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赏析

1. 韩非子喻老赵襄王的赏析

赵襄王同复王子期赛车，在制三次的比赛中，都没有超过王子期。赵襄王的逞强好胜，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当然值得赞誉。问题在于青之能够胜于蓝，需要在老师的教导下，悉心向学，并且下一番工夫，勤学苦练，才能做到。赵襄王跟王子期学御，时间不长，就要求跟老师比赛，姑且不谈技术掌握得如何，单就驾车的基本要领还摸不着边。这种急于求胜求成的做法，实在是学习之大敌。水到才能渠成，水还到不了，便要求渠成，要求发挥作用，是绝难办成的。赵襄王学御之事，无疑是极好的启示。

2. 谁有《孤愤》的赏析急

读韩非《孤愤》

[ 原创 ] [2006-09-12 19:29:14 | 壶公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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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愤》、《五蠹》、《说难》是韩非的命运三步曲，即成就了他的事业，也终结于他的归宿。于是我们和秦王嬴政一样都对这样的文章感到兴趣。当然没有嬴政那样读后的感慨“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只是多了一份认识：人性恶是恐布社会的根源。

秦王嬴政之赏识韩非，与其说是韩非鱼跃龙门，不如说是秦王嬴政因此鱼跃龙门。总之，中国历史在这里有了一个大转折，在中国极权制建立的前夜，关于这一制度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开始了鱼和水的接触，这个转折是由一个暴君和一个偏执的书生来共同完成的。

不妨读读韩非三篇。
其一，《孤愤第十一》

韩非对于“孤”的自我定义是“处势卑贱，无党孤特”，意即孤独；
“愤” 的自我定义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此愤成仇，愤慨之极矣。

综论：“孤愤”系孤独和愤慨之意。山间孤狼，最为凶残，其心态大约与韩非的孤愤相似。

韩非说，“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此句为“孤愤”之立足点，与《雍正王朝》中那个刽子手的形象大致相当。历来，要使出大手段的人都自以为有这样的气派。例如社科院的阎崇年，歌颂完了满清专制者后又诟病明朝皇帝的松懒，他也一定也有“孤愤”的感觉。

韩非说，“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如果把这里的“重”理解为使用，以现代的说法就是以法制代替人治，尽管韩非的王法与现代的民法是两种概念，但是作为古人的提法已经很不错了。

可惜韩非的意思是“重人” 即贵重之臣，那么这句话的本意，不过是提醒君王巩固专制，和韩非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后一句“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这里的“当涂之人”也就是贵重之臣，韩非渴望君王专制的诚恳溢于言表。韩非是在为专制不行而“愤”。

《孤愤第十一》所讨论的是统治层面上的相互关系，反映的是韩非置身其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环境。一般认为韩非的思想与战国末期的发展趋势相符，用一些人的词汇，是顺应了社会的发展，但是从他对“重人”如此的忌恨，对君主专制的如此崇拜，很难说他看明白了当其时四分五裂，权臣逐庸主的内在特性。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言论投赢政之好，后来者也不至于把他看成法家的集大成者，其实只是一个爱耍小脾气的偏执者。

只在《孤愤第十一》一章，我们也可以看出韩非思想是非理性的合成。例如：“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难道韩非就忘记了他的老韩家当年也不过是晋侯的陪臣？他所进言的“人主”本身就是“公患”。不尊重历史的讨论也就不可能理解社会发展的本质，韩非思想的生命力只存在于历代那些患得患失的、即得利益阶层的无耻的祈盼之中。正如贪脏1700余万元人民币的河北省前副省长丛福奎的求神拜佛，以避鬼祛灾。

韩非师从荀况，或称儒学一脉，但是这一派系始自荀况已经背离儒学，直至韩非已经登临离经叛道的悬崖绝壁。

孔子是如何看待君臣关系？《论语》中有这样的对话：“（鲁）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里的君臣关系是平等和互相制约的。《孤愤第十一》一章，韩非议论的主题也是君臣关系，可以摘其议论，视此偏执书生如何构思专制者的疯狂：

韩非说，“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在这一句中，同样是过错，对于“人臣”而言是“大罪”；对于“人主”而言是“大失”。 一介书生韩非的帝王立场是如此坚定。因此下面对于“主”与“臣”利益的评判也就爱憎分明了。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混乱，但是人与人的关系相对于之前的王权和之后的帝权，还是比较平等的，所以这一时期能够出现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混乱实际上是旧王权的崩溃，而社会处在这样的三岔路口上：是走向人性更加开放，人权更加丰富，人类更加解放的社会；还是继续王权的时代。善与恶在此分野，人性与兽性在这里分手。孔子超越了大道之隐的王权，瞻望大道之行的“三代之英”。但是荀况和他的弟子们却与孔子背道而驰，他们甚至抛弃“王权”仅有的“善”的面纱，顺应残暴的势力，鼓吹专制和极权。赢政的暴政因此有了合理的解释，让千秋万代后的即得利益者依然悬首相望。

“孤愤”也者，“孤”矣“愤”矣。“孤”则孤家寡人，“愤”则倒行逆施。“孤愤”――法西斯主义理论――捆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中间插一柄斧头，象征着万众一心，服从一个意志，一个权力。

一个和谐的社会，人不能孤愤。

作者：壶公评论[email protected]

3. 赏析韩非子《说难》，分析对人心的把握和说理方法的运用。。。求高手指点迷津

“说难”，顾名思义，所讲的就是“游说”的困难。读这篇文章时，可以将韩非子的《难说篇》和鬼谷子的《捭阖篇》、《反应篇》、以及《飞箝篇》、《谋篇》结合起来研读，其效果更好。

“说难”作为论述游说君主的困难的专著，文章里详尽地分析了游说成功与失败的原因，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游说方法。按照楼主的要求，试着分析“对人心的把握”和“游说方法的应用”，仅供参考！

在对人心的分析方面：
韩非子是站在如何说服君主的角度，来分析游说对象的心里所需；而并非是站在如何说辨他人的角度，来分析游说对象的心里所需。这里的“说服”与“说辨”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这两个概念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前者所说的是：必须按照游说对象的需求才能说服对方，而依据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是不可能说服对方的。所以，只有说服对方，才能称之为“说服”；而后者所说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去辨驳对方，只要辨倒对方，就能称之为“说辨”。由此可见，前者“说服”比后者“说辨”更难。因为，说服对方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揣测出对方的心里需求，并对症下药。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韩非子并没有指出，用什么方法来揣测君主的心理，而是针对君主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心里需求，给出了应采用的对应方法。所以在对人心的分析方面，就必须结合《鬼谷子》书中所提供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是：《捭阖篇》里，“审定有无以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以及“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实得其指阖而捭之，以求其利”；《反应篇》里，“因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飞箝篇》里，“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以飞箝之辞，钩其所好，以箝求之”等等。

在如何把握住已经了解到的人心需求方面：
韩非子在《难说篇》中，分析了难以进言的原因是，进言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都有利有弊，而君主往往只从“进言”的短处来作出评价。所以，通常进言很难成功。同时，韩非子指出“难言”的关键：在于君主是否能明智地听取“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的逆耳忠言。为此，韩非子留下了“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的精典名句。
而在《说难篇》中，韩非子进一步分析：游说之难，并不是因为自己所言不在事理，也不是因为自己所言辞不达义，更不是因为自己所言缺乏胆气，而游说之难，难就难在不了解君主的心理需求，并强调“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也就是说，游说，难就难在，了解到君主的心里需求，以及设法用自己的话，去迎合君主的这种心里需求。针对上述难点，韩非子提出了把握君主心理需求的方法是：
其一，当游说君主的心里需求是：追求高尚名声时，游说者，就不能用重利去劝说他，而是用高尚的名声去迎合；
其二，当游说君主的心里需求是：追求重利时，游说者，就不能用名声的高尚去劝说他，而是用重利去迎合；
其三，当游说君主的心里需求是：表面追求高尚的名声，而实际心里却追求重利时，游说者，既不能用高尚的名声去劝说他，也不能用重利去劝说他，而是表面用高尚的名声去迎合，而实际却用重利去迎合。
其实，如何才能把握住君主的心里需求，在《鬼谷子·谋篇》里，就有较为详尽的论述，这就是：“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内亲而外疏者，说外”，以及“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

在游说方法应用方面：
首先，韩非子提出游说的要领是：游说者，懂得美化君主自鸣得意的地方，以及掩盖君主自认为是的地方。其次，韩非子针对君主不同的心里需求，进而提出了不同的游说方法：
一是，当君主有私自的迫切要求，而不一定合于国家利益时，游说者就必须指明这是合乎国定利益的，而劝勉君主去做；
二是，当君主心里有卑鄙的念头，却又不能抑制自己时，游说的人就应该替君主把这种卑鄙的念头粉饰成是美好的，而生怕君主不去做；
三是，当君主心里有崇高远大的愿望，而实际上不可能达到时，游说者就应该给君主举出这种愿望的缺点，而且揭示出这种愿望的坏处，进而称赞君主不去做；
四是，当君主想拿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自我炫耀时，游说者就应该给君主举出类同的其他事情，多给他提供依据，来资助君主的智慧；
五是，游说者想要进谏保全君主私利的话，就必须用符合国家利益的美好名义来阐明它，而且又暗示这件事是符合君主的个人利益的；
六是，游说者想要陈述对君主有危害的事情，就应该说明这种事情如果做了，将分受到的诋毁和非议，而又暗示这件事是与君主的个人祸患联系在一起的；
七是，游说者应该称赞与君主有同样品行的其他人，应该谋划与君主所做的事有同样计策的其他事情；
八是，如果有人与君主有同样的污点，那就必须尽量粉饰他，说他的污点没有什么害处；如果有人与君主遭到同样的失败，那就必须用明白的话来粉饰他，说他的失败并没有什么损失；
九是，君主自以为他的决断很勇敢时，游说者就不要用君主决断中的过失来惹他生气；君主自以为他的计谋很高明时，游说者就不要用君主过去的失败来使他难堪；
十是，游说的基本内容没有违反君主的地方，游说时的言辞没有与君主抵触的地方。

上述十种方法，与《鬼谷子·捭阖篇》中“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的道理，以及“言善以始其事”和“言恶以终其谋”的道理，如同一辙。

4. 韩非子的著作赏析

《韩非子 孤愤第十一》
【原文一】
智术之士① ，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② ；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③ 而治官，非谓重人④ 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⑤ ；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⑥ 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⑦ ，不可两存之仇也。
【注释】
①智术之士：智，通“知”，了解，通晓。通晓法术的人。
②烛私：烛，明察，洞悉。洞悉隐秘。
③案法：案，通“按”，按照。按照法律。
④重人：朝廷中执掌大权的人，即权臣。
⑤阴情：隐情，阴谋。
⑥绳之外：绳墨以正曲直，绳墨之外的部分将被砍削，这里比喻权贵之臣必然受到裁。
⑦当涂之人：即朝廷中居要职、掌大权的人。
【译文】
通晓治术的人，一定是有远见并且能明察秋毫的人，不能明察秋毫，就不能洞悉隐秘。擅长法律的人，一定是坚强刚毅而且非常正直的人，不正直就不能矫正奸邪。身为大臣，根据法令来处理政事，按照法律来治理各级官吏，这不能被称为权臣。所谓权臣，是没有君主的命令却独断专行，损害法律来谋求私利，耗费国家的财力来方便自家，他的势力能够让君主听从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权臣。通晓治术的人能明察秋毫，一旦被任用，就要揭开权臣掩藏的隐情；擅长法律的人刚强正直，一旦被任用，就要矫正权臣的奸邪行为。所以通晓治术、擅长法律的人被任用，那么地位高、权势重的权臣，必然会受到制裁。因此，通晓法律的人和那些权贵重臣，是不能并存于朝廷的仇敌。
【原文二】
当涂之人擅事要① ，则外② 内为之用矣。是以诸侯不因③ 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④ ；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⑤ 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⑥ 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⑦ 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饰也。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⑧ 不信爱也，又且习故⑨ 。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固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⑩ 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
【注释】
①事要：指权柄。
②外：指诸侯各国。内：指百官士民。
③因：依靠。
④讼：通“颂”，称颂。
⑤郎中：官名。
⑥学士：普通的读书人。
⑦谈：指歌功颂德。
⑧希：通“稀”，稀少。
⑨习故：经常亲近。
⑩阿辟：邪辟不正。
数：指道理。
新旅：新近从外地来的客人。
岁数：按年岁计算，比喻长期。
僇（lù）于吏诛：僇，通“戮”。被官吏诛杀。
【译文】
权贵重臣专掌权柄，那么诸侯各国和各级官吏士民都要为他所用。因此诸侯不依靠他办事就没有结果，所以敌国会积极地称颂他；各级官吏不依靠他，职位就得不到升迁，所以群臣都愿意替他效力；郎中不依靠他就无法接近君主，所以君主左右的近臣都会替他隐瞒罪恶；学士不依靠他，就俸禄微薄，不受礼遇，所以学士就会为他歌功颂德。这四种辅助，是奸邪之臣用来文饰自己的手段。权贵之臣不能忠于君主，提拔自己的仇敌，君主不能超越四助的蒙蔽来了解自己的大臣，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君主被蒙蔽得更加厉害，而大臣的权势也更加威重了。凡是权贵之臣对于君主，很少不受宠爱和信任的，而且又经常和君主亲近。至于他迎合君主的心意，好君主所好，恶君主所恶，这本来就是他们进身的手段。他又官高权重，朋党众多，全国的人都来称颂他。那么，那些想求见君主得到任用的法术之士，既不受宠爱和信任，没有经常亲近君主的恩泽，又打算用法术之言来矫正君主邪辟不正的心思，这是和君主心意相反的。处身于卑贱的地位，又孤身一人缺少朋党的支持。让君主疏远之人和君主宠信的人争胜，那一定是不能取胜的；让新近从外地来的客人和君主多年的近臣争胜，那一定是不能取胜的；让违背君主心意的人和迎合君主喜好的人争胜，那一定是不能取胜的；让位卑身贱的人和位高权重的人争胜，那一定是不能取胜的；以一张嘴和全国人的嘴争辩，那一定是不能取胜的。法术之士，面临这五种不能取胜的形势，又长期没有面见君主的机会；权贵重臣，占有着五种可以取胜的条件，又能随时在君主面前议说。如此说来，法术之士还有什么途径可以得到进用呢？而君主到什么时候才能醒悟呢？由于没有赖以取胜的资本，其形势又不能两存，法术之士又怎么会没有危险呢？那些可以通过捏造罪名来诬陷的，就用国法来诛杀掉；那些不能被强加罪名的，就让刺客取其性命。因此，那些通晓法术却悖逆君主心意的人，不是被官吏诛杀，定会死在刺客的剑下。
【原文三】
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① 以便私者，必信于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② 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③ 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门益尊。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④ 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大臣专权，是国为越也。智不类越，而不智不类其国，不察其类者也。人主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⑤ 专之也。今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袭迹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
【注释】
①言曲：说不公正的话。
②外权：外部的力量，这里指诸侯的势力。
③乘利：追逐利益。
④中国：指中原之国。
⑤六卿：指春秋时期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家，世代为卿，共同执政。
【译文】
相互勾结联合起来蒙蔽君主，用不公正的言论为谋取私利提供方便的人，一定会受到权臣的信任。所以那些能够假冒有功的人，就给他官爵使之显贵；那些不能依靠美名来使之尊贵的人，就借用诸侯的势力来抬高地位。因此，蒙蔽君主而奔走于私门的人，不是获得显耀的官爵，就必然会借诸侯之力而见重于朝廷。现在君主不依据事实来进行检验、实行诛伐，不等待建立功勋就赐以爵禄，那些法术之士又怎么能冒着死亡的危险来呈上他的意见呢？奸邪之臣又怎么肯在追逐利益时退身离开呢？所以，君主的地位越低，私门权贵的地位就越发尊贵。那越国即使国富兵强，中原之国的君主都明白那对自己没有好处，说：“那不是我所能统治的。”现在有的国家虽然土地广阔，人口众多，但是君主受人蒙蔽，大臣专掌国政，这就是让自己的国家变成越国了。知道自己的国家和越国不一样，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不像自己的国家了，是因为他不了解他们相类的原因。君主说齐国灭亡了，不是指齐国的土地和城池被毁灭了，而是指吕氏不再执掌政权，而由田氏统治了。说晋国灭亡，也不是指土地和城池被毁灭了，而是指姬氏不再统治晋国，政权由六卿执掌了。现在大臣掌握政权，独断专行，而君主却不知道把政权收回，这是君主不明智的表现啊。和已经死了的人生同样的病，是不可能被救活的；和已经灭亡的国家做同样的事情，国家是不能被保全的。现在重蹈齐国与晋国的覆辙，又想让国家平安存在，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原文四】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洁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辩进业。其修士不能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则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听① 请谒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② 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治辩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则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
【注释】
①听：听从，接受。
②伯夷：商朝末年孤竹国君主的儿子。
【译文】
法术难以施行，不单单在万乘大国是这样，在千乘的小国也是这样。君主左右的近臣不一定都很聪明，君主认为某个人有智慧，听了他的话，于是便和左右近臣议论所听到的话，这是和愚蠢的人评论聪明的人。君主左右的近臣不一定都很贤良，君主认为某个人有贤才而以礼待之，于是又和左右近臣议论他的行为，这是和不肖之人评论贤才。聪明人的谋略要由愚蠢的人决断，贤良之人的德行要由不肖之人来品评，这就让贤良、聪慧的人感到羞耻，而君主的品评也违背初衷了。那些想做官的人，如果操行高尚就用精粹纯洁来加强自己的修养，如果有智慧谋略就正确处理事务来发展功业。那些操行高尚的人，不可能拿着财物去贿赂、侍奉他人，又自恃精粹纯洁，更不可能违犯法律去治理政事，因此，这些德行高尚的聪慧之人，就不会去侍奉君主的左右近臣，也不会接受他们的请托。君主左右的人，没有伯夷那样的高行，提出的要求不能被满足，又没有财物送到，如此一来，精洁的德行与治理政事的功绩就全部消失，而谤毁诬陷的谣言就随之而起了。治理政事的功绩受制于君主宠爱亲信的人，精粹纯洁的德行决定于毁誉之言，那么，操行高尚有才智的官吏就被废弃了，君主的明智就要被壅塞了。不根据功绩来判断才智品行的高下，不根据参稽验证来判断罪行过失，却一味听信左右亲信的话，那么无能之士就会跻身朝廷，愚蠢鄙陋的人就会充斥官署了。
【原文五】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① 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谲② 主便私也。故当世之重臣，主变势③ 而得固宠者，十无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④ ，而羞与奸臣欺其主，必不从重人矣。是当涂者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⑤ 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注释】
①相室：指相国、宰相。
②谲：欺骗。
③变势：指君主的权位发生转变，即先君死，新君立。
④修廉：品行廉洁。
⑤索：求。
【译文】
万乘大国的祸患，在于大臣权位太重；千乘小国的祸患，在于左右近臣过于亲信，这是君主共同的忧患。那些大臣犯了大罪的，君主都有大的过失，君主和大臣的利益是互不相同的。从哪里知道是这样呢？可以说：君主的利益在于有能力的人出任官职，大臣的利益在于没有能力却能主事；君主的利益在于有功劳的人获得爵禄，大臣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却能享受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让豪杰之人发挥才能，大臣的利益在于相互勾结获取私利。所以国家的土地被削割，权门贵族却更加富有，君主的地位降低，大臣的权势却更加威重。因此君主失势而大臣得以执掌国政，君主更换身份俯首称臣，而宰相却分封土地，授官赐爵，这是大臣欺骗君主以谋取私利的原因。所以当今世上的执政重臣，在君主的权位发生转变之后仍能得到新君宠信的，在十个中不到两三个。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大臣的罪行太重了。大臣有重罪的原因，在于他欺骗君主，以他的罪行是应该被处死的。聪明的人是有远见的，他害怕被连累处死，一定是不肯依傍权贵大臣的。贤良的人品行廉洁，耻于和奸臣共事来欺蒙君主，一定是不肯依傍权贵大臣的。所以，权贵重臣的徒属，不是那些不知灾祸的愚蠢之人，就是那些不避奸邪的肮脏之人。权贵重臣带领着这一群愚蠢肮脏的小人，向上共同欺蒙君主，向下共同侵夺民财，他们相互勾结，结成朋党，众口一词地欺惑君主，败坏法纪，扰乱百姓，使国家面临危机，国土被削割，让君主劳神苦形，遭受耻辱，这是重大的罪恶。大臣犯了大罪，君主却不去制止，这是很大的错误。假使一个国家的君主犯下了大错，大臣犯下了重罪，想让国家不被消灭，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评析】
孤愤，即孤独和愤懑。“孤”，指法术之士在同当权贵族斗争时孤立无援的处境，而所谓“愤”，指法术之士面对大臣专权、惑主败法、国家混乱衰亡的愤懑心情。全文围绕当权重臣与法术之士的利害关系、君主对待当权重臣与法术之士的态度，抒发了作者面对“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的现实所产生的孤独、愤懑之情。

5. 求！韩非子《五蠹》的赏析 （700字）万分感谢！ ！ ！ ！

第九节 韩非子·五蠹
一 题解及其版本
1五蠹：国家的五种祸害：儒者、游侠、纵横家、患御者、商工之民。
2韩非：为战国末韩国公子，是荀子的学生，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术思想，又吸收了其它法家学说，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关於韩非子，参後文补充阅读。
3版本：韩非子现存五十五篇，通行的注本是清人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今人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梁启雄的《韩子浅解》可参看。
二 主要观点
主张发展农业生产，提倡以法治国。论述“重农尚武”是强国之本的观点。
三 文义阐释
第一段：重用儒者和游侠，与治国之策、富国之路不相符。
一)儒者、游侠往往违反法律，但却不受制裁，反而得到重用。法制与执行反差太大是国家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羣侠以私劒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1儒以文乱法：文指古代的文献经典。
2夫离法者罪：触犯。“离”与“罹”之间的关系见P1－2。
3而羣侠以私劒养：私家之刺客。
4法趣上下：即上述四种情况
译文：儒者凭藉熟知古代文化典籍而扰乱法制，游侠凭藉武艺高强而违反禁令，但是人主却都给予礼遇。这就是法制混乱的根本原因。触犯法律的人本该治罪，而众多的儒者却因为通晓图书，擅长文学而被录用；触犯禁令的人本该诛杀，而众多侠士却因为挥舞私剑，刺杀仇人而被豢养。因此，法律所否定的，反倒是人君所采纳的；法官要诛杀的，反倒是上层人士要豢养的。总之——法之所非和君之所取矛盾，吏之所诛与上之所养矛盾——这四者是完全相反的，没有一定之规的。即使有十位黄帝在世，也不能治理好天下。
二)进一步阐述不能重用儒者的原因：儒家理论与国家法令相背。
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於君而曲於父也，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1誉之则害功：功业。
2其父窃羊而谒之吏：谒本义是禀告，引申指告发。
3报而罪之：判罪。P3－4
译文：所以施行仁义者不是应该受称赞的人，称赞他们就妨碍了成就功业；精通古代典籍者不是应该重用的人，重用他们就扰乱了法纪。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邻居的羊，直躬报告了法官。令尹说“杀了他。”认为直躬是忠实於君而不孝于父。由此观之，国君的忠实之臣，就是父亲的忤逆之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国君去作战，三仗三败而逃亡，仲尼问他为什麼逃跑，他回答说：“家中有老父亲，如果我打仗死了，没有人奉养父亲了。”孔子认为这个人孝顺，荐举他做官。由此观之，父亲的孝顺之子，是国家的背叛之臣。
三)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不一致的。不能为了提倡孝道，维护家庭利益而违反国家利益。
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1必不几矣：没有希望。
译文：因此令尹诛杀直躬，楚国的坏事就没有人举报而使上面得知；孔子赞赏孝子，鲁国的百姓很容易打败战逃亡。国家利益和庶民利益差异是如此之大，人主却想既照顾私人之利，又求得国家之福，这是绝对无法实现的。
古人评语：韩子之术，明法尚功。贤无益于国不加赏；不肖无害于治不施罚。责功重赏，任刑用诛。（论衡，非韩篇）

第二段：公私利益难以统一，国家所任、所荣之人，应该是有利於国家之人。故其论儒也，谓其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
一)引述上古的事例作为理论依据，从造字角度证明公私利益是相背的。
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已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
1自环者谓之“私”：P5
2背私谓之“公”：P6
译文：古代仓颉创制文字时，用环绕自己表示“私”，用与私相反表示“公”。公私利益的向背相反，仓颉就已经知道了。现在却认为公私利益一致，这是没有经过仔细审察所造成的毛病。
二)解释常人为什麼爱好儒家学说——为改变自己的地位。出发点是为私。
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脩行义而习文学。行义脩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
1莫如脩行义而习文学：品行，道义。行可表品行，如《楚辞·九章·橘颂》：“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
伯夷 ，置以为像兮。”再看行义的其它用例，《荀子·礼论》：“礼者，断长续短，损有馀，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史记·酷吏列传》：“始汤 （ 张汤
）为小吏时，与钱通。及汤为大吏， 甲（ 田甲 ）所以责汤行义过失，亦有烈士风。”
2见信则受事：接受国君委任的工作。
译文：然而作为一介匹夫，如果想走向社会上层，那麼最佳途径就是增进培养仁义道德，学习古代文化典籍。具备诚信仁义就会受信任，受信任就会接受国君委派的工作或职务；精通典籍就成为高明的教师，作为一名高明的教师就尊贵而荣耀。这些都是普通百姓所认为很光彩的事。
三)儒者受重用、受尊敬对国家、国君不利。
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
1不两立也：并存。
译文：然而未曾建立功勋却接受任命，没有爵位却尊贵显耀，有这样的国政，那麼国家一定混乱，君主一定处於危险之中。因此，不能相容的事情，不可以并存。
四)指出国家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与国家的实际利益之间的矛盾。
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劒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
1而高慈惠之行：慈爱。惠即爱义
2而信廉爱之说：谦让博爱。
3而美荐绅之饰：荐，通搢。绅，衣带，古儒者之服。
4举行如此：措施
5治强不可得也：二者为并列结构，治与乱相对指国家太平，强指强盛。
译文：奋勇杀敌者应该受赏赐，现在却崇尚仁慈的行为；攻陷城池者应该给予爵位和俸禄，现在却相信博爱的学说；打造坚固的甲胄和锋利的兵器是为了防备国家有难，现在却欣赏峨冠大袖宽腰带的服饰。致富国家应依靠农夫，抗拒强敌应凭恃士卒，现在却尊崇咬文嚼字的士人。废弃尊敬上司畏惧法律的百姓而豢养凭藉武力报私仇的侠士：有这样的施政措施，国家的安定和富强是不可能的。
五)和平时期得到国家利益的人不是国难时期可是依靠利用的人，国事将倾颓而不可收拾。
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1所利非所用：指国家给予利益的人
2是故服事者简其业：指从事劳动的人
译文：国家安定平静之时，豢养儒者和游侠，国难当头之时，则用到甲胄之士。国家给予利益的人不是国难时刻用得到的人，国难时刻要用的人不是平时得到国家利益的人，因此从事劳动的人群怠慢懒惰，荒废业务，而游学的人一天天地增多，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
第三段：阐述富国强兵的方法。
一)批评儒家学说盛行的社会现实——谈论者多，实干者少。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
1被甲者少也：注意其与“披”的关系。P7－8
译文：当今，国境之内老百姓都只会空谈治国的大道理，家家拥有商鞅、管仲之书，而国库之藏愈加困窘；谈论耕种的人多，下地扶犁的人少啊。境内之人都能谈论兵法，户户收藏孙膑、吴起之书，而国家兵力却愈加衰弱；谈论战法的人多，披挂上阵的人少啊。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人民的力量，而不听取他们的议论；赏赐立功的人，禁绝无用的人；这样老百姓愿为国出死力，竭尽忠诚追随主上。
二)百姓之所以从事耕种或作战，是为了致富或致尊，统治者应该利用人民的心态，恰当地引导。
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译文：耕种之事辛苦，而百姓却愿意去做，他们心裏说：可以凭藉劳动致富啊。作战之事危险，而百姓也愿意参加，他们心裏说：可以凭藉杀敌立功得到尊贵的爵位啊。当今熟悉古代典籍，精通言谈论述就可以改变自身状况，不必付出耕种的劳苦就能获得富足的实际利益，没有作战的危险就获得尊贵的爵位，那麼谁不去学习文学言谈呢？因此百人从事智力行业，而一人从事劳力行业。从事智力行业的人多，法令就败坏了；从事劳力行业的人少，国家就贫穷的，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啊。
三)富国强兵的具体措施：以法律为教材，以法官为教师。驱使百姓遵守法纪，努力从事农耕或作战。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劒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於法，动作者归之於功，为勇者尽之於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1无私劒之捍：课本认为通扞，触犯义，另有一种看法认为通悍，勇猛；强悍义，如《史记·货殖列传》：“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 司马贞索隐：“人雕捍，言如雕性之捷捍也。”
2其言谈者必轨於法：遵循义。由车轨引申而来。
3动作者归之於功：动作指劳动，功为农耕之事。
4此之谓王资：建立王业之资本。
5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畜通蓄；承通乘。衅指破绽。
译文：所以英明君主领导的国家，没有书写在竹简之上的文学典籍，以法制为教材；没有上古帝王的训令，以法官为教师；没有私自用剑来干犯法律的行为，以斩杀敌方首级为英勇果敢。这样，境内的百姓凡是言谈，必定依据法律；凡是劳作，一定从事农耕；凡是逞勇，一定尽勇气和力量於军队。这样一来，无战事，国家就富足繁荣；有战事，国家就兵力强盛，这就叫做帝王的资本。已经积蓄了帝王的资本，只要窥伺敌国的空隙就下手，功勋可以超越五帝，匹配三王治国的途径只有这一条。
第三段：指出当前局势，以及纵横家的企图和本质。
一)当前局势的不利之处以及谈论外交重要性的人的企图。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於内，言谈者为势於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从衡之党，则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国也。
1士民纵恣於内：指儒士与游侠。纵恣：放肆骄横。
2外内称恶：举，行。
3非有分於从衡之党：分属。从通纵，衡与横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通假那麽简单。P9－10
译文：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儒者侠士放纵骄横於国内，纵横家借助权威势力于国外。内外行为矛盾交错，以混乱的局面等待强敌的进攻，这不是很危险吗？所以说，群臣谈论外交事务的，不是属於合纵派就是属於连横派，或者，就是有个人仇怨，想借助国家力量报个人私仇。
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者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
1则举图而委：托付，交付。《左传·成公二年》：“王使委於三吏。” 杜预 注：“委，属也。”《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齐王 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 唐
李公佐 《谢小娥传》：“金帛出入之数，无不委 娥 。”
2效玺而请兵矣：兵，俞樾认为是衍文。请指请大国发落。
译文：合纵，就是集合几个弱国攻击一个强国；连横，就是侍奉一个强国，攻击几个弱国。这两者都不是保全国家的方法。现在，臣子中主张连横的人，都说：“不侍奉大国，遇到敌国进攻就遭受祸殃啦！”侍奉大国，大国未必有援助的实际行动，我方却已经奉上地图，交付大国；献上国玺，请求救兵了。献了地图，国土就削减了；交了国玺，名分就卑微了。土地削减了，国力也随之削减；名分卑微了，内政随之紊乱。侍奉大国是求得连横，还没见到实利，却先削减土地，扰乱国政了。
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
1而交大未必不有疏：王先慎认为“交”当作“敌”。
译文：臣子中主张合纵的人，都说：“不拯救小国讨伐大国，就失天下人的信任。失去天下人的信任，国家就岌岌可危了，国家处於危险之中，国君地位就卑微了。”拯救小国未必有能获得实际利益，却已经起兵与大国为敌了。拯救小国，未必真的能保存它，却已经与大国交战了，而与大国交战未必不会出疏漏，有疏漏就受制于强国了。出兵将面临失败，退守就遭遇城池陷落。拯救小国是合纵，还没见到利益，却先丢失土地，折损军队了。

第四段：分析外交活动的结果：侍奉强国和拯救小国只能使权臣得利，国家受损。
一）分析权臣事强救小的卑鄙目的。
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市官於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於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
1则以外权市官於内：国外的权势。
2则以内重求利於外：国内的权势。
译文：因此，侍奉强国，就是借国外的权势猎取国内的高官厚禄；拯救小国，就是凭国内的权势力量谋求外国的利益，国家利益尚未得手，权臣的封地奉禄已经得到了；主上名分地位虽然卑微了，臣下的却位尊权重了；国家的土地削减了，私家的财富增加了。事情成功了，就倚仗权势长期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就凭藉财富隐居江湖。
二）臣下可以得利益而无危险是因为人君不能区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区别。
人主之听说於其臣，事未成而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徼幸其後？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於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於内，而事智於外，则不至於治强矣。
1孰不为用矰缴之说：系有丝绳、弋射飞鸟的短箭，此指用以猎取功名富贵。
2而诛罚不必其後也：必：坚决。《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晏集解：“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故无专必。”《荀子·彊国》：“其刑罚重而信，其诛杀猛而必。”
3外事，大可以王：指外交活动
译文：人君听从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有成功，臣子的爵位俸禄已经很优厚了。事情失败也不追查诛杀，那麼游说的士人，谁不想用虚言浮辞来求得功名利禄并且希图侥幸地免於诛杀之祸呢？那麼，为什麼人君会冒著破国亡家的危险，而听从纵横家的空谈呢？这是因为人君不能区分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不能审察游说之辞的正误，而且在事情失败之後没有加以严惩啊。
三）农战是国家的根本基业，工商是末业。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於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1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通趋，此处若将以解为因则通。尚需考证。本务指农耕之事。末作指工商业等不重要的行业。
2今近习之请行：国君左右亲近的人。
3奸财货贾得用於市：指投机的商业活动。
4而高价之民多矣：当为商贾之误
译文：英明的君王治理国政，使商人、工匠、游民数量减少而名分卑微，使人民趋向根本的事务而离开次要的行业。现在，国君左右亲近的人，如有请求，就可以施行；官位爵位都可以用金钱购买，那麼商人工匠的的地位就不会卑微了。投机囤积的商人在市场上售其奸，诈其利，商人的数目就不会减少。他们聚敛的财富是农夫的一倍，还得到社会的尊重，地位超过耕种作战的人，这样，光明正直的士人就会少了，商贾之人就会多了。

第五段：总结五蠹的危害，指出去除五蠹的重要性。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於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1其言古者：古当为谈之误
2为设诈称：为通伪
3而用重人之谒：指有权势的重要人物。谒为请托义。
4修治苦窳之器：苦通盬（gǔ），粗劣。窳，与苦义近。《周礼·天官·典妇功》：“凡授嫔妇功，及秋献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贾之。”
郑玄 注：“ 郑司农 苦读为盬，谓分别其缣帛与布紵之麤细，皆比方其大小书其贾数而著其物。”《史记·五帝本纪》：“ 舜 耕 历山 ……陶 河 滨， 河 滨器皆不苦窳。”
张守节 正义：“苦读如盬，音古。盬，麤也。”
译文：因此，扰乱国家民俗的有：学者，称道先王的治国之道而凭藉仁义道德，讲究容貌服饰修饰辞令，夸耀学说，迷惑当世的法律，动摇君主的心志。那些纵横家虚构事实，说谎造假，借助外国力量，成就自己的私利。那些游侠之士，聚集徒属，表面上树立节操，宣扬名胜，暗地裏违反国家的禁令。那些亲近国君的小人，从贵族世卿之家积聚财富，竭尽收受贿赂之能事，接受权势人物的请托，泯灭普通人的汗马功劳。那些商工之民，专门制作粗劣破裂的器具，聚集奢侈挥霍的财物，积蓄货物等待时机抛售，而牟取农夫的利益。——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剪除这五种人，不任用光明正大的士人，那麼海内有破败的国家或灭亡的朝廷，也是不足为怪的。

6.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是什么意思，要详细的，不要大意

意思是：最善良的人好像水一样，默默地付出，善于滋润大地中的万物并且不与万物相互争夺资源。本句节选自《道德经第八章》，将人的高尚情操同滋润万物的水相比，衬托出人的善良。

[原文]：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译文]

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最善的人，居处最善于选择地方，心胸善于保持沉静而深不可测。

待人善于真诚、友爱和无私，说话善于格守信用，为政善于精简处理，能把国家治理好，处事能够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最善的人所作所为正因为有不争的美德，所以没有过失，也就没有怨咎。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6)韩非子赏析扩展阅读：

《道德经第八章》注释：

（1）上善若水：上，最的意思。上善即最善。这里老子以水的形象来说明"圣人"是道的体现者，因为圣人的言行有类于水，而水德是近于道的。

（2）处众人之所恶：即居处于众人所不愿去的地方。

（3）几于道：几，接近。即接近于道。

（4）渊：沉静、深沉。

（5）与，善仁：与，指与别人相交相接。善仁，指有修养之人。

（6）政，善治：为政善于治理国家，从而取得治绩。

（7）动，善时：行为动作善于把握有利的时机。

（8）尤：怨咎、过失、罪过。

《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7. 《龟虽寿》赏析 100字

这首诗名为《龟虽寿》，作者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此诗约作于公元208年初专他平属定乌桓叛乱、消灭袁绍残余势力之后，南下征讨荆、吴之前。此时曹操已经五十三岁了，不由想起了人生的路程，所以诗一开头便无限感慨地吟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庄子·秋水篇》说:“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曹操反其意而用之，说神龟纵活三千年，可还是难免一死呀！《韩非子·难势篇》记载：“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 同矣！”“腾蛇”和龙一样能够乘云驾雾，本领可谓大矣！然而，一旦云消雾散，就和苍蝇蚂蚁一样，灰飞烟灭了！古来雄才大略之主如秦皇汉武，服食求仙，亦不免于神仙长生之术的蛊惑，而独曹操对生命的自然规律有清醒的认识，这在谶纬迷信猖炽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更可贵的是如何对待这有限的人生？曹操一扫汉末文人感叹浮生若梦、劝人及时行乐的悲调，慷慨高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自比一匹上了年纪的千里马，虽然形老体衰，屈居枥下，但胸中仍然激荡着驰骋千里的豪情。

8. 求！韩非子《五蠹》的赏析 （700字）万分感谢！ ！ ！ ！

《五蠹》是代表韩非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论文。作者根据古今社会变迁，实际情况，阐明他所主张的法治思想是合于当时的时代要求的。韩非斥责当时的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为五蠹，因而主张养耕战之士而除五蠹之民。相传秦王见此文后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嬴政发出如此感叹一方面是由于此文切中时弊。其中所体现出的法家治国之术正是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步骤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韩非子策论文所具有的特色。法家不重文，但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争取国君的重视，也不能不讲求文字的表达。《史记，韩非传》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这正是适应讨论实际问题的需要而形成的特有风格。和《论语》的自然，《孟子》的生动，《墨子》的质朴，《庄子》的谲诡，，《老子》的玄奇，《荀子》的浑厚都不相同，韩非的文章有其独有的特色，那就是犀利恣肆，峭拔峻削。譬如这篇《五蠹》，文章风格就是波澜壮阔，奋扬凌厉，居高临下，语挟风霜，甚至有些危言耸听，肆意褒贬，无限上纲的意味，充分表现出法家森严冷酷，惨刻无情的性格。后人对韩非子在这篇文章中所体现出的文字技巧多予以肯定。如袁了凡说他“胸中如万斛泉涌，滚滚不竭，而纵横变化，无中生有，愈出愈奇。”（《韩非子迂评》）。张榜说它“圆转变化，百出不穷，而条理秩饿抽丝，文彩扶疏，气势蓬勃。”（《韩非子纂》）。孙月峰说它“议论奇，辩难透，是韩文之隽。”（姜思睿《诸子鸿藻》）还有人指出，李斯《论督责书》，晁错《论贵粟书》，扬雄《解嘲》都受其影响。郭沫若在《韩非子的批判》一文中有如下表述：“他（韩非子）能够以普通的常识为根据而道出人之所不能道，不敢道，不屑道。所以他的文章，你拿到手里，只感觉他的犀利，真是锋不可当，大有无可如何，只有投降之势了。”这种高度的赞美，固然揭示了韩非文字的特点，但未必没有夸大其辞的意味。至少“只有投降之势”在我看来就未必妥当。通读全文，我还是发现了不少有待商榷的地方的。
文章开头列叙诸代圣贤，以“守株待兔”的寓言为引证，运用排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来讽刺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保守主义者，可谓开宗明义，一针见血，令人拍案叫绝。
然而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阐述“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之理的深层原因时，就露出了他的软肋。作者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这实在是个低级的错误。我们都知道，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所以人民只有通过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的方式来维持生存，直到生产力水平发展到私有制产生以至阶级国家出现后，共同劳动和均分产品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才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而在老子看来，导致上古“大同”局面消亡的深层原因乃是人类的私心的产生。这其实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产生的另一种表达。而韩非子把“民争”的原因归咎于“人民众而货财寡”，这在逻辑上犯了“以现象代替本质”的错误。这一根本立足点是谬论，接下来的论证只能是一错再错了。首先，韩非子举“禹之王天下也……以民为先，股无完胈，胫不生毛……”的例子来形容古之天子的劳苦，是犯了个时间错误。“股无完胈，胫不生毛“形容的是大禹治水时的辛劳，而不是成为人主王天下后的劳苦，此其一也，接着，韩非子又说“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众所周知，尧舜禹等上古诸王乃是神话人物，其真实性仍待考。而禅让制作为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后期的一项政治制度，有其合理性与固定性，并非是人主个人意愿所能左右的。故何来“轻辞”一说？即便不是不得已而舍之也至少是“任届期满，吐故纳新”此其二也。最后韩非子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财多财寡之说已是大谬。无论从总体水平还是人均财产上来看，相信谁也不会接受“原始社会的财产比封建社会的多”的观点吧？而说古时天子势薄亦是无稽之谈，难道大禹因为一点小过失就杀防风氏是势薄的表现吗？说到古时天子之位势薄权轻财寡劳苦，试问夏启又为何为了继承这个苦差事而杀死伯益呢？这不是“重争”又是什么？此其三也。有此三谬，即使得出“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的著名论断，其论证体系也是不能成立的，只能说是诡辩。韩非子如此聪明的人怎会看不出其中的漏洞呢？只是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要极力维护君王权职和国家机构存在的合理性，对于私有制产生的直接表征——国家，他更是要极力维护其地位，以防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深入人心。因此他矫枉过正，一方面回避了生产力发展导致私有制产生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恣意夸大原始社会人主之辛劳，人民之富足，以强烈的现实对比转移读者视线。，用心可谓良苦，手法难说高明。
接下来的一处论断，韩非子采用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策论文惯用手法。但得出的结论，实在难以令人信服。他引用周文王怀西戎王天下，徐偃王行仁义却亡国的例子说明“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这是何等的片面。秦王采用这样片面的观点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贾谊《过秦论》中提到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接下来“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一句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行仁义而战败，形容宋襄公或许还有几分神似，但亦不至于亡国，而春秋五霸之中，又有哪位是取暴政而强国的？至于辩智而国削一句，相信鲁仲连，烛之舞诸位亦不会同意。抑儒重法，轻言谈而尚刑名本来就无可厚非，只是偏激片面到这样的程度，只怕要贻笑大方。
策论文一向注重逻辑的严密。韩非引仓颉造“公”“私”两字为例，说明“不相容之事，不两立”的道理。受时代局限，韩非子还未听说过“双赢”这个词倒还无可厚非，只是他过分强调仁义与法制的对立的做法，笔者亦不敢恭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直至今日仍是个探讨中的问题，而韩非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武断地下了结论“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进而为了突出法治甚至要求秦王实行“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的“愚民政策”，指导君王玩弄政治手腕的技巧可谓登峰造极。只是历代仁政政治并行不悖的范例数见不鲜。就举秦朝之后的汉朝来说，刘邦崛起之时为收买人心，自然要在进入秦都咸阳时昭显其仁义，故废除严刑峻法。但也不可全无法治，故“约法三章”。而文帝为缇萦救父的孝心所感动，体现的是仁义，但也并未因此废除刑罚，而只是改为处以稍轻的杖击。两者都被后世传为美谈。汉初以“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黄老学说治国,是一种仁政的体现，但这并不妨碍出现张汤，主父偃之类的酷吏。而董仲舒强调“君权神授”，独尊儒术，更是儒家仁政与法家中央集权制的集中体现。在仁政，法治结合之下，产生的是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不知韩非子若是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或许韩非子在当时乱世渴求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是需要有这样的魄力抑儒尊法的，但如果这是导致后来秦朝暴政的直接原因，那他也是难辞其咎的。
笔者还想谈一点的是韩非子文末的重农抑商思想。这一观点早有法家先驱管子，申不害等人提出，论证过，本已无甚新意，只是韩非最终列出的五蠹仍让我有齿冷之感。一方面，我认为韩非打击面过大，没必要因为强调自己的观点而将儒家，纵横家，游侠（墨家的支派），国君近臣，商工之民一网打尽。这未必会让国家更加强大，反而可能使国家陷入落后愚氓的境地。特别当国君是个昏君的时候。另一方面，从个人处世上来说，这样的结尾容易广树仇敌。或许最后韩非遭李斯，姚贾陷害至死和他耿直不知圆通的处世态度不无关系。《战国策，秦策五》中有姚贾谮杀韩非的描写，《史记，老庄申不害列传》中亦有太史公对李斯陷害韩非的述评，这里就不作深入探讨了。
综观全文，《五蠹》结构严密复杂，文风犀利恣肆，辩说剔抉精微，虽有上文所述瑕疵，但仅就文章而言，还是不可多得之佳作。论证上的缺疏恰如乱弹琵琶，虽不循章法，亦铿锵夺人。 还可以的，你可以试试哦

9. <<韩非子 外储说左下>>翻译及赏析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汝还，顾反为汝杀彘。

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版杀之，妻权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

曾子曰："婴儿非与戏耳。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

遂烹彘也。

译文：曾子的妻子上街去，他的儿子跟在后面哭着要去。曾子的妻子没有办法，对儿子说："你回去吧，我从街上回来了杀猪给你吃。"

曾子的妻子刚从街上回来，曾子便准备把猪抓来杀了，他的妻子劝阻他说："我只是哄小孩才说要杀猪的，不过是玩笑罢了。"

曾子说："小孩不可以哄他玩的。小孩子并不懂事，什麽知识都需要从父母那里学来，需要父母的教导。现在你如果哄骗他，这就是教导小孩去哄骗他人。母亲哄骗小孩，小孩就不会相信他的母亲，这不是教育孩子成为正人君子的办法。"

说完，曾子便杀了猪给孩子吃。

赏析：曾子为了不失信于小孩，竞真的把猪杀了煮给孩子吃，目的在于用诚实守信的人生态度去教育后代、影响后代。但这不见得是韩非此则寓言的原意，韩非子的原意不过是宣扬他的重法守信的法制思想，要统治者制定严酷的法律，然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