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屈原赏析

① 郭沫若的剧本《屈原》

《屈原》（一）
人物表
屈 原--执着理想、宁折不屈、人格辉煌的诗人
灵 秀--感情忠贞、智慧沉静的少女
南 后--柔媚骄横的贵妇、私重情浓的母亲
张 仪--执着目的、不择手段、多谋善辩的政治家
诚 实--虽有诚实却无坚贞的人
楚怀王--志大胸狭、喜怒无常的君王
靳 尚--追逐权力的奴隶，身居高位的小丑
灵 慧--殉葬的生灵
渔 夫--一个世俗的老者
群 众--若干

第一集
[浑天浊地的长江上，背负拖舟重荷的纤夫们艰难的前行。他们从喉里、从心里发出悲凉高亢的呼号声……
旁 白：历史上竟有这样的奇迹，一个人的存在与死亡溶入了永恒的宇宙，结合于大自然的轮回，两千多年来成为华夏子孙一代又一代的精神、品格的追求！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一位诗人--屈原。让我们回到两千二百年前，听一听他的心声……
[公元前约二八六年，楚国的都城郢都城里，左徒府前大街
[众生哭嚎声越来越大
诚 实：灵秀姐，你看，那边来了一支送葬的队伍……咦，那边怎么又来一支送亲的队伍？灵秀姐，你怎么哭了？
灵 秀：诚实，你难道看不出来？这是殉葬啊！
诚 实：这就是用活人殉葬？
礼 官：（高呼）行礼！一拜、二拜、三拜，起灵！
诚 实：等一等，你们等一等……
屈 原：停止这种惨无人道的殉葬！ [众声音急停
屈 原：起来，孩子，难道你是自愿把青春奉献给曾侯？
殉葬女：……不……
屈 原：难道你迷恋那豪华的坟丘？
殉葬女：（不知所措，惊恐地摇头）不……
屈 原：那好，起来，跟我走。 [众哗然。
灵 秀：先生，不能，不能啊！
屈 原：与其为这无辜的生灵痛惜流泪，不如立即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陋习常规！
礼 官：左徒大人，你这是干什么？！
屈 原：礼官，我要带走这个姑娘。
礼 官：……那怎么行，她是曾侯的殉葬品！
屈 原：她是个有灵性的人。
权贵甲：用生灵殉葬是神圣的祖制！
权贵乙：它早已镌刻在不容侵犯的钟鼎！
权贵丙：用生灵殉葬是天经地义的！
屈 原：有这么多的金银珠宝，难道还填不满一个王侯的虚荣心，非要让拥挤的墓穴，再去吞噬一个无辜的生命！
靳 尚：对，对，左徒大人说得有理，用生灵殉葬确实是惨无人道的陋习……可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呀！
众 人：（喧哗）对呀。
靳 尚：左徒大人，不让曾侯用生灵殉葬，他们庞大的家族恐怕不会答应。
众 人：（怒潮般地吼起）不答应，我们不答应！
老夫人：左徒大人，曾侯是两朝元老，功盖千秋。这个女子是他生前最喜欢的舞姬，就让她跟曾侯一同去吧。
屈 原：老夫人，左徒多有冒犯。曾侯大人，国家元老，功盖两朝，理应厚葬。可是，老夫人，您看看，这个孩子尚且年幼，倘若她也是曾侯的家族，您也舍得把她活活地埋葬吗？
老夫人：左徒大人，我求求你了…… [曾侯家族纷纷、哀求。
靳 尚：左徒大人．这样下去恐怕要出事呀！起灵，起灵！
礼 官：起灵！
屈 原：慢！大王已授命于我制定《宪令》，我已把废除殉葬写入……
灵 秀：（急忙制止）先生，记住您和大王的约定。为了千秋大业,何妨有一两次小小的进退！
屈 原：如果连眼下一个美好的生灵都任其侮毁，还妄谈什么天下百姓的安危！礼官，你们想要用这个姑娘殉葬，必须从我的尸体上踏过！
权贵乙：屈原！不要以为你赢得大王的恩宠，就可以肆意横行，我这把宝剑早就想在你身上捅个千疮百孔！
屈 原：好！
屈 原：孩子，走！
众 人：左徒大人……不可以呀???馐窃?畹脑崂瘛???
屈 原：此事在大王那里我定有交待。曾侯的家族，我愿以重金将此女赎买。否则我等着你们来血洗我的家宅。走，孩子！
[众人议论着散去，只留下张仪、靳尚
张 仪：一场好戏啊，可惜结局令你心中不快！
靳 尚：张仪大人，刚才为什么你一言不发？
张 仪：我是秦国的使节，这是你们楚国的内政，我能说什么呢？不过你可曾留意上刚才屈原说的大王授命于他制定《宪令》……
靳 尚：《宪令》？
张 仪：对，《宪令》！它才是这盘死棋中的活眼。
靳 尚：可恨屈原这狂徒，他和大王有莫逆之交，满朝文武也拿他无可奈何。
张 仪：因为你们的满朝文武，不过是些目光短浅的庸碌之辈，只知在方寸之间争长夺短。

② 郭沫若《屈原》的赏析

郭沫若（1892-1978），中国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郭沫若影响最大的、最震撼人心的剧作是《屈原》。此剧以无比豪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赞颂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讴歌了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志，鞭挞了苟合与媾和的投降主义，怒斥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主义。它虽然是历史剧，但矛头直指现实；反映了整个中国各色人等的面貌和心态，但它又高度浓缩，戏剧冲突极为强烈，场面极为紧张。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就像是真的电闪雷鸣，绝对能把观众从座位上震起来：“风！你咆哮吧！你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据说，1942年春，此剧在重庆演出时，正好是一个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晚上，舞台上的朗诵应和着剧场外的雷鸣，一下子使整个山城轰动震惊，人们在此后的好几天里，都沉浸在《屈原》的情绪氛围里，很多人一遍又一遍地朗诵《雷电颂》，从中汲取力量，从而投入战斗。《雷电颂》，还有像《凤凰涅盘》之类的诗篇，至今还是许多朗诵会的保留节目，都会引起相当轰动。

一九四二年一月，郭沫若以十天时间完成了他的杰作《屈原》。《屈原》取材于战国时代诗人屈原的事迹，但剧本未拘泥于实事，而是把屈原与楚怀王为首的统治集团的矛盾集中在一天之内，以南后对屈原的引诱不成，阴谋陷害为主线，以屈原的弟子宋玉变节攀附权贵，而侍女婵娟却代屈原误饮毒酒而死为陪衬，生动地表现出伟大诗人忧国忧民、不畏强暴、磊落坚贞、大义凛然的崇高质量。屈原在暴风雨中的悲愤呼号「雷电颂」，作为「道义美的化身」和「诗的魂」的婵娟之死，控诉了旧中国的黑暗，道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引起当时观众的强烈共鸣，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的光辉一页。一九四二年四月，中华剧艺杜在重庆国泰大剧院演出此剧，由陈鲤庭导演，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顾而己、孙坚白，施超等人演出，引起轰动。其后，《屈原》曾多次演出。并远赴日本，苏联上演，一九七九年第四次在日本公演时，演出五百余场。一九八0年十一月，河原崎长十郎率演出团来华演出，自扮屈原，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

分析《屈原》中爱国诗人屈原形象
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塑造了战国时代楚国的政治家爱国诗人屈原的光辉形象。他的性格特征是热爱祖国人民、坚贞不屈、勇于和种种危害国家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及诗人的气质。屈原的政治主张是面对强秦的侵略，联齐以抗秦。为此，遭到了南后的迫害，南后以“淫乱宫廷”的罪名使他罢官。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屈原不是为个人荣辱，而是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他愤怒痛斥张仪。屈原的斗争使南后老羞成怒，进行更的迫害，把屈原关在庙中，并阴谋毒死他。屈原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想火山岩浆。写出了震撼人心的“雷电颂”，“雷电颂”是对黑暗势力的愤怒诅咒，是对毁灭黑暗势力的光明与力的歌颂。表现了屈原崇高的内心世界：痛恨黑暗、追求光明，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诗人的气质。结尾屈原随卫士到汉北人民中间去，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简述《屈原》的浪漫主义特色和诗情
作者大胆地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历史创作原则，如剧中将屈原坎坷的一生浓缩在一天里展开，创造了婵娟形象，以“淫乱宫廷”向屈原问罪等等，都参合着作家的大胆的艺术想象，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
根据历史可能性的原则舍弃了人物某些非必然的生活情节而突出其精神，从而将人物理想化。如屈原潜到汉北以图再起。喷发式的感情表达方式和大开大阖的戏剧冲突的结合，如《雷电颂》。

简述《屈原》的现实战斗意义：
《屈原》作为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其主题则是富有战斗性的。因此抗战时期的现实，和屈原时代的历史有着惊人相似之处。这表现在：剧作中屈原坚持齐楚联盟团结抗秦，反对强秦妥协的精神，具有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现实意义。屈原的诅咒黑暗、呼唤光明的“雷电颂”，更是喊出了国统区人民的心声，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应和效果。

③ 屈原 赏析

五幕历史剧《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全剧截取了屈原生活中的横断面。在一天时间里，浓缩了屈原坚持联齐抗秦、反对绝齐降秦、与楚国宫廷内保守势力展开激烈斗争的历程，概括了屈原的精神品格。《雷电颂》是屈原在自尊的灵魂遭受最深凌辱、生命危在旦夕之际叩问天地表达自身理想的宣言书。“独白”以诗意化的语言赋予自然雷电以神力，让雷电化作手中的倚天长剑，去劈开黑暗，去焚毁这黑暗中的一切，《雷电颂》淋漓尽致，不可遏止地抒发了屈原热爱祖国、坚持正义、渴望光明、反对黑暗的理想与要求。《雷电颂》是正气歌，它以史为题材，以剧为形式，以诗为灵魂，“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表现了抗战时期人民抗战要求和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

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疯狂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气焰嚣张，横行无忌。进步舆论遭到严厉压制，进步作家遭到残酷迫害。在没有一点言论自由的环境里，人民大众“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正义要求难以直接反映。分裂和倒退的阴影沉重地压在人民的心上。一部分坚持斗争的革命剧作家转而致力于历史剧的创作，借古喻今，用中华民族以往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斗争史迹，来教育和鼓舞人民，通过历史人物之口，表达人民的要求和希望。

郭沫若，是这一时期历史剧作家的最杰出的代表。他作为进步文化界的旗手、诗人、历史学家，既从抗战的现实斗争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呼声和时代的责任，又从往昔的历史回顾中汲取着斗争的力量与澎湃的诗情。皖南事变后不久，他就曾指出：“文艺的内容断然无疑地是以斗争精神的发扬和维护为其先务。目前的中国乃至目前的世界，整个儿是美与恶、道义与非道义斗争得最剧烈的时代，也就是最须得对于斗争加以维护而使其发扬的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因而也就再没有比现时代更为鲜明，更为迫切。现实，最迫切地，要求文艺须作为反纳粹、反法西斯、反对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器而发挥它的作用……”（注：《今天创作的道路》，1941年9月6日作，收于《今昔集》）。他随即拿起历史剧这种文艺武器，英勇地投身到这场维护民族生存、争取人民民主的严峻斗争中。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六部历史剧，全都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写成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写成五幕剧《棠棣之花》，一九四二年一月，写成五幕剧《屈原》，二月写成五幕剧《虎符》，六月写成五幕剧《高渐离》，九月写成四幕剧《孔雀胆》，一九四三年四月写成五幕剧《南冠草》；前后总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些剧作中，郭沫若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棠棣之花》中的聂政、聂荧与侠累、韩哀侯，《屈原》中的屈原、婵娟与南后、宋玉，《虎符》中的信陵君、如姬与魏王，《南冠草》中的夏完淳与洪承畴，《高渐离》中的高渐离与秦始皇，《孔雀胆》中的段功与车力特穆尔等。在这些人物的剧烈冲突当中，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外来侵略者、本国反动统治者和叛徒汉奸等形形色色丑类的本质，无情地鞭挞了他们贪婪狡诈、专横凶残、卑鄙无耻、自私自利的龌龊灵魂；一方面深刻发掘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英雄义士的高风亮节，热情地赞扬了他们爱国爱民、忠贞刚直、见义勇为、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等高尚品德。与黑暗反动势力坚持进行顽强的不妥协的斗争，是贯穿这些剧本的一个共同的基本精神；反对侵略、反对卖国投降、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主张爱国爱民、主张团结御侮、主张坚持节操，是这些剧本从不同角度所表现的共同主题。作者所展示的这一幕幕历史悲剧，与眼前现实是那么相似，因而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大大鼓舞了人们反对国民党反共投降政策、坚持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斗争意志，有力地抨击了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暴政，推动了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同志当时曾赞许地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注：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不少创新，比他早期的历史剧增多了现实主义成分，却又充分显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特色。譬如，作者对剧本所涉及的史料，总是尽可能地搜集占有，精密研究，对有关人物的性格、心理、习惯，当时的风俗、制度、意识形态等，都有真切的了解；但在具体进行创作的时候，并不象过去某些历史剧作者那样拘泥于史料。他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基础上，根据艺术规律、剧情发展和创作意图，结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失事求似”（注：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1942年5月8日作，收入《沸羹集》）地大胆进行构思，使全剧的结构，人物的刻划，情节的演变，文辞的锤炼，浑然自成一个完整的天地，形象逼真，具体生动，有显著的戏剧效果。再譬如，在这些剧作中，作者结合情节的需要和气氛的创造，插入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歌词，由主人公朗诵，或由群众演唱，感情激越，色彩斑斓，使全剧充满着浓郁的诗意。这也是过去一般历史剧以及话剧所不曾有的风格。

《屈原》，是郭沫若这时期历史剧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这个剧本取材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对交上两条路线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索，构成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个文学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为祖国和人民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历史剧固然是文学创作，不是史乘的复写，“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注：鲁迅：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然而，由于作者的创作动机、文学见解、个人风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们所创作的历史剧，仍有所不同；有的历史本身的东西多一些，有的以历史真实做基础却更多个人的创造。两种类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历史剧和这时期其创作家的历史剧，大多属于后一种。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动机，正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注：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中原，实行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对于促进新兴的封建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在客观上无疑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从相对弱小的其他六国来说，秦国的武装并吞，也确实给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主张联合抗秦，反对秦国并吞，又是当时六国人民极其自然而正当的愿望。而且，郭沫若认为，楚国曾有可能统一中国。“中国由楚人统一，由屈原思想来统一，我相信自由空气一定更浓厚，学术的风味也一定更浓厚。”（注：郭沫若：《论古代文学》，1942年9月作，收于《今昔集》）在郭沫若看来，历史没有走这条路，不仅是楚国的悲剧，也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剧”（注：郭沫若：《论古代文学》，1942年9月作，收于《今昔集》）。郭沫若正是持着这样的历史观点，从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反对独裁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出发，以战国时代联合抗秦的故事作题材，他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剧作。剧中的历史人物，往往已经不完全同他们的“原型”一样了。

剧中的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兼诗人的典型；深切的爱国爱民思想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是作者赋予这个典型的主要性格特征。“在这战乱的年代”，他心中时时系念的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前途。他之所以力主联齐抗秦的外交路线，就是因为他早看透了秦国侵吞六国的意图，认为唯有联合抗秦才能保国安民。一向光明磊落的屈原，根本没有料到南后之流竟然采取那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陷害他，横加以“淫乱宫廷”之类的罪名。可是，即使在这种含冤莫白的情况下，他所拳拳关注的仍然只是祖国和人民。他“沉着而沉痛地”劝诫楚怀王，千万不要因此丢弃联齐抗秦的正确路线，“要多替楚国老百姓设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设想”。他所以愤怒斥责南后，也是恨她因此危害了祖国：“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啊！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屈原把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祸福，看得远远重于自身的利害得失。对于祖国和人民爱得愈深，使他对卖国集团恨得愈甚，而且终于使他冲破一切思想束缚去进行英勇的斗争。昏庸专横的楚怀王不听屈原的一再忠告，粗暴地撕毁楚齐盟约，破坏了反侵略统一战线，转而依附秦国，走上妥协投降的道路，并且下令囚禁屈原。面对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国，失去自由的诗人的满腔忧愤，以《雷电颂》的形式无比猛烈地迸发出来。他呼唤着咆哮的风，去“吹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他呼唤着轰隆隆的雷，把他载到“那没有阴谋，没有污秽，没有自私自利”的地方去；他呼唤着闪电，要把闪电作为他心中无形的长剑，“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他呼唤着在黑暗中咆哮着，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发挥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这时的诗人，就象燃烧在黑暗中的一团熊熊的烈火。他渴望“这熊熊地燃烧着的生命”，为祖国和人民“迸射出光明”！《雷电颂》，是屈原斗争精神最突出的体现。爱国爱民的深切感情，是诗人斗争精神的源泉，而这雷电般的斗争精神，又是此时此地诗人爱国爱民思想的最高表现。

《屈原》剧中，还刻划了两个性格迥然相异的女性形象——婵娟和南后。确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婵娟的存在似乎是可以认为屈原辞赋的象征的，她是道义美的形象化。”（注：郭沫若：《屈原与厘雅王》，收入《今昔薄剑》）她由衷地敬爱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她深知，“先生是楚国的栋梁，是顶天立地的柱石”。可是，平时看去，她不过是个天真纯洁、谦恭好学的姑娘。只有当风云变幻、浊浪排天的时候，她那平日蕴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优秀品德，才突现出来。从她对变节投敌的宋玉的有力斥责，从她面对南后淫威所表现的坚定从容，特别是从她生命垂危时那番动人肺腑的倾讨，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竟与桔树同风”的搞尚灵魂，一个广大人民道义精神的化身。婵娟对屈原的敬爱和维护，形象地表现了广大楚国人民对屈原的态度，从而对塑造屈原这个典型起到很好的烘托作用。与婵娟相反，南后仅仅为了个人固宠求荣，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势力，与秦国暗相勾结，陷害屈原这样的忠良，祸国殃民，而且所采用的手段又是那么的卑鄙无耻。当她的阴谋得逞以后，她更加猖狂、恣肆，彻底暴露了她冷酷残忍的本性。她的自私偏狭、阴险毒辣和冷酷残忍，使读者和观众形象地认识到，统治集团中的卖国势力是怎样的一群丑类。南后这个形象的刻划，对屈原的典型塑造起到不可或缺的反衬作用，使屈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品德，爱国爱民的感情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益加鲜明突出。

剧中的宋玉，是作为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来塑造的。他虚伪自私、全无操持、趋炎附势、卖身求荣的性格，从另一个角度反衬了屈原忠直坚强、坦白狷介的品德，并同婵娟形成鲜明对比。宋玉这个形象，对当时依附国民党反动派的帮闲文人，无疑是有力的鞭挞。

人物塑造的成功，使剧本的深刻主题得到充分表现。观众和读者从南后之流的阴谋，屈原的被诬陷，齐楚盟约的撕毁，屈原的愤怒呼喊，婵娟的牺牲，自然联想到现实生活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共投降罪行，蒙受“千古奇冤”的新四军所遭的残杀，正处于危险之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加深了他们对祖国前途的忧虑，燃起他们心中的怒火，鼓舞他们更加坚决地拥护共产党打退反共高潮、挽救时局的正确主张，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屈原》一剧中，穿插了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民歌。它们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剧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剧情发展，人物刻划，主题表达，都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剧本艺术上的一个特点。譬如，全剧以屈原朗诵《桔颂》开始，结合屈原对于《桔颂》内容的阐发，展露了屈原的人生抱负：“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里生，在和平里死，没有什么波澜，没有什么曲折。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要做成一个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因此，屈原时时以桔树的“内容洁白”、“植根深固”、“秉性坚贞”自励并劝勉青年，要他们“志趣坚定”，“心胸开阔”，气度“从容”、“谨慎”、“至诚”，特别是要“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这与第二幕南后、靳尚策划阴谋时所表现的自私偏狭、卑鄙阴险等种种丑恶心理，形成强烈对比，为随之而来的剧烈冲突做好了准备。婵娟牺牲后，《桔颂》再次出现，首尾呼应。它象是始终回响在一部交响乐中的主旋律，反复出现，腾挪婉转，以强调剧本的主题——“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再譬如《雷电颂》，则被安排在全剧高潮的波峰浪巅，由主人公屈原独白。这不仅是刻划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笔，而且使剧本主题异常鲜明地突现出来。正如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时说过的那样：“那是郭老把自己胸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忿恨，借屈原之口说出来的。《雷电颂》是郭老代表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注：许涤新：《疾风知劲草——悼郭沫若同志》，1978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并可参阅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一文（收入1977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一书）〕其它如屈原吟咏的《九章》、《惜诵》译句，有助于表现诗人蒙受奇耻大辱之初的心情。钓者所唱的民歌《农民困在田间》，表现了劳动人民对饱吸人民膏血的统治阶级的不满。反复歌唱的《礼魂》，则表现了楚国人民对屈原的爱戴。正因为有这些精彩丰富的诗歌，自然而和谐地穿插在剧本中，才使剧本充溢着浓郁的诗意，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

关于《屈原》的创作意图，郭沫若曾经讲过，是要“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注：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1952年5月28日《人民日报》）。演出的实践表明，作者的这个目的达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屈原》开始在重庆上演，其反响之强烈，是以往历史剧演出时所未曾出现过的，“从进步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的欢迎”（注：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1952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尽管《屈原》后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演，但是《雷电颂》的声音仍然回响在整个山城，常常可以听到群众发出“爆炸了吧……”的怒吼声；“在当时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屈原》不但是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剧最辉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除《屈原》以外，《棠棣之花》和《虎符》影响也很大。《棠棣之花》是在两幕剧《聂荧》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剧中所塑造的主人公聂政，不再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游侠”，作者赋予了他酷好正义、痛恨邪恶的品德和为民请命、舍己为人的精神；他应承严仲子之托，乘“孟东之会”的时机去刺杀侠累和韩哀侯，与他们“并没有私仇”，主要是由于恨他们“勇于私斗，怯于公仇”，“媚外求荣”，“使横暴的秦国愈加横暴起来”。作者希望国统区人民以聂政为“最好的榜样”，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同时，也要严惩国内反动统治者，“高举起解放的大旗”，不惜用“鲜红的血液，迸发出自由之花！”《虎符》写成于《屈原》之后一个月。作者借“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成功地塑造了主持公道、维护正义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的形象，塑造了有见识、重义气、贤淑而刚强的女性——如姬的形象。与此同时，作者还塑造了魏太妃这样一个贤明的母亲的形象，突出表现了她对信陵君、如姬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作者说：“有一次周恩来先生在我家里谈到这件事，他说我们东方人是赞美母亲的，何不从历史中选一位贤母亲写成剧本？我受了这个怂恿，也曾经考虑了一下，便率性无中生有地造出了信陵君之母。”（注：郭沫若：《〈虎符〉写作缘起》，收于《沫若文集》第三卷）

④ 话剧郭沫若的《屈原》主要讲述了什么以及观后感！

1、《屈原》创作的时代背景。

《屈原》创作于1942年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集中主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蒋介石则加紧反共，大搞分裂，与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时，在国统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整个国统区成了令人窒息的铁罐头。

面对黑暗如漆的现实，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郭沫若便以历史剧为投枪，借古喻今，创作了历史剧《屈原》，有意识地“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并说：“我是有意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的时代。”
2、《屈原》的矛盾冲突和主题。

《屈原》的矛盾冲突，集中表现为以屈原为代表的联齐抗秦为爱国政治路线与以南后靳尚为代表的降秦卖国的反动路线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这是全剧的思想冲突和冲突的性质。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迫害和反迫害的斗争，构成了贯穿全剧的动作线。

主题剧作展开这场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拼死决战，突现了古代爱国诗人、政治家屈原的高贵品质，使全剧充满了崇高的悲剧精神与磅礴的正气。它愤怒地揭露和鞭苔了卖国求荣、昏庸无道、陷害忠良的魑魅魍魉，喊出了“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的时代最强音。
3、屈原形象的性格特点及其意义。

屈原是战国时代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忘我的斗争精神是他的性格特点。他热爱祖国和人民，衷心地希望楚国能强盛起来，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

意义屈原的形象，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形象。他是人民的理想，是光明和正义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他的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壮怀激烈的气节和风骨，融注着我们民族伟大而悠久的历史精神，显示了民族的无穷力量，也展示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和战斗的革命风格。
观后感
历史剧固然是文学创作，不是史实的复写，“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鲁迅）。然而，由于作者的创作动机、文学见解、个人风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们所创作的历史剧，仍有所不同。有的历史本身的东西多一些，有的以历史真实做基础却更多个人的创造。两种类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历史剧和这时期其他创作者的历史剧，大多属于后一种。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动机，正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正是持着这样的历史观点，从反对投降、反对独裁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出发，以战国时代联合抗秦的故事作题材，创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剧作。剧中的历史人物，往往已经不完全同他们的“原型”一样了。
剧中的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兼诗人的典型。他心中时时系念的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前途，力主联齐抗秦的外交路线，因为他早看透了秦国的野心，认为唯有联合抗秦才能保国安民。一向光明磊落的屈原，根本没有料到南后之流竟然采取那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陷害他，横加以“乱宫廷”之类的罪名。屈原把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祸福，看得远远重于自身的利害得失。他冲破一切思想束缚去进行英勇的斗争。昏庸专横的楚怀王不听屈原的一再忠告，破坏了反侵略统一战线，转而依附秦国。面对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国，失去自由的诗人的满腔忧愤，以《雷电颂》的形式无比猛烈地迸发出来。《雷电颂》，是屈原斗争精神最突出的体现。而爱国爱民的深切感情，是诗人斗争精神的源泉。
《屈原》剧中，还刻画了两个性格迥然相异的女性形象──婵娟和南后。确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婵娟的存在似乎可以认为是屈原辞赋的象征，她是道义美的形象化。”她由衷地敬爱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当风云变幻、浊浪排天的时候，她那平日蕴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优秀品德，真正突现出来。从她对变节投敌的宋玉的有力斥责，从她面对南后淫威所表现的坚定从容，特别是从她生命垂危时那番动人肺腑的倾诉，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竟与橘树同风”的高尚灵魂，一个广大人民道义精神的化身。这个形象对塑造屈原这个典型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与婵娟相反，南后仅仅为了个人固宠求荣，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势力，与秦国暗相勾结，陷害屈原这样的忠良，祸国殃民，而且所采用的手段又是那么的卑鄙无耻。当她的阴谋得逞以后，她更加猖狂、恣肆，彻底暴露了她冷酷残忍的本性。南后这个形象的刻画，对屈原的典型塑造起到了反衬的作用。使屈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品德，益加鲜明突出。
剧中的宋玉，是作为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来塑造的。他虚伪自私、全无操持、趋炎附势、卖身求荣的性格，从另一个角度反衬了屈原，并同婵娟形成鲜明对比。宋玉这个形象，对当时依附国民党反动派的帮闲文人，无疑是有力的鞭挞。
人物塑造的成功，使剧本的深刻主题得到充分表现。观众和读者从这出历史剧中会自然联想到现实生活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共投降罪行，蒙受“千古奇冤”的新四军所遭的残杀，……从而加深了他们对祖国前途的忧虑，燃起他们心中的怒火，鼓舞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屈原》一剧中，穿插了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民歌。它们是剧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剧情发展，人物刻画，主题表达，都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剧本艺术上的一个特点。譬如，全剧以屈原朗诵《橘颂》开始，结合屈原对于《橘颂》内容的阐发，展露了屈原的人生抱负。因此，屈原时时以橘树的“内容洁白”“植根深固”“秉性坚贞”自励并劝勉青年，要他们“志趣坚定”，“心胸开阔”，气度“从容”“至诚”，特别是要“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这与第二幕南后等策划阴谋时所表现的自私偏狭、卑鄙阴险形成了强烈对比，为随之而来的剧烈冲突做好了准备。婵娟死后，《橘颂》再次出现，首尾呼应。它像是始终回响在一部交响乐中的主旋律，反复出现，以强调剧本的主题──“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再譬如《雷电颂》，则被安排在全剧高潮的波峰浪巅，由主人公屈原独白。这不仅是刻画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笔，而且使剧本主题异常鲜明地突现出来。其他如屈原吟咏的《九章》《惜诵》译句，有助于表现诗人蒙受奇耻大辱之初的心情。正因为有这些精彩丰富的诗歌，自然而和谐地穿插在剧本中，才使剧本充溢着浓郁的诗意，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关于《屈原》的创作意图，郭沫若曾经讲过，是要“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演出的实践表明，作者的这个目的达到了。1942年春天，《屈原》开始在重庆上演，其反响之强烈，是以往历史剧演出时所未曾出现过的，尽管《屈原》后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演，但是《雷电颂》的声音仍然回响在整个山城，常常可以听到群众发出“爆炸了吧……”的怒吼声；“在当时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
《屈原》不但是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剧最辉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已形成独特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同作者早期的历史剧相比，它们不仅仍保持着鲜明的个性、浓厚的诗意、炽烈的热情等一贯的特色，而且具有了更厚实的现实基础，更充足的信心和更坚定的理想，可以鲜明地显示出郭沫若历史剧革命浪漫主义风格的这种发展和成熟。

⑤ 屈原剧本男主角人物性格分析

《屈原》中爱复国诗人屈原形象制
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塑造了战国时代楚国的政治家爱国诗人屈原的光辉形象。他的性格特征是热爱祖国人民、坚贞不屈、勇于和种种危害国家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及诗人的气质。屈原的政治主张是面对强秦的侵略，联齐以抗秦。为此，遭到了南后的迫害，南后以“淫乱宫廷”的罪名使他罢官。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屈原不是为个人荣辱，而是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他愤怒痛斥张仪。屈原的斗争使南后老羞成怒，进行更的迫害，把屈原关在庙中，并阴谋毒死他。屈原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想火山岩浆。写出了震撼人心的“雷电颂”，“雷电颂”是对黑暗势力的愤怒诅咒，是对毁灭黑暗势力的光明与力的歌颂。表现了屈原崇高的内心世界：痛恨黑暗、追求光明，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诗人的气质。结尾屈原随卫士到汉北人民中间去，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⑥ 戏曲《屈原》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

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地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⑦ 郭沫若 屈原 分析

郭沫若（1892 – 1978）四川乐山人，在现代文学史上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与历史剧作家。他是鲁迅在20世纪初热切呼唤、终于出现的摩罗诗人，又是新中国的预言诗人。1921年出版诗集《女神》，体现与时候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另有作品集《星空》、《前茅》、《恢复》；不说三部曲《歧路》、《炼狱》、《十字架》；剧本《卓文君》、《聂 》、《王昭君》、《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蔡文姬》、《屈原》等。

鉴赏剧本《屈原》的节选部分，可以从两方面去着重理解：一是郭沫若创作部历史剧的动机；二从“雷电颂”的艺术手法看郭沫若要表现的“物我同化。”

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屈原》时正值1942年1月，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作者说：“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朝代。”作者要达到的目的是，鞭挞国民党反映派黑暗统治，表达人民心中的愤怒，借屈原的悲剧，展开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卖国与爱国之间尖锐激烈的斗争，借古讽今。

“雷电颂”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在历史剧中，“雷电颂”这篇独白结构浑然一体，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两个层次：从“风！你咆哮吧”到“把这包含一切罪恶的黑暗毁了吧”这一层镒是屈原对风、雷、电的呼响和歌颂，以光明的礼赞和向往。比“比铁还沉重”、“比铁还坚固”的黑暗、阴惨的宇宙前，他不能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于是他热切地呼唤和祈求那些咆哮的风、闪耀的电、爆炸的雷这些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以变革现实的力量，黑暗的世界“爆炸”、“劈开”，从而创造一个“没有阴谋、没有法秽、没有自私自利”的世界，迎来没有限制的“自由”和“灿烂眩目”的光明。他把“电”这一宇宙间的长剑化做自己“心中的剑”。第二层从“把你这东皇太一烧毁了吧”到篇末。这一层中指屈原借指斥神鬼偶像来愤怒地诅咒昏庸腐朽的当权者。屈原之所以高呼要把所有的“土偶木梗”连同一切罪恶的黑暗都“烧毁、烧毁、烧毁”是因为它们只是“产生黑暗的父亲和母亲”，“它们完全是一片假”，“只晓得播弄人”。一句话，它们是象征暴戾、奸诈、怯懦的怪力乱神。屈原由前面对自然力的祈求发展到人的力量的确信，表现了他无比高涨的战斗热情。

“雷电颂”中的内容完全是郭沫若式的倾诉，在一定意义上说，屈原便是郭沫若自己。郭沫若是借屈原之口，表达自己心中对人民的爱和对人民力量的确信；表达自己心中要摧毁恶势力火一般的激情；表达对光明未来的追求。

二是郭沫若用浪漫主义手法，进行大胆虚构夸张和想像，试图借自然的伟大力量来催毁一切黑暗、腐朽，具有“雷霆万钧”之势。

三是郭沫若在“雷电颂”中多用拟人兼呼告的修辞方法：“风！你咆哮吧！咆哮吧！”“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等语句，表现诗人对伟大自然力量的企盼。而“你东君，你是什么东君”，则表达了对恶神的愤怒的斥责，爱憎于强死的语气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由上艺术特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于历史人物屈原身上所表现的强烈的作者自己的主观愿望，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思想上的，屈原就是诗人郭沫若的化身，是他的代言人。这种“物我同化”的特点，是郭沫若在创作该剧时体现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的人格和人性。

⑧ 郭沫若屈原的艺术特色

郭沫若影响来最大的、最震撼人心的剧源作是《屈原》。此剧以无比豪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赞颂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讴歌了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志，鞭挞了苟合与媾和的投降主义，怒斥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主义。它虽然是历史剧，但矛头直指现实；反映了整个中国各色人等的面貌和心态，但它又高度浓缩，戏剧冲突极为强烈，场面极为紧张。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就像是真的电闪雷鸣，绝对能把观众从座位上震起来：“风！你咆哮吧！你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据说，1942年春，此剧在重庆演出时，正好是一个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晚上，舞台上的朗诵应和着剧场外的雷鸣，一下子使整个山城轰动震惊，人们在此后的好几天里，都沉浸在《屈原》的情绪氛围里，很多人一遍又一遍地朗诵《雷电颂》，从中汲取力量，从而投入战斗。《雷电颂》，还有像《凤凰涅槃》之类的诗篇，至今还是许多朗诵会的保留节目，都会引起相当轰动。

⑨ 郭沫若的话剧《屈原》

郭沫若的书上有

⑩ 屈原歌剧的主要内容

剧情： 歌剧《屈原》是施光南先生生前最后一部大型音乐作品，有总政歌剧团演出。歌剧选择了郭沫若的史诗般的话剧《屈原》作为改编歌剧的基础，使这部结构宏伟、既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历史性，又颇具观赏价值的歌剧，足可能成为中国“大歌剧”的有力证据。追求情节展开的曲折完整、戏剧动作的连贯发展和人物整体形象的刻画，追求歌剧中音乐和戏剧两大构成要素的综合平衡，追求音乐抒情性和戏剧性的统一。
旋律浓重的歌唱性格与高度声乐化——是施光南歌剧创作、乃至施光南全部音乐创作最鲜明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在《屈原》中，不但几个主要人物如屈原、婵娟、南后、山鬼等均有优美如歌的咏叹调刻画，譬如，清高、纯洁的《橘颂》，朴实、深情的《我是穷人家的女儿》等等。还有一些重要的合唱（例如“招魂合唱”）、重唱（例如屈原与南后、楚王、张仪等人的对唱与重唱）段落也充满了丰富的旋律描写和动人的歌唱性。其中为男主角屈原所写的一曲《离骚》便是全局的核心，它不仅生动地塑造了主人公的人物性格、形象和行为，而且成了贯穿全剧的正面音乐的支柱，时刻与代表南后——实际上是整个邪恶、保守势力的音乐形象交错起伏地斗争着，最终化入了震聋发 的《雷电颂》而达到了屈原的精神升华的高潮。
《屈原》中的许多重唱、合唱场面以及两者的纵向叠置，既具有丰满厚实的综合音响，又包含着复杂多重的戏剧内容。尤为令人注目的是，作曲家自觉的、有高度目的性的运用了节奏与色彩的对比、映衬手法，在剧中穿插了一些舞曲和风俗性、色彩性的声乐分曲，使全剧音乐对比鲜明、张弛有序，展开富有层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