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奈赏析

『壹』 莫奈的简介和其作品的鉴赏

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1840年11月14日－1926年12月5日），法国画家，印象派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莫奈是法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印象派的理论和实践大部份都有他的推广。莫奈擅长光与影的实验与表现技法。

经典作品：

1、《绿衣女》

1866年，以恋人卡缪为模特儿，全身大幅肖像画《绿衣女》在同年的沙龙展出，该画受到了评论家左拉的好评；有一位诗人为作品作诗，被发表在《艺术家》杂志上。

有的画商还要求莫奈根据原作再复制一件，准备送到美国去。由于这次的成功，家里恢复了对他经济方面的支持。

2、《日出·印象》

1872年，莫奈创作了日后扬名于世的《日出·印象》。这幅油画描绘的是从远处观望阿弗乐港口晨雾中日出的景象.它在1874年3月25日开幕的印象派画家第1次联合展览会上展出。

这幅作品本不是莫奈画作中最典型的，但是，由于一位名叫勒鲁阿的评论家，在4月25日的《喧噪》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印象主义的展览会》的文章之后，此画才名声鹊起。

(1)马奈赏析扩展阅读

莫奈创作背景：

莫奈是印象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是印象主义大师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在有代表性的印象派画家中，唯有莫奈以其86岁的漫长人生始终如一的将创作热情倾注在印象派技法上。

其他的印象派画家，都是短期的探索者。像虽然没有参加过印象派八次画展却被视为印象派的领袖和奠基人的画家莫奈：而擅长于画人物的雷诺阿在他的艺术人生中。

前期和后期是从事印象派探索时期，中间十几年的时间里，则将热情转向了古典主义。

『贰』 巴迪侬画室的作品赏析

这幅画表现的场景是马奈正在作画，马奈当时已经成名并引起极大争议，马奈的身旁，是作家左拉、画家莫奈、雷诺阿及他们的朋友在旁围观。这画可能也有这样的寓意：莫奈一伙开始曾受过马奈创作的影响，他们也一直把他看作朋友和老大哥。不过这幅画本身来说并不属于印象派作品。
在《巴迪侬画室》的群像中，代表备受争议的潮流的马奈四周有好几个他的画家朋友。这位方丹·拉图尔所崇敬的画家与他的模特儿阿斯特鲁在摆姿势，他们两个人坐在第一排，他们身后有六个人。虽然这幅画的题目是画室，但这间房子与其说像一间画室，还不如说像一个资产阶级沙龙。
方丹·拉图尔交替地画人物的侧影像和正面像，把目光引向各个方向，以创造一种生机。他以一定的节奏来分配画面空间的实与空。面孔加强了场景的气氛，一些面孔互相瞧着，这与在17世纪的荷兰绘画中，伦勃朗和哈尔斯描绘着黑衣的达官贵人的手法异曲同工。与旨在鉴别同一行业的人的群体肖像画截然相反，在方丹·拉图尔的肖像画中集中的是些不同身份的人。淡色的人脸清楚呈现在深色的画面底色上，形成明显对照，使人联想到马奈的手法。斯歇尔德雷站在马奈的正后方，他严肃认真地注视着画家。从侧面看雷诺阿，他是唯一戴帽子的人，他正好被置于画中央的一空画框框住，仿佛瞧着放在画架上的画。而积极支持马奈的作家、艺术评论家左拉手里拿着他的夹鼻眼镜，拿的姿势很特别。左拉摆出的是正面姿势，正注视着场景外，与雷诺阿相背。右边，另一位创新画家巴齐耶的高大的侧影高出隐藏在右边尽头的梅特尔和莫奈的较模糊的面孔。热衷于音乐的梅特尔是唯一的普通业余艺术家，他在音乐迷凡汀一拉图尔的陪伴下，在听瓦格纳的音乐。方丹·拉图尔的面容未出现在这幅群像画里，而在他先前的群像画《为德拉克洛瓦干杯!》里他也是出现的。
这幅画从整体上看是传统画，但仔细一看，却有许多精妙之处。这幅画创作于1870年，比马奈的《吹短笛的男孩》晚四年，《吹短笛的男孩》被1866年的沙龙画展拒绝，但却受到凡汀和左拉的赞赏。方丹·拉图尔受该画启发，用黑色、灰色、红色作为这幅画的色调。红色是唯一鲜艳的色调，被用在三处：画家左边的桌布，调色板的边上和阿斯特鲁手中的书的封面。马奈浅灰色的裤子给整幅画以明亮感，画分为两部分：左边比较明亮，右边比较暗淡。马奈的脸被其淡红棕色的头发饰以光环，很是引人注目。他拿着画笔的手停住画架前，正在研究他的模特儿。八个人都待在画架的右边，从反面看上去的画架把那些面孔与放在桌子上的东西分隔开。桌子上有古代女神密涅瓦的石膏小雕像，这位女神象征真理和理性，也是画家马奈用来参照的古代模特。而另外两件日本的物品说明画家们发现了东方艺术对青年一代所产生的影响，而他们自己也从中获得了发展的灵感。
在巴迪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拥有一位老师和若干弟子的学校，但在这个巴黎第17区，许多画室靠近像盖布瓦咖啡馆这样的艺术家们聚会的公共场所。在画家们还默默无闻之时，凡汀－拉图尔就把他们画进了这幅画里，而其中的一些人，如马奈、雷诺阿和莫奈将成为非常知名的画家。

『叁』 埃米尔·左拉像的作品赏析

当马奈的画受到官复方和古典主义维制护者的猛烈抨击时，年轻作家左拉勇敢地写评论为其辩护，他曾写道：“我们前一辈人嘲笑了库尔贝，到了今天，我们都在他的画前流连忘返；今天又在嘲笑马奈，将来又该在他的画前出神羡慕了。马奈先生一定是巨匠，我对此坚信不移。”马奈为报答左拉，特地在自己的画室为他画了这幅肖像。
马奈有意在环境配置上安放有意义的画幅和书籍：诸如日本浮世绘、花鸟屏风、《奥林比亚》的印刷品，这都表明他们共同的艺术信条。书籍中有左拉的评论文集等，这些环境描绘向人们展示他们之间的友谊及左拉对他的支持。

『肆』 找一篇余秋雨的文章（要出处），并对其中一处进行赏析。谢谢

道士塔

作者: 余秋雨

一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二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三

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四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道士塔赏析2008年07月14日 星期一 22:00赏析一：余秋雨的<道士塔>写莫高窟敦煌文书所遭受的历史厄运以及作者对此的感悟沉思.但文章涉及的一些问题却引起了我的疑问和思考. 作品首先写王道士,说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尽管作者也意识到"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并且也提到了一些官员的无知和腐败,但还是把相当多的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了.什么"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什么"小丑""肮脏"等等,作品详细描述了王道士发现敦煌文书并将其卖给斯坦因等人的过程.文章名为<道士塔>就很说明问题,而且应该说,全文是紧扣"道士塔"这个题目的.这就给人一个印象,似乎真如作者所说:"不幸由王道士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而如果换另一个有文化的人来当家,似乎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赏析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道士塔>揭示了一个文化悲剧,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但除了愤怒与悲哀,作者也未能告诉我们出现这样的悲剧的根源所在.人的被"错置"的命运是导致历史荒谬的本源所在,而"家天下"的制度则是民族悲剧的必然发生的现实因素,文化认知意识的落后则是这一悲剧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根源性动因.
赏析三：道士王圆箓长眠于敦煌莫高窟已经70多年了.他是一个道士,最终却沉睡在了佛的怀抱,受到佛的永久庇荫,不能不说是非常罕见的例外.更有意思的是,从古至今,王圆箓大约还是道教史上惟一一位在死后得以建塔的道士,而且在莫高窟,而且安葬他的那座塔,比别的塔高而且大.这两点例外,已是难得的殊荣,足以表明他的不同寻常.

赏析四：余秋雨的王道士 ――评《道士塔》中的王道士形象

湖南娄底蓝圃学校 刘玛林

说余秋雨先生是当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人一点也不过分．且不说过去的辉煌，单是近来的批评就够了．

作者看重《道士塔》，是《文化苦旅》开篇之作；批评者也看重《道士塔》．特意弄了一个《道士塔》的评注版．（附文后）

要说《道士塔》，王道士是个关键人物．看重与批评，分歧就出在王道士身上．

在《道士塔》中，作者既写出了王道士作为文物破坏者与文物出卖者的身份，破坏了敦煌的壁画，破坏了敦煌的雕塑．是敦煌的罪人．又写出了王道士的无奈．出身农民，生活所迫，当了道士．改善居住环境，粉刷房子，塑造天师灵官．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至于出卖文物，更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要王道士去识破外国掠夺者的阴谋不现实；把文物保护的重任都压在王道士身上更没道理．所以作者有文中写道：”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所以作者最后把王道士定位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作者对”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并不是要一味地贬低，揭发他的”罪恶”，而只是用艺术手法去还原历史上的真实的人物．这就是余秋雨先生散文的”枯骨生肉”的特点．或者说”煽情”．

”枯骨”指的历史事实，”生肉”指的是借历史事实而创造的鲜活的”人”，生动的”事”，深切的”情”．下面我们来看一段国学网站有关王道士的介绍：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 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 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 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 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雇敦煌贫士杨某 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 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光绪二十六年（一说二十五年） 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 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 与破壁探察，果见复室，积 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 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 高窟藏经洞。乃取部分写 卷、佛画等分赠肃州兵备 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 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二十八年，甘肃学政叶 昌炽闻讯，次年十一月及 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后 得敦煌县令汪宗翰所赠经 卷、画像，叶氏建议藩台将 此宝物运省妥藏，以运费 银五六千两无着而罢，三十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汪 宗翰就地封存。汪氏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 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 莫高窟，以四块马蹄银（共重二百两）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 踵至，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 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宣统二年（1910） 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 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后，于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修“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 塔”？之，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记 其事。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写经四百余卷。1914年，斯坦因 又来莫高窟，用银五百两骗买经卷五百七十余件。王道士 在外人诱引下，监守自盗、非法出卖国家文物，计大宗者四 起得银一千五百五十两，更加历年募化所得，遂成敦煌巨 富。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事未竟。殁后即葬于 莫高窟庙前大泉河东岸，同年七月卅日，其往赳玉明、徒孙 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著撰人，木质、阴刻，今仍 嵌于原塔南侧龛内。

对王道士只是停留在事件的叙述上，没有对王道士的精神深处的刻画．可以说，只见其事而不见其人．在课文中是这样的：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王道士农民的文化层次，道士的思想意识，中国平民憨厚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目的，不是讽刺中国的农民、道士、平民。而是要突出“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让一个完全没有犯罪意识的人犯下了滔天大罪。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呢。

为了写活王道士这个人物，作者还尽可能通过想象来还原历史事件，比如写到斯坦因来取经：

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敦煌文物的流失，是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深刻性还在于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判断来表明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王道士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他不是在敦煌，可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们不能对他过于追究。可想到敦煌那么多的文物都经他的手而流失，我们又不能不置之不理。爱也爱不起来，恨也恨不起来。剩下的就只有“痛”――“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这种深切的“痛”不光表现在王道士这人物身上，还表现在文物的去向的态度上。作为中国人，自然希望留在中国。可想到那些留在中国的反而遭破坏，还不如给别人保存。在这样的悲剧的社会中，“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这种激愤的感情是作者创作的动力，也是打动读者的鼓点。批评者说是“煽情”，好的散文哪篇不“煽情”？我倒认为如果余先生的文章中真的去掉这些内容，那就真的成了“浅薄”的论文，或者是“掉书袋”的散文。

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节严重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面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创伤，在极其悲痛的感情支配下，读者读到此处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共鸣，而不去计较作者参与到叙事中去是否合理。

在历史长河中，王道士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守教规的道士，愚昧而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他给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道士塔》中，王道士是一个上错了舞台，扮错了角色，说错了台词的演员。从他身上我们读到了无奈的悲哀

『伍』 美术鉴赏论文范文

克劳德•莫奈

莫奈(Claude Monet, 1840-1926)1840年生于巴黎，童年在阿佛尔渡过。他没有按照画家的常路走，而是以画漫画起家，在画漫画方面有了一些名声，并受到欧•布丹(Eugène Boudin, 1824-1898)的注意。布丹曾对莫奈说“当场画下的任何东西，总是有一种以后在画室里所不可能取得的力量、真实感和笔法的生动性。”莫奈在他今后的绘画生涯中也是按布丹说的话去做的，因为在他的内心里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
不久，莫奈又被荷兰的画家约翰•巴托尔•德•琼康的创作所吸引。这位画家以动荡、兴奋、活泼而且比他同时代的法国人更为活跃的笔触画小桥、村景、河岸和破旧的茅草屋。莫奈就是从布丹和琼康那里接受到了基本艺术修养的。
1859年，莫奈来到巴黎，在那里见识到了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让-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罗（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1796-1875）以及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的创作。他认真鉴赏了他们的绘画长处，并且以惊人的速度运用了他们的成就。但莫奈并不是他们的追随者，而是一个反叛者。莫奈并不想在学院完成他的学画过程，他只在1863年在格莱尔学院的画室里呆了一段时间。当他遇到了巴齐依（Bazille）、阿尔弗莱德•西斯莱(Alfred Sisley,1839-1899)和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以后，他便劝说他们也放弃那些学字派课程。当格莱尔学院的画室停办后，他便把他的伙伴们带到枫丹白露林边的一个小村庄——舍依，在那里画户外写生。
当莫奈离开了格莱尔学院画室后，他并没有去充实他那相当贫乏的艺术修养，而是怀着火热的信念投入了自然生活的纯直觉观察；他根本不买各种理论学说的帐，而是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绘画方法。

莫奈一生对造型漠不关心，他关心的是正确的层次关系。正是因为莫奈对造型格格不入，所以他能够轻而易举地表现出他所确实看见的事物，但也正因为此，他却表现不出事物的幻觉真实感。
莫奈不只满足于能够画他所看到的事物和按照他所看见的那种方式来做画；他想要创造一种独特的效果，达到一种在绘画上似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目的。他喜欢所有使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他描绘的河水、天空、房屋和树木都洋溢着非同寻常的生命感。他的内心满怀着难以遏止的激动；从他的观念看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然而从他本性看，他却是一个幻想家。
1864年，莫奈完成了“翁费勒的塞纳河口”，此画是1865年的官方沙龙上展出，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评论家评论此画时说：“用调子所组成的和谐色彩……颇能吸引观众们的大胆感觉”。这表现出官方对人们很喜欢这幅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油画表现了丰富的中间调子和那种暗淡、沉着的色阶。向深处展开的空间，通过河岸线而处理得十分成功按照传统，河岸线标志着中景和远景。在这幅画上，出于莫奈自己的东西，就是表现在前景水的笔触和云的笔触上的“颇能吸引观众的大胆感觉”；这些笔触加强了画面的传统效果。
在1866年，莫奈用了几天功夫完成并展出了他未来夫人的肖像“穿绿衣的女士——卡美伊”。这幅肖像引起了争论，但总的说来是成功的；有人甚至把它同马奈的肖像画相媲美。这幅肖像充分显示出了莫奈的个性：他对造型的淡漠态度，以及这个女人的动势和她的裙子上颤动的光都赋予整幅画特殊的说服力；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动力感和生动性。
同年，莫奈展出了“圣日尔曼•俄塞罗瓦教堂”一画，这幅画对于他未来风格的发展具有更大的意义。油画是他从罗浮宫的一个阳台上画的，这幅画是要表现树叶上的反光。并排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空气的振动，依靠这些笔触的结合而取得了绿黄色的光和绿黑色的影的生动效果。这里的用笔方法已经省印象主义①的了，但色彩还不够透明，甚至蓝色的阴影也还是浑浊的；它们画得就像是黑色。教堂和房子在颤动的树叶相比之下显得过于密集了。画中没有整体的形象，但树叶的画法却给我们透露出一点莫奈的色彩理想来
“穿绿衣的女士——卡美伊”是在画室里完成的人物画；“圣日尔曼•俄塞罗瓦教堂”是在外光下画成的风景画。“花园中的女人”一画把这两种观察方法结合起来了。这里的画面基本上是根据一幅照片安排的，这说明莫奈并不介意使构图服从了自然景物的偶然性。照片本来也该使莫奈想到空间的深远效果的，然而，莫奈对此也并未介意。使他感兴趣的仅仅是平面和色彩对比而已。正因为这幅画的人物没有立体感和起伏，色彩才能在这里大放其光彩和充分显示其多样性。妇女衣裙上的花饰，草坪上的鲜花，突出在大片浓绿之中的叶子，从树叶的空隙之间透露出来的天空，穿透阴影的光线，这一切造成了一幅色彩妍丽的镶嵌画的效果。但这幅油画缺乏色调效果：光线和阴影落在了人物所占据的同一个平面上，因此，光线不能渗透人体，不能成为形的实体。大片固有色起了过多的作用。所有这些合在一起，与其说是真实表现了所见的事物，不如说是一种公式，但这种公式正是一个空前大胆的纲领。这一纲领的公式化一旦消失，光线便将渗入中间调子，生命也将渗透每一个笔触，而整体的统一也就将要形成，那时，艺术就会变得花团锦簇，印象主义就要完全成熟了。
1872年，莫奈创作了扬名于世的 “印象，日出”。这幅油画描绘的是透过薄雾观望阿佛尔港口日出的景象。直接戳点的绘画笔触描绘出晨雾中不清晰的背景，多种色彩赋予了水面无限的光辉，并非准确地描画使那些小船依稀可见。这幅画在1874年3月25日开幕的印象派画家第1次联合展览会上展出，这幅作品是莫奈画作中最具典型的一幅。
莫奈在视觉观察方面无疑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天才。他善于从光与色的相互关系中发现前人从未发现的某种现象。他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光与色上，从而找到了最适于表达光与色的明度差别变化的形式，他把这种光色明度差别变化从绘画的各种其它因素中抽象出来，把它提到了不可攀登的高度。莫奈的视觉观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非凡的，可是在这种观察的背后又是什么呢？他所看见的东西同他所感觉和他所想象的东西之间关系又是如何的呢？
莫奈在1874-78年间在阿尔让特依所画的一些画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如创作于1872年的“阿尔让特依的帆船”。在这幅图里中间调子代替了色彩对比，但不是借了色彩的混合，而是通过形成一种光的综合作用的色彩分解或组合。黑色已不再出现于画家的调色板，剩下的只是造成明与暗的光谱色彩，它们形成了形的实体。统一的色彩风格很自然地遍及整个画面：远景和近景，物体、水和天空，把这一切改造成为一种美妙动人的景象，而浑然一片、不分层次的空间透视，则把这远景和近景联成一个整体。紫色和黄色的调子同河水和天空的蔚蓝色交织在一起，这些颜色的调子差别把这些自然现象区分得清清楚楚，而且平静如镜的河面，仿佛就成了天穹的基础。几何学的透视已被忘却；它已让空气的不断运动代替了。每一种颜色单独看来十分柔和，它们的整体却又是强烈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天边焰火弥漫，白昼即将消逝的图景，一条大帆船静静地停在一片灰色的半阴影之中。这是一个幻想家的直观，在这烟雾缭绕、夕阳西下、一片忧郁的气氛之中，莫奈仿佛就是那光的生命，直接参与着它的逐渐熄灭。这是莫奈创作中的丰收时期，是他创作了色彩的传奇。
圣拉查尔火车站绘于1877年的“圣拉查尔火车站”是一幅表现巴黎火车站的画，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场面的实际“印象”。莫奈神往于光线穿过玻璃顶棚射向蒸气烟云的效果，神往于从混沌之中显现出来的机车和车厢的形状。莫奈相信光线和空气的神奇效果是最为重要的，他巧妙的平衡了画面的调子和色彩，这幅画出色的表现了力量、空间、对比和运动。
1883年莫奈过日维尔尼定居，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小花园，以便在那里画画；他在池溏里种了许多莲花，这使他发现了实现他纲领的主题：画一些坚硬的形体、水和空气，尽量使它们融合在一起。这便产生的组画“睡莲”，“仙女池，玫瑰色的和谐”就是这组画其中之一。这幅画反映了莫奈一种物我两融的愿望，但它没有一点悲怆的情调。
每一个研究莫奈创作活动发展的人都会发现，如果说最初的命运促成了莫奈的发展趋势，那么后来就是他自已创造了他的命运。之所以莫奈成为“印象主义”风格奠基人、被他的朋友公认为“班首”，是因为莫奈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从所周知，印象主义意味着感觉和观察方式的变革，它不仅改变了绘画，而且改变了雕塑、音乐、文学，就是到了今天，它也没有失去影响力，仍然改变着我们。

简历
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 1840年2月14日生于法国巴黎。父亲库路多•阿多洛夫•莫奈是位商人。
1845年 来到法国北部港口阿佛尔，在那时上学。在上学期间，莫奈唯一的爱好就是绘画，故此学习成绩不佳。
1855年 莫奈在当地已小有名气，他的漫画在文具店里展出并出售，价格为每幅20法郎。由画商介绍结识风景画家欧•布丹（Boudin），受布丹影响莫奈对大自然充满着热爱，开始学习用油画和素描来画风景。
从1858年 莫奈开始从布丹那里接受了不同于学院派的绘画思想，学习并动笔画外光画，并鲁昂的展览会上展出一幅作品。
1859年5月 来到巴黎，在巴黎他见识到了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让-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罗（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1796-1875）以及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的创作。
1860年 莫奈进了斯维赛学院，练习人体写生。在这里，他接触了后来成为印象派的一些画家，比如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1830-1903）等。同年秋天，莫奈被编入法国的非洲军团到阿尔及尔服兵役。在服兵役期间，部队允许他作画，在那里，他曾为队长的夫人画了肖像。
1862年初 因为贫血，莫奈从军营回到阿佛尔家里养病。这时，他认识了荷兰画家琼康，并与琼康及布丹（Boudin）一起从事创作。
1863年 借复活节的休假之机，莫奈将同窗的画友带到了巴黎南郊巴比松村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在那里进行创作。在外光下，大家创作了一批具有巴比松风格的作品。
1864年 莫奈来到了昂弗勒作画。在这里，莫奈的两幅描绘塞纳河的风景画《落潮的埃沃海角》与《昂弗勒港》被选入1865年的官方沙龙。
1866年 以恋人卡缪为模特的、全身大幅肖像画《穿绿衣的女仕》在沙龙展出，该画受到了评论家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 l841-1902）的好评。同年夏天，莫奈创作的《庭院里的女人们》，在1867年的沙龙中落选。1866年的秋天，为了避开讨债的人，莫奈自毁了约200幅作品后，回到阿佛尔。
1867年 怀孕的卡缪为莫奈的父亲所不容，留在了巴黎，莫奈住在姑母家。7月卡缪生下第一个孩子，只好请在巴黎的巴齐依作教父代为照顾。此后的几年中，莫奈始终在阿佛尔及其附近，与布丹、琼康，有时与库尔贝一起作画。在这个时期里，由于与父亲的关系紧张，经济拮据、生活艰难。为此，莫奈曾一度有过轻生的念头。
1869年 他回到巴黎，参加了"盖尔波瓦咖啡馆"里艺术家的聚会。可能因为很早就离开了学校，自感在受教育方面的不足，故而很少参与争论。这时他已经非常穷困。
1870年6月 莫奈与卡缪正式结婚。9月，莫奈将妻、子托付给布丹照顾，只身一人去了伦敦。在那里与杜比尼（Charles-Francois Daubigny,1817-1878）、毕沙罗相会，然后，和毕沙罗一起在泰晤士河及公园中作画。在参观美术馆时，英国画家威廉•透纳（William Turner,1775-1851）、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1776-1837）的作品，使其为之倾倒。为了给莫奈的作品找到销路，经杜比尼介绍，在这里认识了画商丢朗•吕厄。此人对于穷画家们表示了同情，在经济方面从此一直在支援着他们。
1871年初 莫奈的父亲去世，他离开英国。在杜比尼的动员下，到了荷兰并滞留到年底。
1872年 莫奈创作了日出后扬名于世的《日出•印象》,并在1874年3月25日开幕的印象派画家第1次联合展览会上展出。
1873年 回到巴黎后，在马奈的帮助下，莫奈在巴黎以北的阿让特伊定居。并在塞纳河上建造了船上的画室。此时，与他一起创作的还有阿尔弗莱德•西斯莱(Alfred Sisley,1839-1899)、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
1875年 莫奈在经济上再次跌入窘境的。
1876年 在第2次联合展览会上，展出莫奈作品18件。
1877年 第3次联合展览会在丢朗•吕厄的画店中举办，展出莫奈作品30件。
1878年3月 下第2个孩子，莫奈又面临困境。
1879年 卡缪生去世。
1880年 大海成了莫奈新的创作源泉。此后的几年当中，在英法海峡的海岸、埃托塔等地，莫奈多次捕捉光与影的瞬间效果，创作了一批较之以前更富有冲击力的作品，为此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作莫奈的"埃托塔时代"，《埃托塔的崖》、《埃托塔的曼努普特》是这个时期作品中的两件。
1882年3月1日 第7次联合展览会开幕，这次展览会中有莫奈作品35件。
1883年 莫奈开始在日维尔尼定居后，再也没有迁居。画家晚年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1886年 第8次联合展览，也是最后的一次，莫奈没有参加。它标志着印象主义运动的解体。
1889年6月 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莫奈与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两
位大师举办了作品的联合展出，其中包括1864－1889年莫奈的作品66件，博得了好评。
1890年后 莫奈创作了若干组作品，即"组画"。
1890-1891年间 创造了"干草垛组画"。
1891-1892年间 同样的作法创作了"白杨组画"。
1890-1894年间 创作了"伦敦风光组画"。
1892-1894年间 创作"鲁昂大教堂组画"。
1900年11月 在丢朗?吕厄的画廊展出莫奈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作的《池中睡莲》组画26件，获得极大成功。
1904年 又在该画廊展出了刚刚完成的有关泰晤士河风光的组画。
1908年9-12月 莫奈与夫人阿里斯一起前往威尼斯旅行。在那里他创作的作品达30多件。
1911年5月 莫奈的第2位妻子阿里斯又先他而去。莫奈深陷于悲痛之中，视力也随之下降。
1914年 47岁的长子在长期患病后不幸亡故，已是高龄的莫奈更是形单影孤。莫奈在自己的庭院中建成了长23米、宽20米、高15米的大画室，并着手创作大型装饰画《睡莲》系列。
1922年3月 他决定将完成后的该大型装饰画捐给自己的祖国。4月12日，他在"赠与书"上签了名。不久，由于白内障，画家几乎丧失了视力。9月，被医生禁止作画。转年后，经过手术，视力有所恢复。
1925年 85岁的老画家独自一人，又在画室、室外投入了大型壁画的创作之中。2月4日，在人们期待的目光里，大型壁画《睡莲》终于完成。
1926年2月6日 就在这件巨作完成的第2天莫奈永远地告别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