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贵栗疏名句

① 《论贵粟疏》等的名句

取
於
有
余
，
以
供
上
用
，
则
贫民
之
赋
可
损
，
所
谓
损
有
余
补
不
足
，
令
出
而
民
利版
者
也
．《论贵粟疏》权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乌江自刎》
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54〕，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苏武牧羊》其实我觉得这也不算名句，该算典故。
懒得找了
饿了，吃饭去了，呵呵，你自己上网搜下原文就是了

② 论贵栗疏西汉姚处宁平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意思是：百姓生活贫版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权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
出自晁错《论贵粟疏》第一段：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论贵粟疏》出自《汉书·食货志》，作者晁错，是当时给汉文帝的奏疏，文章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摆事实，讲道理，前后相承，步步深入，明允笃诚，强志成务。

③ 论贵栗疏翻译

http://ke..com/view/592069.htm

下面有译文

④ 晁错散文《论贵栗疏》的主要写作特点

《论贵粟疏》 这篇政来论散文切中实弊源， 对农业生
产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汉初战乱破坏了生产， 粮
食奇缺， 问题十分严峻。汉文帝时， 为了防御匈奴
人， 在边塞大量陈兵。不仅需要大量的粮食， 而且
运粮的费用也成为一个严重的负担。晁错在该文
中指出西汉存在的时弊，“民未尽归农”，“蓄积未
及” 入手， 逐层辨析社会对农民的不利， 作者提出重
农贵粟解决时弊的办法。汉文帝采纳重农贵粟的
办法， 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农民
的生活有所改善。
鲁迅先生认为晁错的政论散文的风格疏直激
切， 沉实深识， 其政论散文被称赞为 “西汉鸿文”， 能
“ 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先生对晁错政论散
文的艺术特色给予很高的评价。
一 深识幽显， 见解透辟
深识幽显， 见解透辟， 是晁错政论散文立论的
显著特色。
二 陈情委婉， 态度恭谦
陈情委婉， 态度恭谦 ， 这是从陈述风格来讲
的。

⑤ 《桃花源记》和《论贵粟疏》怎样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

古代的统治阶级要以仁治天下，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

⑥ 求《晁错论贵栗疏》翻译

贤明的君主在上面（管理国家），老百姓之所以没有受冻挨饿，并不是君主能种出粮食供给老百姓吃，织出布帛供给老百姓穿，（而是能够）为百姓开发那物资财富的途径。所以尧、禹的时代有过九年水灾，汤的时候有过七年旱灾，但国内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是）由于粮食储备得多，防备的措施事先就做得很充分。如今全国统一，土地、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的时代，加上没有接连几年的水旱灾害，但粮食储备赶不上禹、汤的时代，是为什么？土地还有遗留下的利益（即土地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百姓还有多余的潜力，能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被完全开垦，山林湖泽的资源没有被完全利用起来，游荡寄食的百姓（指商贾、技艺、游说等为业谋生而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还没有完全归到农业生产上来。
百姓贫困，就会出现犯上作乱、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贫困是由于粮食不足，粮食不足是由于没有从事耕种。不从耕种，就不会在农村长期安家落户。不在长期在农村安家落户，便会离开家乡把家看得轻。老百姓象鸟兽一样四处流窜、飞翔，不受约束。即使有高高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严格的法律，很重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人在寒冷的时候，对于衣服的要求，不一定要有了既轻便又暖和的（衣服）才穿；人在饥饿的时候，对于事物的要求，不一定要有了美味才吃（即饥不择食）。人在饥寒的时候，就不顾廉耻了。人们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年终不添做衣服就会受冻。肚子饿弄不到食物，身子冷弄不到衣服，即使是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有自己子女（意谓子女也不得不离开父母而去），君主又怎么能拥有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那道理是这样的，所以使百姓尽力从事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增加积蓄，用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因此可以得到百姓并拥有人心（按，前者侧重于得人而言，后者侧重于得心而言）。
老百姓，在于皇上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理他们，奔赴财富的地方，就像水奔流向低下的地方，对于东西南北是没有选择的。那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是众人以之为贵，（是）因为君主使用它的缘故。这些东西作为物品，轻小容易收藏，（可以）放在手掌里，可以走遍全国也没有挨饿受冻的忧患。这使臣子轻易地背离自己的国君，而百姓轻易地离开自己的乡土，盗贼受到鼓励，逃亡的人得到容易携带的轻便资产。粮食桑麻之类的农产品生长在地里，成长起来在于天时，积聚起来在于力气，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几石的重物，一般人不能担负起来，（因而）不被坏人看重，（但）一天得不到它，饥寒就产生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把五谷看得很贵重而把金玉看得很轻贱。
现在一个五口人的农民家庭，他家为官府服役的人不会少于二人，他们能耕种的田不会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田的收成，不超过一百石。春季播种，夏季中耕锄草，秋季收获，冬季贮藏，砍伐柴草，修治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不能躲避风沙尘土，夏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不能躲避阴雨，冬不能躲避寒冷冰冻，一年四季，没有哪一天休息过。又有私人方面（相对公家而言）的送往迎来，吊念死者、慰问病人，抚养孤儿弱子等事都得包括在无日休息的四季之中，像这样辛勤劳苦。还又遭受水旱灾害，急迫地抽税，残酷地压榨，征收赋税没有一定的时间（按，意谓征收非常频繁，常常不在一定的时期来征收），早上命令，晚上修改。遇到备办，手头有粟米的就半价卖出，没有粮食的农民被索取与本钱相等的高利息。于是有卖田卖屋、卖子孙来还债的人。而大的商人屯积货物，使利润成倍增长（即牟取暴利），小的商人开设店铺坐店贩卖，控制那些多余的，每天在市面上到处窥伺物价行情，趁着朝廷官府的急需，出售商品的价格必然加倍提高。所以他们男的不从事农业生产，女的不养蚕织布，穿的一定是华丽的锦绣衣服，吃的一定是精米鱼肉，没有农民的辛苦，却坐享种地所获得的利益。凭着富有，与王侯权贵交结往来，能力超过一般官吏的权势，（商贾之间）凭着个人的财力相互竞争。遨游千里，商人乘坐于马车往来于道路，络绎不绝，乘坐着坚实的车子，鞭赶着肥壮的马匹，脚穿丝鞋，身披丝绸长衣，这就是导致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离失所的原因。现在法律上把商人看得卑贱（即轻视之意），可是商人已经富贵了；把农民看得尊贵，可是农民已经处于贫困、卑贱的境地了。所以世俗社会所看中的（商贾），正是国君所轻视的人；官吏所瞧不起的（农民），却是法律所尊重的人。上下相反，上、下对务农、经商的爱憎态度相冲突，却希望国家富强、法制建立，这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重要事情，没有什么能比使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在于使粮食贵重。重视粮食的方法，在于利用粮食来体现赏罚。如今号召全国人民把粮食献给朝廷，使献粮的人得到受封爵位，可以免除罪刑。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得以流通。能够献出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有多余粮食的人。从有多余粮食的人手中得到一些粮食，供政府使用，那贫穷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是所谓削减有余的来弥补不足的，命令一出，老百姓就会得到好处。（这样）符合老百姓的心愿，增加的好处有三点：一是国君需用的东西（这里指粟米之类的粮食）充足了，二是老百姓的赋税少了，三是鼓励农业生产。现在的法令规定：老百姓有战马一匹的人家，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徭役。车骑，这是国家的军备（战争需要的物资），所以给（他们）免除徭役。神农教导说：“有十仞高的石头砌的城墙，贮有沸水的城壕百步之遥，身穿甲衣的兵士百万，可是没有粮食，不能守住。”由此来看，粮食是治理天下的人最需要的东西，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要务。让老百姓交纳粮食，授予他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才免除一个人的徭役，这与为国家提供战马所获得的功效相差太远了（意谓入粟比入马更重要）。爵位这东西，是皇上所专有的，只要皇上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拿来封赐给人们。粮食，是老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地里也没有穷尽。而得到高的爵位与免除罪刑，人们非常希望获得的。让天下的人将粮食送到边地，用这来得到爵位、免除罪刑，不超过三年，边塞的粮食就一定会多起来。

⑦ 谁可以帮我找一下这些古文的翻译

秦朝兼并了诸侯，山东有三十多个郡，修筑渡口关隘，占据着险要地势，修治武器，守护着这些地方。然而陈涉凭着几百名散乱的戌卒，振臂大呼，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光靠锄把和木棍，虽然没有给养，但只要看到有人家住的房屋就能吃上饭，纵横驰骋天下，所向无敌。秦朝险阻之地防守不住了，关卡桥梁封销不封了，长戟刺不了，强弩射不了。楚军很快深入境内，鸿门一战，竟然连篱笆一样的阻拦都没有遇到。于是山东大乱，诸侯纷纷起事，豪杰相继立王。秦王派章邯率兵东征，章邯得此机会，就凭着三军的众多兵力，在外面跟诸侯相约，做交易，图谋他的主上。大臣们不可信用，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子婴登位，最终也不曾觉悟，假使子婴有一般君主的才能，仅仅得到中等的辅佐之臣，山东地区虽然混乱，秦国的地盘还是可以保全的，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

秦国地势有高山阻隔，有大河环绕，形成坚固防御，是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从穆公以来，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多个国君，经常在诸侯中称雄。难道代代贤明吗？这是地位形势造成的呀！再说天下各国曾经同心合力进攻秦国。在这种时候，贤人智士会聚，有良将指挥各国的军队，有贤相沟通彼此的计谋，然而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秦国就引诱诸侯进入秦国境内作战，为他们打开关塞，结果山东百万军队败逃崩溃。难道是因为勇气、力量和智慧不够吗？是地形不利，地势不便啊。秦国把小邑并为大城，在险要关塞驻军防守，把营垒筑得高高的而不轻易跟敌方作战，紧闭关门据守险塞，肩扛矛戟守卫在那里。诸侯们出身平民，是为了利益联合起来，并没德高望众而未居王位者的德行。他们的交往不亲密，他们的下属不亲附。名义上是说灭亡秦朝，实际上是为自己谋求私利。他们看见秦地险阻难以进犯，就必定退兵。如果他们能安定本土，让人民休养生息，等待秦的衰败，收纳弱小，扶助疲困，那么凭着能对大国发号施令的君主，就不用担心在天下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可是他们尊贵身为天子，富足拥有天下，自己却遭擒获，这是因为他们挽救败亡的策略错误啊。

秦王满足一己之功，不求教于人，一错到底而不改变。二世承袭父过，因循不改，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祸患。子婴孤立无亲，自处危境，却又柔弱而没有辅佐，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秦朝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在这个时候，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纠正主上之过，就是由于秦朝的风气多有忌讳的禁规，忠言还没说完而自己就被杀戮了。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重叠双脚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因此，三位君主迷失了路途，而忠臣不敢进谏言，智士不敢出主意，天下已经大乱，皇上还不知道，难道不可悲吗？

先王知道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家，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和士，来整治法律设立刑罚，天下因而得到治理。强盛的时候，禁止残暴诛讨叛乱，天下服从；衰弱的时候，五霸为天子征讨，诸侯也顺从；土地被割削的时候，在内能自守备，在外还有亲附，社稷得以保存。所以秦朝强盛的时候，繁法严刑，天下震惊；等到它衰弱的时候，百姓怨恨，天下背叛。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合乎根本大道，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长久。由此看来，安定和危亡的纲纪相距太远了！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忘记，就是以后做事的借鉴）。因此君子治理国家，考察于上古的历史，验证以当代的情况，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规律，详知谋略和形势是否合宜，做到取舍有序，变化适时，所以历时长久，国家安定。

⑧ 〖论贵栗疏〗的全文翻译,谁知道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那时没有因饿死而被抛弃和饿瘦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象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有了轻暖的皮衣才穿；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有了美味才吃；饥寒交迫，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参加劳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署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发命令，晚上就要交纳。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子孙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牟取利润。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农桑的收获。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一般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实施，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迫切任务，没有比使人民务农更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价；抬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赎罪；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产业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够得益。依顺百姓心愿，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

⑨ 文言文《论贵栗疏》翻译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国内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受冻的人对衣服，不要求轻暖；挨饿的人对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饥寒到了身上，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参加劳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署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发命令，晚上就要交纳。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妻子儿女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非常丰厚的利润。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一般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实施，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迫切任务，没有比使人民务农更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价；抬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赎罪；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产业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够得益。依顺百姓心愿，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
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产，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

⑩ 论贵粟疏体现了怎样的治国政策具有什么积极意义

疏是向皇帝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体，也称“奏疏”或“奏议”。这篇文章分析了西汉初期社会经济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聚敛财物，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文帝时，为防匈奴入侵，边塞又陈兵无数，耗粮巨万。针对这些问题，晁错上疏，全面论述了“贵粟”的重要性，阐明使民务农，入粟于边，以解决农民与商贾贫富悬殊，守边士卒无粮供给的矛盾。文章引古说今，多用对比手法，以古圣王之时与今之时相比，以五谷与珠玉金银相比，以富商大贾与劳动人民相比，对照鲜明，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文辞流畅，充满强烈的情感。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种差距不可能使农民安心于农业，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
文章写作特点鲜明，首先主要釆取了层层对比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证。文章通篇正反对举，观点鲜明。开篇即以古今比况，阐明今世“不农”有悖于古先圣王“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继而论不农之害与重农保民之理形成对比，提出“务民于农桑”的思想主张；接着通过珠玉金银与粟米布帛价值、作用的比较分析，强调明君应重农抑商“贵五谷而贱金玉”的道理。第二部分指陈时弊，以农夫与商人苦乐的对比分析，指出“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根本原因。第三部分提出对策，则通过“复卒”和“人粟受爵”利弊优劣的比较分析，以论证“贵粟”主张的重大意义。总之，通篇正反对举，力陈利弊得失，使正面观点更为鲜明，更具说服力。
其次行文中运用了议论的连锁推理，如“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由此及彼，环环相扣，增强了文章的论辩力。
还有是立论精辟，论述严密。文章的中心意旨是阐明“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第一部分先阐明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为“贵粟”主张确立坚实可靠的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指陈时弊，正确的政策是实施基本国策的根本保证。文章通过对比分析，尖锐指出“急政暴虐，赋敛不时”的政策，是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文章最后部分提出“以粟为赏罚”的具体措施，并论此措施“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功”等三大作用，从而与开篇提出的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一脉相承。全文围绕“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阐明宗旨，指陈时弊，层层推进，逐层深入，立论精辟，论述严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说晁错的文章“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