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梁晓声赏析

A. 普通人 梁晓声

男，汉族。原名梁绍生。当代著名作家。祖籍山东荣城市泊于镇温泉寨，1949年月22日出生于哈尔滨市，现居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文学专业。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中国儿童电影制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
当过知青，1968年下乡赴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厂长。2002年调至北京语言大学，任人文学院教授。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等。其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及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文章《慈母情深》被选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第9册。现在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著有短篇小说集《年轮》、《浮城》等。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今夜有暴风雪》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小说《为了收获》、《学者之死》、《一只风筝的一生》、《双琴记》分获《小说月报》百花奖。
创作多以知青题材为主，有人称为“北大荒小说”，多描写北大荒的知青生活，真实、动人的展示了他们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理想，深情的礼赞了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美好心灵与情操，为一代知识青年树立起英勇悲壮的纪念碑。代表作有《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师恩难忘》、《年轮》等，长篇小说《雪城》最为出色；后期作品开始探讨现实与人性，短篇小说《浮城》以社会幻想的形式展现了作者对人类末世预测，十分深刻。其作品大多被香港、台湾出版，并译为英、日、法、俄等国文字。他的名字被收入到英、美、澳三国“世界名人录”中。
他创作的作品为我国文学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66年初中毕业于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1968年插队北大荒，先后当过农工、小学教师、报导员。1974年被团木材加工厂推荐上大学，进入复旦中文系创作专业。1977年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辑，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当编剧。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梁晓声的创作以小说为主，现已创作长篇小说六部。至1994年初已发表六百余万字。其作品大多被香港、台湾出版，并译为英、日、法、俄等国文字。他的名字被收入到英、美、澳三国“世界名人录”。

B. 求：梁晓声《普通人》这篇文章

楼上的那个不全

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
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凭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谁见了谁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芽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2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74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
但那也算“演戏”吗?
我每每地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
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吧。”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依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的，他惟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了……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
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中国之电影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往往的，需要10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真开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些个中国人。
难得有父亲这样的群众演员。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
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
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么了?芽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芽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选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联得那么紧密。
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
而我认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2000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收了，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儿不关心?”
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
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
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
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发急吗?……”
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
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
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
父亲他怒冲冲地就走出去了。
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地羞愧。
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
父亲还在朝鲜选景于中国的一个什么影片中担当过群众演员。当父亲穿上一身朝鲜民族服装后，别提多么地像一位朝鲜老人了。那位朝鲜导演也一直把他视为一位朝鲜老人。后来得知他不是，表示了很大的惊讶。也对父亲表示了很大的谢意，并单独同父亲合影留念。
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对我说：“我们中国的古人，主张干什么事都认真。要当群众演员，咱们就认认真真地当群众演员。咱们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能不看重你吗?”
记得有天晚上，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
忽然父亲喟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
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
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
父亲说：“你不懂。”
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
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吗?”
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说：“那怎么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
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连台词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演员了吗?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吗?……”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
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
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
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吗?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作晴了吗?”
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
惭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究竟是哪个厂拍的，片名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
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泥人常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
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妻忽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
我正在看书，目光立刻从书上移开，投向屏幕——哪里有父亲的影子……
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
妻说：“走过去了。”
是啊，父亲所“演”的，不过就是些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角色，走得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十几秒钟。然而父亲的确是一位极认真极投入的群众演员——与父亲“合作”过的导演们都这么说……
在我写这篇文字间又有人打来电话——
“梁晓声?”
“是我。”
“我们想请你父亲演个群众角色啊?……”
“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对不起……”
对方的失望大大多于对方的歉意。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有些事，在我，也渐渐地开始不很认真了，似乎认真首先是对自己很吃亏的事。
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这大概首先与他愿意是分不开的。一个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忽然在摄影机前走来走去，肯定的是他的一份愉悦。人对自己极反感之事，想要认真也是认真不起来的。这样解释，是完全解释得通的。但是我——他的儿子，如果仅仅得出这样的解释，则证明我对自己的父亲太缺乏了解了。
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是一位建筑工人，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获得过无数次奖状的建筑工人。
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明显的性格特点。建筑师们，是不会将他们设计的蓝图给予建筑工人——也即那些砖瓦灰泥匠们过目的。然而哪一座伟大的宏伟建筑，不是建筑工人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呢?正是那每一砖每一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十几年、几十年地，培养成了一种认认真真的责任感，一种对未来之大厦矗立的高度的可敬的责任感。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冠环之功。
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
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的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
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父亲曾是一个认真的群众演员。或者说，父亲是一个“本色”的群众演员。
以我的父亲为镜，我常不免问我自己——在生活这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就表演艺术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

C. 梁晓声《普通人》读后感

他写父亲是个优秀的多次获得奖状的建筑工人，在退休后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准确说是在他74岁时开始做群众演员的生涯。。。。。。演的净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是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他说:“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叫卖的。。。。。有时为一句台词反复练习揣摩，家人劝他别太认真，而他却说要都像你们这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一句台词脸上模样不对不就嘴里说阴，脸上做晴了吗？”对比我们这些专业演员不能不感惭愧，有的对剧本和人物不做深入探讨，竟以大约摸的表情来应付，以前不搞同期声背不出台词竟以数1234567.。。。这些数字代替。所以演出来的人物很肤浅，只有漂亮面孔或英俊外表而没有灵魂。如今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好演员大多是凭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而有的只能昙花一现。当然演员也得有机遇，但机会来时必须靠自己的努力。
正如作者说的：“一个人对自己反感的事要他认真是不可能的，而对于自己喜欢的事这正是他们愉悦的。
以我父亲为镜，我常问自己---在生活这样的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吗？”“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做官了。”我以为这样深刻的警示值得每个人深思。

D. 梁晓声 普通人主要写了什么

普通的人生当中，对于普通的人情世事，表现出不普通的的看法和做法来。

E. 关于梁晓声《普通人》

梁晓声写这篇文章主要是怀念父亲,怀念过去和父亲有关的事,这也让他对父亲专对生活有了属新的认识.其实生活就是一个舞台,我们就是这个舞台上的一个演员.以父亲为镜,说明梁晓声的父亲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做群众演员的工作中都一如既往的去做,尽自己的本分."就表演艺术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在演员的舞台上一个性格演员是值得赞扬和尊敬的,也说明梁晓声对自己父亲在从事业余演员这个工作的肯定和尊敬."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本色的人是崇敬的,而对于那种那些戴着虚伪面具的人需要警惕!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F. 梁晓声《普通人》读后感

咱也是五中的。找这玩意来了

G. 梁晓声《普通人》读后感！

他写父亲是个优秀的多次获得奖状的建筑工人，在退休后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准确说是在他74岁时开始做群众演员的生涯。。。。。。演的净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是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他说:“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叫卖的。。。。。有时为一句台词反复练习揣摩，家人劝他别太认真，而他却说要都像你们这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一句台词脸上模样不对不就嘴里说阴，脸上做晴了吗？”对比我们这些专业演员不能不感惭愧，有的对剧本和人物不做深入探讨，竟以大约摸的表情来应付，以前不搞同期声背不出台词竟以数1234567.。。。这些数字代替。所以演出来的人物很肤浅，只有漂亮面孔或英俊外表而没有灵魂。如今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好演员大多是凭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而有的只能昙花一现。当然演员也得有机遇，但机会来时必须靠自己的努力。
正如作者说的：“一个人对自己反感的事要他认真是不可能的，而对于自己喜欢的事这正是他们愉悦的。
以我父亲为镜，我常问自己---在生活这样的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吗？”“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做官了。”我以为这样深刻的警示值得每个人深思。

H. 《普通人》梁晓声 读后感

他写父亲是个优秀的多次获得奖状的建筑工人，在退休后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准确说是在他岁时开始做群众演员的生涯。。。。。。演的净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是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他说:“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叫卖的。。。。。有时为一句台词反复练习揣摩，家人劝他别太认真，而他却说要都像你们这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一句台词脸上模样不对不就嘴里说阴，脸上做晴了吗？”对比我们这些专业演员不能不感惭愧，有的对剧本和人物不做深入探讨，竟以大约摸的表情来应付，以前不搞同期声背不出台词竟以数1234567.。。。这些数字代替。所以演出来的人物很肤浅，只有漂亮面孔或英俊外表而没有灵魂。如今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好演员大多是凭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而有的只能昙花一现。当然演员也得有机遇，但机会来时必须靠自己的努力。
正如作者说的：“一个人对自己反感的事要他认真是不可能的，而对于自己喜欢的事这正是他们愉悦的。
以我父亲为镜，我常问自己---在生活这样的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吗？”“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做官了。”我以为这样深刻的警示值得每个人深思。

I. 《普通人》作者梁晓声,文章可以分为几部分

普通人 （梁晓声）
（1）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明白自己不可能永不摘下, 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
（2）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谁见了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3）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2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
（4）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5）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在他74岁的时候……
（6）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但那也算“演戏”吗?我每每地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7）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吧。”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依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
（8）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9）中国之电影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往往的，需要10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真开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些个中国人。①
（10）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11）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么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 他就怕这几天下雨……”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系得太紧密了。
（12）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因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13）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2000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收了，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儿不关心?”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发急吗?……”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14）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打电话。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父亲他怒冲冲地就走出去了。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地羞愧。
(15)在我写这篇文字间又有人打来电话——“我们想请你父亲演个群众角色……”“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去世了?……对不起……”对方的失望大大多于歉意。
(16)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以我的父亲为镜，我常不免问我自己——在生活这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就表演艺术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②…… (有删节)

J. 《普通人》梁晓声，求原文

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
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凭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谁见了谁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芽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2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74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
但那也算“演戏”吗?
我每每地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
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吧。”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依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的，他惟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了……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
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中国之电影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往往的，需要10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真开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些个中国人。
难得有父亲这样的群众演员。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
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
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么了?芽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芽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选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联得那么紧密。
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
而我认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2000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收了，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儿不关心?”
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
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
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
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发急吗?……”
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
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
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
父亲他怒冲冲地就走出去了。
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地羞愧。
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
父亲还在朝鲜选景于中国的一个什么影片中担当过群众演员。当父亲穿上一身朝鲜民族服装后，别提多么地像一位朝鲜老人了。那位朝鲜导演也一直把他视为一位朝鲜老人。后来得知他不是，表示了很大的惊讶。也对父亲表示了很大的谢意，并单独同父亲合影留念。
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对我说：“我们中国的古人，主张干什么事都认真。要当群众演员，咱们就认认真真地当群众演员。咱们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能不看重你吗?”
记得有天晚上，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
忽然父亲喟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
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
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
父亲说：“你不懂。”
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
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吗?”
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说：“那怎么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
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连台词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演员了吗?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吗?……”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
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
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
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吗?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作晴了吗?”
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
惭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究竟是哪个厂拍的，片名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
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泥人常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
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妻忽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
我正在看书，目光立刻从书上移开，投向屏幕——哪里有父亲的影子……
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
妻说：“走过去了。”
是啊，父亲所“演”的，不过就是些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角色，走得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十几秒钟。然而父亲的确是一位极认真极投入的群众演员——与父亲“合作”过的导演们都这么说……
在我写这篇文字间又有人打来电话——
“梁晓声?”
“是我。”
“我们想请你父亲演个群众角色啊?……”
“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对不起……”
对方的失望大大多于对方的歉意。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有些事，在我，也渐渐地开始不很认真了，似乎认真首先是对自己很吃亏的事。
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这大概首先与他愿意是分不开的。一个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忽然在摄影机前走来走去，肯定的是他的一份愉悦。人对自己极反感之事，想要认真也是认真不起来的。这样解释，是完全解释得通的。但是我——他的儿子，如果仅仅得出这样的解释，则证明我对自己的父亲太缺乏了解了。
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是一位建筑工人，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获得过无数次奖状的建筑工人。
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明显的性格特点。建筑师们，是不会将他们设计的蓝图给予建筑工人——也即那些砖瓦灰泥匠们过目的。然而哪一座伟大的宏伟建筑，不是建筑工人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呢?正是那每一砖每一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十几年、几十年地，培养成了一种认认真真的责任感，一种对未来之大厦矗立的高度的可敬的责任感。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冠环之功。
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
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的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
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父亲曾是一个认真的群众演员。或者说，父亲是一个“本色”的群众演员。
以我的父亲为镜，我常不免问我自己——在生活这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就表演艺术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
望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