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金花短句
❶ 历史：李师师史称一代名妓，到底四大美女的国色天香输在哪只谈李师师，简单介绍下他的身份
李师师，北宋末年色艺双绝的名伎，其事迹多见于野史，笔记小说。据传曾深受宋徽宗喜爱，并得到宋朝著名词人周邦彦的垂青，更传说曾与《水浒传》中的宋江有染，由此可见，其事迹颇具传奇色彩，也间接证明了李师师的才情容貌非常人能及。 李师师早年艳满京城，在仕子官宦中颇有声名，她与宋徽宗的故事也传为佳话，而宋徽宗被掳，北宋亡后李师师的下落也成为了千古之谜。
历史上曾有过两个李师师，第一个李师师约出生于公元1062年左右，是开封人， 李师师
本姓王，父母双亡，被一李姓歌伎收养，改姓李。第一个李师师年老色衰之后，第二个李师师来接班了， 第二个李师师约出生于公元1090年左右，是汴京城内经营染房的李寅的女儿，师师天生一副美声唱法的好嗓子，加上老鸨的耐心调教，悉心指点，不满15岁的小孩，就已经是“人风流、歌婉转”，在首都各教坊中独领风骚，高树艳帜。 根据各种资料来看，和李师师有过交往的历史名人中有北宋著名词人张先、晏几道、秦观、周邦彦以及宋徽宗赵佶等人。李师师最擅长的是“小唱”,所唱多“长短句”，即今之宋词。
❷ 写拙政园的诗句
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拙政园与谁同坐轩联）
绝怜人境无车马，信有山林在市城。（明·文徵明《拙政园图咏·若墅堂》）
闲寻诗册应多味；得意鱼鸟来相亲。（拙政园绣绮亭旧联）
❸ 描写民国时期，女生衣着和北洋军阀的句子
刘半农等所著《赛金花本事》：对清末民初曾经风光无限的状元夫人、名妓赛金花是这样描述的——“就说我吧，除去时头上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着五套头——当时最时兴的样式——颈上挂金链，戴着珐琅银表。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颜色深浅替换。我耳朵上戴的那副牛奶珠坠子就值几千两。“
上海《时报》：“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时下衣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则吊高一尺有余，乃至暑天，内则穿一粉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一有眼纱之纱衫，几至肌肉尽露。此等妖服，始行于妓女，妓女以色事人，本不足责，乃上海之各大家闺秀，均效学妓女之时下流行恶习。妖服冶容诲淫，女教沦亡，至斯已极。”
张爱玲对服装的描述：“黄的宽袍大袖，嘈切的云朵盘头；黑色绸底上装嵌着桃红的边，青灰长裙，淡黄玳瑁眼镜；如意镶边的宝蓝配着苹果绿色的绣花袄裤”；“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的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漂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推荐《更衣记》：
《更衣记》是传奇作家张爱玲女士的一篇美文。作者用她从容淡然的笔墨在短短的千字文中将辛亥革命前后的百年服饰演变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巧妙地讲述着她对服饰的独特见解。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块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着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大袄”，在并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
“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
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度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能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檐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份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
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草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榫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人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青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顶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
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份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地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是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薰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
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由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是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青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去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❹ 描述民国女生句子
描述民国抄女生句子
刘半农等所著《赛金花本事》：对清末民初曾经风光无限的状元夫人、名妓赛金花是这样描述的——“就说我吧，除去时头上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着五套头——当时最时兴的样式——颈上挂金链，戴着珐琅银表。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颜色深浅替换。我耳朵上戴的那副牛奶珠坠子就值几千两。“
上海《时报》：“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时下衣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则吊高一尺有余，乃至暑天，内则穿一粉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一有眼纱之纱衫，几至肌肉尽露。此等妖服，始行于妓女，妓女以色事人，本不足责，乃上海之各大家闺秀，均效学妓女之时下流行恶习。妖服冶容诲淫，女教沦亡，至斯已极。”
❺ 形容拙政园的诗句
洞仙歌
洪欣
拙政园
顾禄
苏州好
调寄《望江南》
周瘦鹃
园林纪胜——拙政园
蒋吟秋
拙政园歌
俞樾
商山子歌
袁枚
题蒋玉照复园图
沈德潜
游拙政园夜归
顾嗣立
❻ 【急用】关于苏州园林的诗句或俗语！！！
拙政园
兰雪堂 :
兰雪堂是东部的主要厅堂，堂名取意于李白“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的诗句。始建于明崇祯八年（1635），据园主王心一《归园田居》记载，兰雪堂为五楹草堂，“东西桂树为屏，其后则有山如幅，纵横皆种梅花。梅之外有竹，竹临僧舍，旦暮梵声，时从竹中来”，环境幽僻。堂前两棵白皮松苍劲古拙，墙边修竹苍翠欲滴，湖石玲珑，绿草夹径，东西院墙相连。堂坐北朝南三开间，“兰雪堂”匾额高挂 ，长窗落地，堂正中有屏门相隔，屏门南面为一幅漆雕《拙政园全景图》，屏门北面为《翠竹图》，全部采用苏州传统的漆雕工艺，屏门两边的隔扇裙板上刻有人物山水。
缀云峰
缀云峰位于兰雪堂北，山峰高耸在绿树竹荫中，山西北双峰并立，取名“联璧”。缀云峰、联壁峰为归园田居的园中景点。王心一《归园田居记》，兰雪堂前有池，“池南有峰特起，云缀树杪，名之曰缀云峰。池左两峰并峙，如掌如帆，谓之联壁峰。”两峰为明末叠石名家陈似云作品，所用湖石，玲珑细润，以元末赵松雪山水画为范本。缀云峰的形态自下而上逐渐状大，其巅尤伟，如云状，岿然独立，旁无支撑。1943年夏夜，缀云峰突然倾圮。后来，在园林专家汪星伯的指导下，重新堆成了这座高达两丈、玲珑夭矫的奇峰，如今此峰苔藓斑驳，藤蔓纷披，不乏古意。
秫香馆
秫香，指稻谷飘香，以前墙外皆为农田，丰收季节，秋风送来一阵阵稻谷的清香，令人心醉，馆亦因此得名。秫香馆为东部的主体建筑，面水隔山，为单檐歇山结构，室内宽敞明亮，长窗裙板上的黄杨木雕，共有 48幅，缘据行家考证，一部为《西厢记》,另一部为《金玉如意》。其中《西厢记》一出中，有“张生跳墙会鸳鸯”、“拷红”、“长亭送别”等场景，雕镂精细，层次丰富，栩栩如生。夕阳西下，一抹余辉洒落在秫香馆的落地长窗上。加上精致的裙板木雕，把秫香馆装点得古朴雅致，别有情趣。
涵青亭
园林建筑，以亭的变化为多。亭是一种只有屋顶而没有墙的小屋，玲珑轻巧，一般由屋顶、柱身和台基三部分组成。在园林中可点景、观景，又可供人小憩、纳凉、避雨。
拙政园不仅亭多，而且形式不一。涵青亭居于一隅，空间范围比较逼仄。但造园家以高大的白墙作底，建了一座组合式的半亭，一主二从，主亭平座挑出于水面之上，犹如水榭，两侧副亭略向后退，朝左右展开，似廊又非廊，主亭发两只戗，副亭发一只戗，整座亭子犹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给本来平直、单调的墙体增添了飞舞的动势。斜倚亭边美人靠小坐，天光云影水间，锦鲤遨游，荷莲轻荡。
梧竹幽居
建筑风格独特，构思巧妙别致的梧竹幽居是一座方亭，为中部池东的观赏主景。此亭外围为廊，红柱白墙，飞檐翘角，背靠长廊，面对广池，旁有梧桐遮荫、翠竹生情。亭的绝妙之处还在于四周白墙开了四个圆形洞门，洞环洞，洞套洞，在不同的角度可看到重叠交错的分圈、套圈、连圈的奇特景观。四个圆洞门既通透、采光、雅致，又形成了四幅花窗掩映、小桥流水、湖光山色、梧竹清韵的美丽框景画面，意味隽永。“梧竹幽居”匾额为文徵明体。“爽借清风明借月，动观流水静观山”对联为清末名书家赵之谦撰书，上联连用二个借字，点出了人类与风月、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亲密之情；下联则用一动一静，一虚一实相互衬托、对比，相映成趣。
听雨轩
听雨轩在嘉实亭之东，与周围建筑用曲廊相接。轩前一泓清水，植有荷花；池边有芭蕉、翠竹，轩后也种植一丛芭蕉，前后相映。五代时南唐诗人李中有诗曰：“听雨入秋竹，留僧覆旧棋”；宋代诗人杨万里《秋雨叹》诗曰：“蕉叶半黄荷叶碧，两家秋雨一家声”；现代苏州园艺家周瘦鹃《芭蕉》诗曰：“芭蕉叶上潇潇雨，梦里犹闻碎玉声。”这里芭蕉、翠竹、荷叶都有，无论春夏秋冬，只要是雨夜，由于雨落在不同的植物上，加上听雨人的心态各异，自能听到各具情趣的雨声，境界绝妙，别有韵味。
远香堂
远香堂为四面厅，是拙政园中部的主体建筑，在原明正德若墅堂的旧址上，为清乾隆时所建，青石屋基是当时的原物。它面水而筑，单檐歇山顶，面阔三间。堂北平台宽敞，池水旷朗清澈。荷池宽阔，红裳翠盖，清香宜人。堂名取周敦颐《爱莲说》中“香远益清”的名句，水中遍植荷花，因荷得名。夏日池中荷叶田田，荷风扑面，清香远送，是赏荷的佳处。园主借花自喻，表达了园主高尚的情操。堂内装饰透明玲珑的玻璃落地长窗，规格整齐，由于长窗透空，四周各具情趣的景物，山光水影，尽收眼底，犹如观赏山水长卷。室内陈设典雅精致。
小飞虹
苏州是水乡，拙政园是水园，有水必有桥。拙政园里有石板桥、石拱桥等，小飞虹的型制很特别。是苏州园林中唯一的廊桥。取南北朝宋代鲍昭《白云》诗“飞虹眺秦河，泛雾弄轻弦而命名”。朱红色桥栏倒映水中，水波粼粼，宛若飞虹，故以为名。虹，是雨过天晴后横跨大地的一架绚丽的彩桥，古人以虹喻桥，用意绝妙。它不仅是连接水面和陆地的通道，而且构成了以桥为中心的独特景观。小飞虹桥体为三跨石梁，微微拱起，呈八字型。桥面两侧设有万字护栏，三间八柱，覆盖廊屋，檐枋下饰以倒挂楣子，桥两端与曲廊相连，是一座精美的廊桥。
小沧浪
小沧浪取北宋·苏舜钦“沧浪亭”名为阁名，寓意遁世归隐。小阁面阔三间，南窗北槛，两面临水，外形十分别致，似房非房，似船非船，似桥非桥，完全是架在水面上的一座水阁。水阁横跨池上，将水面再度划分，把到此结束的中园水尾营造得貌似绵延不断，艺术手法高超。亭廊围绕，构成开敞的幽静水院。从前苏州古城文人雅士、官宦人家众多，无论是华屋巨宅还是一般住房，都特别注意小空间的修饰，这小空间就是庭院，而水庭院则是这绝无仅有的小沧浪，一方面，它体现了江南水乡风情，另一方面，因水造景，院落内外互相借景而构建了一个特别清凉的环境。
香洲
香洲为“舫”式结构，有两层舱楼，通体高雅而洒脱，其身姿倒映水中，更显得纤丽而雅洁。香洲寄托了文人的理想与情操。香洲，用的是屈原笔下“芳洲”的典故，《楚辞》中有“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的句子。古时常以香草来比喻清高之士，此处以荷花景观来喻意香草，也很得体。在中国古典园林众多的石舫中，拙政园香洲大概称得上是造型最为美观的一个。船头是台，前舱是亭，中舱为榭，船尾是阁，阁上起楼，线条柔和起伏，比例大小得当，使人想起古时苏州、杭州、、扬州一带山温水软、画舫如云的景象。香洲位于水边，正当东、西水流和南北向河道的交汇处，三面环水，一面依岸，由三块石条所组成的跳板登“船”，站在船头，波起涟漪，四周开敞明亮，满园秀色，令人心爽。烈日酷暑，此地却荷风阵阵，举目清凉。香洲船头上悬有文徵明写的题额，后人还专门为之题跋。香洲这条旱船，建筑手法典雅精巧，引人入胜，使人感到一种对高洁人格的追寻。
荷风四面亭
荷风四面亭，亭名因荷而得，座落在园中部池中小岛，四面皆水，湖内莲花亭亭净植，湖岸柳枝丝丝婆娑，亭单檐六角，四面通透，亭中有抱柱联：“四壁荷花三面柳，半潭秋水一房山。”用在此处十分贴切。尤其是联中的“壁”字用得好，亭子是最为开敞的建筑物，柱间无墙，所以视线不受遮挡，倍感空透明亮，虽然无壁，然而三面河岸垂柳茂盛无间，四周芙蓉偎依簇拥，不是密密匝匝地围成了一道绿色的香柔之墙吗？动人的夸张和丰富的想象，使这座岛上的小亭愈发显得多姿多彩，亭亭可人。风吹墙动，绿浪翻滚，清香四溢，色、香、形俱佳。春柳轻，夏荷艳，秋水明，冬山静，荷风四面亭不仅最宜夏暑，而且四季皆宜。若从高处俯瞰荷风四面亭，但见亭出水面，飞檐出挑，红柱挺拔，基座玉白，分明是满塘荷花怀抱着的一颗光灿灿的明珠。
见山楼
见山楼三面环水，两侧傍山，从西部可通过平坦的廊桥进入底层，而上楼则要经过爬山廊或假山石级。它是一座江南风格的民居式楼房，重檐卷棚，歇山顶，坡度平缓，粉墙黛瓦，色彩淡雅，楼上的明瓦窗，保持了古朴之风。底层被称作“藕香榭”，沿水的外廊设吴王靠，小憩时凭靠可近观游鱼，中赏荷花，远则园内诸景如画一般地在眼前缓缓展开。上层为见山楼，陶渊明有名句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楼高敞，可将中园美景尽收眼底。春季满园新翠，姹紫嫣红；夏日薰风徐来，荷香阵阵；秋天池畔芦荻迎风，寒意萧瑟；冬时满屋暖阳，雪景宜人。原先，苏州城中没有高楼大厦，登此楼望远，可尽览郊外山色。相传此楼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办公之所。见山楼高而不危，耸而平稳，与周围的景物构成均衡的图画。
宜两亭
宜两亭在别有洞天靠左，叠有假山一座。沿假山上石径，有一座六角形的亭子位于山顶，这就是“宜两亭”。它踞于中园和西园分界的云墙边，亭基较高，六面置窗，窗格为梅花图案。登上宜两亭，可以俯瞰中部的山光水色。从中花园观景，从层层递进的景色展开后，宜两亭突出于廊脊之上，使整个中花园的景色变得绵延不尽，形成非常深远的景观空间，这是造园技巧上“邻借”的典型范例。“宜两”出自一个有趣的故事。唐代白居易曾与元宗简结邻而居，院落中有高大的柳树探出围墙，可为两家共赏。白居易写诗赞美道：“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以此来比喻邻里间的和睦相处。当年，拙政园的中园和西园分属两家所有，西园主人不建高楼，而改为堆山筑亭。西家可以在亭中观赏到他十分羡慕的中园景色，而中园主人在中花园亦可眺望亭阁高耸的一番情趣，借亭入景，丰富景观，岂不妙哉！一亭宜两家，添景更添情，就这样，一句好诗，一段佳话，造就了一个妙亭，一道风景。
波形廊
波形廊在西花园与中花园交界处的一道水廊，是别处少见的佳构。从平面上看，水廊呈“L”形环池布局，分成两 段，临水而筑，南段从别有洞天入口，到卅六鸳鸯馆止；北段止于倒影楼，悬空于水上。这里原来是一堵 分隔中、西园的水墙，作为两园之间的分界横在那里，如何规划成景颇费踌躇。聪明的工匠借墙为廊，凌水而建，以一种绝处求生的高妙造园手法来打破这墙僵直、沉闷的局面，将廊的下部架空，犹如栈道一般，依水势作成高低起伏、弯转曲折状，使 景观空间富于弹性，具有韵律美和节奏美。由南往北，经过一系列形态变化之后，突然出现大幅度转折，把它拉离园墙一段距离，使之突出于水池之上，低贴水面，左右凌空，廊顶变化如亭盖，临水处立小石栏柱两根，犹如钓台一般，在波形廊靠近倒影楼的近终点处，在其下部设一孔水洞，让廊跨越而过，使园的中、西部水系相通，廊体也拔高至最高点。若远看水廊，便似长虹卧波，气势不凡。
卅六鸳鸯馆
卅六鸳鸯馆是西花园的主体建筑，精美华丽，南部叫“十八曼陀罗花馆”，北部叫“卅六鸳鸯馆”。一座建筑同时有两个名字，这是古建筑中的一种鸳鸯厅形式，以屏风、罩、纱槅将一座大厅分为两部，梁架一面用扁料, 一面用圆料，似两进厅堂合并而成，其作用是南半部宜于冬、春，北半部宜于夏、秋。鸳鸯厅面阔三间，外观为硬山顶，平面呈方形，四隅均建有四角攒尖的精巧耳房，又叫暖阁。北半部挑出于水面，由8根石柱撑住馆体架于池上。馆之中央的银杏木雕玻璃屏将大厅一隔为二。北厅（后厅）临清池，夏、秋时推窗可见荷池中芙蕖浮动，鸳鸯戏水，东汉时大将军霍光“（在）园中凿大池，植五色睡莲，养鸳鸯卅六对，望之灿若披锦”，馆名取其意，匾额为清同治年间苏州状元洪钧题写。苏州自古出人才，明清时期状元人数居全国前列，洪钧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民间传说中成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大多是因他娶了一代名妓赛金花为妾。赛金花的故事后来被人写成小说，洪钧也就更加出名了。
南厅是十八曼陀罗花馆，宜于冬、春居处，厅南向阳，小院围墙既挡风又聚暧，并使室内有适量的阳光照射。曼陀罗花即山茶花。清代末年，张履谦建此馆时曾栽种18株名贵的山茶花，冬季百花凋零，山茶却如傲雪的腊梅嫣红斗雪，“树头万朵齐吞火，残雪烧红半个天。”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展示着独特的美，此馆匾额是晚清苏州的另一个状元陆润庠所题。陆状元和洪状元在苏州话里洪、陆谐音“红、绿”这一红（洪）一绿（陆）同邑两状元为同一建筑写匾额，为厅堂增色不少。
卅六鸳鸯馆内顶棚采用连续四卷的拱型状，既弯曲美观，遮掩顶上梁架，又利用这弧形屋顶来反射声音，增强音响效果，使得余音袅袅，绕梁萦回。主人在此宴友、会客、休憩，环境优雅，在厅中铺就一方红氍毹，吹笛弄箫，吟歌唱曲。陈设古色古香，书画挂屏、家具摆设配置精当。
与谁同坐轩
小亭非常别致，修成折扇状。苏东坡有词“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故名“与谁同坐轩”。轩依水而建，平面形状为扇形，屋面、轩门、窗洞、石桌、石凳及轩顶、灯罩、墙上匾额、鹅颈椅、半栏均成扇面状，故又称作“扇亭”。轩内扇形窗洞两旁悬挂着杜甫的诗句联“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扇亭地处山麓水边，地理位置甚佳，树高而雄，石幢静立，人在轩中，无论是倚门而望，凭栏远眺，还是依窗近视，小坐歇息，均可感到前后左右美景不断。
在扇亭后的土山上还有一小亭，称“笠亭”。“笠”即箬帽，亭作浑圆形，顶部坡度较平缓，恰如一顶箬帽，掩映于枝繁叶茂的草树中，摒弃了一切装饰，朴素无华。山小亭微，搭配匀称，衬以亭前山水，俨然一戴笠渔翁垂钓，悠然自得。前人曾写词赞道：“花间萝蹬一痕青，烟棱云罅危亭。笠檐蓑袂证前盟，恰对渔汀。 红隐霞边山寺，绿皱画里江城。槐衙柳桁绕珑玲，坐听啼莺。”与谁同坐轩和笠亭是两种不同的园林建筑艺术造型，也是在古典园林中较少见的象形建筑。亭、轩结合，浑然一体。
笠亭山上有一座八角形双层建筑，高大气派，煞是引人注目。山上林木茂密，绿草如茵，建筑好像浮动于一片翠绿浓荫之上，因而叫做“浮翠阁”。造型高耸凌空，立面槅扇饰有精美图画。登阁眺望四周，但见山清水绿，天高云淡，满园青翠，一派生机盎然，令人心旷神怡，乐不思返。扇亭、笠亭、浮翠阁，地理位置依次是临水、山中、山巅，它们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由低至高，循序渐进，犹如音阶中的哆、唻、咪，一气呵成，使人陶醉在这动听的旋律里。
芙蓉榭
榭是我国古代一种很美的建筑形式，凭借周围风景而构成，形式灵活多变。芙蓉榭屋顶为卷棚歇山顶，四角飞翘，一半建在岸上，一半伸向水面，灵空架于水波上，伫立水边、秀美倩巧。此榭面临广池，池水清清，是夏日赏荷的好地方。漫步芙蓉榭，凭栏四顾，可见满池青翠，粉黛出水，风流丽质似亭亭玉立的仙子在碧波中美目流盼，微风骤起，掀起一片绿浪，送来阵阵荷香，……尽情领略荷花的娇美、幽雅和高洁的风骨。
倒影楼
倒影楼以观赏水中倒影为主的景点。楼分两层，楼下是为“拜文揖沈之斋”，文是指文徵明，沈是指沈周（石田），这两位均是苏州著名的画家，沈周还是文徵明的老师。拙政园之蜚声江南，是与大画家、大诗人文徵明分不开的。当年，西园园主张履谦为表达自己的景仰之情，于光绪二十年（1894）特建此楼以资纪念，他将自己收藏的文徵明、沈石田画像和《王氏拙政园记》拓片以及俞粟庐书《补园记》石刻嵌在楼下左右两壁。中间裙板上刻有郑板桥的书画真迹。面水的一侧于柱间安装通透玲珑的长窗，窗内有木质低栏。倚栏而立，可凭水观景。左有波形长廊相伴，右有“与谁同坐轩”，尤其是这些景物的倒影如画，尽入眼中。水底明月，池中云彩，波影浮动，景色绝佳。楼上原是园主儿媳王氏的书房。此楼四周遍植桂花无数，入秋赏罢残荷赏金桂，桂香如酒令人醉。无论是读书习字，还是吟诗作画、观景自娱，皆环境可人，幽香可爱。
留听阁
为单层阁，体型轻巧，四周开窗，阁前置平台，阁内最值得一看的是清代银杏木立体雕刻松、竹、梅、鹊飞罩，浮雕、镂雕、圆雕相结合，刀法娴熟，技艺高超，构思巧妙，将“岁寒三友”和“喜鹊登梅”两种图案柔和在一起，接缝处不留痕迹，浑然天成，是园林飞罩不可多得的精品。从整体外形看，留听阁是一个抽象化的船厅，厅前平台如船头。左侧池塘中种满了荷花，荷花生长期间其叶、蕾、花、果皆有姿有态，观赏期特长，从春末夏初池面冒出点点绿钱到盛夏时节的满池华盖，直至秋意浓浓的枯叶残花，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到的美。俗话说，花无百日红，再美的鲜花最终也是“零落成泥碾作尘”，残花败叶的凄凉晚景让人不忍卒睹，唯独秋塘枯荷却别有一种残缺美的意境，李商隐有“留得残荷听雨声”的名句，留听阁就是取此诗意而名。花谢了，人已老，景犹在，情难忘，触人心境，发人幽思。
《红楼梦》第四十四回里 ，贾宝玉与林黛玉乘着姑苏驾娘撑动的木舫在水中游赏，黛玉看到满池荷花时说，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林黛玉是个极有文化修养的姑娘，多愁善感，聪明绝顶，但又孤傲清高，不愿随波逐流，所以才会对李商隐这句表达冷寂清幽之美的诗句产生共鸣。这虽然是文学作品里的描述，但她所欣赏的如此富有诗意的境界也出现在拙政园的西花园里。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在中国园林中奏出了或恢宏或欢快或喜悦的美妙乐章。
塔影亭
此亭从顶部到底座及四周窗格均为正八角图案，是园中最精致华丽的建筑物之一。在留听阁船台，回头望塔影亭，顿觉美妙至致。狭长的纵向水系拉开了层次，隔了一定的距离，水湾的纵深感就增强了，那攒尖的八角亭印入水中，宛如宝塔，端庄怡然。真亭假塔，虚实相连，不失为西部花园中一个别致的景观。
在拙政园中，有两处景观与宝塔有关。一处是在倚虹亭看远借的园外北寺塔，还有一处便是这借水景而成的塔影亭。在中花园中看到的宝塔是实体，而在西花园中看到的宝塔是虚体。不论是真塔远望，还是假塔近观，都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留下深刻的印象。塔影亭所处的位置并不显眼，已到了花园的尽头。聪明的主人在水源将尽处筑了一个小亭，若将整个西园比作一首旋律优美的乐曲，那么塔影亭 就是最后一节音符。嘎然而止的乐曲让人觉得突兀，而此处有了塔影亭则组成了完整的乐章。更妙的是，不光有亭，还有影，就如曲终遗音余韵不绝，让人回味。
天泉亭
是一座重檐八角亭，出檐高挑，外部形成回廊，庄重质朴，围柱间有坐槛，可以坐歇欣赏。四周草坪环绕，花木扶疏。亭北平岗小坡，林木葱郁。亭子之所以取“天泉”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下面有一口井，此井终年不涸，水质甘甜，因而被称为“天泉”。据《乾隆长洲县志》记载，元朝大德年间，这一带有一座寺庙叫大宏寺。又过了百来年，馀泽和尚居住在这里，并建了一所“东斋”。斋前有井，称“天泉”。苏州是个水乡泽国，河多、桥多、井也多，但被载入史册的则不多见。王心一建“归园田居”时，保留了这井，也使园中平添几许田园风光。
❼ 形容“旧情复燃”的优美句子有哪些
有情人终成眷属。
有些世事、人物，就算近在咫尺，缘分未到，也是天涯。
你是幸运的，因为你可以选择爱我或不爱我，而我只能选择爱你照旧更爱。
只要你不离不弃，哪怕一辈子我也愿意作陪到底，友情也好，恋爱也罢。
只要你不离不弃，哪怕一辈子我也愿意作陪到底，友情也好，恋爱也罢。
❽ 夸女孩长得美的句子沉鱼落叶,闭月羞花,赛金花,赛银花,赛过贵阳的牡丹花,后面还有什么
都夸成这样了还想咋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赛金花，赛银花，赛过洛阳的牡丹花，赛过永不凋谢的塑料花。
❾ 描写民国时期“女生衣着”和“北洋军阀”的句子有哪些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着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大袄”，在并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
“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
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度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能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檐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份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
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草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榫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人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青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顶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份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地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是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薰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
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