诓的古诗
① 鉴赏下这首诗
楼外丐妇求乞的悲声
将我的心从睡梦中
重重的敲碎了!
她将我的母亲内带去了
母亲不在摇篮边了
这是我第容一次感出
世界的虚空呵!
这几句表达的思想感情，我是这么理解的：
从母亲的角度而言，因为第一人称是孩子，所以母亲在这里就是洒泪的默默离开的角色。
诗歌是从正面描写了孩子对母亲的殷切盼望和期待母亲，但是悲惨的现实，却让至亲的母子无法团聚，平添了一份悲凉。
② 被坑了 用古话 怎么说 古诗词！
诓 诈 假托
③ 诓歌三国人物的诗歌
滚滚长江东逝水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楮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④ 冰心春雨的诗句
"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回."
冰心作为五四时代的著名诗人，答她的诗名是和《繁星》、《春水》连在一起的。《繁星》共164首，《春水》182首，主要发表于1922年的《晨报副刊》上，小诗均无单独标题，只按序号编排。1923年两组诗歌先后结集，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新潮社出版。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女，原名谢婉莹，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 ，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成员。 中国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笔名冰心取自“一片冰心在玉壶”。1999年2月28日21时12分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被称为"世纪老人"。
⑤ 和桂花相关的诗句有哪些
鸟鸣涧
---王维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洞宫夕
---陆龟蒙回
月午山空桂花落，华阳道士云衣薄答。
石坛香散步虚声，杉云清泠滴栖鹤。
代董秀才却扇
---李商隐
莫将画扇出帷来，遮掩春山滞上才。
若道团圆似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
月夕
---李商隐
草下阴虫叶上霜，朱栏迢递压湖光。
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嫦娥应断肠。
寄龙山道士许法棱
---刘长卿
悠悠白云里，独住青山客。
林下昼焚香，桂花同寂寂。
咏韩氏二子
---贾岛
千岩一尺璧，八月十五夕。
清露堕桂花，白鸟舞虚碧。
雪下桂花稀，啼乌被弹归---李贺《出城》
别浦云归桂花渚，蜀国弦中双凤语。--李贺《听颖师琴歌》
榆荚散来星斗转，桂花寻去月轮移。---李商隐《一片》
⑥ 关于春雨的诗句
《春水》作者：冰心
又是一年了
还这般的微微吹动。
可以再照个影儿么？
春水温内静的答谢我说：容“我的朋友！我从来没留下一个影子，不但对你是如此。”
(6)诓的古诗扩展阅读：
有关春雨的诗句：
1、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王维《山中》
2、细雨度深闺，莺愁欲懒啼。——刘复《春雨》
3、拥被听春雨，残灯一点春。——陆游《春雨》
4、欹枕闻春雨，闭门见绿阴。——仇远《题扇》
5、一宵春雨晴，满地菜花吐。——郭仁移《村居》
、完璧归赵
楚国有一件叫做和氏璧的宝玉，为赵惠文王所得，秦昭王听说后，表示愿意用15城换取和氏璧。赵惠文王召见蔺相如，蔺相如表示愿带和氏璧去秦国，如果赵国得到秦国的城邑，就将和氏璧留在秦国，反之，一定完壁归赵。蔺相如到秦国后，将和氏璧献上，秦昭王大喜，却全无将城邑给赵之意。蔺相如诓说玉上有一小疵点，要指给秦昭王看，拿回了宝玉。他在庭柱旁站定，说：赵王担心秦国自恃强大，得和氏璧而不给城邑，经过我劝说方才答应。赵王斋戒5天，然后才让我捧璧前来，以示对秦国威严的尊重和敬意。不料大王礼仪简慢，毫无交割城邑的诚意，现在若大王一定要抢走宝玉，我宁可将脑袋与宝玉一起在柱子上撞碎。秦昭王无奈，只得划出15个城邑给赵。蔺相如估计秦昭王不过是假意应付，便提出要秦昭王也应斋戒5日，再郑重其事地交换。秦昭王只好应允。蔺相如便派随从怀藏和氏璧，偷偷从小道返回赵国。秦昭王斋戒完毕，举行交换仪式时，蔺相如才把送和氏璧回赵之事告诉秦昭王，从而保全了和氏璧。
2、人物简介
蔺相如（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根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他生平最重要的事迹有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与负荆请罪这三个事件。
⑧ 闻一多和臧克家的最著名代表诗作
死 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死水》作于1926年，是闻一多的杰作。诗人把黑暗腐败的旧中国现实，比喻为“一沟绝望的死水”，表达了对丑恶势力的憎恨和对祖国深沉的挚爱。诗的最后一节，表明他一方面对死水，也就是对黑暗，不存幻想，坚信丑恶断然产生不了美；另一方面，他没有真的绝望，并非心如死灰，而是痛恨这沟死水，要让它死亡。“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是愤激之言。朱自清说：“是索性让‘丑恶’早些‘恶贯满盈’，‘绝望’里才有希望。”（《闻一多全集·序》）在绝望中饱含着希望，在冷峻里灌注着一腔爱国主义的热情之火，是这首诗的思想特色。
闻一多在《死水》中学习和借鉴了西方现代诗的反讽方法和“以丑为美”的艺术原则。诗的中间三节，展开丰富的想象，极力把死水内在的丑恶东西，充分地涂饰以美丽的外形，以鲜明的色彩和响亮的声音，反讽死水的肮脏、霉烂、黯淡、沉寂。美与丑的交织反差，造成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
《死水》是闻一多实验他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新体格律的典型。这首诗格律极严。全诗共五节，每节四行，每行由三个“二字（音）尺”和一个“三字（音）尺”构成，节奏相同，字数也相同，各节大体均押abcb型的二四脚韵，从内在节奏到外在形式都十分严整。诗人犹如“带着镣铐跳舞”，但跳得如此轻松自如，节奏和谐，真令人击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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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烛
蜡炬成灰泪始干
--李商隐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啊!
谁是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
然后才放出光?
一误再误；
矛盾!冲突!
红烛啊!
不误，不误!
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
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
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红烛啊!
匠人造了你，
原是为烧的。
既已是烧着，
又何苦伤心流泪?
哦!我知道了!
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
你烧得不稳时，
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底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
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首诗写于1923年。诗人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在回顾自己数年来的理想探索历程和诗作成就时，就写下了这首名诗《红烛》，将它作为同名诗集《红烛》的序诗。
诗的开始就突出红烛的意象，红红的，如同赤子的心。闻一多要问诗人们，你们的心可有这样的赤诚和热情，你们可有勇气吐出你的真心和这红烛相比。一个“吐”字，生动形象，将诗人的奉献精神和赤诚表现得一览无余。
诗人接着问红烛，问它的身躯从何处来，问它的灵魂从何处来。这样的身躯、这样的灵魂为何要燃烧，要在火光中毁灭自己的身躯？诗人迷茫了，如同在生活中的迷茫，找不到方向和思考不透很多问题。矛盾！冲突！在曾有的矛盾冲突中诗人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因为，诗人坚定地说：“不误！不误”。诗人已经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准备朝着理想中的光明之路迈进，即使自己被烧成灰也在所不惜。
诗歌从第四节开始，一直歌颂红烛，写出了红烛的责任和生活中的困顿、失望。红烛要烧，烧破世人的空想，烧掉残酷的监狱，靠自己的燃烧救出一个个活着但不自由的灵魂。红烛的燃烧受到风的阻挠，它流着泪也要燃烧。那泪，是红烛的心在着急，为不能最快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着急，流泪。诗人要歌颂这红烛，歌颂这奉献的精神，歌颂这来之不易的光明。在这样的歌颂中，诗人和红烛在交流。诗人在红烛身上找到了生活方向：实干，探索，坚毅地为自己的理想努力，不计较结果。诗人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首诗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色彩。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重幻想和主观情绪的渲染，大量使用了抒情的感叹词，以优美的语言强烈地表达了心中的情感。在诗歌形式上，诗人极力注意诗歌的形式美和诗歌的节奏，以和诗中要表达的情感相一致，如：重复句的使用、一定程度上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的押韵形式、前后照应和每节中诗句相对的齐整等等。诗人所倡导的中国新诗的格律化、音乐性的主张在这首诗中有一定的体现。可以说，闻一多融汇古今、化和中外的诗歌形式，以强烈的情感表达和追求精神开辟了中国一代诗风，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诗人去耕耘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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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
----纪念鲁迅有感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写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是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有感而作。感从何来？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月。一方面是“骑在人民头上”的人已被人民推翻，另一面是从旧中国进入新中国的各色人等还不免带着旧社会的阶级和思想烙印。鲁迅式的“有的人”固然很多，而处于对立面的“有的人”却也不少。诗人面对现实，回忆鲁迅生前和逝世以来的社会状况，有感而作此诗。此诗不仅反映了生活真实，也表现了诗人的思想倾向，因此，这是一首真实性与倾向性相统一的抒情诗。
诗的第一节指出当今之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人：一种人“虽生如死”，另一种人“虽死犹生”。“虽死犹生”的人，自然是指当时被纪念的鲁迅，是对“永垂不朽”的鲁迅的歌颂；但是，作为典型形象看，也不是单指鲁迅，同时还暗示着与鲁迅品质相同的许多人。至于作为对立面的“虽生如死”的人，当然指坏人。这节四行诗，两句话，是全诗的总帽，统帅全篇，虽通俗易懂，但容量很大，概括力极强，耐人寻味，今人猛省！
接着三节（即诗的第二、三、四节），把“虽生如死”的人和“虽死犹生”的人从三个方面作了对比：比形象、比思想、比情操。从形象看，“骑在人民头上”的人，虽然昂首挺腰，自诩“伟大”，实际上是藐小的：而“给人民当牛马”的人，尽管俯下身子，毫不显眼，却是伟大的。这四行诗，是从鲁迅《自嘲》一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生发出来的。诗人发展了鲁迅的思想和诗意，形象的对立性更加突出、鲜明。再从思想看，那些“虽生如死”的人总是想“不朽”，“要把名刻入石头”，为自己树碑立传。而那些“虽死犹生”的人，却情愿充当无名的野草。它们憎恶把野草当作装饰品的“地面”，时刻等待地下的火山喷薄而出，烧尽“地面”上的野草、乔木，直到“无可朽腐”，大家同归于尽。这一节是根据鲁迅《野草·题辞》中的“我自爱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至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几句话写成。写《野草》和《野草·题辞》时的鲁迅，正处于思想“彷徨”时期，他曾经坦率承认他当时还没有找到革命的道路，但他对于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派却是痛恨，不共戴天的，因而表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彻底牺牲精神。最后从情操看，那些“虽生如死”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是十分卑鄙、丑恶的。而那些“虽死犹生”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情操是非常崇高、美好的。
诗的第二、三、四等三节是紧接诗的第一节进行构思的。诗人不是为了歌颂鲁迅而歌颂鲁迅，而是在歌颂鲁迅的同时，也歌颂与鲁迅品质相同的人，而且谴责那些自吹自擂比人民群众“伟大”，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不让别人活下去的人。这样一个对照，比单纯诓歌鲁迅更加显示出诗的思想的广度与深度。
最后三节（第五、六、七节）诗，诗人抓住头一节诗所说的两种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指出他们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影响和不同的下场，也就是指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前途。这三节诗是二、三、四等三节诗的逻辑发展。第五节诗仍然从对立的形象着眼。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自诩“伟大”的人终归被人民所推翻，从高高在上的地方摔了下来，不仅藐小，而且将从地球上消失；至于那些“给人民作牛马”的人，却被人民永远缅怀他们“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光辉形象。第六节则是写出两种不同的主观思想得到两种不同的客观效果：那些想为自己树碑传的人，他们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而那些“情愿作野草”的人，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一年一度地生长，他们也一年一度地永远为人民所怀念。鲁迅是如此，和鲁迅品质相同的人也是如此。最后一节写出不同的情操，不同的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班“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是决没有好下场的人，只要时候一到，他们的下场就会让大家看到。至于那些“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人民群众会把他抬举得很高。鲁迅就是这样的人的代表。
诗的主题一向认为是对鲁迅的的崇高品质的歌颂或赞美，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通过认真的分析、深入的理解，仅仅说是歌颂鲁迅，还是不够的。不少分析者其所以说诗的主题只是歌颂鲁迅，可能是忽略了题目下面的副标题“纪念鲁迅有感”，忽略诗的末尾“1949年11月1日于北京”，也忽略了诗句“有的人”。作者写作此诗既不是当年十月十九日纪记鲁迅的即席之作，而是在参加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之后有感而作。如果专为鲁迅而作，上述的主题思想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作者明明说是“纪念鲁迅有感”每一节又不点明鲁迅，而是以“有的人”开端，自然就不单是诓歌鲁迅。因此，这首诗实际上是通过纪念鲁迅，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只有这样认识主题，才能概括诗的整个内容，挖掘诗的广度与深度。这是诗人的美学理想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反映。不论诗人自己是否察觉到这一点。他所塑造的对立形象却流露了这一点。诗人在对两种人的对照中，始终只是暗示鲁迅，而不点明鲁迅，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只是说这首诗歌颂了鲁迅，就大大缩小了诗的容量—一它的广度与深度。
这首诗的艺术构思看似平常，却也奇特。诗人既然是“有感”而作，就从“美感”出发。但是，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诗人并不贴标签，也不喊口号，只从对人世间两种的深刻感受出发，运用通俗、亲切、生动的语言，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一般人对这首诗的分析，都说诗人运用了对照或对比的艺术技巧，这当然也说得不错。的确，诗的每一节都用了对比，把真的、美的、好的、和假的、丑的、坏的作了对比。但是，诗人的这种对比，并不限于某一节诗，而是贯穿整体，诗人是用“铺陈”的方法来安排对比的。所谓“铺陈”就是传统的表现手法“赋”。《有的人》的作者正是为了“铺陈善恶”而运用对比的。诗人铺陈了三种对比：第一种对比即第一节的总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的对比，它统摄全诗。第二种对比，主要是比形象，比形象的斗争的过程。第三种对比主要是比下场，比两种形象在历史风云和时代潮流激荡下的不同结果。诗人正是把这样三种对比铺陈开来，成为一首既整齐又错综的抒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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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的泪只有往心里咽，
眼里飘来一道鞭影，
它抬起头望望前面。
《老马》写于1932年，是臧克家诗集《烙印》中流传广泛、脍炙人口的名篇之一。作者曾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对蒋介石政权全盘否定，而对于革命的前途，觉得十分渺茫。生活是苦痛的，心情是沉郁而悲愤的。”作者亲眼看到了一匹命运悲惨令人同情的老马，不写出来，心里就有一种压力。通过赏析这首诗，我们能够更具体地感受到臧克家30年代新诗创作的成就和特色。
诗歌主题：诗人没有详细描写老马衰弱病残的外形，而是着重写它的命运、感受和心境，增强了老马悲剧的感染力。老马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旧中国受苦受难的农民的象征。诗人越是写出老马的忍辱负重、善良忠厚，就越能激发读者对被压迫而不深情农民的同情，激起对旧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愤怒和诅咒。
划分层次：全诗共两节，每节四句。
音韵：隔句押韵，即“够”、“扣”押“ou”韵，“命”、“影”押“ing”韵，“咽”、“面”押“ian”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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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古代有没有被冤枉的古诗 不算6月飞霜的
咏怀堂诗
一九四六年的秋天，我在南京作记者。记者生涯是忙碌杂乱的，不过有时也有难得的空闲。一天下午在城里闲走，晃到了清凉山脚下的龙蟠里。有名的国学图书馆就在这里。走进去看时，只见“逃难”归来的大批藏书，都一叠叠用麻绳捆起，堆在地上，还没有上架。馆长柳翼谋老先生和一些馆员正在忙着整理。他给我看了许多宋元旧本，顾校黄跋，告诉了我八年抗战中间这许多善本辗转舟车、流离颠沛的故事。后来我向他打听丁氏八千卷楼旧藏的阮大<SPS=1764>《咏怀堂诗集》，柳先生叹息着说，馆藏旧书中，宋元本缺佚倒很少，但明本却损失严重。这阮髯的诗集已经不知下落了。就连馆中新印的本子也已被人偷出去当作还魂纸卖掉，没有多余的可供出售了。
我当时住在离秦淮不远的地方，每次经过总免不了要想起《桃花扇》的故事；后来还在城南偶然发现了一条“库司坊”的小巷，据说就是当年曾被老百姓呼为“裤子裆”的阮大<SPS=1764>的故居所在。那么， 咏怀堂的故址应该也在这里了。因此想找一部阮胡子的诗集看看。这个愿望，在六年之后无意中实现了。我在上海买到了阮诗三集。
这是徐乃昌的旧藏本。计《咏怀堂诗集》四卷；《外集》甲乙部：《丙子诗》二卷。都是崇祯中原刻。《诗集》前有扉叶，题“吴门毛恒所梓行”。叶灿序第一页版心下有“白下毛升梓”五字，与《外集》版式如一，当系同时所刻，时在祟祯八年乙亥(一六三五年)。《丙子诗》是十年丁丑(一六三七年)刻，“自序”说，“其称诗，遂自崇祯乙亥后，系曰《咏怀堂某年诗》，而后仿此焉。”《丙子诗》后尚有《戊寅诗》(只下卷)、《辛巳诗》各二卷，有新排印本。
奇怪的是我得到的《丙子诗》二卷也是八千卷楼的旧物，卷前有“钱载”、“箨石”二印；“嘉惠堂丁氏藏书之记”印；“翁同<SPS=2323>观”印。此本没有随楼书一起运往南京，我估计是被人抽下作为“礼品”送给翁常熟的。图书馆排印所据则是丁氏旧藏的另一残本，只存卷上；后来又据丁初我的传抄本下卷补印，作为补遗。丁初我是常熟人，他的传抄本根据的大抵就是此本。
现存的阮大<SPS=1764>诗，还有一种《和箫集》，二十年前在宁波发现，是明刻白棉纸印本。《外集》乙部有“别退思”诗，诗后小注说“和箫予寓黄诗稿，为退思所题”。看来这个集子刻成尚早于诗集四卷。《丙子诗》卷前属“齐安退思杜祝进较”，就是此人。
三十多年前在龙蟠里，只匆匆将《咏怀堂诗》的新印本翻了一下，记下了几联断句和卷前影印的名人评语，回来写了一篇《金陵杂记》。因为文中引了无想居士(王伯沆)的话，“乃知小人无不多才也。”曾招来过一通斥责。二十多年以后听到《和箫集》发现的消息，又曾设法去买下或传抄。这次的后果更为严重了。终于被揭发、认定为对一个历史上的大坏蛋寄予了爱慕与同情。可见三十年来，人们的意见其实并无多少变化。当某人被判定为坏种之后，他的著作，言行……就不必也不许再去深究，只要记住贴在他头上的标签就好了。这是很方便的办法，又能避免由于读了坏种的诗文自己也会随之变坏的危险。似乎也正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老脾气。不过我看办法并不高明，采取了这种对策，坏种并不会少下去，而且还会多起来。老花样会不断照样搬用，连改头换面的手脚都可以省掉。人们只能在重新吃了一通苦头之后，最后省悟身边又出现了新的、其实是和陈年旧货并无明显区别的“新坏种”。
为什么会经常不断地出现这样的悲剧，我想可能就为了人们激于义愤或别的什么原因，把历来一切坏种的著作和言行录都毁弃、封存，不再过问，终于淡忘，没有吸取必要教训的原故。
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戏，这道理是大家都承认的。把坏种统统赶下舞台，或只留下几个贴着标签并无血肉的对立面，这有利于剧情的展开、结束，是无疑的。但这样一来，正面人物就无论如何也演不成戏，即使勉强演出也不是戏了。这个简单的、明白无误的道理，十分遗憾，恰恰正是人们多年来争论不休的。
鲁迅先生晚年手订文集，总要写一篇“后记”，有时这后记还是颇长的。好象当年就曾有人讥笑过，鲁迅的编印文集其实不过是为了一条尾巴。可见这办法一实行就立即为论敌所注意并引起了痛恨。鲁迅的“后记”就是着重介绍评论所及的事件、人物的言行和社会背景，“立此存照”，并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作意的。今天看来，这办法的好处是显然的，它免去了后来的研究者许多考订与争论，也堵死了恶意曲解、诬蔑的途径。试想，如果看不到这些反面材料，那么“两间余一卒”的，鲁迅，不就和唐·吉诃德有些相象了么？
这就是我一向主张不可忽视反面教材收集的理由。
细想一下，“小人无不多才”这话是确有语病的。因为这并不是事实。应该更正为凡是不平常的坏种，总有一定作恶的本领与能量，没有这条件，就不可能闯出大大的乱子来。也许这里所说的“才”，只是指文采而言。那么这种例子历史上也很不少。唐诗人中的沈<SPS=0022>期、宋之问；宋代的孙觌、方回；明代的严嵩、赵文华就都是好例。每逢社会发生疾遽变革的时代，这种“才子”往往就较多地出现，因为这时考验往往是更为严酷的。
方虚谷(回)的选本《奎瀛律髓》是很有名的，不过并不高明。这是一部作律诗的教科书，评选的方法则是恶俗的、教条主义的。首先，他认为诗人和别的人才一样，可以用某种机械的方法培养出来，这就是荒谬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方回曾写过一些好诗。大抵也因为名声太臭了，方回的诗集一直只有极少的抄本流传。我第一次接触此公的作品，是在抗战中间的重庆。那时学校有一些存书，受了水湿，在运动场上摊开了吹风。这中间有一大批商务印书馆版的《四库珍本》，其中就有方回的《桐江续集》。在那下不完秋雨的长江边上，读了“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这样的句子，真是使人不易忘记。后来读周密的《癸辛杂识》，才进一步得知这位“诗人”的真面目，
“方回为庶官时，尝赋《梅花百咏》以谀贾相(似道)，遂得朝除。及贾之贬，方时为安吉<SPS=0036>，虑祸及己，反锋上十可斩之疏，以掩其迹，遂得知严州，时贾已死矣。识者薄其为人，有士人尝和其韵云，‘百诗已被梅花笑，十斩空余谏草存。’未几，北军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践言死矣，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
(《别集》上)
真是没有法子想。方回是“诗人”，同时又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羞耻概念的奴才。这事实不可能有任何争议。阮大<SPS=1764>饱读诗书，大概也熟知并佩服方回的手段，在数百年后几乎全同的时会依前法照办不误了，还有了新的发展。也确是没有争议的事实。看来这里似乎也是有着一种传统的，正如韩愈所说的“道统”一般，传来传去，连绵不绝，是否这以后就“无传焉”了呢？实在也难说得很。
陈寅恪的遗作《柳如是别传》中曾有一节论及阮大铖，
“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阮)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末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
寅恪先生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他承认阮大铖是坏种，但却欣赏他的才能。同时还提出东林人物在南明一局中的斗争策略问题，叹息他们没有采取正确的统战政策，给阮胡子留一条改过自新之路。贤如黄梨洲也未能突破当时清议的局限，给了阮大铖以过分的斥责。这些意见，其实也并不新鲜，寅恪先生又曾引及并认为“颇为公允”的夏完淳在《续幸存录》中的话，就代表了当时清流人物中的另一种看法。夏存古说：
“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SPS=0844>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
照夏完淳的说法，连阮大铖的党于崔魏，也是冤枉的了。阮大铖虽然以魏党余孽，终崇祯一朝十七年废置不用，在安徽故乡和南京一带闲住，但从他的诗集中看，交往之中也颇有东林中的人物，有些还是抗敌殉难的名臣与未来的遗民义士。范景文、史可法、文震孟、杜<SPS=0713>、方文、王思任、葛一龙、茅元仪、杨补、纪映锺、顾与治……都是曾与游宴倡和的诗友。他们中间，就颇有发出同情阮大铖言论的人物。如以发表宣言痛斥马士英有名的王思任，就说他“时命偶谬，丁遇人疴，触忌招<SPS=2246>，渭泾倒置，遂放意归田，白眼寄傲。只于桃花扇影之下，顾曲辩挝。”(《春灯谜》序)这甚至是说魏阉一案也“渭泾倒置”了。张宗子(岱)是《石匮书》的作者，是对晚明政局党争经过深思熟虑形成了自己见解的史家。他的《与李砚翁》一书，鲁迅曾经引用过。张岱主张具体分析，不能把东林说得毫无缺点，这当然是不错的。不过鲁迅指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题未定>草》)这是直到今天，也还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见解。张宗子也是阮大铖的朋友，曾称赞过“阮圆海之灵奇”的。《咏怀堂戊寅诗》有“张宗子吕吉士姚简叔嵇仲举入山相访”诗，张岱《<SPS=0257><SPS=0263>文集》稿本也有《阮圆海祖堂留宿》诗，这是崇祯九年阮大<SPS=1764>避居南京城外的祖堂山时，宗子往访彼此投赠之作。张岱的诗是：
牛首同天姥，生平梦寐深。山穷忽出寺，路断复穿林。得意难为画，移情何必琴。高贤一榻在，鸡黍故人心。
剧谈中夜渴，瀹茗试松萝。泉汲虎跑井，书雠豕渡河。无生释子话，孰杀郑人歌。(原注：时圆海被谤山居，故为解嘲)边警终紫虑，尊前费揣摩。
阮诗中也有“亦有同心侣，遥遥问薜萝”、“我法尊龙性，时情忌凤歌”之句，可以约略知道他们在献花岩畔夜谈的内容，他们谈到了政局斗争，而张宗子的同情是在阮大<SPS=1764>这一边的。张、王(思任)都是越人，他们的意见可以部分反映浙党的政治见解。
称赞阮大铖诗的人是不少的。寅恪先生的父亲、名诗人陈散原在《咏怀堂诗集》书衣上写下的评语是“芳<SPS=1376>深徽，妙绪纷披。具体储韦，追踪陶谢。不以人废言，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丙辰(一九一六)惊蛰，散原。”章太炎的评语是“大<SPS=1764>五言古诗，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练。律诗微不逮，七言又次之。然榷论明代诗人，如大<SPS=1764>者少矣。潘岳宋之问险<SPS=1628>不后于大<SPS=1764>，其诗至今存。君子不以人废言也。戊辰(一九二六)孟春，太炎。”胡先<SPS=1916>在长跋中甚至称之为“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这些评论主要都是从艺术角度着眼的，而且一致提出了“不以人废言”的意见。《中国大网络全书》的<中国文学分卷>的拟目里也列入了阮大<SPS=1764>的名字，不过是列入“清传奇杂剧作家”，没有注意到他的诗。
《咏怀堂诗》的风貌也确是与王孟储韦相近，阮大<SPS=1764>自己也时时道出了他对陶谢的崇敬。奇怪的是，此外他还佩服着一个谢翱羽。有的评论说他的成就高出严分宜，也应是事实。其实严嵩诗学的功力又何尝低于大<SPS=1764>，不过他们的处境是不同的。一个是盘据政府几十年的权相；一个则是十七年(崇祯一朝)窜身草莽。这样他们虽然同样披着一件悠闲澹远的外衣，但面目到底不一样。内心委曲是很难掩盖的，即使有绝大的本领也困难。
《咏怀堂诗外集》乙部有十四首“还山诗”，作于天启甲子。“还山”就是“归隐”，这是几千年来士大夫十分锺爱的题目。他们都熟练地掌握了祖传的两套本领，“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应付“穷”、“达”两种不同处境。认真考虑一下，就会明白这似乎是矛盾着的两面其实不过是相辅相成的手段，目的却只有一个。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归隐”，其实不过是避风头，是为出山作准备。历史上大约是有真正的隐士的吧，不过并不多。写这样的“还山诗”，照例还可以发一点小小的牢骚，如“不才明主弃”之类，但文章的结穴总要声述自己对皇帝恩情的感激，好象皇帝一直是死活拉住不放要他帮忙似的，现在终于放手了，使“遂初之愿”终于得到满足，又哪能不感激。这是这类诗的一般规格，是完全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的。
阮大<SPS=1764>苦心经营写下的这十四首诗，确是文彩斐然，不愧佳作。太炎说他最长五古，律诗少逊，七言尤次。这十四首全是七言律，却写得着实不差。象“拂袖行吟归去来，草堂猿鹤莫相猜。云霄自愧无修翮，雨露谁为弃不材。”“十年小草溷风尘，五斗于人太苦辛。削木为鸢应是幻，以蕉覆鹿定何真。”“腐草为萤难自照，长霄与鸟幸高飞，人生岂必皆朱<SPS=1389>，下泽乌犍策亦肥。”这些句子，确是深合还山诗的要求的。虽有怨气，但却不多。又如“星占处士山中卧，影弄婴儿世上名。但使榆关销战斗，何妨花坞有深耕。”就是在说，虽已解组归来，也还惦记着东方的边患，立意也是极好的。不过要想完全掩却胸中的心事，到底不容易。“圣世何尝分蜀洛，野心长此托巢由。”“宦海惊涛迷象马，名场孤注夺枭卢。”“任有网罗及鸿渚，谁将柯斧指龟山。”这些，就并不隐讳地揭出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和“还山”的真正原因。阮大<SPS=1764>万历丙辰科中会试，不久居忧还里。同乡左光斗是一位谠直敢言的御史，一直是大<SPS=1764>倚以自重的朋友，也是他接近东林的关系人。天启甲子，吏科都给事中出缺，左光斗通知大<SPS=1764>来京递补。但因东林人物意见不一而未能如愿。这时阮大<SPS=1764>立即转而投靠魏忠贤，终于达到了目的。但只一月，就告归“还山”了。这是他背叛东林投奔阉党的开始。
明白了这背景，再来读“还山诗”时就可以领会得另一番滋味。他“还山”之时，曾对亲近的朋友咬牙切齿地说，“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果然，第二年左光斗就和高攀龙、杨涟等一起下狱论死了。他们都是反对大<SPS=1764>出任吏科都给事中的。
阮大<SPS=1764>这时又回到北京任太常少卿。但几个月以后，又自请“还山”了。这回告退的原因是看出魏忠贤的日子不长了。他每次到忠贤那里去献殷勤，总要用“重赂”向门房买回名刺。这样后来追查阉党余孽时，并抓不到他任何白纸黑字的把柄，这一手实在“高明”，是古今同类“英雄”万万不及的。
崇祯改元，大<SPS=1764>在家里准备了两本奏章。一通专劾崔、魏；另一通则分前后两个阶段指出东林、阉党各有应负的政治责任，一并送到北京杨维垣处，请他看准气候选一本上奏。这一手也是新鲜的创造，为前史所未有。大<SPS=1764>以光禄卿三上京华，大约也只几个月，又被劾罢官。第二年定了“逆案”，十七年中一直不得翻身。
十七年中，阮大<SPS=1764>先是住在故乡安徽，后来农民起义军打了过来，就逃往南京。游山玩水，作诗，娶妾，拍曲，演戏，同和尚相与，集子里留下的是晚明士绅“风雅”生活的写照。来往得最多的是会试同年此刻丢了官在金陵闲住的马士英，此外还有许多名士，贵官。阮大<SPS=1764>在诗里有不少“谈兵夜雨青油幕，买笑春风锦瑟房”一类的句子，说明他念念不忘以“边才”起用。当时边患、“内乱”如火燎原，许多人都以此“起废”了，这就是他忽然热中于谈兵说剑的真正原因。“丙子诗”下有“岁晏柬南高同卿”诗：
离居何必赋招魂，农圃如今道亦尊。鸡肋久捐尘外梦，鸱夷况有眼前樽。一林明月碧如此，六代寒山青不言。多少军烽连野哭，牛衣飒沓亦君恩。
诗确是写得漂亮，也并不脱离现实，但什么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呢？另一首《张金吾以书见讯赋答》就说得明白多了。
“人事已如此，安危仗有天。谁移元<SPS=1286>碣，一为勒燕然。谣诼<SPS=1225>夔窘，凭陵蜀洛坚。不然边徼火，何以烛甘泉。”
在无可奈何之中，阮大<SPS=1764>将国事之坏完全归罪于东林的门户之见。他想翻案，想“立功”。十七年中，几乎没有片刻放弃过这种意念。可以说，“南都防乱公揭”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
阮大<SPS=1764>和周延儒是旧友，《戊寅诗》下有“寿周相国挹斋五十”诗两律。《辛巳诗》上又有“送周相国挹斋入京”六律，都是逢迎拍马之作，读 了会使人肌肤起粟的，不过这中间自有一段故事。
崇祯十四年，在籍的周延儒被召再度出任首辅。许多晚明野史都说这是复社党魁张溥活动的结果。花村看行侍者《谈往》“宜兴再召”说，“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别有大力出资而任支费，霞城贺氏与虞氏侯氏两家，又奔走而灵线索，庶常张博天如、祠祭主事吴昌时来之也。擘画两年，征召之<SPS=1379>始下。”《霜<SPS=0777>集》诗注说，“无何，太仓张博为门户计，鸠金赂要津，宜兴得再召。”孟心史校记云，一本“鸠金下有二十万两四字”。又说，“所谓要津，宦官宫妾而已。假吴昌时以通内，遂得奄人为内主，而绣鞋得附田妃之足矣。”这二十万两活动费，采用的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筹款法，有的野史说股东之一就正是阮大<SPS=1764>。大<SPS=1764>送延儒入京诗第五首说，
逋客冥冥息影深，宁忧缯缴到长林。所虞朝著多坚垒，勿恤神州有陆沉。随地孤寒为引手，何人吐握不归心。期公尽洗荆榛劫，剩得青山与向禽。
这里盼望延儒为自己翻案并起废的意思是刻露的。《阮大<SPS=1764>本末小记》说，
“宜兴相公周延儒，为髫年昵友。既回籍，大<SPS=1764>时过其家。延儒与约曰，‘倘得再出，必起君’。崇祯十四年，延儒再召。大<SPS=1764>遣候，以金杯为寿曰，‘息壤在彼。’延儒召其使前，举杯<SPS=2257>者三，仍令持归，语使曰，‘饮此如与尔主面谈矣。旧约不忘。但今兹之出，实由东林，先与我约法三章，第一义即尔主也。归语尔主，倘意中有所为一人交者，当用为督抚，侯其以边才转荐，我相几图之，必得当以报耳。’使归，大<SPS=1764>以为无<SPS=1665>马士英者，遂以士英请。延儒入，即拔士英为凤督。”这就是马士英起用的经过，自然也就是弘光一局马阮合作的张本。
阉党冯铨也是阮大<SPS=1764>的密友。张岱《石匮书后集》《马阮列传》说，
“(大<SPS=1764>)与涿州冯铨称莫逆，醵多金力图翻案。特以先帝蓄怒党人，坚执不允。家居以诗酒自娱，多作传奇，寓言解嘲。”
利用戏剧进行政治宣传，应该说也是阮大<SPS=1764>的一种“创造”，他是早于康生三百多年，就发现了这个秘密的。据吴瞿庵跋大<SPS=1764>《双金榜》说，
“按圆海曾列籍东林，为高攀龙弟子。后附魏党，为刘蕺山(宗周)所劾。魏败，坐逆案削职。此词当是坐废时作。记中皇甫敦又名黄辅登，攀附登龙，义取暗射，即指高攀龙。孝标隐刘字，即指蕺山。孝绪为阮，即以自指。以东洛喻东林，以东粤喻东厂，入粤后屡言番鬼，番鬼者魏也。<SPS=0023>飞窃珠，亦窥窃神器之意。‘迕讦’一折，意谓己与蕺山同属攀龙门下，不宜相煎太急。通番一案，即言逆案。总不外自表无罪，乞怜清流之意。”这里所说颇有些“索隐派”的气味，不过也并非毫无影响。因为在晚明运用戏曲进行政治斗争甚至私人攻讦的风气是颇盛的，张秋水所讲《绿牡丹》(不是“粲花轩”本)的故事就是好例。阮大<SPS=1764>的另一本传奇《牟尼合》，董康曾据明刻复刻行世。后来王孝慈又收得明末刻本，发现《伶<SPS=2247>》一折两本内容不同。董本的内容是程咬金、秦叔宝庆贺尉迟敬德生辰；王本则是内官牛承恩等庆贺旧内史裴寂生日。王氏的判断是，
“是时南都久忘国耻，每耽戏剧。阮制诸曲，固以之自娱，亦兼以媚诸貂<SPS=0844>。……当时即刊有两种曲本，故此本独为白皮纸精印，所以媚宦官者至矣。其程秦本则以之宴清流及诸士人，显有不同。”
这不只是版本学上的一种故实，也说明阮大<SPS=1764>在以戏曲为政治服务时会玩出怎样奇特的花样。这是过去的戏曲史研究者所没有注意到的。王渔洋说阮大<SPS=1764>曾用绫绢朱丝阑精写《燕子笺》送给弘光帝，野史又曾记阮大<SPS=1764>降清后在营中为清军将领唱曲，“即起执板，顿足而唱，以侑诸公酒。诸公北人，不省吴音，乃改唱弋阳腔，始点头称善。皆叹曰，‘阮公真才子也’。”从新主子口中获得“才子”的称赞，大概是曾使阮胡子为之欢欣鼓舞的吧。
现存阮大<SPS=1764>的编年诗集，只到崇祯十四年辛巳为止。这以后的几年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期，忙是比过去忙得多了，但诗总还是作的吧。也许不等编好、付雕，清兵就已渡江，终于来不及出版。果真如此，那可是太可惜了。
我们虽然不能读到阮大<SPS=1764>辛巳以后的诗，却能从野史中知道他的许多故事。应该说，用行动为自己勾勒出的脸谱，其真实、生动就绝非没有“达诂”的诗所能及。在弘光一局中阮大<SPS=1764>的种种表演是人们熟知的；后来摇身一变，以“才子”的身份，归顺大清，直至“为王前驱”，死于仙霞岭上。这许多，钱秉镫曾据当年目击者的口述，写入《阮大<SPS=1764>本末小纪》，附于《所知录》之末。这是极有益的野史，能找到原书的读者都应该好好读一下。
四十五年前鲁迅说过，“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这里不但指出了鉴别古今一切人物的好方法，也是坚定信心鼓舞斗志的有效的手段。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