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典故

❶ 说学艺不精的人是蒙古代夫的典故出自哪里

人们习惯称那种“恶治”的医生为蒙古大夫，这蒙古大夫，就是对传统蒙医的戏称。 之所以对蒙医有这种瘆人的看法，是和蒙医的治疗方法有一定关系的。蒙医是蒙古族的一种独特医疗系统，古代主要集中于喇嘛庙。传统的蒙医多用物理疗法，很少用药且擅长接骨正骨，（清代蒙医受到藏医的巨大影响，特别是藏医《四部医典》的传入，使蒙药得到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正骨那还能舒服了？这个专科特点不免让病家畏惧三分。对于普通头疼脑热，蒙古族人很少求医，多依靠自身抵抗力，因此蒙医在这方面不接诊则已，接诊就是重病危急，养成了蒙医为了立竿见影敢于用猛药的习惯，清代太医院也用一些蒙医，但可想而知让他们按照草原下药的水准给虚弱的皇亲国戚看病会有怎样的效果。“蒙古大夫”因此成名。 所谓“蒙古大夫”是海外（西方）传来的带贬义的词语。语源是旧时，中医利用针灸、草药等不为洋人熟悉的方式治理疾病，它们本就觉得怪异，而确也有些不负责任的游医医术马虎，不能治疗痊愈（但也不至于置人死地）。于是洋人以为中医不过如是...又因为它们对中国人的印象还停留在成吉思汗西征的时期，对同属“蒙古里亚种”的中国人一概呼之为“蒙古人”，所以贬称中医医生是“蒙古大夫”，后来词话在国内被引申为“黄绿医生”的同义词 “蒙古大夫”在北方地区引申为对“蒙事”的人的贬义的称呼。

❷ 蒙古人撅箭是啥典故

铁木真道：”咱们祖复宗阿兰豁雅制夫人的故事，你还记得吗？她的五个儿子不和，她煮了腊羊肉给他们吃，给了他们每人一支箭，叫他们折断，他们很容易就折断八她又把五支箭合起来叫他们折断。五个人轮流着折，谁也不能折断。你记得她教训儿子的话吗？”札木合低声道：“你们如果一个个分散，就像一支箭似的会给任何人折断，你们如果同心协力，那就像五支箭似的坚固，不会给任何人折断。”铁木真道：”好，你还记得。后来怎样？”
扎木合道，“后来她五个儿子同心协力，创下好大的基业。成为蒙古人的族祖（《射雕英雄传》第六回）

❸ 麒麟的传说典故

传说，麒麟是姬氏（周天子脉）的祖神（祖先神），源自黄帝祖神应龙，是应龙血脉的主要分支之一，有诗云：“麒麟踏祥云，人间百难消。”次说一是麒麟与麒麟后人可以治病消灾，二说可以踏云而行。“

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首先见于战国成书的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春秋》。战国史学家公羊高撰写的《公羊传》和谷梁赤撰写的《谷梁传》，也记载了。

与孔子同代人左丘明的《左传·卷十二》载：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钥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

《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西狩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钥商获，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在其《集解》和《正义》中又注：“大野，薮名，鲁田圃之常处，盖今巨野是也。”

《兖州府志·圣里志》载：“周敬王三十九年春（哀公十四年），西狩于大野。叔孙氏家臣钥商获麟。”“折其左足，载以归。叔孙氏以为不祥，弃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麋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观之曰：麟也，胡为乎来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

叔孙氏闻之，然后取之。子贡问曰：夫子何泣也！孔子曰：麟之至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见害，吾是以伤之。”

译文：

传说，麒麟是姬氏（周天子山脉）的祖神（祖先神），源自从黄帝始祖神应龙，这应龙血脉的主要分支的一，有一首诗写道：“麒麟踏祥云，人世间各种难以消化。”次说一对麒麟与麒麟后人可以用来治病消灾，两种说法可以踏云而去。“

他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首先出现在战国时期成书的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春秋》。战历史学者公羊高撰写的《公羊传》和谷梁赤撰写的《谷梁传》记载了。

与孔子同代人左丘明的《左传·卷二》记载：鲁哀公十四年春，在西部的大野打猎，叔孙氏的车子钥匙商猎获一只麒麟，认为不吉利，以被测人。孔子看到他说：“麒麟呢”。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西狩大野，叔孙氏的车子钥匙商获得，认为不吉利，孔子看了看说：“麒麟呢”，取的。在他的《集解》和《正义》中又注入：“大野，湖泊名称，鲁田园的固定的地方，因为现在巨野是正确的。”

《兖州府志.圣里志》记载：“周敬王三十九年春（鲁哀公十四年），在西部的大野打猎。叔孙氏家臣锁商猎获一只麒麟。”“折他的左脚，坐车回去。叔孙氏认为不吉利，弃之门外，派人告诉孔子说：有麋，角是什么呢？孔子去看他说：麒麟啊，为何而来呢？！反袖擦脸，流泪沾湿衣襟。

子贡问孔子说：那你为什么哭呢！孔子说：麒麟是极为英明的君王啊，因为它被伤害了我才伤心的。”

(3)蒙古族典故扩展阅读：

宋代以后麒麟形象向龙形转化：

麒麟艺术品的风格，到宋代产生了新的变化，从过去的雄浑豪迈转变成清秀灵动，麒麟的身躯又回归到鹿形，且出现规则的鳞片，逐渐向龙体转化。在颈部开始出现飘拂的鬃毛，触须从鼻翼处伸出，肩部出现了火焰披毛，尾的造型虽似牛尾，但在端部呈扇形散开。

到了元代，麒麟的形象开始出现在瓷器上。与宋代麒麟相比，元代麒麟的龙形化更加明显，但其奔跃向前的姿态仍保持着鹿科动物的特征。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青花飞凤麒麟纹盘，就很能代表这一时期麒麟形象的特点。

而麒麟与凤的组合，此后也成为流行纹饰，称为“麟凤呈祥”，寓意天下太平、天下祥和。

明清时期，麒麟形象更受到人们的青睐，在石雕、玉雕、木雕、刺绣、年画以及建筑装饰上，均出现了形态各异的麒麟形象。如该时期的官服，麒麟图案是一品武官的标志。明代的石雕麒麟，在龙形化的同时，又有南北朝时期的麒麟风格，显得稳健敦实。

❹ 蒙古族的纹样特点，含义是什么

蒙古族的纹样特点即多为民族图腾，含义与这些民族图腾的内涵有关。

1、自然纹样

其中花草纹有梅花、杏花、牡丹、海棠、芍药等,动物纹有蝴蝶、蝙蝠、鹿、马、羊、牛、骆驼、狮子、老虎、大象等,另外还有山、水、火、云之类的图案。

2、吉祥纹样

如福、禄、寿、喜、盘长、八结、龙、凤、法螺、佛手、宝莲等。图案内容丰富、色彩艳丽、对比强烈。蒙古族图案与纹样同其他民族的纹样关系密切,但在运用纹样时却显示出蒙古族特色。

蒙古族喜欢组合运用图案纹样,如将盘长纹延伸再加入卷草的云头纹,缠绕不断,变化丰富多彩。技法多以几何形卷草纹为主,利用曲直线的变化,表现不同的感情,将直曲线条的不同形式相结合,达到和谐统一的画面布局。

(4)蒙古族典故扩展阅读：

常用纹样

1、民族图腾

蒙古人所崇拜的图腾有狼、鹿、熊、牦牛、鹰、天鹅、树木等等。《蒙古秘史》开篇第一句话这样写道：成吉思合罕的祖先是承受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和妻子豁埃马兰勒，即蒙古人所崇拜的图腾狼和鹿。

2、狼图腾

蒙古民族的狼图腾最早只是古代乞颜部落孛儿只斤氏的图腾，这在《蒙古秘史》和《蒙古源流》中都有记载。经过数百年的演绎，狼图腾被人们当成了整个蒙古民族的图腾。

3、鹿图腾

蒙古萨满认为鹿能显灵，可以驱魔镇邪。内蒙古巴尔虎、察哈尔、科尔沁等地区萨满巫师所戴的帽子都用铁皮制成鹿角加以装饰，所用的青铜镜和法鼓也都刻画着鹿的形象，说明蒙古先民、特别是森林狩猎民曾以鹿为图腾神灵。

4、鹰图腾

蒙古萨满传统认为，海东青是天的神鸟使者，它受命降到人间和部落头领成婚，生下一个美丽的女孩，把她培养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渥都根”（女巫师）。而布里亚特的萨满神话传说中，男萨满的最早化身也与鹰有血缘关系。

5、熊图腾

布里亚特和达尔哈特人常称熊为祖先、神圣的，称呼熊“斡拖葛”，意思是长者、老人。

捕捉熊以后，分吃熊头肉，似是古代原始人“图腾圣餐”习俗的遗留。在原始人看来，用图腾的血和肉作为圣餐，更能巩固他们与图腾的亲密关系，重新获得图腾的灵威。

6、此外，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蒙古民族也崇拜龙，还有的部族有树木图腾崇拜、牦牛图腾崇拜等等。各种图腾神话反映了蒙古民族特点及与北方各民族、特别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神话的许多共通之处，体现出他们之间相互交融的密切联系。

❺ 蒙古族人为什害怕打雷应该是有历史典故或者野史传说，

罗马教廷驻蒙古使节约翰·普·嘉宾镍Lannuo在他们的文章透露，成吉思汗可能是被回杀害的闪电击答中。约翰的和浦Lannuo·嘉宾倪然后到达蒙古，发现，经常夏天的闪电伤害事故，“有一种凶猛的闪电，雷击，造成许多人死亡。”由于这个原因，蒙古人害怕打雷和闪电。
我记得《成吉思汗》 里头有个片段就是说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认为打雷是上天愤怒，所以蒙古人都害怕打雷，包括战士，听到打雷都缩在地上不敢站起来走路。正好成吉思汗的军队在和他最大敌人摆开阵势大决战时，双方厮杀到焦灼状态时，天气忽然大变，战场上乌云密布，接着打雷闪电不断，这是所有士兵都停下搏斗，蹲在地上不敢动，但是勇猛的性格让他敢于站立于雷电之下，有一种战神搬的勇气，最为首领的他，他的勇气感染了他军队。他的士兵们和他一样在雷电交加的云层下接着战斗，最后胜利啦！

❻ 收集整理至少4个古人炼字、炼句的典故

贾岛推敲
王安石改诗（春风又绿江南岸）
1
唐代有个名叫李相的官员，十分好学，一有空闲就捧起《春秋》来读。他经常把叔孙婼的“婼”（chuò绰）字，误读为“吹”字音。长期在他身边的一个侍从，老是听他把这个字读错，便很不满意，但对自己的主人又不好明说，只有憋在心里。后来，侍从的不满情绪还是被李相觉察到了，李相就问这个侍从：“我每次读到这里，你就流露一股不满的情绪，这是什么原因呢？”侍从怕直说了于己不利。可不说又不行，正在这为难之际，他忽然灵机一动，便婉转地答道：“过去我的老师教我读《春秋》时，他把‘婼’字读成‘绰’字音，现在听您读‘婼’字为‘吹’字音，方才醒悟到自己以前读得不对，所以对自己不满意。”李相一听，知道是自己读音有误，忙说：“哦，那一定是我读错了！我是照着书上注文读的，而你是有老师教过的，你肯定是对的。”经过核查，发现书上的注文果真不对。李相连忙站起来，把侍从接在自己的座位上，拜侍从为“一字之师”。
2
杨万里，字亭秀，号诚斋，吉水（今江西）人，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人称南宋四大家。其诗善为“杨诚斋体”，不堆砌典故，构思新巧，语言平易自然，自成风格，有《诚斋集》传世。传说有一天，杨万里在馆中与人闲聊，谈到晋朝间，就说起有个文学家兼史学家叫于宝的怎么怎么，旁边有个小吏插话说：“是干宝，不是于宝。”杨万里感到很奇怪，便问他：“你怎么知道叫干宝？”小吏找到韵书，递给杨万里看。果然韵书里“干”字下面清清楚楚地注明：“晋有干宝”。杨万里一见大喜，非常感激地对这个小吏说：“你真是我的一字之师呀！”
——此二者为有一字误读而经他人匡正的例子；以下事例均为有一字运用欠妥而经他人改良者——
3
唐代有个诗僧名叫齐己，写的诗清逸隽永，耐人寻味，在当时的诗坛上享有盛名。有一回，他写了一首题为《早梅》的诗，其中有这样两句：“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恰巧诗友郑谷来访，看后认为梅花数枝开不能算早，就提笔改了一个字，将“数枝”改为“一枝”，突出其独在百花之先绽开。齐己看了，佩服得五体投地，连称郑谷是“一字之师”。
4
高适，字达夫，德州蓨（今河北景县）人，也是唐代的杰出诗人。早年久留边疆，熟悉军事生活，所作多边塞诗。其诗大多意境雄浑，情调苍凉，间有清丽俊秀的咏景佳作。一天，高适赴外地视察，路经杭州清风岭，观月赏景，诗兴大发，就在僧房里写了一首诗：“绝岭秋风已自凉，鹤翻松露湿衣裳；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角竹房。”写完他就继续赶路。途经钱塘江时正值月落，高适细看江潮，发现月落时，江潮随风而退，只有半江之水。他想到自己用“一江”之水来描写月夜之时的江潮，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便在视察归来时，专门去僧房改诗。可是，一踏进房门，便看见这句诗已被人改过来了。高适感到很纳闷，忙问是谁改的。僧人告诉他，在他去后不久，有一官员从此路过，偶然看见了这首诗，连声赞叹，但惋惜诗中的“一”字用得不如“半”字准确，便不待作者回来相商，径直给它改了。高适暗暗称奇，心想：“这人真是我的一字之师！”后来他多方打听，才得知那位改诗的官员是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骆宾王。
5
元代蒙古族诗人萨都剌，字天锡，号直斋，雁门（今山西代县）人，诗作风格清婉，多写自然景物，间或写民间疾苦，著有《雁门集》。有一次，萨都剌写了一联诗：“地湿厌闻天竺雨，月明来听景阳钟。”吟哦再三，颇为自得。有个老人看见这联诗后，连连摇头，不以为然。萨都剌一见此情，知道老人定有高见，便虚心向他讨教。老人说：“这一联诗，写得的确不凡，摹景状物，别有意境。只是上半联已有一个‘闻’字，下半联又用一个‘听’字，字虽有异，却皆隐‘耳’意。恰犯诗家大忌。” 萨都剌豁然大悟，忙问：“依您之见，改什么字为好？”老人不慌不忙地答道：“唐人诗中不是有‘林下老僧来看雨’的佳句吗？不妨把其中的‘看’字借来一用。” 萨都剌试着把“闻”雨改为“看”雨，仔细玩味，觉得果然更好。上半联的“看”字隐“眼”意，下半联的“听”字隐“耳”意，不仅更符合诗的“工对”，而且愈发显得情景交融，有声有色。萨都剌急忙上前施礼，称老人为“一字之师”。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谦虚好学的人，随处可得“一字师”。这种事古代有，近现代也有。）
6
1957年1月，毛泽东让袁水拍约臧克家去他那里谈谈。席间，谈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首词，臧克家问毛泽东，“原驰腊象”的“腊”字应该怎么讲，并说现在各人的理解不同。毛泽东听了，谦虚而又有点疑问地征询他的意见：“你看应该怎么样？” 臧克家答道，“腊”字不好讲，改成“蜡”字就好了，“蜡象”与上面的“银蛇”正好相对。毛泽东欣然接受：“那你就给我改过来吧。”
7
吴玉章在1942年曾写了一首《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的诗。诗中用“纵横百余里，‘回乱’成荒地”两句描述了当时的南泥湾的状况和历史。句中的“回乱”指清朝年间，南泥湾一带回民起义，遭到清朝政府的残酷镇压，从此南泥湾更加荒凉。后来，《红旗飘飘》编辑要用这首诗，吴玉章应允了。他正抄写这首诗，服务员小张在一边看一边搔着头皮，思索了好一会，说：“‘回乱成荒地’这句不妥贴，您虽然在‘回乱’上加有引号，但从字面看，还是把南泥湾的荒废归咎于回民起义了。”吴玉章一听，忙停下笔谦逊地讨教：“对，你提得好，这句是不妥，你看怎么改才好？”随即，吴玉章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找来参加他们对这句诗的研究，最后定稿时把“回乱”改为“剿回”二字。这一改，揭示出南泥湾的荒废是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起义造成的，使读者看到了历史的真面目。事后，吴玉章同客人们谈到这位才十六、七岁的小服务员时，不无感慨地说：“他是我的一字师啊。”
8
20世纪40年代初，重庆公演郭沫若编写的话剧《屈原》，正好郭沫若本人也在那里看戏。台上扮演婵娟的演员张瑞芳念着痛斥宋玉的台词：“宋玉，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诲，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郭沫若听到这里时，总觉得这句台词缺了点味道。隔天，他就与张瑞芳交谈自己的感受，打算把那句台词改一改。这时，旁边扮演钓翁的张逸生插了一句嘴：“‘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够味些了。”郭沫若品念着这句话，发觉果然生色不少，高兴地采纳了张逸生的意见，并尊称他为“一字之师”。为此，学识渊博的郭沫若还特意地写下一篇短文附在剧本后面。
9
1935年，著名书画家王一亭先生受虞山某氏之托抄写百花诗。在写到其中一首藤花诗时，误将“茸”字写成了“葺”字。当时有一位客居常熟逍遥游公园的新华艺专毕业生，时才25岁的金尘僧见到了王先生的笔迹后，毅然提笔写下了一首名为《戏呈白龙山人王一亭文》的诗寄给了这位艺坛老前辈。诗是这样写的：“丹黄甲乙究瑕疵，自昔曾闻一字师；那许紫茸成紫葺，先生想未橪吟髭。”指出王老先生在抄诗时未经思索细辨就信手写了这个错字。事隔不久，一首名为《七律•奉酬尘僧先生》的答谢诗送到了金尘僧的案头。诗云：“多君只字摘瘢疣，极目天涯未易求。自省衰年多事偾，频经尘劫念生浮。摇毫愧向碑三宿，得句疏悭酒一瓯。半偈有缘共佳话，阑干倚遍海云瘘。”海云瘘，正是王一亭先生书屋之名，这首诗就是年逾古稀的王先生写来的，诗中表示了他对这位一字之师的真挚酬谢。其勤奋好学，勇于改过的谦谦君子之心，跃然纸上。

❼ 爱新觉罗·豪格的轶事典故

崇德元年（1636年）豪格被降亲王爵号，主要源于他与莽古济家的婚姻关系。莽古济是努尔哈赤与大福晋富察氏生的女儿，与前夫武尔古岱生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了代善的长子岳讬，二女嫁给了皇太极的长子豪格。莽古济于岳讬、豪格既是姑姑，又是岳母，莽古济性格倔强，与皇太极一向不和，随着这对同父异母姐弟间愈演愈烈的仇怨，处境两难的豪格被卷入了无法摆脱的纠葛中。
天聪九年（1635年），因为与莽古济家的关系，他第一次受到父亲的处罚。事情的起因还要从豪格娶林丹汗的妻子说起。林丹汗的另两位妻子，额尔哲图福晋嫁给了阿巴泰，伯奇福晋嫁给了豪格。莽古济见豪格娶了一个俊俏的蒙古贵妇，不禁大动肝火。莽古济离席而去，中途退出了婚宴。
莽古济大闹婚宴，让皇太极很下不来台，决心还以颜色，就把莽古济一家彻底孤立起来。这场风波的起因，本来是因为莽古济干涉豪格的婚姻。 天聪九年（1635年）底，豪格刚因与莽古济的关系受到处罚，仍心有余悸。对于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案，再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审时度势，很快表明了自己在这场大火并中的立场：“我是皇上的儿子，妻子的母亲想谋害皇父，我怎么能与谋害皇父的女人同处呢？”接着就亲手杀死了妻子。从豪格的一生看，无论是他在外征伐，还是为人处世，从没有为人残暴或性情暴虐的记录，但父汗的意旨至高无上，不可抗拒，豪格下此毒手，实在是被逼无奈。
皇太极对儿子的杀妻之举并没有什么表示，内心大概还是赞许的，所以在分配莽古尔泰财产时，给了豪格诸多好处，一是分给他八个牛录的人口，一是将原属莽古尔泰的正蓝旗加以改编，并任命他为该旗的和硕贝勒。紧接着，又晋封他为和硕肃亲王。这样，仅数月之间，豪格就成为拥有一旗强大实力的六大和硕亲王之一（其他五人为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和硕成亲王岳讬）。豪格身为皇长子，在诸贝勒中更是前程远大，风光无限。 豪格生性柔弱，从帝位之争中就反映出来。数年以后，豫亲王多铎曾当面告诉豪格：“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初议立尔为君，因王性柔，力不胜众，议遂寝。”这句话说得很直露，“性柔”（性格软弱），是他错失皇位的主要原因，正因为他在关键时刻的“性柔”，使支持他的力量大失所望。后来，两黄旗将领明确坚持“立帝之子”，不再专注于豪格；多尔衮口口声声他“无继统之意”，都反映出当时形势的细微变化。
不过，从豪格自身分析，当他自称“德小福薄”时，确实也有难以启齿的隐忧。试想，一个把爱妻一刀杀死的人，怎么可能拥有道德的力量？又怎么可能君临天下，以德服人？他自称“德小”，其实是很有一些自知之明的。再者，在皇太极有名位的15位后妃中，地位最尊显的是崇德元年封的五宫（即清宁宫、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后妃，都是蒙古族，豪格的生母继妃乌拉那拉氏不在其列。在皇太极的11个儿子中，豪格的出身不是最显贵的，只是年龄居长，所以他自称“福薄”，也并非无的放矢。 豪格在四川，与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有过一段交往。民国初年，法国传教士古洛东根据他们留下的教会档案和中国史料，用中文撰写了《圣教入川记》一书。书中记载了利类思、安文思与豪格的多次交往。
豪哥对西洋科技有浓厚的兴趣。利类思、安文思在逃难途中被清兵抓捕，因相貌怪异，被送到豪格面前。豪格问传教士关于机器的知识，还授意他们把天文书详加解说，译成满语。豪格阅后，“大为惊异，以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称赞不已”。
豪格与西洋传教士有长期交往，在北京时与著名传教士汤若望关系很熟，所以汤若望托他到四川后保护传教士。豪格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对传教士“宠渥有加，每日赐肉给米，妥为照顾”。二位教士对豪格的“宽仁厚德”印象深刻，颂扬备至。有一次言谈之余，传教士提到，他们有一位中国仆人在逃难中走失，生死未卜。豪格立即吩咐人持令箭速到各营寻访。结果发现此人被一旗人掳获。该旗人开始不愿放回，后来听说是豪格命令，将仆人亲自送回。

❽ 蒙古人的神‘长生天’有啥典故

，“长生天”是蒙古萨满教的最高神明，蒙语为“孟和腾格里”，蒙古人有着天地崇拜的习俗他们称天为额其格腾格里意为苍天之父,称地为额赫嘎扎尔,意为大地母亲.<蒙鞑备录>记载"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闻泪声则恐惧,不敢行师,曰:天叫也."
萨满教认为长生天具有主宰世间万物的神秘力量，故应予以无限的崇拜与敬仰。

再历史的演化进程中，长生天逐渐演化成了集自然，宗教，阶级，政治，哲学意义于一体的复合观念，对蒙古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蒙古民族以"苍天"为永恒最高神，故谓"长生天"（蒙语读作"腾格里"）。"成吉思汗"，其含义就是"赖长生天之力而为汗者"。与汉民族帝王的"君权神授" 具有相同意义。成吉思汗通过战争征服，结束了蒙古民族各部落之间延续了上千年的仇杀争斗,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蒙古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宝贵精神财富。故以马头为造型的〔长生天〕酒命名为成吉思汗顶级酒。

关于成吉思汗“长生天”思想，有很多学者从政治角度进行过分析。西北民族学院的赵金平女士在《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上发表题为《再论成吉思汗与“长生天”崇拜》的文章，从宗教学的观点出发，探讨成吉思汗的“长生天”崇拜思想，论述了“长生天”崇拜思想的形成对成吉思汗和黄金家族的影响。文章分为：有关长生天；成吉思汗“长生天”崇拜的主要内容；成吉思汗“长生天”崇拜对以后历代汗王的影响。

后固始汗时代五世达赖权利的集中与扩张

1645年，随着与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联合统治西藏12年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去世，联合政权中和硕特一方的权力急剧削弱，政权的中心逐步向格鲁派领袖人物五世达赖喇嘛的手中转移。继固始汗以后的几任和硕特汗王虽在西藏驻留达63年之久，但并未掌握统治西藏的实际权力，联合统治形同虚设。故这63年被称为后固始汗时期。后固始汗时期，原来西藏地方政教两权分立的政治格局逐步演化为政教合一的集权制统治，五世达赖喇嘛的政教权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时期，五世达赖喇嘛不仅以西藏首席教派领袖的身份统领着藏区各教派，而且在和硕特汗王的继位、格鲁派政权各级官员的任免以及对西藏乃至整个藏区僧俗贵族封赐土地属民等大量世俗事务中都起着绝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为以后清朝政府正式册封七世达赖喇嘛为西藏政教合一的领袖，并授权管理西藏政教事务做了铺垫。青海社会科学院藏学所所长马林副研究员在2002年第3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题为《后固始汗时代五世达赖权利的集中与扩张》，从左右和硕特汗位的继立；掌管各级官员的任免权；封赐僧俗贵族土地属民；积极联络蒙古各部首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元初西域少数民族翻译家的主要活动及其贡献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封建王朝。由于地域界限被冲破，各民族文化在接触中相互补充、吸收，出现了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特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的李星琼先生在2002年第2期《西域研究》上发表题为《元初西域少数民族翻译家的主要活动及其贡献》的文章，以安藏等五位西域翻译家的活动为切人点，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西域少数民族翻译家在促进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维护祖国统一中的贡献做一阐述。当蒙古铁骑横扫中原并建立其统治以后，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这里不但人口众多，而且其生产、生活方式也与漠北迥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其统治，了解和学习先进的汉文化成为统治的需要。众多的通晓汉文的西域人纷纷入仕元廷。安藏、阿鲁浑萨里、迦鲁纳答思、察罕、必兰纳失里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他们不仅通晓包括汉语在内的多种语言，而且精通儒学释教，成为统治者需要的治世之才，为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贡献，具体表现在他们的翻译成就和参与国家的管理等方面。翻译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历史著作、儒学典籍方面的翻译；少数民族文史著作的汉译；佛教经卷的翻译。

大通境内的明长城考释

在明代官方文书、史籍中称长城为“边墙”、“墙堑”、“边垣”等。大通县境内的明边墙，即为明代修筑在青海的“长城”的一段。青海省大通县文物管理所陈荣女士在2002年第3期《青海民族研究》上发表题为《大通境内的明长城考释》的文章，考述了大通境内的“明边墙就是明代修筑在青海的明长城”，并对其修筑和维修时间等进行了考辨。从《西宁府新志，舆图》来看，西宁近境的长城基本上围绕着西宁卫城，从北、西、南三面构成拱卫形状。是时，构筑长城之意在于重点防御明正德年间游牧于青海湖地区的蒙古卜儿孩部，以及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从内蒙古河套地区进入青海湖地区的土默特部俺答汗部属对明西宁卫的侵扰，它便成为西陲重镇——西宁卫的外围防御工事。西宁近境的明长城，从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开始，由西宁兵备副使王继芳、周京等官吏主持修筑，后经隆庆元年、六年，万历元年、二年、二十四年多次大规模的修筑，青海西宁近境长城段才初步完成。

康熙朝之公主与漠南蒙古的联姻论考

清廷与蒙古尤其是漠南蒙古的联姻，对于其入主关内以及巩固统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成为历朝清帝所遵循的祖制，康熙朝亦不例外，诸多公主陆续下嫁蒙古，继续用“姻好”巩固“盟好”。兰州大学历史系罗惠仙女士在2002年第3期《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题为《康熙朝之公主与漠南蒙古的联姻论考》的文章，仔细分析了康熙朝公主与漠南蒙古联姻的情况。

探析蒙古考验婚史诗与好汉三项比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是九月在2002年第2期《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题为《探析蒙古考验婚史诗与好汉三项比赛》的文章，认为好汉三项比赛从萨满教祭祀仪式演变成为衡量好汉的价值标准之后，渐渐渗透于蒙古英雄史诗之中，在完成任务式考验婚史诗的基础上，出现了复合式考验婚史。具有复合式考验婚内容的蒙古英雄史诗，考验婚史诗中为数不少。其复合方式是英雄完成任务式考验婚和好汉三项比赛式考验婚的两种考验婚情节，在同一篇史诗中结合在一起。这与好汉三项比赛向蒙古英雄史诗渗透有关。

宋元明时期僧道免丁钱问题探讨

免丁钱是一种例行于南宋绍兴中期的身丁税，课征对象为寺观僧道，仅盛行于南宋时期。至于元明时期的僧道免丁钱，则是发拔度牒的收费，其性质与宋代不同。青海师范大学白文固教授和赵春娥老师在2002年第2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题为《宋元明时期僧道免丁钱问题探讨》的文章，从免丁钱的创行，免丁钱的课征办法，免丁钱的变化及其废除等三个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

退契与元明的乡村裁判

在乡村制度史研究中，很少有人将元代和明代联在一起进行研究。恰恰相反，往往把元明两代做对比研究。比如，通常都认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痛恨元朝胥吏鱼肉百姓，实行“以民管民”的政策，由此，在乡村设立粮长、里长、老人制度。老人制度，即在乡村举年高德劭者为里老人，主管一里词讼，建立了由里老人审判这种别于官府听讼的司法体系。明初的里老人审判意在减少地方官特别是胥吏、衙役等擅权弄法的机会，将官吏一手执掌的业务由编户齐民自己来进行。在说到老人制度时，也很少有人将其与元代村社制度联系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周绍泉研究员在2002年第2期《中国史研究》上发表题为《退契与元明的乡村裁判》的文章，通过徽州文书中保存下来的元明时代的一些退契及相关文书，发现这些退还土地文书的背后常常隐藏着诉讼纷争。而在处理这些土地纷争时，元代的社长和明代的里长，老人发挥着惊人相似的作用。
编辑词条

❾ 充军的历史典故

发遣罪人充军，秦汉时就有， 宋、元创设，明正式入律，开始主要是出于卫所兵制充实军士的需要，后来成为重刑苦役制度，分极边、烟瘴（均4000）、边远（3000）、边卫（2500）（清为近边）、沿海附近（1000）（清为附近）等执行刑罚场地。充军劳役监分布所在，最远四千里，最近一千里，分发地区南北方向有一定限制，按刑罚所及的对象和刑期，有终身（本人毕生充军）和永远（本人死后由子孙亲属接替）两种。充军重刑在明朝是极为盛行的。清朝也存在，其一般在定罪后由兵部发配。与明律不同：不连带家人，情节轻的可“更赦放逐”，不必“永远”。P221明朝是附加刑，清朝成为独立刑种。
“充军”之名大概在元代前后才正式出现，直到明代才开始作为一种刑名普遍行用。但把罪人发入军伍，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并行用不断。隋唐以前，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只是偶尔行用，具有随意、临时的特征。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曾“发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其中就有把“逋亡人”等犯罪之人补充军伍进行作战的；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曾发天下“七科”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朔方，其中发入军伍的多数也是有罪之人。南北朝时期，逐渐出现了降死戍边的规定，如北魏高宗时期，大臣源贺上书，提议，“自非大逆，赤手杀人之罪，其坐赃及盗与过误之愆应入死者，皆可原命，谪守边境”。高宗遂令“已后入死者，皆恕死徙边”。（《魏书·源贺传》）这一时期，不仅把犯罪之人发往军中，而且使得“发罪人为兵”成为降死一等的重刑。
到了元代，更是成为一种称作“出军”的新流刑。出军是从蒙古族古老的惩治方式中脱胎而来的，从元代建立以来一直得到实施，并且有日见倚重的趋势。出军与当时行用的另外一种流放形式“流远”一样，主要的去所在素为“瘴疠”之地的湖广与北鄙的辽阳。罪犯一般是南人发北，北人发南。出军的罪犯到达配所之后，主要是“从军自效”，以增强边方镇戍军伍的实力。原则上，除了大赦，出军与流远的罪犯要终老发配之地。与传统流刑相比，其惩治力度之强不言而喻。出军与流远起初并行，至元仁宗、元英宗年间，出军逐渐进入流远刑，使流远刑成为一种包括多种惩治方式，具有多种层次的刑罚，并进而进入了国家法定的刑罚体系。《经世大典·宪典》规定的五刑制中，流刑被正式界定为“流，则南之迁者之北，北之迁者之南”（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五刑》）。这标志着包括了出军的元代的流远刑成为一种新的流刑，并正式代替了五刑制中传统流刑的位置。
明代是“充军”正式形成制度并大规模行用的时期。隋唐以后流刑的惩治力度不足，是每个以五刑制为国家刑罚体系的朝代都曾经面对的问题，却仅有元明两代以发罪人为兵的大量行用来解决。明初朱元璋高举“祖述唐宋”，尽革胡风的大旗，却承继了元代的出军，发展出了明代的充军。
明代，军事上实行卫所制度。卫所制度是明初太祖时期模仿北朝隋唐的府兵制而创建的一种军屯性质的军事制度，是明朝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人世袭为兵，列为军籍。最初，每个军士受田15亩以维护生活。之后，某些地区增加到50亩。这样，使得军队能够自给自足，从而使朝廷无须从国库按月拨发粮饷便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边防力量。军人独立成籍，并世代负有服军役的义务。自明初确立军籍与军户之后，国家再无新定军户之事。也就是说，明初确定军户以后，在正常的渠道内，明代的军户一直没有增加的机会。
为了维持卫所制度，保证军伍的充实，首先要维持军伍本身的实力，即保证军官军人的惩治在军伍之内实行，从而保证军伍本身的力量不至流失。因此，充军制度最先在军伍内部实施。《大明律》制定“军官军人犯罪免徒流”文，规定：
“凡军官军人犯罪，律该徒流者，各决杖一百。徒五等，皆发二千里内卫分充军；流三等，照依地里远近，发各卫充军。该发边远充军者，依律发遣，并免刺字。若军丁、军吏及较尉犯罪，俱准军人拟断，亦免徒流刺字。”
这样做既保证了对军人犯罪的惩处，又免除了由于对于军人惩处造成的军人的流失，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然而，自从15世纪后期开始，卫所制度便呈现出衰败的征兆。地方将领贪污腐化，把卫所军官当作有利可图的职位，以便中饱私囊；士兵被拼命压榨，使得他们一有机会便极力摆脱军户身份。据史载，到了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甚至达到了其总数的80%。兵户数量的持续减少，无疑导致了国家兵源的紧张。
为了解决国家兵源的不足，缓解兵源紧张，就必须想办法补充军伍人数。在这一思路下，充军的对象便扩大开来，把大量非军籍的平民罪犯发往军伍为兵，以补充军伍人数的不足，从而更持久地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兵士。
与历史时期的“发罪人为兵”相比，明代充军的实施规模最大。这首先体现在法规的设置上。明代200多年间，充军法规的发展持续不断。明洪武初年，只是偶有充军记载。二十六年定充军罪名22款。加上《大明律》46款，共68款。但发展至嘉靖年间为213款，万历增加至243款。法规的增加，自然使充军的适用范围相应扩大。从明初到明末，充军针对的对象与罪行都呈现出明显的发展趋势。明初，充军的对象以军官军人为主，尽管在洪武一朝，也有相当数量的非军籍人充军，但充军为军官军人特设的特征比较明显。然而随着充军法规的发展，充军的对象逐渐普遍化，至弘治《问刑条例》，上至文武官吏，下至军民百姓，都在充军之列，尤其是军官军人与非军籍人的充军条目大致相当，明初充军为军官军人特设的特征逐渐淡化。同时，充军的罪名也不断增加，吏、户、礼、兵、刑、工各方面均有相应的适用罪行。

❿ 呼伦贝尔草原的人文、历史典故、风土人情

鄂温克旗、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
蒙古族自称“蒙古”。“蒙古”这一名称较早记载于《旧唐书》和《契丹国志》，其意为“永恒之火”。别称：“马背民族”。蒙古族发祥于额尔古纳河流域，史称“蒙兀室韦”、“萌古”等。
蒙古族现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分布在新疆、青海、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人口480.6849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其中云南有1.3万人，聚居在通海县新蒙乡，分中村、下村、白阁、交椅湾和陶家嘴5个自然村，是元朝初年随忽必烈战遗留在云南的蒙古族后裔。通海蒙古族从祖国西北大草原来到云南高原的通海杞麓湖畔、凤山脚下，已有740多年的历史。700多年来，与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凭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把杞麓湖之滨、凤凰山之麓建设成了鱼米之乡。
畜牧业是蒙古族人民长期赖以生存发展的主要经济。此外，还从事加工业、农业和工业。现以农耕为主。蒙古族善于歌舞，民歌分长短调两种。主要乐器是马头琴。喜爱摔交运动。蒙古包和勒勒车是他们游牧生活的伴侣。
语言、文字：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有内蒙古、卫拉特、巴尔虎布利亚特三种方言。现在通用的文字是十三世纪初用回鹘字母创制，14世纪初，经蒙古学者却吉·斡斯尔对原有文字进行改革，成为至今通用范化的蒙古文。云南的蒙古族会彝语]和汉语，其蒙古语与北方的蒙古语大致可相通。
用蒙古语言文字的新闻出版、广播、戏剧、电影事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蒙古秘史》等典籍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著名文化遗产；著名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是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饮善正要》被列为对世界文明贡献卓著的重要医学发明成果之一。
主要分布地区：内蒙古、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河北、河南等地。

【历史】

蒙古族历史悠久，蒙古的称谓最早见于唐代，那时只是蒙古众多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名称。这个部落的发祥地在额尔古纳河东岸一带，以后逐渐西移。各部落之间竞相掠夺人口、牲畜和财富，形成了无休止的部落战争。13世纪初，成吉斯汗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落，建立了统一的蒙古贵族政权。1219年西征，版图扩大到中亚地区和南俄。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中国。1368年元朝灭亡。自元代以来，蒙古族人民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天文历算、文化艺术、医学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成为中国建立最早的一个自治区。以后又相继成立了9个自治州、县：
甘肃省北蒙古族自治县（1950年7月29日）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954年6月23日）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954年7月13日）
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1954年9月10日）
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1954年10月16日）
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1956年9月1日）
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1956年12月5日）
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1958年4月1日）
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1958年4月7日）

【禁忌】

蒙古族人骑马、驾车接近蒙古包时忌重骑快行，以免惊动畜群；若门前有火堆或挂有红布条等记号，表示这家有病人或产妇，忌外人进入；客人不能坐西炕，因为西是供佛的方位；忌食自死动物的肉和驴肉、狗肉、白马肉；办丧事时忌红色和白色，办喜事时忌黑色和黄色；忌在火盆上烘烤脚、鞋、袜和裤子等；禁止在参观寺院经堂、供殿时吸烟、吐痰和乱摸法器、经典、佛像以及高声喧哗，也不得在寺院附近打猎。

【习俗】

见面要互致问候，即便是陌生人也要问好；平辈、熟人相见，一般问：“赛拜努”（你好），若是遇见长者或初次见面的人，则要问：“他赛拜努”（您好）。款待行路人（不论认识与否），是蒙古族的传统美德，但到蒙古族人家里做客必须敬重主人。进入蒙古包后，要盘腿围着炉灶坐在地毡上，但炉西面是主人的居处，主人不上坐时不得随便坐。主人敬上的奶茶，客人通常是要喝的，不喝有失礼貌；主人请吃奶制品，客人不要拒绝，否则会伤主人的心。如不便多吃，吃一点也行。
献哈达也是蒙古族的一项高贵礼节。献哈达时，献者躬身双手托着递给对方，受者亦应躬身双手接过或躬身让献者将哈达挂在脖子上，并表示谢意。
蒙古族待客十分讲究礼节和规矩。例如，吃手把羊肉时，一般是将羊的琵琶骨带肉配四条长肋送给客人。如果是用牛肉待客，则以一块带肉的脊椎骨加半节肋骨和一段肥肠送给客人。招待客人最隆重的是全羊宴。全羊宴包括荐骨、四肢、肋骨、胸椎、羊头，有的地区还要加羊心、羊肝、直肠和羊肚。制法是将全羊的各部位倒入大锅，水温上升后，再加入一定量的熟嗜酸奶文火煮开，并经常翻动。肠、肚、心、肝和燎好的羊头另锅煮烂。另配调料。开宴时将煮熟的各部位放入大盘子里，尾巴朝外，羊头上要刻有象征吉祥如意的“十”上桌。食用时主人要请客人切羊荐骨，或由长者先动刀切割，然后大家才同吃。姑娘在出嫁之前，娘家人须煮羊胸脯肉给姑娘吃，以此表示送别。烤全羊过去多用来进行祭典或祭敖包时才用，现在已成为盛大节庆或迎接贵宾用的一种特殊菜肴。

【宗教】

蒙古族早期信仰萨满教，元代以后普遍信仰喇嘛教。

【服饰】

首饰、长袍、腰带和靴子是蒙古族服饰的4个主要部分，妇女头上的装饰多用玛瑙、珍珠、金银制成。男子穿长袍和围腰，妇女衣袖上绣有花边图案，上衣高领，仍与蒙古族相似。妇女喜欢穿三件长短不一的衣服，第一件为贴身衣，袖长至腕，第二件外衣，袖长至肘，第三件为无领对襟坎肩，钉有直排闪光纽扣，格外醒目。蒙古族有团结互助的风尚，节日有春节、端午节、火把节、中秋节等。蒙古族善于歌舞，民歌分长短调两种。他们最喜欢的舞蹈叫“跳乐”，众人围成一圈，一边舞蹈，一边击掌高歌。近几年与内蒙古的亲戚来往增多，开始举办“那达慕”盛会，吸引四方之客前往参加。

【节庆】

传统节日有“白节”、祭敖包、那达慕、草原上勇敢者的游戏：打鬃节等。
蒙古族民间一年之中最大的节日是相当于汉族春节的年节，亦称“白月”，传说与奶食的洁白有关，含有祝福吉祥如意的意思。节日的时间与春节大致相符。除夕那天，家家都吃手把肉，也要包饺子、烙饼，初一的早晨，晚辈要向长辈敬“辞岁酒”。
在锡林郭勒盟民间除过年节外，还在每年的夏天过“马奶节”。节前家家要宰羊做手把羊肉或全羊宴，还要挤马奶酿酒。节日的当天，每个牧民家都要拿出最好的奶干、奶酪、奶豆腐等奶制品摆上盘子里，用以招待客人。马奶酒被认为是圣洁的饮料，献给尊贵的客人。
那达慕大会：每年夏秋季牧闲时举行。“那达慕”在蒙语中有娱乐或游戏之意。内容有摔跤、赛马、射箭、舞蹈，以及物资交流等。除此之外，解放后，又增添了不少新内容，如田径、球类比赛、文艺演出、图片展览、放映电影、交流生产经验等，成为蒙古族人民喜爱的盛会。
鲁班节，是云南省通海县西城的一带蒙古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四月初二举行，为期一天。居住在这里的蒙古族人民从其他兄弟民族那里学会了建筑技术。他们修建的房屋，不仅造型别致、美观，而且经久耐用，颇受附近各族人民的称赞。为了纪念和庆祝在土木建筑方面取得的成就，他们就把农历四月初二定为鲁班节。节日这天，外出修建的泥、木、石匠，无论路途远近都要赶回家里来欢度节日。各村寨都要杀猪宰羊，搭台唱戏。人们还把檀香木雕刻的鲁班像拾着，敲锣打鼓，游直各村寨，然后，大家汇集场上，唱歌跳舞。他们最喜欢的舞蹈叫“跳乐”。跳时，先由男青年作为先导，他们怀抱龙头四弦琴，边弹边跳，后面的人群群分成两行，有时围成圆圈有时互相穿插，队形多变，且歌且舞，场面十分活跃。
节日后，各村寨忙着收小麦、油菜籽，犁田插秧。干完这些农活后，工匠们又成群结队外出承包建筑。

【食俗】

蒙古族富有特色的食品很多，例如烤羊、炉烤带皮整羊、手把羊肉、大炸羊、烤羊腿、奶豆腐、蒙古包子、蒙古馅饼等。民间还有：稀奶油，蒙古族常备奶制品；奶皮子；煺毛整羊宴，是蒙古族传统宴客菜，祭祀活动时也常用；熟烤羊，内蒙鄂尔多斯地区风味菜肴；白菜羊肉卷；新苏饼，蒙古族民间传统糕点；烘干大米饭，蒙古族风味小吃。
蒙古族牧民视绵羊为生活的保证、财富的源泉。日食三餐，每餐都离不开奶与肉。以奶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蒙古语称“查干伊得”，意为圣洁、纯净的食品，即“白食”；以肉类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蒙古语称“乌兰伊得”，意为“红食”。
蒙古族除食用最常见的牛奶外，还食用羊奶、马奶、鹿奶和骆驼奶，其中少部分做为鲜奶饮料，大部分加工成奶制品，如：酸奶干、奶豆腐、奶皮子、奶油、稀奶油、奶油渣、酪酥、奶粉等十余种，可以在正餐上食用，也是老幼皆宜的零食。奶制品一向被视为上乘珍品，如有来客，首先要献上，若是小孩来，还要将奶皮子或奶油涂抹其脑门，以示美好的祝福。
蒙古族的肉类主要是牛、绵羊肉，其次为山羊肉、骆驼肉和少量的马肉，在狩猎季节也捕猎黄羊肉。羊肉常见的传统食用方法就有全羊宴、嫩皮整羊宴、煺毛整羊宴、烤羊、烤羊心、炒羊肚、羊脑烩菜等70多种。最具特色的是蒙古族烤全羊（剥皮烤）、炉烤带皮整羊或称阿拉善烤全羊，最常见的是手把羊肉。蒙古族吃羊肉讲究清煮，煮熟后即食用，以保持羊肉的鲜嫩，特别是在做手把羊肉时，忌煮得过老。但内蒙东部蒙汉杂居地区的蒙古族也喜食煮时加佐料，并把肉煮成酥烂的手把羊肉。有些地区的蒙古族还喜将羊腰窝的肉切成大片，挂糊油炸成炸肉片，民间称为“大炸羊”。牛肉大都在冬季食用。有做成全牛肉宴，更多的是清炖、红烧、做汤。还食用骆驼肉和马肉，油炸驼峰片蘸白糖，视为上肴，有经验的厨师还善于把牛蹄筋、鹿筋、牛鞭牛尾烹制成各种食疗菜肴。为便于保存，还常把牛、羊肉制成肉干和腊肉。
在日常饮食中与红食、白食占有同样重要位置的是蒙古族特有食品——炒米。西部地区的蒙古族还有用炒米做“崩”的习俗。用炒米做“崩”时加羊油、红枣、红、白糖拌匀，捏成小块，就茶当饭。未经蒸炒的糜子多用来与肉丁煮成粥，糜粉可以烙饼；面粉制作的各种食品在蒙古族日常饮食中也日渐增多，最常见的是面条和烙饼，并擅长用面粉加馅制成别具特色的蒙古包子、蒙古馅饼及蒙古糕点新苏饼等。西部阿拉善、鄂尔多斯的蒙古族也有用面粉做成馓子状的“章汝”的习惯。东部的哲里木盟盛产荞麦，用荞麦粉烙制的煎饼是当地较有特色的一种食品。
蒙古族每天离不开茶，除饮红茶外，几乎都有饮奶茶的习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煮奶茶，煮奶茶最好用新打的净水，烧开后，冲入放有茶末的净壶或锅，慢火煮2—3分钟，再将鲜奶和盐对入，烧开即可。蒙古族的奶茶有时还要加黄油，或奶皮子，或炒米等，其味芳香、咸爽可口，是含有多种营养成分的滋补饮料。有人甚至认为，三天不吃饭菜可以，但一天不饮奶茶不行。蒙古族还喜欢将很多野生植物的果实、叶子、花都用于煮奶茶，煮好的奶茶风味各异，有的还能防病治病。
大部分蒙古族都能饮酒，所饮用的酒多是白酒和啤酒，有的地区也饮用奶酒和马奶酒。蒙古族酿制奶酒时，即先把鲜奶入桶，然后加少量嗜酸奶汁（比一般酸奶更酸）作为引子，每日搅动，3—4日待奶全部变酸后，即可入锅加温，锅上盖一个无底木桶，大口朝下的木桶内侧挂上数个小罐，再在无底木桶上坐上一个装满冷水的铁锅，酸奶经加热后蒸发遇冷铁锅凝成液体，滴入小罐内，即成为头锅奶酒，如度数不浓，还可再蒸二锅。每逢节日或客人朋友相聚，都有豪饮的习惯。马奶酒是鲜马奶经发酵制成，不需蒸馏。

【婚俗】

蒙古族人一般在金秋八月开始谈婚论嫁。小伙子的父母委托信赖的说亲人，择个好日子带上儿子去看中的姑娘家说亲。姑娘及父母如果看上了小伙子就收下献上的哈达和一盘饼食，这事就此定了下来。冬天是举办婚礼的好日子，经双方选定日子后，新郎家于傍晚时分到姑娘家接亲，至此婚礼已经开始，民族风格浓厚、趣味横生的各种婚礼节目连续上演，一直到东方发白；接亲的队伍才跨上骏马，同送亲的队伍一道往新郎家进发。在离新郎家不远时送亲的队伍停下，迎亲的队伍到家后重新偕同新郎的父母亲人前来第二次迎接。在婆婆为儿媳妇掀开盖头后，新郎新娘得向父母、主婚人、亲戚们一一行磕头礼并敬酒。众人也会兴奋地唱起敬酒歌、跳起舞，欢乐在草原上荡漾。

【民居】

“蒙古包”是满族对蒙古族牧民住房的称呼。“包”，满语是“家”、“屋”的意思。古时候称蒙古包为“穹庐”、“毡帐”或“毡房”等。
蒙古包呈圆形，有大有小，大者，可容纳20多人休息；小者，也能容纳10几个人。蒙古包的架设很简单，一般是在水草适宜的地方，根据包的大小先画一个画圈，然后沿着画好的圆圈将“哈纳”（用2.5米长的柳条交叉编结而成）架好，再架上顶部的“乌尼”（长约3.2米的柳条棍），将“哈纳”和“乌尼”按圆形衔接在一起绑架好，然后搭上毛毡，用毛绳系牢，便大功告成。一户牧民就算在草原上安家落户了。
蒙古包搭好后，人们进行包内装饰。铺上厚厚的地毡，摆上家具，四周挂上镜框和招贴花。现在一些家具电器也进了蒙古包，生活十分舒畅欢乐。
蒙古包的最大优点就是拆装容易。搬迁简便。架设时将“哈纳”拉开便成圆形的围墙，拆卸时将哈纳折叠合回体积便缩小，又能当牛、马车的车板。一顶蒙古包只需要两峰骆驼或一辆双轮牛车就可以运走，两三小时就能搭盖起来。
蒙古包看起来外形虽小，但包内使用面积却很大。而且室内空气流通，采光条件好，冬暖夏凉，不怕风吹雨打，非常适合于经常转场放牧民居住和使用。

巴里坤的蒙古族因长期与汉族杂居，所以其服饰与汉族比较接近，只有少数老年人穿蒙古族传统服装，包蓝色头巾、穿蓝色大襟长袍，腰系丝带，脚蹬皮靴。但在重大节日，蒙古族男女都要穿传统的民族盛装，镶花边的蒙古袍子，配以彩色丝绸腰带，足蹬蒙古式皮靴，英姿飒爽，俊秀威武。
过去蒙古族以游牧为主，所以住的全是蒙古包。现在除了游牧，相当多的蒙古族从事农业生产或农牧兼营，他们已定居村镇。
巴里坤蒙古族的传统饮食主要是面食、奶食、肉食以及夏季吃些野韭菜、葱和蘑菇等。后因长期杂居在汉族中，从事半农半牧生活，现在普遍吃蔬菜。蒙古族热情豪爽，诚恳待客。宴请客人时必敬酒并唱“敬酒歌”助兴，营造热烈气氛，以此表示对客人的欢迎、祝福和尊重。蒙古族特别倡导尊敬长者，爱护晚辈，如果家里来了年岁大的长辈，必须要迎上去把马接过来拴好，长辈要走的时候，也要牵马扶其上鞍。
蒙古族的节日主要是春节和敖包节，除此还有点灯节（祖鲁节）、麦尔节等。蒙古族把送冬迎春的第一天，即春节称：“查干萨日”。蒙古族过春节有自己独特的庆贺方式。农历五月十三日是敖包节，这是蒙古民族最普遍的一种祭祀活动。敖包是草原上常见的供人祭祀的山堆，顶上要插柳枝为丛，立竿为柱。“垒石成山”、“视之为神”，它是山神、地神及游牧民族保护神的化身，是萨满教原始崇拜的典型。祭敖包这天，人们欢天喜地云集在敖包前进行祭祀，先由喇嘛焚香诵经，人们则献了供品后，自左向右围着敖包掌心向上，边走边叩首需绕三圈，祈神降福。祭完敖包后，还要进行赛马、摔跤、射箭和歌舞等娱乐活动。因此祭敖包不仅是一次宗教活动，也是蒙古族青年男女借此施展才艺、技能、进行情感交流的一次机会。
赛马、摔跤、射箭被称作“好汉三艺”是草原马背民族的拿手好戏。蒙古族无论男女，自幼学习骑马，到十来岁就纵马如飞，并能在马奔跑时弯下腰拾起摆放在地上的手帕、鞭子等物。摔跤也是蒙古族喜爱的竞技活动，摔跤场面龙腾虎跃，扣人心弦。射箭更是蒙古族的强项，也是流传至今的熟练自如的运动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