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杜陵叟

1. 赏析白居易《杜陵叟》

杜陵叟
伤农夫之困也①

杜陵叟，杜陵居， 岁种薄田一顷余②。

三月无雨旱风起， 麦苗不秀多黄死③。

九月降霜秋早寒， 禾穗未熟皆青干。

长吏明知不申破④， 急敛暴征求考课⑤。

典桑卖地纳官租， 明年衣食将何如。

剥我身上帛， 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 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⑦， 帝心恻隐知人弊⑧。

白麻纸上书德音⑨， 京畿尽放今年税⑩。

昨日里胥方到门11， 手持尺牒膀乡村12。

十家租税九家毕， 虚受吾君蠲免恩13!

[赏析]

这是《新乐府》五十首中的第三十首。据《资治通鉴。唐纪．．宪宗纪》载：“(元和四年)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学士李绛、自居易上言，以为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宪宗虽然颁布免税的命令，但具体执行政策的官吏们照旧谄上欺下，横征暴敛，农民们并没有得到丝毫的实惠。这首诗即是通过杜陵叟在大旱之年的不幸遭遇，严加痛斥了贪官污吏们的可耻行径，替被剥削压迫者发出了不平之鸣。
居住在杜陵的老汉大概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农，他辛勤．耕种着一顷多非常贫瘠薄产的土地。作品的第一句话，虽只有短短的十三个字，却点出了作品的人物，居住的地点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包含的信息量不可谓不丰，也完全符合《新乐府序》所谓“首章标其目”的要求。说杜陵叟仅“种薄田一顷余”，则种田很少，而“田”复用“薄”字修饰，“薄”指土地的贫瘠，不丰产。如此说来，一旦遇到雨旱灾荒之年，杜陵叟一家衣食等生活费用的来源便有断绝之患。这就为下文杜陵叟的不幸遭遇预设了极好的铺垫，诗人倡导诗歌语言应平易浅显，但浅显的语言，运用得当，也会传达出丰富的内容。这里便是极好的例证。
接下来便是叙述杜陵叟在灾荒之年的不幸遭遇。首先是春天遇到大旱，麦苗多不秀而死，致使夏季收成无几，这是一层灾祸；继而秋天降霜过早，秋季作物禾穗未熟便枯萎青干，这是第二层灾祸。对于普通农家百姓来说，接连受到这两层灾祸的打击，则其一年中所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无从筹备，一家人处在嗷嗷待哺中便不难想象。然而，地方长官明知灾情严重，庄稼歉收，却偏偏为了一己私利，谄上欺下，急征暴敛以赢得上司的青睐，作为自己考绩的资本。这是杜陵叟遇到的第三层灾祸。前两层是天灾，后一层是人祸，天灾人祸加在一起，所以他只得“典桑卖地纳官租”，不管“明年衣食将何如”了。 “典”是抵押的意思，为了交纳官租，杜陵叟不得不“剜肉补疮”，把仅有的一点赖以生存的东西都典卖出去。这活生生的事实告诉读者，那些打着父母官的旗号，专门搜乱民财以饱私囊的官吏们，真是比吃人肉的豺狼虎豹还厉害百倍啊!孔子关于“苛政猛于虎”的感叹在这里找到了极好的例证。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既是那些深受灾难的平民百姓在发出愤怒的呼喊，也是深刻了解人民痛苦的诗人对那些残暴官吏的强烈斥责。
按理，此诗写到这儿可以结束了，杜陵叟所受的灾难，下层官吏的残暴，百姓的愤慨都已表现出来。但作者似乎意犹未尽，他要连皇帝也讽刺一下。因为诗人上奏章的缘故，天子终于了解了百姓受灾的情况，大动“怜悯之心”，赶快颁布“德音”，对京城附近地区今年的赋税全部予以免除。可实际情况如何呢?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膀乡村。”当那些受灾的农民们典桑卖地，勉强凑够赋税以后，里胥们方才到门贴出了免税的公文。农民们受了皇帝的口头恩惠，并未得到任何实际好处。但皇帝的“恩典”毕竟还是要领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这首诗通过杜陵叟在灾荒之年的遭遇，道出了农民们所受的深重灾难，揭示了下层官吏的横行残暴，与封建最高统治者“施恩”的虚伪性。诗的暴露性和批判性非常强烈。作品从杜陵叟着眼，在描写他连遭干旱早霜等天灾的同时，重点放在对下层酷吏的不恤民情，谄上欺下的揭露上，客观上告诉人们，封建制度对农民的迫害远比自然灾难严重得多。而对皇帝，空洞的赞美是幌子，实实在在的却是嘲讽。作品语言通俗，三言、五言、七言句式交错使用，而韵脚转换自然，读之朗朗上口，较好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这首诗同时也反映了白居易讽谏诗的另一特点，那就是率直、深刻，很少雕饰。作为一个为民请命的谏官，这种精神极为难能可贵；而作为一名诗人，这种作品也就难免存在尖锐犀利有余而韵味不足，不耐反复咏叹的弱点。也许正因为此，它们才能在“牛童马走”之口广泛流传。然而正是这一点，成为后代诗论者訾诟的话端。

2. 赏析白居易《杜陵叟》

作者由第三人称客观描绘改为第一人称控诉，感情色彩有何不同？ “剥我身上帛，专夺我口中粟：属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写诗人难抑愤怒之情，改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用“杜陵叟”的口气，痛斥了那些为自己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明知”农民受灾却偏偏“不申破”，甚至还美化现实以博皇帝的高兴，这样的“长吏”在封建时代是具有相当典型意义的。

3. 帮我找《长相思》的赏析

白居易《长相思》赏析

长相思 ·白居易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诗文赏析】

这首《长相思》，写一位女子倚楼怀人。在朦胧的月色下，映入她眼帘的山容水态，都充满了哀愁。前三句用三个“流”字，写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酿造成低徊缠绵的情韵。下面用两个“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绵长。全词以“恨”写“爱”，用浅易流畅的语言，和谐的音律，表现人物的复杂感情。特别是那一派流泻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忧伤的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显示出这首小词言简意富、词浅昧深的特点。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此词若“晴空冰柱”，通体虚明，不着迹象，而含情无际。由汴而泗而江，心逐流波，愈行愈远，直到天末吴山，仍是愁痕点点，凌虚着想，音调复动宕入古。第四句用一“愁”字，而前三句皆化“愁”痕，否则汴泗交流，与人何涉耶！结句盼归时之人月同圆，昔日愁眼中山色江光，皆入倚楼一笑矣。

黄升《花庵词选》：此词上四句，皆谈钱塘景。

《词谱》卷二：《长相思》，唐教坊曲名。此词“汴水流”一首为正体，其余押韵异同，皆变格也。此词前后段起二句，俱用叠韵。

《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卷六十引黄升云：乐天此调，非后世作者所能及。 《蓼园词选》引沈际飞云：“点点”字俊。

《白香词谱笺》卷一谢朝征云：黄叔升云：此词“汴水流”四句，皆说钱塘景。按泗水在今徐州府城东北，受汴水合流而东南入邳州。韩愈诗“汴泗交流郡城角”是也。瓜州即瓜州渡，在今扬州府南，皆属江北地，与钱塘相去甚远。叔阳谓说钱塘景，未知 何指。

《放歌集》卷一陈廷焯云：“吴山点点愁”，五字精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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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
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韦等被贬,改革失败。他的建议未及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连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初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
研究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今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

这些你看够吗？

4. #诗歌鉴赏求答：卖炭翁与杜陵叟两诗讽刺之处分别在哪

卖炭翁 以个别事例来表现普遍状况，描写了一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回，通过卖炭翁的遭答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的腐败本质，对统治者掠夺人民的罪行给予了有力的鞭挞与抨击，讽刺了当时腐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有很强的社会典型意义。

5. 高考语文文言文与诗歌鉴赏

文言文最重要的是积累，但你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最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去找一本文言版文的复权习资料，里面有详细的文言文要点归纳（最好向老师咨询一下，毕竟他有经验，知道哪种适合你）。其实文言文很注重归类，如通假字、词类活用等等，等你把复习资料上的东西全背出来了，你会发现出现的问题老是针对特别的几个字词和用法。背复习资料可以解决选择题和翻译了。至于最后一道问答题，要先看你对文章的了解，再写几句套话（如抒发了作者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再教你个窍门，一般高考时都会考人物传记，所以你可以去买一本人物传记的编辑书，或买一本《古文观止》。
至于诗歌鉴赏，这简单（也许你是觉得在答题是无话可写吧），你只需找几篇附有答案的例题来看，就会发现诗歌鉴赏它的答题是有格式的，你需要做的就是去套这个格式。也许你会说我对整篇诗歌都不了解，格式怎么套进去啊。那你就要抓关键词了（如桃花是比喻美女。捣衣是说明冬天到了，女子为她们的儿女或丈夫制作冬衣，也是揭示慈母对游子的牵挂之情），一篇诗歌你没必要全读懂，只需看懂几个特定的词。当然这在各式的复习版本中也是有的。
最后再送你一句话，这两种题型，都是要靠背的，所以加油了。

6. 赏析白居易《杜陵叟》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7. 寻求白居易《杜陵叟》赏析

《杜陵叟》赏析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 帝心恻隐知人弊。
白麻纸上书德音， 京畿尽放今年税。
昨日里胥方到门， 手持尺牒牓乡村。
十家租税九家毕， 虚受吾君蠲免恩。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冬天到第二年春天，江南广大地区和长安周围，遭受严重旱灾。这时白居易新任左拾遗，上疏陈述民间疾苦，请求“减免租税”，“以实惠及人”。唐宪宗总算批准了白居易的奏请，还下了罪己诏；但实际上不过是搞了个笼络人心的骗局。为此，白居易写了《轻肥》和这首《杜陵叟》。

这首诗在禾穗青乾，麦苗黄死，赤地千里的背景上展现出两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一个是，贪官污吏如狼似虎，逼迫灾民们“典桑卖地纳官租”；接着的一个是，在“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里胥才慢腾腾地来到乡村，宣布“免税”的“德音”，让灾民们感谢皇帝的恩德。

诗人说他的这首诗是“伤农夫之困”的。“杜陵叟”这个典型所概括的，当然不仅是杜陵一地的“农夫之困”，而是所有农民的共同遭遇。由于诗人对“农夫之困”感同身受，所以当写到“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的时候，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情，改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用“杜陵叟”的口气，痛斥了那些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不顾农民死活的“长吏”：“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作为唐王朝的官员，敢于如此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不能不使我们佩服他的勇气。而他塑造的这个“我”的形象，以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的悲惨处境和反抗精神而闪耀着永不熄灭的艺术火花，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正面写“长吏”只用了两句诗，但由于先用灾情的严重作铺垫，后用“我”的控诉作补充，中间又揭露了封建社会最本质的东西，所以着墨不多而形象凸现，且有高度的典型性。“明知”农民遭灾，却硬是“不申破”，甚至美化现实以博取皇帝的欢心，这个长吏不是很有典型性吗？“明知”夏秋两熟，颗粒未收，农民已在死亡线上挣扎，却硬是“急敛暴征求考课”，这不是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最本质的东西吗？

从表面上看，诗人鞭挞了长吏和里胥，却歌颂了皇帝。然而细绎全诗，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长吏的揭露，集中到“求考课”；对于里胥的刻画，着重于“方到门”：显然是有言外之意的。考课者，考核官吏的政绩也。既然长吏们“急敛暴征”是为了追求在考课中名列前茅，得以升官，那么，考课的目的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里胥”有多大的权力，竟敢等到“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方到门”来宣布“免税”的“德音”，难道会没有人支持吗？事情很清楚：“帝心恻隐”是假，用考课的办法鼓励各级官吏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是真，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诗人能怀着“伤农夫之困”的深厚感情，通过笔下的艺术形象予以揭露，是难能可贵的。

事实上，当灾荒严重的时候，由皇帝下诏免除租税，由地方官加紧勒索，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乃是历代统治者惯演的双簧戏。苏轼在《应诏言四事状》里指出“四方皆有‘黄纸放而白纸催’之语”（在唐代，皇帝的诏书分两类：重要的用白麻纸写，叫“白麻”；一般的用黄麻纸写，叫“黄麻”。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此后，范成大在《后催租行》里所写的“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朱继芳在《农桑》里所写的“淡黄竹纸说蠲逋，白纸仍科不嫁租”，就都是这种双簧戏。而白居易，则是最早、最有力地揭穿了这种双簧戏的现实主义诗人。

8. 莎衣 杨朴这首诗的鉴赏.

莎 衣 杨 朴

软绿柔蓝著胜衣，倚船吟钓正相宜。

蒹葭影里和烟卧，菡萏香中带雨披。

狂脱酒家春醉后，乱堆渔舍晚晴时。

直饶紫绶金章贵，未肯轻轻博换伊。

【注释】

①莎衣，即蓑衣。②蒹葭，芦苇。③饶，任凭。④紫绶金章，紫色绶带，黄金印章，指高级官员的服饰。⑤博换，交换。

【简析】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为读者奉献出一幅江南春江垂钓图，叫人“能不忆江南”，杨朴为读者奉献出一幅北国荷湖吟钓图，令人“心向白云闲”；孟浩然酸溜溜地在唐玄宗面前吟出“不才明主弃”，求官反丢官，杨朴遗世独立在宋太宗御前高歌此诗，授官却辞官。细细品味段中的一半题外话，对理解此诗不无好处。

咏物诗的首联往往是用来破题，诗人说蓑衣绿蓝相间，柔软胜过锦衣，穿着它靠在船边吟诗、钓鱼是最合适的。笔者曾着蓑衣以躬耕过，那东西可硬得很，如今已没什么人愿穿。诗人难道仅仅只是因为喜爱才这样说的吗？

颔联写在烟雨朦胧，“花雾阴时迷远浦”时候，“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穿过芦苇荡，看莲叶滴翠，闻菡萏飘香，想躺就躺，想坐就坐，有“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感觉。颈联写醉后和晴时脱蓑衣，我们仿佛看到“浩歌惊世俗，狂语任天真”楚狂接舆就站在面前，无拘无束，超然尘外。中间两联一“披”一“脱”，显得多么自由自在又多么潇洒超脱。

尾联画龙点睛，揭示主旨。任凭那紫授金印多么珍贵，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可是休想用这些俗物来换取我的蓑衣！“莎衣”也就有了象征意义。“富贵非吾愿”，衣锦而招摇过市岂不是沐猴而冠乎？穿上莎衣“遁世以保真”，“渔歌入浦深”；“白云依静渚”，“万事不关心”。

春 尽 郑 獬

春尽行人未到家，春风应怪在天涯。

夜来过岭忽逢雨，今日满溪俱是花。

前树未回疑路断，后山才转便云遮。

野间绝少尘埃污，唯有清泉漾白沙。

【简析】

这是一首旅人春行思家之作，语言清新明快，平淡自然，虽不着一字于议论、抒情，而情纯意真。

首联用的是典型的诗家语，和岑参《还高冠潭口留别舍弟》中的“遥传杜陵叟，怪我还山迟”的风味一样。岑参不说自己想回家，却说杜陵叟怪他迟迟不回家；郑獬不说自己想回家，却说春风怪我春尽之时还浪迹天涯。这样写才显得含蓄，有诗味和诗趣。倘若改成“依然浪迹在天涯”，虽平仄一样，意思一样，而味同嚼蜡矣！

颔联是流水对，出句写行路难，诗人从三个方面入手写，一是夜行，二是过岭，三是闻雨，在“夜来风雨声”中跋涉于崇山峻岭中，怎不令人有“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感慨呢？怎不令人发出“问君西游何时还”的长叹呢？对句给人以王维“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那种境界，在“试看春残花渐落”之时，诗人是否也会发出“红消香断有谁怜”和“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何况落红无数”的感慨呢？春天都已经匆匆归去，自己怎不风雨兼程，不分昼夜往家赶呢？

颈联很有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和柳宗元“岭树重遮千里目”那种意境。山峦总是重重叠叠，连绵起伏，乍看无路，而实际上它向着远方逶迤延伸；岭树总是密密麻麻，云遮雾绕，乍看路断，而实际上路还在脚下。而其间正蕴含着“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光明前景，这在哲学上就叫做“否定之否定”规律。

尾联的重点在“清”、“白”二字，“清泉漾白沙”，自然没有“车马喧”时“尘埃不见咸阳桥”之乌烟瘴气。屡遭贬谪的诗人，不免要从心里发出“穷则独善其身”的呐喊。

9. 翻译白居易的<长乡思>

长相思 ·白居易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诗文赏析】

这首《长相思》，写一位女子倚楼怀人。在朦胧的月色下，映入她眼帘的山容水态，都充满了哀愁。前三句用三个“流”字，写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酿造成低徊缠绵的情韵。下面用两个“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绵长。全词以“恨”写“爱”，用浅易流畅的语言，和谐的音律，表现人物的复杂感情。特别是那一派流泻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忧伤的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显示出这首小词言简意富、词浅昧深的特点。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此词若“晴空冰柱”，通体虚明，不着迹象，而含情无际。由汴而泗而江，心逐流波，愈行愈远，直到天末吴山，仍是愁痕点点，凌虚着想，音调复动宕入古。第四句用一“愁”字，而前三句皆化“愁”痕，否则汴泗交流，与人何涉耶！结句盼归时之人月同圆，昔日愁眼中山色江光，皆入倚楼一笑矣。

黄升《花庵词选》：此词上四句，皆谈钱塘景。

《词谱》卷二：《长相思》，唐教坊曲名。此词“汴水流”一首为正体，其余押韵异同，皆变格也。此词前后段起二句，俱用叠韵。

《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卷六十引黄升云：乐天此调，非后世作者所能及。 《蓼园词选》引沈际飞云：“点点”字俊。

《白香词谱笺》卷一谢朝征云：黄叔升云：此词“汴水流”四句，皆说钱塘景。按泗水在今徐州府城东北，受汴水合流而东南入邳州。韩愈诗“汴泗交流郡城角”是也。瓜州即瓜州渡，在今扬州府南，皆属江北地，与钱塘相去甚远。叔阳谓说钱塘景，未知 何指。

《放歌集》卷一陈廷焯云：“吴山点点愁”，五字精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