轶事典故

A. 王导的轶事典故

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求结为婚姻之家，陆玩拒绝说：“小土坡上长不了松柏这样的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我陆玩虽然不才，道义上决不能开乱伦的例。”
后来陆玩曾到王导那里吃奶酪，却因而得病。后陆玩与王导通信时则写：“我虽是南方的人，但差点成了北方的鬼。” 王导的长子王悦为人谨慎谦和，对双亲也很孝顺。王导每次见到王悦就很高兴，见到次子王恬就生气。王悦和父亲谈话，总是以缜密谨慎为本。王导回尚书台，每次要走的时候，王悦都跟随在父亲车后相送，他还经常和母亲曹氏一起整理箱子。
王悦去世后，王导回尚书台，上车后一直哭到尚书台门口；曹氏在整理箱子时，望着箱子就想到了王悦，竟不忍打开。 当初，王导夫人曹氏性格嫉妒，王导非常畏惧她，于是暗中在别处置下馆舍，以安置其他的姬妾，曹氏知道后，要亲自去查看。王导深怕姬妾们会受到曹氏的凌辱，命人马上准备车驾赶去，还怕速度太慢，用手中拿的拂尘柄当鞭子赶牛奔跑。
蔡谟听说这事后，取笑王导说：“朝廷恐怕要为公加九锡了。”王导不予理会，只是谦恭地走开算了。蔡谟又说：“我没听说过别的什么东西，只知道有短辕的牛车，长柄的拂尘。”王导这才大怒，对人说：“我和各位贤能一起在洛阳游玩时，哪里听说过这个蔡克的儿子！”
王导有个爱妾姓雷，经常干预朝政，收受贿赂。蔡谟戏称她为“雷尚书”。 当时庾亮因为名望高而所辖地盘狭窄，于是出镇外地。南蛮校尉陶称挑拨说：“庾亮一定会举兵向内。”劝王导暗中要提防。王导说：“我和庾元规休戚与共，这些无根无据的议论，不应当出自智者之口。如果就像你说的那样，庾元规真的领兵打进来，我就头戴角巾穿上便服回家，有什么可担忧的？”又给陶称写信，说因为庾亮是皇帝的大舅，应该尽心尽力侍奉。这样一来，挑拨的谣言就平息了。
当时庾亮虽镇守于外，但还执掌着朝政大权，又据于上流之形胜，手握强兵，一些顺风转舵的人都投奔他。王导在朝中心内不平，常常在刮起西风的时候，用扇子挡起风尘，慢吞吞地说：“庾元规吹起的灰尘把人弄脏了。” 王敦叛乱时， 王导因为怕受牵连，每日都率宗族二十余人跪在宫阙外请罪。值周顗入宫，王导哀求说：“伯仁，我一家百口就托付给你了。”周顗毫不睬理，入宫对明帝说王导忠诚，申救甚至，明帝听从他的意见。又留周顗饮酒，周顗酒醉出宫，王导还跪在宫门前，又求周顗，周顗不答，却喷着酒气说：“我要诛杀那些乱臣贼子，换取金印，挂在手肘后！”王导自以为周顗不救他，甚为怨恨。
其后王敦入建康，征求王导意见，问周顗是给他高官还是杀掉，王导都默而不语。于是王敦就杀掉了周顗。后来王导料检中书故事，看到周顗救他的奏章，言辞感人，殷勤切至。王导执表流涕，悲不自胜，对诸儿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在幽冥之中，我愧对这样的良友。”

B. 荀息的轶事典故

春秋时期，晋国想吞并邻近的两个小国：虞和虢，这两个国家之间关系不错。晋如袭虞，虢会出兵救援；晋若攻虢，虞也会出兵相助。大臣荀息向晋献公献上一计。他说，要想攻占这两个国家，必须要离间他们，使他们互不支持。虞国的国君贪得无厌，我们正可以投其所好。他建议晋献公拿出心爱的两件宝物，屈产良马和垂棘之壁，送给虞公。 献公哪里舍得？荀息说：大王放心，只不过让他暂时保管罢了，等灭了虞国，一切不都又回到你的手中了吗？献公依计而行。虞公得到良马美璧，高兴得嘴都合不拢。
晋国故意在晋、虢边境制造事端，找到了伐虢的借口。晋国要求虞国借道让晋国伐虢，虞公得了晋国的好处，只得答应。虞国大臣宫之奇再三劝说虞公，这件事办不得的。虞虢两国，唇齿相依，虢国一亡，唇亡齿寒，晋国是不会放过虞国的。虞公却说，交一个弱朋友去得罪一个强有力的朋友，那才是傻瓜哩！
晋大军通过虞国道路，攻打虢国，很快就取得了胜利。班师回国时，把劫夺的财产分了许多送给虞公。虞公更是大喜过望。晋军大将里克，这时装病，称不能带兵回国，暂时把部队驻扎在虞国京城附近。虞公毫不怀疑。几天之后，晋献公亲率大军前去，虞公出城相迎。献公约虞公前去打猎。不一会儿，只见京城中起火。虞公赶到城外时，京城已被晋军里应外合强占了。就这样，晋国又轻而易举地灭了虞国。
原文：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对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暱之，虽谏，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为不道，入自颠軨(líng，车前围栏)，伐鄍(míng，虞地)三门。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左传》 春秋时代，晋灵公为了个人的享乐，强迫大批百姓，耗用大量钱财，建造极其豪华的九层的高台。他怕臣子们劝说阻止，就下令说：“谁敢劝阻，格杀勿论！”
有个叫荀息的大臣，很为国家担忧，他求见晋灵公。晋灵公认为荀息是来劝阻的，就举起箭，拉开弓，等着他来，只要他一开口规劝，就射死他。
荀息拜见晋灵公后，装做轻松愉快的样子，说：“大王，我是来表演一个小技艺，让您开开心的。”
晋灵公问：“什么小技艺？”
荀息说：“我能把12个棋子堆起来，上面再加几个鸡蛋。”“哎，这玩艺儿有趣！”晋灵公一下来了劲，忙摔下弓箭，命侍从拿出棋子和鸡蛋。
荀息认真地先把10个棋子堆起来，然后又把鸡蛋一个一个地加上去。旁边观看的人，担心鸡蛋会掉下来，都紧张得屏住呼吸，瞪圆眼睛。晋灵公也惊慌急促地叫道：“危险！危险！”
荀息却慢条斯理地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
灵公说：“好，我也愿意见识见识。”
荀息见时机已经成熟，就不再做别的表演，立起身子，无限沉痛地说：“启禀大王，请让我进几句话，臣即使死了也不后悔！为了建成九层的高台，三年没有成功，国内已经没有男人耕地、女人织布了；国家的库存已经空虚，邻近的国家将要侵犯我们。这样下去，国家总有一天要灭亡的。建造高台，就像这叠鸡蛋一样危险，请尊敬的大王三思而后行！”说着泪滴衣襟。
晋灵公见荀息说得合情合理，态度婉转诚恳，这才明白建造高台对国家有这么大的危害，叹了口气，说：“我的过失竟然重到这种程度了！”于是就下令停止建造高台。
（荀息卒于晋献公二十六年(前651年)，晋灵公公元前620年即位，即晋灵公即位时荀息早在31年前就死了，荀息叠蛋谏晋王只作为智慧知识，不作为历史。） 晋献公二十六年(前651年)，晋国发生宫廷内乱。晋献公听信宠妃骊姬的谗言，逼死太子申生，逼走了重耳和夷吾，立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为太子。并任命荀息为太傅，辅佐年幼的奚齐。当年九月，晋献公于病榻前召见荀息，委以托孤重任，说：“我将这样小的孤儿托付于你，你将如何对待？”荀息叩头答应说：“臣竭其肱股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于是，晋献公就拜荀息为相国，主持国政。
数日之后，晋献公病逝，荀息即立年仅11岁的奚齐为国君。当时，晋国人民对骊姬一伙专横武断、制造内乱极为不满，都希望外逃的重耳和夷吾两位公子能够回来执政。朝中大臣以里克和丕郑两位大夫为首，多数人反对荀息拥立奚齐。里克借给晋献公举行治丧仪式之机，刺杀了奚齐。不料，荀息又扶立奚齐的异母弟卓子(骊姬之妹少姬所生)为国君，里克、丕郑在晋大夫骓遄和屠岸夷等人的帮助下，联合发动家兵攻入宫廷，杀死卓子和骊姬，荀息深感有负于献公，遂自杀。

C. 赵祯的轶事典故

宋仁宗到了大婚的年龄，皇太后刘娥特意挑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女子进宫。宋仁宗一眼看上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想立张氏为皇后。但刘娥认为张氏不如平卢军节度使郭崇孙女郭氏，宋仁宗只好按刘娥的意志立郭氏为皇后。刘娥去世后，郭皇后失去了靠山，不但不懂得谦让与宽容，还处处与后宫嫔妃争风吃醋，从而引出了宋朝立国以来第一起废后风波。
当时，后宫还有两个美人尚氏和杨氏都极为得宠。尚美人的父亲因女儿得宠而封官加爵，恩宠无遇，一时倾动京城。郭皇后对此大为不满。尚美人知道宋仁宗不喜欢郭皇后，便经常向宋仁宗诉说郭皇后的不是。有一天，尚美人在宋仁宗的面前讥讽郭皇后，刚好被郭皇后听见。郭后不胜愤怒，上前要打尚美人耳光。宋仁宗见势不妙，急忙过来劝架。郭皇后已经举手搧出，这一巴掌出尽全力，收势不住，刚好打在了宋仁宗的颈部。
郭皇后指尖锐利，在宋仁宗颈中划出了两道血痕。宋仁宗只觉得脖子火辣辣地疼，顿时龙颜大怒，但他性格文弱，虽然生气，却没有发作，只是带着尚美人走了。
在这之前，宋仁宗为了摆脱刘太后执政的影子，罢免了曾经依附太后刘娥的大臣，唯独没有罢免宰相吕夷简。刚好有一天宋仁宗在后宫与郭皇后谈论此事，还特意提到吕夷简忠诚可嘉。宋仁宗之所以格外赞赏吕夷简，是因为此人曾经力主将宋仁宗生母李氏以皇后之礼下葬。郭皇后却认为吕夷简其实也是阿谀奉承刘太后之辈，不过为人机巧，善能应对而已。宋仁宗略一思忖，认为郭皇后的话有道理，于是将吕夷简也罢相。宦官阎文应与吕夷简交好，告诉吕夷简是因为郭皇后随口一句话导致他被罢相。吕夷简得知后，愤恨异常。
几个月后，谏官刘涣上疏陈时事，特意提到当时他力请刘太后还政给宋仁宗，结果触怒了刘太后，几乎被杀，幸得吕夷简相救。宋仁宗又觉得吕夷简是忠臣，于是将其重新召回为相。虽然官复原职，但吕夷简一直对郭皇后怀恨在心，刚好郭皇后误打宋仁宗一事给了吕夷简报复的机会。
宋仁宗被打后，尚美人不断煽风点火，宋仁宗越想越是恼火。宦官阎文应趁机说：“在寻常百姓家，妻子尚不能欺凌丈夫，陛下贵为天子，竟然受皇后的欺凌，这怎么得了。”宋仁宗沉默不言。阎文应又指着宋仁宗脖子上的伤说：“陛下颈上血痕宛然，请指示执政，应该若何处置？”宋仁宗受到煽动，忍不住激动起来，愤然派阎文应去召宰相吕夷简前来。
吕夷简到来后，立即大谈郭皇后失礼，不足母仪天下。宋仁宗虽然愤恨皇后，但一听宰相提到废后，还是比较谨慎的态度，说：“皇后虽然可恨。但废后一事，却有干清议。”吕夷简说：“废后之事，古亦有之。光武帝是汉代的明主，其郭皇后仅因为怨怼而被废。何况今日皇后打伤了陛下！”阎文应也在一旁附和，说郭皇后身居中宫九年，却没有子嗣，应当废去。宋仁宗激愤起来，决定废除郭皇后。
宋仁宗要废后的消息传开后，朝中一片哗然。御史中丞孔道辅、谏官范仲淹、同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等十多人联名上奏，称“后无过，不可废”，坚决反对宋仁宗废除郭皇后。宰相吕夷简早有准备，抢先一步下令有司不得接纳台谏章奏。宋仁宗则抢在群臣发难之前，下了废后诏书，说郭皇后没有子嗣，自愿退位修道，特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长宁宫（之前称长乐宫）。
御史中丞孔道辅和谏官范仲淹等人见台谏的奏章无法送到皇帝手中，无法可想，竟然集体跑到皇帝寝宫门口进谏。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事。进谏的大臣们到跪在宫门口，请求皇帝召见，对答郭皇后被废一事。但无论范仲淹等人如何力争，守卫殿门的内使只是紧闭大门，不予通报。孔道辅急得不行，上前抓住宫门的铜环急叩，还大声喊道：“皇后被废，累及圣德，为什么不听我们谏官的意见？”宫门后的内使大概也怕出事，便急忙入报。不久，有内使在门后传话，让进谏的大臣们到中书政事堂与宰相对话。
孔道辅和范仲淹等人来到中书时，宰相吕夷简已经等在那里，显然是有备而来。孔道辅一上来就质问吕夷简说：“大臣对皇后来说，就像儿子对待父母一样。父母不和，可以劝他们和解，怎么能只顺从父亲一面而不要母亲呢？”吕夷简争辩说：“废后一事，不是本朝首创，古已有之，汉朝和唐朝都有先例。”孔道辅怒斥道：“大臣应该引导君王为尧、舜那样的圣主，为什么偏偏要引汉、唐失德事作为标准？”
群臣随即一哄而上，纷纷指责吕夷简。吕夷简招架不住，只好拱手说：“各位还是去见陛下力陈吧。”然后匆忙离开。
第二天，孔道辅等人入朝，准备召集百官，与吕夷简当廷争论。然而，宋仁宗的圣旨突然到来，说“伏阁请对，盛世无闻，孔道辅等冒昧径行，殊失大体”，将孔道辅和范仲淹贬黜出京城，其他进谏大臣罚俸半年。废后之议因此而定。
生死两皇后
在宋仁宗晚年，其爱妃张贵妃逝世，不顾朝中大臣劝阻，追封张贵妃为温成皇后。当时还有正宫曹皇后。这段历史被后人称为“生死两皇后”。 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因为头痒，没有脱皇袍就摘下帽冠，呼唤梳头太监进来替他梳头。太监梳头时见仁宗怀中有一份奏折，问道：“陛下收到的是什么奏折？”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都有歌伎舞女，一旦升官，还要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要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接口。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朕当然要采纳。”太监自恃一贯为皇上所宠信，就不满地说：“如果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仁宗听了，顿然站起呼唤主管太监入内，按名册检查，将宫人29人及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问道：“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不是多余的人，为何将他也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谏官王素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确有美女进献给我，现在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素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令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涟涟。王素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她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她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她们走的。” 赵桢在位期间，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所发展。他的生活也较检点。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赵桢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每枚钱主干。赵桢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还有一次，赵祯早晨醒来对近侍说：“昨天晚上我肚子饿得很，睡不着想吃烧羊。”近侍问道：“陛下为何不降旨命臣下去采办?”赵祯说：“我如果一开口，下面就因为这是我的命令，去大肆扰民，所以还是不开口的好。”
一天，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关于赵祯的身世，清代古典名著《三侠五义》里有一种说法，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称刘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攻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自宋朝以来，由于小说、戏剧等各种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演绎，仁宗生母之谜日益鲜活生动，备受世人关注。尽管历朝历代增加、删改了不少或虚假或真实的内容，而且，戏曲和小说中情节也不尽相同。然而，这一故事本身就是一件大案，仁宗究竟是真宗后刘氏之子，还是妃子李氏亲生，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几乎众口一辞，认定仁宗是李妃所生，而非刘皇后之子。
事实也大体如此。李氏本是刘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后来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李妃之前，真宗后妃曾经生过5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据记载，李氏有身孕时，跟随真宗出游，不小心碰掉了玉钗。真宗心中暗卜道：玉钗若是完好，当生男孩儿。左右取来玉钗，果然完好如初。这一传说从侧面反映出真宗求子若渴的迫切心态，也是真宗无奈之余求助神灵降子的真实写照。虽然不尽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氏后来的确产下一个男婴。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仁宗赵祯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记住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便在父皇真宗的默许下，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氏据为己子，由刘氏和杨淑妃一起抚养。生母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乾兴元年，13岁的仁宗即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后人或许是出于男权意识，或许是基于正统观念，将刘后比作唐代的武则天，而对她当政非议甚多。加上宋初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而真宗又确有一个能干的弟弟泾王赵元俨，便出现了许多传闻，说刘后在真宗临终时，以不正当手段排斥赵元俨，从而攫取了最高权力。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称，在真宗病逝前最后一刻，真宗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展三指，以示意叩榻问疾的诸大臣。后有人臆测，当时真宗是想让自己的弟弟，也即小说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后于事后派人对大臣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元俨闻听此事后，发现自己已成为刘后当权的障碍。为了避免遭到刘后的残酷政治打击，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刘后去世，仁宗亲政。
据可靠资料记载，真宗病危时，唯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大臣们时，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真宗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大统的准备，臣等定会尽力辅佐。更何况有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归服。臣等若敢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罪当万死。这实际上是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真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微笑，表示满意。事实上，真宗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真宗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真宗留下遗诏，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这样，仁宗就在养母的权力阴影下一天天长大。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不知先皇嫔妃中的顺容李氏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大概与刘太后有直接关系，毕竟她在后宫及朝廷内外都能一手遮天。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仁宗身世秘密的。明道二年，刘太后病逝，仁宗刚刚亲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据宋史列传第一后妃上记载：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有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 蒙受了20年的欺骗，生母也在明道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当仁宗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李氏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宸妃死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宸妃发丧。生母虽然厚葬，但却未能冲淡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的阴影。 早在太后生前，仁宗与太后之间就已存在极大的冲突，尤其是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仁宗明显地感到太后的专横。仁宗最初看上了并非官宦却富有钱财的王蒙正的女儿，曾向刘太后提起过此事，但武断的太后根本不予理会，借口这个王姓女子“妖艳太甚，恐不利少主”，硬是将这个“姿色冠世”的少女许配给了刘美长子刘从德。刘美即是太后的前夫、银匠龚美。这一许配却极大地伤害了少年皇帝。
王蒙正与刘太后连姻时，其父极不赞成，阻拦不住，竟然大骂：我们王家世代为民，从来没有与外戚通过婚，今后必定要遭受灾祸！没想到此话当真应验了。10年后，王蒙正与父亲的婢女私通，生下了孩子又不承认，担心其分走自己的财产，被婢女告到官府。经审核，证据确凿，王蒙正被除名编管，发配岭南。仁宗特地下诏，禁止其女以国戚身份进入皇宫，其子孙也不得与皇族联姻，这种处罚大概与仁宗发泄他积蓄多年的怨恨有关。
仁宗喜欢的姑娘被许给刘从德后，太后也准备尽快为15岁的皇帝完婚，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少女进宫，作为皇后候选人，其中有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当时仁宗一眼就相中了张氏。本来皇帝选中谁就可以立为皇后，但仁宗的意愿再次遭到太后的阻挠。原来，经过太后审视，认为张氏不如郭氏，在未与仁宗商量的情况下，便自作主张以张氏为才人，而册立郭氏为皇后。这一决定又一次使少年仁宗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进而造成此后长时间内皇帝对正宫的冷漠，也直接导致了废后风波。
郭皇后有刘太后作靠山，她既不懂得谦让和宽容，更是逐渐养成了骄横自恣的性格。太后死后，她依然旧习不改，仍沿用太后时的规矩，垄断后宫。而仁宗亲政，却力图要摆脱太后的影响，其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后宫嫔妃纷纷得宠。当时最受仁宗宠爱的两个美人是尚氏和杨氏。尚美人的父亲封官受赐，恩宠倾动京城，引起郭后的嫉恨，几番与尚氏发生冲突，尚氏自然也少不了在仁宗面前诋毁皇后。一次，尚氏当着仁宗的面讥讽郭后，郭后怒不可遏，上前要抽尚氏耳光，仁宗跑过来劝架，偏巧一巴掌落在皇帝的脖颈上。仁宗大怒，令宦官阎文应传来宰相吕夷简，让他“验视”伤痕，其实是为其废后寻求支持。随后，仁宗下诏，称皇后无子，愿意当道姑，特封净妃、玉京冲妙仙师，易名净悟，别居长宁宫。此诏一出，朝廷大哗，甚至引发了台谏官员在皇帝寝宫门前集体进谏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郭后被废，名义上是她长时间未能生育皇子，实际上是仁宗发泄对已故太后的不满。
郭皇后被废后，仁宗让宋绶草拟废后诏书，其中有“当求德门，以正内治”的话，意思是从有教养的家庭中选取秀女。刘太后虽已不在人世，仁宗也已亲政，但在选后的问题上他却一直未能如愿。当时，左右领来一个姓陈的女子进宫，颇得仁宗欢心。陈氏是寿州茶商之女，父亲靠捐纳谋得一个小官，不具高贵的门第。宋绶说：“陛下若以贱者正位中宫，不就与前日诏书所言背道而驰了吗？”宰相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等人也纷纷劝说，负责给皇上供药的太监阎士良颇得仁宗信任，他也劝谏仁宗不要娶陈氏。这样，在众人的反复劝说下，仁宗不得不另立中宫，勉强将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选为皇后。
正因为如此，仁宗对这次婚姻似乎也不是很满意。进入中年以后，仁宗最宠爱的女人是张美人。张美人后进封贵妃，虽然她在死后才被追册为皇后，但其生前的威势，并不亚于正宫曹皇后。张贵妃是洛阳人，祖先是吴人，吴越归宋，其家迁到河南定居。不幸的是其父张尧封进士及第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在齐国大长公主府上作歌舞女，将女儿带在身边。大长公主见这个小女孩灵巧可爱，便召入宫中作乐女，那时她才8岁，由宫人贾氏代养。一次宫中宴饮，被仁宗看中得宠。庆历八年（1048年）十月十七日成为贵妃。张氏在短短几年内，就由末等嫔妃的才人直升至最高等级的贵妃，距离皇后仅一步之遥，可知仁宗对她特别宠爱。
虽然张贵妃聪明伶俐，深得仁宗喜爱，但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大背景下，她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仅晋封皇后没有希望，甚至连其伯父张尧佐晋封宣徽南院使这样虚职的事也因遭到台谏官的猛烈攻击而作罢。一天，仁宗正准备上朝，张贵妃送仁宗至殿门，拉着仁宗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仁宗答道：“放心！放心！”结果在殿上，仁宗正准备下达任命张尧佐的诏书，包拯便站出来上言，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长篇大论，很是激动，唾沫都溅到仁宗脸上。仁宗不得不收回了成命。张贵妃遣宦官探问，得知包拯犯颜直谏。等仁宗回到宫中，张贵妃迎上前去，又想为其伯父美言。仁宗用袖子擦着脸不耐烦地说：“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脸上了。你只管要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皇祐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31岁的张贵妃暴病身亡。仁宗感念张贵妃生前的柔情与善良，悲痛无比地对左右说，当年颜秀等人发动宫廷叛乱时，张贵妃不顾自身安危，挺身出来保护自己。天下大旱，为了替他分忧，又是张贵妃，在宫中刺臂出血，书写祈雨的祷辞。在左右宦官的支持下，仁宗最后决定用皇后之礼为张贵妃发丧。一生都梦想着登上皇后之位的张贵妃，终于在死后穿上皇后的殓服，享受到宗室、大臣们的参拜告奠。由于担心朝野的反对，仁宗干脆在治丧的第四天宣布追册贵妃张氏为皇后，赐谥温成。正宫曹皇后在世，却另追册贵妃为后，于是出现了一生一死两位皇后，如此逾礼之事，旷古未闻。台谏连续上奏反对，仁宗置之不理。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仁宗下令“禁乐一月”，京师惟一的活动便是为温成皇后举丧。
仁宗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生母和爱妃，不顾朝野内外的巨大非议，毅然进行了两次追册活动，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同样，知人善任的仁宗对自己看中的臣子，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会给予相当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是坦诚的。但是，早年母后临朝的阴影和自己不幸的婚姻造就了他文弱、忧郁而又犹疑不定的性格，使得这种信任很难经得起世事沧桑的考验。 赵祯死后，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虏主”也握住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一个皇帝死了，让本国黎庶哭得涕泗横流的事，屡见不鲜，引得邻国百姓和皇帝痛哭，实在是凤毛麟角。事实上，赵祯既没有太祖赵匡胤的雄才大略，也不像宋徽宗那样多才多艺，他的过人之处，仅是对臣僚、对百姓比较宽容，即“仁”。
在行政上，赵祯尊重主管部门的自主权，既不越俎代庖，也不刚愎自用。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记载，夏竦死后，赵祯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敞说：“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我们挺负责的，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赵祯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献”。 他对下人很仁慈。有一次用餐，他正吃着，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牙齿一阵剧痛，他赶紧吐出来，还不忘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对待下人的过失，宋仁宗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不适与难受，而是下人因此而可能带来的罪责，可见他的确很仁慈。
赵祯对读书人也比较宽容，没有兴过文字狱。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赵祯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高考”中“恶毒攻击”，倘若赶上“康乾盛世”，灭九族是必然的。
赵祯尚德缓刑，遇到疑难案件，尽量从轻发落，即使对“煸动造反”的，也能区别对待，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
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
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赵祯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没几人能做到。
据柏杨先生考证，中国从黄帝开始到溥仪逊位，4643年间，一共出了559个皇帝或国王。其中，有资料可查在位40年以上的不足20人，有的因穷兵黩武，导致国库亏空（如汉武帝刘彻），有的造成国家动乱（如唐玄宗李隆基），有的以亡国告终（如后主刘禅、梁武帝萧衍），赵祯却稳稳当当地做了42年太平天子，与他的“仁”政不无关系。

D. 杨广的轶事典故

杨广好奇花异石，曾三下江南搜寻。并派人将各地收集到的牡丹种植在西苑中。后携众嫔妃、太监、宫去西苑游玩，登上玉凤楼，看到牡丹盛开，大家十分开心。但有一妃喟然叹曰：“牡丹为花中之王，颜色虽好，可惜楼高，只能俯瞰，看不清楚，辜负了这国色天香！”杨广听了，即命花师来见他命令花师栽12棵高株牡丹，要和楼台一般齐，每株着花至少3色，违命者斩。众花师吓坏了，连连叩头求饶，杨广遂命全国各地花师来洛，群策群力攻克难关。各地花师闻讯，都推举当地技艺最高者前来洛阳。其中有个花师家住山东曹州，擅长牡丹栽培。他分析牡丹的生长规律、习性与特点，想到牡丹是可以嫁接的，就和其他花师一起搞试验，选择杏树、桃树、梨树、桑树、槐树等树种嫁接，但都失败了。最后，他们把牡丹嫁接在高高的香椿树上，结果成功了。牡丹昂然怒放，高过了楼台，杨广看得清楚，不禁龙颜大悦，称其为“楼台牡丹”。
杨广论功行赏，要奖励花师，不料一个宦官贪功，硬说这“楼台牡丹”是他领头搞出来的，杨广不明就里，赏给这个宦官许多黄金和绸缎。山东花师气愤极了，回家后发誓不再干这一行，培育楼台牡丹之技术失传，楼台牡丹随之绝迹。 杨广是隋唐两代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风广阔，既有千军万马出征时的雄伟，又能描写夕阳下长江宁静的江景；在他帝王生涯的最后，彷佛意识到自己帝王运尽，诗风转变为寂寥多感，主以抒情诗为主。
杨广少好学，喜欢诗文。其文初学庾信。为晋王时，召引陈朝旧官、才学之士柳鈇、虞世南等100余人，“以师友处之”，于是爱好梁陈宫体。由于他曾亲历塞上，远征辽东，故诗中描写的自然景物和戎马生活，也有其实践基础。他的诗歌融合了帝王的豪雄气概与诗人的细腻情怀，融合了北方诗人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人的清绮纤丽，从而具有了帝王霸气和文士秀气的双重特点。尽管他的诗歌有的比较粗糙，有的还有宫体轻艳之嫌，但总的来说，他的诗歌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风貌，展现了他的思想感情和政治抱负。他在推动诗歌格律化，开拓诗歌新气，,融合南北诗风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诗及其诗风对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这是杨广在西巡时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成为千古名篇。“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后代文人对他诗篇的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
他虽是北人，所作却可雄视南士。薛、卢之辈，自然更不易与他逐北。像他的《悲秋》，又像他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置之梁祖、简文诸集中而不能辨的。又有‘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的数语，曾为秦观取入词中，成为绝妙好词。”王夫之评杨广《泛龙舟》曰：“神采天成，此雷塘骨少年犹有英气。”杨广《江都宫乐歌》形式上已经十分接近七律，可谓七律之祖。杨广的诗歌地位不可小视，他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能在百年陈梁诗音靡靡之中，恢复汉民族的诗歌的风骨与精神实属难得。可以说他开创了“盛唐之音”的辉煌大气的阳刚之美，“济苍生” “安社稷” 一直是盛唐诗歌的重要精神他可谓唐诗之祖。《隋书·经籍志》著录《炀帝集》55卷，《全隋诗》录存其诗40多首。事迹见《隋书》本纪。
杨广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亡国之君，多被毁誉。他“好学，善属文”，并写得一手好诗。其中较有名的有《春江花月夜》二首。
杨广开汴渠时曾作《水调歌》，流传千古。
凡读过诗文的人，几乎都知晓唐代张若虚写有名篇《春江花月夜》，但少有人知道杨广在张若虚之前早就写有《春江花月夜》。这诗题原为陈后主所创，但原词早已失传。杨广曾以此题作曲。据文献记载，他在宫中制作了许多新声乐府，“辞极淫绮”，“哀音断绝”。但他自己的创作并非像某些文献所载“词无淫荡”，而是“并存雅体，归于典制”（《隋书·文学传序》）。其中许多颇有些刚健的佳句，多数诗作都很讲究对仗和声韵和谐。并不浓艳，而是雅味正声。且看他的《春江花月夜》其一：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四句两联，特有贯珠之妙。这是本题现存最早的两首之一。
其后才有唐朝张若虚的同题诗《春江花月夜》。但张若虚是拟题作诗，已非原有曲调。如果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与杨广的《春江花月夜》相比，可清楚地看出其描写春江花月夜景是受到本篇启示的。
从杨广的《春江花月夜》，可以看出其诗歌风格是丽而不艳，柔而不淫，有正言之风，雅语之气。从他的现存另一首《夏日临江》亦可看出此风。
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
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
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
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
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隋炀帝集》中云：“陈隋文哀，帝王有作，与众同波”。南朝至隋，帝王诗中不作王霸之语，而与民间诗人同一风格，确是一种良好的风气。杨广诗风功不可没。 《江陵女歌》
《春江花月夜》
《野望》
《饮马长城窟》

E. 党怀英的轶事典故

党竹溪应制，赋《粉红双头牡丹》，曰：“春意应嫌芍药迟，一枝分秀伴专双蕤。并肩翠袖初酣酒属，对镜红妆欲斗奇。晓日倚阑同妒艳，东风拾翠两骈眉。更看散作人间瑞，万里黄云麦两岐。”
宋真宗朝，石曼卿通守煦山，遣人以泥封桃李核弹之岩石中，其后花开满山。又尝携妓饮山之石室间，鸣弦为冰车铁马声。党竹溪过煦山，为诗吊曼卿曰：“城头山色翠玲珑，尚忆清狂四饮翁。铁马冰车断遗响，桃花石室自春风。生平诗价千钧重，身后仙游一梦空。相见蓬莱水清浅，芙蓉城阙五云中。”
党竹溪咏茶《青玉案》词曰：“红莎绿蒻春风饼，却趁梅驿来云岭。紫桂崖空琼窦冷。佳人却恨，等闲分破，缥缈双鸾影。一瓯月露心魂醒，更送清歌助清兴。痛饮休辞今夕永。与君洗尽，满襟烦暑；别作高寒境。”

F. 王安石故事的轶事典故

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给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问：“你是谁？”女子说自己是“家欠官债、被迫卖身”而来。王安石听罢，不仅没收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助她还清官债，使其夫妇破镜重圆。
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鹿肉丝。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结果，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摆着鹿肉丝，他竟完全不知道。 王安石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王安石的这些恶习众所周知。苏洵曾经描述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韩琦任扬州知府，王安石为签判，成了韩琦的幕僚。王安石经常通宵达旦地读书，因此当差的时候时多来不及洗漱装扮。韩琦以为王安石夜夜寻欢作乐，就劝他不可荒废读书。王安石也不辩解，只是说韩公不能知我，后来韩琦才发现王安石非常有才华。 相传苏轼有一日于京都相国寺和佛印和尚对饮。酒意正浓，佛印和尚便挥毫题写了一首“酒色财气诗”来：
酒色财气四堵墙，
人人都往墙里藏。
谁能跳出墙垛外，
不活百岁寿也长。
苏轼看着别有情趣的“酒色财气诗”即度和道：
饮酒不醉最为高，
见色不迷是英豪。
世财不义切莫取，
和气忍让气自消。
后来宋神宗皇帝和王安石一同游相国寺，看到墙上的“酒色财气诗”颇感新鲜。神宗要王安石和一绝，王安石稍加思忖，便吟成一首诗。这首诗把人们恐惧“酒色财气”与国民生计联系起来，给“酒色财气诗”添上了积极向上的色彩。
> 世上无酒不成礼，
人间无色路人稀。
民为财富才发奋，
国有朝气方生机。
王安石不愧为推行新法有独创的宰相，一绝“酒色财气诗”引来了神宗皇帝的诗兴。当即，神宗皇帝吟道：
酒助礼乐社稷康，
色育生灵重纲常。
财足粮丰国家盛，
气凝大宋如朝阳。
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
王安石任宰相时，当时潮州（当今的广东）有位文人去拜访王安石，并要求王安石为他改诗，原诗是这么写的“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王安石一看这诗就笑了，明亮的月亮怎么会叫呢？黄狗怎么能卧在小小的花心上呢？于是他提笔将这两句词改为了“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荫”，于情于理，那位潮州人看后笑笑，一言未发。王安石进拜宰相期间依靠神宗实行变法，并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的形势。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王安石两起两落，熙宁七年（1074年）年罢相，次年复相；熙宁九年（1076年）再次罢。为了疏解烦闷的心情，王安石游历南方，来到了潮州，他暂时居住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里面的花开得很艳丽，有一个花农在忙碌着，王安石便询问花农：“老农，这是在做干什么？”花农回答：“我在捉虫子。”王安石就很好奇：“你的花开得这么好，怎么还会有虫呢？”花农回答：“有一种虫叫黄犬虫，它很厉害的，它喜欢啃食花心，花的茎部还会流脓，被它这一折腾，花就活不了了”。花农话音刚落，王安石就想起了数年前那个潮州文人让其改的诗，原来诗中指的“黄犬”不是指黄狗，而是指黄犬虫呀，王安厂为此感到很不安，当夜他睡不着，让当地人陪他去散步，当时天上的月亮很明亮，寂静的夜里传来婉转动听的鸟叫声，一般的鸟儿都不会在半夜时分鸣叫，王安石感到好奇，便问：“这鸣叫声是什么鸟？”当地人告诉他：“这种鸟叫明月鸟，越是明月当空的时候叫得越欢。”王安石才知道那句诗中的“明月”指的不是天上的月亮，而是明月鸟，而当时那个潮州人并未告诉他这个情况，估计还暗笑他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吧。 北宋年间，有一年春季，桃红柳绿，风光无限，苏轼携书童前来泰山游玩，两人走走停停，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佑庙前。佑庙里有不少碑刻，大都是历代帝王将相所立，名家名人所书，苏轼与书童随人流进了铺庙，观赏碑林。
这时，打东边过来一位气宇轩昂，风度不俗之人，苏轼仔细一看，不觉大喜过望，那人竟是他的好友王安石。苏轼连忙招呼：“王大人，怎么这么巧，你也来游泰山？”
王安石见是苏轼，一边观赏碑文，一边回答：“只许你这位大诗人观赏泰山风光，铺庙碑刻，就不许我也来凑凑热闹？”苏轼急忙辩解：“哪里话，能与王大人同游佑庙碑林，实乃人生一大幸事！”说完用手一指身后：“这是书童福德。”王安石用嘴一撇右前方那位年轻人，说：“我的书童学智！”
王安石话音刚落，福德便跑过去与学智打招呼，谁知学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只是“哼”了一声，算是打招呼。
四人不紧不慢边看碑文，边朝前走去。来到一块微微向东倾斜的石碑面前时，四人止步，评头品足。福德因刚才看了学智的脸色，心中不快，就上前一步，抢先说道：“安石不正影子歪！”学智何等聪明，一听人家福德在讽刺自己的主人抛岂肯罢休，脱口接道：“轼前倾根基斜！”
听见两位书童斗嘴，王安石插话说：“学智说得一点没错，此碑确实因为根基斜了，才轼前倾啊！”苏轼“嘱”了一声，说：“王大人言之有理，不过，咱福德说得更有道理，身子不正影子才歪么！”说完，王安石与苏轼相视着“哈哈”大笑起来。
见主人大笑，福德与学智也跟着吃吃地笑了。 北宋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杭州一带阴雨绵绵，到了八九月份收割庄稼的季节，田地里颗粒无收。米价一天一个价，到了十月，米价已从原来的每石400文猛涨到每石1500文了。为了阻止米价节节上涨，大宋朝廷连连下发官文，要求每石米的价格控制在500文左右，违者就地斩首示众。
杭州时任知府吕向高为了落实朝廷政策，限制杭州府下属各县市面上的米粮涨价，特派几名心腹到各县巡查。心腹们先后回来禀报说：“大人，惨不忍睹啊，街头到处都是饿死的灾民，请您快想办法啊，快向朝廷求援吧……”
自从规定大米不准涨价后，杭州府的米商都不愿意把米拿出来卖，导致市面上无米可供，饥民纷纷外迁，杭州街头到处是饿殍（piǎo，饿死的人）。吕向高已向朝廷求援3次，可朝廷来信说陕甘一带连年大旱，朝廷国库空虚，无力顾及江南一带的灾情，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吕向高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时他派往鄞县的心腹也回来了。这个心腹一回来就跪倒在地，大呼道：“大人，鄞（yín，属浙江省）县出大事了。”
在吕向高的催促下，这名心腹从腰间掏出一张盖着鄞县印鉴的告示，说鄞县县令王安石违抗圣旨，不但置朝廷每石米500文之规定于不顾，而且还公开发布告示允许大米涨价，鄞县的大米每石已涨到3000文了。
作为县令，王安石不仅不抑制米价上涨，而且还推波助澜，致使米价涨了6倍，这是杀头之罪啊。吕向高看完告示后，惊讶不已。他心想，这王安石仗着祖上世代为官，肚子里有些墨水，在江南有些名望，竟敢无视朝廷圣命，得找他算账去。
第二天一大早，吕向高就带着师爷和一帮心腹，兴师动众地来到鄞县。王安石早已领着手下在城门口等候他了。
吕向高一见到王安石，就怒骂道：“王安石，你可知罪？大灾之年，违抗圣命，不积极抑制米价，我要亲自送你面君。”说罢便招手示意手下将王安石绑了。
这时，只见王安石的师爷来到他身边，在其耳边悄悄耳语，一旁的吕向高见状，朝那师爷大喊道：“你家大人已经快成朝廷的死囚了，有什么事不敢大声说出来让我听？”
那师爷吓得跪倒在地，王安石说道：“你就照实说吧。”
师爷点了点头，对吕向高说：“吕大人，是这么回事，自从我家大人发出布告允许大米涨价后，各地米商纷纷涌进鄞县，他们为了感谢我家老爷，不断给我家老爷送银两。前几天，一个外地米商没有给我家老爷送银两，老爷就派我跟那米商索要，这不，那米商拿着银两来了。”
师爷的一番话，更让吕向高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心想这王安石的胆子也太大了，大灾之年不仅不为朝廷着想，还擅自抬高米价，收贿索贿，发国难财，这样的人砍头100次都不够。
吕向高咆哮道：“将那米商带来。”不一会儿，一个肥胖的米商被推到吕向高面前跪下，他吓得哆嗦着身体道：“大人，草民有罪，但这不全是草民的错。鄞县发布公告说这里允许大米涨价，我作为商人当然想卖高价，就跑来了。至于给那位大人送礼，本不是我的意愿，是那位大人派人来索要，我才不得不……”
“滚！滚！”吕向高不等那米商把话说完，就把他骂走了。随即，吕向高问鄞县师爷：“你们一共收了米商多少贿赂，可有账目？”
师爷答道：“回老爷，全部有账。”
吕向高下令将王安石和他的师爷押回鄞县县衙，准备审理后上报朝廷处决。
城门离县衙有一段路程，当吕向高带领一队人马路过一个集市时，那里人头攒动，闹市不远处还传来唱戏的声音和阵阵掌声。大灾之年，杭州其他县城都饿殍满街，一遍凄凉，可鄞县不仅集市繁华，还有唱戏的。吕向高满腹疑惑地来到那唱戏处，戏台前看戏的老百姓见有官府人马到来，正要散去，吕向高大喊道：“各位父老乡亲，我乃杭州知府吕向高，来本地视察灾情，大家不必惊慌。”
吕向高在讲话时，老百姓已看到他们的县令王安石被捆绑押解，纷纷围拢过来，下跪求情说：“大人，为何捆绑王县令，他可是好官啊。”
吕向高把王安石擅自抬高米价、收受贿赂的事情讲了一遍，突然一位老妇人来到吕向高面前大声说：“你说得不对，敢问大人，这大灾之年，咱杭州府哪个县不是街市萧条？你再看咱鄞县，米粮充足，街市繁华，没有一个人饿死。这是谁的功劳？是王县令的！请问大人，我们王县令何罪之有？”老妇人的话引来一片掌声。
吕向高无言以对，这老妇人说得没错，鄞县确实没有一点受灾的迹象。他沉默片刻后对围观群众说道：“我会好好调查，给大家一个交代。请放心，朝廷不会冤枉一个好官，也决不放过一个贪官。”
来到鄞县县衙，吕向高公开审理王安石。公堂上，吕向高问王安石为何置朝廷圣命于不顾，抬高米价。
王安石神情严肃地说：“大人，如果执行朝廷规定的米价政策，鄞县跟其他县一样会饿死很多人。不放开米价，哪个米商愿意出售大米？”
“这样高的米价，老百姓买得起吗？”
“大人有所不知，江南历来富庶，不仅鱼米丰饶，商业也十分发达，普通人家几十年下来，都小有积蓄。乍遇荒年，人们需要的只是粮食，米价虽高，俭省一点，也能坚持一年半载。那些家庭贫苦，无力买粮的人家，我会发给他们银两救助。”王安石边说边叫师爷将救助名册拿来呈递给吕向高。
救助花名册上，不仅详细记录了受助人的名字、住址、家庭人口，而且还有受助人按的红手印。吕向高翻看完毕后，语气有所缓解，问道：“救助的钱来自哪里？”
“大人有所不知，那些米商发财后，个个欢呼雀跃，纷纷给我王安石送来金银。如果我拒收，他们一定会诚惶诚恐，我就收下他们奉送的银两，登记造册后又发给那些无力买粮的穷人。”王安石叫师爷将那份收受米商银两的花名册拿来。吕向高将两个花名册进行比对，一收一支，分毫不差。
吕向高这才发现王安石的高明处，大灾之年他将鄞县治理得这么好，实在不简单。他不仅没有治王安石的罪，反而将鄞县的做法上报朝廷，请求朝廷嘉奖王安石。他甚至还向王安石请教下一步应对杭州府灾情的办法。
王安石建议杭州府境内都将米价彻底放开，说一开始米价会节节攀升，但不出3个月，米价就会回落到1500文左右一石。吕向高根据王安石的意思，通令江南各地放开粮价，米价一下子冲上每石3500文。全国各地的米商得知消息后，都源源不断地把米贩到江南来。江南市面上大米充足，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不到3个月，米价果然又回落到1500文一石了。
江南民众终于渡过了难关，杭州府却又面临新的问题，陕甘一带因大旱缺少米粮，朝廷下令要求各地支援。
王安石又给吕向高出主意，让他即刻发布公告，以每石1000文的价格收购大米。
大米1000文一石，米商们肯卖吗？吕向高半信半疑，王安石却胸有成竹地说：“大人有所不知，前阵子这里的米价飞涨，全国各地的商人都把米贩到我们江南来了，赚足了腰包，眼下米粮越积越多，再过几个月江南新米就上市了，那些商人不好再把米粮运回去，只能降价销售，否则就会赔本。我算了一下，1000文一石，米商已经保本了。”
吕向高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以1000文一石收购了大量米粮，运往陕甘一带，受到朝廷嘉奖。王安石也因此名声大振，后来成了北宋的一代名相。 苏东坡与王安石同朝为官 ，由于政治见解和主张不同，两人逐渐疏远，最后到王安石晚年，他们为各自的政见闹得水火不容。王安石改革每推进一步，苏东坡都要写诗文相讥讽，弄得王安石十分恼怒，也得罪了不少朝中大臣。
元丰初年，那些记恨苏东坡的人抓住他写诗讥讽朝廷的事奏了他一本。神宗看了，十分震怒，派人把苏东坡抓来投入了大狱。苏东坡很清楚这次是凶多吉少，难免一死。
再说王安石，罢相后早已退隐山林，所以不知苏东坡入狱的消息，等这场轰动朝廷的“乌台诗案”传到江宁时，苏东坡的罪名已定。想起国家多难，人才难得，王安石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皇帝。信中说，哪有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反而为些小文字惹的麻烦去杀那有学问才华的士子？
宋神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曾任用王安石做宰相推行变法。王安石虽然早已退隐，但神宗对他还是十分敬重。神宗看信后，思之再三，觉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将苏东坡放了，贬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做小官。从此，“王安石一言救东坡”的事，便成为历史上“文人相亲”的一段美谈。
安石不正
王安石变法时期，苏轼曾经上书反对，使因为王安石非常恼怒。但是后来，苏轼因“乌台诗案”而受到了牵连，已经辞了官的王安石却为当初反对自己的苏轼说起了公道话，并劝阻皇帝；“怎么能够在大宋王朝的太平盛世而斩杀文人呢？”
元丰七年，苏轼前往金陵与王安石相会。此时两人早已不是“政敌‘，而是惺惺相惜的好友。他们无所不谈，游戏说笑，毫无顾忌。
据说王安石中年因用脑过度而秃顶。一天，苏轼想约王安石到中山古刹游玩。他来到王安石家门口，问管家道：秃驴在否？”王安石正好出门归来，顺口答道：“不在！‘东坡‘啃草去了！”苏轼自知戏弄人在先，只能装作没听到了。
二人来到钟山脚下，看见一座叫“王八驮石碑”的汉碑前，欣赏书法。王安石的“秃驴”之火还没消，一看到石碑下的“大乌龟”，计上心来，说：“此碑颇有倾斜！”苏轼信以为真，上下审视了一番，问：“这石碑正直耸立，哪里倾斜了？“王安石指着是碑下的“大乌龟”说；“细看，下面向（像）东坡！”苏轼一听，心中不悦，灵机一动，说：“‘安石‘不正也！安石不正，石碑怎么可能直呢？”二人对视一眼，捧腹大笑起来。
王安石打算身边再要个书童，可连着看了几个都不中意。这一天，家人又找来个书童，请王安石过目。王安石问了他几个问题，小家伙答得不错。王安石看他聪明伶俐，也没说什么，在纸上写了几行字，交给了家人：一月又一月，两月共半边；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一家有六口，两口不团圆。家人看了，沉思了一会儿，终于明白了主人的意思，就把小家伙留下了。读者朋友，王安石写的是个字谜，谜底就是一个字，你们能猜出是什么字吗？
答案是个“用”字。

G. 朱熹的轶事典故

少有大志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宋史》本传说：“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上何物’？”这个传说，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据《朱子年谱》中记载，朱熹在10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便立志要做圣人。以后他又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连环巧问
朱熹自幼受教于父，聪明过人，想象力强。四岁时，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朱熹问：“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说：“附于天?”朱熹又追问道：“天何所附？”一席话问的朱松惊讶不已。
为官正直，体察民情
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朝廷派他前往视察灾情，他曾遍访于崇安各山谷之间。在视察中，朱熹发现“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难与图事”（《文集》卷10）。他说：“若此学不明，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同上）。由于灾情严重，粮食无收，地方官不认真救济，到次年青黄不接之时，就在崇安发生了饥民暴动。这时，朱熹与知县诸葛廷瑞共同发起，要求地方豪富，用藏粟赈救饥民，他又请求朝廷以“六百斛赈济”，这才平息了饥民的暴动。由此，朱熹便想出了建立“社仓”的办法，并建议朝廷广为推行，作为解决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的口粮问题的机构。他规定“社仓”的任务，是在青黄不接之时贷谷给农民，一般取息20%，这就可以不向豪民高利贷粮，若发生小饥，息利可以减半，若发生大饥、则可免除利息。当然设立社仓的最大好处可以防止农民暴动。为此，朱熹于公元1171年在其家乡首创“五夫社仓”，作为试点，并上疏朝廷，建议按其办法在全国范围推行。由于此法对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不利，因而未能广为推行，只有极少地方，如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地实行了这个措施。
鹅湖论学
在南宋的理学家之中，陆九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物。陆九渊与朱熹同时，小于朱熹9岁。二人在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从哲学观点上讲，朱、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由于观点不同，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朱陆二人的辩论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为了调和朱陆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发起，邀请了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内）集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5年过后（1180年），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请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二人一见如故，十分友善，并且表现了互相仰慕之情。朱熹不仅接受了陆的请求，同时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也欣然同意，他的题目是讲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深受感动，给师生们留下了良好印象。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态度上都具有宽豁大度的君子之风。
朱张会讲
张栻，字敬夫，师从胡宏，学有专长，自成一派，号称湖湘学派，朱熹对他早有敬仰之心。朱熹和张栻进行了一次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最著名的会讲——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之先河。两人的讨论从太极之理上展开并最终趋于一致。朱、张会讲于岳麓书院，从各地赶来听者达数千人。在岳麓书院讲堂，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后被书院奉为校训。在经过两个月的岳麓讲学后，朱熹在张栻的陪同下游南岳衡山。在一路的游览中，眼前的无边风景，不时牵动他们的诗兴，他们一边游览一边唱酬。几天里，他们共得诗一百四十九篇，合编为《南岳唱酬集》。下了衡山，从岳宫到槠州一百八十里，朱熹和张栻就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临别前的讨论。两人朝夕在船中，讨论《中庸》之义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朱熹与张栻分手后，携弟子范念德、林择之东归，一路轮流更换唱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
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朱熹和郑樵
南宋朱熹年轻时，从建阳到泉州同安县赴任，路经莆田时，于夹漈草堂见到了郑樵。年过五旬的郑樵对他以礼相待。席间，桌上只有一碟姜、一碟盐巴，朱熹的书僮看到心中暗暗不乐。朱熹取出一部手稿，请郑樵过目指正。郑樵恭敬地接过，放在桌上。接着，他燃起一炷香，室内顿时异香扑鼻。这时，恰好窗外吹来一阵山风，把手稿一页一页地掀开。郑樵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像被清风吹醉一般。等到风过去后，他才慢慢地转过身子，把手稿还给了朱熹。两人促膝而谈，一连谈了三天三夜、朱熹十分高兴，特地写了一幅对联表示感谢。联句是：云礽会梧竹，山斗盛文章。
朱熹离开草堂后，步行到前次下马的地方上马。他的书僮不满地说：“这个老头子算什么贤人？他对相公太无礼了。无酒无肴，只有一碟姜一碟盐，亏他做得出来。”朱熹说：“那盐不是海里才有的吗？那姜不是山里才有的吗？尽山尽海，是行大礼啊！”
书僮：“相公的手稿，他连看都不看……”朱熹：“你没看到吗？我送他手稿时，他特地燃起一炷香，这是很尊重我啊；风吹开稿页那阵子，他把稿子看完了。他跟我谈了不少好意见，还能把手稿里的原句背出来，令人钦佩。”书僮：“相公老远跑来见他。可今天离开时，他送都不送一程。”
朱熹说：“他送到草堂门口，就已尽礼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做学问的人，每分钟时间都很宝贵啊。”
正说着，前面草丛里突然哗啦一声，一只五色雉鸟从头顶飞过。两人不由得回过头来，却见郑樵还站在远处的草堂门口前，保持原先送客的姿态，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朱熹笑着说：“你看，他还在门口站着，送客不忘读书，真是个贤人啊。”
追索其诗
朱熹有足疾，曾有一个江湖郎中来为他治疗。针灸以后，老夫子感到腿脚轻便了不少。朱十分高兴，重金酬谢的同时，还送给这个道人一首诗：“好多年走路靠一根瘦竹撑动，想不到针灸还真有神奇之功。扔开拐杖出门儿童看了发笑，这难道就是从前匍匐而行的老翁？”道人拿了朱熹手书的诗章，就离去了。没几天，朱熹足疾重新发作，且比没针灸前更厉害了。急忙派人去追寻道人，已不知道逃到那里去了。朱叹息道：“我不是想惩罚他，只是想追回赠的那首诗，唯恐他拿去招摇撞骗，误了别人的治疗。”

H. 李士淳的轶事典故

李士淳（1585年—1665年），字二何。二何父亲李秋宇是个乡村教师，在镇平石窟都（今梅州市蕉岭县）教授生徒。他7岁丧父，8岁死娘，家境日渐陷入困境。但他自强自立，在困苦中坚持读诗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19岁时考中秀才。他中了秀才后，即携带行李书箱，跋涉60余里，住进梅州阴那山灵光寺内厢房，潜心攻读经史，常以范文正公“先忧后乐”之语为座右铭。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李姓为大族，二何在山寺读书时，族众常来读诗论文，亦不寂寞，闲时在山中游玩，曾写下《阴那灵雨》诗：“五指峰前白鹤旋，空中锡卓祖居先。桥横曲涧三株柏，路人曹溪一洞天。听法缘探禽解语，住山岁久俗如禅。甘霖愧负苍生望，云雨分膏且插田。”他将自己寄寓的书房题额曰：“粲花馆”，取佛家“粲花一笑”之意。
二何的父亲生前曾与隔河饶员外指腹为婚，为二何订定饶小姐为妻。二何父母死后，家道中落，饶员外顿生悔婚之意，将女儿改配给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内的富商马家公子，饶小姐对马家公子不屑一顾。她深爱二何的才貌和人品，抵死不肯嫁马家公子，非二何不嫁，此举得到母亲的支持，为承全女儿的婚事，母女两人与二何相约行事，待马家到饶家迎亲那天时“抢婚”。马家少爷来迎亲那天，李家的花轿先到饶家，饶家人不知其意，待时辰一到，饶小姐登上二何所备花轿，到李府厅堂与李二何双双拜堂，结成夫妻。饶员外气急败坏，但想当年自已与李家订约的誓言，亦无话可说。马家知道二何与饶小姐指腹定婚在先，争闹反羞己，也就罢了。有情人终成眷屑，二何在妻子激励之下，发奋攻读，于万历卅七年（1609年）25岁时，在省城乡试中，高中头名举人，荣获“解元”称号。
松源河流经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在铜琶村出口汇人梅江河，二何深感出口处“山川文峰欠佳”，所谓“文峰”，即是毛笔形状的山峰，迷信说法：“文峰”凸显的地方，就能多出科举人材。文峰欠佳，就要补救，唯一的办法就是建造一座笔形的巨塔。因此，二何发出倡议，募捐建造九层八角巨塔，这个倡议得到许多乡绅的响应，纷纷捐钱捐物，巨塔遂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动工，至崇桢二年（1629年）建成，历时10年，即二何高中会魁的第二年落成，故命塔名“元魁”。又在塔旁建造一座文昌阁，岁时祭祀文昌帝君，祷告松口能多出人才。李二何亲题塔门联云：“澜向阁前回，一柱作中流之砥；峰呈天外秀，万年腾奎壁之光”。从下联可以看出他建塔的宗旨和美好的愿望。
二何25岁考中解元后，当时已是朝政衰败，武政不修，寇乱之祸，发生了大饥荒。李二何身处此境，内心极为难过。与邑人商会共商平粜赈民办法，首先捐出自己赴京会试的津贴花银，兑换官谷，散赈饥民。
他还为梅州阴那山灵光寺的重修奔走募捐，他写了《重修灵光寺募缘序》、《阴那山造桥募缘序》、《阴那山造桥募缘疏序》和《阴那山灵光寺山场田地碑记》。建造元魁塔期间，他奔走于松口和阴那山之间。天启元年（1621年），江西高僧真莲来阴那山主持灵光寺，发愿向京师请一部“大藏经”，为山门之宝，当时广东名寺皆有志书，如《南华志》、《鼎湖志》和《罗浮志》。李二何不辞辛劳，翻阅史料，走访父老，跋山涉水，编写成《梅州阴那山志》。在此期间，他游遍阴那景点，写下许多诗词，诗中表达读书之乐及其闲适之情。
崇祯元年（1628年），44岁的李二何第七次上京应戊辰科会试，这次考试不负他多年的努力，终于考中进士并荣获会魁（即考生每18名为一组，这个组的头名进士称为会魁）。1644年4月24日（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八），中国发生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由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城，次日，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在煤山自尽，一个曾经强大的明王朝统治大厦轰然垮塌。这时，一个梅州人不仅亲眼目睹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封建王朝的覆灭，还经受了人生何去何从的心理煎熬和肉体上的痛楚，更在民间催生了一出携带皇子隐身梅州的神奇传说，这人就是明末翰林院编修李士淳。李自成大顺义军攻陷京都，崇桢帝自缢于煤山，朝廷崩溃，皇子皇孙四散外逃，二何与一些官员为大顺军所执，遭受四夹毒刑，逼其归顺，二何宁死不受其官职，他乘守卒疏忽之机，脱身出来，携太子朱慈烺潜身归里，途中巧遇上京寻父的其子李梗，相将南行，抵家。
李二何秘密携太子从京城回家乡，沿途经过诸多波折，数次组织勤王之师，均未实现，为避开清兵追捕，日宿夜和，跋涉千里，马不停蹄兼程奔赴南尊故乡，抵达家园时刻，已是夜阑人静，人们已入梦乡。当他回到久别的故乡，感触翩翩，强忍悲痛，奋发精神，叩打喊门。在家胞兄匪何闻声起床，走到大门边问道：“半夜三更谁叩门?”他细声答道：“阿哥是我”。曾读诗书、久受礼教、深识大节的匪何，听出是弟弟的声音，便厉声呵责二何道：“国破朝廷亡，为何不忠于朝廷，只身逃命？”拒不开门接纳弟弟入屋。二何听到呵责之后，伏在大门缝隙处，低声分辨道：“阿哥，我是保护皇太子回来的。”匪何不敢听信斯言，点起小灯笼从门缝隙处，观察外面情况，果然有一小孩偎依其弟身旁。急忙开门迎接太子和弟弟等人进来，安顿他们的食宿。李二何回乡之后，他与哥哥匪何怀着效忠祖国，反清复明的事业而奔忙，与赖其肖、罗万杰、谢志汴等志土，秘密策划在松口起兵，扶持太子登基，树立起复兴明朝大旗，号召各路勤王之师，以图恢复大明江山。匪何儿子李直简是个富商，鼎力支持叔父大业，出巨资建了一座殿堂式围龙屋（此厘名为“世德堂”，规模大构造独特，今仍存，曾有中外专家学者前来考察，游人络绎不绝）为太子登基时用。
二何有“国事于今成缺陷，家人从此愧团圆”之句。偷偷遁人梅州阴那山，二何始终认为阴那山是个福地，惭愧祖师可助他成功。他把阴那山圣寿寺（即惭愧祖师原创设的老庵）改名“紫殿”，暗中立下先帝牌位，早晚叩首参拜，行臣子之礼，亲撰殿中楹联云：“黄鹤楼上，物换星移，但留水碧山青，再至吕仙逢旧主；白鹤洞中，春回秋去，又见花开子结，重来学士认前身。”联中二何以吕仙自比，这个“旧主”正是明太子朱慈烺，二何也许自认“前身”是本寺僧人，此次遭逢大劫，正是大彻大悟之时。农历三月十九是崇祯皇帝在北京自缢的日子，每年此日他们在灵光寺内祭奠先皇，为掩人耳目，便诡称此日是“太阳生日”，至今仍被梅州客家人定为节日。
由于形势严峻，二何力劝太子在寺中出家，太子为了保命，只好落发为僧，法号“大山和尚”。清兵入粤后，大山和尚逃往交趾（今越南），后圆寂于羊城报国寺，其徒孙真愧和尚将其骸骨偷偷带回程乡县葬于东郊祥云庵侧，这是后话。
李二何与明朝遗臣潮州郭之奇、丰顺罗万杰、镇平（今蕉岭）赖其肖、平远谢上逵和澄海谢元汴积极联络，并争取吴六奇，徐图大举。1645年（乙酉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改元隆武，封二何为詹事府詹事，命其练兵筹饷，二何与子李梗、李梓来往于兴、长、平、镇之间，沿门托钵，有如乞丐，向大户募捐金钱粮食和募集乡兵，又在松口拦河架设铁链，过往商贾之船一律抽税，被人骂为“李秤桄”（即盘剥客商之意），但二何也是为国不得已得罪乡亲，所抽钱粮二万，全部上交南明小朝廷，当时兵科给事中张家玉上疏称其忠劳，赠诗有云：“灞上劳军如见郭，关中转饷不推萧。”就是明证。二何命各乡择老练生员为长，练丁守险，梅州松口为闽粤水路枢纽，凡遗民志士来往经过者，由二何负责接待联络，类似近代交通站。
丙戌（1646年）三月，福州隆武朝廷陷落，清兵攻入潮梅，二何又遁入梅州阴那山，静观其变。永历七年癸巳（年）二月，潮州总兵郝尚久与土弁蔡元反清归明，形势反转。但是，郝尚久是易反易覆的小人，此举实图吞并，故得不到郑成功和各路义兵的救援。清将耿继茂与哈哈木等统清兵10万，于八月至潮攻郝尚久，郝兵败父子投井死，清兵屠潮州，死10万人。李二何在梅州阴那山口小歇石上题诗云：“铁桥过去便桃源，石上题诗不记年。寄语中原车马客，风尘暂此一停鞭。”他劝同道放下武器（停鞭），等待时机，后来清朝逐日势大，李二何反清复明的宏愿已不可能实现了。再作徒劳也无功之事，不如遁入世外桃源，做个化逸民。曲折地表达了无力挽回乾坤的哀叹。
清政府统治稳固以后，为笼络人才，便大兴文教，科举取士，为了家乡的教育，二何又捐出家产，建松江书院，亲自讲学，课士育才。人们把他比作汉朝大学者郑康成、宋朝朱考亭。清政府几次征召他出山，他坚持不就。有“南山秀色喜长在，北阙征书英再来”之誓言。“李翰林应召矣”只是清朝统治者欺骗各地抗清义军的一句鬼话。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何70岁，在县城攀桂坊建先贤书院，讲学其中，还应邀修撰《程乡县志》并作序，署名为“顺治甲午前赐进士第翰林院编修邑人李士淳撰，”一个“前”字，可以证明二何未受清朝的官职。
嘉应州程乡县丙村堡人李文古是李二何的同宗侄儿，富有民族气节，不愿获取清朝功名。清政府强迫读书士子进入考场，不考者格杀勿论，李文古巧妙地应付，在试卷上写游戏文字云：“砍南山之竹，钓北海之鱼，非鲤也，非鲫也毕叭声，其鲇乎。”弄得严学台哭笑不得，便将他落选，正中其意。一天，李二何在梅州阴那山铁桥边凉亭内邀集李文古和一般诗友饮酒，席间讲定要行“酒令”，这酒令规定：第一句是一个物件，第二句是一个古人名，第三句是官话第四句问什么，第五句是回答，要用《千家诗》中的一句。酒令不合格者要罚酒三杯。李二何首先念酒令，说：“我有一张床，送给张子房。张子房不要，为什么不要？春色恼人眠不得。”末句暗喻自己处于国事混乱之时，不知如何是好。第二个诗友念：”我有一双屐，送给王安石。王安石不要，为什么不要？应嫌屐印苍苔。”第三个诗友念：”我有一把伞，送给曹子建。曹子建不要，为什么不要？翦翦秋风阵阵寒。”第四轮到李文古，他念道：“我有一双靴，送给李二何。”在座者一听都说：“李文古差了，牵二何是现在的人，你违反规定，罚酒三杯。”李文古笑道：“李二何是明朝进士，现在是清朝了，他算不算古人。”众人无言以对。李文古继续念：“李二何不要，为什么不要？清明时节两纷纷。”他故意把千家诗的“雨纷纷”改成两纷纷。“这个清明时节就变成清朝与明清交替之”时节，形象地描述了李二何当时的心境，众人叹服。李文古举起酒杯说：“阿叔，要尽盅啊！”话里有话，弄得李二何十分尴尬，只好自我解嘲说：”老叔虽不能尽盅，但我好得好。”这第一个“好”指爱好，与“孝”谐音，因李二何虽没有明王朝尽忠（以身殉国），却躲在家尽孝。
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二何在梅州松口以建元魁塔落成三十周年为名，邀集各地名士、书生，聚于塔后文昌阁，敲锣打鼓，饮酒赋诗，二何在会上宣读了自己所作的十首七律，以表明心迹。
永历十九年（清康熙四年，1665年）十月十四日，二何81岁因病卒于松江书院，临终留诗一首：“报国扶倾事隐微，摧心残局竟全非。如何当世悠悠口，不谅高山赋采薇。”对当世有人对他泼脏水感到遗憾。死后，公谥“文贞”，与原配饶夫人合葬于松口晒布冈，程乡知县王仕云率邻民众种植树木于墓的周围，名日“李林”，并将其人祀于“程乡县（今梅州市梅县区）乡贤祠”，春秋致祭。李二何是个身处明、清两个朝代的人物。他曾是明朝重臣，回乡以后关心公益事业，潜心家乡教育，编修地方史志。他的生平事迹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人们写了很多研究他的论著。民间野史轶闻中有关李二何的故事也很多，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录音带（故事）、录像带（戏剧）广为传播。他是梅州一位颇带传奇色彩的人物。
李士淳是科举时代梅州人的一个典范，通过寒窗苦读而金榜题名，实现从平民子弟到任地方官再擢升为京城中央政府官员的飞跃，其文章学问甚至得到皇帝的赞赏，从而被选为东宫侍读，成为皇太子的老师之一。李士淳后来在自己的画像上曾这样自题：“幼树帜于粤东，壮空群于冀北，绩再奏于岩疆。帝特简之太乙，矢启沃于储宫，计寒暑已六历，道渐达于邦家。”人生有此成就，夫复何求，可惜这位李夫子生于末世运便消，甲申之变让这位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最终投笔四顾心茫然。
李自成进入北京城，群龙无首的明朝中央政府一班臣子迅速出现分化，小部分如大学士范景文等人基于道德忠贞的理念，采取自戕的方式追随崇祯而去，更多的是迫于形势，主动或被胁迫转投新的政权，其中就有与李士淳同为皇太子老师的项煜。那么李士淳本人是作出怎样的抉择呢？按《程乡县志》的说法，他没有接受新政权大顺朝的任命，因此受到刑笞，最后潜遁归里，具体则语焉不详。李士淳在自己的文字里也仅提到：“愧一死而未能”和心情沉重“匍匐归里”。
大顺军在农历三月十八进入北京城后不久，对明政府的部分王公大臣进行羁押，目的有两个，一是要求对方缴交财产，二是惩罚不肯归顺新政权者。这期间李士淳就被羁押在大顺重要将领刘宗敏的军营里，凑巧的是，据有关记载，太子朱慈烺也被关押在刘宗敏处，两人有没有相遇碰面的机会，尚不得而知。羁押期间，李士淳曾遭受夹刑共四次，有些人因不堪此刑而死，幸运的是，《明季北略》虽以“惨甚”的字眼形容他受刑，大概用刑者没有下死力，让这位六旬老者得以死里逃生。此后，李士淳一度被释放，但在四月初三又再次被囚。当月发生的大事是大顺军在山海关被清军和吴三桂的部队击败，并在这个月底仓皇撤往陕西，大概是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李士淳才得以从牢狱中脱身，由于刑伤未愈，只能躺着被抬或车载走上还乡的路程，即所谓“匍匐归里”。
在李士淳南归的路上，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建立南明政权，改元弘光，按理，像李士淳这类官员应该成为接纳的对象。但南明政权官员却以党争的态度和从绝对主义的封建节烈观念出发，不但把投顺和被迫临时顺从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视为逆党，连李士淳这类拒绝合作、受刑的官员也被南明朝廷的刑部定为降贼诸臣，罪名是“被囚偷息生还”，要求类似官员回乡待罪。这样，李士淳成了一名政治难民，大顺，他不肯投降；清政权，他不屑于投靠；南明，他不被接纳。所谓“匍匐归里”，不单是身体有伤，也有心灵受伤写照的成分，这位“岭南夫子”只好回家做一名遗老了。至于他南下是否携带了太子或宗室某王同遁，面对杀气腾腾的清政府及南北发生的假太子案，李士淳即使真的携带了某王，看到如此凶险的政治局面，大概也不敢轻易声张。

I. 以史为镜的轶事典故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一个人用铜当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当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当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对错。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啊。”——这堪称对魏征人生价值的最佳注释。现在也有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意思一样。
用铜做镜子,可以整理好一个人的穿戴;用历史作为镜子,可以知道历史上的兴盛衰亡;用别人作自己的镜子,可以知道自己每一天的得失.(唐太宗)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零·列传第二十二 魏徵》 ：“以铜为鉴，可正衣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徵逝，一鉴亡矣。”
唐太宗李世民喜听与善取各种献议，深谙“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之理。其直谏大臣魏徵曾上疏数十，直陈其过，劝太宗宜内自省，居安思危，察纳雅言，择善而从。后魏徵逝死，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叹曰：“以铜为镜，可使穿戴之时，端庄齐整；以史为镜，可知历朝以来，存亡兴替；‘以人为镜’，可观人之举措，以明本身得失，吾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已死，吾亡一镜矣。”
“以人为镜”。乃指以人为借鉴。即将其成败得失，引以为鉴，以免重蹈覆辙。

J. 王戎的轶事典故

王戎死孝
王戎在晋代是有名的孝子。武帝时为其母守丧，虽逾越礼制，饮酒食肉，但面容憔悴，身体虚弱，连起身都要扶拐杖。中书令裴楷前往凭吊其母，说：“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浚冲必不免灭性之讥。”而尚书和峤在同时遭母丧，虽然寝苫食粥，但哀毁不过礼，气色不衰。刘毅称之为“和峤生孝，王戎死孝。”
王戎卖李
世说新语记载王戎为人贪吝，其俭啬一篇共有九条，即有四条记王戎事。晋书谓王戎“性好利”，多置园田水碓，聚敛无已，富甲京城。
王戎早年在荆州刺史任上就曾私派部下修建园宅，因此被免官，后来出钱赎回。据说王戎经常与夫人手执象牙筹计算财产，日夜不辍。同时又十分吝啬。
家中有棵很好的李树，王戎欲拿李子去卖，又怕别人得到种子，就事先把李子的果核钻破。王戎之女嫁给裴頠时，向王戎借了数万钱，很久没有归还。女儿回来省亲时，王戎神色不悦，直到把钱还清才高兴起来。王戎的侄子要成婚，王戎只送了一件单衣，完婚后又要了回来。时人谓王戎为“膏肓之疾”。但有人认为这是王戎避祸于乱世的“自晦”之举，晋武帝也曾以“不欲为异”为王戎辩解。
东晋人戴逵评论道：“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既明且哲，于是在矣。”今人余嘉锡则认为，王戎天性鄙吝，戴逵所言，乃是出于“名士相为护惜”，“阿私所好，非公论也。”
卿卿我我
王戎之妻常以“卿”称呼王戎（按礼，妇人应以“君”称其夫，“卿”乃是夫对妻的称呼）。王戎说：“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其妻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王戎也无可奈何。成语“卿卿我我”即出于此典。
邈若山河
王戎任尚书令的时候，有一次身穿官服，乘轻便小马车，从黄公酒垆经过，回头对后面车上的人说：“我从前和嵇叔夜、阮嗣宗一起在这家酒垆痛饮，在竹林之下游乐，我也参预末座。自从嵇生早逝、阮公亡故以来，我就为时事所拘。现在看到这酒垆虽然很近，却又像隔着山那么遥远。”
璞玉浑金 瑶林琼树
王戎盛赞山涛说：“山涛就像未经琢磨的玉和未经冶炼的金一样。人们往往都欣赏玉和金光彩夺目的外表，而对未经琢磨的玉和未经冶炼的金，却不知道它们内在的高贵质地。”认为王衍“神姿高彻，就像瑶林琼树般出众。”认为裴頠不擅长运用自己的长处，荀勖擅长运用自己的短处，陈道宁刚劲严峻好像被长竿一样。
二王当国 羊公无德
王戎及其堂弟王衍素与征南大将军羊祜不睦。羊祜在荆州时曾欲以军法斩王戎，又谓王衍败俗伤化，故王戎、王衍兄弟衔怨，时常诋毁羊祜。时人语：“二王当国，羊公无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