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抢古诗

Ⅰ "当我离开摇蓝时 世界已面目全非"是什么古诗里的

“当我离开摇篮，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大约在两百多年前，当夏多布里昂回到布列塔尼故乡时，曾经这样感慨。因为作家再也寻找不到“儿时的圣马洛了”，小时候曾在船舶的缆索间玩耍，现在港内看不到船了，而自己出生时的公馆也已经变成了旅店。

作为一个异乡人，我曾经在一个雨水涟涟的季节穿行圣马洛。记得当时圣马洛好像正在举行一场帆船比赛，满街都是敲锣打鼓的人，热闹非凡。这样的时候，尤其像我这样一个喜爱欣赏沿路风景的人，即使有些离愁，也是很难体会夏多布里昂笔下那种“望不见童年”的伤感的。

显然，这种伤感只有你失去了自己的故土时才可能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和夏多布里昂不同的是，在我的伤感里不仅有失去故土的惆怅，更有失去故土的羞耻，而且是在一个莺歌燕舞的和平年代里，没有战争，没有手握刺刀一进村就抢鸡的敌人。

我在《寻访罗曼·罗兰》一文中曾经慨叹老家的旧宅在移民建镇的风潮中被拆除。然而事实上，在我的世界里，此后几年老家发生了比拆房子还要严重的事情。那就是村子里的一些古树被树贩子连根盘走。坦率说，尽管我也时常遭遇人生的挫折，但却很少失去内心的安宁，然而当我偶然知道老家的古树早在几年前便被人强卖一空，其时内心不可不谓翻江倒海、肝肠寸断。

显然，在我所有的乡村记忆里，最牵动我的故乡之物，便是村庄公共晒场上的一棵老树。它高大挺拔，有几十米高，不仅给人昂扬的斗志，同样是贯穿这个村庄的几百年历史；它同时也是一种温情，是游子望乡的归所，就像《乱世佳人》里陶乐庄园里的树，没有树，再肥沃的土地也没有灵魂。我时常想，就像方尖碑之于协和广场，艾菲尔铁塔之于巴黎，即使是出于审美考虑，这棵树之于这个村庄的价值也无可比拟。然而，树贩子竟以“2000元”的价格将其买走。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与父母在田间地头忙着“双抢”，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而现在，虽然表面上我在城市里过得意气风发，然而我却失去了心底的家园。我曾经看过一部名为《柠檬树》(Lemon Tree)的以色列电影：一位巴勒斯坦女果园主，为了保卫自己的果树，将自己的新邻居、以色列国防部长告上法庭，因为以色列当局出于安全考虑要砍她的果树。然而，在女果园主看来，树有自己记忆，有生命，这些是任何钱财都无法补偿的。令人忧伤的是，我所在的村庄，竟然因为“2000元钱”被人变卖了自己的灵魂。

这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游子，写下了“故乡沦陷”的文字。他们站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发问--为什么我们曾经“热爱的故乡”变成了一个自己不愿回去的地方？2008年我先后回了三次老家。第一次是在春天，年少时的一位好朋友开着车将我送回村庄。然而我在村里只待了十几分钟，因为这十几分钟已足够我去旧时的晒场看那个大坑与剩下的古树枯根了。夏季，当我排除内心的倦怠重新回到乡村，并且居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走访了些村民，发现没有谁不为卖树之事唉声叹气，没有谁不为此“心中辣痛”。年底，人们还在谈论发生在几年前的这件事情。一位外出打工的人甚至和我谈起自己如何细心呵护树根，希望它能长出新枝。

其实谁都知道，那些曾经见证了几代人生命的树，在逝去之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之所以有此一切，只因为当时抗议之声寥寥，每位村民都像马铃薯一样，散落一地、无依无靠。

有在环保组织工作的朋友和我说，这种古树卖到城里，好的能值一二十万元。然而，村长自作主张时却可以不顾村民的反对，以一棵六七百元的价格贱卖。当然，村民的反对也并不齐心，许多人怕“得罪人”，全然忘了村长不顾村民意见与权利，得罪诸位在先。

关于是否“得罪人”这个问题，2009年春节时我和一位村民有过交谈，他的逻辑很值得回味：“如果我反对村长卖树，那我就和村长结了私仇，因为我的反对是针对村长个人；而村长卖树不会和我结私仇，因为他得罪的是大家，而不是针对我个人。”在他看来，同样是“得罪人”，境界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