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典故
❶ 张居正改革是怎样的典故
十六世纪后半叶，日趋衰败的明王朝一度出现政治比较清明、国家转向富强的局面。在这场振弊起衰的转变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杰出的政治家、宰辅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古称南郡，今属湖北省）人。他童年时，家道小康，所以他说：“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但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加上他的孜孜不倦，因此学业进展很快。他十二岁时补荆州府学员。第二年，他到湖广首府武昌参加乡试，湖广巡抚顾磷接见居正，“许以国士，呼为小友”。但为了砥砺张居正为大器，虽然文章出众，并未录取。
嘉靖十九年（1540），张居正十六岁，通过乡试考中举人，顾磷解犀带相赠。居正二十岁赴京会试失利，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庶吉士是在翰林院学习的后备官员，人们目之为“储相”，即后备宰相。庶吉士读书翰林院，有条件阅读外面难得见到的文献典籍。一般的庶吉士多在文词上下功夫，张居正慨然以天为己任，每日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大计。后来他在《翰林院读书说》一文中写道：“道不兼乎经济（经国济民），不可以利用，为学应该‘敦本务实’。”三年后，他被授翰林院编修。嘉靖四十二年（1563），张居正任裕王朱载重（古厚字）的日讲官，也就是裕王的老师，后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嘉靖帝病死，裕王即位，是为穆宗。隆庆元年（1567）正月，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二月，又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纠正了嘉靖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朝野上下的欢迎。
明朝中期，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呈现出一派式微的景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政治日益腐化；官吏贪污成风，弊端丛集；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边患丛生，险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鞑靼逞威。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张居正在入阁的第二年，就呈上洋洋几千言的《陈六事疏》，提出了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项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切中时弊。但穆宗毕竟不是英明之主，加上首辅李春芳宽和老成，不求兴革，但求朝廷安宁。张居正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得到实行。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由于明朝武备不修，鞑靼的俺答汗率众越过长城，打到北京城下，嘉靖帝和首辅严嵩、统帅仇鸾束手无策，听任俺答大掠三日后回归塞外，这一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此后，俺答曾几次主动提出通贡互市，都为嘉靖帝拒绝，但又无力制止俺答南下，致使长城沿线地区人民深受祸难。面对鞑靼贵族的骚扰，张居正力主抵抗。隆庆时，在张居正的建议下，明政府调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主持蓟辽防务，命总兵李成梁镇守辽东。戚继光创造了马、步、车相结合的战法，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防线上加修了“敌台”三千余座，作为侦候守御之所。张居正对于戚继光等人的活动，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明政府多次击退鞑靼贵族的进攻。隆庆五年（1571），明朝政府在兵部尚书王崇古的建议下，接受鞑靼的臣服，奉行了与蒙古俺答汗之间的茶马互市政策，此事得到张居正的极力支持。张居正认为：通贡后，朝廷给俺答所部的抚赏不过万余银两，而节省军费百余万，这样做不仅能使长城地区人民生命得以“全活”，北方的农业生产免于战争的破坏，更可以借此兴修屯田，加强边备。从此以后，约有二三十年间，北边无战争。
张居正的政治思想，主要是讲“综核名实”，就是“凡事务实，勿事虚文”。他认为“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痛斥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是“腐儒不达时变”。他主张“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目的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因此，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整顿吏治，讲求实效。张居正认为，吏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嘉靖、隆庆年间政局混乱，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名实不符。官僚们或“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韦（圆滑阿谀之意）逢迎者，以巧宦（善于钻营趋奉）取容”。他还认为，造成明中叶以后农民起义的原因是政治腐败，官吏贪残，所谓“吏不恤民，驱民为盗，此皆酿祸之根”。为此，张居正主张整顿吏治，裁汰一批因循苟且的官僚，奖励一些“急功进取”的官吏。他在执政伊始，就奏请神宗实行考成法。他在上给神宗的奏疏中说：“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考成法规定，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对于各项章奏，都应立即转各有关衙门执行。转发前，“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此外，另立两本文簿，一本送六科备案，由各科查核执行情况，任务已执行者在册上注铛，未按规定执行者则纠举上奏；一册送内阁查考，如果发现六科所报有容隐欺蔽者，则加以举奏。这样，对于应办之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部到各衙门，都做到心中有数，层层考成，做到“月月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
按照明朝的祖制，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长官有尚书、左右侍郎。同时又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尚书是二品，都给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对于六部有封驳、纠劾之权，六科实际上是六部的监察机关。内阁本来是皇帝的秘书处，事实上不负行政责任，更谈不上监察责任。实施考成法之后，居正以内阁控制六科，就从立法上扩大了内阁作为中枢机构的权限，这不能不说是一创举。考成法实施后，对于贯彻朝廷政令，特别是在整理赋税方面，产生的影响最大。与此同时，张居正对于用人行政方面，也针对当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他提出今后用人，应当“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苟“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万历二年（1574），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的“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的消极效应，张居正又推行了内外官久任法。规定：知府、知县六年一迁，其间如发现某人不宜任某官，某官不宜在某地的，抚、按官可量行更替；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迁；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迁。这样，“藩（布政使）、臬（按察使）、守、令皆得自展”，努力尽心本职工作。他还主张慎选地方官吏。他说；“守令者，亲民之吏也。”请求皇帝“勒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能干局，止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经过一番整顿，万历初年吏治情况大为好转，中央政令，一经发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在职官方面，明朝在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保留六部诸寺，但多半形同虚设。嘉靖、隆庆年间曾开始裁革。万历三年（1575），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朝廷下令：此后南京官员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经过九年的裁革，除了有名望的大官和必须的属员以外，凡冗滥者皆裁汰之。这些都是居正任内的成绩。
二、严肃法纪，信赏必罚。张居正在奏疏中一再强调“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又说，“有功于国家，虽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国家，虽嗍笑之微，敝祷之贱，亦勿轻予。”张居正说到做到。世袭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朝弼作恶多端，擅杀无辜，兵部三法司会议认为法应处死。但其始祖三世，皆大有功于国家，朝廷曾送给铁券，子孙许免一死，非有反逆实迹，应稍从宽宥，待以不死。张居正根据上述情况，拟旨“沐朝弼屡抗明旨，作恶多年，擅杀无辜，情罪深重。本当依律处死，但念元勋世裔，姑从轻，著革去冠带为民，押发南京随住”。万历七年（1579），神宗援引武宗和世宗朝的成例，命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进封他的岳父王伟为伯爵，吩咐内阁拟旨。居正无从拒绝，他说：“既有正德以后事例，王伟中宫至亲，臣等不敢抗违”。但是他指出：“臣等恭照圣祖定制，公侯伯爵，非有军功，不得滥封。”他又提到嘉靖八年，世宗曾诏廷臣会议外戚封爵事理，诸臣议称：“祖宗之制，非军功不封。夫爵赏者天下之爵赏，人主所恃以励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属（指外戚），与有大勋劳之人，并享茅士（指封爵），非所以昭有功，劝有德也。今除已封见任者，姑准终身外，此后凡皇帝、驸马、俱要查照祖宗旧制，不许夤缘请封。”申明王伟的爵位只能终其身，子孙不得世袭。直到居正身后，这个限制才被撤销。
整顿驿递是张居正严肃法纪的又一项内容。明朝政府在从京师到各省的交通干线上都有驿站，专为公差人员提供食宿和旅途方便。驿站的交通工具和民夫都由沿途百姓负担。民夫三年一幸占，周而复始。这对于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不能不说是规定，只有军国大事，才能凭“勘合”（护照）使用驿站。但到后来，这一规定渐成具文，有的官员甚至在驿站恣意滋扰，百般需索，致使驿递“困敝至极”，人民也不堪负担。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提出整顿驿递的计划：“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
张居正执法很严，而且从自身做起。他的儿子由京师回江陵应试，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吩咐仆人背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1580），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里，保定巡抚给以照顾，发给勘合，居正随即缴还，并附去一信说：“仆忝在执政，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最难办的还是内监和衍圣公。内监是宫内的亲信，轻易干涉不得，居正只得吩咐他们的上级去设法。衍圣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尚贤。他每年从曲阜入京朝贡，沿途骚扰，“百姓如避虏贼”。山东布政使据实秉告居正。居正答书说：“夫圣人秉礼为教，志在从周，假令生今之时，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况其后裔乎？后若再行骚扰，亦宜一体参究，庶为持法之公也。”后居正与山东巡抚重新商定，将衍圣公每年入朝，改为“如王府例，每岁只差人进马入贡，不必亲行；或当朝觐之年，预期奏请，得旨而后行，亦为简便”。从而减少了交通干线附近居民不少的惊惶。经过张居正的一番整顿，驿递状况大有改观，以致万历八年（1580），神宗派皇亲上武当山祈神赐子，也不敢使用驿站乘传。
三、治理河患，解决漕运。明代的黄河在今江苏滨海县境内出海，其中自徐州至清河（今淮阴西）的一段黄河又是运河河道，时称“借黄为运”。清河以东到出海口，黄河又与淮河共一河道，黄河水涨，淮水被逼，倒灌运河。当时黄河经年泛滥，常使运河阻断，漕运不通，农田也大量被淹没，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一大问题。张居正对此极为忧虑。为了解决黄、淮水患，他认为必须统一事权，由一人兼任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根据他的建议，朝廷于万历六年（1578）正月，命吴桂芳兼理河漕。不久吴逝世，居正又推荐有治河经验的水利专家潘季驯以工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衔，总理河漕，许以便宜行事。季驯从“民生运道两便”出发，采取“筑堤障河，束水归漕，筑堰障淮，逼淮注黄”的治水方案，治理黄、淮。在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朝廷批准了他的计划，又给以充足的经费，潘季驯得以排除干扰，大胆地执行他的方案，改变了黄、淮两河经常决口，漕运不通的状况。“数年以来，居民既奠，河水安流”，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漕船也可直达北京，对农业生产和南北经济交流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的最主要内容是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他在任首辅后即曾尖锐指出：“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指严嵩）政以贿成，吏股（juān、捐，剥削）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指徐阶）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拖欠税赋）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为了富国足民，他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整顿国家的赋役；为了均平赋役，必须首先清丈土地。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各种类型的土地，限三年完成，并且规定对破坏清丈者，要“下诏切责”。这次清丈正如他所说的，“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经过三年的努力，共丈得天下土田七亿亩，比弘治十五年（1502）超出二亿八千万亩。尽管这一田亩数额不免有所夸张，但毕竟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局部地区施行的一条鞭法，下令在全国范围实行。一条鞭法的内容比较复杂，各地施行也不一致。根据《明史·食货志》和其他史书记载，它的主要内容是：统一役法，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力差，一律折银征收，力差由官府雇人应役。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丁和粮各占多少比例，没有统一规定，各地实行不一，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赋役数目，以县为单位计算，以原有税额为基准，不得减少。这种把田赋和名目繁多的力役，总编为一条的办法，称为“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它的特点概括起来说，就是赋役合一，按亩计税，用银交纳，手续简便。施一条鞭法的实施，从实际效果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兼并和均平赋役的作用，减轻了一些地区农民的负担。《明史·食货志》说：“赖行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拮据）。”这种赋役制度，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反映了赋役逐渐趋向一元化的历史进程。它规定的赋役征银，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又反转过来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以银代役，相对松弛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从万历十年至十五年（1582-1587）短短的五年间，太仓积粟达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全国五六年之用，国库积银也有六七百万两之多，使明朝政府的财政支绌情况有所好转。诚如谈迁所说：张居正“洵经济之才也”。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逝，神宗开始独自处理政务。由于居正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同至高无上的皇权发生矛盾，竟招来身后的不测之祸。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神宗为了发泄他对张居正“威权震主”的积怨，加上新进者的参奏攻击，竟强加张居正以乱政不忠等罪名，下诏剥夺张居正生前官号，并下令查抄张居正在江陵的老家，因此，张居正的改革也随之半途而废。然而，历史并不能由万历定是非，张居正作为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其功绩诚如崇祯朝吏部尚书李日宣等所言：“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这一评论还是公允的。
❷ 改革开放的故事
概括地说，改革开放，我们“改”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直观地考察我们的现实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同三十年前相比，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看，早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已经由过去的“一大二公三纯”、公有制一统天下，改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从经济体制看，已经由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社会状态看，已经由封闭和墨守陈规的社会转变为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和全面进行改革、越来越活跃的社会；从出发点看，过去建设社会主义，强调为国家、为人类作贡献，现在强调改善人民生活，以民为本。
在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后，通过改革开放形成和确立起来的以上五个方面的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要素。
这样一些重大的变化，给我们的社会和社会成员带来什么呢？
首先是经济的快速发展。1980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是7100亿元（见十二大报告），到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1.09万亿元，即使扣除价格上涨因素，也增长了几十倍之多。我国的经济发展之快，被国际舆论视为奇迹。
人民生活普遍改善。进入历史新时期的时候，我国大约九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竟有2.5亿之多。现在，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还留下一个不小的尾巴），广大人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明显改善。这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事实，不必一一列举。
综合国力大幅度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增强了。
人的精神面貌深刻变化。人民受教育程度提高了，青壮年文盲已基本扫除，九年制义务教育已基本普及，大学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二十。过去年代存在的那种个人迷信、思想僵化状态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人们敢于独立思考，参与意识大大增强。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以上这些，就是现实存在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年，邓小平曾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回过头来看，确实是这样。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实践和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其意义决不亚于民主革命时期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巨大进步。特别要强调的是，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是正确的，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现
但是，国际国内都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搞了一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国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有人甚至想当然地列出几条，作为标准，对照现实社会，指责改革开放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这里涉及到一个老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需要搞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丢开老祖宗，随心所欲地发议论。那么，什么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呢，老祖宗是怎么说的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在经济方面讲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从经济上分析和判断社会性质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基本的思想和要求是：
首先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公有制”与“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两个概念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但这两个概念的包容性是很大的，其具体实现形式决不限于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这个要求，以后他们又不断地阐述这个思想。
“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33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是活的行动理论，而不是必须机械照搬的教条，这些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完全取决于人们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就是说，要从各国的实际出发。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概括，同老祖宗讲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完全一致，而且有所深化。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的思维方法，是列举几条特征，来判断社会主义，而不善于从基本思想的高度、从本质的高度理解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我们认定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我们强调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是提出了以人为本。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好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由于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特别要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用中国语言表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应当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
应当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更多更好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要求。
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从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看，都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但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完全清醒，思想僵化，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中确有不少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概括地说，主要有：“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高度集权。通过改革开放，这些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有的相当彻底地改掉了，有的正在改变。总之，我们的改革开放，改掉的是不切合中国实际的东西，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东西，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重道远
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的改革开放任重道远。
观察我们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市场秩序还不够规范，市场的发育程度还比较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还有残存，旧体制的思想、观念、习惯、活动方式、领导方法还存在，等等。还要看到，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还存在一些非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主要是指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邓小平曾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最近揭露出来的山西黑砖窑，是比封建主义还要落后的东西，带有奴隶制的色彩。以上这些，其性质都是非社会主义的，都在革除之列。
回顾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很成功，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失误失衡。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最基本的是经济与政治、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而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够协调，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几大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政治体制改革却是碎步缓行，进展不大。“官本位”非但没有削弱，还有增强之势。目前存在的民生问题突出，贫富差距拉大，为富不仁现象增多，丑恶现象陈渣泛起，社会风气败坏，腐败严重等问题，都同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有关。
目前改革处在关键阶段，问题很多，矛盾复杂，难度很大，各种议论纷起，我们要下最大决心，拿出民主革命时期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那样的决心、气概和魄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来的改革，我们体会到，从旧体制转变为新体制，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转变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实是一场革命。在改革进程中，困扰改革者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姓资姓社”的问题。改革从起步时起，就有人指责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姓资姓社”的争论。
邓小平针对“姓资姓社”的争论，明确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就是有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仅是实践标准的发展，更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精髓。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廓清“姓社姓资”迷雾的有效武器。正如有的领导干部所说，这些年，我们就是靠“三个有利于”标准壮了胆。
坚持改革开放，就要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我们看到，有的文章谈论改革，洋洋万言，引了不少邓小平的话，但就是不讲“三个有利于”标准，真是咄咄怪事！不赞成“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必然要另立判断标准，这是挑起“姓社姓资”争论的习惯做法。实践已经证明，离开“三个有利于”标准谈改革开放，很可能南辕而北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保持清醒。
恩格斯说，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完全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要求，也适应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❸ 关于改革的历史故事
欠债
❹ 找历史改革故事
李悝，吴起，商鞅变法
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
张居正改革，
戊戌变法
❺ 关于历史改革的故事
搬了五个过来，多了送你的不要钱。
商鞅变法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新国君秦孝公即位。他下决心要使秦国强大起来，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说谁能使秦国强大，就封谁做官。
商鞅（yang）原来是卫国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来到秦国。商鞅和秦孝公谈论国家大事，一连谈了几天几夜。秦孝公非常赞同商鞅的主张。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开始改革旧的制度。
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又怕老百姓不信他，他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起了一根很高的木头，并说，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谁十金。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开玩笑。商鞅知道老百姓不相信他，就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人们在木头旁边议论纷纷，终于有一个人把木头扛起来，一直扛到了北门。结果商鞅真的赏给那人五十金。这件事在秦国引起了轰动，商鞅说道做到，在老百姓中有了威信，于是商鞅就把新法令公布了出去。
商鞅变法公进行了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①废除了井田制，打破过去土地上的界限，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②生产粮食布帛（bo）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yaoyi）。在战争中军功越大，授予的爵（jue）位越高，赐给的土地和房子也越多。旧贵族没有军功，就不能享受特权。③在全国设置31个县，由国君直接派官吏管理。
新法令刚刚开始推行，就遭到了旧贵族的强烈的反对。太子的两个老师鼓动太子反对变法，商鞅就处罚了那两位老师，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这样，大家就不敢反对了。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得到加强，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
尼古拉二世的改革与反改革-历史故事
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内部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要影响到上层建筑，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必然要对俄国的政治制度和国民的政治生活提出客观要求，呼唤政治现代化的起步。1901年，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上宣布：“政治自由将是20世纪俄国第一个巨大的文化成就。”到20世纪初，沙皇俄国这座欧洲专制制度的堡垒也终于动摇并最终坍塌。
“血腥沙皇”
尼古拉二世是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代沙皇，他于1896年5月18日登基。按照传统，俄国宫廷在莫斯科为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因谣传沙皇将赏赐丰厚的礼物，使数十万群众聚集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因拥挤而互相践踏，造成三千余人伤亡，史称“霍登惨案”。自此， 尼古拉二世在民间就有“血腥沙皇”之称。
尼古拉二世继位之初，即逢俄国的动乱之秋。自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便丧失了它在欧洲国际舞台上的霸主地位，它与昔日的盟国——德国间的政治和经济矛盾越来越深。面临身边强国的威胁和不利的国际处境，沙皇政府不得不与昔日的死敌——法国结盟，希望借助法郎和法国的军事援助而站稳脚跟。在俄国国内，社会各阶层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民主运动。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和组织下，俄国的工人运动被赋予了严密的组织性和强烈的政治性，1895-1899年，俄国平均每年罢工147次，参加罢工人数4万余人。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布尔什维克党加紧了革命的准备和发动。 列宁在1905年发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在这份纲领性的政治论文中，列宁强调即将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使命是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民主，目标是彻底推翻沙皇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掌握这场革命中的领导权，并且在民主革命获得胜利之后，迅速地使其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
但是尼古拉二世和俄国统治阶级不能冷静地面对国内日趋高涨的革命形势，以求明智地寻求出路，仍然坚持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尼古拉二世提出“维护国基”，压制一切有悖于专制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取缔一切政治团体。连一贯主张“勿以暴力抗恶”的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也在沙皇的授意下被革除了东正教教籍，列宁等一大批革命家相继被捕和流放。
1905年1月9日，十余万彼得堡的工人及家属前往冬宫广场请愿，结果遭到血腥屠杀。四千余人的鲜血惊醒了俄国群众， 使他们放弃了最后一点对沙皇本人以及沙皇政府的幻想。工人阶级终于发自内心地喊出了：“打倒专制制度”、“打倒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口号。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爆发了。
《十月十七日宣言》
1905年10月8日，大臣会议主席维特上书沙皇尼古拉二世，劝说沙皇同意设立立法杜马和实行宪政。沙皇尼古拉二世赞同有限度的改革，他责成维特制定一份详细的政体改革方案供他参考。维特和他的助手奥德连斯基用了10天时间草拟出《整顿国家秩序宣言》，在10月15日面呈尼古拉二世。维特再次进言：“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两条道路，要么宣布军事独裁，镇压一切；要么让步，实行立宪改革。” 10月17日晨，沙皇尼古拉二世终于在《整顿国家秩序宣言》上签字，同日该宣言立即以诏书的形式发布全国，因此该文件又称为《十月十七日宣言》。
《整顿国家秩序宣言》宣布俄国实行君主立宪；确保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力不受侵犯；立即举行代议制机构——国家杜马的选举；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
六·三体制
改革未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反而刺激了革命形势的加剧。有“俄国的俾斯麦”之称的斯托雷平担任了内务大臣的职务，他提出“先安定，后改革”的口号，将行刑队和战地军事法庭派往俄国各地，大肆逮捕和屠杀进步人士，行刑队的绞索被戏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1905年革命被血腥镇压了。
斯托雷平在继任大臣会议主席后，立即着手制服“不听话”的国家杜马。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借口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密谋发动“弑君夺权”的政变，解散国家杜马并大肆逮捕社会民主党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恐怖统治，镇压工农运动，史称“六·三政变”。在“六·三政变”后，沙皇政府公布了新的选举法。新选举法的目的在于保证政治上保守的农民、地主和资产阶级在各省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中的优势地位，第三届国家杜马选出的复选代表中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就占据了50%的席位，农民占22%的席位，工人仅2%的席位。这样在新的国家杜马中出现了两个多数：其一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十月党在选举中获胜，成为杜马中占据多数席位的议会党团，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担任了国家杜马主席的职务，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达到了顶峰；其二是极右派——黑帮集团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占据了优势席位，这个黑帮集团是由“俄罗斯人民协会”、“俄罗斯同盟”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组织组成，大资产阶级与斯托雷平，与极端反动的黑帮集团结成了政治同盟，这个政治格局被称为“六·三体制”。
随着俄国的政治形势及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的变化，资产阶级与沙皇政府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加大。当时俄国上层的具体情况是，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是降低，而是不断提高，大资产阶级在国家杜马中的势力越来越大，表现为不仅要过问一般的立法议案，而且试图干涉国防预算和大臣任免。另一方面是斯托雷平与十月党的分歧越来越大，越来越感到国家杜马已成为他实现个人野心的绊脚石。因此，资产阶级与地主贵族阶级及沙皇政府的矛盾再度加剧，最终上升为首要矛盾。
1911年3月，斯托雷平为关闭国家杜马，公然蔑视代议制，因而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宣布辞去国家杜马主席的职务，资产阶级与沙皇政府的矛盾加剧，“六·三体制”内部出现危机。1911年斯托雷平在基辅遇刺。
二月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皇政府迅速地参加了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十月党、立宪民主党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政党站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立场上，在国家杜马中一致投票支持沙皇政府的战争政策。立宪民主党代表表示：“只有战争才能彻底解决我们若干世纪以来的限制我们民族发展，取得通过向自由海洋的出海口。”但是俄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接连失败再一次暴露了专制制度的极端腐朽性和反动性，同时引起了俄国国内严重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特别是引发了“上层统治危机”，资产阶级与沙皇政府间的矛盾逐渐激化。资产阶级屡屡弹劾沙皇政府，要求建立所谓的“责任内阁”。1917年2月初， 资产阶级要求沙皇抛弃“同人民代议制经常扩大分歧的政府”，建立“人民信任的政府”。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自由派贵族开始密谋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尼古拉二世，另立新的沙皇。
然而，当资产阶级还喋喋不休地在国家杜马中向沙皇政府发难之时，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1914年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委员会早已向全体工人发出了“公开斗争的胜利时刻到来了，彻底推翻沙皇专制政府”“人人都起来斗争，人人都上街去”的号召。1917年2月25日(公历3月10日)，彼得格勒数十万工人发动了总罢工，很快总罢工转变成武装起义。
二月革命的爆发，促使资产阶级与沙皇政府分道扬镳。2月27 日资产阶级成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告人民书》中宣布由于政府拒绝改革而导致国内局势混乱，临时委员会“有责任承担起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的使命。罗将科以临时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致电沙皇：原沙皇政府的“一切机构都不再起作用，它的职能由临时委员会取代。”米留科夫劝说高级军官“大家应当听从惟一的政权，就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命令。”资产阶级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沙皇统治的国家机器——军事警察机构瓦解，仅3月1日和2日就先后有3500 名中高级军官宣布“一致承认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权力”，脱离顽固派阵营。
在全民民主浪潮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于3月2 日宣布退位，他在日记中沮丧地写到：“我把已签署的退位宣言交给了他俩……深夜一点，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普斯科夫。周围尽是背叛、胆怯和欺骗。”统治俄国三百多年之久的专制制度终于轰然崩溃了，俄国的政治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的跃进。
王安石变法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限制商人
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发展农业生产
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颁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稳定封建秩序
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
变法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管仲改革
春秋时期齐国的一次改革。内容：“案田而税”，就是把田地按土质好坏，产量多少分为若干等级，按等级高低，征取数量不等的租税；“作内政而寓军令”，就是把居民的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统一起来；士农工商分居，职业世代相传，保证了社会生产，也避免人们因谋职业而使社会动荡不安。
管仲的变法，虽然使齐国迅速发展，国力强盛，外交策略也相当成功，恩威并用，各国诸侯都尊重齐国，使齐桓公成为了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但并没有解决国内的矛盾和隐患，所以齐桓公死后，齐国霸业中衰，中原霸主的地位也逐渐被晋所取代。 商鞅的变法，由于得到秦孝公的有力支持，在秦国进行了大的改革，从此法家思想就一直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是严酷的刑法，特别是商鞅开创的“焚书禁游说”的高压政策，对我国古代文化也是一种摧残，虽然后来商鞅被杀，但变法的结果已经在秦国生根发芽，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基础。
周世宗改革
周世宗柴荣（921—959）后周第二代皇帝。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人，后周太祖郭威的内侄和养子，后周开国皇帝太祖郭威在位期间，曾就恢复农业生产、革除累朝弊政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显德元年（954），柴荣即位，广泛收罗人才，继续推行改革。政治上，澄清吏治，严明赏罚，惩治贪赃，倡导节俭，力戒奢华。经济上，鼓励逃户回乡定居，减免各种无名科敛，安抚流民，招民垦殖逃户田，编制《均田图》，派遣使者分赴各地均定田租，查实隐匿耕地，使之均摊正税，废除曲阜孔氏的免税特权，动员民众兴修水利，疏浚漕运；停废敕额（朝廷给予寺名）外的寺院 3 万余所，敕额外僧尼一律还为编户，禁私度僧尼；收购民间佛像铜器铸钱，缓解了唐末以来长期缺钱的局面。军事上，整肃军纪。显德元年，处决了与北汉作战时临阵溃逃并劫掠辎重，扬言周军已败的禁军大将樊爱能、何徽以及中级将校 70 余人。班师后，检阅禁军，裁汰老弱，选募壮勇，组成了精锐的中央禁军。周世宗还修订刑律，修订历法，考正雅乐，广搜遗书，雕印古籍。显德二年，世宗采用王朴提出的“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致力于统一全国的大业，先出兵后蜀，收回 4 州。次年伐南唐，经三年苦战，收回淮南、江北 14 州 60 余县。六年征辽，收回燕云 16 州中的 3 州，五月间，乘胜进取幽州，突患重病，被迫班师，六月卒，年 39 岁。世宗柴荣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改革及成就，为北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❻ 有关大变革时代的历史故事
如上所言，战国时期的数次重要改革，包括吴起、商鞅等人，尤以商鞅的最出名。他的典故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商鞅“派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放在闹市中，下令说：“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去，就奖赏十金”，老百姓纷纷来看，但都抱怀疑的态度，无人去搬；商鞅把赏金加到五十金，大家更加猜疑：秦国可是从来没有出这么重的奖赏的。有一人不信邪，心想：虽然没有这么多的奖金，但总有一些吧。他扛起木头，搬到北门，跟随的观众很多。商鞅如数地兑现了奖金，大家这才相信：商鞅出令必行！”并且靠此赢得了“信用”。
到了汉代，最著名的当属晁错变法。他主张削侯，引起了七国之乱。但是他的政治远见仍值得我们佩服。到了后来，汉武帝采用“推恩令”，也是源于晁错的思想。这些可以看相关的网络。
汉末到三国主要的则是曹魏的屯田和后来的九品中正制，这是曹丕称帝的基础，也是那个时代的一大变革！详细的可以参考《易中天品三国》。
唐朝著名的则是三省六部制，典故那我就不知道了。
宋代的就更多了，不过大多都没有成功。其中最大的变革还是宋初的集权措施，“削权、制谷、收精兵”，里面就有杯酒释兵权的著名典故！
元代的改革不少，但是没有什么特别著名的典故（本人主要研究三国，元代研究的少点，有知道的还可以再补充）。
明代的主要就是废除丞相，也是加强了中央集权，典故我就不怎么知道了。
清代的改革更多，尤其是外强入侵的时候的洋务变法、戊戌变法。典故只有你自己查查了。
另，本人写的一本《易幻三国》打打广告呵呵……
❼ 改革历史小故事
孝公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商鞅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回陌，实行郡县制，奖励答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开始推行革新时，为了取信于民，他派人在城中竖立一木，并告知:"谁人能将之搬到城门，便赏赐十金。"秦民无人敢信，后加至五十金，于是有人扛起木头搬到城门，果然获赏五十金，从此宣示与开展孝公变法，史称"徙木立信"。北宋王安石，在一首称赞商鞅的诗中以"一言为重百金轻"，来比喻言出必行的重要。
❽ 改革开放的小故事
1、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是发生在1982年春天的一个小故事。那时，县里派来了工作组，任务是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第一次群众大会就在生产大队的院子里举行。
工作组干部传达了上级文件之后，用通俗的语言做了讲解。多数农民听了后都纷纷表示坚决响应上级号召，投身改革。但有一位60多岁的农民却哭着说：“这不是分田单干吗？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想不通。”
改革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很快，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在笔者任教的小村子全面推进，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春潮滚滚，农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年后，那位想不通的农民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他逢人就说：“还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好，缴足了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地还是那片地，人还是那些人，但生产出来的粮食却比以前多了，肚子饱了，日子好了，干劲足了。”
2、“雇佣工人”引争议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维西县城冒出了彭天慧等一批万元户。当时的万元户可不简单啊，你想想看，工龄在10年左右的普通干部月薪也就是60多元，一年下来才有720多元，十年才7200多元。
万元户冒出来了，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了，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不够，需要雇佣工人了。当时，维西县城以酿制白酒为业的个体户施老板雇佣了3个农村青年，也没有签订什么劳动合同，吃住外，每月每人48元的工资。
一时间，施老板雇工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人们的议论。有人说：“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搞剥削。”有人说：“施老板就是资本家，他雇工就是搞剥削！”
但更多人说：“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第二产业是大好事，一方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另一方面加快了工商业发展，繁荣了经济。”
争议归争议，改革大潮汹涌澎拜，非公经济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成为拉动维西经济增长，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强大引擎，其经济总量占据了县域经济的“半壁江山”。
(8)改革的典故扩展阅读
改革开放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进一步解放人民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
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即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现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
开放，主要指对外开放，在广泛意义上还包括对内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❾ 中国古代有哪些变法或改革故事
商鞅变法
戊戌变法
王安石变法
孝文帝改革
❿ 改革开放小故事
1978年以前的安徽省凤抄阳县小岗村，是全县袭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些农·民按下手印的不久，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在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严峻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小岗村从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