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屏典故

㈠ 谁能说出贵州或铜仁在明朝和清朝时的相关典故和事迹(最少回答三个)

沧桑铜仁中南门
杨宾莲

在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以前，铜仁城的城门中，原是没有中南门这个城门的。
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靠夺取侄子建文帝的江山，自立为永乐皇帝的燕王朱棣，已经稳稳当当地做了十一年的皇帝了。这十一年中，他把那些不肯臣服的大臣们收拾得差不多了，完全有能力来对付西南地区那些经常闹事、不肯听话的土司，于是，便将长期闹内部分裂的思州宣慰司和思南宣慰司彻底废除，用这两个宣慰司原管辖的三十九个长官司建立了铜仁等八个府，同时，还建立了一个贵州省，当时叫做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来管理这新成立的八个府。所以，铜仁的老人们常说：先有铜仁府，后有贵州省。

朱棣派来铜仁担任首任知府的田载，是他当燕王时的老部下。这个北平人刚到铜仁时，一切事情都要从头开始，自然就没有精力和财力来修筑城墙。好在铜仁山青水秀，周围山上长满了树木，于是便命人砍下很多树木，在周围围起了一道栅栏，用作府城的保障。
按照明朝的规定，每位知府的任期都只有两三年，所以大家对修筑城墙都不大热心，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样得过且过地一晃便过去了三十六年。
用树木围起来的栅栏，防得了君子，防不了小人，更防不了手执武器的起义军。明朝正统十四年（1451），洪江的苗民起义，一把火把铜仁围城的栅栏和知府署的衙门烧得精打光，这才让后任的知府们对修筑城墙的事重视起来。
两年后的景泰二年（1451），四川巴县进士朱鉴来铜仁府任知府，开始夯土筑城。新筑的铜仁城的西面和南面以天然的屏障小江和锦江为界，东面和北面则沿着东山、道坳上，依山就势，蜿蜒起伏，夯筑城墙，并在城墙的东、南、西、北四面开启了四个城门，城门上同时还修建了城楼。城周758丈，大约三里左右，面积为0.24平方千米。

古代习惯上把这次修筑的围城称之为“老城”，把后来扩大的围城面积、包括明朝万历三十年(1602)于府城之北增筑的铜仁县城（万历二十六年，废除铜仁长官司，改设铜仁县）在内，称之为“新城”。
土筑的城墙一直维持到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这一年，云南昆阳的举人李资坤来到铜仁府任知府。第二年，李资坤为了解决治下“城狭民稠”、“民多居郭外”的现状，勘探了东北城外地势宽广平坦的地方，决定废掉旧城增扩新城，扩大铜仁城的规模，同时，鉴于以前土筑的城墙容易被雨水特别是洪水毁坏，李资坤决定这次重筑的城墙改用砖石砌成。
新城规模的扩大和筑城材质的改变，庞大的费用成了李资坤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这位聪明的知府，采用了一个用新开拓的地盘换取增筑新城资金的办法。这一次的扩建，由城东一带向西增筑350丈，并将东面的城墙东移到了傅家山一带，城市面积扩大到0.6平方千米，虽然规模和质量都和以前都大不相同，但由于采取了用土地置换资金的办法（这个办法现在被大量效仿），却收到了“官不苦费、民不知劳”、“兴大役而事不烦、民不扰”的效果。古人评价：“自来筑城，成功易而诸费约，未有如斯者。”

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分守思仁道的参议刘望之，命令铜仁守备张大儒，经历刘仲芳等再次修筑铜仁城墙。这次还开启了七个城门，除东门、北门、西门外，西面还为方便百姓挑水，加了一个便水门，而南面，由于修筑了三个城门，便从上而下依次叫做正南（又叫做江宗)门、中南门和下南门。
现在的环西路那时叫做边街，一直叫到解放后，在解放前一直都很荒凉；现在的双江路那时叫做府前街，民国时称县府路；现在的逸群小学门前称府后街，亦叫皇殿街、后水门街，而中南门这一段街道，明朝时叫做中南门街，清朝时叫做太平街、民国时叫做金华街，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改名为中山路。在广东省中山县新编的《孙中山志》中，它还是贵州省惟一保留下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路名。
1943年，铜仁县县长孟兆麟在中南门城门两旁各建一座碉楼，为了与中山路相对应，把中南门城门改名为“中山门”，但铜仁的老百姓还是热衷于把中山路叫做中南门街，把中山门叫做中南门，因为它的历史渊源太久了，而且指向性强，又好记。

中南门街东依东山，西接府台衙门，南临锦江，过去它占有很大的地理优势。因为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的大宗货物的运输，都是依靠水路运输来完成的。中南门街紧靠中南门码头和渡口，水运的货物进出方便，人流量大，成了商家的首选之地。民国期间，铜仁城的老八大号和新八大号，大多聚集在中南门一带，因此，中南门在过去最为繁华，成了铜仁城三街六巷之首。
随便说一句，明朝嘉靖二十九年开启的七个城门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了清朝乾隆二十六年（1761），这一年，增修了新东门、后水门两处水门以方便百姓取水。但新修的新东门面向北方（今地区养护段处），老东门又随之封闭了，如按面向北方取名，铜仁城便没有了东门。于是，修城门时便不同城墙平行，而是有意向东斜了一点，使城门面朝东面。

后来，据说因为封闭了老东门，对全城的风水特别是对学子们考取功名有很大的影响，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铜仁府知府冯翥鹏采纳了城内父老的建议，于第二年冬十一月初八动工，腊月十二完工，重新开启了老东门。所以，才会有了“好个铜仁城，八门开九门”一语传世。

梅济鼎 清朝贵州铜仁人。清道光时（公元1821-1850）举人。因痛恨苛征，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10月与徐廷杰在铜仁率众起义，攻占铜仁府文武衙门，击毙知府。随即与江口刘世美，印江田宗达等相呼应，率众再次起义。他们以反"折征"为口号，头带红巾，故称红号军，梅为红号军首领之一。红号军士气旺盛，连陷松桃、思南、石阡、印江、玉屏、青溪等城镇，并向湖南进军，义军民展到万余人。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正月，湘军攻占铜仁在激战中，徐廷杰、梅济鼎等皆英勇牺牲。 赞同0| 评论(1)

㈡ 舍得一身剐 敢把皇帝拉下马出自谁之口

这句话毛泽东说过，但是是有典故的。

后来用它来比喻同恶势力做斗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㈢ 中国有哪些最有名的物产和典故

1：狗不理包子

1831年（清道光十一年），“狗不理包子”创始人高贵友出生在直隶武清县下朱庄（现天津市武清区）。因其父四十得子，为求平安养子，取其乳名“狗子”，期望他能像小狗一样好养活。

高贵友14岁时，到天津南运河边上的刘家蒸吃铺做小伙计。因心灵手巧又勤学好问，加上师傅们的指点，高贵友做包子的手艺不断长进，练就一手好活。三年满师后，高贵友独自开了一家专营包子的小吃铺--“德聚号”。由于高贵友手艺好，做事又十分认真，从不掺假，制作的包子口感柔软，鲜香不腻，形似菊花，色香味形都独具特色，生意十分兴隆。

来吃他包子的人越来越多，高贵友忙得顾不上跟顾客说话，这样一来，吃包子的人都戏称他“狗子卖包子，不理人”。久而久之，人们喊顺了嘴，都叫他“狗不理”，把他所经营的包子称作“狗不理包子”，而原店铺字号却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㈣ 谢桥的历史典故

谢桥是坐落在锦江河畔，碧江城南郊区的一个集镇，龙洞河、楚溪河穿寨而过，由挞扒洞长寿山泉瀑布汇入谢桥河。

河水把谢桥与通往玉屏至省地的交通要道穿心而割成两半，给两岸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特别是春夏涨水，古时两岸的百姓只能隔河相望。

唐宋年间，谢桥本寨谢氏家族有一头领，为人善良厚德，在集镇中享有很高威望。谢氏头领就召集当地人商议，为通达建设，筹集捐资，并请人看好日子开工，在谢桥河两岸修起了一座能过车人行的坚固石拱桥。

桥修好后，好长时间、车辆、行人不能从桥上通过，当时有个吴先生指点，此桥非要红姑娘踩桥后，才能通行，对谢桥今后必定兴旺发达，美好前景不可估量，谢氏头领信以为真，把桥封上。

三个多月后的一天，吴先生指点谢氏头领说道，近日会有红姑娘由此过道，让谢氏头领杀猪、宰羊，准备好贡品在桥头摆设好，迎接红姑娘踩桥。

吉时已到，老远看到八抬大轿，一伙人马朝桥头走来，正要上桥，被谢氏头领等人拦住，讲明情况，原来是一家姓杨的大富杨员外嫁女，这才请员外之女下轿踩桥，讨封吉利语。

红姑娘下轿后，步入桥头，开言道“日吉时良，天地开张，本姑娘到此，来踩桥梁，感谢头人结善德。

恭贺民众长安康，左脚上桥发富贵，右脚上桥放豪光，自从今日踩桥后，谢桥日后千年发达，万年兴旺，天长地久，地久天长”。从此得名叫谢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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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娘桥的另一个典故：

北宋年间，太宗皇帝听信奸臣谗言，革了杨六郎军中职务，不久太宗驾崩，高宗皇接位，辽邦萧皇后为了兴辽灭宋，想方设法把王欣安插到高宗身边。

王欣多次奏本，说杨六郎招兵买马，蓄意谋权夺位，高宗听信奸臣所奏，把杨六郎打入死牢。辛得八贤王和寇丞相相助，才留住性命。

后来，萧皇后兴兵攻打北宋，高宗万分焦虑，朝中无良将选择。这时八贤王献策，说杨六郎没死，但要皇上免他无罪。

高宗皇听了万分高兴，立即传旨，封杨六郎为抗辽大元帅。杨六郎带兵作战，打得辽兵节节败退，不到三日战获全胜而归。

高宗龙颜大悦，封杨六郎高官。杨六郎想到杨家处处受奸臣所害，向皇上要求，愿到南疆一带把守三关（今滑石至凤凰一带）。

以保朝廷江山稳固，高宗准奏。杨六郎领2000人马直上征程。路经铜仁谢桥时，天色已晚，到此卸甲宿营，并得到老百姓的热忱安顿，觉得这里人民仁义厚德，心地善良，周边环境非常秀丽，决意在此停留数日。

一边打听前沿情况，一边休整队伍，二十多天后，杨六郎队伍要往前行，直奔三关，为感谢百姓的深情，他告知谢氏头领，已奏朝廷，将谢家桥更名为卸甲桥，得到朝廷高宗皇帝的亲口玉封——卸甲桥。

直到民国二十二年，地名近化，才将卸甲桥再次更名为谢桥至今。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谢桥

㈤ 请写一个与鹿有关的典故或故事与

指鹿为马。

典故：

秦二世的时候，赵高驾着一头鹿随从二世出行回，二世问他说答：“丞相为什么驾着一头鹿呢？”

赵高说：“这是一匹马啊！”

二世说：“丞相错了，把鹿当做马了。”

赵高说：“这确实是一匹马啊！（如果）陛下认为我的话不对，希望（陛下允许我）问一问群臣。”

群臣之中一半说是鹿，一半说是马。在这种情况下，秦王不能再坚持自己的看法，只好顺从赵高的说法。

(5)玉屏典故扩展阅读：

指鹿为马是一个汉语成语，拼音是zhǐ lù wéi mǎ，意思是指着鹿，说是马；比喻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

白话译文：二世笑着说：“丞相错了吧？您把鹿说成是马。”

用法：一般作谓语、宾语、定语。

例句：纵然是长官，也不可以要求部属指鹿为马，颠倒是非。

㈥ 二字典故

斧正
《庄子·徐无鬼》：“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
楚国的国都郢都有一人，不知道他的名字，称为“郢人”。
郢人有个好友，是位匠人，不知是姓石还是名石，人们都叫他“匠石”。
郢人和匠石，两人有一套绝技：郢人在鼻尖上用白粉涂上苍蝇翅膀似的薄薄一层，匠石能用斧子把这层白粉轻轻削去。匠石在表演这套绝技时，态度从容，抡起大斧，顺着郢人的鼻尖削下，只听得斧子在空中呼的一声，白粉就完全被削掉。而郢人的鼻子却丝毫不受损伤。郢人也脸不变色，若无其事。
宋国的宋元君得知此事，感到很惊奇，想亲眼看看。他托人找到匠石，恭敬地请了来。不料匠石说：“对不起，现在没法表演了，因为我的好朋友郢人已经去世，我失去了表演绝技的唯一伙伴了！”
这是《庄子》的《徐无鬼》篇中的一个故事，叫做“匠石运斤”。（运，是挥动的意思；斤，即斧子。）故事原文是：
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垩，白色的土。斲，同斫。）
后来，人们借用这个故事，在请人修改作品时，往往说请“斧正”，或“郢正”、“郢削”、“斧削”等。这是对修改者表示尊敬的客气语，赞其水平高，修改起来，象匠石给郢人用大斧削去白粉一样，干净利索，恰到好处。（人们在引用“斧正”等成语时，按习惯都并无自诩为郢人之意。）
“运斤成风”，后来也成为成语，比喻技巧熟练，大胆、快捷而有力。如元代诗人元好问称赏某画家所作的墨竹，有诗道：“运斤成风刃发硎。”（硎，即磨刀石；形容斧子锋利，象是刚磨过的。）
宋代诗人张耒有诗道：“岂令匠石斤，常缩袖间手。”唐代文学家骆宾王也有诗道：“成风郢匠斲，流水伯牙弦。”《冷斋夜话》记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对于陶渊明诗的评论道：“东坡尝云：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如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这些，所谓“匠石斤”、“郢匠斲”、“大匠运斤”等语，全都是用的上述典故。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他的《王氏伯仲唱和诗序》中写道：“操斧于班郢之门，斯强颜耳。”这个“郢”字，也就是指郢都的匠石（参看“班门弄斧”）。此典说明熟能生巧，就能出现奇迹。也说明配角的重要性。此典也用作“斫鼻”。

古人把代人作文称为“捉刀”。其源出于三国时代的一则故事。
魏国曹操统一北方后，声威大振，各少数民族部落纷纷依附。北匈奴派使者送来了大批奇珍异宝，使者请求面见曹操。曹操将声姿高扬、眉目疏朗的崔瑛召来，要他代替自己接见使者。接见时，崔瑛正中端坐，接受了匈奴使者的拜贺，曹操却扮作侍卫模样，手握钢刀，挺立在坐榻旁边。
接见完毕后，曹操派间谍去问匈奴使者印象如何。使者不加思索地说：“魏王俊美，丰采高雅，而榻侧捉（握、提之意）刀的那个人气度威严，非常人可及，是为真英雄也！”
后来，人们便将代替别人做事称为“捉刀”，而用得最多的是谓代人作文，如“捉刀代笔”。

“染指”一词见于<<左传>>宣公四年。意思是说春秋时，郑灵公请大臣们吃甲鱼，故意不给子公吃，子公很生气，就伸出手指向盛甲鱼的鼎里醮上点汤尝尝走了。后人用“染指”比喻分取非分的利益。这则故事很古老，但故事里的子公确世代相传至今。而且我们中国人对“染指”还情有独钟。子公为尝不该尝的汤，居然不怕烫坏手指头，还带着怒气离开宴会。想一想中国人在历朝历代的贪官们为染指于官位和钱财，不惜自己身家性命大有人在。古人如此，今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想当官拿钱来买，想搞工程拿钱来换，想找工作拿钱来通融，什么学费、医疗费、建房费、救灾款全给你私分了，这与子公索取非分之汤有何两样。令人们想不到的是已经见怪不怪，难道这钱还咬手吗？！“若不染指，非官人也”。全国三十几位交通厅局长，先后因“染指”而纷纷落马的就有十七位，某省连续三任交通厅长不怕坐牢之苦，可谓前赴后继。真是令人叫绝，世人惊叹不已。中国有句成语叫“前车之鉴”，子公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警示后人，对那些还在中饱、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应该不要再玩了，否则小心自己在子公的黑名单上位列其中，到时悔之晚矣。

酬谢别人为自己写文作画的财物，称润笔。润笔既非始于明代，亦非至明代而终，但由于明朝科举取仕，尤重文章，所谓“国家用人率重科举，而科举取士率重文章”1，因此，明代文官（士）长于作文，武官（生）亦有重文倾向，使明代的润笔现象非常突出。明代的润笔最显著特点在于由明初个别现象发展至中后期逐渐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从收受到公开索取，并为谋求润笔而努力。润笔现象为当时各阶层士人普遍接受，且对清代及民国时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治明史者多关注于儒商关系研究，对“润笔”这一士人“本业治生”的基本现象研究却显不足，本文试从消费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明代文化发展状况、社会风俗变迁和商品经济的水平等，不当之处请指正。
一．
“润笔”典出《隋书》，隋文帝欲升郑译为刺史，命内史令李德林拟诏书，但李迟迟没有动笔，丞相高颎旁边戏言道：莫非内史令笔乾？郑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郑译两袖清风，无以润笔。2历史上收取润笔事例则很早。对此，明末学者顾炎武有较为详细的考订，他说，“作文受谢，非起于晋宋”，润笔于隋唐时渐成风气，文学大师韩愈撰写《平淮西碑》和《王用碑》均有赀财收入，然非有定制。宋时太宗立润笔钱，刻石于金人院。每朝谢日，移文督之，此为润笔定制。3虽然宋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作文取酬日渐增多，可以理解，但顾炎武称此时形成定制，此则材料尚不足为据。
洪武初年，收取润笔现象就已存在，“江南首富”沈家之沈玠请刘三吾为其父沈汉杰撰写墓志铭，即送上了润笔，这位“翰林之大老”便答应下来，后其家人镌刻立石，铭文得以保存至今。4明初学者为人作文绘画，即有取酬现象，不过明初学者（官员）收费低，而且许多人拒绝收费，这大概是君子耻言于利的原因吧。
洪武、永乐年间，无锡人王绂“博学、工诗歌，能书写，山木竹石，妙绝一时”，他以善书供职文渊阁，后迁官中书舍人。王绂书画冠绝一时，但“有金币购片楮者，辄拂袖起，或闭门不出”，有一次王绂兴致上来，送给一商贾一幅画（明初的商人地位很低），当这位商人“以红氍毹馈，请再写一枝为配”时，王绂遂“索前画裂之，还其馈”。5明初学者高介绝俗，可见一斑。张益，字士谦，永乐年间，曾任庶吉士、中书舍人，累迁撰修，进侍读学士，据他自己讲“时年乡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这时虽然有收受润笔，也很低廉，“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二三钱可求”，这位进士润笔收入很少，他是在经商贸易的弟弟不断资助下学习和生活的。不过，他后来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王錡描写，“张士谦学士作文，不险怪，不涉浅，若行云流水，终日数篇。凡京师之送行、庆贺，皆其所作，彼获润笔之资。或冗中为求者所逼，辄取旧作易其名以应酬。有除郡守者，人求士谦为文赠，后数月，复有人求文送别驾，即以守文稍易数言与之。忘其同州也。二人相见，各出其文，大发一笑”6，从永乐时未得人一叶茶，到后来如此干练的应付索文者，且“彼获润笔之资”，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张益后来在“土木之变”中死去，谥“文僖”，著有《画法》。
明前期的大部分士人在作应酬性文章时虽然收取酬金，却是不写违心的内容的，还要看买主的身份及操行。邱浚是正统年间颇有作为的官员，他做过国子监教授、祭酒、翰林编修，官至礼部尚书。据说邱浚文章雄浑壮丽，“限韵命题，即席聊句，动辄数百言。豪词警语，如壮涛激浪，飞雪走雷，云触山而电迸发”，因此，四方求文者纷至。邱浚撰写的碑、铭、志、序、记、词、赋等类文章，流布远迩。对于来求文章者，如果邱浚对其品行、职业看不习惯，或瞧不起他们，“虽以厚币请之不与”7。正统、景泰年间，虽然学者不再耻于言利，但其人格和尊严却是凛然不可侵犯，翰林检讨吴希贤的言语证实了这一点。据记载，“吴希贤拜检讨，预修英庙实录。有贵家子寇姓者，密以贿丐希贤致口词于其父，希贤拒之曰，苛如此，他日何以见董狐于地下？”1
到英宗天顺年间，官员润笔虽不拿原则作交易，但收取润笔的现象却愈加普遍，价钱也渐渐升高，不拿出五钱到一两银子是没法张口求人的。这一时期有一些官员竟能靠收取润笔而积累一大笔财富，“魏文靖公骥为南京礼部侍郎时，尝积求文银百余两。”据载，魏骥是一名颇为通情达理的循吏。2由此可见当时求文的人增多了，文价也可能高了。
成、弘时期，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购买文章的风气，“今仕者有父母之丧，辄遍求挽诗为册，士大夫亦勉强以副其意，举世同然也”，润笔成为士人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虽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官吏也认为收取润笔为劳动所得，是理所当然的，并以此为重要的经济来源。为应付日益增加的求人者，“受其贽者则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铜臭者得此，不但裒册而已，或刻石墓亭，为活套家塾。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或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及其印行，则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3为他人，甚至是素不相识者写诗作赋，歌颂功德，不问其人品德如何，甚至对于非常讨厌的人也是有求必应，尤其是竟然刻版以应付，其如批发货物无异，这种作法要比张士谦“稍易旧作以应付”更省事，更具有浓郁的商业气息。
武宗正德以后，至嘉、万年间，在商品经济持续发展背景下，文坛思想观点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润笔之价更显高涨，求购文章非出钱不可，而出钱也大都可能得到自己满意的文章，尽管在充满奇异思想的明代，奇侠怪士不一而足，拒不出售作品的学者也是有的。为人作文标明价格，公开索要润笔，已是官员们通行的做法。“嘉定深练塘闲论文士无不重财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托以亲昵，无润笔。思玄谓曰，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4如此不顾情谊，索要润笔，真是斯文扫地。由此看来，官员笔下的文章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已经广为接受，且行情看好，为人作文不收取润笔反而变得不正常了。润笔是明中后期官员和士人发财致富或谋生生活的重要途径。许多学者还把坐收润笔发展成主动谋求稿酬，并积极投身于文化产品经营的商业运作中去。
二．
求文者出资请文人按照自己的目的与要求作文，“收人之财，为人办事”这一原则，士人们还是懂得的。这里首先着重考察应酬性文章供求关系问题。
从明人文集中看，几乎所有的阶层都有可能出于某种目的出资请人作文。就求文目的而言，求文者有给自己的父母贺高寿的、贺自己老来得子者；有为作品求序跋者；有儿子为父靠求丧葬用文者；也有父母为子女求平安、入学，乃至墓志祭文者；有为族谱家事求记、碑、铭者；有学生为同学、亲谊或老师升迁、调任请文者；有朋友、同僚间互相迎送、道贺者；有下级送迎上级者；有求名人一字画将装表门面者；也有商贾为求流通之利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就求文各阶层而言，朱氏帝子家喜好文学、附庸风雅者不在少数，他们获取文人雅士诗文字画并不一定都要豪占强取，而是更愿意与文人结交，但许多文人未必愿意攀龙附凤，如周、徽等诸王都曾以重金送给文征明，均被拒绝。王公贵戚财赀雄厚，在文化消费方面往往一掷千金，黔国公沐晟请明初学士王绂作画，曾遭拒绝。明代内阁重臣、六部尚书都是文化消费的重要参与者，由于他们更注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像家庭中的婚丧嫁娶等礼仪性大事所需文章，为视重视，估计是不好强取于他人。中下层官吏是文化消费的重要力量，一是他们人数众多，二是他们是地方社会的重要影响力量，上迎下达，应酬性活动本身就多。据载，一次唐伯虎出游遇雨，过一皂隶家，该吏出纸笔乞画，伯虎戏作海蛳数百，题曰“非螺非蛤亦非蛏，海味之中少此君，千呼万呼呼不出，只待来人折窟豚”。5此外，明代中期以后，武官尚文也成为一种风尚，“处州卫指挥使毛君尚纲，武而好文，今年七月某日，乃其五十初度，已干缙绅诗歌以为庆，予其我序之”1。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民族英雄戚继光一生写下了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和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等著名兵书，还有个人文集《止止堂集》以及政史类奏疏《戚少保奏议》等，在他的《止止堂集》之《横槊稿•卷中》中，主要汇集了为武官将士撰写的赠序、纪行、墓表、墓志铭、贺表等应酬性文章，《卷下》则以祭文为主。许多学者的文集中均有为卫所武官所做的各类应酬性文章。2
收取润笔者当然是一些长于书画的士人。从目前材料看，提供给别人诗文字画获取财物者，也遍及士人各个阶层，包括内阁首辅、大学士、六部尚书，下至各级文武官员，乃至不仕的生员。如严嵩所写的墓志铭《汉阳知府马公墓志铭》中所记，“适予北上，道嘉兴，其季弟軿、从子、郡学生淮奉状泣拜请铭。嘉守徐侯子谦亦为之请，曰：此邦之长者也，愿无靳于铭。予诺焉” 。3张江陵年少得志，后权倾朝野，家资富饶，应酬性文章亦有少量存在。神宗、光宗两朝时官任南京礼部尚书的董其昌，家有膏腴良田万顷，但仍然是“前人欲壑滋深，惟图积金；后施丹青薄技，辄思垄精利津”。4据载，“董文敏公文章书画冠绝一时，海内望之如景庆云”，《明史》中说他的书画自称一家，名闻中外，各地求购文章书画者络络不断，“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5他从中获利定然不少。
以润笔为主要经济收入形式的通常是不仕的学子和中下层官员。闲居在家的官员、临民治事的基层官绅、恃才为生的士人，如“江南四大才子”唐寅、祝允明、文征明和徐祯卿等，都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应酬性作品。这些作品当然要满足出资人的基本要求，其文体与内容都有严格的限制。
徐渭（1521---1593年）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出身官吏家庭，曾中秀才，以诗文戏曲著名。徐渭一生自评说：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可见其多才多艺。徐渭一生写了不少的应酬性文章，正如他自己所说，“渭于文章不幸若马耕耳”，文章“存者亦谀且不工”，抗倭将领胡宗宪倾慕其才，召至门下，徐替胡写了不少奏章，深得器重。6下面以《徐渭集》以主，重点分析应酬性文章文体及主要内容主要：
传统的文学体裁，如诗、词、歌、律，序、跋、传等可以满足不同人的要求。徐渭做《白鹇殇》用的是五言律诗，题记曰“少保公至闽，提供馈之鹇一，兼丹笼以付我，我尝作五言律以谢之”；做《辽东李长公午日寄到酒银五两，写竹荀答之，书此于上》和《写倒竹答某饷》用的是七言绝句，来表达对别人馈道的感谢。序和跋这两类都是评价别人作品的文字，通常序置于前，跋于书尾，唐宋以后，送别或道贺赠言之文也称序。徐渭在《沈氏号篇序》中说“乃于末简，要予微言”；《童氏祖谱序》载“其谱始修于雨与蒙吉，而俊者，雨之从也，为人朴而雅博，好亲贤士，尝受业吾师季长沙公仲子字子微者，余因得见之。授谱终览之，而委序” ；《赠保安稽侯考满序》中说“侯于学校事更勤，于已也有殊待，故于其抱计敢，征予言赠其行”等，均属受人之请而作。“传”是一种重要的为故人评述生平事迹的体裁形式，如《王君传》说，“吾友王君，讳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学生某以葬其考时缺志铭，惧殒殁其素也，乃书状来请传”。7钱谦益受托写《徐霞客传》，其文法上乘，却难免失之千里，传记说徐霞客“能忍饥数日，能遇食即饱，能徙步走数百里”，这不是旅行家，更像是“沙漠之舟”骆驼或千里马。8在应酬性文章中，此类吹捧，古今概同。
行状、墓志铭、神道碑、墓表和祭文是应酬性文章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购买墓志铭在明代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几乎所有收集应酬性作品的集子中均有墓志铭。撰写墓志铭时，通常由购文者提供死者行状，供撰文者参考，撰者基本上根据行状提供死者的生平简历，仅叙述顺序及文笔上略加修饰以示有别，如果撰者对死者熟悉，尚且能有所把握，否则极有可能是不知所云般乱吹一通而有失客观，至不着边际。墓志铭则须于最后记铭文以颂扬凭悼，行状以叙述死者的生平为主，祭文更强调对死者寄托哀思，另有纪念圆寂僧人的塔铭。它们之间文法要求不同，内容各有侧重，但都是对死者吹捧颂扬之辞，时人将这类收入称之为“谀墓”所得。在《徐文长三集》中共收集40篇这类文章，在《徐文长逸稿》中收录以此命名的“谀墓”文章21篇。1这一比重尚低于许多知名文人，如文征明的文集中共收录了104篇“谀墓”之作。2而钱谦益成书于崇祯十六年的《牧斋初学集》中就已经收集了这类应酬性文章高达190余篇，3笔者相信这绝不是钱氏生活于明朝时所撰写之全部，由于他入清后在文坛和政坛都依然相当活跃而令人关注，他一生撰写的谀墓之文不知几多？
为祝贺高寿、生子、升职、调迁、考满、入觐、入学、补官等开心事请人写诗作文，在明代是很常见的。祝寿及生子又是最为常见的贺文（属序类文体），徐渭文集中收录的以“序”类贺文体裁出现的有《张母八十序》、《赠沈母序》、《赠黄母序》和《寿朱母夫人序》等。此外，徐渭还有十数篇代人贺文，既有代权贵之言，也是代普通人之意。钱谦益在其《牧斋初学集》卷36至卷40共有50篇贺寿辰的，贺文其大都提及自己做贺文的原因，“余因某某之请而序之以征焉”，兹不一一例举。此外，应酬性文体还包括有赞、记、碑等。士人会根据要求来选择适当文形式来满足对方的要求。
润笔的表现形式很多，既可以是货币，如金、银、钱、钞等，也可以是各类物品，实难统一规定，只要供求双方达到满意即可，如祝允明以书法求利，祝问，“是见精神否？”，精神，金钱也，又说“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可”，清物，“青羊绒”也4。银子是重要的润笔形式，许多人在标明润笔价格时也是以银钱来度量。如叶盛说“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引者注：土木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收请，迄今犹然”5。而实际上士人接受的馈赠可谓五花八门，徐渭为陈玉屏所做《陈玉屏以瓦窑头银鱼再饷，索赋长律》律诗，说“碧山有学士，太丘无别支，遗予瓦窑物，兼以磁雍（其下加瓦）醯，醉卧不知晚，唤灯题谢诗”，有时候，徐渭作画竟然是为酬谢别人送给他螃蟹，“某子旧以大蟹十个来索画，久之，答墨蟹一脐，松根醉眠道士一幅”。6这当然是好友之间的关系。据逸史，唐伯虎收取润笔更是离奇，据说他晚年寡出，常坐临街一小楼，惟乞画者携酒造之，则酣畅竟日，虽适诞放，而一毫无所苛。他曾做诗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7为人作画仅为喝酒而已。

㈦ 关于一些典故

魔高一尺，到高一丈。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
交遍天下友，知心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