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渔父赏析

A. 屈原的《渔父》与庄子的《渔父》有哪些不同之处

渔父是个高人，来屈原在源《渔父》最后写到，渔父劝导不成，大笑而去，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道家顺其自然的思想，而屈原把他记载下来，也是充分了解了这种思想，所以，屈原和渔父，平时一定有更多的交流，是道友的关系。
屈原的诗歌，都说大气磅礴，:没有特殊的际遇，是写不出来的，所以，他应该和老子一样，都是合于道的，人们更多的注意到了他的文学价值，而忽略了从道的角度理解他的诗赋。
可能正是因为他追求道，所以才不屑于和宵小俗人勾心斗角同流合污。也是他被追权夺利的官僚排挤的原因吧？但大道应是通畅的，不应痛苦，所以他又说，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所以，屈原的内涵，太深厚了！

B. “渔父”意象总能让人触发情思,你能举出哪些具有“渔父”意象的诗歌

“渔父”形象最早出现在《庄子》一书中。在《庄子渔父》中，作者塑造了一个跟儒专家代表人物孔子属相对立的人物形象——渔父。文中具体写了渔父跟孔子的对答，结果孔子对“渔父礼拜有加”。而最早确立“渔父”形象，并赋予其深刻思想内涵，应是屈原的《渔父》篇。

文中通过简单的语言和动作描写，勾勒出一个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渔父形象。纵观两文中的渔父，他是隐士的象征，一方面他保持高洁的品行和情操，厌倦尘世的纷扰，但他并不一味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另一方面追求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说到底，渔父形象已幻化为一种文化符号。这个符号就是坚持操守、追求自由这样一种人生的代称。

C. 《庄子.渔父》翻译

杏坛
“杏坛”的复典故最制早出自于庄子的一则寓言。庄子在那则寓言里，说孔子到处聚徒授业，每到一处就在杏林里讲学。休息的时候，就坐在杏坛之上。后来人们就根据庄子的这则寓言，把“杏坛”称作孔子讲学的地方，也泛指聚众讲学的场所。后来，人们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为之筑坛、建亭、书碑、植杏。北宋时，孔子后代又曲阜祖庙筑坛，球植杏树，遂以“杏坛”名子。
杏坛是孔子教育光辉的象征，位于大成殿前甬道正中，传为孔子讲学之处，坛旁有一株古桧，称"先师手植桧"。杏坛周围朱栏，四面歇山，十字结脊，二层黄瓦飞檐，双重半拱。亭内细雕藻井，彩绘金色盘龙，其中还有清乾隆"杏坛赞"御碑。亭前的石香炉，高约1米，形制古朴，为金代遗物。该坛建于宋代，四周环植以杏，故名；金代又于坛上建亭。明代后期重修，即今日杏坛。

D. 《庄子.渔父》诗句

题解】
“渔父”为一捕鱼的老人，这里用作篇名。篇文通过“渔父”对孔子的批评，指斥儒家的思想，并借此阐述了“持守其真”、还归自然的主张。
全文写了孔子见到渔父以及和渔父对话的全过程。首先是渔父跟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贡谈话，批评孔子“性服忠信、身形仁义”、“饰礼乐、选人伦”，都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接着写孔子见到渔父，受到渔父的直接批评，指出他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乃是“八疵”、“四患”的行为；应该各安其位，才是最好的治理。接下去又进一步写渔父向孔子提出“真”；所谓真，就是“受于天”，主张“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最后写孔子对渔父的谦恭和崇敬的心情。
本篇历来也多有指责，认为是伪作，但本篇的思想跟庄子一贯的主张还是有相通之处，对儒家的指责不如《胠箧》、《盗跖》那么直接、激烈，守真和受于天的思想也与内篇的观点相一致，而且渔父本身就是一隐道者的形象，因而仍应看作是庄派学说的后学之作。
【原文】
孔子游于缁帷之林(1)，休坐乎杏坛之上(2)。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3)，下船而来，须眉交白(4)，被发揄袂(5)，行原以上(6)，距陆而止(7)，左手据膝(8)，右手持颐以听(9)。曲终而招子贡子路，二人俱对。
客指孔子曰(10)：“彼何为者也？”子路对曰：“鲁之君子也。”客问其族(11)。子路对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12)？”子路未应，子贡对曰：“孔氏者，性服忠信(13)；身行仁义，饰礼乐(14)，选人伦(15)，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16)，将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问曰：“有土之君与？”子贡曰：“非也。”“侯王之佐与？”子贡曰：“非也。”客乃笑而还，行言曰(17)：“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18)；苦心劳形以危其真(19)。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20)！”

E. 庄子 渔父 赏析

杏坛
“杏坛”抄的典故袭最早出自于庄子的一则寓言。庄子在那则寓言里，说孔子到处聚徒授业，每到一处就在杏林里讲学。休息的时候，就坐在杏坛之上。后来人们就根据庄子的这则寓言，把“杏坛”称作孔子讲学的地方，也泛指聚众讲学的场所。后来，人们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为之筑坛、建亭、书碑、植杏。北宋时，孔子后代又曲阜祖庙筑坛，球植杏树，遂以“杏坛”名子。
杏坛是孔子教育光辉的象征，位于大成殿前甬道正中，传为孔子讲学之处，坛旁有一株古桧，称"先师手植桧"。杏坛周围朱栏，四面歇山，十字结脊，二层黄瓦飞檐，双重半拱。亭内细雕藻井，彩绘金色盘龙，其中还有清乾隆"杏坛赞"御碑。亭前的石香炉，高约1米，形制古朴，为金代遗物。该坛建于宋代，四周环植以杏，故名；金代又于坛上建亭。明代后期重修，即今日杏坛。

F. 《庄子》心得中，有一篇〔孔子和渔夫〕，这里面的“渔夫”是谁

“渔父”为一捕鱼的老人，这里用作篇名。篇文通过“渔父”对孔子的批回评，指斥儒家答的思想，并借此阐述了“持守其真”、还归自然的主张。
全文写了孔子见到渔父以及和渔父对话的全过程。首先是渔父跟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贡谈话，批评孔子“性服忠信、身形仁义”、“饰礼乐、选人伦”，都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接着写孔子见到渔父，受到渔父的直接批评，指出他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乃是“八疵”、“四患”的行为；应该各安其位，才是最好的治理。接下去又进一步写渔父向孔子提出“真”；所谓真，就是“受于天”，主张“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最后写孔子对渔父的谦恭和崇敬的心情。
本篇历来也多有指责，认为是伪作，但本篇的思想跟庄子一贯的主张还是有相通之处，对儒家的指责不如《胠箧》、《盗跖》那么直接、激烈，守真和受于天的思想也与内篇的观点相一致，而且渔父本身就是一隐道者的形象，因而仍应看作是庄派学说的后学之作。

G. 庄子·杂篇·渔父的介绍

《庄子·杂篇·渔父》是庄子所著的《庄子》中的其中一篇。全文写了孔子版见到渔父以及和权渔父对话的全过程。首先是渔父跟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贡谈话，批评孔子“性服忠信、身形仁义”、“饰礼乐、选人伦”，都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接着写孔子见到渔父，受到渔父的直接批评，指出他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乃是“八疵”、“四患”的行为；应该各安其位，才是最好的治理。接下去又进一步写渔父向孔子提出“真”；所谓真，就是“受于天”，主张“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最后写孔子对渔父的谦恭和崇敬的心情。

H. 有关《庄子渔父》

杏坛
“杏坛”的典故最早出自于庄子的一则寓言。庄子在那则寓言里，内说孔子到处聚徒授容业，每到一处就在杏林里讲学。休息的时候，就坐在杏坛之上。后来人们就根据庄子的这则寓言，把“杏坛”称作孔子讲学的地方，也泛指聚众讲学的场所。后来，人们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为之筑坛、建亭、书碑、植杏。北宋时，孔子后代又曲阜祖庙筑坛，球植杏树，遂以“杏坛”名子。

杏坛是孔子教育光辉的象征，位于大成殿前甬道正中，传为孔子讲学之处，坛旁有一株古桧，称"先师手植桧"。杏坛周围朱栏，四面歇山，十字结脊，二层黄瓦飞檐，双重半拱。亭内细雕藻井，彩绘金色盘龙，其中还有清乾隆"杏坛赞"御碑。亭前的石香炉，高约1米，形制古朴，为金代遗物。该坛建于宋代，四周环植以杏，故名；金代又于坛上建亭。明代后期重修，即今日杏坛。

I. 《庄子.渔父》翻译孔子楸然曰“请问何谓真

渔父”为一捕鱼的老人，这里用作篇名。篇文通过“渔父”对孔子的批评，指斥儒家的思想，并借此阐述了“持守其真”、还归自然的主张。
全文写了孔子见到渔父以及和渔父对话的全过程。首先是渔父跟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贡谈话，批评孔子“性服忠信、身形仁义”、“饰礼乐、选人伦”，都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接着写孔子见到渔父，受到渔父的直接批评，指出他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乃是“八疵”、“四患”的行为；应该各安其位，才是最好的治理。接下去又进一步写渔父向孔子提出“真”；所谓真，就是“受于天”，主张“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最后写孔子对渔父的谦恭和崇敬的心情。
本篇历来也多有指责，认为是伪作，但本篇的思想跟庄子一贯的主张还是有相通之处，对儒家的指责不如《胠箧》、《盗跖》那么直接、激烈，守真和受于天的思想也与内篇的观点相一致，而且渔父本身就是一隐道者的形象，因而仍应看作是庄派学说的后学之作。

【原文】
孔子游于缁帷之林(1)，休坐乎杏坛之上(2)。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3)，下船而来，须眉交白(4)，被发揄袂(5)，行原以上(6)，距陆而止(7)，左手据膝(8)，右手持颐以听(9)。曲终而招子贡子路，二人俱对。
客指孔子曰(10)：“彼何为者也？”子路对曰：“鲁之君子也。”客问其族(11)。子路对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12)？”子路未应，子贡对曰：“孔氏者，性服忠信(13)；身行仁义，饰礼乐(14)，选人伦(15)，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16)，将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问曰：“有土之君与？”子贡曰：“非也。”“侯王之佐与？”子贡曰：“非也。”客乃笑而还，行言曰(17)：“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18)；苦心劳形以危其真(19)。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20)！”
【译文】
孔子游观来到名叫缁帷的树林，坐在长有许多杏树的土坛上休息。弟子们在一旁读书，孔子在弹琴吟唱。曲子还未奏完一半，有个捕鱼的老人下船而来，胡须和眉毛全都白了，披着头发扬起衣袖，沿着河岸而上，来到一处高而平的地方便停下脚步，左手抱着膝盖，右手托起下巴听孔子弹琴吟唱。曲子终了渔父用手招唤子贡、子路，两个人一起走了过来。
渔父指着孔子说：“他是干什么的？”子路回答说：“他是鲁国的君子。”渔父问孔子的姓氏。子路回答：“姓孔”。渔父说：“孔氏钻研并精通什么学问？”子路还未作答，子贡说：“孔氏这个人，心性敬奉忠信，亲身实践仁义，修治礼乐规范，排定人伦关系，对上来说竭尽忠心于国君，对下而言施行教化于百姓，打算用这样的办法造福于天下。这就是孔氏钻研精习的事业。”渔父又问道：“孔氏是拥有国土的君主吗？”子贡说：“不是”。渔父接着问道：“是王侯的辅臣吗？”子贡说：“也不是”。渔父于是笑着背转身去，边走边说道：“孔氏讲仁真可说是仁了，不过恐怕其自身终究不能免于祸患；真是折磨心性劳累身形而危害了他自己的自然本性。唉，他离大道也实在是太远太远了！”

J. 屈原的《渔父》与庄子的《渔父》有哪些不同之处

首先是相同的篇名——两篇都问世于先秦时代（当然有时间先后）的作品，用了同一个篇名——“渔父”，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纯属巧合？还是后者有意对前者效仿而做了同题文章？抑或两篇作品同出于一人之手？其次是两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有渔父，且又通篇几乎都是渔父与另一主人公的对话——《庄子
渔父》是渔父与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楚辞
渔父》是渔父与屈原的对话；再次，两篇作品中展示的渔父其人及其话语，虽不相同，却仔细辨别，可以隐隐感觉两个渔父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相通——人物形象或思想理念上的某些类同。

这就引发了我们对这两篇作品的作者、创作时间、渔父形象，以及作品旨意等的比较、探讨和分析，似乎迄今为止，学界尚无人对此作过论述或发表过见解。

先说两篇作品的作者和创作年代。《庄子 渔父》属于《庄子》的杂篇之一，《庄子》一书按《汉书
艺文志》载录是五十二篇，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共三十三篇，此系依据晋代郭象《庄子注》的本子，其中包括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三个部分。一般学者认为，内篇系庄子本人所撰，外、杂篇多数为庄子所撰，少数为其弟子所撰，个别篇系后人伪托；也有学者认为，内、外、杂篇绝大多数系庄子本人所撰，少数为其弟子所撰或后人伪托，这个问题至今未有定论。但《渔父》篇在司马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且《吕氏春秋》所载内容涉及《庄子》的也有《渔父》篇。可见，《渔父》篇为庄子所撰基本不误。《庄子》一书的产生年代应该在战国时期（成书年代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初年），这似乎已是学界的公认了。《楚辞
渔父》按《汉书
艺文志》和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是战国时代作品，作者为屈原，王逸说：“《渔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以叙其辞以相传焉。”对此，后世代表性楚辞学者（如朱熹
、洪兴祖、王夫之、蒋骥等）均无异议。有学者根据《渔父》篇中屈原以第三人称出现并自称，认为不符合古人创作习惯而怀疑此篇非屈原所作，对此，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谓：“《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认为篇中之问答并非实录，而是作者有意借问答以寄托己意，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也谓：“渔父有无弗可知，而江潭沧浪，其所经历，盖可想见矣。”应该说，这些判断是符合作品实际的。由此可知，《庄子
渔父》和《楚辞
渔父》都创作并问世于先秦时代的战国时期，前者出于庄子（或其弟子）之手，后者为屈原本人所撰，也就是说，两篇《渔父》不是同一个作者所写，这应该没有疑问。

那末，为何会出现两篇完全相同篇名的作品？会否是屈原读到《庄子
渔父》后产生创作欲望，取其篇名而写下同题作品，而其意则别有所寄——藉渔父形象作为屈原自身形象之反衬或对照，而其篇中之渔父又与《庄子》渔父之处世理念同中有异？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理由如下：

其一，庄子其人据《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虽出生于蒙地（亦称蒙县），但他一生中曾多次到过楚地或曾居住生活于南方地域（由《庄子》一书所写内容可知），受南方楚地民俗风情影响，他的思想和作品都深深沾染上了南方浪漫奇特想象的风格，这是屈原可能认同或接受其影响的前提因素。

其二，《庄子》和《楚辞》在文学风格上都表现了极度的浪漫主义，刘师培认为两者在“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方面极为类似（《南北文学不同论》），鲁迅说它们两者都是“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这也就是说，由两部作品的艺术风格可以透出，屈原和庄子在审美心态上有着不约而同的契合之处。

其三，庄子和屈原与老子都有一定的关系。作为道家人物，庄子的思想中显然受过老子的影响（后代将老子和庄子共同作为道家思想的创始者），司马迁的《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对庄子与老子的关系载曰：庄子“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可见，《庄子
渔父》的本旨是要阐明老子的思想学术。而屈原的思想和作品中也很明显地留有道家和老子的痕迹，《离骚》《惜诵》《思美人》《涉江》等篇中可辨道家思想痕迹，《远游》篇更是道家思想浓厚，屈原作品与《老子》一样，都是楚人创作的楚地作品，故而多“书楚语”，多用“兮”字，而其中两者在韵部上居然有极多相合处，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屈原《渔父》篇的“举世皆浊吾独清，众人皆醉吾独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的句式和用语，居然极似《老子》第二十章中所写：“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其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你能说屈原作品没不曾受《老子》影响、没不曾沾溉《老子》？

其四，两人的生活年代，几乎是同时代而略有先后——庄子约在战国中期，与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所载），屈原则在战国中晚期，与楚怀王、楚顷襄王同时（见《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具体来说，庄子生卒年大约在公元前370年前后至公元前280年前后，而屈原的生活年代一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343年至公元前290年左右，也就是说，屈原大约比庄子晚出生三十年左右，这应该是他能看到庄子作品的可能条件——时间上稍晚而地域上相近（都处于南方楚地），当然，这里还有个作品传播的可能性问题，从当时来说，人们的文字传播工具是竹简或帛书，地域相近，能够传播和看到的可能性较大。

其五，正是由于上述几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屈原能够具备濡染庄子思想或受庄子作品影响的可能条件。如若我们有兴趣对照一下《庄子》和屈原诗歌，会发现它们两者之间不光艺术表现风格相似，且还有不少句式或语词上的相同或类似，而这又是判断两者之间可能发生关系的依据之一。试看：《九歌》有“乘清气兮御阴阳”，《庄子》有“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涉江》有“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庄子》有“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悲回风》有“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庄子》有“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招魂》有“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庄子》有“昔者十日升出，万物皆照。”《远游》有“道可受兮，不可传。”《庄子》有“道可传而不可受。”类似的例子还可找出不少。

其六，《庄子
渔父》中渔父的形象，是在与孔子及其弟子对话中显现的（以与孔子对话为主），其所言的主旨，在于指出孔子的不足（或谓批判孔子）——说孔子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说他提倡仁义、礼乐、忠信、伦理思想，乃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主张应该提倡道家的“法天贵真”、返归自然。孔子弟子对渔父所言并不十分理解，但孔子闻其言后非常明白，他幸运地感到自己遇上了圣人，听到了圣人一番让人茅塞顿开的说教——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屈原，他要的正是渔父那已被人们（尤其包括孔子）所认可甚至崇拜的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理念及其形象，他可以将其借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不是这位渔父在《庄子
渔父》中所说的内容本身，而是由其这番说教在《庄子
渔父》中所铸就的与孔子鲜明比照的形象，正可以用来反衬屈原自己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大伟岸的品质和形象。有人以为，屈原在流放过程中真有遇见渔父并发生对话的经历，此篇《渔父》乃此次真实经历的实录，笔者以为这不仅与屈原诗歌的整体浪漫想象创作风格不相符合，也不切合人之常理，说屈原的《渔父》篇乃虚实相结合的作品恐怕更符合客观实际——其表现形式是借鉴虚拟，其思想内涵是真心表露。

其七，两篇《渔父》作品的整个构思及其过程描写，虽说不尽相同，却在框架结构上显然可辨异中之同——都由渔父和主人公的偶遇开场，又都由对话结束渔夫离去告终，中间正文都是渔父与主人公的对话（皆为作品的核心主体），体现了作者的创作主旨。先看两个渔父的出场。《庄子
渔父》中的渔父是在船上听闻岸上“缁帷之林”畔（杏坛之上）有人“弦歌鼓琴”，便于“奏曲未半”之际下船，“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于曲终之时招读书之人（孔子弟子）发问：“彼何为者也？”于是引出了孔子，并进而由渔父对孔子的直言评论，引发了孔子的敬意和兴味，而后有了孔子与渔父的主体对话。《楚辞
渔父》中的渔父出场，相对简单些，没有引渡人物，单刀直入，两位主人公直接出场——屈原“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渔父见而问之”，于是引出了两人的主体对话。也就是说，从两个渔父的出场来说，两篇《渔父》似异实同：都在水边泽畔——前者是渔父下船上岸，“行原以上”（“原”者，泽岸也），后者则在江潭之泽畔渔父直接遇见屈原；都是作简单背景交待后，开始渔父与主人公（孔子、屈原）的主体对话。再看两个渔父的退场。《庄子
渔父》近结尾，孔子一再表示自己对渔父一番说教的感激与钦佩，渔父则希望孔子自勉，而后“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渔父离去后，孔子“待水波定，不闻挐音而后敢乘。”随后对自己的弟子又发表了一通钦敬渔父的感慨，并斥责弟子的不懂道理。《楚辞
渔父》则是渔父与屈原对话毕，渔父发现自己说服不了屈原，便“莞尔而笑，鼓枻而去。”唱着“沧浪歌”，“遂去，不复与言。”两个结尾都极有意味，却又是鲜明的对照，其表现形式可谓异中有同——都在对话结束后渔夫驾船而去，都留下了意犹未尽的余味。可以说，两篇作品共同显示了过程的有始有终和故事的完整有味。

其八，两个渔父的人物设计，似乎都熟悉或多少了解各自对话的主人公，并能就他们的所言、所行、所遇，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庄子》渔父闻曲而招呼，询问奏曲者何人何治，而后发表自己的感想，表面上似乎不了解孔子为何人（故询问孔子弟子），实际上却在孔子面前故意摆出超乎世人的圣人姿态，指责、教训、开导孔子；《楚辞》渔父在泽畔巧遇屈原，虽然其时的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却能立即辨认出来，谓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可见他不仅认识屈原，且清楚了解屈原昔日的身份与地位，在惊讶屈原的现实境遇后，很自然地发表了一通自己的人生处世哲学，以劝导屈原。

其九，最有意味的是两篇作品的主体部分，即渔父与两位主人公的分别对话：前者由引渡人物（孔子弟子）先出场，而后过渡到正文——渔父与孔子的对话，且以渔父为主；后者直接是渔父与屈原相遇后的对话，两人各述己见。两个对话，虽篇幅有长短之别，却分别表现了两个渔父同中有异的人生观与处世哲学观，由此凸现了两位主人公完全不同的处世哲学与人生哲理，给读者留下了深长的意味。具体地看，《庄子
渔父》中渔父阐发的内容，既针对孔子而言，实际也是道家学说的展示，庄子的学说本归于老子，《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答话，孔子听后对弟子感慨，说自己见到老子犹如见到了乘风云而上天的龙，这与《庄子
渔父》所载内容几乎是异曲同工——孔子弟子闻听渔父之言，转告孔子，孔子对弟子发感慨，说这是遇上了圣人，随即追问于渔父，聆听了渔父一番宏论教诲。从渔父对待孔子的倨傲之态和颇带鄙夷的言辞说教，我们可以看到，庄子这篇《渔父》不只借渔父之口表达了道家“法天贵真”的思想，且对儒家的仁义忠孝观念和礼乐制度作了不留情面的批判，渔夫的这一形象，某种程度上似有老子形象的影子，这是庄子有意设计的人物。与此相对应，《楚辞
渔父》中的渔父，是个避世隐身者，他信奉并宣扬“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决其泥而扬其波？”在他得知屈原的遭遇后，提出了应该识时务、明世理、“与世推移”的主张，认为人在世上不必固守不移——“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这个主张，这个形象，与《庄子》的渔父实在有着相类之处，《庄子》渔父对孔子说“人有畏影恶疾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两位渔父的劝戒，是否有点异曲同工——形不似而神似，言不同而意同？笔者以为，大约正是因为如此，屈原才会将《庄子》的渔父用来作为自身形象的陪衬，以烘托自己“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从而显示一位洁身自好、高风亮节者的伟岸形象。朱熹说得不错：“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设词耳。”。（《楚辞集注》）其实这个渔父乃是一个君子有道行其志、无道全己身、道异则不相与谋的人物，他在劝导屈原不成功后离去时所唱的“沧浪歌”，其寓意很清楚：“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就是说，沧浪之水清的时候，是世道清明、士可升迁之时——应该在此时抓紧时机修饰冠缨而赴仕，沧浪之水浊的时候，乃乱世昏暗之时，士人应该适时地隐遁而去，不应犹豫滞留，强作姿态而自讨苦吃。渔父其实是说了一个在他本人和当时一般人看来清楚不过的道理，但可惜屈原并不听从。屈原写这篇《渔父》的目的正是要反其意而用之，以进一步突出自己为理想抱负的实现而矢志不渝的坚定意志，如果他信从了渔父的哲学，那就不是屈原了，也更不可能有这篇《渔父》作品了。这里，顺便应该提及，唐人成玄英《庄子疏》认为，《庄子》中的渔父是越国人范蠡：“渔父，越相范蠡也，辅佐越王勾践，平吴事迄，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变易姓名，号曰渔父，即屈原所逢者也。”[5]
这绝对是臆测之见，范蠡的生活年代在吴越之争时代，吴王夫差在位是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76年，即便吴王败亡后，范蠡还生活了多年，那也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00年，须知，庄子的生年约在公元前370年左右，屈原的生年约在公元前343年，也就是说，范蠡和庄子、屈原决不可能生活于同一时期，怎麽可能庄子时代的渔父是范蠡，且他又与屈原相逢呢？这不成了生造的历史笑话？！不过，成玄英的这一误断，倒是让我们由《庄子
渔父》想到了《楚辞 渔父》，因为他由注释《庄子》的“渔父”而提及了屈原。

综合上述分析和阐述，我们应该可以初步得出判断：屈原的《渔父》很可能是一篇受《庄子 渔父》启发而有意创作的作品，他借用了《庄子
渔父》中渔父的人物及形象、故事框架结构和渔父与主人公的对话形式，变换了其主要内容，改变了主题内涵，藉此为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和人物形象塑造服务，从而完成了一篇与《庄子
渔父》同题却内涵完全不同的新作品，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学史上为屈原诗歌创作的成就和自身形象的丰满高大，增添了必不可少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