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句子赏析

❶ 郭沫若《屈原》的赏析

郭沫若（1892-1978），中国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郭沫若影响最大的、最震撼人心的剧作是《屈原》。此剧以无比豪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赞颂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讴歌了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志，鞭挞了苟合与媾和的投降主义，怒斥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主义。它虽然是历史剧，但矛头直指现实；反映了整个中国各色人等的面貌和心态，但它又高度浓缩，戏剧冲突极为强烈，场面极为紧张。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就像是真的电闪雷鸣，绝对能把观众从座位上震起来：“风！你咆哮吧！你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据说，1942年春，此剧在重庆演出时，正好是一个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晚上，舞台上的朗诵应和着剧场外的雷鸣，一下子使整个山城轰动震惊，人们在此后的好几天里，都沉浸在《屈原》的情绪氛围里，很多人一遍又一遍地朗诵《雷电颂》，从中汲取力量，从而投入战斗。《雷电颂》，还有像《凤凰涅盘》之类的诗篇，至今还是许多朗诵会的保留节目，都会引起相当轰动。

一九四二年一月，郭沫若以十天时间完成了他的杰作《屈原》。《屈原》取材于战国时代诗人屈原的事迹，但剧本未拘泥于实事，而是把屈原与楚怀王为首的统治集团的矛盾集中在一天之内，以南后对屈原的引诱不成，阴谋陷害为主线，以屈原的弟子宋玉变节攀附权贵，而侍女婵娟却代屈原误饮毒酒而死为陪衬，生动地表现出伟大诗人忧国忧民、不畏强暴、磊落坚贞、大义凛然的崇高质量。屈原在暴风雨中的悲愤呼号「雷电颂」，作为「道义美的化身」和「诗的魂」的婵娟之死，控诉了旧中国的黑暗，道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引起当时观众的强烈共鸣，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的光辉一页。一九四二年四月，中华剧艺杜在重庆国泰大剧院演出此剧，由陈鲤庭导演，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顾而己、孙坚白，施超等人演出，引起轰动。其后，《屈原》曾多次演出。并远赴日本，苏联上演，一九七九年第四次在日本公演时，演出五百余场。一九八0年十一月，河原崎长十郎率演出团来华演出，自扮屈原，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

分析《屈原》中爱国诗人屈原形象
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塑造了战国时代楚国的政治家爱国诗人屈原的光辉形象。他的性格特征是热爱祖国人民、坚贞不屈、勇于和种种危害国家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及诗人的气质。屈原的政治主张是面对强秦的侵略，联齐以抗秦。为此，遭到了南后的迫害，南后以“淫乱宫廷”的罪名使他罢官。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屈原不是为个人荣辱，而是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他愤怒痛斥张仪。屈原的斗争使南后老羞成怒，进行更的迫害，把屈原关在庙中，并阴谋毒死他。屈原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想火山岩浆。写出了震撼人心的“雷电颂”，“雷电颂”是对黑暗势力的愤怒诅咒，是对毁灭黑暗势力的光明与力的歌颂。表现了屈原崇高的内心世界：痛恨黑暗、追求光明，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诗人的气质。结尾屈原随卫士到汉北人民中间去，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简述《屈原》的浪漫主义特色和诗情
作者大胆地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历史创作原则，如剧中将屈原坎坷的一生浓缩在一天里展开，创造了婵娟形象，以“淫乱宫廷”向屈原问罪等等，都参合着作家的大胆的艺术想象，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
根据历史可能性的原则舍弃了人物某些非必然的生活情节而突出其精神，从而将人物理想化。如屈原潜到汉北以图再起。喷发式的感情表达方式和大开大阖的戏剧冲突的结合，如《雷电颂》。

简述《屈原》的现实战斗意义：
《屈原》作为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其主题则是富有战斗性的。因此抗战时期的现实，和屈原时代的历史有着惊人相似之处。这表现在：剧作中屈原坚持齐楚联盟团结抗秦，反对强秦妥协的精神，具有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现实意义。屈原的诅咒黑暗、呼唤光明的“雷电颂”，更是喊出了国统区人民的心声，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应和效果。

❷ 屈原的诗词鉴赏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

详细介绍：

《离骚》
《九章》
《九歌》
《天问》
《招魂》
《卜居》

简介：

《离骚》是屈原最宏伟的诗篇，是他自全叙平生的长篇抒情诗，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再没有比这更长诗篇了。全诗共373句，2477个字。诗中尖锐地抨击了昏庸王室的黑暗和腐败 ，表达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贞，同 时也表现了自己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忧愁苦闷。

《九歌》是屈原流放在江南时在楚民间祭歌的基础上 加工整理的一组祭歌。《九歌》共有11篇诗歌，分别祭 记11种神灵。其中：
《东皇太一》祭祝最尊贵的大神。
《云中君》祭的是云神。
《湘君》、《湘夫人》祭湘水神。
《大司命》祭祀主宰人类生命的男神。
《少司令》祭祀主宰幼儿生命的女神。
《东君》祭祀日神。
《河伯》祭祀黄河之神。
《山鬼》祭的是山中女神。
《国殇》悼念和颂赞为楚国而战死的将士
《礼魂》是《九歌》的送神曲，即祭祀完成。

《九章》是屈原写的一组抒情诗，一共9篇。即《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章》组诗中数《哀郢》最深刻地表达了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九章》和《离骚》 是一类型的作品，区别在于《离骚》是屈原平生综合性的自我叙述，而《九章》则是具体的片断生活的记录和心情的显现。《九章》是研究屈原生平和思想最有价值的材 料。

《天问》是我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一篇奇文。它以一个 “日”字领起，作者一口气对天、地、神、人等各方面提出 了170多个问题，鲜明地表现了作者探索事物根源和不屈 不挠的战斗精神。全诗共374句，1553个字，是屈原作品中的第二首长诗。

《招魂》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迷信活动。在战国时代的楚国，这种巫术宗教活动极为盛行。楚怀王客死秦国后，屈原运用民间的风俗和艺术形式，写成了这篇颇有艺术特色的诗篇。他在诗中把天上地下、四面八方都作了惊心动魄、凄惨恐怖的描写，叫魂魄哪儿上不要去，赶快回到自 己的祖国。屈原招的是怀王的魂，实际是也在招楚国的魂，因为屈原是把怀王扣楚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的。《招魂》无论其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❸ 屈原的诗词及赏析

湘夫人

屈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登白?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鸟萃兮?中，罾何为兮木上？
沅有?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
麇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
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
荪壁兮紫坛，*（采＋匚的反方向）芳椒兮成堂。
桂栋兮兰?，辛夷楣兮药房。
罔薜荔兮为帷，擗蕙?兮既张。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
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
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
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兮醴浦。
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背景简介

《湘夫人》选自《楚辞?九歌》。“九歌”本是古乐章名，在《楚辞》中则是一组诗歌的总称，共包括《国殇》、《湘君》、《湘夫人》等十一首诗。“九”是个虚数，表示很多的意思。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起俗信鬼而好祠，起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间，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辞鄙陋，因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一风谏。”大致言之成理。但将《九歌》完全定为屈原的自作心创，似有不妥。现在一般认为，《九歌》是屈原依据当地民间祭歌加工改写而成，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此说均可信。

《湘君》和《湘夫人》是姊妹篇，都是祭祀湘水神的乐歌。湘君和湘夫人是湘江的一对恋人神，或谓夫妻神。《湘君》是以巫师扮演得的湘夫人的口吻，抒写追怀湘君的情景，《湘夫人》是以巫师扮演的湘军的口吻，抒写追怀湘夫人的情景。至于湘君和湘夫人作为湘水神的来历，则多有争论。当地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湘君就是古帝舜，他南巡时死于苍梧，葬在九嶷山。舜的妻子是尧帝的二女娥皇、女英，她们追随丈夫到沅湘，夫死而哭，泪水落在柱子上，使竹竿结满了斑点，“斑竹”之名即由此而来(见《述异记》)。后世所湘妃、湘夫人、湘妃竹诸说，均源于此。但传说就是传说，无所谓真假之辨。现在我们应当知道的是：这两首诗作中，有着丰厚的上古神话时代的历史文化积淀，并由此给它增添了浓郁的神秘浪漫色彩。

内容述评

一、神恋生活中期约难遇的悲剧情景

这首诗的题目虽然是“湘夫人”，但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却是湘君。诗中截取湘君与湘人爱情生活中的一个期约难遇的片段，着重抒写湘君的一系列追寻行为和心理活动，表现出湘君对湘夫人的真挚爱情和对幸福美满生活的追求。全诗大致可分四段，由于写的是神的爱情，意境朦胧难解，须潜心体悟。

首四句是第一段，总提湘夫人期约难遇、湘君哀愁顿生的情景。从后文中“闻佳人召予，将腾驾兮偕逝”两句看，湘君与湘夫人似乎有过预约，湘君就是为赴约而匆匆赶来的。但来到期约地点一看，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帝子降兮北渚”，湘夫人是来了，但却降临在北面那个小岛上，两个人只能隔水相望。这情景，就像《诗经?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样，可望而难即。“目眇眇兮愁予”，写他只能在渺渺茫茫、似有实无中遥望、追寻，于是一股失落的愁情就在心中升腾起来。而秋风??、水波荡漾、落叶飘零，则是通过写景来渲染这愁情。

第二段十四句，都是写湘君在期约难遇后的追寻行为和心理活动。“登白?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写登高远望，日夜等待。“沅有?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是说在沅江、澧水相夫人往常出没的那些地方，本来应当有相遇表白的机会，但错过了，想来实在令人追悔、懊恼。“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是说湘君放眼追寻，到处都是浩渺烟波、潺?流水，没有相夫人的半点踪影，于是他的精神陷入了恍惚之中。“朝驰余马兮江皋，兮济兮西?”，写湘君在恍惚中仍日夜驰马沅、湘之间，颇是《蒹葭》中“溯洄”、“溯游”反复“从之”的情景。“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与其说是真有这样的召约，不如说是湘君的内心想望：在神志恍惚的追寻中，他耳边仿佛时时有相夫人的声音在呼唤自己一同飞向那幸福的爱情港湾。于是，诗意也就自然地过渡到第三段的幻境。在这第三段的行文中还穿插描述了“鸟何”、“罾何”、“觅何”、“蛟何”四种反常景象，那是对湘君期约难遇尴尬处境和懊恼心情的比况和烘染。

第三段十六句，铺叙湘君在水中装修新房以迎娶相夫人的情景。这是在失望与希望的交织中，从恍惚神志中生发出来的虚幻空间。先写筑室建房、美饰洞房，再写彩饰门廊、迎接宾客，极尽排场，百般美化，物色华丽，情调欢快，充分显现出湘君对理想爱情生活的执著追求。

最后六句是第四段，写湘君离开期约地点时的行为和心境。相夫人最终没能出现，湘君的心境也由梦幻回到无可奈何的现实。于是，他将自身的衣物抛入江中，遗赠信物以及寄托真情相思。采一枝芳香杜若留待以后送给“远者”，则意味着希望犹存，思念和追求还将继续。“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是劝自己把眼光放远，在旷达自解中见出对幸福爱情生活永不放弃的韧性。

二、屈原的感情寄托和读者的连类出发

《湘夫人》的意境内涵是多层面的，上面的分析只是展开了其中神的爱情生活层面。另外还有三个层面也值得注意，那就是水神的祭祀仪式、屈原的情感寄托和读者的连类生发。关于水神的祭祀仪式，放到艺术特色中去谈，下面谈谈二、三两个层面。

《湘夫人》是屈原根据祭祀水神的乐歌加工而成的。加工祭祀乐歌必须适应祭祀仪式的需要，但同时也是一个自我感情宣泄和精神补偿的过程。当时屈原正被楚王流放在荒蛮的沅、湘一带，处境艰难，心情忧伤，但仍然时时挂念国事，执著理想，期盼楚王能回心转意。这一切，都会在乐歌的加工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与湘君的处境、心情、追求发生同构共鸣和同频共振。从湘君期约难遇、可望难即的悲剧情景，我们是否可以联想到屈原一再被楚王疏远、流放的遭遇？相君在沅江、澧水两岸徘徊、追寻的身影，是否有时会叠印着屈原“行吟江畔”的“上下求索”形象？相君对真挚爱情、美满生活的执著追求，是否寄托着屈原对政治理想、复兴事业的至死不渝？相君在无可奈何情况下的“逍遥容与”，是否融进了屈原在人生偃蹇路途中的宽解自慰？文学作品中的作者情感渗透，一般不能说这里一定有什么，那里肯定是什么，但它确实处处有，时时在，须由读者在潜心体味中感悟得之。

《湘夫人》写的是神界的爱情生活，但处处流溢着人间的现实情味，因此，我们又完全可以把它作为当时楚地民间的爱情诗来读。但这还不够，因为诗的水神祭祀底蕴不是爱情，屈原的情感寄托也不是爱情。而且读者的自由阅读，也总是要冲破题材的局限而进行更广泛的异质同构连类发生。这是必然的规律。当我们由湘君期约难遇的处境，联想到“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情景时，当我们由湘君在沅、湘两岸到处追寻相夫人时，联想到“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帝子降兮北渚”，不就是“宛在水中央”吗？）的情景时，《湘夫人》的意境空间一下子就扩大得难以穷尽了：社会人生中，一切执著追求而始终虚幻难得的种种现实境况，一切由虽执著追求却始终虚幻难得所引发的忧愁、懊恼、惆怅、失望，似乎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同构感应和精神寄托。这就是《湘夫人》”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意境空间，也是诗之所以为诗的真正魅力所在。

❹ 屈原的故事及赏析

屈原（前340年－前278年），汉族，芈姓屈氏，名平，字原，中国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新考古发现可能实际为龙阳,今湖南汉寿,注1）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屈原被逐出郢都，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此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
注1:
最近对湖南汉寿县屈原学会提交的有关“屈原故乡汉寿说”的研究成果进行鉴定，在仔细阅读所报材料和出土文物介绍后，又到汉寿县沧港古镇进行了实地考察，大量的屈原遗迹和出土文物以及与屈原作品相关描述的印证，使人不得不感到屈原故乡很有可能在汉寿，起码“屈原故乡在汉寿”可称为有根据的新的一说。

家世

家族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家庭，屈原的祖先和楚王的祖先一样，开始也姓芈，后来改姓熊；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省秭归县境内）。这就是屈原的故乡。春秋初期，约公元前7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做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屈原的父亲叫伯庸。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丐。屈原楚辞《九章》中的《惜诵》曾说道：“忽忘身之贱贫”。很可能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了。

出生

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的结果，大概不出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不遏其巧得很，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在屈原著名的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是说太岁星逢寅[4]的那年正月，又是庚寅的日子，我从母体降生了。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硕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庚寅则说明这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这可是个好日子（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目前一般定为前340年。

取名

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这4句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而东汉王逸在《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
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微；“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7]，就是地的象微，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8]的天地人三统。这在今天看来，只是个巧合，原无所谓，可在当时却认为是一个好兆头。

屈原时期的外交

春秋以来，许多小国经过长期的战争，逐渐被大国吞并。到前403年左右，形成了七个大国〈燕、赵、魏、韩、齐、楚、秦〉并立争雄的局面。这以后一直到秦统一六国（前221年），历史上把这180多年叫做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各国间斗争激烈，攻伐连年，政局动荡。诗人屈原就生活在这个社会大变动的战国后期。战国七雄的实力并不平衡，而且随着各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深人，实力不断消长。战国初期，赵、魏、韩三国实行了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曾一度强盛过。魏国经李悝变法，还曾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可惜他们的改革不彻底，又加上所处地势不利，很快又衰落了。燕国处在偏僻的北方一角，努力开拓东北的疆域。经过燕王哙的禅让，也算对政治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没有充分地完成，所以“凡天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只是受到战祸较少，还能偏安一方而已。剩下齐、楚、秦三国，开始还势均力敌，不相上下。
秦孝公实行商鞅变法以后，努力增加生产，鼓励人民战斗情绪，十年之后，国富民强，连年攻击各国，成为其他六国的严重威胁。由于秦的强大，其他六国中的任何一国都已不是敌手。于是有一批策士提出了“合纵”的主张，就是从燕到楚，南北六国联合成一条纵线，共同反对西方的秦国。主张合纵的代表人物叫苏秦，前334年，他说动了燕文侯，资助他游说六国，建立起合纵组织。前318年，苏秦约纵六国攻秦，楚怀王曾为纵长，可惜被打败了。与此对立的，秦国也组织一批策士提出了“连横”的主张，就是西方的秦国与东方六国中的某一国家结成联盟，形成一条东西向的横线来攻击另一个国家。连横的代表人物是张仪。前328年，张仪为秦相，推行连横政策，很有成效。屈原生活的战国后期，七国争雄的斗争，基本上就是合纵连横的斗争。

楚国的外交

在秦、楚、齐三国中，秦和楚又是最有可能统一六国的国家，而且秦占优势。所以楚国只有和齐国联合，才能和秦国相对抗。而秦只有破坏了齐楚联盟，才能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实现她统一六国的大业。这就是屈原所处时代楚国的外交形势；就楚国内政方面来说，要想富国强兵，战胜秦国，就一定要加强法治，限制贵族特权，举贤授能，发展经济实力。屈原提倡变法，反对腐败的贵族统治；主张合纵，坚持联齐抗秦的外交政策，正是从战国七雄争霸的形势出发，符合楚国长远利益的正确方针。

屈原初任左徒

屈原是楚国贵族中的杰出人才。精通历史、文学与神话，洞悉各国形势和治世之道；人聪明，口才好。司马迁《史记》说他是“博闻强志”，“娴于辞令”。20多岁就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左徒比楚国的令尹只低一级，他对内和楚王讨论国家大事，发布号令，对外接待宾客，应付诸侯。楚王很信任他，还让他草拟法令，又让他出使齐国，联齐抗秦。足见屈原曾是楚国兼管内政外交的重要官员。但他的改革精神和措施，却招来了楚国贵族大臣们的反对和嫉妒。反对者的代表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儿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这批人目光短浅，妒贤害能，只想维护自己的贵族特权，却把国家的长远利益置之脑后。可是他们的权势很大，整天围在楚怀王身边，左右怀王的言行。昏愦的楚怀王，听信了谗言，渐渐疏远了屈原。

第一次流放
（汉北地区）
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为汉水的上游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为了破楚、齐联盟，秦国派张仪带了很多财宝到楚国活动。张仪贿赂了楚国的一批权贵宠臣，又欺骗楚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于一带六百多里土地。”可是利令智昏的楚怀王不以为然，听信了张仪的鬼话，就把相印授予张仪，封张仪为相；贪图六百里的商砖之地，真的和齐国断绝了合纵之盟；还派人跟张仪去秦国受地。张仪回秦国后装病，三个月不见楚使。愚蠢的怀王，还以为是张仪怪他绝齐不够坚决，又派人去辱骂齐王一通。齐王大怒，断绝了和楚的合纵，反而和秦国联合起来了。这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长宽六里。”六百里变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气，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先后两次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丧失八万军队，大将军屈丐、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还被占去汉中大片土地。
这时怀王稍有醒悟，“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复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重修楚齐之盟。秦两次大败楚军之后，也怕齐、楚复交，于是主动提出退还汉中之地的一半以求和。楚怀王恨透了张仪，提出不要汉中地，只要张仪头。秦惠王本不同意，张仪却胸有成竹地说：“以我张仪一个人就能抵得上汉中的土地，臣愿意到楚国去。[11]”张仪到楚以后，贿赂了郑袖、靳尚之流，在楚怀王面前一番花言巧语之后，糊涂透顶的楚怀王居然又把张仪给放了；还和秦王结下了婚姻关系。等到屈原使齐回来，说明利害，怀王想追回张仪，张仪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这样楚国对齐国又一次大失信用。前305年，楚怀王二十四年，楚又一次背齐合秦，去秦迎亲；第二年，怀王还与秦王会于黄棘（今河南新野县东北）、接受了秦退还的上庸之地（今湖北竹山县）。当时屈原虽竭力反对，结果不但无效，反而遭到了第一次流放，流放到了汉北地区（今安康一带及汉水上游地区）。
前303年，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攻楚，声讨楚违背纵约。楚向秦求救，还把太子送到秦国作人质。第二年，楚太子杀了秦大夫逃回楚国。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以此为借口，联合齐、韩、魏攻楚，杀楚将唐昧，占领了重丘 （今河南泌阳县东北）。第二年又攻楚，消灭楚军2万，又杀楚将景缺。这时，昏庸的怀王才又想起齐楚联盟的重要，让太子质于齐以求齐楚联盟反秦。前299年，秦又攻楚，取楚八城。趁这形势，秦昭王“邀请”，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相会。
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前296年，顷襄王三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楚国人都怜悯他，如同哀悼自己的父母兄弟。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断绝交往。

第二次流放
（江南地区）
前293年，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很忧虑，就谋划再与秦国讲和。屈原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和楚国人民一样，一方面责怪子兰不该劝怀王入秦，以至使怀王死在秦国，又责怪他不该怂恿顷襄王向秦国屈膝投降。他写诗抒情，表达了他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对子兰形成了威胁，于是子兰指使靳尚到顷襄王面前进谗，使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

以诗歌抒发心情

从顷襄王六年到十八年，楚国基本上被秦国掌握，俯首听命，不敢动弹。屈原对此痛心疾首，却又无能为力，眼看着国势日弱，民生多艰，只好以诗歌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

投汨罗江自尽

后人写有屈原自沉前的情景：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12]
秭归----诗人之乡
秭归是我国战国时代伟大诗人屈原的故乡，位于长江北岸的卧牛山麓，四周城墙环绕，形似一个倾斜的葫芦，具有浓厚的古典建筑风格。故有“葫芦城”之称。又因城墙均有由石头叠砌而成，又叫“石头城”。汉代始设县，唐朝时曾设立归州，民国元年改归州县，民国三年改为秭归县，一直沿用至今。
传说秭归县名由屈原而来。屈原有个姐姐，屈原被流放前，她曾特地赶回来宽慰弟弟，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后人为表示对这位贤惠的姐姐的敬意，将县名改为“姊归”，后演变为现在的“秭归”。
秭归的名胜多与屈原有关，秭归县城东门外，矗立一高大的牌坊，上书“屈原故里”四字，系郭沫若手书。旁边还有两块石碑，分别刻“楚大夫屈原故里”和“汉昭君王嫱故里”。
秭归与香溪之间有一沙滩，传说是屈原遗体安葬处，后取名“屈原沱”。沱上有屈原祠。从唐宋以来，经数次迁址修葺，后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兴建，水位升高，于1976年修建此祠。现位于秭归城东向家坪。改名为“屈原纪念馆”。三峡工程的兴建，屈原祠将再次迁建。
在乐平里，有关屈原的名胜古迹和传说甚多，如香炉坪、照面井、读书洞、玉米三丘等。古人曾集为 “八景”并以景名联诗一首：“降龙伏虎啸天来，乡鼓岩连擂鼓台。照面井寒奸亡胆，读书洞出离骚才。丘生玉米合情操，濂滴珍珠荡谷俟。锁水回龙含泽畔，三关八景胜蓬莱”。
秭归还是历史悠久的柑桔之乡，屈原在他的名篇《桔颂》屈原祠中，曾对桔树的形象和性格作过深刻的描写。今天，秭归已成为我国七大柑桔生产基础之一。深秋时节，满目都是柑桔林，青枝绿叶藏红果，如诗如画。
在屈原故里还有一奇值得一提。这里的耕牛不穿绳，却能听从指挥。相传屈原从楚都回家，快到家门口时，侍者挑书简的绳子断了，一老农当即把牛鼻绳解下来给他，从此以后，这里的牛就不再用牛鼻绳了。

粽子源于纪念屈原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棕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楚国的人民十分想念屈原，民间流传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都和屈原有关。据说屈原死后，人们投祭屈原的食品，都被蛟龙抢走了。而蛟龙却忌惮楝树叶和五色丝线，所以人们就把米包成棕子来祭祀屈原；赛龙舟则相传是为了打捞屈原的尸体。虽然这些传说都不可靠（一说是为了纪念越王勾践操练水师），但却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热爱，也说明了屈原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另则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此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据闻一多《端午考》考证在屈原投江之前，吴越一带已有端午节存在，但从屈原2200多年前逝世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主流所公认的一直是端午节祭祀屈原。

屈原的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离骚）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屈原·离骚）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屈原·渔父） 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 （屈原·涉江）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屈原·涉江）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 （屈原·涉江） 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高爵，何处买青春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衣 沧狼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也.......
主要作品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他留下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录共25篇。虽然有的篇章是否为屈原所作，还有疑议，但可以确定是屈原作品的还是占多数。如《离骚》，就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品。

《离骚》
《九章》
《九歌》
《天问》
《哀郢》
《怀沙》

世界文化名人

屈原是一个热爱祖国的诗人，他在效忠祖国、抵御强敌方面是和楚国人民一致的。虽然他在政治上失败了，但他留下的大批诗歌，却给楚国人民报仇雪耻、恢复祖国的决心以极大的鼓舞。对后来推翻暴秦，复兴楚国起了巨大的作用。历史的发展，不但没有淡化人民对屈原的怀念，反而更扩大了屈原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7个国家的75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于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隆重纪念他，屈原的名字，将永远保留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❺ 屈原《天问》内容和赏析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出自汤谷，次于蒙氾。
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
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
伯强何处？惠气安在？
何阖而晦？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
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
鸱龟曳衔，鲧何听焉？
顺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
纂就前绪，遂成考功。
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
洪泉极深，何以窴之？
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河海应龙？何尽何历？
鲧何所营？禹何所成？
康回冯怒，坠何故以东南倾？

九州安错？川谷何洿？
东流不溢，孰知其故？
东西南北，其修孰多？
南北顺堕，其衍几何？
昆仑县圃，其尻安在？
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四方之门，其谁从焉？
西北辟启，何气通焉？
日安不到？烛龙何照？
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焉有石林？何兽能言？
焉有虬龙、负熊以游？
雄虺九首，鯈忽焉在？
何所不死？长人何守？
靡蓱九衢，枲华安居？
灵蛇吞象，厥大何如？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延年不死，寿何所止？
鲮鱼何所？鬿堆焉处？
羿焉彃日？乌焉解羽？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
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闵妃匹合，厥身是继。
胡为嗜不同味，而快朝饱？

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蠥。
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
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启棘宾商，《九辨》、《九歌》。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
冯珧利决，封豨是射。
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浞娶纯狐，眩妻爰谋。
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阻穷西征，岩何越焉？
化为黄熊，巫何活焉？

咸播秬黍，莆雚是营。
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

白霓婴茀，胡为此堂？
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
天式从横，阳离爰死。
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
蓱号起雨，何以兴之？
撰体胁鹿，何以膺之？
鳌戴山抃，何以安之？
释舟陵行，何之迁之？

惟浇在户，何求于嫂？
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
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
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
汤谋易旅，何以厚之？
覆舟斟寻，何道取之？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
妹嬉何肆，汤何殛焉？
舜闵在家，父何以鱞？
尧不姚告，二女何亲？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
璜台十成，谁所极焉？
登立为帝，孰道尚之？
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天问》是屈原所作楚辞中的一篇“奇”文：说它奇，不仅由于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于屈原的其他作品，更主要的是从作品的构思到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作者思想的“奇”——奇绝的内容显示出作者惊人的艺术才华，表现出诗人非凡的学识和超卓的想像力！

何谓“天问”？王逸《楚辞章句》说：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又据传屈原被逐，忧心愁惨，旁徨山泽，过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圣、怪物等故事，因而“呵壁问天”，这种说法虽有一定历史文献的记载及文物可作参考，但未必就是屈原写《天问》的真实起因。《天问》中，问天地、日月、山川、灵异之外，它所涉及的人事，大多有当时的现实意义。因此，屈原所提出的问题不会是仅仅根据庙堂壁画。而是有他主观上的选择并经他精心结撰的。从全文的先后次序来看，先天地自然后三代史实，而以楚国的贤君愚臣作为结尾，这里显著地表明了作者自己的思想动机与创作意图，因此，这篇包含着作者深层思想结晶的《天问》，不可能是他“呵壁问天”的即兴之作。

《天问》是屈原思想学说的集粹，所问都是上古传说中不甚可解的怪事、大事，“天地万象之理，存亡兴废之端，贤凶善恶之报，神奇鬼怪之说”，他似乎是要求得一个解答，找出一个因果。而这些问题也都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许多学人所探究的问题，在诸子百家的文章里，几乎都已讨论到。屈子的《天问》则以惝恍迷离的文句，用疑问的语气说出来以成此钜制，这就是屈子所以为诗人而不是“诸子”的缘由。而“天”字的意思，战国时代含义已颇广泛。大体说来，凡一切远于人、高于人、古于人，人所不能了解，不能施为的事与物，都可用“天”来统摄之。对物质界说，又有本始、本质、本原的意思。《易·系词》中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天问》的天，也颇有指一切法象的意味，与道家的“道”字，《易经》的“易”字，都是各家用以代表这些“法象”的名词，屈原为楚之宗室重臣，有丰富的学识和经历，以非凡才智作此奇文，颇有整齐百家、是正杂说之意，《天问》的光辉和价值也就很清楚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了！

从全诗的结构及内容来看，全诗372句1553字，是一首以四字句为基本格式的长诗，对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一说一百五十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在他那个时代尚未解决而他有怀疑的，也有明知故问的，对许多历史问题的提问，往往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见解和对历史的总结、褒贬；对自然所提的问题，表现的是作者对宇宙的探索精神，对传说的怀疑，从而也看出作者比同时代人进步的宇宙观、认识论。《天问》以新奇的艺术手法表现精深的内容，使之成为世界文库中绝无仅有的奇作。

全诗总体看来大致可分两大部分。每部分中又可分为若干小节。

从篇首至“曜灵安藏”，这部分屈子问的是天，宇宙生成是万事万物的先决，这便成了屈原问难之始，其中从“遂古之初”至“何以识之”问的是天体的情况，“明明暗暗”四句讲宇宙阴阳变化的现象。第二小节自“圜则九重”到“曜灵安藏”则是对日月星辰提问：它们何以不会坠落？太阳每日要走多少路，月亮何以有阴晴圆缺？以及有关日月的一些传说的疑问。从“不任汩鸿”起问的地事，从禹治水过渡到“九州安错……何气通焉”说的是古传说中关于地球的一些情况，而“日安不到”以下六句则就地球上所看到的日的现象发问。第三节从“焉有石林”到“乌焉解羽”一节多为二句一问，都是当时民间传说中的怪事。

以上《天问》的第一大部分，大体是就自然界的事物发问，并联想到与自然有关的一些神话与历史传说，文章富有变化，联想丰富而有情致，除少数可能有错简外(如“河海应龙”二句或为错简，或有失误)，不能以后人习惯的文章结构之法去看它，而认为是“与上下文不属”，杂乱而无章法。
从“禹之力献功”起，对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与史实提出了问题，这些各种各样的人事问题构成了《天问》的第二大部分。

女岐、鲧、禹、共工、后羿、启、浞、简狄、后稷、伊尹……，屈子对这些传说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对这些人与神的传说的怀疑中，往往表现着诗人的情感、爱憎。尤其是关于鲧禹的传说，表现了作者极大的不平之情，他对鲧治水有大功而遭极刑深表同情，在他看来，鲧之死不是如儒家所认为的是治水失败之故，而是由于他为人正直而遭到了帝的疑忌，这种“问”，实际上表现了诗人对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遭遇到的不平待遇的愤懑，《天问》的思想光辉就应当是这样来理解的。

自“天命反侧”起则进一步涉及商周以后的历史故事和人物诸如舜、桀、汤、纣、比干、梅伯、文王、武王、师望、昭王、穆王、幽王、褒姒直到齐桓公、吴王阖庐、令尹子文……，屈原提出的好多问题，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政治的正邪、善恶、成败、兴亡的看法，这些叙述可以看成是这位“博闻强志”的大诗人对历史的总结，比《离骚》更进一步、更直截了当地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对楚国政治现实的抨击，也是希望君主能举贤任能，接受历史教训，重新治理好国家的一种变幻了的表现手法。

《天问》的艺术表现手法主要是以四字为句，以问的形式从一个问题联想到另一个问题。细细读去还是可以理清脉络，弄明主脑的。《天问》在语言运用上与屈赋的其他篇章不尽相同，通篇不用“兮”字，也没有“些”、“只”之类的语尾助词。句式以四言为主，间杂以三、五、六、七言。大致四句为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有一句一问、二句一问、三句一问、四句一问等多种形式。又用“何”、“胡”、“焉”、“几”、“谁”、“孰”、“安”等疑问词交替使用，富于变化，因而尽管通篇发问，读来却圆转活脱而不呆板，参差错落而有风致，所以前人评论说：“或长言，或短语，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覆，或数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险，或澹宕，或佶倔，或流利，诸法备尽，可谓极文章之变态。”(俞樾《评点楚辞》引孙鑛语)这构成了《天问》独特的艺术风格，当然它表现的是屈原的学术思想，问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因此在修辞手法上，自然没有像《离骚》、《九歌》、《九章》那样绮丽而富于浪漫色彩，但正如清贺裳《骚筏》所评“其词与意，虽不如诸篇之曲折变化，自然是宇宙间一种奇文”。

《天问》问世之后，摹拟的作品为数不少。晋傅玄有《拟天问》，梁江淹有《遂古篇》，唐杨炯有《浑天问》、柳宗元有《天对》，明方孝孺有《杂问》、王廷相有《答天问》，清李雯也有《天问》……可见其对后世文学创作思想的深远影响。但摹拟之作大多既缺乏思想价值也缺乏文学价值。

总之《天问》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具特色而有很特殊意义的文学杰作，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都有它相当高的价值与地位。

❻ 屈原离骚的赏析

赏析：

《离骚》是中国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创作的诗篇，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此诗以诗人自述身世、遭遇、心志为中心。

前半篇反复倾诉诗人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表达要求革新政治的愿望，和坚持理想、虽逢灾厄也绝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意志。

后半篇通过神游天界、追求理想的实现和失败后欲以身殉的陈述，反映出诗人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全诗运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话传说和丰富的想象。

形成绚烂的文采和宏伟的结构，表现出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骚体”诗歌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6)屈原句子赏析扩展阅读：

创作缘由：

屈原学识丰富，“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具有远大的理想，对内主张修明法度、任用贤才，对外主张联齐抗秦。

楚国贵族集团中的顽固派不断打击和排挤屈原，使他一生为之奋斗呼号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他就用诗歌倾吐自己的忧愁幽思、绵缠悱恻的情绪。

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还是作于屈原被流放时。

《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楚怀王疏远。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离骚》本身找证据是个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

“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被放逐之后所作，但这并不足信。

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诗人想像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总之，《史记·屈原列传》的说法是可信的，即《离骚》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

是屈原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创作出的一首政治抒情诗；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时不太忠实于史实，也是有可能的。

人物形象：

这一形象也是追求光明和真理的美好形象，体现了诗人坚持正义的刚毅不屈的伟大精神。他坚信真理和正义的存在，虽然“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他始终是“上下而求索”。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高洁的品格，他的超群拔俗的崇高理想，都“不同于今之人”，因而招致“谣诼”诽谤，遭受种种迫害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连他亲近的人都劝其随俗浮沉，不要“博謇好修”。可是，诗人却在诗中反复申明他决不能随波逐流的态度。在打击和迫害面前决不动摇，岿然如山，坚强不屈。

诗中描写屈原三次求女嬃虽然失败了，但他仍然不懈地探索真理，寻求志同道合者，这种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与热爱的精神，正是他终生奋斗的力量源泉。这种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深远的。

❼ 屈原作品摘抄和赏析

屈原《国殇》赏析http://blog.cersp.com/userlog/11802/archives/2007/550247.shtml

屈原《九歌之四·专湘夫人》赏属析http://tianjiliumeng.blog.163.com/blog/static/664051520071934245581/

❽ 屈原的古诗中的5句话要赏析的

天问：何试上自予复，忠名弥彰？制
天问》是一篇充满强烈的理性探索精神和深沉的文学情思的经典诗作。郭沫若先生称：“其实《天问》这篇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屈原研究》）有学者讲，它集中反映了屈原的学术思想，可谓切中了屈原那蓬勃涌动的理性思想的脉搏。可以说《天问》一篇，是屈原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总体认识的总结与升华的一种艺术再现，在那个时代，已不啻构建了一座精神和思想的巨峰。还有学者提出，《天问》是屈原在掌握了楚国巫史文献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一部文学作品，这一点从它涉猎广泛的170余个问题上，是完全可以得到印证的。

❾ 屈原 赏析

五幕历史剧《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全剧截取了屈原生活中的横断面。在一天时间里，浓缩了屈原坚持联齐抗秦、反对绝齐降秦、与楚国宫廷内保守势力展开激烈斗争的历程，概括了屈原的精神品格。《雷电颂》是屈原在自尊的灵魂遭受最深凌辱、生命危在旦夕之际叩问天地表达自身理想的宣言书。“独白”以诗意化的语言赋予自然雷电以神力，让雷电化作手中的倚天长剑，去劈开黑暗，去焚毁这黑暗中的一切，《雷电颂》淋漓尽致，不可遏止地抒发了屈原热爱祖国、坚持正义、渴望光明、反对黑暗的理想与要求。《雷电颂》是正气歌，它以史为题材，以剧为形式，以诗为灵魂，“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表现了抗战时期人民抗战要求和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

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疯狂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气焰嚣张，横行无忌。进步舆论遭到严厉压制，进步作家遭到残酷迫害。在没有一点言论自由的环境里，人民大众“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正义要求难以直接反映。分裂和倒退的阴影沉重地压在人民的心上。一部分坚持斗争的革命剧作家转而致力于历史剧的创作，借古喻今，用中华民族以往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斗争史迹，来教育和鼓舞人民，通过历史人物之口，表达人民的要求和希望。

郭沫若，是这一时期历史剧作家的最杰出的代表。他作为进步文化界的旗手、诗人、历史学家，既从抗战的现实斗争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呼声和时代的责任，又从往昔的历史回顾中汲取着斗争的力量与澎湃的诗情。皖南事变后不久，他就曾指出：“文艺的内容断然无疑地是以斗争精神的发扬和维护为其先务。目前的中国乃至目前的世界，整个儿是美与恶、道义与非道义斗争得最剧烈的时代，也就是最须得对于斗争加以维护而使其发扬的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因而也就再没有比现时代更为鲜明，更为迫切。现实，最迫切地，要求文艺须作为反纳粹、反法西斯、反对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器而发挥它的作用……”（注：《今天创作的道路》，1941年9月6日作，收于《今昔集》）。他随即拿起历史剧这种文艺武器，英勇地投身到这场维护民族生存、争取人民民主的严峻斗争中。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六部历史剧，全都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写成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写成五幕剧《棠棣之花》，一九四二年一月，写成五幕剧《屈原》，二月写成五幕剧《虎符》，六月写成五幕剧《高渐离》，九月写成四幕剧《孔雀胆》，一九四三年四月写成五幕剧《南冠草》；前后总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些剧作中，郭沫若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棠棣之花》中的聂政、聂荧与侠累、韩哀侯，《屈原》中的屈原、婵娟与南后、宋玉，《虎符》中的信陵君、如姬与魏王，《南冠草》中的夏完淳与洪承畴，《高渐离》中的高渐离与秦始皇，《孔雀胆》中的段功与车力特穆尔等。在这些人物的剧烈冲突当中，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外来侵略者、本国反动统治者和叛徒汉奸等形形色色丑类的本质，无情地鞭挞了他们贪婪狡诈、专横凶残、卑鄙无耻、自私自利的龌龊灵魂；一方面深刻发掘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英雄义士的高风亮节，热情地赞扬了他们爱国爱民、忠贞刚直、见义勇为、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等高尚品德。与黑暗反动势力坚持进行顽强的不妥协的斗争，是贯穿这些剧本的一个共同的基本精神；反对侵略、反对卖国投降、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主张爱国爱民、主张团结御侮、主张坚持节操，是这些剧本从不同角度所表现的共同主题。作者所展示的这一幕幕历史悲剧，与眼前现实是那么相似，因而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大大鼓舞了人们反对国民党反共投降政策、坚持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斗争意志，有力地抨击了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暴政，推动了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同志当时曾赞许地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注：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不少创新，比他早期的历史剧增多了现实主义成分，却又充分显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特色。譬如，作者对剧本所涉及的史料，总是尽可能地搜集占有，精密研究，对有关人物的性格、心理、习惯，当时的风俗、制度、意识形态等，都有真切的了解；但在具体进行创作的时候，并不象过去某些历史剧作者那样拘泥于史料。他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基础上，根据艺术规律、剧情发展和创作意图，结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失事求似”（注：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1942年5月8日作，收入《沸羹集》）地大胆进行构思，使全剧的结构，人物的刻划，情节的演变，文辞的锤炼，浑然自成一个完整的天地，形象逼真，具体生动，有显著的戏剧效果。再譬如，在这些剧作中，作者结合情节的需要和气氛的创造，插入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歌词，由主人公朗诵，或由群众演唱，感情激越，色彩斑斓，使全剧充满着浓郁的诗意。这也是过去一般历史剧以及话剧所不曾有的风格。

《屈原》，是郭沫若这时期历史剧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这个剧本取材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对交上两条路线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索，构成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个文学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为祖国和人民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历史剧固然是文学创作，不是史乘的复写，“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注：鲁迅：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然而，由于作者的创作动机、文学见解、个人风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们所创作的历史剧，仍有所不同；有的历史本身的东西多一些，有的以历史真实做基础却更多个人的创造。两种类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历史剧和这时期其创作家的历史剧，大多属于后一种。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动机，正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注：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中原，实行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对于促进新兴的封建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在客观上无疑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从相对弱小的其他六国来说，秦国的武装并吞，也确实给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主张联合抗秦，反对秦国并吞，又是当时六国人民极其自然而正当的愿望。而且，郭沫若认为，楚国曾有可能统一中国。“中国由楚人统一，由屈原思想来统一，我相信自由空气一定更浓厚，学术的风味也一定更浓厚。”（注：郭沫若：《论古代文学》，1942年9月作，收于《今昔集》）在郭沫若看来，历史没有走这条路，不仅是楚国的悲剧，也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剧”（注：郭沫若：《论古代文学》，1942年9月作，收于《今昔集》）。郭沫若正是持着这样的历史观点，从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反对独裁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出发，以战国时代联合抗秦的故事作题材，他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剧作。剧中的历史人物，往往已经不完全同他们的“原型”一样了。

剧中的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兼诗人的典型；深切的爱国爱民思想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是作者赋予这个典型的主要性格特征。“在这战乱的年代”，他心中时时系念的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前途。他之所以力主联齐抗秦的外交路线，就是因为他早看透了秦国侵吞六国的意图，认为唯有联合抗秦才能保国安民。一向光明磊落的屈原，根本没有料到南后之流竟然采取那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陷害他，横加以“淫乱宫廷”之类的罪名。可是，即使在这种含冤莫白的情况下，他所拳拳关注的仍然只是祖国和人民。他“沉着而沉痛地”劝诫楚怀王，千万不要因此丢弃联齐抗秦的正确路线，“要多替楚国老百姓设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设想”。他所以愤怒斥责南后，也是恨她因此危害了祖国：“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啊！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屈原把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祸福，看得远远重于自身的利害得失。对于祖国和人民爱得愈深，使他对卖国集团恨得愈甚，而且终于使他冲破一切思想束缚去进行英勇的斗争。昏庸专横的楚怀王不听屈原的一再忠告，粗暴地撕毁楚齐盟约，破坏了反侵略统一战线，转而依附秦国，走上妥协投降的道路，并且下令囚禁屈原。面对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国，失去自由的诗人的满腔忧愤，以《雷电颂》的形式无比猛烈地迸发出来。他呼唤着咆哮的风，去“吹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他呼唤着轰隆隆的雷，把他载到“那没有阴谋，没有污秽，没有自私自利”的地方去；他呼唤着闪电，要把闪电作为他心中无形的长剑，“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他呼唤着在黑暗中咆哮着，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发挥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这时的诗人，就象燃烧在黑暗中的一团熊熊的烈火。他渴望“这熊熊地燃烧着的生命”，为祖国和人民“迸射出光明”！《雷电颂》，是屈原斗争精神最突出的体现。爱国爱民的深切感情，是诗人斗争精神的源泉，而这雷电般的斗争精神，又是此时此地诗人爱国爱民思想的最高表现。

《屈原》剧中，还刻划了两个性格迥然相异的女性形象——婵娟和南后。确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婵娟的存在似乎是可以认为屈原辞赋的象征的，她是道义美的形象化。”（注：郭沫若：《屈原与厘雅王》，收入《今昔薄剑》）她由衷地敬爱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她深知，“先生是楚国的栋梁，是顶天立地的柱石”。可是，平时看去，她不过是个天真纯洁、谦恭好学的姑娘。只有当风云变幻、浊浪排天的时候，她那平日蕴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优秀品德，才突现出来。从她对变节投敌的宋玉的有力斥责，从她面对南后淫威所表现的坚定从容，特别是从她生命垂危时那番动人肺腑的倾讨，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竟与桔树同风”的搞尚灵魂，一个广大人民道义精神的化身。婵娟对屈原的敬爱和维护，形象地表现了广大楚国人民对屈原的态度，从而对塑造屈原这个典型起到很好的烘托作用。与婵娟相反，南后仅仅为了个人固宠求荣，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势力，与秦国暗相勾结，陷害屈原这样的忠良，祸国殃民，而且所采用的手段又是那么的卑鄙无耻。当她的阴谋得逞以后，她更加猖狂、恣肆，彻底暴露了她冷酷残忍的本性。她的自私偏狭、阴险毒辣和冷酷残忍，使读者和观众形象地认识到，统治集团中的卖国势力是怎样的一群丑类。南后这个形象的刻划，对屈原的典型塑造起到不可或缺的反衬作用，使屈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品德，爱国爱民的感情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益加鲜明突出。

剧中的宋玉，是作为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来塑造的。他虚伪自私、全无操持、趋炎附势、卖身求荣的性格，从另一个角度反衬了屈原忠直坚强、坦白狷介的品德，并同婵娟形成鲜明对比。宋玉这个形象，对当时依附国民党反动派的帮闲文人，无疑是有力的鞭挞。

人物塑造的成功，使剧本的深刻主题得到充分表现。观众和读者从南后之流的阴谋，屈原的被诬陷，齐楚盟约的撕毁，屈原的愤怒呼喊，婵娟的牺牲，自然联想到现实生活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共投降罪行，蒙受“千古奇冤”的新四军所遭的残杀，正处于危险之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加深了他们对祖国前途的忧虑，燃起他们心中的怒火，鼓舞他们更加坚决地拥护共产党打退反共高潮、挽救时局的正确主张，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屈原》一剧中，穿插了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民歌。它们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剧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剧情发展，人物刻划，主题表达，都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剧本艺术上的一个特点。譬如，全剧以屈原朗诵《桔颂》开始，结合屈原对于《桔颂》内容的阐发，展露了屈原的人生抱负：“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里生，在和平里死，没有什么波澜，没有什么曲折。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要做成一个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因此，屈原时时以桔树的“内容洁白”、“植根深固”、“秉性坚贞”自励并劝勉青年，要他们“志趣坚定”，“心胸开阔”，气度“从容”、“谨慎”、“至诚”，特别是要“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这与第二幕南后、靳尚策划阴谋时所表现的自私偏狭、卑鄙阴险等种种丑恶心理，形成强烈对比，为随之而来的剧烈冲突做好了准备。婵娟牺牲后，《桔颂》再次出现，首尾呼应。它象是始终回响在一部交响乐中的主旋律，反复出现，腾挪婉转，以强调剧本的主题——“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再譬如《雷电颂》，则被安排在全剧高潮的波峰浪巅，由主人公屈原独白。这不仅是刻划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笔，而且使剧本主题异常鲜明地突现出来。正如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时说过的那样：“那是郭老把自己胸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忿恨，借屈原之口说出来的。《雷电颂》是郭老代表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注：许涤新：《疾风知劲草——悼郭沫若同志》，1978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并可参阅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一文（收入1977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一书）〕其它如屈原吟咏的《九章》、《惜诵》译句，有助于表现诗人蒙受奇耻大辱之初的心情。钓者所唱的民歌《农民困在田间》，表现了劳动人民对饱吸人民膏血的统治阶级的不满。反复歌唱的《礼魂》，则表现了楚国人民对屈原的爱戴。正因为有这些精彩丰富的诗歌，自然而和谐地穿插在剧本中，才使剧本充溢着浓郁的诗意，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

关于《屈原》的创作意图，郭沫若曾经讲过，是要“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注：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1952年5月28日《人民日报》）。演出的实践表明，作者的这个目的达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屈原》开始在重庆上演，其反响之强烈，是以往历史剧演出时所未曾出现过的，“从进步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的欢迎”（注：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1952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尽管《屈原》后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演，但是《雷电颂》的声音仍然回响在整个山城，常常可以听到群众发出“爆炸了吧……”的怒吼声；“在当时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屈原》不但是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剧最辉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除《屈原》以外，《棠棣之花》和《虎符》影响也很大。《棠棣之花》是在两幕剧《聂荧》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剧中所塑造的主人公聂政，不再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游侠”，作者赋予了他酷好正义、痛恨邪恶的品德和为民请命、舍己为人的精神；他应承严仲子之托，乘“孟东之会”的时机去刺杀侠累和韩哀侯，与他们“并没有私仇”，主要是由于恨他们“勇于私斗，怯于公仇”，“媚外求荣”，“使横暴的秦国愈加横暴起来”。作者希望国统区人民以聂政为“最好的榜样”，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同时，也要严惩国内反动统治者，“高举起解放的大旗”，不惜用“鲜红的血液，迸发出自由之花！”《虎符》写成于《屈原》之后一个月。作者借“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成功地塑造了主持公道、维护正义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的形象，塑造了有见识、重义气、贤淑而刚强的女性——如姬的形象。与此同时，作者还塑造了魏太妃这样一个贤明的母亲的形象，突出表现了她对信陵君、如姬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作者说：“有一次周恩来先生在我家里谈到这件事，他说我们东方人是赞美母亲的，何不从历史中选一位贤母亲写成剧本？我受了这个怂恿，也曾经考虑了一下，便率性无中生有地造出了信陵君之母。”（注：郭沫若：《〈虎符〉写作缘起》，收于《沫若文集》第三卷）

❿ 急求郭沫若《屈原》的赏析

郭沫若（1892 – 1978）四川乐山人，在现代文学史上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与历史剧作家。他是鲁迅在20世纪初热切呼唤、终于出现的摩罗诗人，又是新中国的预言诗人。1921年出版诗集《女神》，体现与时候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另有作品集《星空》、《前茅》、《恢复》；不说三部曲《歧路》、《炼狱》、《十字架》；剧本《卓文君》、《聂 》、《王昭君》、《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蔡文姬》、《屈原》等。

鉴赏剧本《屈原》的节选部分，可以从两方面去着重理解：一是郭沫若创作部历史剧的动机；二从“雷电颂”的艺术手法看郭沫若要表现的“物我同化。”

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屈原》时正值1942年1月，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作者说：“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朝代。”作者要达到的目的是，鞭挞国民党反映派黑暗统治，表达人民心中的愤怒，借屈原的悲剧，展开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卖国与爱国之间尖锐激烈的斗争，借古讽今。

“雷电颂”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在历史剧中，“雷电颂”这篇独白结构浑然一体，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两个层次：从“风！你咆哮吧”到“把这包含一切罪恶的黑暗毁了吧”这一层镒是屈原对风、雷、电的呼响和歌颂，以光明的礼赞和向往。比“比铁还沉重”、“比铁还坚固”的黑暗、阴惨的宇宙前，他不能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于是他热切地呼唤和祈求那些咆哮的风、闪耀的电、爆炸的雷这些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以变革现实的力量，黑暗的世界“爆炸”、“劈开”，从而创造一个“没有阴谋、没有法秽、没有自私自利”的世界，迎来没有限制的“自由”和“灿烂眩目”的光明。他把“电”这一宇宙间的长剑化做自己“心中的剑”。第二层从“把你这东皇太一烧毁了吧”到篇末。这一层中指屈原借指斥神鬼偶像来愤怒地诅咒昏庸腐朽的当权者。屈原之所以高呼要把所有的“土偶木梗”连同一切罪恶的黑暗都“烧毁、烧毁、烧毁”是因为它们只是“产生黑暗的父亲和母亲”，“它们完全是一片假”，“只晓得播弄人”。一句话，它们是象征暴戾、奸诈、怯懦的怪力乱神。屈原由前面对自然力的祈求发展到人的力量的确信，表现了他无比高涨的战斗热情。

“雷电颂”中的内容完全是郭沫若式的倾诉，在一定意义上说，屈原便是郭沫若自己。郭沫若是借屈原之口，表达自己心中对人民的爱和对人民力量的确信；表达自己心中要摧毁恶势力火一般的激情；表达对光明未来的追求。

二是郭沫若用浪漫主义手法，进行大胆虚构夸张和想像，试图借自然的伟大力量来催毁一切黑暗、腐朽，具有“雷霆万钧”之势。

三是郭沫若在“雷电颂”中多用拟人兼呼告的修辞方法：“风！你咆哮吧！咆哮吧！”“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等语句，表现诗人对伟大自然力量的企盼。而“你东君，你是什么东君”，则表达了对恶神的愤怒的斥责，爱憎于强死的语气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由上艺术特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于历史人物屈原身上所表现的强烈的作者自己的主观愿望，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思想上的，屈原就是诗人郭沫若的化身，是他的代言人。这种“物我同化”的特点，是郭沫若在创作该剧时体现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的人格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