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诗词

1. 《石遗室诗话》书名是什么含义

清代诗人数量之多，超过以往各朝；清代诗人创作之富，也是历代诗人无法相比的。 明清鼎革， 激化了民族矛盾与斗争， 中原板荡， 沧桑变革， 唤起了民族意识与文人的创作才情，给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 富有民族精神和忠君思想的遗民诗人的沉痛作品， 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即使一度仕清的文坛名流，也在诗歌里抒发家国之痛，映照兴亡，寄寓失节的忏悔。 稍后的诗人及其作者，虽无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家国之痛，但也感叹时世，俯仰人生，写出了风格独特的诗篇。清代诗歌在艺术上不满元诗的纤弱、明诗的肤廓和狭隘，在技巧上兼学唐、宋诗的长处，不断追求创新，改变了元明以来的颓势，出现了新的繁荣。
1．遗民诗人
清朝入关后的一段时间，诗坛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诗人的作品。据大致统计，遗民诗人达到四百多人，诗歌近三千多首。著名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吴嘉纪、屈大均、杜浚、钱澄之、归庄等。这些诗人都能面对现实，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特定时期，怀抱救世拯民的思想，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奔走呼号，唤醒人心，复兴家国，包含着强烈的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正义性和爱国精神，在当时激励着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遗民诗人用血泪写成的篇章，或悲思故国，或讴歌贞烈，或谴责清军，或表白气节，具有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他们的诗作矫正了明代前后七子的拟古倾向和公安、竟陵诗人的空疏浅薄，恢复了诗歌的风骚传统和斗争精神，为清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中以顾炎武、屈大均最有代表性。
顾炎武从事抗清斗争多年，以恢复故国为志。论诗“主性情”，反对模拟，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他的诗共存四百多首，大部分是五言诗，以拟古、咏怀、游览、即景等围绕抒发民族情感和爱国思想为主题，反清复明和坚守气节是其诗突出的色调。诗作不假雕饰，格调质实坚苍，沉雄悲壮，往往接近于杜甫，在清代评价很高。
2．“江左三大家”
由明入清而又仕于清的著名诗人有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人称“江左三大家”。三人中，龚鼎孳较少特色，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故在此不作专论。而钱谦益和吴伟业均居于诗坛领袖的地位，钱宗宋诗，吴尊唐调，二人各立门户，都是清代首开风气的诗人，影响很大。以后清诗的许多流派，都不出尊唐、宗宋两途，都不出他们两人影响的范围。
作为主持诗坛近五十年的领袖人物，钱谦益论诗反对摹拟形似，也反对片面追求声律字句，主张写诗要“有本”、“有物”，强调时代、学问和遭遇的重要性。他主张转益多师，兼取唐宋，广收博取，推陈出新，对补救前后七子摹拟盛唐和公安、竟陵的粗疏草率、幽深孤峭，确立有清一代诗风，起了“导平先路”的作用。他推崇苏轼和元好问，他的追随者冯班说：“牧翁每称宋元人，以矫王李之失。”（《钝吟杂录》）在他的影响下，讲求宋元诗，蔚为风气。
钱谦益本人的诗歌，主要是把唐诗华美的修辞、严整的格律与宋诗的重理智相结合。《初学集》中诗歌，愤慨党争阉祸，痛心内忧外患，也表达了失意之士的郁塞苦闷。他退居林下期间，为柳如是所写恋慕诗、唱和诗以及游黄山的一组诗歌，清新可诵；而描绘黄山壮丽美景的山水诗，则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经历了亡国之痛和身世荣辱的巨大变故，钱谦益的诗歌除了悲悼明朝、反对清朝和恢复故国的主调外，还弥漫着亡国者的失国之哀和耻辱之感，诗歌充满沉郁悲凉的情调。他的诗歌语言技巧高超，善于使事用典，也富于辞藻，这些对于重视雅致情趣的的清代许多诗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受他的影响，在他的家乡常熟产生了虞山诗派。
吴伟业和钱谦益不同的是，他没有很强的用世之心，入清后也不再参加政治性的活动。但出于保全家族的考虑，他不得不屈身仕清，任国子监祭酒。但又感受到传统“名节”的沉重负担，自悔愧负平生之志，心情十分痛苦，时常自怨自艾，抑郁悲凄。死前遗命以僧装敛之，要求在墓碑上只题“诗人吴梅存之墓”，表现了个人在历史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和对仕清的终身悔恨之情。

3 ．王士祯与康熙、雍正间的诗人
从康熙初年到中期，虽然抗清武装斗争尚未停歇，但大势已定，清王朝笼络汉族文人的政策也逐渐产生了效果。尽管坚持反清立场的遗民们仍不能甘心于这种历史的巨变，但社会的心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适应这种变化而成为新一代诗坛领袖的是王士祯。
王士祯论诗以神韵为宗，要求诗歌具有含蓄深蕴、言尽意不尽的特点，以此为宗旨，他对清幽淡远、不可凑泊而富有诗情画意的诗特别推崇，唐代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人的诗歌受到了他的偏爱，而对杜甫、白居易、罗隐等人的诗歌没有兴趣。王士祯的神韵说对清代诗坛影响极大，成为清诗的一大宗派，他也获得了“清代第一诗人”（谭献《复堂日记》）称号，做了五十年之久的诗坛盟主。但也有人反对他的神韵说。他的甥婿赵执信批评他“诗中无人”，袁枚则指责其诗为“所谓假诗”，主要是针对王士祯的诗歌不重视思想内容，很少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把诗艺搞得很玄虚，单纯作为个人消愁解闷、娱情遣性的工具的做法。
清代中期的诗歌
乾隆时，王士祯倡导的“神韵说”遭到了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名家的反对，但他们所引导的方向却又各自不同。在乾隆诗坛上造成最大影响的，是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
沈德潜是继王士祯之后主盟诗坛的大家。论诗原本叶燮，以儒家诗教为本，倡导格调说，尊唐抑宋，认为“诗贵性情，亦贵诗法”，使诗歌“去淫滥以归于雅”，起到“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的教化作用，鼓吹“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要求诗歌创作“一归于中正和平”。为使“格高”、“调响”，他以唐人为楷式，以古诗为源头，赞扬前后七子，为此特地选辑《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树立学习的范本，影响极大。总之，沈德潜的诗论是以汉儒的诗教说为本，以唐诗的格调为用，企图造成一种既能顺合清王朝严格的思想统治，又能点缀康乾“盛世气象”的诗风。由于沈德潜的诗论从正面提出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主张，因而博得了统治者包括乾隆皇帝的赞赏，他的诗歌理论曾经风靡一时。但唐诗的“格调”同它的激情是分不开的，沈德潜的格调说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
清代后期的诗歌
进入道光以后，诗风又发生了变化。以宗唐为主的神韵派和格调派都已衰落，宗宋派却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而成为诗坛的主流。从道光、咸丰年间的宋诗运动发展到同治以后的同光体，而与这一保守诗派不同的还有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启蒙诗人，有以戊戌变法前后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人。同时，复古派也在发生着变化。同光年间分化出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和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而同光派本身也分裂为陈三立的江西派、陈衍的闽派和沈曾植的浙派。晚清诗坛呈现出空前复杂的状态。
1．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诗歌
龚自珍是首开近代新诗风的杰出诗人。他透过乾嘉盛世的外表，相当深刻地看到了整个社会潜伏着的严重危机。他的诗歌紧紧围绕着现实政治这个中心，或批判，或抒慨，富有社会历史内容，为有清一代所罕见，一新诗坛面貌。他诗歌最大的特色，就是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文辞瑰伟，形式多样。龚自珍自称“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他接受了庄子、屈原的影响较大，同时又受到中晚唐诗风的影响，常采用生动奇特的艺术形象、一泻千里的气势、瑰丽多姿的语言，表达他自由奔放的感情。龚自珍的诗歌大都是政治诗，围绕社会政治着议抒慨，基本倾向是重意而多陈述的笔墨，但他着议抒慨，既富有概括力，含义深远，又多出以象征隐喻，富有形象性。龚自珍诗歌的不足处在于用典过多，含蓄过甚，爱用僻字，不免艰难晦涩。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的入侵，引起了中华民族极大的愤慨和震惊。与龚自珍同时或稍后一点的诗人，如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等诗人，无不表现出激烈的反帝情绪，形成汹涌澎湃的爱国诗潮。这些作家虽然艺术上一般还笼罩在前人的格调之下，缺乏鲜明的独创性，但以充实的时代内容反映了一个时期的诗歌风貌。其中魏源、林则徐思想表现出新因素，与龚自珍一起成为这一时期进步文学潮流的核心力量。
鸦片战争之前，这些诗人的诗歌大都缺乏现实意义，成就不高。林则徐的诗歌几乎全是官场的应酬之作，张维屏的诗歌也大都是仕宦生活的抒写，归隐后又多为山水诗歌，魏源的早期诗歌除了《都中吟》十三章、《江南吟》十章学习白居易《秦中吟》即事名篇的写法，较有现实内容外，其余诗作也多为游山玩水的内容。正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诗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诗歌来反映鸦片战争，歌颂人民群众和抗英将领抵抗侵略军的光辉业绩，揭露讽刺清王朝和投降派贪生怕死和通敌误国，是他们在鸦片战争时期所创作的大量诗歌的中心主题。这类诗歌有魏源的《寰海》十章、《寰海后》十章、《秋兴》十章、《秋兴后》十章、《秦淮灯船引》，张维屏的《三元里》、《三将军歌》，以及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失败后遣戍途中所写的诗歌。
这个时期的诗人中，还有张际亮、姚燮、朱琦、贝青乔等。他们都写了一些反映鸦片战争、充满反帝爱国精神的重要诗篇。贝青乔《咄咄吟》是由一百二十首七绝组成的纪事讽刺诗，记述鸦片战争期间随军所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种体制对以后诗坛也有影响。但这些诗人在艺术上仍沿袭乾嘉诗派余波，缺乏新的建树。
2．宋诗派和同光体
在晚清诗坛上，宋诗运动是一场影响较大的文学运动。主要人物有祁寯藻、程恩泽及出于程恩泽之门的何绍基、郑珍、莫友芝以及曾国藩。这个诗派的主要宗尚是“以开元、天宝、元和、元佑诸大家为职志”（陈衍《石遗室诗话》），即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为宗。这个运动的兴起，与乾嘉时期汉学的兴盛有关，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宋代诗风，特别适合这批考据学者的口味。这一运动的主要作家都是学有根底的汉学家或兼攻宋学者，其基本的创作倾向是“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陈衍《近代诗钞》）。宋诗派学古并不主张亦步亦趋地拟古，也很注意吸收宋人学唐的那种另觅蹊径的精神，追求诗歌的独创性，表现自我的真面目和真性情。总之，他们的诗论，既重视正统道德的修养，又强调自我独立品格的表现，以此求得“不俗”的诗风，表现出一种基于正统伦理而又矫矫自立、不随俗俯仰的人生姿态。
宋诗运动至光绪年间衍变为“同光体”，主要作家有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人。“同光体”之名系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 陈衍《沈乙庵诗序》）。实际上他们主要学习宋人，其活动年代也主要在光绪中期以后，影响一直延续到“五四”前后。同光体又分为陈三立的赣派、陈衍的闽派和沈曾植的浙派。这些诗人正当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时期，大都倾向和支持洋务与变法，创作了不少反对外国侵略、悲愤国事的作品，具有进步的倾向。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郑珍和陈三立。
这一时期，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和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也很活跃。名士李慈铭不专取一派，但诗歌造诣颇高。
3．诗界革命与新体诗
真正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对传统诗坛发起冲击的是以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和对“新体诗”的提倡。
黄遵宪是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关心现实，主张通今达变以“救世弊”。他先后任驻外使馆僚属近二十年，亲自接触资产阶级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明确树立起“中国必变从西法”（《已亥杂诗》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并在新的文化思想的激荡下，开始诗歌创作的探索。他在二十一岁时所作的《杂感》诗中，就对“俗儒好尊古”提出了批评，宣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在戊戌变法前夕，他又提出了“新派诗”的名目。要求广泛地吸取古代文化和现代生活中的材料，打破一切拘禁，而终“不失乎为我之诗”。尤具特色的有两点：一是提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表明他重视以诗歌反映不断变化和日益扩大的生活内容；一是提出要“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并“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这表明他的诗歌有散文化倾向。
黄遵宪的诗歌实践了他的主张。他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等人用诗歌反映现实斗争的传统，时刻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描写了晚清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他投身政界到他死前为止，近三十年的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几乎无一不在他的诗歌里得到反映，故梁启超说：“公度之诗，诗史也”。反帝爱国、变法图强是他诗歌的两大重要主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黄遵宪的诗歌，较早地描写了海外世界以及伴随近代科学而涌现的新事物，拓宽了诗歌题材和反映生活的领域，写出了古典诗歌所没有的内容。他的诗友丘逢甲说：“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世界之哥伦布也。”（《人境庐诗草跋》）。
黄遵宪在诗体的改革上也有新的尝试。他喜欢“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将新事物、新名词、时代风貌、异域景物、社会理想，特别是将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与旧体诗意境和表现方法结合起来，做到“独辟异境”。黄遵宪的诗歌“持律不严，选韵尤宽”，形式上比较自由，风格多样。他还大胆采用以文为诗的写法，因此，对于诗歌的革新做出很大的尝试。黄遵宪诗歌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为力求新异，而写得张扬外露，也缺乏能够表现独特人生感受的意象。他的不少诗歌有意为史，因此叙事和议论过多，抒情则流于简单的夸张，反映国外风情的诗，偏重于介绍新事物，没有把西方文化中深层的东西引入到诗歌中来。但黄遵宪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他清楚地意识到古典诗歌传统不足以充分反映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知识，要求诗歌与时为变，在题材、风格、语汇等方面打破一切忌讳，对于推动诗歌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古典诗歌内容的扩充，表现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受世界的姿态；他的一些诗歌语言通俗且形式自由，虽然艺术成就不高，但已经带有向白话诗靠拢的意味。
“诗界革命”的倡导者是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之前，他们就开始尝试作“新学之诗”，其特点是“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这种新诗与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某些相同的特点与趣味，但它仅有新名词而无新的生活素材与诗歌形象，只是在古典诗歌中硬塞入几个新名词，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在总结这种失败的做法之后，梁启超在亡命日本、广泛接触日本新文化和西方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并具体提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梁启超认为黄遵宪的诗歌在这方面做得最好，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不过，无论是黄遵宪，还是谭嗣同、夏曾佑，甚至是梁启超本人，他们的诗歌离“诗界革命”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梁启超所期盼的“诗界革命”并没有真正的出现。就连梁启超本人的诗歌到了后期，也向古典的传统回归，向“同光体”靠拢，这更是宣告了“诗界革命”的结束。

2. 为什么说莫友芝的诗作被称为"诗史"纪乱之作

“西南硕抄儒”莫友芝是晚清宋诗派的袭优秀诗人，其诗歌既带有明显的宋诗的诗风特征，还具有独特的“酸涩”风格特点。莫友芝感于国事，创作了一系列纪事诗，艺术成就很高“忧时纪乱之作，传之他年，足当诗史”。——常识文学篇。

3. 古代诗和现代诗有什么不同

古诗的含义:
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五言律诗简称五律，限定八句四十字；七言律诗简称七律，限定八句五十六字。超过八句的叫长律，又叫排律。长律一般都是五言诗。只有四句的叫绝句；五绝共二十个字，七绝共二十八个字。绝句可分为律绝和古绝两种。律绝要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不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一般只限於五绝。

现代诗的含义：

1.形式是自由的
2.内涵是开放的
3.意象经营重于修辞。

“古典诗”与“现代诗”的比较：
“诗”者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以“思无邪”的诗观，表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强调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现代诗”强调自由开放的精神，以直率的情境陈述，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简单的说,就是古诗含蓄,现代诗率真.

写法上,
古诗善用比拟,夸张,借代的表现手法,有平仄,韵脚,句数的限制.讲求高度精练,意境优美.现代诗没有格式上的限制,讲求更加自然的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

4. 清朝是什么诗歌

清朝的诗歌或古诗

《己亥杂诗》

——清·龚自珍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题秋江独钓图》

清 王士祯

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

一曲高歌一尊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论诗》

清 赵翼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对酒》

清 秋瑾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陈子龙 （清）

三洲歌

相送巴陵口，含泪上舟行。不知三江水，何事亦分流？

春日早起二首之一

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

初夏绝句十首之四

青青庭草上人衣，柳絮随波更不飞。绿野好风吹踯躅，红楼幽雨泣蔷薇。

云中边词 五首之五

大同女儿颜如花，十五学得筝琵琶。莫向中宵弹一曲，清霜明月尽思家。

渡易水

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易水潺湲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

顾炎武 （清）

《古北口》

雾灵山上杂花生，山下流泉入塞声。却恨不逢张少保，碛南犹筑受降城。

《塞下曲二首选一》

赵信城边雪化尘，纥干山下雀呼春。即今三月莺花满，长作江南梦里人。

《路舍人客居太湖东山三十年，寄此代柬》

翡翠年深伴侣稀，清霜憔悴减毛衣。自从一上南枝宿，更不回身向北飞！

《白下》

白下西风落叶侵，重来此地一登临。清笳皓月秋依垒，野烧寒星夜出林。

万古河山应有主，频年戈甲苦相寻。从教一掬新亭泪，江水平添十丈深。

《又酬傅处士次韵》

清切频吹越石笳，穷愁犹驾阮生车。时当汉腊遗臣祭，义激韩雠旧相家。 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相将便是天涯侣，不用虚乘犯斗槎。

《雨中至华下宿王山史家》

重寻荒径一冲泥，谷口墙东路不迷。万里河山人落落，三秦兵甲雨凄凄。 松阴旧翠长浮院，菊芯初黄欲照畦。自笑漂萍垂老客，独骑羸马上关西。

《酬朱监纪四辅》

十载江南事已非，与君辛苦各生归。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 碧血未消今战垒，白头相见旧征衣。东京朱祜年犹少，莫向尊前叹式微。

5. 歌诗的原意思是什么

歌诗的释义

(1).咏唱诗篇。《左传·襄公十六年》：“ 晋侯 与诸侯宴于 温 ，使诸大专夫舞，曰：‘属歌诗必类。’” 杜预 注：“歌古诗，当使各从义类。”《墨子·公孟》：“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孙诒让 间诂：“《周礼·小师》注云：歌，依咏诗也。”

(2).配有乐谱可以歌唱的乐府诗。 章炳麟 《国故论衡·辨诗》：“ 汉 世所谓歌诗者，有声音曲折，可以弦歌，如《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是也。故《三侯》、《天马》诸篇， 太史公 悉称诗。盖《乐府》外无称歌诗者。” 朱自清 《中国歌谣》三：“这些歌诗决不是徒歌，一因其中有‘曲折’（即乐谱），二因它们都在《乐府》。”

(3).泛指诗歌。 晋 崔豹 《古今注·音乐》：“ 明帝 为太子，乐人作歌诗四章，以赞太子之德。” 前蜀 韦庄 《乞彩笺歌》：“我有歌诗一千首，磨砻山岳罗星斗。” 宋 范仲淹 《即席呈太傅相公》诗：“ 白傅 歌诗传海外， 晋公 桃李满人间。” 清 莫友芝 《＜巢经巢诗抄＞序》：“论吾子平生著述，经训第一，文笔第二，歌诗第三。”

6. 莫友芝的满门风华

莫友芝家族多出文化名人，其父莫与俦，清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举人，次年进士。嘉庆六年（1801），由庶吉士出任四川盐源县知县，多有政绩。莫与俦在遵义教授19年，以许慎、郑玄为宗、兼及南宋理学，莫友芝、郑珍等“西南巨儒”都是他的弟子。他擅长考据学，对贵州历史地理很有研究，著有《都匀南齐以上地理考》、《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诗文杂稿》等。他去世后，曾国藩亲自为他作《莫与俦墓表》，“曾门四弟子”之一的著名外交家、散文家贵州人黎庶昌也为他作墓志铭，称他“以朴学倡导士林，洗南中之陋”。
莫庭芝，莫友芝之弟。从小受父兄和郑珍之教，擅长诗词古文，以教育文学名世。道光廿九年（公元1849年）拔贡生，次年参加京城应礼部试落第。便绝意仕途，专心研究学问。他和黎汝谦编辑了《黔诗纪略后编》33卷，为贵州清代诗歌总集，与莫友芝所辑的《黔诗纪略》有双璧之誉。著有《青田山庐诗钞》、《青田山庐词钞》，黎莼斋在日本为他刻印，风致真朴。工小篆及八分书，自得天趣。
莫祥芝，莫友芝之弟。在江浙为官20年，有政绩，曾任上海知县。沈宝桢以“风骨遒劲”向朝廷举荐他。后主修《上元县志》和《江宁县志》。
莫绳孙，莫友芝次子。知府衔。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随刘瑞芬出使俄国与法国，任参赞。因刚直不阿受责去职，长期独居扬州，整理和刻印祖父与父亲遗著，集成《独山莫氏遗书》66卷。自编有《影山草堂书目》。
莫棠，莫祥芝之子。早年游宦两广十余年，与我国最早介绍“民有、民治、民享”思想的人黎汝谦情谊深笃。莫棠晚年家住苏州，娴于目录版本之学，喜好收录刊刻家乡人的著述，收集郑子尹《巢经巢遗诗》，编辑《巢经巢遗集》24卷，勘定遵义赵嵩《含光石室诗草》等，自编有《文渊楼藏书目》，著有《铜井文房书跋》一书。

7. 古代有没有姓莫的诗人及其诗词

莫修符：唐朝文人。光化二年任融州刺使。他所写的《桂林风土记》，很有文化价值，文才也很好。世传的佳作莫友之：清朝时期道光举人，独山人。少年时期就很喜欢读书精通苍雅故训六艺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录家言。工于诗，他的书法也很好，在当时与遵义的郑珍齐名，当时号称“郑莫”。著作有：《声韵考略》、《遵义府制》、《过庭碎》、《唐本说文木部芊异》。 莫宣卿：唐代岭南状元。唐文宗大和八年（公元834年），农历八月十七日，孝肃公莫宣卿生于广东封川（今封开县）风景秀丽的麒麟山下。
孝肃公名宣卿，字仲节，号片玉，谥孝肃。父亲莫让仁，博学能文，母亲梁氏，生性贤淑。让仁公以放鸭为生，早卒，葬今封开县渔涝镇河儿口都尚村两野山。孝肃公是遗腹子，家贫，母子相依为命。
梁氏太君非常注重对宣卿祖之教育。孝肃公天性迥异，闻言即悟，过目能诵，故七岁时已熟读不少诗文，学会吟诗。一天，公与群童戏于河滨沙中。公遭戏弄，便吟诗道：
我本南山凤，岂同凡鸟群。
英俊天下有，谁能佐圣君？
此诗一出，乡人大奇，传为神童。及年长，公就学于名师梁铭甫先生，自此才思大进，十二岁已举茂才（相当清代秀才），名震乡里。此后，公回家于麒麟山侧搭书室自学，决心排除世俗干扰，博览群书，致力精深。公有一首《答问读书居》描述当时寒窗苦读情况，诗曰：
书屋倚麒麟，不同牛马路。
床头万卷书，溪上五龙渡。
井汲冽寒泉，桂花香玉露。
茅檐无外物，只有青云护。
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公赴唐都长安应考，终于一举夺魁，成为我国自科举取士以来最年轻状元，也是广东广西两省第一个状元。公时年17岁。唐宣宗皇帝李忱为公赐宴，并赐锦衣一幅，以彰荣耀。他在宴上赐诗祝日：

南方远地产奇才，

突破天荒出草莱。

神鲤跳翻三尺浪，

皇都惊震一声雷。

青云得路登科甲，

黄榜标名负大魁。

身着锦衣游帝里，

邦人齐唱状元来。
唐制科举，一榜之首为状元，榜眼两名（取一榜两眼之意），没有第三名，以及第同年中的少俊者两名作两街探花使，探花使带领一班同年遍游名园。如有他人先折得已开牡丹或芍药，则探花要受罚。同榜之人先到长安慈恩寺雁塔题名，然后在曲江亭子宴会，最后在状元、探花带领下遍游京中名园。由于祖公及第，又身兼状元、探花二职，因此游园之时，万人景仰，盛况空前。满朝文武争相祝贺，同榜进士柳圭之贺诗日：
笔阵才交五阶前，一声雷震便升天。
榜中姓氏当头列，笈里文章许世传。
红杏殿中呈绣服，绿杨堤畔拂金鞭。
九衢难怪人空巷，才子风流正少年。
莫宣卿有一首《及第自咏》诗述说夺魁后的喜悦心情，诗曰：
羽翼高飞到碧霄，鹏程万里岂知遥。
才吞王母千年药，便夺龙头第一标。
脚下云霞随地起，眼前尘土霎时销。
万金书寄南飞雁，三级天门已一跳。
莫状元及第后，出任翰林院修撰，又恩赐内阁中书大学士。不久，公还乡祭祖，假期后还京任职，无奈母亲梁氏嫌路途遥远，且不堪长安严寒天气，故未同行。多年来，公与太君相依为命，极尽孝道。公返京后，上表陈情，恳求出任南国地方官，以奉养母亲。帝诏准出为台州别驾（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市，别驾为州刺史副职，级别较司马稍高。）公奉旨离京时，百官相送，赠诗者甚众。柳圭的诗曰：
青骢聚送谪仙人，南国荣亲不及君。
椰子味从今日近，鹧鸪声向旧山闻。
孤猿夜叫三湘月，匹马时侵五岭云。
想到故乡应腊过，药栏犹有异花薰。
白敏中的贺诗曰：
锦绣文章锦绣身，长安埋动满城春。
九重黄甲终为贵，百镒兼金未足珍。
台阁丝伦应舍旧，经筵保傅为图新。
云何一点思亲志，化作岭南戏采人。
（九重：指皇宫重地；黄甲：翰林院书写诏书用黄麻纸，又称黄甲；百镒：重量单位；台阁：指朝庭中枢机关；丝纶：原指皇帝的说话，借指掌握传达诏书的人。）
由此可见，朝庭上下，文武百官对公之孝行非常赞赏 参考资料： http://mem.netor.com/wjx/frame.asp?id=280&name=莫%20%20%20%20%20%20%20%20

8. 求:诗的发展历程 原始时代到清朝 要详细的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突出的代表，它的产生久远得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礼记》中记载了神农时代的一首祭祀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这些歌都是诗、乐、舞结合的典型例子，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公元前6世纪，《诗经》被编定成书，包括地方土乐的十五国风160篇，朝廷正乐的大雅31篇、小雅74篇，祭祀之乐的颂40篇，共305篇，另有6首乐谱失传的笙曲。产生地域包括现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北部。《诗经》中有反映宴会享乐的诗，如《小雅·鹿鸣》；有反映战争的诗，如《小雅·六月》；爱情诗的名作如《郑风·子衿》；有讽刺现实的《魏风·伐檀》；还有一组反映周朝开国历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诗经》显示出我国抒情为主的民族文学特色，从它开始，我国诗歌走上了一条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也成为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里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概括为“风雅”精神，成为我国诗歌的最基本最深远的传统。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屈原的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直接影响汉赋的产生。又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纷，谇，謇，傺”，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楚辞突出表现浪漫的精神气质，影响后世的李白、李贺、韩愈等诗人。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聊斋志异》。

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登上诗坛，这些诗歌由西汉的乐府机关和东汉的黄门鼓吹署在民间搜集而来。乐府诗长于叙事，《羽林郎》叙当垆美女反抗强暴，《陌上桑》叙罗敷拒绝太守追求，《艳歌行》叙妻子为游子缝补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叙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诗人的笔触各自深入各自的阶层，合起来就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既劝谏富贵又同情疾苦。汉代的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五言的过渡。

东汉的时候出现了文人群体创作的诗歌，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甚至产生完整的七言诗。现存最早的东汉文人诗是班固《咏史》，而他的《竹扇赋诗》是比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最著名的文人诗是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古诗十九首》，写的是游子羁旅和思妇闺愁，因此乡情和恋情就融汇在一起。同时当中涉及很多人生哲理，讨论永恒和短暂、人的心态和生命周期、悲伤和欢乐等问题。文人诗长于抒情，语言炉火纯青、一字千金，直接影响曹植和陶渊明。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到曹魏前期，三曹、七子并世而出。古直悲凉的曹操、便娟婉约的曹丕、身兼父兄之长的曹植，以及作为羽翼的“建安七子”，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最后转变，开辟了五言诗的广阔道路。著名的有曹操《短歌行》，曹丕柏梁体《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白马篇》。建安诗人中曹植最受推崇，这是由于他文采华美，对五言诗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不幸的身世又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

“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中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形成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悲凉慷慨的特点。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成为建安诗风独具魅力的标志。

曹魏后期正始年间，司马氏掌权，一批文人不满司马氏的统治，隐逸山林，以阮籍、稽康为首的七人，称“竹林七贤”。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82首，开创中国文学史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诗中充满孤独苦闷，但政治高压之下又不敢直言，借比兴、象征来寄托怀抱。嵇康的诗以四言成就最高，追求自然，高蹈独立。总体来说，正始诗风转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

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西晋诗坛呈现出的艺术特色称为“太康诗风”，表现为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彩华丽，诗风繁缛。陆机的《拟古诗》就是华丽藻饰的代表作。太康诗风代表人物是三张（张协、张载、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他们诗中山水描写成分大量增加，为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人的先导。同时期的左思凭着《咏史》八首开创借咏史以咏怀的道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被玄言诗占据，诗歌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断了。一直到中国诗歌史上第二位伟人陶渊明出现，才使这个脉络重新接上。他的诗歌源于《古诗十九首》，得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骨，魏晋诗歌甚至中国古代诗歌的古朴作风在他手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作为结束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成为了一座里程碑。他开创了田园诗，如《归园田居》、《饮酒》等，写躬耕生活的感受，平淡质朴的语言中不露痕迹地表达对人生的哲学思考。陶渊明是追求人生艺术化的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归宿之一，为后世文人筑起一个精神的家园。

东晋被宋取代，之后宋、齐、梁、陈交替，四朝偏安江南。南方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经济条件使南朝的民歌呈现清丽缠绵的风格，代表作是长诗《西洲曲》，四句换韵，用连珠格，声韵回环婉转。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硕果，《敕勒歌》雄浑壮阔，是千古绝唱；代表作《木兰诗》清新刚健，写出一个女英雄的英风豪气。

从南朝宋代的谢灵运开始，文人诗风发生转变。他开创山水诗，特点是鲜丽清新，注重描写刻划物象，但由于精心琢磨，秾丽之极反若平淡，如《登池上楼》。他是开启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影响着南朝整代的诗风。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沈约等人创立音韵严格的“永明体”，规定了四声八病，主张要讲究诗歌的音韵美。“永明体”代表诗人谢朓，继续写山水诗，避免了大谢的晦涩，情景融合，深婉含蓄，又讲究永明声律，音调流畅和谐。齐梁两代形成萧子良、萧衍、萧统三个文学集团，诗歌创作都是以宫体艳情诗为主，但南方诗人庾信滞留北方，把南方文风带到北方的同时，自己诗风也集合了南北之长，穷南北之胜。南方的清丽和北方的劲健的结合，为唐代新诗风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标志。初唐四杰、陈子昂初唐诗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创造了新体诗——律诗，五律在宋之问、沈佺期手上最后定型。盛唐国势强大，中国诗歌史第三位伟人李白登上诗坛，他以其绝世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把诗写得行云流水又变幻莫测，如《蜀道难》、《将进酒》等诗，骨气端翔，无迹可寻又含蕴深厚。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的《燕歌行》、《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迈慷慨。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则把山水田园的静谧秀丽表现得清丽空远。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人数量之多，超过以往各朝；清代诗人创作之富，也是历代诗人无法相比的。明清鼎革，激化了民族矛盾与斗争，中原板荡，沧桑变革，唤起了民族意识与文人的创作才情，给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富有民族精神和忠君思想的遗民诗人的沉痛作品，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即使一度仕清的文坛名流，也在诗歌里抒发家国之痛，映照兴亡，寄寓失节的忏悔。稍后的诗人及其作者，虽无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家国之痛，但也感叹时世，俯仰人生，写出了风格独特的诗篇。清代诗歌在艺术上不满元诗的纤弱、明诗的肤廓和狭隘，在技巧上兼学唐、宋诗的长处，不断追求创新，改变了元明以来的颓势，出现了新的繁荣。
````1． 遗民诗人
清朝入关后的一段时间，诗坛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诗人的作品。据大致统计，遗民诗人达到四百多人，诗歌近三千多首。著名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吴嘉纪、屈大均、杜浚、钱澄之、归庄等。这些诗人都能面对现实，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特定时期，怀抱救世拯民的思想，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奔走呼号，唤醒人心，复兴家国，包含着强烈的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正义性和爱国精神，在当时激励着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遗民诗人用血泪写成的篇章，或悲思故国，或讴歌贞烈，或谴责清军，或表白气节，具有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他们的诗作矫正了明代前后七子的拟古倾向和公安、竟陵诗人的空疏浅薄，恢复了诗歌的风骚传统和斗争精神，为清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中以顾炎武、屈大均最有代表性。
顾炎武从事抗清斗争多年，以恢复故国为志。论诗“主性情”，反对模拟，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他的诗共存四百多首，大部分是五言诗，以拟古、咏怀、游览、即景等围绕抒发民族情感和爱国思想为主题，反清复明和坚守气节是其诗突出的色调。诗作不假雕饰，格调质实坚苍，沉雄悲壮，往往接近于杜甫，在清代评价很高。

2．“江左三大家”
由明入清而又仕于清的著名诗人有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人称“江左三大家”。三人中，龚鼎孳较少特色，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故在此不作专论。而钱谦益和吴伟业均居于诗坛领袖的地位，钱宗宋诗，吴尊唐调，二人各立门户，都是清代首开风气的诗人，影响很大。以后清诗的许多流派，都不出尊唐、宗宋两途，都不出他们两人影响的范围。

作为主持诗坛近五十年的领袖人物，钱谦益论诗反对摹拟形似，也反对片面追求声律字句，主张写诗要“有本”、“有物”，强调时代、学问和遭遇的重要性。他主张转益多师，兼取唐宋，广收博取，推陈出新，对补救前后七子摹拟盛唐和公安、竟陵的粗疏草率、幽深孤峭，确立有清一代诗风，起了“导平先路”的作用。他推崇苏轼和元好问，他的追随者冯班说：“牧翁每称宋元人，以矫王李之失。”（《钝吟杂录》）在他的影响下，讲求宋元诗，蔚为风气。
钱谦益本人的诗歌，主要是把唐诗华美的修辞、严整的格律与宋诗的重理智相结合。《初学集》中诗歌，愤慨党争阉祸，痛心内忧外患，也表达了失意之士的郁塞苦闷。他退居林下期间，为柳如是所写恋慕诗、唱和诗以及游黄山的一组诗歌，清新可诵；而描绘黄山壮丽美景的山水诗，则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经历了亡国之痛和身世荣辱的巨大变故，钱谦益的诗歌除了悲悼明朝、反对清朝和恢复故国的主调外，还弥漫着亡国者的失国之哀和耻辱之感，诗歌充满沉郁悲凉的情调。他的诗歌语言技巧高超，善于使事用典，也富于辞藻，这些对于重视雅致情趣的的清代许多诗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受他的影响，在他的家乡常熟产生了虞山诗派。
吴伟业和钱谦益不同的是，他没有很强的用世之心，入清后也不再参加政治性的活动。但出于保全家族的考虑，他不得不屈身仕清，任国子监祭酒。但又感受到传统“名节”的沉重负担，自悔愧负平生之志，心情十分痛苦，时常自怨自艾，抑郁悲凄。死前遗命以僧装敛之，要求在墓碑上只题“诗人吴梅存之墓”，表现了个人在历史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和对仕清的终身悔恨之情。

3 ． 王士祯与康熙、雍正间的诗人
从康熙初年到中期，虽然抗清武装斗争尚未停歇，但大势已定，清王朝笼络汉族文人的政策也逐渐产生了效果。尽管坚持反清立场的遗民们仍不能甘心于这种历史的巨变，但社会的心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适应这种变化而成为新一代诗坛领袖的是王士祯。
王士祯论诗以神韵为宗，要求诗歌具有含蓄深蕴、言尽意不尽的特点，以此为宗旨，他对清幽淡远、不可凑泊而富有诗情画意的诗特别推崇，唐代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人的诗歌受到了他的偏爱，而对杜甫、白居易、罗隐等人的诗歌没有兴趣。王士祯的神韵说对清代诗坛影响极大，成为清诗的一大宗派，他也获得了“清代第一诗人”（谭献《复堂日记》）称号，做了五十年之久的诗坛盟主。但也有人反对他的神韵说。他的甥婿赵执信批评他“诗中无人”，袁枚则指责其诗为“所谓假诗”，主要是针对王士祯的诗歌不重视思想内容，很少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把诗艺搞得很玄虚，单纯作为个人消愁解闷、娱情遣性的工具的做法。

二．清代中期的诗歌
乾隆时，王士祯倡导的“神韵说”遭到了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名家的反对，但他们所引导的方向却又各自不同。在乾隆诗坛上造成最大影响的，是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
沈德潜是继王士祯之后主盟诗坛的大家。论诗原本叶燮，以儒家诗教为本，倡导格调说，尊唐抑宋，认为“诗贵性情，亦贵诗法”，使诗歌“去淫滥以归于雅”，起到“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的教化作用，鼓吹“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要求诗歌创作“一归于中正和平”。为使“格高”、“调响”，他以唐人为楷式，以古诗为源头，赞扬前后七子，为此特地选辑《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树立学习的范本，影响极大。总之，沈德潜的诗论是以汉儒的诗教说为本，以唐诗的格调为用，企图造成一种既能顺合清王朝严格的思想统治，又能点缀康乾“盛世气象”的诗风。由于沈德潜的诗论从正面提出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主张，因而博得了统治者包括乾隆皇帝的赞赏，他的诗歌理论曾经风靡一时。但唐诗的“格调”同它的激情是分不开的，沈德潜的格调说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

三．清代后期的诗歌
进入道光以后，诗风又发生了变化。以宗唐为主的神韵派和格调派都已衰落，宗宋派却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而成为诗坛的主流。从道光、咸丰年间的宋诗运动发展到同治以后的同光体，而与这一保守诗派不同的还有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启蒙诗人，有以戊戌变法前后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人。同时，复古派也在发生着变化。同光年间分化出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和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而同光派本身也分裂为陈三立的江西派、陈衍的闽派和沈曾植的浙派。晚清诗坛呈现出空前复杂的状态。
1． 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诗歌
龚自珍是首开近代新诗风的杰出诗人。他透过乾嘉盛世的外表，相当深刻地看到了整个社会潜伏着的严重危机。他的诗歌紧紧围绕着现实政治这个中心，或批判，或抒慨，富有社会历史内容，为有清一代所罕见，一新诗坛面貌。他诗歌最大的特色，就是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文辞瑰伟，形式多样。龚自珍自称“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他接受了庄子、屈原的影响较大，同时又受到中晚唐诗风的影响，常采用生动奇特的艺术形象、一泻千里的气势、瑰丽多姿的语言，表达他自由奔放的感情。龚自珍的诗歌大都是政治诗，围绕社会政治着议抒慨，基本倾向是重意而多陈述的笔墨，但他着议抒慨，既富有概括力，含义深远，又多出以象征隐喻，富有形象性。龚自珍诗歌的不足处在于用典过多，含蓄过甚，爱用僻字，不免艰难晦涩。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的入侵，引起了中华民族极大的愤慨和震惊。与龚自珍同时或稍后一点的诗人，如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等诗人，无不表现出激烈的反帝情绪，形成汹涌澎湃的爱国诗潮。这些作家虽然艺术上一般还笼罩在前人的格调之下，缺乏鲜明的独创性，但以充实的时代内容反映了一个时期的诗歌风貌。其中魏源、林则徐思想表现出新因素，与龚自珍一起成为这一时期进步文学潮流的核心力量。
鸦片战争之前，这些诗人的诗歌大都缺乏现实意义，成就不高。林则徐的诗歌几乎全是官场的应酬之作，张维屏的诗歌也大都是仕宦生活的抒写，归隐后又多为山水诗歌，魏源的早期诗歌除了《都中吟》十三章、《江南吟》十章学习白居易《秦中吟》即事名篇的写法，较有现实内容外，其余诗作也多为游山玩水的内容。正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诗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诗歌来反映鸦片战争，歌颂人民群众和抗英将领抵抗侵略军的光辉业绩，揭露讽刺清王朝和投降派贪生怕死和通敌误国，是他们在鸦片战争时期所创作的大量诗歌的中心主题。这类诗歌有魏源的《寰海》十章、《寰海后》十章、《秋兴》十章、《秋兴后》十章、《秦淮灯船引》，张维屏的《三元里》、《三将军歌》，以及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失败后遣戍途中所写的诗歌。
这个时期的诗人中，还有张际亮、姚燮、朱琦、贝青乔等。他们都写了一些反映鸦片战争、充满反帝爱国精神的重要诗篇。贝青乔《咄咄吟》是由一百二十首七绝组成的纪事讽刺诗，记述鸦片战争期间随军所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种体制对以后诗坛也有影响。但这些诗人在艺术上仍沿袭乾嘉诗派余波，缺乏新的建树。
2． 宋诗派和同光体
在晚清诗坛上，宋诗运动是一场影响较大的文学运动。主要人物有祁寯藻、程恩泽及出于程恩泽之门的何绍基、郑珍、莫友芝以及曾国藩。这个诗派的主要宗尚是“以开元、天宝、元和、元佑诸大家为职志”（陈衍《石遗室诗话》），即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为宗。这个运动的兴起，与乾嘉时期汉学的兴盛有关，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宋代诗风，特别适合这批考据学者的口味。这一运动的主要作家都是学有根底的汉学家或兼攻宋学者，其基本的创作倾向是“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陈衍《近代诗钞》）。宋诗派学古并不主张亦步亦趋地拟古，也很注意吸收宋人学唐的那种另觅蹊径的精神，追求诗歌的独创性，表现自我的真面目和真性情。总之，他们的诗论，既重视正统道德的修养，又强调自我独立品格的表现，以此求得“不俗”的诗风，表现出一种基于正统伦理而又矫矫自立、不随俗俯仰的人生姿态。
宋诗运动至光绪年间衍变为“同光体”，主要作家有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人。“同光体”之名系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 陈衍《沈乙庵诗序》）。实际上他们主要学习宋人，其活动年代也主要在光绪中期以后，影响一直延续到“五四”前后。同光体又分为陈三立的赣派、陈衍的闽派和沈曾植的浙派。这些诗人正当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时期，大都倾向和支持洋务与变法，创作了不少反对外国侵略、悲愤国事的作品，具有进步的倾向。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郑珍和陈三立。
这一时期，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和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也很活跃。名士李慈铭不专取一派，但诗歌造诣颇高。
3． 诗界革命与新体诗
真正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对传统诗坛发起冲击的是以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和对“新体诗”的提倡。
黄遵宪是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关心现实，主张通今达变以“救世弊”。他先后任驻外使馆僚属近二十年，亲自接触资产阶级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明确树立起“中国必变从西法”（《已亥杂诗》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并在新的文化思想的激荡下，开始诗歌创作的探索。他在二十一岁时所作的《杂感》诗中，就对“俗儒好尊古”提出了批评，宣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在戊戌变法前夕，他又提出了“新派诗”的名目。要求广泛地吸取古代文化和现代生活中的材料，打破一切拘禁，而终“不失乎为我之诗”。尤具特色的有两点：一是提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表明他重视以诗歌反映不断变化和日益扩大的生活内容；一是提出要“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并“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这表明他的诗歌有散文化倾向。
黄遵宪的诗歌实践了他的主张。他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等人用诗歌反映现实斗争的传统，时刻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描写了晚清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他投身政界到他死前为止，近三十年的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几乎无一不在他的诗歌里得到反映，故梁启超说：“公度之诗，诗史也”。反帝爱国、变法图强是他诗歌的两大重要主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黄遵宪的诗歌，较早地描写了海外世界以及伴随近代科学而涌现的新事物，拓宽了诗歌题材和反映生活的领域，写出了古典诗歌所没有的内容。他的诗友丘逢甲说：“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世界之哥伦布也。”（《人境庐诗草跋》）。
黄遵宪在诗体的改革上也有新的尝试。他喜欢“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将新事物、新名词、时代风貌、异域景物、社会理想，特别是将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与旧体诗意境和表现方法结合起来，做到“独辟异境”。黄遵宪的诗歌“持律不严，选韵尤宽”，形式上比较自由，风格多样。他还大胆采用以文为诗的写法，因此，对于诗歌的革新做出很大的尝试。黄遵宪诗歌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为力求新异，而写得张扬外露，也缺乏能够表现独特人生感受的意象。他的不少诗歌有意为史，因此叙事和议论过多，抒情则流于简单的夸张，反映国外风情的诗，偏重于介绍新事物，没有把西方文化中深层的东西引入到诗歌中来。但黄遵宪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他清楚地意识到古典诗歌传统不足以充分反映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知识，要求诗歌与时为变，在题材、风格、语汇等方面打破一切忌讳，对于推动诗歌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古典诗歌内容的扩充，表现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受世界的姿态；他的一些诗歌语言通俗且形式自由，虽然艺术成就不高，但已经带有向白话诗靠拢的意味。
“诗界革命”的倡导者是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之前，他们就开始尝试作“新学之诗”，其特点是“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这种新诗与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某些相同的特点与趣味，但它仅有新名词而无新的生活素材与诗歌形象，只是在古典诗歌中硬塞入几个新名词，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在总结这种失败的做法之后，梁启超在亡命日本、广泛接触日本新文化和西方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并具体提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梁启超认为黄遵宪的诗歌在这方面做得最好，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不过，无论是黄遵宪，还是谭嗣同、夏曾佑，甚至是梁启超本人，他们的诗歌离“诗界革命”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梁启超所期盼的“诗界革命”并没有真正的出现。就连梁启超本人的诗歌到了后期，也向古典的传统回归，向“同光体”靠拢，这更是宣告了“诗界革命”的结束。

9. 古代诗与现代诗的区别格式

古代诗与现代诗主要存在着“韵律”、“句法（字数）”、“平仄”三方面的区版别。

①韵律：
古代诗歌有古体诗和近体诗之分，两种诗体对压韵又有不同要求。古体每首可用一个韵，也可以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韵，允许换韵；近体每首只能用一个韵，即使是长达数十句的排律也不能换韵。古体可以在偶数句押韵，也可以奇数句偶数句都押韵。近体只在偶数句押韵，除了第一句可押可不押（以平声收尾则押韵，以仄声收尾则不押韵。五言多不押，七言多押），其余的奇数句都不能押韵；古体可用平声韵，也可用仄声韵；近体一般只用平声韵。
而现代诗可以不讲究压韵。

②句法（字数）：古权代诗歌一般对字数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而现代诗有时可不做要求。

③平仄：平仄是指平声和仄声，泛指诗文的韵律，我们可以用现代汉语的“一声”“二声”“三声”“四声”这四个音调的概念去理解。古代诗歌中每一种诗体都有其对应的平仄格式，而现在诗歌在这方面则一般不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