翘楚的典故

A. 骁楚如果比喻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引用的是什么典故

楚现解释为“人中翘楚，交网而现”。 其中“翘楚”喻指秀美的林木，最早源自3000年前的诗经-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后世人们用“人中翘楚”、“个中翘楚”、“行业翘楚”，比喻杰出人士。

B. 身似菩提树，心似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有什么典故

身似菩提树，心似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是六祖慧能作的偈，见载版于《坛经》，因权为是以菩提为题所以称为菩提偈。

菩提偈在《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确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

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弘忍知道后，“遂唤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

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2)翘楚的典故扩展阅读

菩提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

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C.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什么意思啊,出自哪典故等等

菩提原本就没有树,明亮的镜子也并非是台,本来就虚无一物,那里会染上什么尘埃?

首先说一下这首诗的出处

在南北朝的时候，佛教禅宗传到了第五祖弘忍大师，弘忍大师当时在湖北的黄梅开坛讲学，手下有弟子五百余人，其中翘楚者当属大弟子神秀大师。神秀也是大家公认的禅宗衣钵的继承人。弘忍渐渐的老去，于是他要在弟子中寻找一个继承人，所以他就对徒弟们说，大家都做一首畿子（有禅意的诗），看谁做得好就传衣钵给谁。这时神秀很想继承衣钵，但又怕因为出于继承衣钵的目的而去做这个畿子，违法了佛家的无为而作意境。所以他就在半夜起来，在院墙上写了一首畿子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首畿子的意思是，要时时刻刻的去照顾自己的心灵和心境，通过不断的修行来抗拒外面的诱惑，和种种邪魔。是一种入世的心态，强调修行的作用。而这种理解与禅宗大乘教派的顿悟是不太吻合的，所以当第二天早上大家看到这个畿子的时候，都说好，而且都猜到是神秀作的而很佩服的时候，弘忍看到了以后没有做任何的评价。因为他知道神秀还没有顿悟。

而这时，当庙里的和尚们都在谈论这首畿子的时候，被厨房里的一个火头僧—慧能禅师听到了。慧能当时就叫别人带他去看这个畿子，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慧能是个文盲，他不识字。他听别人说了这个畿子，当时就说这个人还没有领悟到真谛啊。于是他自己又做了一个畿子，央求别人写在了神秀的畿子的旁边，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有这首畿子可以看出慧能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后世有人说他是十世比丘转世），他这个畿子很契合禅宗的顿悟的理念。是一种出世的态度，主要意思是，世上本来就是空的，看世间万物无不是一个空字，心本来就是空的话，就无所谓抗拒外面的诱惑，任何事物从心而过，不留痕迹。这是禅宗的一种很高的境界，领略到这层境界的人，就是所谓的开悟了。

弘忍看到这个畿子以后，问身边的人是谁写的，边上的人说是慧能写的，于是他叫来了慧能，当着他和其他僧人的面说：写得乱七八糟，胡言乱语，并亲自擦掉了这个畿子。然后在慧能的头上打了三下就走了。这时只有慧能理解了五祖的意思，于是他在晚上三更的时候去了弘忍的禅房，在那里弘忍向他讲解了《金刚经》这部佛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并传了衣钵给他。然后为了防止神秀的人伤害慧能，让慧能连夜逃走。于是慧能连夜远走南方，隐居10年之后在莆田少林寺创立了禅宗的南宗。而神秀在第二天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曾派人去追慧能，但没有追到。后来神秀成为梁朝的护国法师，创立了禅宗的北宗。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言自性风光，但是

是否真达到最高境界,未必/如慧能大师自己所说的:

熟则熟矣,犹欠筛也/
........................................
但是，就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还是未达传付禅宗衣钵的造诣，不要忘记我们上面所列举的情形，因为“本来无一物”的情况，正如雪月梅花的境界，虽然清冷而美妙，到底是空寂孤寒的一面，毫无生机存在。

六祖在大彻大悟的时候，是他在三更人室，五祖法问他初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质疑，使他再进一步而澈底了解心性本元的究竟，所以他便说：“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这个才是代表了禅宗言下顿悟的“顿”与“悟”的境界。

可是不要忘了，他后来还是避居在猎人队中，由悟后而修持了十五年的经过，由此你就可以了解《楞伽经》中是顿渐并举，禅宗是顿渐并兼，犹如《楞严经》上所说的：“理须顿悟，乘悟并销，事资渐修，因次第尽。”所指顿渐并重的道理了。现在谈谈禅学，抓住一句“本来无一物”，就无所而不可为，那不落在狂禅的知见才怪呢！须知禅宗正有严谨修持工夫的层次存在，不是落在空谈或狂妄自是上，才会与真正的禅有相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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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六祖的开悟
明心见性与神秀的两个偈语问题：由历代相传，几种不同版本的《六祖坛经》，与禅宗各种典籍的记述，有关六祖最初得道开悟的事迹，大体并无多大出入。中国禅宗，自五祖弘忍开始，教人念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便可由此人道，一变达摩大师以《楞伽经》印心的教学方法，这只能说是教授法的改变，对于禅宗的宗旨，并无二致；《金刚经》以明心见性为主旨，处处说明般若（智慧）性空的真谛，其中的修行求证方法，以“善护念”三字为重点，以“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而说明性空实相，了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为指标。
现在为了普通了解禅宗的治心道理，用现代的观念，先作一比较容易明了的说明，也可使大家依此修习，做为修心养性的简捷方法：
（1）首先我们先要静静地观察自己内在心理的意识思想，再把它简单地归纳为两部分来处理：一部分是由于感觉所生的思想和观念，例如痛苦、快感、饱暖、饥寒等等，都是属于感觉的范围，由它而引发知觉的联想和幻想等等活动。一部分是由于知觉所生的意识思想，例如莫明其妙而来的情绪，烦闷、苦恼、对人我内外种种事物的分别思维等等，当然包括知识学问的思维，以及自己能够观察自己这种心理作用的功能。
（2）其次，到了能够了解自己心理作用的活动，不管它是感觉的，或知觉的，总而言之，统统叫做一念，能够作到在念念之间，起心动念的每一观念，自己都能观察得清楚，再无不知不觉，或莫明其妙的情况，然后，就可把它处理作为三段观察：凡是前一个念头（思维意识）过去了的，便叫做过去心，也就是前念。后一个念头（思维意识）来了的，便叫做现在心，也就是当前的一念。还没有来的，当然便是未来心，也就是后念了，可是它还没有来，不去管它。不过，你不要忘记，当你觉得后一个观念还没有来的时候，这个正是现在当前的一念了，而且才觉到是现在，立刻便已成为过去。
（3）复次，如此内省观察得久了，你把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看得清清楚楚，于是你便练习，当前念的过去心过去了，后念的未来心还没有生起的一刹那之间，当前的心境，就会微微的、渐渐的，呈现一片空白。
但这空白，不是昏迷、或晕厥、或同死亡以前的状况，这是清清楚楚的，灵灵明明的一段空灵，也就是宋明时代禅师们所说的昭昭灵灵的时候。
如果真能切实到达这个情况，就会觉得自己所有的意识思维，不管它是感觉的或知觉的，都如一片浮光流影，像雁过长空，风来水面，所谓踏雪飞鸿，了无踪迹可得，才知平生所思所为的，都只是一片浮尘光影而已，根本无法把捉，根本是无根可依的，那你就会体会到“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的心理状态了。
（4）再次，你若了解了心念过去、现在、未来三段的不可得，譬例成下面这个公式，自己反省看来，翻成一笑。
…………未来……现在……过去……
————————————————无始以来
……未来……现在……过去…………
0+1-1——1-1=0
因此认得此心中的一切一切云为，都是庸人自扰，由此再进一步，观察破除生理感受上所起的压力，和思想促使身体所作的行为活动，都是犹如泡沫空花，虽然在不加自我观察的时候，表面看来好像都是我一连串成直线的活动，实际所谓这个我的活动，也只是像电流、像火花、像流水一样，都是由于无数接连不断的前后念的因缘凑成了一条线，其中毕竟没有真正的东西存在，所以你会自然而然地觉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身不是身、心不是心，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只像梦幻般的浮沉起伏在世间而已，因此你会自然而然的了解“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其实就是“本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妙用了。
（5）如次，你要保持这个明白了心理上意识思维的状态以后，经常在静中动中，保持这一段昭昭灵灵的灵明觉性，犹如万里晴空，不留点翳的现象，那就够你受用去享受了，你才真会懂得人生的真谛，找到真正归宿的安身立命之处，可是你不要认为这样便是禅宗的明心见性了！更不要认为这样便是禅宗所谓的悟道了！因为你在这个时候，正有一个昭昭灵灵、灵灵觉觉的作用存在，你还不知它的来去与起处呢！这个时候，正是明代憨山大师所说：“荆棘林中下足易，月明帘下转身难”！
以上所讲的一切，是借用比较现代化的方法，说明人们心理活动状态的情况，同时也以此而说明禅宗六祖当时听到别人念诵《金刚经》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领悟的一些消息，由此使你可以了解六祖的师兄神秀所作的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的自己内在用工夫心得的程度；那么，你由此可知六祖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心得境界。如把两者作一比较，自然可以了解五祖弘忍要叫六祖三更人室，付嘱他的衣钵了，但是，就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还是未达传付禅宗衣钵的造诣，不要忘记我们上面所列举的情形，因为“本来无一物”的情况，正如雪月梅花的境界，虽然清冷而美妙，到底是空寂孤寒的一面，毫无生机存在。六祖在大彻大悟的时候，是他在三更人室，五祖法问他初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质疑，使他再进一步而澈底了解心性本元的究竟，所以他便说：“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这个才是代表了禅宗言下顿悟的“顿”与“悟”的境界。可是不要忘了，他后来还是避居在猎人队中，由悟后而修持了十五年的经过，由此你就可以了解《楞伽经》中是顿渐并举，禅宗是顿渐并兼，犹如《楞严经》上所说的：“理须顿悟，乘悟并销，事资渐修，因次第尽。”所指顿渐并重的道理了。现在谈谈禅学，抓住一句“本来无一物”，就无所而不可为，那不落在狂禅的知见才怪呢！须知禅宗正有严谨修持工夫的层次存在，不是落在空谈或狂妄自是上，才会与真正的禅有相近之处。

此偈出自《六祖坛经》。乃六祖慧能的禅悟之言，《六祖坛经》是后人根据禅宗六祖惠能的话编著而成。

因为其师兄神秀的偈：身似菩提树，心似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六祖感觉禅悟不彻底，于是吟出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

从字面上讲：菩提树是空的，明镜台也是空的，身与心俱是空的，本来无一物的空，又怎么可能惹尘埃呢?

佛对我说：你的心上有尘。我用力地擦拭。
佛说：你错了，尘是擦不掉的。我于是将心剥了下来。
佛又说：你又错了，尘本非尘，何来有尘。
我领悟不透，是什么意思？
我想这是从神秀和慧能那两个偈子引申出来。
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的确，要能够参透这两个偈子的确很难，就是正确的理解也不易。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众生的身体就是一棵觉悟的智慧树，
众生的心灵就象一座明亮的台镜。
要时时不断地将它掸拂擦试，
不让它被尘垢污染障蔽了光明的本性。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菩提原本就没有树，
明亮的镜子也并不是台。
本来就是虚无没有一物，
那里会染上什么尘埃?
现在只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它，惨悟不透！
心本无尘，尘即是心。无心无尘，人便死。

其实尘在外，心在内，常拂之，心净无尘；
尘在内，心在外，常剥之，无尘无心；
心中有尘，尘本是心，
何畏心中尘，无尘亦无心??正如慧能所说的 仁者心动

又如道家所说的 道可道非常道

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
佛家讲究万物在心 追求修世

道家讲究无牵无挂 追求避世

佛家想超脱今世 道家则是修行今世 而追究其原理来说都是一种修行

而最终的说的是一种超脱

却不是刻意的寻求

主旨在心

世间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以上的解释摘自网页，我再谈谈我的看法，心即自性，和常人的思想不是一回事，人的思想是后天培养的，自性是先天的，常人是思想做主，障碍自性；佛家语，万事万物都是妄念牵动自性而起的幻相，而非自性起用，身也是因心有尘，尘即妄念，牵动自性而起的幻相，当然身的相和前世有关了，尘是妄念，自性是圆满的清净的，妄念非心非自性所发，人若悟得自性，自性做主，再起念，不称作妄念了，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自性在起作用，自性圆满清净，其性空，缘起缘灭，非常自在，根本没有妄念，有何谈有染！

就常人来讲，如悟到，对于世间的事情，万物，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面对这一切，就足够了。对于修证佛法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佛法是让人悟得本性的，从而对万事万物没有迷惑，不是理解，不是文字，执着于文字，用文字猜度佛法，永远找不到本性。禅宗，修证需要极高的慧根。现代人，慧根普遍低，本人建议，禅宗明理即可，不适合修证，修证要从神秀的渐悟入手，最后到慧能的顿悟，两者缺一不可，离开渐悟谈顿悟，那是口头禅。

D. 陶侃的故事

陶侃惜谷
陶侃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诘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植，家给人足。
陶侃曾经到郊外去游览，看到一个人拿着一把未熟的稻穗，陶侃问：“拿这些东西干什么？”那人说：“走在路上我看见它，随便拔一把罢了。”陶侃大怒说：“你既然不种田，竟然还糟蹋人家的稻子！”就把那人抓起来，抽了一顿鞭子。陶侃爱护庄稼而执法严，因此老百姓都勤恳耕种，家家生活宽裕，人人丰衣足食!

陶侃（259－334），字士行（或作士衡），江西鄱阳人，东晋大司马。初为县吏，渐至郡守。永嘉五年（311），任武昌太守。建兴元年（313），任荆州刺史。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他精勤吏职，不喜饮酒、赌博，为人称道。
陶侃是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他颇有建树。他出身贫寒，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而颇有治绩。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赞扬的，贬斥的，以及为他辩诬的人都有。

家境贫寒，仕途艰难 原籍都昌，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孙吴时曾当过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西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
陶侃少年时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陶侃也倾心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陶侃独请行，“众咸服其义”。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份，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元康元年（291），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
大约在296年，陶侃来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几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终于在张华的推荐下当上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之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官，召为舍人。”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 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陶侃打点行装，匆匆上路了。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投身戎旅，建立军功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301）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303）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
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镇压。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乱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军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更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事定，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刘弘用人不疑，陶侃无后顾之忧，遂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
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十分生气，“遣臻还轶”。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马睿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所占据。王敦即督陶侃、周访等进击杜弢。时荆州刺史周访被杜弢围困在寻水城。陶侃遣军击之，杜弢退却。陶侃对诸将说，杜弢必由陆路偷袭武昌。因此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杜弢果然来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败军退入长沙。王敦即表陶侃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陶侃初战即获大胜，刘弘十余年前的预言竟得以实现，于是乎有些飘飘然了。没想到他的部将王贡背叛了他。王贡联合流民军偷袭，侃兵大败。再战，陶侃的坐船也被叛军钩住。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脱。这次惨败使他刚得到的官职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陶侃率周访等入湘，与杜弢交成，所战连捷。建兴三年（315）杜弢起义终于被陶侃镇压下去。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当陶侃踌躇满志准备赴荆州上任时，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旧剧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形胜，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正统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杀，周访决不善罢干休。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皆请乘胜击温劭；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陶侃遂进据广州。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这样，他在广州一下就呆了十年。

忠顺勤劳似孔明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讧。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①，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陶侃入主荆州，“荆州士女相庆”。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因此他“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这样。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缜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命将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桓温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都督八州，怀止足之分 太宁三年（325）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在东晋荆、扬的矛盾中，处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调节上、下游关系的枢纽。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又要对荆州有所防备。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同时任应詹刺江州。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又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应詹咸和元年（326）卒。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可见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与温峤，本是“深交”。其使温峤镇江州，用意与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三年，历阳太守苏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酝酿中的荆、扬矛盾出现变化。苏峻攻进建康，挟持了小皇帝，庾亮逃往江州。此时，凭江州兵难以平定苏峻之乱。温峤遂邀陶侃率荆州兵同赴国难。明帝死时，陶侃因“不预顾命”一直怀疑是庾亮作了手脚。后庾亮修石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温峤屡说而不允。后温峤“固请之”，其子陶瞻又为苏峻所杀，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荆州军至江州，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陶侃若杀庾亮，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从而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时庾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庾亮有高名，为名士翘楚。他来谢罪，实出意外。陶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即与庾亮、温峤同赴建康。陶侃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使诸军能够同心协力，终于平定叛乱。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苏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庾亮率军进攻，为峻军所败，乃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而。’”陶侃对庾亮如此宽容，诸将谁不力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乏食，乞借粮，陶侃不欲借，并要撤军回荆州。经人劝解，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而升为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仍驻荆州。咸和五年（330）江州刺史刘胤为后将军郭默所杀。执政的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以默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此事，指责王导这种纵容作法，随即起兵抵江州，将郭默等斩首。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态度，在于要笼络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其权力之煊赫，在东晋一朝也是屈指可数的。
《晋书·陶侃传》称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晋书》作者的诬枉。但通观东晋一代，荆州刺史以其所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或与中央对抗，或遥制朝权，陶侃也不会例外。况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废黜执政的王导。所以，《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是有根据的。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这与陶侃的经历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陶侃自称“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才得以出人头地。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②。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其次，元帝、明帝两朝荆、扬对峙，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咸和四年（329），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京口距建康仅二百余里，便于接应，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咸和五年，陶侃“尝欲起兵废（王）导”，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因“郗鉴不从乃止”。这种上、下游间实力的变化，使陶侃虽有“窥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陶侃晚年位极人臣，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然而，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荆州西临成汉，北接后赵。咸和七年（322）陶侃遣母丘奥经营巴东，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着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①，因其病重而作罢。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遣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溪。时年七十六。根据他的遗嘱，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二三事 原文：
侃在广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老耳”……侃性聪敏恭勤，终日敛膝危坐，军府众事，检摄无遗，未尝少闲。常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但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作，家给人足。尝造船，其木屑竹头，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馀雪犹湿，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译文：
陶侃在广州，没有事的时候总是早朝把白砖运到书房的外边，傍晚又把它们运回书房里。别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他回答说：“我正在致力于收复中原失地，过分的悠闲安逸，唯恐不能承担大事，所以才使自己辛劳罢了。”陶侃生性聪慧敏捷，恭敬有礼，为官勤恳，整天严肃端坐。军中府中众多的事情，自上而下去检查管理，没有遗漏，不曾有片刻清闲。招待或送行有序，门前没有停留或等待之人。他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还十分珍惜时间；至于普通人则更应该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怎么能够游乐纵酒？活着的时候对人没有益处，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这是自己毁灭自己啊！”有一次，陶侃外出，看见一个人手拿一把未熟稻谷，陶侃问：“你拿它做什么？”那人回答：“在路上看见的，就随意拿来罢了。”陶侃大怒说：“你既不种田，又拿别人的稻子戏耍！”陶侃抓住他鞭打他，因此百姓勤于农事，家中充足。造船的时候，陶侃命人把木屑和竹头都登记后收藏起来，人们都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后来大年初一聚会时，地面积雪，太阳刚放晴，厅堂前积雪，地面还潮湿，陶侃于是用木屑铺散地面。等到桓温伐蜀时，又用陶侃保存的竹头作钉装船。陶侃综合料理事物极其细密，都是这样。
陶侃性情聪慧敏捷，为官勤恳，恭敬有礼，喜好品评人物。整天严肃端坐处理政事。他统兵在外，事情头绪很多，但没有一件遗忘疏漏；远近所来书信公文，没有不亲笔回信的，下笔如流，笔无停滞。招待或送行有序，门前没有停留等待的人。他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还十分珍惜时间；至于普通人，则更应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怎么能够游乐纵酒；生年是对社会没有益处，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这是自己荒废自己啊。”很多手下人有时因为谈论趣事而贻误政事，他就命令收缴他们的酒器和赌博用具，全部投入江中，并对将官处以鞭打，还说：“赌博是放猪的奴仆的游戏，《老子》、《庄子》内容浮华，讲的不是先王合乎礼法的言论，不能那么做。君子应当衣冠严整，要有威仪，怎么能用头发蓬乱来博取名望并自认为前途远大呢？”有人送礼时，他一定要问其所来何处。如果是劳动所得，即使礼轻他也很高兴，并加倍赏赐；如果是非法所得，则严厉责备并退回原物。造船时，陶侃命令把木屑和竹头都收集起来，人们都不明白原因。后来大年初一聚会时，积雪消融，厅堂前被雪水弄湿，于是用木屑铺洒地面。等到桓温伐蜀的时候，又用陶侃保存的竹头做钉装船。陶侃治理细密，都像这样。

陶母是历史上著名的好母亲，她注意培养儿子廉洁奉公的好品质。陶侃后来担任荆江二洲刺使，都督八洲诸军事，做官的名声很好，这和陶母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E. 文学翘楚里面都有什么典故

翘楚就是佼佼者的意思,比喻杰出人物。比如说某人是某个领域的翘楚,就是说这人是这个领域的杰出人物。

F. 谁知道“孙叔敖敖的举于海”这个典故

孙叔敖举于海的典故：

据今2600多年。楚国贵族蒍贾遭陷害，幸有忠臣相助，其子蒍敖与母亲避难于现在的河南省淮滨县，改名孙叔敖。遇恩公收留，并将毕生学识倾囊相授。淮河洪灾频发，孙叔敖主持治水，倾尽家资。

历时三载，终于修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芍陂，借淮河古道泄洪，筑陂塘灌溉农桑，造福淮河黎民。后来又修建了安丰塘等大量水利工程，2600年过去，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孙叔敖受楚庄王赏识，开始辅佐庄王治理国家。

孙叔敖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主张以民为本，止戈休武，休养生息，使农商并举，文化繁荣，翘楚中华。因出色的治水、治国、军事才能，孙叔敖后官拜令尹（宰相），辅佐庄王独霸南方，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因积劳成疾，孙叔敖病逝他乡，年仅38岁。

(6)翘楚的典故扩展阅读：

《淮南子》人间训篇 有一句关于孙叔敖被楚庄王赏识并提拔的诗句：“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

意思就是：孙叔敖引流期思之水，将其用于浇灌雩娄良田，楚庄王以此看出孙叔敖治理国家的才能，便任命孙叔敖为楚国令尹。

孙叔敖于淮河岸边长大，幼时饱尝水旱灾害之苦。因此，兴修水利、根治水患，成了他一生最大的抱负。孙叔敖当了令尹后，更是大修水利工程，著名的水利工程：芍陂和期思雩娄灌区至今福泽两淮。

按孙叔敖的职位和能力看，只要他想，达到富甲一方的程度可谓是轻而易举，但他却是一个清正廉洁的模范性人物。即使是楚国令尹期间，他依然是衣着简朴。

公元前594年，孙叔敖身患疽病离世，他去世时家里完全可以说是达到家徒四壁的程度，甚至是连一个棺材都没钱买。孙叔敖生前就没有为家里留下一点遗产，死后他的儿子也只能是靠着卖柴为生。

G. 行业中的“翘楚”，翘楚是人还是物,出自什么典故

“翘楚”喻指秀美的林木 最早源自3000年前的诗经-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后世人们用“人中翘楚”、“个中翘楚”、“行业翘楚”，比喻杰出人士。

H.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人典故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选自《孟子·告子下》。
本文是一专篇论证严密、雄辩有力的说理属散文。作者先列举六位经过贫困、挫折的磨炼而终于担当大任的人的事例，证明忧患可以激励人奋发有为，磨难可以促使人有新成就。接着，作者从一个人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的兴亡两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论证忧患则生、安乐则亡的道理。最后水到渠成，得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结论。全文采用列举历史事例和讲道理相结合的写法，逐层推论，使文章紧凑，论证缜密；此外，文章多用排比句和对仗句，即使语气错落有致，又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有力地增强了论辩的说服力。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起用，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起用，管夷吾被从狱官手里救出来并受到任用，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起用，百里奚被从奴隶市场里赎买回来并被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