称龙江，出龙江关通长江，龙江船厂曾为郑和下西洋造“宝船”，故又称“宝船厂”，造船的船坞叫“船作”，遗址犹存，宛如一口口巨大的水塘。1957年此地出土一根大舵杆，长1107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舵杆之长，足证郑和宝船规模之大。据《龙江船厂志》载，1411年（永乐九年）该船厂“改、造海船247只，备使西洋诸国”。龙江之滨原有天妃宫，已圮。
13、长乐南山
因位于福建省 长乐县县治之南而得名，今长乐县城区街道环绕此山。海拔仅约四十余米，又称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有塔，称三峰塔（圣寿宝塔）；有寺称三峰寺或三峰塔寺；寺旁有“天妃行宫”，祀妈祖，《天妃灵应之记》碑即立此宫内；宫旁有郑和所建“三清宝殿”，殿内“钟鼓供仪，靡不俱备”，钟即“郑和铜钟”，原件抗战期间移南平市。以上寺、宫 、殿均已圯，塔巍然存，加固整修，更为壮观。1935年，在原寺、宫、殿废址上建有郑和史迹陈列馆，《天妃灵应之记》碑系该主馆主要陈列文物，南山（三峰山）同年辟为“郑和公园”。
14、兹港
指长乐太平港通闽江。位于长乐县南山西麓以西、以北，狭义指靠近长乐县城吴航头一带的下洞江水域；广义泛指整个下洞江水域，该港原来江面宽阔，水深可泊巨舟，有“无风万里磨平玉，有月千波漾碎金”之说；港东北、东南屏峙首石、六平诸山，可蔽阻台风袭击，为避风良港。《长乐县志》《长乐六里志》均载有；三宝太监郑和通西洋，驻舟师造巨舶于此，奏改名为太平港等句。由于沦桑变化，今仅余一狭长水道，通小汽轮，原水道大部分成为沃野良田，部分辟为新居民区，该居民区主干道路称“太平港”路，与郑和路垂接。
15、苏门答腊国
又译作苏木都剌（Samud'ra）、苏文答剌、苏文达那。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Sumatra Island）北部洛克肖马韦附近，今为全岛总称，该岛北临马六甲海峡，南濒印度洋，赤道横贯中部，为印尼西部大岛，面积43。4万平方公里，首府棉兰。
16、满刺加国
旧译亦作麻六甲，今译作马六甲（Malacca）14－16世纪马来亚半岛上的封建王国，位于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洲一带，居马六甲海峡要冲，1411年（永乐九年），该国国王拜里迷苏剌（Parmesvara）曾率妻子、大臣等540人来中国访问；郑和船队屡经其处，现马六甲州居民半数为华裔，其首府马六甲市居民四分之三为华裔；市内有三保庙、三保井、三保城等古迹。
17、阿丹国
Aden，古国名，今译作亚丁，故地在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扼红海和印度洋出入口，为海陆交通要冲。古时为宝石珍珠集散地，十五世纪前期便与中国互通使节、贸易。今之亚丁市位于亚丁湾一个突出的小半岛上。为也门民主队民共和国（南也门）首都。1990年5月，南、北也门合并为也门共和国，亚丁成为该国的“经济首都”。 美洲最早发现者引争议一直以来，各方对发现美洲大陆的“第一人”莫衷一是。美国《林肯每日星报》2014年11月14日报道则称，有证据表明中国航海家郑和可能最先发现新大陆。 或者见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 词条
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前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便已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2006年1月16日，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中国航海地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以及绘画美洲、欧洲、非洲的的轮廓。除此以外，该图更附有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以及澳洲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述。唯一缺憾是该航海地图中没有不列颠岛的记载。根据该地图的收藏家中国律师刘刚称，他是在2001年以500美元从一个上海商人处购得该地图，并且因为读过上文提到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而得知该航海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及意义。欧洲航海家哥伦 布、华哥达·伽马的海上活动，都比郑和晚得多，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三、四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 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这几个欧洲航海家。 据郑宽涛先生考证，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已预知自己生命将终结，他立下遗嘱，出海前分别在太仓、长乐立碑表明自己心意。太监因生理缺陷受世人歧视，他们死后不能入土祖坟，只能寻求佛教的精神寄托，以寺为坟。火化埋葬表示灵魂升天圆寂；功德圆满。因此，明时太监死后多火葬。与郑和、李童同一时期的太监兴安一生信佛，“临殁，遗命舂骨为灰，以供浮屠”。可见当时高级宦官骨灰埋入“浮屠”(即佛塔)是常见的。浙江省平湖市博物馆馆藏的一部手书长卷佛经《妙法连华经》，后经文物专家考证为明朝杰出航海家郑和的遗物，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已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部手书《妙法连华经》经卷长达40．3米，宽10．1厘米，全文6万多字均用金粉写成，据专家推测，成书于明宣德七年（1432年）。经书“跋”中记载：“大明国奉佛信官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铸造金舍利宝塔一座，永远长生供养。”郑和在最后一次航海前，发起募捐刻经，刊印《妙法连华经》“五千四十八部，散施十方”。当时的名僧圆瀞对郑和的壮举十分赞叹，受郑和委托，用赤金书写下这部经卷。史料记载郑和于明朝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此后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直抵非洲东部海岸。正是这种早于哥伦布航行八十七年的壮举，在明朝正史《明史》中只又767字的记载，对于他本人的家世出身仅有如下寥寥数字：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宝太监者也。
郑和七次下西洋，不仅和技术环境有关。据其本人所述，因为修摩利支天法，得到摩利支天菩萨帮助才能平安的出游。
郑和所刻《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卷末
1403年（朱棣永乐元年癸未）“郑和“32岁
正月朔，上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朱棣实录》卷十六）
五月，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朱棣实录》卷十九）
八月，命京卫及浙江，湖广，江西，苏州等府卫造海运船二百艘。（《朱棣实录》卷二十一）
八月二十三日，姚广孝题记郑和刊印《摩利支天经》云：“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能尽矣。福善一日怀香过余、请题，故告以此。（永乐元年岁在癸未秋八月二十又三日，僧录司左善世沙门道衍”。（《摩利支天经跋尾》）
1406年（朱棣永乐四年丙戌）“郑和“35岁。
郑和等第一次出使西洋诸国途中，历经占城，爪哇，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等国。 过去几千年来，主宰这个世界的似乎应该是中国人或印度人，而不是白种人。澳洲和美洲大陆的移民也应该是中国人，不应轮到英国人。这种东西方势力颠倒的原因，使我感到困惑。
明朝中国世界最强
十三年来，我大部分时间住在亚洲，并试图找出原因。我一直认为历史的转捩点是十三世纪初期，亦即中国明朝的郑和率领一支庞大舰队从中国出发，以征服整个世界。
从1405至1433年间，郑和七次率舰队出洋，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舰队，而一直到五百年後，即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的舰队才差堪比拟。郑和的舰队拥有三百艘船只，二万八千名兵士，最大的一艘军舰长达四百。而哥伦布於一四九二年发现新大陆时，只有三艘船只和九十名船员，最大的船也只不过八十五长。除此之外，郑和舰队的航海设备又很先进，如船舵和防浪船舷等都是当时的前沿设计，而这些先进航海设备要三百五十年後才传入西方。这表示东方在古代一度远远超越西方。

I. 燕窝的典故是什么

郑和下西洋时，远洋船对在海上遇到大风暴，停泊在马来群岛一个荒岛处，食物紧缺f。无意中专发现藏在属悬崖峭壁上的燕窝。于是郑和就命令部署采集，洗净后用清水炖煮，用以充饥。谁回复，船员个个脸色红润，中气颇足。回国时，郑和带了一些给明成祖。从此燕窝成了中国割舍不掉的珍馐补品，郑和也成为中国史料记载中最早食用燕窝的人。

J. 郑和的故事

1、出任正使

朱棣皇帝对郑和的人品、才能、知识有充分的了解。郑和少年时就在朱棣身边长大，跟着朱棣南征北战，是“靖难之役”的有功之臣，并被朱棣皇帝视为心腹。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郑和本人所具备的素质和条件适合于担任下西洋总兵正使一职，率领船队下西洋。首先，郑和懂兵法，有谋略，英勇善战，具有军事指挥才能。

郑和少年时就在明军中服役，在明军中长大，后转入燕王府侍候朱棣。郑和成年后，经受了战火考验，跟着朱棣参加“靖难之役”，出生入死，转战南北，经历数次重大战役，具有实战经验。

为此，朱棣皇帝才授予郑和“钦差总兵太监”军衔，将二万余名官兵交给郑和指挥。郑和下西洋中的几次军事行动也证明了郑和的军事指挥才能，确保了这几次军事行动的成功。

2、和平外交

郑和的奉命出使，是为与西洋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进行活动的。郑和来到南洋以后，以强大的武装力量，与此同时，郑和又从崇扬佛教或传播伊斯兰教着手。

力图使有关地区和国家的人民有着统一的宗教信仰。这样，对于平衡各国之间的关系，缓解因为宗教信仰等问题而导致的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郑和还通过敷宣教化，扶助弱小民族，抑止强暴，促成了各国间和平局势的建立。

3、守备南京

公元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年初，朱棣命郑和前往旧港赐施进卿之子施济孙官印和官服，令他接替已故父亲的位置。郑和未及成行，朱棣即已病死，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下诏停罢下西洋事业。

公元1425年（洪熙元年），郑和受命率下西洋的军队镇守南京，而郑和本人也成为首位南京守备太监。同年，仁宗病逝。

明宣宗朱瞻基继位，要求郑和与王景弘谨守南京。郑和还受命负责修缮南京宫城。公元1426年（宣德元年），郑和等奏请修理南京的天地坛等建筑。

4、鞠躬尽瘁

公元1431年1月（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郑和船队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过程中，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公元1433年（宣德八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公元1433年7月22日（宣德八年七月初六）返回南京。

5、积劳逝世

公元1433年（宣德八年癸丑） 郑和于归国途中，积劳成疾，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病逝。七月船队回国，骨灰葬于南京弘觉寺地宫，今南京牛首山郑和墓或为其衣冠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