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部典故
Ⅰ 二字典故
斧正
《庄子·徐无鬼》：“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
楚国的国都郢都有一人，不知道他的名字，称为“郢人”。
郢人有个好友，是位匠人，不知是姓石还是名石，人们都叫他“匠石”。
郢人和匠石，两人有一套绝技：郢人在鼻尖上用白粉涂上苍蝇翅膀似的薄薄一层，匠石能用斧子把这层白粉轻轻削去。匠石在表演这套绝技时，态度从容，抡起大斧，顺着郢人的鼻尖削下，只听得斧子在空中呼的一声，白粉就完全被削掉。而郢人的鼻子却丝毫不受损伤。郢人也脸不变色，若无其事。
宋国的宋元君得知此事，感到很惊奇，想亲眼看看。他托人找到匠石，恭敬地请了来。不料匠石说：“对不起，现在没法表演了，因为我的好朋友郢人已经去世，我失去了表演绝技的唯一伙伴了！”
这是《庄子》的《徐无鬼》篇中的一个故事，叫做“匠石运斤”。（运，是挥动的意思；斤，即斧子。）故事原文是：
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垩，白色的土。斲，同斫。）
后来，人们借用这个故事，在请人修改作品时，往往说请“斧正”，或“郢正”、“郢削”、“斧削”等。这是对修改者表示尊敬的客气语，赞其水平高，修改起来，象匠石给郢人用大斧削去白粉一样，干净利索，恰到好处。（人们在引用“斧正”等成语时，按习惯都并无自诩为郢人之意。）
“运斤成风”，后来也成为成语，比喻技巧熟练，大胆、快捷而有力。如元代诗人元好问称赏某画家所作的墨竹，有诗道：“运斤成风刃发硎。”（硎，即磨刀石；形容斧子锋利，象是刚磨过的。）
宋代诗人张耒有诗道：“岂令匠石斤，常缩袖间手。”唐代文学家骆宾王也有诗道：“成风郢匠斲，流水伯牙弦。”《冷斋夜话》记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对于陶渊明诗的评论道：“东坡尝云：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如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这些，所谓“匠石斤”、“郢匠斲”、“大匠运斤”等语，全都是用的上述典故。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他的《王氏伯仲唱和诗序》中写道：“操斧于班郢之门，斯强颜耳。”这个“郢”字，也就是指郢都的匠石（参看“班门弄斧”）。此典说明熟能生巧，就能出现奇迹。也说明配角的重要性。此典也用作“斫鼻”。
古人把代人作文称为“捉刀”。其源出于三国时代的一则故事。
魏国曹操统一北方后，声威大振，各少数民族部落纷纷依附。北匈奴派使者送来了大批奇珍异宝，使者请求面见曹操。曹操将声姿高扬、眉目疏朗的崔瑛召来，要他代替自己接见使者。接见时，崔瑛正中端坐，接受了匈奴使者的拜贺，曹操却扮作侍卫模样，手握钢刀，挺立在坐榻旁边。
接见完毕后，曹操派间谍去问匈奴使者印象如何。使者不加思索地说：“魏王俊美，丰采高雅，而榻侧捉（握、提之意）刀的那个人气度威严，非常人可及，是为真英雄也！”
后来，人们便将代替别人做事称为“捉刀”，而用得最多的是谓代人作文，如“捉刀代笔”。
“染指”一词见于<<左传>>宣公四年。意思是说春秋时，郑灵公请大臣们吃甲鱼，故意不给子公吃，子公很生气，就伸出手指向盛甲鱼的鼎里醮上点汤尝尝走了。后人用“染指”比喻分取非分的利益。这则故事很古老，但故事里的子公确世代相传至今。而且我们中国人对“染指”还情有独钟。子公为尝不该尝的汤，居然不怕烫坏手指头，还带着怒气离开宴会。想一想中国人在历朝历代的贪官们为染指于官位和钱财，不惜自己身家性命大有人在。古人如此，今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想当官拿钱来买，想搞工程拿钱来换，想找工作拿钱来通融，什么学费、医疗费、建房费、救灾款全给你私分了，这与子公索取非分之汤有何两样。令人们想不到的是已经见怪不怪，难道这钱还咬手吗？！“若不染指，非官人也”。全国三十几位交通厅局长，先后因“染指”而纷纷落马的就有十七位，某省连续三任交通厅长不怕坐牢之苦，可谓前赴后继。真是令人叫绝，世人惊叹不已。中国有句成语叫“前车之鉴”，子公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警示后人，对那些还在中饱、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应该不要再玩了，否则小心自己在子公的黑名单上位列其中，到时悔之晚矣。
酬谢别人为自己写文作画的财物，称润笔。润笔既非始于明代，亦非至明代而终，但由于明朝科举取仕，尤重文章，所谓“国家用人率重科举，而科举取士率重文章”1，因此，明代文官（士）长于作文，武官（生）亦有重文倾向，使明代的润笔现象非常突出。明代的润笔最显著特点在于由明初个别现象发展至中后期逐渐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从收受到公开索取，并为谋求润笔而努力。润笔现象为当时各阶层士人普遍接受，且对清代及民国时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治明史者多关注于儒商关系研究，对“润笔”这一士人“本业治生”的基本现象研究却显不足，本文试从消费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明代文化发展状况、社会风俗变迁和商品经济的水平等，不当之处请指正。
一．
“润笔”典出《隋书》，隋文帝欲升郑译为刺史，命内史令李德林拟诏书，但李迟迟没有动笔，丞相高颎旁边戏言道：莫非内史令笔乾？郑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郑译两袖清风，无以润笔。2历史上收取润笔事例则很早。对此，明末学者顾炎武有较为详细的考订，他说，“作文受谢，非起于晋宋”，润笔于隋唐时渐成风气，文学大师韩愈撰写《平淮西碑》和《王用碑》均有赀财收入，然非有定制。宋时太宗立润笔钱，刻石于金人院。每朝谢日，移文督之，此为润笔定制。3虽然宋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作文取酬日渐增多，可以理解，但顾炎武称此时形成定制，此则材料尚不足为据。
洪武初年，收取润笔现象就已存在，“江南首富”沈家之沈玠请刘三吾为其父沈汉杰撰写墓志铭，即送上了润笔，这位“翰林之大老”便答应下来，后其家人镌刻立石，铭文得以保存至今。4明初学者为人作文绘画，即有取酬现象，不过明初学者（官员）收费低，而且许多人拒绝收费，这大概是君子耻言于利的原因吧。
洪武、永乐年间，无锡人王绂“博学、工诗歌，能书写，山木竹石，妙绝一时”，他以善书供职文渊阁，后迁官中书舍人。王绂书画冠绝一时，但“有金币购片楮者，辄拂袖起，或闭门不出”，有一次王绂兴致上来，送给一商贾一幅画（明初的商人地位很低），当这位商人“以红氍毹馈，请再写一枝为配”时，王绂遂“索前画裂之，还其馈”。5明初学者高介绝俗，可见一斑。张益，字士谦，永乐年间，曾任庶吉士、中书舍人，累迁撰修，进侍读学士，据他自己讲“时年乡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这时虽然有收受润笔，也很低廉，“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二三钱可求”，这位进士润笔收入很少，他是在经商贸易的弟弟不断资助下学习和生活的。不过，他后来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王錡描写，“张士谦学士作文，不险怪，不涉浅，若行云流水，终日数篇。凡京师之送行、庆贺，皆其所作，彼获润笔之资。或冗中为求者所逼，辄取旧作易其名以应酬。有除郡守者，人求士谦为文赠，后数月，复有人求文送别驾，即以守文稍易数言与之。忘其同州也。二人相见，各出其文，大发一笑”6，从永乐时未得人一叶茶，到后来如此干练的应付索文者，且“彼获润笔之资”，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张益后来在“土木之变”中死去，谥“文僖”，著有《画法》。
明前期的大部分士人在作应酬性文章时虽然收取酬金，却是不写违心的内容的，还要看买主的身份及操行。邱浚是正统年间颇有作为的官员，他做过国子监教授、祭酒、翰林编修，官至礼部尚书。据说邱浚文章雄浑壮丽，“限韵命题，即席聊句，动辄数百言。豪词警语，如壮涛激浪，飞雪走雷，云触山而电迸发”，因此，四方求文者纷至。邱浚撰写的碑、铭、志、序、记、词、赋等类文章，流布远迩。对于来求文章者，如果邱浚对其品行、职业看不习惯，或瞧不起他们，“虽以厚币请之不与”7。正统、景泰年间，虽然学者不再耻于言利，但其人格和尊严却是凛然不可侵犯，翰林检讨吴希贤的言语证实了这一点。据记载，“吴希贤拜检讨，预修英庙实录。有贵家子寇姓者，密以贿丐希贤致口词于其父，希贤拒之曰，苛如此，他日何以见董狐于地下？”1
到英宗天顺年间，官员润笔虽不拿原则作交易，但收取润笔的现象却愈加普遍，价钱也渐渐升高，不拿出五钱到一两银子是没法张口求人的。这一时期有一些官员竟能靠收取润笔而积累一大笔财富，“魏文靖公骥为南京礼部侍郎时，尝积求文银百余两。”据载，魏骥是一名颇为通情达理的循吏。2由此可见当时求文的人增多了，文价也可能高了。
成、弘时期，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购买文章的风气，“今仕者有父母之丧，辄遍求挽诗为册，士大夫亦勉强以副其意，举世同然也”，润笔成为士人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虽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官吏也认为收取润笔为劳动所得，是理所当然的，并以此为重要的经济来源。为应付日益增加的求人者，“受其贽者则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铜臭者得此，不但裒册而已，或刻石墓亭，为活套家塾。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或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及其印行，则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3为他人，甚至是素不相识者写诗作赋，歌颂功德，不问其人品德如何，甚至对于非常讨厌的人也是有求必应，尤其是竟然刻版以应付，其如批发货物无异，这种作法要比张士谦“稍易旧作以应付”更省事，更具有浓郁的商业气息。
武宗正德以后，至嘉、万年间，在商品经济持续发展背景下，文坛思想观点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润笔之价更显高涨，求购文章非出钱不可，而出钱也大都可能得到自己满意的文章，尽管在充满奇异思想的明代，奇侠怪士不一而足，拒不出售作品的学者也是有的。为人作文标明价格，公开索要润笔，已是官员们通行的做法。“嘉定深练塘闲论文士无不重财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托以亲昵，无润笔。思玄谓曰，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4如此不顾情谊，索要润笔，真是斯文扫地。由此看来，官员笔下的文章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已经广为接受，且行情看好，为人作文不收取润笔反而变得不正常了。润笔是明中后期官员和士人发财致富或谋生生活的重要途径。许多学者还把坐收润笔发展成主动谋求稿酬，并积极投身于文化产品经营的商业运作中去。
二．
求文者出资请文人按照自己的目的与要求作文，“收人之财，为人办事”这一原则，士人们还是懂得的。这里首先着重考察应酬性文章供求关系问题。
从明人文集中看，几乎所有的阶层都有可能出于某种目的出资请人作文。就求文目的而言，求文者有给自己的父母贺高寿的、贺自己老来得子者；有为作品求序跋者；有儿子为父靠求丧葬用文者；也有父母为子女求平安、入学，乃至墓志祭文者；有为族谱家事求记、碑、铭者；有学生为同学、亲谊或老师升迁、调任请文者；有朋友、同僚间互相迎送、道贺者；有下级送迎上级者；有求名人一字画将装表门面者；也有商贾为求流通之利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就求文各阶层而言，朱氏帝子家喜好文学、附庸风雅者不在少数，他们获取文人雅士诗文字画并不一定都要豪占强取，而是更愿意与文人结交，但许多文人未必愿意攀龙附凤，如周、徽等诸王都曾以重金送给文征明，均被拒绝。王公贵戚财赀雄厚，在文化消费方面往往一掷千金，黔国公沐晟请明初学士王绂作画，曾遭拒绝。明代内阁重臣、六部尚书都是文化消费的重要参与者，由于他们更注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像家庭中的婚丧嫁娶等礼仪性大事所需文章，为视重视，估计是不好强取于他人。中下层官吏是文化消费的重要力量，一是他们人数众多，二是他们是地方社会的重要影响力量，上迎下达，应酬性活动本身就多。据载，一次唐伯虎出游遇雨，过一皂隶家，该吏出纸笔乞画，伯虎戏作海蛳数百，题曰“非螺非蛤亦非蛏，海味之中少此君，千呼万呼呼不出，只待来人折窟豚”。5此外，明代中期以后，武官尚文也成为一种风尚，“处州卫指挥使毛君尚纲，武而好文，今年七月某日，乃其五十初度，已干缙绅诗歌以为庆，予其我序之”1。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民族英雄戚继光一生写下了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和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等著名兵书，还有个人文集《止止堂集》以及政史类奏疏《戚少保奏议》等，在他的《止止堂集》之《横槊稿•卷中》中，主要汇集了为武官将士撰写的赠序、纪行、墓表、墓志铭、贺表等应酬性文章，《卷下》则以祭文为主。许多学者的文集中均有为卫所武官所做的各类应酬性文章。2
收取润笔者当然是一些长于书画的士人。从目前材料看，提供给别人诗文字画获取财物者，也遍及士人各个阶层，包括内阁首辅、大学士、六部尚书，下至各级文武官员，乃至不仕的生员。如严嵩所写的墓志铭《汉阳知府马公墓志铭》中所记，“适予北上，道嘉兴，其季弟軿、从子、郡学生淮奉状泣拜请铭。嘉守徐侯子谦亦为之请，曰：此邦之长者也，愿无靳于铭。予诺焉” 。3张江陵年少得志，后权倾朝野，家资富饶，应酬性文章亦有少量存在。神宗、光宗两朝时官任南京礼部尚书的董其昌，家有膏腴良田万顷，但仍然是“前人欲壑滋深，惟图积金；后施丹青薄技，辄思垄精利津”。4据载，“董文敏公文章书画冠绝一时，海内望之如景庆云”，《明史》中说他的书画自称一家，名闻中外，各地求购文章书画者络络不断，“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5他从中获利定然不少。
以润笔为主要经济收入形式的通常是不仕的学子和中下层官员。闲居在家的官员、临民治事的基层官绅、恃才为生的士人，如“江南四大才子”唐寅、祝允明、文征明和徐祯卿等，都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应酬性作品。这些作品当然要满足出资人的基本要求，其文体与内容都有严格的限制。
徐渭（1521---1593年）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出身官吏家庭，曾中秀才，以诗文戏曲著名。徐渭一生自评说：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可见其多才多艺。徐渭一生写了不少的应酬性文章，正如他自己所说，“渭于文章不幸若马耕耳”，文章“存者亦谀且不工”，抗倭将领胡宗宪倾慕其才，召至门下，徐替胡写了不少奏章，深得器重。6下面以《徐渭集》以主，重点分析应酬性文章文体及主要内容主要：
传统的文学体裁，如诗、词、歌、律，序、跋、传等可以满足不同人的要求。徐渭做《白鹇殇》用的是五言律诗，题记曰“少保公至闽，提供馈之鹇一，兼丹笼以付我，我尝作五言律以谢之”；做《辽东李长公午日寄到酒银五两，写竹荀答之，书此于上》和《写倒竹答某饷》用的是七言绝句，来表达对别人馈道的感谢。序和跋这两类都是评价别人作品的文字，通常序置于前，跋于书尾，唐宋以后，送别或道贺赠言之文也称序。徐渭在《沈氏号篇序》中说“乃于末简，要予微言”；《童氏祖谱序》载“其谱始修于雨与蒙吉，而俊者，雨之从也，为人朴而雅博，好亲贤士，尝受业吾师季长沙公仲子字子微者，余因得见之。授谱终览之，而委序” ；《赠保安稽侯考满序》中说“侯于学校事更勤，于已也有殊待，故于其抱计敢，征予言赠其行”等，均属受人之请而作。“传”是一种重要的为故人评述生平事迹的体裁形式，如《王君传》说，“吾友王君，讳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学生某以葬其考时缺志铭，惧殒殁其素也，乃书状来请传”。7钱谦益受托写《徐霞客传》，其文法上乘，却难免失之千里，传记说徐霞客“能忍饥数日，能遇食即饱，能徙步走数百里”，这不是旅行家，更像是“沙漠之舟”骆驼或千里马。8在应酬性文章中，此类吹捧，古今概同。
行状、墓志铭、神道碑、墓表和祭文是应酬性文章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购买墓志铭在明代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几乎所有收集应酬性作品的集子中均有墓志铭。撰写墓志铭时，通常由购文者提供死者行状，供撰文者参考，撰者基本上根据行状提供死者的生平简历，仅叙述顺序及文笔上略加修饰以示有别，如果撰者对死者熟悉，尚且能有所把握，否则极有可能是不知所云般乱吹一通而有失客观，至不着边际。墓志铭则须于最后记铭文以颂扬凭悼，行状以叙述死者的生平为主，祭文更强调对死者寄托哀思，另有纪念圆寂僧人的塔铭。它们之间文法要求不同，内容各有侧重，但都是对死者吹捧颂扬之辞，时人将这类收入称之为“谀墓”所得。在《徐文长三集》中共收集40篇这类文章，在《徐文长逸稿》中收录以此命名的“谀墓”文章21篇。1这一比重尚低于许多知名文人，如文征明的文集中共收录了104篇“谀墓”之作。2而钱谦益成书于崇祯十六年的《牧斋初学集》中就已经收集了这类应酬性文章高达190余篇，3笔者相信这绝不是钱氏生活于明朝时所撰写之全部，由于他入清后在文坛和政坛都依然相当活跃而令人关注，他一生撰写的谀墓之文不知几多？
为祝贺高寿、生子、升职、调迁、考满、入觐、入学、补官等开心事请人写诗作文，在明代是很常见的。祝寿及生子又是最为常见的贺文（属序类文体），徐渭文集中收录的以“序”类贺文体裁出现的有《张母八十序》、《赠沈母序》、《赠黄母序》和《寿朱母夫人序》等。此外，徐渭还有十数篇代人贺文，既有代权贵之言，也是代普通人之意。钱谦益在其《牧斋初学集》卷36至卷40共有50篇贺寿辰的，贺文其大都提及自己做贺文的原因，“余因某某之请而序之以征焉”，兹不一一例举。此外，应酬性文体还包括有赞、记、碑等。士人会根据要求来选择适当文形式来满足对方的要求。
润笔的表现形式很多，既可以是货币，如金、银、钱、钞等，也可以是各类物品，实难统一规定，只要供求双方达到满意即可，如祝允明以书法求利，祝问，“是见精神否？”，精神，金钱也，又说“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可”，清物，“青羊绒”也4。银子是重要的润笔形式，许多人在标明润笔价格时也是以银钱来度量。如叶盛说“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引者注：土木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收请，迄今犹然”5。而实际上士人接受的馈赠可谓五花八门，徐渭为陈玉屏所做《陈玉屏以瓦窑头银鱼再饷，索赋长律》律诗，说“碧山有学士，太丘无别支，遗予瓦窑物，兼以磁雍（其下加瓦）醯，醉卧不知晚，唤灯题谢诗”，有时候，徐渭作画竟然是为酬谢别人送给他螃蟹，“某子旧以大蟹十个来索画，久之，答墨蟹一脐，松根醉眠道士一幅”。6这当然是好友之间的关系。据逸史，唐伯虎收取润笔更是离奇，据说他晚年寡出，常坐临街一小楼，惟乞画者携酒造之，则酣畅竟日，虽适诞放，而一毫无所苛。他曾做诗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7为人作画仅为喝酒而已。
Ⅱ 精细的典故
1、《论语·乡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后谓服食精美为精细。
①《三国志·吴志·是仪传》：“服不精细，食不重膳，拯赡贫困，家无储畜。”
②《南史·齐纪上·高帝》：“谷中精细者，稻也。”
③宋 吴自牧 《梦粱录·天晓诸人出市》：“六部前丁香馄饨，此味精细尤佳。”
2.精密细致。
①南朝 梁元帝 《金楼子·聚书》：“书极精细。”
②宋 赵升 《朝野类要·举业》：“若武举人召试閤职，则为舍人，所试文字，尤精细於常制。”
③清 李斗 《扬州画舫录·小秦淮录》：“﹝黄秀才文暘﹞为《古今通考》六卷，辨“安阳”、“平阳”为 战国 钱，识“神农钱”为倒文，皆极精细。”
④ 鲁迅 《三闲集·文艺与革命》：“他们也许只顾到艺术的精细微妙，并没想到如何激动民众。”
3.精明能干。
①元 关汉卿 《裴度还带》第二折：“他显耀些饱暖衣食，卖弄些精细伶俐。”
②明 高明 《琵琶记·两贤相遘》：“怎生得精细妇人，与他使唤方好。”
③《老残游记》第十八回：“这里白公对王子谨道：‘贵县差人有精细点的吗？’”
4.细心；仔细。
①北魏 贾思勰 《齐民要术·造神麴并酒》：“造酒法……冷煖之法，悉如常酿，要在精细也。”
②明 王守仁 《传习录》卷下：“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阙。”
③明 冯梦龙 《喻世明言》第一卷：“婆子道：‘大娘忒精细了。’当下开了箱儿，把东西逐件搬出。三巧儿品评价钱，都不甚远。”
④《红楼梦》第九十回：“你还精细些，少不得多分点心儿，严紧严紧他们才好。”
⑤鲁迅 《书信集·致王志之》：“因此，看文章也不能精细，所以你的小说，也只能大略一看，难以静心校读，有所批评了。”
⑥明 施耐庵《水浒》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卢员外，你自精细着。不是我弟兄两个救你不得，事做拙了。
5.清醒；苏醒。
①元 无名氏 《碧桃花》第二折：“一会家觉精细，一会家又觉昏迷，害的你病恹恹无些箇气力。”
②元 无名氏 《刘弘嫁婢》楔子：“大嫂，我那里喫的粥汤，趁我这一回儿精细，分付您者。”
Ⅲ 六部论理诗经打一成语
四书五经
Ⅳ 故宫各个宫殿的典故
畅音阁，为清宫内廷演戏楼，全称故宫宁寿宫畅音阁大戏楼，位于故宫博物院内养性殿东侧，宁寿宫后区东路南端，座南面北，建筑宏丽。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始建，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建成。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曾维修，二十二年于阁后（南）接盖卷棚顶扮戏楼。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维修。现存建筑为嘉庆年间改建后的规制。畅音阁为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座戏台，与京西颐和园内的德和园大戏楼（为仿畅音阁规制建造）、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大戏楼并称清代三大戏楼。
在中国古代，看戏是皇宫中的主要娱乐。每逢各种节日，如元旦、立春、上元、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除夕以及皇帝登极、帝后的生日等重大庆典，都要在宫中看戏。清代宫廷内演戏的地方有多处：太极殿与长春宫之间有一座；西六宫北部重华宫一带有漱芳斋戏台。而规模宏大的畅音阁，则专为重大节庆演戏时所用，在此演出的戏曲大多是歌舞升平的吉祥神仙戏。据资料记载，清末西太后当政时期，凡遇节日，她总是要到畅音阁看戏，并由皇帝、皇后、妃、嫔、命妇以及王公大臣等陪同。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西太后五十岁生日时，为在畅音阁演戏给西太后看，仅购置戏服和道具的支出，就耗费白银十一万两之多。
其中，寿台面积210㎡，台内不设立柱，采用抹角梁。台面后部设有4座楼梯，接平台，上楼梯可抵达禄台。寿台北、东、西三面明间的两柱上方装饰鬼脸卷草纹木雕彩绘匾，惟正（北）面挂联：“动静叶清音，知水仁山随所会；春秋富佳日，凤歌鸾舞适其机。”取自左思《招隐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另外，陶渊明《移居》中也有“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台面中部下方设地井，地井内安装有绞盘，平时用木版盖着，盖板可开合，可以根据戏剧的内容，把布景和人物从地下托出台面，造成从地下或水中钻出来的戏剧效果，例如表演“地涌金莲”一场戏，就是从台底下慢慢钻出四朵大莲花来，一朵莲花上坐着一尊菩萨。台下地面四角各有窨井一眼，南边中间有一眼水井，可为戏中表演喷水提供水源。
禄台、福台则均将前沿（北侧）做为台面，使观戏者抬头便可看到。三层台设天井上下贯通，禄台、福台井口安设辘轳，下边直对寿台地井，根据剧情需要，天井、地井可升降演员、道具等，例如上演仙女、神仙下凡的戏目时，用辘轳把幕景和演员从上面送下来，造成从天而降的戏剧效果。使用三层台的剧目不多，绝大多数只在寿台上表演，福台和禄台则只在一些神怪戏中才用。
台对面的阅是楼分为上下两层，是皇帝和后妃看戏的地方。东西北三面都用两层圈楼围绕，宫女和大臣可以在两侧楼的廊下看戏。楼后则是庆寿堂。
储秀宫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地方。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慈禧刚进宫被封为兰贵人时，曾在这里居住。咸丰六年三月升为懿嫔的慈禧，在这里生下同治皇帝。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已居长春宫的慈禧太后，为庆祝五十岁生日，移居此宫，并重修宫室，耗费白银六十三万两。院内游廊墙壁上的题词，即当时大臣为慈禧祝寿的万寿无疆赋。
储秀宫是西六宫之一，也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宫室。前殿悬挂有乾隆皇帝御笔匾为“茂修内治”。西太后曾在这里居住。继而被封为懿嫔，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生了载淳（即同治皇帝）。光绪十年（1884年），西太后在庆贺她五十岁生日时，从长春宫又移到储秀宫居住，一连又住了十年。现在储秀宫内外的陈设，还是庆贺西太后五十寿辰时的原状。
当时，为庆贺西太后五十岁生日，把储秀宫、翊坤宫等处修缮一新，耗费白银六十三万两，使储秀宫成为西六宫中最考究的一座宫殿。储秀宫庭院中，有两棵苍劲的古柏；台基下东西分设一对铜龙和一对铜鹿。储秀宫外檐油饰采用色泽淡雅的“苏式彩画”，题材有花鸟鱼虫、山水人物和神仙故事等；门窗都是以质地优良的楠木雕刻的“万福万寿”和“五福捧寿”花纹。
储秀宫为单檐歇山顶，面阔5间，前出廊。檐下施斗栱，梁枋饰以淡雅的苏式彩画。门为楠木雕万字锦底、五蝠捧寿、万福万寿裙板隔扇门；窗饰万字团寿纹步步锦支摘窗。内檐装修精巧华丽。明间正中设地屏宝座，后置5扇紫檀嵌寿字镜心屏风，上悬“大圆宝镜”匾。东侧有花梨木雕竹纹裙板玻璃隔扇，西侧有花梨木雕玉兰纹裙板玻璃隔扇，分别将东西次间与明间隔开。东次、梢间以花梨木透雕缠枝葡萄纹落地罩相隔；西次、梢间以一道花梨木雕万福万寿纹为边框内镶大玻璃的隔扇相隔，内设避风隔，西梢间作为暖阁，是居住的寝室。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陈列。
古华轩 为北京宁寿宫花园第一进院落的主体建筑。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轩为座北面南的敞轩，面阔3间带回廊，正面悬挂乾隆帝御笔“古华轩”木匾。卷棚歇山式顶，黄琉璃瓦绿剪边。檐柱间置倒挂楣子与坐凳，金柱间安装透空灯笼锦落地罩，用以界分内外，形成内外空间的贯通。
轩明间内檐和后檐4间悬挂木雕龙匾4块，明间楹联一副，均是乾隆帝为古楸而题。轩前檐下有古楸一株，构轩时树龄已逾百年，倚树建轩，故名“古华轩”。
交泰殿
北京故宫内廷后三宫之一，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殿名取自《易经》，含"天地交合、康泰美满"之意。约为明嘉靖年间建，顺治十二年（1655年）、康熙八年（1669年）重修，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失火，殃及此殿，是年重建。
殿内顶部为盘龙衔珠藻井，地面铺墁金砖。殿中明间设宝座，上悬康熙帝御书“无为”匾，宝座后有板屏一面，上书乾隆帝御制《交泰殿铭》。东次间设铜壶滴漏，乾隆年后不再使用。在交泰殿内西次间一侧，设有一座自鸣钟，这是嘉庆三年制造的。皇宫里的时间都以此为准。自鸣钟高约6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座钟。
交泰殿为皇后千秋节受庆贺礼的地方，是皇后生日时接受庆贺礼的地方。清朝，于此殿贮清二十五宝玺，每方玉玺都有专门的用途。每年正月，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吉时，设案开封陈宝，皇帝来此拈香行礼。清世祖鉴于明代宦官专权的教训，规定宦官不得干预朝政，所立“内宫不许干预政事”的铁牌曾立于此殿。皇帝大婚时，皇后的册立、宝安设殿内左右案上。交泰殿每年春季祀先蚕，皇后先一日在此查阅采桑的用具。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陈列。
丽景轩为储秀宫后殿，面阔5间，单檐硬山顶。明间开风门，其余4间为槛窗，楠木门窗雕刻万字锦地，上饰五福捧寿、万福万寿纹饰，转角处包饰龙凤云纹铜角叶。明间台阶两侧各有四汉白玉石台座，用来摆放香炉、神兽等。
据文献载，慈禧初入宫时即居于储秀宫，并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在后殿生下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
同治十一年（1872年）皇帝大婚后，嘉顺皇后阿鲁特氏居住储秀宫，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去世。
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太后50大寿，以圣母皇太后的身份再次居住储秀宫，时将后殿思顺斋改名为丽景轩。
清晚期在丽景轩内建有小戏台。清逊帝溥仪曾在此举办西餐宴会。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式陈列，并有“溥仪生活展
钦安殿位于御花园正中，南北中轴线上。始建于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年）添建墙垣后自成格局。清乾隆年间曾在前檐接盖抱厦3间，后拆除。
月台前出丹陛，东西两侧各出台阶。院内东南设焚帛炉，西南置夹杆石，以北各有香亭1座。殿前院墙正中辟门，曰“天一门”，东西墙有随墙小门，连通花园。
钦安殿内供奉玄天上帝。清朝每年元旦于天一门内设斗坛，皇帝在此拈香行礼。每遇年节，钦安殿设道场，道官设醮进表。钦安殿事务由太监道士管理
寿安宫
寿安宫位于内廷外西路寿康宫以北，英华殿以南。始建于明代，初名咸熙宫，嘉靖四年（1525年）改称咸安宫。清初沿明制，雍正年间在此兴办咸安宫官学，乾隆十六年（1751年）咸安宫官学移出。同年，乾隆皇帝为庆贺皇太后六十寿诞，将此宫修葺一新后改称寿安宫。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皇太后七十圣寿庆典，在院中添建一座3层大戏台。嘉庆四年（1799年）将戏台拆除，扮戏楼改建为春禧殿后卷殿。
寿安宫后为第三进院，院中叠石为山，东西各有3开间小殿，名为福宜斋、萱寿堂。
寿安宫是皇太后及太妃、嫔等人的居所。明代仁圣太后、天启年间乳媪客氏曾在此居住。乾隆年间，孝圣宪皇太后六十及七十岁圣寿节，乾隆帝都亲率皇后、皇子、皇孙等人至此跪问起居，进茶侍膳，于堂前跳“喜起舞”贺寿，并于宫中设宴，王公、大臣及王妃、公主分坐于东西两侧延楼中，陪同赏戏。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畅音阁戏台修建完毕，次年皇太后逝世，寿安宫戏台便逐渐荒废。嘉庆四年（1799年）奏准，拆去寿安宫戏台，在扮戏楼位置建春禧殿后卷殿，用以收贮南府升平署之行头、切末。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寿安宫被辟为故宫图书馆，沿用至今。
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清朝 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库全书》的图书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命于文华殿后规度适宜方位，创建文渊阁，用于专贮《四库全书》。 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
内立石碑一通，正面镌刻有乾隆皇帝撰写的《文渊阁记》，背面刻有文渊阁赐宴御制诗。
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诏罢中书省，废臣相。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专制集权，乃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时成祖“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文渊阁因此而有内阁之称，杨荣等人也先后升迁至大学士之职。至英宗正统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直办事之所，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阁禁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世宗嘉靖年间，文渊阁制进一步完善，据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其职掌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阁门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可见，文渊阁已成为事实上的内阁，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在明末战火中被毁。
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袭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渐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分设翰林院，“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凡四殿二阁。顺治十八年(1661)复设内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1670)，再撤内三院，复内阁、翰林院，其殿阁职衔仍沿顺治十五年之制。乾隆十三年(1748)，以“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划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体仁阁。自此而后，三殿三阁大学士成为定制。但是，其中的文渊阁却始终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清廷虽设有文渊阁大学士之名，却并无文渊阁之实，所谓“本朝定制，以文渊阁为大学士兼衔，第仍其名而未议建设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开馆。考虑到书成之后将来的贮藏问题，乾隆帝在编书活动大规模开展的次年即未雨绸缪，决定为《四库全书》建造专门的庋藏之所。他听说浙江宁波范懋柱的藏书楼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便特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问，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在了解到天一阁的建筑规制及藏书特色之后，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最初乾隆帝计划将《四库全书》抄写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其后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又特别谕令在江浙地区增建文汇、文宗和文澜三阁。此即著名的用于贮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楼。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建于文华殿之后，乾隆帝说：“凡事豫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可见，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特别是将来贮藏的需要，自清初以来一直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文渊阁，终于得以动工兴建，并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秘藏书胜地。
武英殿 北京故宫武英殿始建于明初，位于外朝熙和门以西。正殿武英殿南向，面阔5间，进深3间，黄琉璃瓦歇山顶。须弥座围以汉白玉石栏，前出月台，有甬路直通武英门。后殿敬思殿与武英殿形制略似，前后殿间以穿廊相连。东西配殿分别是凝道殿、焕章殿，左右共有廊房63间。院落东北有恒寿斋，西北为浴德堂。
明初帝王斋居、召见大臣皆于武英殿，后移至文华殿。崇祯年间皇后千秋、命妇朝贺仪也在此举行。明代于武英殿设待诏，择能画者居之。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攻入北京，成立大顺政权。但很快就因军心懈怠，无力抵抗入关的清兵，只在四月二十九日于武英殿草草举行了即位仪式，翌日便撤离北京。
清兵入关之初，摄政王多尔衮先行抵京，以武英殿作为理事之所。清初武英殿用作皇帝便殿，举行小型朝贺、赏赐、祭祀等仪典。康熙八年（1669年）因太和殿、乾清宫等处维修，康熙皇帝曾一度移居武英殿。
康熙年间，首开武英殿书局。康熙十九年（1680年）将左右廊房设为修书处，掌管刊印装潢书籍之事，由亲王大臣总理，下设监造、主事、笔帖式、总裁、总纂、纂修、协修等30余人，由皇帝和翰林院派充。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后，武英殿大量刊刻书籍，使用铜版雕刻活字及特制的开化纸印刷，字体秀丽工整，绘图完善精美，书品甚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命将《永乐大典》中摘出的珍本138种排字付印，御赐名《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世称“殿本”。道光二十年（1755年）后刊书甚少，仅存其名。武英殿之书凡存而不发者一向贮于敬思殿中。嘉庆十九年（1814年）夏清查存书，将完好者移贮武英殿，残缺之书变价出售，此后敬思殿实际作为存储版片之处。
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被火焚，烧毁正殿、后殿、殿门、东配殿、浴德堂等建筑共37间，书籍版片焚烧殆尽。同年重建。
延晖阁位于御花园内西北，北倚宫墙。明代初建时称清望阁，清代改今名。
阁坐北面南，三开间，外观为上下两层，其内部两层之间有一暗层，黄琉璃瓦歇山顶。前檐明间开门，灯笼框隔扇门6扇，两次间为灯笼框槛窗。阁之上层回廊环绕，玲珑轻盈。
延晖阁高居于宫墙之内，与东部的堆秀山形成了左右均衡的格局。这是一处供登临远眺的建筑，登阁俯视，园中古柏成行，风光绮丽，北望景山，峻挺葱郁。在冬季天气晴朗的日子，这里还可以看到西山的积雪。清代乾隆、道光、咸丰等皇帝常登此阁吟诗赏景，留有吟咏此阁的诗句。
延禧宫
延禧宫为内廷东六宫之一，位于东二长街东侧。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名长寿宫。嘉靖十四年（1535年）改称延祺宫。清代又改名为延禧宫，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重修。明清两朝均为妃嫔所居，清道光帝之恬嫔、成贵人曾在此居住。
延禧宫原与东六宫其它五宫格局相同，为前后两进院，前院正殿5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室内悬乾隆皇帝御笔匾曰「慎赞徽音」，东壁悬乾隆《圣制曹后重农赞》，西壁悬《曹后重农图》。殿前有东西配殿各3间。后院正殿5间，亦有东西配殿各3间，均为黄琉璃瓦硬山顶。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延禧宫起火，烧毁正殿、后殿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共25间，仅余宫门。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提议复建，但未能实现。宣统元年（1909年）在延禧宫原址兴工修建一座3层西洋式建筑--水殿。水殿四周浚池，引玉泉山水环绕。主楼每层9间，底层四面当中各开一门，四周环以围廊。楼之四角各接3层六角亭1座，底层各开两门，分别与主楼和回廊相通。据《清宫词》、《清稗史》记载，水殿以铜作栋，玻璃为墙，墙之夹层中置水蓄鱼，底层地板亦为玻璃制成，池中游鱼一一可数，荷藻参差，青翠如画。隆裕太后题匾额曰「灵沼轩」，俗称「水晶宫」。
事实上，该殿所有构架均为铁铸，殿内4根蟠龙纹柱也系铸铁锻造。整座建筑大都以汉白玉砌成，很少用砖，外墙雕花，内墙贴有白色和花色瓷砖。因国库空虚，水晶宫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冬尚未完工，后被迫停建。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隆裕太后还曾下令西苑电灯公所给延禧宫安装电暖炉、电风扇并添安电灯。延禧宫是故宫中第一座钢筋水泥建筑。
1917年张勋复辟时，延禧宫北部被直系部队飞机投弹炸毁。
1931年，故宫博物院将其改建为文物库房。
翊坤宫内廷西六宫之一，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地方。建于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建成。始称万安宫，明嘉靖时改称翊坤宫，清沿用明朝旧称。
清代曾多次修缮，原为二进院，清晚期将翊坤宫后殿改成穿堂殿曰体和殿，东西耳房各改一间为通道，使翊坤宫与储秀宫相连，形成四进院的格局。正殿面阔5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前后出廊。檐下施斗拱，梁枋饰以苏式彩画。门为万字锦底、五蝠捧寿裙板隔扇门，窗为步步锦支摘窗，饰万字团寿纹。明间正中设地平宝座、屏风、香几、宫扇，上悬慈禧御笔“有容德大”匾。东侧用花梨木透雕喜鹊登梅落地罩，西侧用花梨木透雕藤萝松缠枝落地罩，将正间与东、西次间隔开，东西次间与梢间用隔扇相隔。殿前设“光明盛昌”屏门，台基下陈设铜凤、铜鹤、铜炉各一对。溥仪逊帝时曾在正殿前廊下安设秋千，现秋千已拆，秋千架尚在。东西有配殿曰延洪殿、元和殿，均为3间黄琉璃瓦硬山顶建筑。后殿体和殿，清晚期连通储秀宫与翊坤宫时，将其改为穿堂殿。面阔5间，前后开门，后檐出廊，黄琉璃瓦硬山顶。亦有东西配殿，前东南有井亭1座。
古代赫赫有名的雍正妃子年氏便是在这宫中度过她这可怜的一生......
康熙宠妃宜妃郭络罗氏也曾长住此宫。
清代慈禧太后住储秀宫时，每逢重大节日，都要在这里接受妃嫔们的朝拜。光绪十年慈禧五十寿辰时移居储秀宫，曾在此接受朝贺。光绪帝选妃也在此举行。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陈列。
[b ]颐和轩
颐和轩为紫禁城东北隅宁寿宫后区中路建筑之一，南有乐寿堂，北为景祺阁，轩与阁之间有穿廊相连，形成工字殿。颐和轩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嘉庆七年（1802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两次重修。
颐和轩面阔7间，进深1间，单檐歇山式顶，覆黄琉璃瓦。前檐出抱厦5间，后檐出抱厦3间。除前檐抱厦外，余各间均出廊。前檐抱厦明间、东西次间开敞，形成较深远的前出廊，东西稍间装板墙，南面为槛墙、支摘窗。轩明间为五抹头 扇门，次间为槛窗，上为步步锦支窗，下为方玻璃屉窗。稍间为步步锦支摘窗。后檐抱厦次间、山面轩稍间、尽间均为槛窗。明间有穿廊3间，北接景祺阁，穿廊明间东西向开门，可通轩北东西两小院。轩东西山面廊南北封装，设有小门，西廊外建有如亭及围廊，形成小院。
颐和轩前月台左侧设有日晷，月台接甬路与乐寿堂相通，甬路两侧各设琉璃花池。轩两侧有游廊连接乐寿堂，廊壁镶嵌敬胜斋帖石刻。
符望阁位于宁寿宫花园第四进院落，为该院的主体建筑。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建，嘉庆七年（1802年）修，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修。
符望阁在形制上模仿建福宫花园的延春阁。平面呈方形，外观两层，内实三层，四角攒尖顶。蓝色琉璃瓦件饰檐、脊，其余铺黄色琉璃瓦。
符望阁的室内装修颇具特色，以各种不同类型的装修巧妙地分隔空间，穿门越槛之际，往往迷失方向，故俗有“迷楼”之称。室内装修制作精美，又以金、玉、珐琅等镶嵌装饰，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乾隆年间，每年腊月二十一日，皇帝在此地赏饭给王公大臣。嘉庆皇帝也曾登临此阁，并有《咏符望阁》之诗咏。符望阁是宁寿宫花园中最高大的建筑，登临其上可一览紫禁城内外的秀色
昭仁殿
始建于明代，为乾清宫东侧小殿。
昭仁殿南向，单檐歇山顶，上覆黄琉璃瓦。面阔3间，正中明间辟门，两次间槛窗。殿前接抱厦3间。明时，殿前有斜廊通乾清宫及东庑，清代改廊为砖墙，自成一院，有小门以通内外。殿后接室3间，均为藏书之处。殿之东设龙光门，明代已有，是正宫通向东路的安全出口。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出禁城自缢前在此砍杀其女昭仁公主。
清朝，昭仁殿成为皇帝读书的地方。殿后西室匾曰“慎俭德”，再西有匾曰“五经萃室”。乾隆九年（1744年），皇帝下诏从宫中各处藏书中选出善本呈览，列架于昭仁殿内收藏，并御笔书“天禄琳琅”匾挂于殿内。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命大臣重新整理，剔除赝刻，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记载了每一部藏书的刊印年代及流传、收藏、鉴别等情况。当时昭仁殿共有宋、金、元、明版藏书429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皇帝认为南宋岳珂所校刻的《易》、《书》、《诗》、《礼记》、《春秋》五经十分重要，命诸臣在昭仁殿后室特辟一小室，赐名“五经萃室”，御题匾额，悬于室内，并设围屏，上刻“五经萃室记”，旁有联曰：“有秋历览登三辅，旰食惟期协九经”。后嘉庆皇帝亦常临室阅览，并作有《五经萃室观书诗》。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乾清宫失火，延烧昭仁殿，《天禄琳琅》之珍贵藏书被焚为灰烬。同月，嘉庆皇帝命重辑《天禄琳琅续编》，于次年完成。嘉庆二年（1798年）昭仁殿重建，收贮《天禄琳琅续编》659部，12,258册。“五经萃室”亦重新恢复，藏《相台五经》。昭仁殿的藏书中，宋金版本用锦函，元版本用青绢函，明版本用褐色绢函，分架排列，皇帝可以随时到此览阅，十分方便。
Ⅳ 靺鞨内附是什么典故
靺鞨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居住在白山（长白山或称不成山、徒太山、大白山）黑水（黑龙江）之间。周秦时称肃慎，曾来贡中原，臣服于周。两汉至魏晋时称挹娄，曾长期役属于扶余。曹魏初年摆脱扶余的统治，向魏贡纳貂皮等物。北魏时称勿吉，势力更为强盛，逐步打败扶余，入据今松花江流域，仍臣属于中原政权。隋唐时称靺鞨，已拥有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拂涅、黑水等七大部落，其中以黑水部粟末部最为强大。棘韬人依山傍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开口向上，以梯出入。人们群聚而居，夏日出逐水草，冬天人居穴中。除以狩猎为生外，有农业，用耦耕法耕田，种植粟、麦、稳等耐旱作物。以米酿酒，饮之亦能醉人。善养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
粟末靺鞨以居住在粟末水（今第二松花江）而得名，居于各部之南，较先进，有战士数千。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粟末靺鞨败于高丽，首领突地稽率八部大众千余家自扶余城（今吉林四平）西北内附于隋，被安置于柳城（今辽宁朝阳）一带，渐与当地人融合。唐初，突地稽遣使朝贡，唐以其部落置燕州，以突地稽为燕州总管。突地稽因立战功做到右卫将军，赐姓李氏。其子李谨行，为唐高宗时守边名将，做到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他与高宗同年死，陪葬乾陵。乾陵十七个陪葬墓，已发掘的五墓中，除李谨行墓外，余皆太子、公主、中书令墓，其与唐关系之密切可以想见。
留在故地的粟末靺鞨与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诸部靺鞨人先后沦为高丽的附庸。唐总章元年（668），唐灭高丽，该部粟末人与高丽遗民数万人被西迁至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契丹人李尽忠等起事，攻陷州城据营州叛唐，造成大乱，粟末部首领乞乞仲象带领当地靺鞨人和高丽人东走，其子大祚荣以靺鞨高丽之众击败唐军，东渡辽河，回到靺鞨故地。大祚荣在奥娄河（今牡丹江上游）畔的东牟山（今吉林敦化东北）修筑城堡（敖东城），并于武周圣历元年（698）建立了震国。初，震国为防备唐朝的讨伐，曾依附于突厥。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唐遣侍御史张行岌招抚大祚荣，双方和解。开元元年（713），唐鸿胪卿崔忻奉使宣劳靺鞨，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令祚荣兼都督。自此始去棘辐之号，专称渤海。大连市至今还保留着鸿胪卿崔忻完成册封使命后于开元二年五月在旅顺的凿井刻石。开元七年大祚荣死，子大武艺立，是为武王。武艺时向周围发展势力，曾一度与唐发生军事冲突。唐宝应元年（762），第三世王大钦茂被封为“国王”后，与唐廷关系更为亲密。此后，历世诸王皆经唐廷册立，终唐之世遣使朝唐一百数十次，对唐始终和好。唐亡后，渤海继续向后梁、后唐朝贡，保持着臣属于中原王朝的关系。
古代风景渤海的疆域，初仅靺鞨故地，“方二千里”。经大祚荣、大武艺两代的扩充，领土不断扩大。被称为渤海中兴之主的第十代宣王大仁秀，更广开土宇，南定新罗，北略诸部，疆域至“方五千里”，南至朝鲜半岛北部，以泥河（今朝鲜咸镜南道龙兴江）为界与新罗相接，东至日本海，东北至乌苏里江下游与黑水靺鞨为邻，北隔那河（今松花江）与室韦为界，西抵扶余川（今吉林伊通河）流域与契丹接壤，西南达辽河流域与唐交界，全境包括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前苏联濒日本海的部分地区。境内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首都初在“旧国”（今吉林敦化一带），唐天宝末迁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县西南东京城）。此后除唐贞元（785—805）时一度迁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西）外，一直定都于上京。居民以靺鞨人最多，棘鞫中又以粟末袜羯为主，另外还有高丽遗民、汉人及少量突厥、契丹、室韦人。
渤海在与唐朝发生密切联系之后，在中原文明强有力影响下迅速完成封建化进程，其行政组织、兵制等皆仿唐制：中央设三省（中台、宣诏、政堂，等于唐的门下、中书和尚书省），政堂省有六部（忠、仁、义、礼、智、信，相当于唐的吏、户、礼、兵、刑、工），还有七寺（殿中、宗属、大常、司宾、大农、司藏、司膳）及中正台、文籍院、胄子监、巷伯局等机构；地方有诸京、府、州、县等行政区划的建制，有节度使、州刺史、县丞等地方官；军事上仿唐十六卫制，置左右猛贲、熊卫、罴卫、南左右卫、北左右卫等十卫，后期还有左右神策、左右三军等编制，兵员最多时达数十万。另外也有法律、监狱等。
在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下，渤海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五京周围及南部、西南部地区得到迅速的开发。农业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大量使用铁农具，大面积种植水稻，并培育出卢城稻这一著名品种；柞蚕与桑蚕的饲养也较普遍。畜牧业也有较大发展，猪、马、兔等皆培育出优良品种。手工业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专业冶工达数千人以上，所产之铁、熟铜、金银佛和纳、布、绵以及玛瑙柜、紫瓷盆等工艺品远近驰名。随着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新兴城市，至其末年已达一百余座，其中上京城建筑宏伟壮丽，形制模仿长安，周长三十二里，为当时东北最大城市，交通相当发达，从鸭绿江入海，经旅顺至登州（今山东蓬莱），是渤海通往唐朝的水路要道，另有营州道、契丹道、新罗道、日本道及黑水靺鞨道等水陆干线，分别通往邻近地区及新罗、日本等国。渤海所产的马、铜等物，源源不绝地输往唐朝，对内地的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渤海的貂鼠皮、海豹皮、鹰（海东青）、麝香、人参等都常输入内地，与内地的“就市交易”及互市岁岁不绝。开元时渤海曾一次贡唐貂鼠皮一千张，唐朝也经常赠渤海锦、绢、缯、帛和金银器皿，如开元十五年（727）赐渤海彩练一百匹，其间赐以紫袍金带、绯袍银带、以及绢、帛百匹或数十匹者，仅玄宗时即有数十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吉林省和龙县唐代渤海古墓中发现的不少金器，和内地唐墓中发现的金器形制相同，是为唐与渤海亲密关系的确证。由于朝贡、互市的频繁，自代宗宝应二年（763）起，唐政府在青州（治今山东益都）设置渤海馆，以接待渤海使臣，管理同渤海贸易事务。
汉族的传统文化对渤海影响很大。渤海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不少学生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如高元固、乌火召（照的异体字）度、乌光赞等就在唐朝进士及第，从而带回更多的内地制度和文化。渤海不时遣使写各种典籍，如开元二十六年（738）遣使求写《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书。渤海使用汉字，许多汉文典籍得到流传。在五京周围等发达地区，按中原教育模式，建立了较系统的教育体制。在儒学、宗教、文学、音乐、歌舞、绘画、雕塑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文学家、艺术家、航海家等。其中大诗人裴颈（音挺）曾被日本同辈尊称为诗坛“领袖”；渤海王子大某则以“佳句在中华”而博得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等人的称颂。儒家思想成为渤海社会的统治思想，佛教在其境内各地也得到广泛流传。在生活习俗方面从起居行止、饮食服饰以及丧葬喜庆、体育娱乐等许多方面同汉人逐渐接近并趋向一致。故温庭筠送渤海王子诗有“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句。考古工作者在吉林敦化县近郊即渤海旧都敖东城南发掘了渤海贞惠公主墓，墓道里一对石狮具有浓厚的唐代雕刻风格，《贞惠公主墓碑》从碑制形式到碑文文体完全和内地相同。由于渤海大量吸取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制度，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在当时有“海东盛国”之誉。海东文化作为盛唐文明的一个分支而在中华民族的开发史上占有重要一页。渤海政权的建立，对于东北地区的开发以及东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都有推动作用。
黑水靺鞨因居住黑水（黑龙江）而得名，居于最北方，发展较慢，分十六部，黑水靺鞨和唐朝也有密切联系，遣使来朝，每岁不绝。开元十年（722）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入朝，唐玄宗任命他为勃利州刺史，勃力即今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东岸的伯力（前苏联称之为哈巴罗夫斯克）。开元十三年（725）唐在黑水靺鞨地置黑水军，次年又以其最大部落为黑水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其余各部为都督府下属的州，以其首领为刺史，唐派长史以监领之。开元十六年（728）唐玄宗赐黑水都督府都督姓李名献诚，并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黑水都督府的设置使唐代中国封建王朝在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行政机构，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同内地的联系。黑水都督府连同室韦都督府的设置，使唐朝的疆域东北至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一带，包括库页岛在内。
Ⅵ 张居正改革是怎样的典故
十六世纪后半叶，日趋衰败的明王朝一度出现政治比较清明、国家转向富强的局面。在这场振弊起衰的转变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杰出的政治家、宰辅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古称南郡，今属湖北省）人。他童年时，家道小康，所以他说：“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但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加上他的孜孜不倦，因此学业进展很快。他十二岁时补荆州府学员。第二年，他到湖广首府武昌参加乡试，湖广巡抚顾磷接见居正，“许以国士，呼为小友”。但为了砥砺张居正为大器，虽然文章出众，并未录取。
嘉靖十九年（1540），张居正十六岁，通过乡试考中举人，顾磷解犀带相赠。居正二十岁赴京会试失利，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庶吉士是在翰林院学习的后备官员，人们目之为“储相”，即后备宰相。庶吉士读书翰林院，有条件阅读外面难得见到的文献典籍。一般的庶吉士多在文词上下功夫，张居正慨然以天为己任，每日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大计。后来他在《翰林院读书说》一文中写道：“道不兼乎经济（经国济民），不可以利用，为学应该‘敦本务实’。”三年后，他被授翰林院编修。嘉靖四十二年（1563），张居正任裕王朱载重（古厚字）的日讲官，也就是裕王的老师，后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嘉靖帝病死，裕王即位，是为穆宗。隆庆元年（1567）正月，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二月，又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纠正了嘉靖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朝野上下的欢迎。
明朝中期，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呈现出一派式微的景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政治日益腐化；官吏贪污成风，弊端丛集；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边患丛生，险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鞑靼逞威。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张居正在入阁的第二年，就呈上洋洋几千言的《陈六事疏》，提出了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项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切中时弊。但穆宗毕竟不是英明之主，加上首辅李春芳宽和老成，不求兴革，但求朝廷安宁。张居正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得到实行。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由于明朝武备不修，鞑靼的俺答汗率众越过长城，打到北京城下，嘉靖帝和首辅严嵩、统帅仇鸾束手无策，听任俺答大掠三日后回归塞外，这一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此后，俺答曾几次主动提出通贡互市，都为嘉靖帝拒绝，但又无力制止俺答南下，致使长城沿线地区人民深受祸难。面对鞑靼贵族的骚扰，张居正力主抵抗。隆庆时，在张居正的建议下，明政府调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主持蓟辽防务，命总兵李成梁镇守辽东。戚继光创造了马、步、车相结合的战法，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防线上加修了“敌台”三千余座，作为侦候守御之所。张居正对于戚继光等人的活动，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明政府多次击退鞑靼贵族的进攻。隆庆五年（1571），明朝政府在兵部尚书王崇古的建议下，接受鞑靼的臣服，奉行了与蒙古俺答汗之间的茶马互市政策，此事得到张居正的极力支持。张居正认为：通贡后，朝廷给俺答所部的抚赏不过万余银两，而节省军费百余万，这样做不仅能使长城地区人民生命得以“全活”，北方的农业生产免于战争的破坏，更可以借此兴修屯田，加强边备。从此以后，约有二三十年间，北边无战争。
张居正的政治思想，主要是讲“综核名实”，就是“凡事务实，勿事虚文”。他认为“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痛斥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是“腐儒不达时变”。他主张“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目的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因此，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整顿吏治，讲求实效。张居正认为，吏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嘉靖、隆庆年间政局混乱，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名实不符。官僚们或“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韦（圆滑阿谀之意）逢迎者，以巧宦（善于钻营趋奉）取容”。他还认为，造成明中叶以后农民起义的原因是政治腐败，官吏贪残，所谓“吏不恤民，驱民为盗，此皆酿祸之根”。为此，张居正主张整顿吏治，裁汰一批因循苟且的官僚，奖励一些“急功进取”的官吏。他在执政伊始，就奏请神宗实行考成法。他在上给神宗的奏疏中说：“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考成法规定，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对于各项章奏，都应立即转各有关衙门执行。转发前，“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此外，另立两本文簿，一本送六科备案，由各科查核执行情况，任务已执行者在册上注铛，未按规定执行者则纠举上奏；一册送内阁查考，如果发现六科所报有容隐欺蔽者，则加以举奏。这样，对于应办之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部到各衙门，都做到心中有数，层层考成，做到“月月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
按照明朝的祖制，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长官有尚书、左右侍郎。同时又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尚书是二品，都给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对于六部有封驳、纠劾之权，六科实际上是六部的监察机关。内阁本来是皇帝的秘书处，事实上不负行政责任，更谈不上监察责任。实施考成法之后，居正以内阁控制六科，就从立法上扩大了内阁作为中枢机构的权限，这不能不说是一创举。考成法实施后，对于贯彻朝廷政令，特别是在整理赋税方面，产生的影响最大。与此同时，张居正对于用人行政方面，也针对当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他提出今后用人，应当“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苟“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万历二年（1574），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的“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的消极效应，张居正又推行了内外官久任法。规定：知府、知县六年一迁，其间如发现某人不宜任某官，某官不宜在某地的，抚、按官可量行更替；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迁；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迁。这样，“藩（布政使）、臬（按察使）、守、令皆得自展”，努力尽心本职工作。他还主张慎选地方官吏。他说；“守令者，亲民之吏也。”请求皇帝“勒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能干局，止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经过一番整顿，万历初年吏治情况大为好转，中央政令，一经发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在职官方面，明朝在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保留六部诸寺，但多半形同虚设。嘉靖、隆庆年间曾开始裁革。万历三年（1575），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朝廷下令：此后南京官员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经过九年的裁革，除了有名望的大官和必须的属员以外，凡冗滥者皆裁汰之。这些都是居正任内的成绩。
二、严肃法纪，信赏必罚。张居正在奏疏中一再强调“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又说，“有功于国家，虽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国家，虽嗍笑之微，敝祷之贱，亦勿轻予。”张居正说到做到。世袭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朝弼作恶多端，擅杀无辜，兵部三法司会议认为法应处死。但其始祖三世，皆大有功于国家，朝廷曾送给铁券，子孙许免一死，非有反逆实迹，应稍从宽宥，待以不死。张居正根据上述情况，拟旨“沐朝弼屡抗明旨，作恶多年，擅杀无辜，情罪深重。本当依律处死，但念元勋世裔，姑从轻，著革去冠带为民，押发南京随住”。万历七年（1579），神宗援引武宗和世宗朝的成例，命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进封他的岳父王伟为伯爵，吩咐内阁拟旨。居正无从拒绝，他说：“既有正德以后事例，王伟中宫至亲，臣等不敢抗违”。但是他指出：“臣等恭照圣祖定制，公侯伯爵，非有军功，不得滥封。”他又提到嘉靖八年，世宗曾诏廷臣会议外戚封爵事理，诸臣议称：“祖宗之制，非军功不封。夫爵赏者天下之爵赏，人主所恃以励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属（指外戚），与有大勋劳之人，并享茅士（指封爵），非所以昭有功，劝有德也。今除已封见任者，姑准终身外，此后凡皇帝、驸马、俱要查照祖宗旧制，不许夤缘请封。”申明王伟的爵位只能终其身，子孙不得世袭。直到居正身后，这个限制才被撤销。
整顿驿递是张居正严肃法纪的又一项内容。明朝政府在从京师到各省的交通干线上都有驿站，专为公差人员提供食宿和旅途方便。驿站的交通工具和民夫都由沿途百姓负担。民夫三年一幸占，周而复始。这对于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不能不说是规定，只有军国大事，才能凭“勘合”（护照）使用驿站。但到后来，这一规定渐成具文，有的官员甚至在驿站恣意滋扰，百般需索，致使驿递“困敝至极”，人民也不堪负担。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提出整顿驿递的计划：“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
张居正执法很严，而且从自身做起。他的儿子由京师回江陵应试，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吩咐仆人背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1580），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里，保定巡抚给以照顾，发给勘合，居正随即缴还，并附去一信说：“仆忝在执政，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最难办的还是内监和衍圣公。内监是宫内的亲信，轻易干涉不得，居正只得吩咐他们的上级去设法。衍圣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尚贤。他每年从曲阜入京朝贡，沿途骚扰，“百姓如避虏贼”。山东布政使据实秉告居正。居正答书说：“夫圣人秉礼为教，志在从周，假令生今之时，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况其后裔乎？后若再行骚扰，亦宜一体参究，庶为持法之公也。”后居正与山东巡抚重新商定，将衍圣公每年入朝，改为“如王府例，每岁只差人进马入贡，不必亲行；或当朝觐之年，预期奏请，得旨而后行，亦为简便”。从而减少了交通干线附近居民不少的惊惶。经过张居正的一番整顿，驿递状况大有改观，以致万历八年（1580），神宗派皇亲上武当山祈神赐子，也不敢使用驿站乘传。
三、治理河患，解决漕运。明代的黄河在今江苏滨海县境内出海，其中自徐州至清河（今淮阴西）的一段黄河又是运河河道，时称“借黄为运”。清河以东到出海口，黄河又与淮河共一河道，黄河水涨，淮水被逼，倒灌运河。当时黄河经年泛滥，常使运河阻断，漕运不通，农田也大量被淹没，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一大问题。张居正对此极为忧虑。为了解决黄、淮水患，他认为必须统一事权，由一人兼任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根据他的建议，朝廷于万历六年（1578）正月，命吴桂芳兼理河漕。不久吴逝世，居正又推荐有治河经验的水利专家潘季驯以工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衔，总理河漕，许以便宜行事。季驯从“民生运道两便”出发，采取“筑堤障河，束水归漕，筑堰障淮，逼淮注黄”的治水方案，治理黄、淮。在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朝廷批准了他的计划，又给以充足的经费，潘季驯得以排除干扰，大胆地执行他的方案，改变了黄、淮两河经常决口，漕运不通的状况。“数年以来，居民既奠，河水安流”，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漕船也可直达北京，对农业生产和南北经济交流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的最主要内容是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他在任首辅后即曾尖锐指出：“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指严嵩）政以贿成，吏股（juān、捐，剥削）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指徐阶）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拖欠税赋）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为了富国足民，他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整顿国家的赋役；为了均平赋役，必须首先清丈土地。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各种类型的土地，限三年完成，并且规定对破坏清丈者，要“下诏切责”。这次清丈正如他所说的，“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经过三年的努力，共丈得天下土田七亿亩，比弘治十五年（1502）超出二亿八千万亩。尽管这一田亩数额不免有所夸张，但毕竟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局部地区施行的一条鞭法，下令在全国范围实行。一条鞭法的内容比较复杂，各地施行也不一致。根据《明史·食货志》和其他史书记载，它的主要内容是：统一役法，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力差，一律折银征收，力差由官府雇人应役。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丁和粮各占多少比例，没有统一规定，各地实行不一，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赋役数目，以县为单位计算，以原有税额为基准，不得减少。这种把田赋和名目繁多的力役，总编为一条的办法，称为“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它的特点概括起来说，就是赋役合一，按亩计税，用银交纳，手续简便。施一条鞭法的实施，从实际效果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兼并和均平赋役的作用，减轻了一些地区农民的负担。《明史·食货志》说：“赖行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拮据）。”这种赋役制度，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反映了赋役逐渐趋向一元化的历史进程。它规定的赋役征银，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又反转过来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以银代役，相对松弛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从万历十年至十五年（1582-1587）短短的五年间，太仓积粟达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全国五六年之用，国库积银也有六七百万两之多，使明朝政府的财政支绌情况有所好转。诚如谈迁所说：张居正“洵经济之才也”。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逝，神宗开始独自处理政务。由于居正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同至高无上的皇权发生矛盾，竟招来身后的不测之祸。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神宗为了发泄他对张居正“威权震主”的积怨，加上新进者的参奏攻击，竟强加张居正以乱政不忠等罪名，下诏剥夺张居正生前官号，并下令查抄张居正在江陵的老家，因此，张居正的改革也随之半途而废。然而，历史并不能由万历定是非，张居正作为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其功绩诚如崇祯朝吏部尚书李日宣等所言：“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这一评论还是公允的。
Ⅶ 故宫的 典故
畅音阁，为清宫内廷演戏楼，全称故宫宁寿宫畅音阁大戏楼，位于故宫博物院内养性殿东侧，宁寿宫后区东路南端，座南面北，建筑宏丽。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始建，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建成。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曾维修，二十二年于阁后（南）接盖卷棚顶扮戏楼。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维修。现存建筑为嘉庆年间改建后的规制。畅音阁为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座戏台，与京西颐和园内的德和园大戏楼（为仿畅音阁规制建造）、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大戏楼并称清代三大戏楼。
在中国古代，看戏是皇宫中的主要娱乐。每逢各种节日，如元旦、立春、上元、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除夕以及皇帝登极、帝后的生日等重大庆典，都要在宫中看戏。清代宫廷内演戏的地方有多处：太极殿与长春宫之间有一座；西六宫北部重华宫一带有漱芳斋戏台。而规模宏大的畅音阁，则专为重大节庆演戏时所用，在此演出的戏曲大多是歌舞升平的吉祥神仙戏。据资料记载，清末西太后当政时期，凡遇节日，她总是要到畅音阁看戏，并由皇帝、皇后、妃、嫔、命妇以及王公大臣等陪同。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西太后五十岁生日时，为在畅音阁演戏给西太后看，仅购置戏服和道具的支出，就耗费白银十一万两之多。
其中，寿台面积210㎡，台内不设立柱，采用抹角梁。台面后部设有4座楼梯，接平台，上楼梯可抵达禄台。寿台北、东、西三面明间的两柱上方装饰鬼脸卷草纹木雕彩绘匾，惟正（北）面挂联：“动静叶清音，知水仁山随所会；春秋富佳日，凤歌鸾舞适其机。”取自左思《招隐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另外，陶渊明《移居》中也有“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台面中部下方设地井，地井内安装有绞盘，平时用木版盖着，盖板可开合，可以根据戏剧的内容，把布景和人物从地下托出台面，造成从地下或水中钻出来的戏剧效果，例如表演“地涌金莲”一场戏，就是从台底下慢慢钻出四朵大莲花来，一朵莲花上坐着一尊菩萨。台下地面四角各有窨井一眼，南边中间有一眼水井，可为戏中表演喷水提供水源。
禄台、福台则均将前沿（北侧）做为台面，使观戏者抬头便可看到。三层台设天井上下贯通，禄台、福台井口安设辘轳，下边直对寿台地井，根据剧情需要，天井、地井可升降演员、道具等，例如上演仙女、神仙下凡的戏目时，用辘轳把幕景和演员从上面送下来，造成从天而降的戏剧效果。使用三层台的剧目不多，绝大多数只在寿台上表演，福台和禄台则只在一些神怪戏中才用。
台对面的阅是楼分为上下两层，是皇帝和后妃看戏的地方。东西北三面都用两层圈楼围绕，宫女和大臣可以在两侧楼的廊下看戏。楼后则是庆寿堂。
储秀宫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地方。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慈禧刚进宫被封为兰贵人时，曾在这里居住。咸丰六年三月升为懿嫔的慈禧，在这里生下同治皇帝。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已居长春宫的慈禧太后，为庆祝五十岁生日，移居此宫，并重修宫室，耗费白银六十三万两。院内游廊墙壁上的题词，即当时大臣为慈禧祝寿的万寿无疆赋。
储秀宫是西六宫之一，也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宫室。前殿悬挂有乾隆皇帝御笔匾为“茂修内治”。西太后曾在这里居住。继而被封为懿嫔，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生了载淳（即同治皇帝）。光绪十年（1884年），西太后在庆贺她五十岁生日时，从长春宫又移到储秀宫居住，一连又住了十年。现在储秀宫内外的陈设，还是庆贺西太后五十寿辰时的原状。
当时，为庆贺西太后五十岁生日，把储秀宫、翊坤宫等处修缮一新，耗费白银六十三万两，使储秀宫成为西六宫中最考究的一座宫殿。储秀宫庭院中，有两棵苍劲的古柏；台基下东西分设一对铜龙和一对铜鹿。储秀宫外檐油饰采用色泽淡雅的“苏式彩画”，题材有花鸟鱼虫、山水人物和神仙故事等；门窗都是以质地优良的楠木雕刻的“万福万寿”和“五福捧寿”花纹。
储秀宫为单檐歇山顶，面阔5间，前出廊。檐下施斗栱，梁枋饰以淡雅的苏式彩画。门为楠木雕万字锦底、五蝠捧寿、万福万寿裙板隔扇门；窗饰万字团寿纹步步锦支摘窗。内檐装修精巧华丽。明间正中设地屏宝座，后置5扇紫檀嵌寿字镜心屏风，上悬“大圆宝镜”匾。东侧有花梨木雕竹纹裙板玻璃隔扇，西侧有花梨木雕玉兰纹裙板玻璃隔扇，分别将东西次间与明间隔开。东次、梢间以花梨木透雕缠枝葡萄纹落地罩相隔；西次、梢间以一道花梨木雕万福万寿纹为边框内镶大玻璃的隔扇相隔，内设避风隔，西梢间作为暖阁，是居住的寝室。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陈列。
古华轩 为北京宁寿宫花园第一进院落的主体建筑。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轩为座北面南的敞轩，面阔3间带回廊，正面悬挂乾隆帝御笔“古华轩”木匾。卷棚歇山式顶，黄琉璃瓦绿剪边。檐柱间置倒挂楣子与坐凳，金柱间安装透空灯笼锦落地罩，用以界分内外，形成内外空间的贯通。
轩明间内檐和后檐4间悬挂木雕龙匾4块，明间楹联一副，均是乾隆帝为古楸而题。轩前檐下有古楸一株，构轩时树龄已逾百年，倚树建轩，故名“古华轩”。
交泰殿
北京故宫内廷后三宫之一，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殿名取自《易经》，含"天地交合、康泰美满"之意。约为明嘉靖年间建，顺治十二年（1655年）、康熙八年（1669年）重修，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失火，殃及此殿，是年重建。
殿内顶部为盘龙衔珠藻井，地面铺墁金砖。殿中明间设宝座，上悬康熙帝御书“无为”匾，宝座后有板屏一面，上书乾隆帝御制《交泰殿铭》。东次间设铜壶滴漏，乾隆年后不再使用。在交泰殿内西次间一侧，设有一座自鸣钟，这是嘉庆三年制造的。皇宫里的时间都以此为准。自鸣钟高约6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座钟。
交泰殿为皇后千秋节受庆贺礼的地方，是皇后生日时接受庆贺礼的地方。清朝，于此殿贮清二十五宝玺，每方玉玺都有专门的用途。每年正月，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吉时，设案开封陈宝，皇帝来此拈香行礼。清世祖鉴于明代宦官专权的教训，规定宦官不得干预朝政，所立“内宫不许干预政事”的铁牌曾立于此殿。皇帝大婚时，皇后的册立、宝安设殿内左右案上。交泰殿每年春季祀先蚕，皇后先一日在此查阅采桑的用具。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陈列。
丽景轩为储秀宫后殿，面阔5间，单檐硬山顶。明间开风门，其余4间为槛窗，楠木门窗雕刻万字锦地，上饰五福捧寿、万福万寿纹饰，转角处包饰龙凤云纹铜角叶。明间台阶两侧各有四汉白玉石台座，用来摆放香炉、神兽等。
据文献载，慈禧初入宫时即居于储秀宫，并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在后殿生下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
同治十一年（1872年）皇帝大婚后，嘉顺皇后阿鲁特氏居住储秀宫，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去世。
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太后50大寿，以圣母皇太后的身份再次居住储秀宫，时将后殿思顺斋改名为丽景轩。
清晚期在丽景轩内建有小戏台。清逊帝溥仪曾在此举办西餐宴会。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式陈列，并有“溥仪生活展
钦安殿位于御花园正中，南北中轴线上。始建于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年）添建墙垣后自成格局。清乾隆年间曾在前檐接盖抱厦3间，后拆除。
月台前出丹陛，东西两侧各出台阶。院内东南设焚帛炉，西南置夹杆石，以北各有香亭1座。殿前院墙正中辟门，曰“天一门”，东西墙有随墙小门，连通花园。
钦安殿内供奉玄天上帝。清朝每年元旦于天一门内设斗坛，皇帝在此拈香行礼。每遇年节，钦安殿设道场，道官设醮进表。钦安殿事务由太监道士管理
寿安宫
寿安宫位于内廷外西路寿康宫以北，英华殿以南。始建于明代，初名咸熙宫，嘉靖四年（1525年）改称咸安宫。清初沿明制，雍正年间在此兴办咸安宫官学，乾隆十六年（1751年）咸安宫官学移出。同年，乾隆皇帝为庆贺皇太后六十寿诞，将此宫修葺一新后改称寿安宫。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皇太后七十圣寿庆典，在院中添建一座3层大戏台。嘉庆四年（1799年）将戏台拆除，扮戏楼改建为春禧殿后卷殿。
寿安宫后为第三进院，院中叠石为山，东西各有3开间小殿，名为福宜斋、萱寿堂。
寿安宫是皇太后及太妃、嫔等人的居所。明代仁圣太后、天启年间乳媪客氏曾在此居住。乾隆年间，孝圣宪皇太后六十及七十岁圣寿节，乾隆帝都亲率皇后、皇子、皇孙等人至此跪问起居，进茶侍膳，于堂前跳“喜起舞”贺寿，并于宫中设宴，王公、大臣及王妃、公主分坐于东西两侧延楼中，陪同赏戏。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畅音阁戏台修建完毕，次年皇太后逝世，寿安宫戏台便逐渐荒废。嘉庆四年（1799年）奏准，拆去寿安宫戏台，在扮戏楼位置建春禧殿后卷殿，用以收贮南府升平署之行头、切末。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寿安宫被辟为故宫图书馆，沿用至今。
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清朝 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库全书》的图书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命于文华殿后规度适宜方位，创建文渊阁，用于专贮《四库全书》。 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
内立石碑一通，正面镌刻有乾隆皇帝撰写的《文渊阁记》，背面刻有文渊阁赐宴御制诗。
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诏罢中书省，废臣相。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专制集权，乃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时成祖“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文渊阁因此而有内阁之称，杨荣等人也先后升迁至大学士之职。至英宗正统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直办事之所，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阁禁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世宗嘉靖年间，文渊阁制进一步完善，据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其职掌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阁门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可见，文渊阁已成为事实上的内阁，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在明末战火中被毁。
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袭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渐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分设翰林院，“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凡四殿二阁。顺治十八年(1661)复设内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1670)，再撤内三院，复内阁、翰林院，其殿阁职衔仍沿顺治十五年之制。乾隆十三年(1748)，以“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划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体仁阁。自此而后，三殿三阁大学士成为定制。但是，其中的文渊阁却始终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清廷虽设有文渊阁大学士之名，却并无文渊阁之实，所谓“本朝定制，以文渊阁为大学士兼衔，第仍其名而未议建设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开馆。考虑到书成之后将来的贮藏问题，乾隆帝在编书活动大规模开展的次年即未雨绸缪，决定为《四库全书》建造专门的庋藏之所。他听说浙江宁波范懋柱的藏书楼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便特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问，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在了解到天一阁的建筑规制及藏书特色之后，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最初乾隆帝计划将《四库全书》抄写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其后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又特别谕令在江浙地区增建文汇、文宗和文澜三阁。此即著名的用于贮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楼。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建于文华殿之后，乾隆帝说：“凡事豫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可见，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特别是将来贮藏的需要，自清初以来一直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文渊阁，终于得以动工兴建，并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秘藏书胜地。
武英殿 北京故宫武英殿始建于明初，位于外朝熙和门以西。正殿武英殿南向，面阔5间，进深3间，黄琉璃瓦歇山顶。须弥座围以汉白玉石栏，前出月台，有甬路直通武英门。后殿敬思殿与武英殿形制略似，前后殿间以穿廊相连。东西配殿分别是凝道殿、焕章殿，左右共有廊房63间。院落东北有恒寿斋，西北为浴德堂。
明初帝王斋居、召见大臣皆于武英殿，后移至文华殿。崇祯年间皇后千秋、命妇朝贺仪也在此举行。明代于武英殿设待诏，择能画者居之。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攻入北京，成立大顺政权。但很快就因军心懈怠，无力抵抗入关的清兵，只在四月二十九日于武英殿草草举行了即位仪式，翌日便撤离北京。
清兵入关之初，摄政王多尔衮先行抵京，以武英殿作为理事之所。清初武英殿用作皇帝便殿，举行小型朝贺、赏赐、祭祀等仪典。康熙八年（1669年）因太和殿、乾清宫等处维修，康熙皇帝曾一度移居武英殿。
康熙年间，首开武英殿书局。康熙十九年（1680年）将左右廊房设为修书处，掌管刊印装潢书籍之事，由亲王大臣总理，下设监造、主事、笔帖式、总裁、总纂、纂修、协修等30余人，由皇帝和翰林院派充。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后，武英殿大量刊刻书籍，使用铜版雕刻活字及特制的开化纸印刷，字体秀丽工整，绘图完善精美，书品甚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命将《永乐大典》中摘出的珍本138种排字付印，御赐名《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世称“殿本”。道光二十年（1755年）后刊书甚少，仅存其名。武英殿之书凡存而不发者一向贮于敬思殿中。嘉庆十九年（1814年）夏清查存书，将完好者移贮武英殿，残缺之书变价出售，此后敬思殿实际作为存储版片之处。
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被火焚，烧毁正殿、后殿、殿门、东配殿、浴德堂等建筑共37间，书籍版片焚烧殆尽。同年重建。
延晖阁位于御花园内西北，北倚宫墙。明代初建时称清望阁，清代改今名。
阁坐北面南，三开间，外观为上下两层，其内部两层之间有一暗层，黄琉璃瓦歇山顶。前檐明间开门，灯笼框隔扇门6扇，两次间为灯笼框槛窗。阁之上层回廊环绕，玲珑轻盈。
延晖阁高居于宫墙之内，与东部的堆秀山形成了左右均衡的格局。这是一处供登临远眺的建筑，登阁俯视，园中古柏成行，风光绮丽，北望景山，峻挺葱郁。在冬季天气晴朗的日子，这里还可以看到西山的积雪。清代乾隆、道光、咸丰等皇帝常登此阁吟诗赏景，留有吟咏此阁的诗句。
延禧宫
延禧宫为内廷东六宫之一，位于东二长街东侧。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名长寿宫。嘉靖十四年（1535年）改称延祺宫。清代又改名为延禧宫，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重修。明清两朝均为妃嫔所居，清道光帝之恬嫔、成贵人曾在此居住。
延禧宫原与东六宫其它五宫格局相同，为前后两进院，前院正殿5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室内悬乾隆皇帝御笔匾曰「慎赞徽音」，东壁悬乾隆《圣制曹后重农赞》，西壁悬《曹后重农图》。殿前有东西配殿各3间。后院正殿5间，亦有东西配殿各3间，均为黄琉璃瓦硬山顶。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延禧宫起火，烧毁正殿、后殿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共25间，仅余宫门。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提议复建，但未能实现。宣统元年（1909年）在延禧宫原址兴工修建一座3层西洋式建筑--水殿。水殿四周浚池，引玉泉山水环绕。主楼每层9间，底层四面当中各开一门，四周环以围廊。楼之四角各接3层六角亭1座，底层各开两门，分别与主楼和回廊相通。据《清宫词》、《清稗史》记载，水殿以铜作栋，玻璃为墙，墙之夹层中置水蓄鱼，底层地板亦为玻璃制成，池中游鱼一一可数，荷藻参差，青翠如画。隆裕太后题匾额曰「灵沼轩」，俗称「水晶宫」。
事实上，该殿所有构架均为铁铸，殿内4根蟠龙纹柱也系铸铁锻造。整座建筑大都以汉白玉砌成，很少用砖，外墙雕花，内墙贴有白色和花色瓷砖。因国库空虚，水晶宫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冬尚未完工，后被迫停建。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隆裕太后还曾下令西苑电灯公所给延禧宫安装电暖炉、电风扇并添安电灯。延禧宫是故宫中第一座钢筋水泥建筑。
1917年张勋复辟时，延禧宫北部被直系部队飞机投弹炸毁。
1931年，故宫博物院将其改建为文物库房。
翊坤宫内廷西六宫之一，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地方。建于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建成。始称万安宫，明嘉靖时改称翊坤宫，清沿用明朝旧称。
清代曾多次修缮，原为二进院，清晚期将翊坤宫后殿改成穿堂殿曰体和殿，东西耳房各改一间为通道，使翊坤宫与储秀宫相连，形成四进院的格局。正殿面阔5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前后出廊。檐下施斗拱，梁枋饰以苏式彩画。门为万字锦底、五蝠捧寿裙板隔扇门，窗为步步锦支摘窗，饰万字团寿纹。明间正中设地平宝座、屏风、香几、宫扇，上悬慈禧御笔“有容德大”匾。东侧用花梨木透雕喜鹊登梅落地罩，西侧用花梨木透雕藤萝松缠枝落地罩，将正间与东、西次间隔开，东西次间与梢间用隔扇相隔。殿前设“光明盛昌”屏门，台基下陈设铜凤、铜鹤、铜炉各一对。溥仪逊帝时曾在正殿前廊下安设秋千，现秋千已拆，秋千架尚在。东西有配殿曰延洪殿、元和殿，均为3间黄琉璃瓦硬山顶建筑。后殿体和殿，清晚期连通储秀宫与翊坤宫时，将其改为穿堂殿。面阔5间，前后开门，后檐出廊，黄琉璃瓦硬山顶。亦有东西配殿，前东南有井亭1座。
古代赫赫有名的雍正妃子年氏便是在这宫中度过她这可怜的一生......
康熙宠妃宜妃郭络罗氏也曾长住此宫。
清代慈禧太后住储秀宫时，每逢重大节日，都要在这里接受妃嫔们的朝拜。光绪十年慈禧五十寿辰时移居储秀宫，曾在此接受朝贺。光绪帝选妃也在此举行。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陈列。
[b ]颐和轩
颐和轩为紫禁城东北隅宁寿宫后区中路建筑之一，南有乐寿堂，北为景祺阁，轩与阁之间有穿廊相连，形成工字殿。颐和轩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嘉庆七年（1802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两次重修。
颐和轩面阔7间，进深1间，单檐歇山式顶，覆黄琉璃瓦。前檐出抱厦5间，后檐出抱厦3间。除前檐抱厦外，余各间均出廊。前檐抱厦明间、东西次间开敞，形成较深远的前出廊，东西稍间装板墙，南面为槛墙、支摘窗。轩明间为五抹头 扇门，次间为槛窗，上为步步锦支窗，下为方玻璃屉窗。稍间为步步锦支摘窗。后檐抱厦次间、山面轩稍间、尽间均为槛窗。明间有穿廊3间，北接景祺阁，穿廊明间东西向开门，可通轩北东西两小院。轩东西山面廊南北封装，设有小门，西廊外建有如亭及围廊，形成小院。
颐和轩前月台左侧设有日晷，月台接甬路与乐寿堂相通，甬路两侧各设琉璃花池。轩两侧有游廊连接乐寿堂，廊壁镶嵌敬胜斋帖石刻。
符望阁位于宁寿宫花园第四进院落，为该院的主体建筑。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建，嘉庆七年（1802年）修，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修。
符望阁在形制上模仿建福宫花园的延春阁。平面呈方形，外观两层，内实三层，四角攒尖顶。蓝色琉璃瓦件饰檐、脊，其余铺黄色琉璃瓦。
符望阁的室内装修颇具特色，以各种不同类型的装修巧妙地分隔空间，穿门越槛之际，往往迷失方向，故俗有“迷楼”之称。室内装修制作精美，又以金、玉、珐琅等镶嵌装饰，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乾隆年间，每年腊月二十一日，皇帝在此地赏饭给王公大臣。嘉庆皇帝也曾登临此阁，并有《咏符望阁》之诗咏。符望阁是宁寿宫花园中最高大的建筑，登临其上可一览紫禁城内外的秀色
昭仁殿
始建于明代，为乾清宫东侧小殿。
昭仁殿南向，单檐歇山顶，上覆黄琉璃瓦。面阔3间，正中明间辟门，两次间槛窗。殿前接抱厦3间。明时，殿前有斜廊通乾清宫及东庑，清代改廊为砖墙，自成一院，有小门以通内外。殿后接室3间，均为藏书之处。殿之东设龙光门，明代已有，是正宫通向东路的安全出口。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出禁城自缢前在此砍杀其女昭仁公主。
清朝，昭仁殿成为皇帝读书的地方。殿后西室匾曰“慎俭德”，再西有匾曰“五经萃室”。乾隆九年（1744年），皇帝下诏从宫中各处藏书中选出善本呈览，列架于昭仁殿内收藏，并御笔书“天禄琳琅”匾挂于殿内。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命大臣重新整理，剔除赝刻，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记载了每一部藏书的刊印年代及流传、收藏、鉴别等情况。当时昭仁殿共有宋、金、元、明版藏书429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皇帝认为南宋岳珂所校刻的《易》、《书》、《诗》、《礼记》、《春秋》五经十分重要，命诸臣在昭仁殿后室特辟一小室，赐名“五经萃室”，御题匾额，悬于室内，并设围屏，上刻“五经萃室记”，旁有联曰：“有秋历览登三辅，旰食惟期协九经”。后嘉庆皇帝亦常临室阅览，并作有《五经萃室观书诗》。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乾清宫失火，延烧昭仁殿，《天禄琳琅》之珍贵藏书被焚为灰烬。同月，嘉庆皇帝命重辑《天禄琳琅续编》，于次年完成。嘉庆二年（1798年）昭仁殿重建，收贮《天禄琳琅续编》659部，12,258册。“五经萃室”亦重新恢复，藏《相台五经》。昭仁殿的藏书中，宋金版本用锦函，元版本用青绢函，明版本用褐色绢函，分架排列，皇帝可以随时到此览阅，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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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光武中兴有怎样的典故
刘秀平定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东汉政权，首先做的一件事，便是削夺功臣之兵权。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古代雕像“光武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建武十三年夏四月，“大司马吴汉自蜀还京师，于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罢左右将军官。”耿弁、邓禹、贾复等皆相继交出兵权，以特进奉朝请。不仅如此，刘秀还不使功臣参与朝政，而以优厚的封土食邑，使功臣们“以列侯就第”，“阖门养威重”。当时，只有极少数列侯，如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特许“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
与此同时，为了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在行政体制上，刘秀把中央政府的事权，由“三公”府转移到尚书台。《后汉书·仲长统传》云：“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尚书的官职创于秦代，原是少府属吏，其任务仅仅是在殿中传达诏令。西汉武帝时，成为侍从近臣，职权渐重，因以宦官充任，故又名为中书。成帝时，又复尚书旧名。尚书职名虽然由来已久，但直至西汉之末，在中央政府中，地位并不十分重要。东汉建立后，刘秀为了便于自己独揽国家大权，那些侍从其左右的尚书，就成为他最好的助手，尚书的职权，日益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尚书台已成为皇帝专制独裁的御用工具。
随着尚书台地位的变化，其机构也得到了发展和加强。据《后汉书·百官志》等书记载，东汉尚书台的组织为：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据应劭《汉官仪》称：“尚书令主赞奏，总典纪纲，无所不统，秩千石。若公为之，朝会下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光武帝特诏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于朝会时均专席独坐，京师谓之“三独坐”。这表明尚书台已成为国家的法定机关，其最高长官尚书令的地位也随之而升格。尚书令下设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左右丞各一人。尚书台设六曹：一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二日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三日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等；日封客曹，主护驾、边疆少数民族朝贺事；五日二千石曹，主司法词讼事务；六日中都官曹，主水、火、盗贼、治安事。每曹各置尚书一人，侍郎六人，令史三人。六曹即后来六部的起源。由上可以窥见尚书台组织之庞大和职掌之广泛，实为中央政府之缩影。
古代人物图光武帝除以尚书台为政治司令塔发号施令外，对于地方行政的控制，也很严格。汉代的地方行政机构，实行郡县（国）两级制。汉武帝设十三州刺史监郡，属于临时派遣的监察官吏，他的任务是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原无固定治所。东汉承袭西汉制度，分全国为十三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其首都所属之州，亦设司隶校尉，督察中央直辖区。东汉州刺史的权力，远比西汉时为大，除监察二千石官吏之外，还有选拔官吏，直接向皇帝劾奏之权，甚至参与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而且已有一定的治所和自己的衙门。这就形成内有尚书总揽朝政，外有刺史控制地方的高度集权的局面。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发生叛乱，光武帝在完成解除开国功臣的兵权后，又进一步削夺地方的军权。建武六年（30），“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同时废除每年八月各郡国集兵演武的都试制度。按郡尉主郡兵，太守主郡政，为西汉旧制。东汉裁撤各郡国的都尉，而以太守典郡兵，是使太守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因此，东汉的太守，亦称“郡将”。翌年三月，又下诏解散地方兵，“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军中临时服役官员），令还复民伍”。在削弱地方武装的同时，又扩大禁卫军的编制，原来的正卒和戍卒，都改为由中央召募而来的职业军人担任。东汉兵制的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职业军队的地位，也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为了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光武帝即位之初，即注意减轻刑罚和整顿吏治。建武二年（26），光武下诏书说：“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悯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五年又下诏说：“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刘秀在位的三十多年里，曾多次颁诏大赦天下，举冤狱，出系囚。
光武即帝位后，在任用官吏方面，亦能做到选贤任能和奖廉斥暴。如擢王莽时密（今河南密县东南）令卓茂为太傅，名儒伏湛为大司徒。任用杜诗为南阳太守，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视事七年，政化大行”。卫飒为桂阳太守，“役省劳息，古代风景画奸吏杜绝”。任延为武威太守，到官之后，查明将兵长史田绀纵容子弟，横暴乡里，任延拘捕田绀，诛杀其父子宾客五六人，自此“威行境内，吏民累息（因恐惧而呼吸急促）”。光武帝还重用不畏强权的董宣为洛阳令。时刘秀姊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董宣在公主出行时，于路上驻车叩马，以刀画地，数落公主过失，命令公主家奴下车，处以死刑。公主向光武帝告状，董宣据理力辩，刘秀不但未加罪责，反而给了他一个“强项令”的美名，并赐钱三十万。因而史称光武时期“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坷谓清矣”。
光武帝吸取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政权的教训，对于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加以限制。如建武二十四年（48），刘秀特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即继续实行西汉武帝时制定的左官律、阿党法及附益法等。规定诸侯王不得治民，王国设置的傅相，由中央直接委派，诸侯王仅保留食邑特权而已。对于外戚也特别注意控制，比如阴皇后的兄弟阴识、阴兴虽有功劳才德，也不曾委以机密要职。因此当时宗室诸王和外家亲属都比较遵奉法纪，无结党营私或对抗中央之事。
王莽时期，法令滋章，赋役繁重，刑法苛深，以致“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荒秽”。刘秀登基后，面对的是经济残破、户口大减的情况，并且震慑于农民大起义的威力，实行了一系列旨在缓和社会矛盾和恢复生产的措施。首先，奴婢问题曾经是西汉末年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放这部分生产力，从建武二年到十四年，光武帝曾先后九次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令。如建武二年（26），下诏“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罪”。四年之后，又针对王莽时期不合西汉旧法而将吏人没人为奴婢的情况，下诏一律免为庶人。建武七年（31），当时东汉王朝已经平定东部地区，又“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掠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此后在平定陇蜀过程中，又于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三次诏令释放益、凉二州奴婢，规定自建武八年以来被掠为奴婢“冉讼”在官者，一切免为庶人。此外，光武帝还在建武十一年（35）一连三次下令，规定“其杀害奴婢，不得减罪”，“敢灸灼奴婢，论如律”，“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以上一系列诏令的实行，使大量奴婢摆脱了豪族地主的奴役，重新回到土地上来，成为国家直接控制的农民，这对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封建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古代风景图东汉初年，因统一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军费开支很大，国家用度不足，曾实行什一之税。后因实行军士屯田，军粮问题得到解决。为迅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光武帝于建武六年（30），特颁诏书减轻农民负担，“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即和西汉文景时期的租率相等。同年六月，他还下令各州县吏员减损到十置其一。光武帝统治后期，史称“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这多少反映东汉初期的封建赋役负担比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
古代人物画像刘秀生长于民间，青年时期，颠沛流离于各地，颇知稼穑艰难，百姓疾苦，因而在即帝位后，能够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史书上说他召而不谒。光武不但不怪，反赐他帛四十匹。东海王良，在王莽篡汉时，寝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建武三年（27），征拜谏议大夫，后迁沛郡太守、太中大夫，官至大司徒司直。还有一个与光武少年同游学的会稽严光（字子陵），少有高名，刘秀称帝后，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光武帝备车遣使聘请，一连去了三次，严光才来到洛阳。光武帝亲自到他的住处相见，请他出山相助，严光谦辞。光武帝再次请他人宫，与他同床共卧，论道旧故，并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严光仍不肯。建武十七年，又特征召，严光又不至，年八十，终老于家。光武帝非常痛惜，下诏郡县赐给严光家属钱百万、谷千斛。光武帝对待士人的礼敬政策，受到当时人的欢迎，许多原来宣布不与王莽合作的士人，都先后来奔，为东汉王朝效力。
光武在即帝位后的三十四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旨在缓和社会矛盾和恢复生产的措施，以重建汉朝对全国的统治。赤眉、绿林起义的严重教训，豪强地主势力的严重威胁，使他在建立东汉王朝后，首先改变中央古代风景画鉴赏权力结构，以加强皇权；注意整顿吏治，精兵简政，释放奴婢，减轻赋税，礼贤下士，崇尚节俭。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自光武中期以后于明帝之末，其间四十余年，既未发生过内战，亦无封建割据，社会出现了基本安定的局面。《汉书·刑法志》称：“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建武初年，全国户籍遗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致田野荒芜；到建武五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土地逐渐得到垦辟。光武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到二千一百多万。光武以后的若干年内，出现了“天下安平”的时代，这与光武皇帝开创之功是不可分的。因此，光武帝统治时期，史称“中兴”。南宋诗人陈亮说：“自古中兴之盛，无过于光武”，可谓允论。一常生活：身不穿重綵之衣，耳不听妖冶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建武十三年（37），他将异国贡献的千里马送去驾鼓车，将价值百金的宝剑赐给骑士。他不建造专为皇家游乐的苑林，不从事浪费人力物力的狩猎。他一向提倡薄葬，将作大匠窦融向他请示园陵广袤，光武帝说：“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茅草）马……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才令流水而已。”中元二年（57）二月，光武临死前，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上行下效，在光武帝的带动和影响下，后宫妃嫔和东汉初期的一些臣僚，也多能做到生活俭朴，清廉自守。如在东汉建国初期，做过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的宣秉，“性节约，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家中的粮食储存不超过一担。比宣秉稍后，代宣秉为大司徒司直的王良，也是“在位恭俭……古代风景画鉴赏布被瓦器”，他的妻子还亲自到田间去曳柴，其清贫自守，可以概见。光武时期，著名的地方官会稽太守第五伦，虽身为二千石，然“躬自斩刍养马，妻执炊爨。受俸才留一月粮，余皆贱贸与民之贫赢者”。东汉初期的政治，由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因而是比较清明的。
另外，光武帝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团结士人方面，也很有策略。建武二年（26），寇恂拜颍川太守，当时大将贾复任执金吾，驻在古代风景画汝南。贾复的部将因杀人被寇恂逮捕，戮之于市。贾复引以为耻，心怀不忿，对左右说：“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岂有怀侵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见恂，必手剑之。”自是寇恂常避让贾复。光武闻知，乃召见寇恂，时贾复亦在座。光武对二人说：“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解也）之。”在光武帝的调解下，两人又“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
王莽代汉之时，不少士人“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其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东汉建立后，光武帝为巩固新建立的政权，他礼贤下士，对士大夫表示非常敬重，史称其“侧席幽人（即侧席而坐以待隐居之人），求之若不及”。例如他对王莽时代的逸民北海逢萌、太原周党，皆曾多次聘请来朝。逢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不肯就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