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出东门行古诗

『壹』 曹操的诗以什么见称

曹操的诗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见称。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版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权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贰』 曹操写的诗歌有哪些如题 谢谢了

严格的说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观沧海》、《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龟虽寿》等不朽诗篇。后人并且辑有《曹操集》。 曹操手迹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生于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一代袅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作诗感叹，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沈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虽然曹操不是帝王，但胜似帝王。如果有列朝列代帝王之辈的文学成就排行榜的话，曹操倘不是拔得头筹的冠军，也是名列前茅的银牌、铜牌得主。 他的诗，写得实在的好，绝非那些附庸风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国，凡皇帝，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的，不会写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以后，都想在诗词上“得瑟”两下，在文学上“显摆”一通，几乎成为通病。这其中，写得最少的为汉高祖刘邦，他衣锦还乡到了下邳时，吼出过一首《大风歌》，留传至今。我一直怀疑这位亭长，是否具有写诗的细胞？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小风歌》，或者《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仅这两句，大有可能是秘书之类的文人，如叔孙通之流，现编现诌，当场口授，他记性大概还好，现趸现卖，于是，刘邦就文治武功，两全其美了。写得最多的为清高祖弘历，他简直像得了写诗的不治之症似的，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留传开来。此人的诗，除以此人的年龄，40000/80，平均每年要写500首诗，平均每天要写1至2首，这样的高产，打死他也办不到的，因此，只有找御用文人为他作枪手，做代工。外国最高统治者，没这毛病，凯撒不写诗，拿破仑也不写诗，所以中国帝王写诗，假冒伪劣者多，绝对信不得的。 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有气概，二，有声势，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酒鬼口边。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至今还是上了点年纪的人，不甘退出舞台的座右铭。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这就是在诫劝大家，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到了晚年，尤其不要瞎折腾，不要乱巴结，不要颠三倒四，不要神经错乱。 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诗人外，他还一手缔造了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中国从建安文学起，才出现以写作为主业，有了不必奉长官意志写作的自由作家。虽然还是在政府部门做事，虽然也还需搞活经济一点奉命文学，但大部分时间，可以依个人兴趣爱好志向，写自己愿意想写的东西，这种写作上的自由，就是曹操开创的，虽然不大，但初创意义相当重大。 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196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他腾出手来，努力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他手中握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也吸引了王粲，陈琳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于是，便出现了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没有曹氏父子，也就没有建安文学。如果当时要成立作家协会，大家肯定会投票曹操，他是众望所归，当仁不让的协会主席。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为南朝梁代的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应，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比较准确，可算是权威性的描写。 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统一中原后的休生养息政策，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二袁，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的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的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曹操对文学的重视，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因为他是货真价实的诗人，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文化政客。譬如不惜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因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动了。当然，她的父亲蔡邕跟曹操曾经很哥们儿，他也不忍老朋友的女儿流落异国他乡，他下令财政部拨款赎人，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更不可能有这等雅兴。蔡文姬回到中原，曹操让她做一件事，就是将她养起来，提供资金人员，让她将记得下来的她父亲蔡邕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口授出来，整理成书，不致湮没，这实在一件了不起的行为。 由此得出结论，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关系至大。动乱，则文学终结，安定，则文学复苏。文革期间，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说行时，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证明。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的灾难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坏文明文化，摧毁社会财富的相当消极的方面。董卓，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和黄巾也差不多，都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憎恨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休想唱出动听的声音了。 中原初定，大地回春，经历了巨大的变乱，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样，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个性开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机会。所以，“慷慨任气”，有许多郁结在心的话要倾诉，有许多身受之痛苦要排解，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曹操本人就是一位伤痕文学的作家，他有一首《薤露》诗，写出了董卓胁帝西迁长安，焚毁洛阳的万世不贷的恶行：“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谋生存的一群专业作家。他们的行为特点是：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并强调艺术个性。可以说是中国非正统文人的最早的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藉，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 那时，他们的浪漫行径，风流举止，自由作风，个性色彩，恐怕连后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国志》称他“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注引《曹瞒传》称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看来，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具有浪漫潜质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桥玄文》中，回忆他和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双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 这位后来在《三国演义》里被当作乔国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开这样的玩笑：你要是经过我的坟墓前，不下车用一只鸡，一壶酒，好好祭奠我的话，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让你肚子疼，你可别怪罪我。说明曹操虽是执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但不对他的统治产生危害和威胁，也还是能够欣赏这种文人的幽默感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操作为文学家，不愧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为政治家，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这根政治神经的人，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是一点也不客气的。文学的每一步前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越过政治雷池，被视作离经叛道，越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尤其文人不自量染指权力，插手政治，想得到好果子吃者，通常不会有好下场。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因为他专门跟曹操作对。还有一个徐桢，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改的，因为他对曹丕漂亮的妻子甄后，有过邪念。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队伍中的这种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曹操，不论在文学上，在政治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我想，这是对曹操最有见地的一个评价了。

『叁』 乐府诗《东门行》和古诗十九首中《驱车上东门》，“东门”是一样的吗 都是什么意思

不一样

乐府诗《东门行》的东门：指主人公所居之处的东城门。

驱车上东门中的“上东门”：指洛阳城东面三门最北头的门。

『肆』 曹操的诗词有哪些 曹操的诗以什么见称

【曹操诗风】
曹操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观沧海》、《薤露行》、《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龟虽寿》等不朽诗篇。后人并且辑有《曹操集》。

曹操手迹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一代枭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作诗感叹，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沉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

曹操名诗
薤露行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

『伍』 100分求曹操所有的诗词和写作背景

严格的说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观沧海》、《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龟虽寿》等不朽诗篇。后人并且辑有《曹操集》。

曹操手迹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生于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一代袅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作诗感叹，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沈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虽然曹操不是帝王，但胜似帝王。如果有列朝列代帝王之辈的文学成就排行榜的话，曹操倘不是拔得头筹的冠军，也是名列前茅的银牌、铜牌得主。

他的诗，写得实在的好，绝非那些附庸风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国，凡皇帝，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的，不会写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以后，都想在诗词上“得瑟”两下，在文学上“显摆”一通，几乎成为通病。这其中，写得最少的为汉高祖刘邦，他衣锦还乡到了下邳时，吼出过一首《大风歌》，留传至今。我一直怀疑这位亭长，是否具有写诗的细胞？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小风歌》，或者《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仅这两句，大有可能是秘书之类的文人，如叔孙通之流，现编现诌，当场口授，他记性大概还好，现趸现卖，于是，刘邦就文治武功，两全其美了。写得最多的为清高祖弘历，他简直像得了写诗的不治之症似的，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留传开来。此人的诗，除以此人的年龄，40000/80，平均每年要写500首诗，平均每天要写1至2首，这样的高产，打死他也办不到的，因此，只有找御用文人为他作枪手，做代工。外国最高统治者，没这毛病，凯撒不写诗，拿破仑也不写诗，所以中国帝王写诗，假冒伪劣者多，绝对信不得的。

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有气概，二，有声势，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酒鬼口边。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至今还是上了点年纪的人，不甘退出舞台的座右铭。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这就是在诫劝大家，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到了晚年，尤其不要瞎折腾，不要乱巴结，不要颠三倒四，不要神经错乱。

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诗人外，他还一手缔造了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中国从建安文学起，才出现以写作为主业，有了不必奉长官意志写作的自由作家。虽然还是在政府部门做事，虽然也还需搞活经济一点奉命文学，但大部分时间，可以依个人兴趣爱好志向，写自己愿意想写的东西，这种写作上的自由，就是曹操开创的，虽然不大，但初创意义相当重大。

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196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他腾出手来，努力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他手中握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也吸引了王粲，陈琳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于是，便出现了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没有曹氏父子，也就没有建安文学。如果当时要成立作家协会，大家肯定会投票曹操，他是众望所归，当仁不让的协会主席。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为南朝梁代的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应，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比较准确，可算是权威性的描写。

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统一中原后的休生养息政策，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二袁，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的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的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曹操对文学的重视，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因为他是货真价实的诗人，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文化政客。譬如不惜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因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动了。当然，她的父亲蔡邕跟曹操曾经很哥们儿，他也不忍老朋友的女儿流落异国他乡，他下令财政部拨款赎人，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更不可能有这等雅兴。蔡文姬回到中原，曹操让她做一件事，就是将她养起来，提供资金人员，让她将记得下来的她父亲蔡邕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口授出来，整理成书，不致湮没，这实在一件了不起的行为。

由此得出结论，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关系至大。动乱，则文学终结，安定，则文学复苏。文革期间，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说行时，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证明。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的灾难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坏文明文化，摧毁社会财富的相当消极的方面。董卓，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和黄巾也差不多，都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憎恨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休想唱出动听的声音了。

中原初定，大地回春，经历了巨大的变乱，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样，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个性开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机会。所以，“慷慨任气”，有许多郁结在心的话要倾诉，有许多身受之痛苦要排解，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曹操本人就是一位伤痕文学的作家，他有一首《薤露》诗，写出了董卓胁帝西迁长安，焚毁洛阳的万世不贷的恶行：“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谋生存的一群专业作家。他们的行为特点是：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并强调艺术个性。可以说是中国非正统文人的最早的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藉，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

那时，他们的浪漫行径，风流举止，自由作风，个性色彩，恐怕连后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国志》称他“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注引《曹瞒传》称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看来，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具有浪漫潜质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桥玄文》中，回忆他和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双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 这位后来在《三国演义》里被当作乔国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开这样的玩笑：你要是经过我的坟墓前，不下车用一只鸡，一壶酒，好好祭奠我的话，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让你肚子疼，你可别怪罪我。说明曹操虽是执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但不对他的统治产生危害和威胁，也还是能够欣赏这种文人的幽默感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操作为文学家，不愧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为政治家，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这根政治神经的人，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是一点也不客气的。文学的每一步前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越过政治雷池，被视作离经叛道，越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尤其文人不自量染指权力，插手政治，想得到好果子吃者，通常不会有好下场。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因为他专门跟曹操作对。还有一个徐桢，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改的，因为他对曹丕漂亮的妻子甄后，有过邪念。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队伍中的这种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曹操，不论在文学上，在政治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我想，这是对曹操最有见地的一个评价了。

『陆』 求曹操的诗歌及文章.

魏武帝
姓名： 曹操
庙号： 太祖
谥号： 武皇帝
陵墓： 高陵
政权： 曹魏
在世： 155年--220年

曹操（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中国东汉末年着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

生平
曹操出生在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因为后来成为中常侍大长秋曹腾的养子，於是改姓曹氏。曹操年轻时即已文武双全，《魏书》说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於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三国志》说他「才武绝人」，「少机警，有权数」。

公元175年曹操举孝廉，任洛阳部尉。公元177年任顿丘令，公元179年娶卞氏为妻，公元180年升为议郎。公元184年，在东汉王朝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战争中起家，任骑都尉。由於镇压黄巾军有功，升任济南相。后历任东郡太守、都尉、典军校尉等职。公元189年董卓入京后，逃亡回家乡陈留起兵讨伐董卓。

公元192年，曹操正式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青州兵」，公元196年率军进驻洛阳奉迎汉献帝，「奉天子以令诸侯」并迁都至许昌。公元200年到公元207年间，经官渡之战等战役，打败袁绍和其它割据军阀，统一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於赤壁之战中败於孙权和刘备联军，从此奠定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公元213年，曹操封为「魏公」。公元215年，攻灭汉中的张鲁势力。公元216年，再被晋爵「魏王」，受九锡，设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称警跸，并作泮宫。他名义上虽仍为汉臣，权倾朝野，实际上已具备皇帝的权力和威势，但仍未纂汉自立。曹操死於公元220年3月15日，享年六十六岁，谥曰武王。

公元220年长子曹丕立魏代汉，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他是魏国的奠基人。着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着作和《蒿行》、《观沧海》、《龟虽寿》等诗篇。后人并且辑有《曹操集》。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资治通鉴》引谋士荀、郭嘉对曹操的评，说曹有十，即“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着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於建安十五年（210年），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的确如此。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因为文学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曹笔法。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可算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后世学者认为，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意歪曲事实，并没有正确评价曹操。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曹操诗风

曹操手迹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於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行》原是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馀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生於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其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一代枭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作诗感，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沈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

家庭

清代安顺地戏面具曹操像曹操有二十五位儿子：

曹昂，年轻时曾举孝廉，为张绣所杀。
曹丕，公元220年迫汉献帝禅让帝位，是为魏文帝。
曹彰，绰号黄儿，为一勇将，曾大破代郡乌丸。公元225年封任城王。
曹植，擅长文学，曾作《洛神赋》。虽然得到曹操宠爱，但最终与其兄曹丕争位失败，从此在政治上无从施展抱负。公元225年立为陈王。
曹熊，早薨。
曹铄，早薨。
曹冲，为着名神童，传说中曾根据浮力的原理为大象秤重。
曹据，公元232年封为彭城王。
曹宇，公元232年封为燕王。
曹霖，公元232年封为沛王。
曹衮，公元232年封为中山王。临终病重时魏明帝曹对其爱护备至，死后又获厚葬。
曹，公元211年封为西乡侯。
曹峻，公元232年封为陈留王。
曹矩，早薨。
曹干，公元232年封为赵王。
曹上，早薨。
曹彪，公元232年封为楚王。公元251年与太尉王凌谋反事，被赐死。
曹勤，早薨。
曹乘，早薨。
曹整，公元217年封为侯。
曹京，早薨。
曹均，公元217年封为樊侯。
曹棘，早薨。
曹徽，公元232年封为东平王。
曹茂，素来与曹操及曹丕不和。公元232年封为曲阳王。

短歌行

其一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其二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隆。崇侯谗之，是以拘系。 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 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 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赐与庙胙，命无下拜。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 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赐圭瓒，〔禾巨〕鬯彤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 威服诸侯，师之所尊。八方闻之，名亚齐桓。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

秋胡行

其一
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坐磐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为清角韵，意中迷烦。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 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旁？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旁？负□（“拚”的“厶”改为“合”，音“演”）被裘，似非恒人。谓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来到此间？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 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沈吟不决，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正而不谲，辞赋依因。经传所过，西来所传。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

其二
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经历昆仑山，到蓬莱。飘遥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阳，殊不知老；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万国率土，莫非王臣。仁义为名，礼乐为荣。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关。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 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壮盛智愚，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泛泛放逸，亦同何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

善哉行 其一
古公□（“擅”去提手旁，音“胆”）甫，积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于豳。 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断发文身。 伯夷叔齐，古之遗贤。让国不用，饿殂首山。 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圣贤。 齐桓之霸，赖得仲父。后任竖刁，虫流出户。 晏子平仲，积德兼仁。与世沈德，未必思命。 仲尼之世，主国为君。随制饮酒，扬波使官。

其二
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 其穷如抽裂，自以思所怙。虽怀一介志，是时其能与！ 守穷者贫贱，惋叹泪如雨。泣涕于悲夫，乞活安能睹？ 我愿于天穷，琅邪倾侧左。虽欲竭忠诚，欣公归其楚。 快人由为叹，抱情不得叙。显行天教人，谁知莫不绪。 我愿何时随？此叹亦难处。今我将何照于光曜？释衔不如雨。

其三
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悲弦激新声，长笛吹清气。 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寥寥高堂上，凉风入我室。 持满如不盈，有德者能卒。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 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 比翼翔云汉，罗者安所羁？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

步出夏门行

艳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临观异同，心意怀

『柒』 曹操的事迹和写的诗

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 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 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典论自叙》，袁伯业名遗，袁绍从兄。）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诗品》）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河朔寒”，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对酒》、《短歌行》等。前两篇写诗人的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的心情。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有《魏武帝集》30卷录1卷、《兵书》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孙子注》。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为《曹操集》。

『捌』 曹操都写过那些诗词

严格的说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观沧海》、《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龟虽寿》等不朽诗篇。后人并且辑有《曹操集》。

曹操手迹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生于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一代袅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作诗感叹，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沈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虽然曹操不是帝王，但胜似帝王。如果有列朝列代帝王之辈的文学成就排行榜的话，曹操倘不是拔得头筹的冠军，也是名列前茅的银牌、铜牌得主。

他的诗，写得实在的好，绝非那些附庸风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国，凡皇帝，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的，不会写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以后，都想在诗词上“得瑟”两下，在文学上“显摆”一通，几乎成为通病。这其中，写得最少的为汉高祖刘邦，他衣锦还乡到了下邳时，吼出过一首《大风歌》，留传至今。我一直怀疑这位亭长，是否具有写诗的细胞？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小风歌》，或者《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仅这两句，大有可能是秘书之类的文人，如叔孙通之流，现编现诌，当场口授，他记性大概还好，现趸现卖，于是，刘邦就文治武功，两全其美了。写得最多的为清高祖弘历，他简直像得了写诗的不治之症似的，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留传开来。此人的诗，除以此人的年龄，40000/80，平均每年要写500首诗，平均每天要写1至2首，这样的高产，打死他也办不到的，因此，只有找御用文人为他作枪手，做代工。外国最高统治者，没这毛病，凯撒不写诗，拿破仑也不写诗，所以中国帝王写诗，假冒伪劣者多，绝对信不得的。

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有气概，二，有声势，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酒鬼口边。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至今还是上了点年纪的人，不甘退出舞台的座右铭。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这就是在诫劝大家，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到了晚年，尤其不要瞎折腾，不要乱巴结，不要颠三倒四，不要神经错乱。

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诗人外，他还一手缔造了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中国从建安文学起，才出现以写作为主业，有了不必奉长官意志写作的自由作家。虽然还是在政府部门做事，虽然也还需搞活经济一点奉命文学，但大部分时间，可以依个人兴趣爱好志向，写自己愿意想写的东西，这种写作上的自由，就是曹操开创的，虽然不大，但初创意义相当重大。

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196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他腾出手来，努力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他手中握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也吸引了王粲，陈琳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于是，便出现了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没有曹氏父子，也就没有建安文学。如果当时要成立作家协会，大家肯定会投票曹操，他是众望所归，当仁不让的协会主席。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为南朝梁代的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应，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比较准确，可算是权威性的描写。

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统一中原后的休生养息政策，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二袁，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的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的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曹操对文学的重视，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因为他是货真价实的诗人，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文化政客。譬如不惜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因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动了。当然，她的父亲蔡邕跟曹操曾经很哥们儿，他也不忍老朋友的女儿流落异国他乡，他下令财政部拨款赎人，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更不可能有这等雅兴。蔡文姬回到中原，曹操让她做一件事，就是将她养起来，提供资金人员，让她将记得下来的她父亲蔡邕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口授出来，整理成书，不致湮没，这实在一件了不起的行为。

由此得出结论，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关系至大。动乱，则文学终结，安定，则文学复苏。文革期间，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说行时，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证明。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的灾难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坏文明文化，摧毁社会财富的相当消极的方面。董卓，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和黄巾也差不多，都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憎恨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休想唱出动听的声音了。

中原初定，大地回春，经历了巨大的变乱，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样，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个性开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机会。所以，“慷慨任气”，有许多郁结在心的话要倾诉，有许多身受之痛苦要排解，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曹操本人就是一位伤痕文学的作家，他有一首《薤露》诗，写出了董卓胁帝西迁长安，焚毁洛阳的万世不贷的恶行：“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谋生存的一群专业作家。他们的行为特点是：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并强调艺术个性。可以说是中国非正统文人的最早的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藉，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

那时，他们的浪漫行径，风流举止，自由作风，个性色彩，恐怕连后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国志》称他“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注引《曹瞒传》称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看来，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具有浪漫潜质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桥玄文》中，回忆他和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双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 这位后来在《三国演义》里被当作乔国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开这样的玩笑：你要是经过我的坟墓前，不下车用一只鸡，一壶酒，好好祭奠我的话，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让你肚子疼，你可别怪罪我。说明曹操虽是执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但不对他的统治产生危害和威胁，也还是能够欣赏这种文人的幽默感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操作为文学家，不愧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为政治家，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这根政治神经的人，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是一点也不客气的。文学的每一步前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越过政治雷池，被视作离经叛道，越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尤其文人不自量染指权力，插手政治，想得到好果子吃者，通常不会有好下场。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因为他专门跟曹操作对。还有一个徐桢，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改的，因为他对曹丕漂亮的妻子甄后，有过邪念。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队伍中的这种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曹操，不论在文学上，在政治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我想，这是对曹操最有见地的一个评价了。

『玖』 古诗 龟虽寿

东汉] 曹操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专，壮心不已。
盈缩之属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译:
神龟的寿命虽然十分长久，但也还有生命终了的时候。
腾蛇尽管能乘雾飞行，终究也会死亡化为土灰。
年老的千里马伏在马棚里，它的雄心壮志仍然是一日驰骋千里。
有远大志向的人士到了晚年，奋发思进的雄心不会止息。
人的寿命长短，不只是由上天所决定的。
只要自己保养得好，也可以益寿延年。
真是幸运极了，用歌唱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吧。

『拾』 曹操的诗风是什么

曹操的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但形象鲜明。曹操的诗歌，一反两汉几百年间文人诗歌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达到了情文并茂和文质相称的要求，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形成一种既内容充实，又有强烈感染力的质朴、刚健、清新、明朗的艺术风格——“建安风骨”。
曹操的诗不仅开创了建安文学一代诗风，对后来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他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作法，也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后来杜甫的新题乐府诗和白居易等人所掀起的新乐府运动，都可以追溯到曹操的乐府歌辞上来。 现存的曹操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此形式对战乱时期作真切描写，表露了诗人伤时悯世的感情，写得苍凉悲楚。《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
曹操通过《苦寒行》和《劫东西门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汉末军旅征戍生活的痛苦。前者描写山路行军的艰苦，后者抒发征夫怀乡之情，这是作者战争生活的真实写照，读来如历其境，深切感人。《短歌行》和《龟虽寿》则表现了他统一大下的雄心和进取精神。这两首是曹诗中的四言名篇，作者悲凉慷慨，以浓烈的抒情气氛表达自己统一天下的志向，以及为完成末竟的事业继缤奋发的胸怀。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其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尤其要肯定曹操在四言抒情诗的巨大贡献。其《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我们学习的《观沧海》也是四言名篇。入选中学课本的《观沧海》这种完全写景的诗在他以前是不曾有过的。因而曹操又是写景诗的创始者。后来的嵇康、陶渊明等有成就的四言诗都深受其影响。
简要概括下：曹操诗古直悲凉，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