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园遗老赏析

1. 王士祯的秋柳诗（其二）赏析

秋柳诗（其二）东风作絮糁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
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稀。
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
往日风流问枚叔，梁园回首素心连。

第一联。赋柳：说晚春柳絮飞舞，扑人衣服；秋柳则满目萧条，令人叹息。比兴：明室内由盛至衰之象；或南明立国，已如春光向尽，亡后则旧事更凄凉可叹。郑鸿《析解》：“起句言明未诸臣半是柔媚昏庸之辈，其萎靡不振光景，不过如落絮之糁衣而已。而今賸水残山，不堪賸凭吊，岂复有往日繁华之盛哉！”

第二联。赋柳：说往日帝王宫中种植花柳，到今天都已物尽人空。扶荔官，在长安，据《三辅黄图》载：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王，在上林苑中建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花异木。灵和殿，南齐宫殿名，在今南京。《南史·张绪传》：“刘悛之为益州，献蜀柳数株，枝条甚大，状若丝缕，……武帝以植于太昌灵和殿前，尝赏玩嗟叹曰：‘此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比兴：李兆元《旧笺》引伊戒平语：“盖沧桑之感、云亡之痛兼之矣。”郑鸿《析解》：“三句不但言宫殿园亭，皆成焦上，即奇花异草，亦无存者，……四句言当时群臣同归于尽，遗老亦半皆隐遁矣。”

第三联。赋柳：说北雁南来，西乌夜飞，都是与秋柳在同一季节朝昏中的引“愁”之事。《西乌夜飞》，刘宋沈攸之所作歌曲。比兴：李兆元《旧笺》谓“相逢”句，“正指遗老诸公”。“好语”句，“则以我国家（按，指清朝）奉天承运，代明复仇，闯献余孽，胥已歼灭，不必效沈攸之妄兴恢复之兵，自取灭亡。按《资治通鉴》：宋荆州刺史沈攸之，以萧道成篡位，举兵东下，声罪致讨，顿兵郢城，兵溃而亡。《西乌夜飞》，其东下时所作也。”郑鸿《析解》：“（上句）指唐、桂诸王，……未几皆即沦丧”；“（下句）指郑成功、李定国诸人，……不识天命有归，然又进犯，不过自取灭亡耳。”陈衍《石遗室诗话》：“以余所闻，‘南雁’自指南中诸遗老；‘西乌’，指（顾）亭林在山西时；‘夜飞’，谓暗中煽动（反清）。”钱仲联先生《陈衍秋柳诗解辨证》以为当以郑说为是。谓“西乌夜飞，用沈攸之事，当然指统兵的统帅，而不能如石遗之说以在野遗民身份之顾亭林当之”；且亭林“康熙元年壬寅才作山西之游”，与“渔洋于顺治十四年作《秋柳》诗”的时间不合。按，“西乌”一句，应是王氏写诗时暗中经营的重点。万一有人告发，可以作为辨解此诗并非“反清”的主要证据。自顺治至乾隆朝清廷君臣都不追究此诗，可能就是从此句窥出其微意。

结联。赋柳：说秋柳衰残，与枚叔在“梁园”写柳的“风流”旧态和作者当日的“素心”，都大大相反了。枚叔，汉枚乘字叔，曾为梁孝王宾客。梁孝王在梁园忘忧馆，集诸名士作赋，枚乘写了《柳赋》。比兴：郑鸿《析解》谓枚叔“指侯朝宗。侯生从戎史公（可法）幕内，匡救之事甚多，且文名盖世，不减邹（阳）、枚（乘）。虽孤臣自矢，惜满朝小人，方与东林水火，谁是素心良友，荐而用之。侯家中州，故曰‘梁园回首素心违’也。”陈衍《诗话》：“‘风流枚叔’、‘回首素心’，指（钱）牧斋。”钱著《辨证》：“至于梁园枚叔，郑注指侯朝宗，切人切地。朝宗入清后中顺治乡榜，故渔洋有‘素心违’之诮。……如石遗所云指牧斋，则牧斋在明，未尝为藩园之助，梁园语无着落。”若谓写“歌伎”，则首联其人盛衰之感。次联谓改朝换代，宫廷之事大变。三联谓乱后相逢，皆遭难愁人；今后对去就归宿的选择，应该慎重。结联谓曾见太平盛况的文人，今日遭际，也不免有“素心违”之叹，何论区区粉黛之流的沦落。

2. 紫砂壶的命名

最好要和历史有点关系，不然，没内涵。

3. 我想求一篇 蹇先艾的《茅店塾师——鲁游随笔之三》的读后感或赏析，500字左右就好。。

“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了十几年，科学与白话文的广泛传播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旧式的、以“孔孟之道”糟粕为核心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地在许多遗老遗少中存在着，所以新旧思潮的“对碰”还在中国大地上继续。 这篇人物特写就是通过展示这种冲突的过程，刻画了一位尊儒崇孔而且愚昧迂腐的封建遗老。 悲剧人物的喜剧化语言描写是本文采用的主要表达手法，在扼要的环境介绍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做好充分的铺垫后，作者运用对话的形式展现了秦姓塾师的以下性格特点： （1）自大，目中无人——“表示上学堂的不足为奇，而且这种人是他生平最看不起的”。 （2）愚昧，所知有限却不懂装懂——“不看洋书，也看不懂洋书”、“生在孔子的地方必须只念经书”、“没有孔子的四书五经，中国早就亡了”、“到大成殿同孔林，都要磕头才能表示尊敬”。 （3）浓厚的封建家长作风——“不让儿子到念洋书的学堂就读，让他回来种庄稼”。 这些详细的描写，把一个行将被历史淘汰的封建遗老形象跃然纸上，不过，作者对秦姓塾师并不是完全持批判的态度，这点从作者“浏览了孔庙孔林回店之后，因为了然了他的身世，很想再会他一面”中可以看出来，其实作者对他也是蛮同情的，毕竟那位秦姓塾师的生活处境并不比孔乙己好多少，这是读者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希望采纳

4. 我想求一篇 蹇先艾的《茅店塾师——鲁游随笔之三》的读后感或赏析，500字左右就好，谢谢啊~

《茅店塾师——鲁游随笔之三》原载1934年8月23日《文史》第1卷第3号。

“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了十几年，科学与白话文的广泛传播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旧式的、以“孔孟之道”糟粕为核心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地在许多遗老遗少中存在着，所以新旧思潮的“对碰”还在中国大地上继续。

这篇人物特写就是通过展示这种冲突的过程，刻画了一位尊儒崇孔而且愚昧迂腐的封建遗老。

悲剧人物的喜剧化语言描写是本文采用的主要表达手法，在扼要的环境介绍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做好充分的铺垫后，作者运用对话的形式展现了秦姓塾师的以下性格特点：

（1）自大，目中无人——“表示上学堂的不足为奇，而且这种人是他生平最看不起的”。

（2）愚昧，所知有限却不懂装懂——“不看洋书，也看不懂洋书”、“生在孔子的地方必须只念经书”、“没有孔子的四书五经，中国早就亡了”、“到大成殿同孔林，都要磕头才能表示尊敬”。

（3）浓厚的封建家长作风——“不让儿子到念洋书的学堂就读，让他回来种庄稼”。

这些详细的描写，把一个行将被历史淘汰的封建遗老形象跃然纸上，不过，作者对秦姓塾师并不是完全持批判的态度，这点从作者“浏览了孔庙孔林回店之后，因为了然了他的身世，很想再会他一面”中可以看出来，其实作者对他也是蛮同情的，毕竟那位秦姓塾师的生活处境并不比孔乙己好多少，这是读者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5. 紫砂壶是怎样命名的

一般砂壶的题名方法，归纳起来大致有：

一、象形命名法。此法即根据壶形加以命名这种命名方法通俗易懂、形象直观，可读名而知壶，是最常用的方法。如传统圆器之“掇球”壶，即因壶形似 两球相累而名之;而“四方”、“八方”、“砖方”、“升方”壶则是直接描摹了方器的壶形。象形命名法尤其适合花货和筋囊货。如僧帽、合梅、南瓜、八卦龙头一捆竹，鱼化龙以及玉兰六瓣、菊花八瓣等;甚至还可以加上高矮、大小而加以区分，如高僧帽、大合梅等等;至于象秦权壶、井栏壶、柱础壶、竹简茶具、博浪锥 壶等则完全以砂壶所仿制的器物直接命名。象形命名法的好处是可以由名思壶或睹壶思名，通俗形象，大众欢迎。

二、引申命名法。从摹形状物的形象中，略加抽象引申而加以命名。这种壶名往往更富哲理性、具有文字味，因而能发人深思。如思源壶。原本是形如古井的井栏壶，由吃水不忘挖井人即饮水思源而引申称之为“思源”壶;而以竹为题材的壶命之曰“劲节清风”壶或“高风亮节壶，顿觉气势不凡;朱可心创作的梅花壶，而命之曰“报春”壶，使人联想到毛主席诗词《卜算子·咏梅》中的“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生肖纪念壶，叫做“吉祥”壶(鸡年)，“兴旺”壶(狗 年)，“三羊开泰”壶(羊年)……也有这种意思。它如“竹报平安”壶(以竹为题材的壶)、“流塘月色”壶(以莲为题材的壶)、天际壶(因绞泥装饰如江水而 取唐人诗句“唯见长江天际荷”之意)这些由象形而引申，或富哲理、或具雅趣，或营造一种情境，或铺垫诗情画意，更能满足文人雅士的需求，也是文人命名砂壶的常用方法。

三、用典命名法。即以某些历史典故命名，如传统作品“东坡提梁壶”(或称“苏提”)，相传是大文人苏东坡设计的。东坡曾卜居阳羡，且好饮茶，有 “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佳话流传，后人加以附会，便把提梁壶命名为“东坡提梁壶”，使之更加厚重。曼生壶中的“石铫”壶，相传北宋周 曾送给东坡一把石凿的“石铫”壶，曼生沿用此名，并说“铫之制、抟之工、自我作、非周 ”，意思是这把“石铫”的紫砂壶，并非周 的式样了，而是我设计用紫砂抟制的了，用 了这样一个典故。前面提到的“秦权”壶、“博浪锥”壶，虽以仿器物而命名，因使人联想到历史典故而使人产生沧桑感。

四、装饰命名法。即以壶艺的某种装饰加以命名的方法。如历史作品“八卦彩绘大壶”、“开光彩绘紫砂方壶”、“四方彩绘壶”等壶名中，既点出壶形(大壶、方壶、四方等)，又指出了装饰特点——彩绘;而如“锡色方础壶”、“包锡罩壶”在壶名中点出了包锡装饰工艺：象“红木镶嵌御包壶”、“贴花四方开光壶”、“泥绘束腰圆壶”、“绞泥中壶”则分别在壶名中点出了“红木镶嵌”、“贴花”、“泥绘”、“绞泥”等装饰手法。

五、拟人命名法。将紫砂壶当成有生命的人而加以命名。运用此法最典型的莫过于日本人奥兰田(玄宝)，他在其所著《茗壶图录》中，将收录的32把茶壶分别取了一个人名，诸如“梁园遗老”、“萧山市隐”、“独乐园丁”、“卧龙先生”、“凌波仙子”、“浴后妃子”、“铁石丈夫”、“风流宰相”……还有一 对壶，他分别称之为“渔童”、“樵青”。不仅如此，这些壶还有姓、名、字，如“方山逸士”姓“区”，名“端”，字“元正”;“红颜少年”姓“殷”名 “妍”，字“倩兮”等等，其实“方山逸士”就是“砖方壶”;“卧龙先生”就是曼生的“箬笠壶”，“凌波仙子”就是筋囊货“水仙六瓣”、“红颜少年”就是 “朱泥壶”……，这种命名法别有情趣。在传统作品，用拟人法命名的有：“寿星壶”、“笑婴壶”、“三友壶”、“西施壶”等等。

总之，紫砂壶的命名方法很多，而以象形、引申法最为常用，但不管什么方法题名总要以雅俗共赏为原则。可以通俗形象、直呼其名。如“牛盖洋桶”、 “小型竹节”等等，显得朴素、亲切但不能庸俗、媚俗。如有人称自己的壶为“神壶”、“魔壶”、“怪壶”，便不免贻笑大方，令人作呕。随着人们文化素养和鉴 赏水平的提高，要求砂壶题名能更高雅脱俗些，于是引申法、拟人法会更多被采用，如前面提到“思源壶”、“报春壶”等。又如曼生壶中的“却月”、“横云”、 “合欢”、“饮虹”等不仅壶名雅致高洁，加上切壶切茗的铭文，将壶名、壶形、壶铭完全融为一个整体。

详情请看：“紫砂之家”，网络可以搜一下的。

6. 求忆秦娥 刘克庄 赏析

忆秦娥^ 刘克庄
梅谢了,塞垣冻解鸿归早。鸿归早，凭伊问讯，大梁遗老。
浙河西面边声悄，淮河北去炊烟少。炊烟少。宣和宫殿，冷烟蓑草。

解析：
这首词借鸿雁北以反悔感慨，表达了对中原残存的悲悼和人民痛苦生活的关怀，反映他恢复祖国统一的愿望。“梅谢了，塞垣冻解鸿归早”。江南梅花凋谢了，大地已经春回。北方边塞地区也应该冰融冻解。南边过来的鸿雁正及早的归去。塞垣，泛指北方边境地区。鸿雁，生长在北边之地，故又称塞鸿。它是一种候鸟，秋季自北方飞向南方避寒，春季自南方买回北方。这样，鸿雁就成为南北联系的一种象征。
刘克庄此词别开生面，各取所长北去的鸿雁，带口讯向长期处于金人治下的宋遗民进行慰问。“鸿归早，凭伊问讯，大梁遗老。”大梁，旧中国时魏国的都城，即北宋首都汴京。遗老，年老的遗民。词人托鸿雁向他们问候，含意非常丰富，是对他们处境的关心，是对他们抗争的声援，同时也表达了南方爱国志士对北方骨肉同胞的思念礼之情。然而，南宋政权何时才能完成统一大业呢？这却是无言可说了。
词的下片，作者的想象翅膀随着鸿雁的北去而飞翔，展现出祖国大好山河如今残存冷落，人民流散，田园宫室荒芜的景象，真是“尺幅有千里之势”。“浙河西面边声悄，淮河北去炊烟少”。浙河西面，指浙江西路，包括镇江一带即当时接近宋、金分界（淮河）的前线这地。边声。边疆的军号、马嘶等声音地处边防，却边声悄寂，反映南宁当局的苟且偷安，防备废驰，当然更谈不上恢复的准备。淮河以北，是金人占领的地区。炊烟少，指在战争破坏和奴役掠夺之下，人烟稀少，一片荒凉。这里真实地揭示了广大民众的苦难生活。最后两句感慨尤其强烈而深沉：“宣和宫殿，冷烟衰草。”宣和，北宋徽宗年号。北宋的汴京，到徽宗时期，城市的繁荣，宫廷的奢华到了极点。但北宋末年统治者“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伎艺”，大兴宫殿，广植花木，穷奢极欲，激起人民的反抗，招致金人的入犯而无力抵御，结局是身为俘虏，生灵涂炭，画栋雕梁也成了废墟；而逃到南方的赵宋统治集团，刚又在西子湖畔营造起安乐窝，在那里醉生梦死，把祈求故国丢三落四在脑后。刘克庄借鸿雁的眼光展示了北宋宫殿凄凉景色，抒发出故宫黍离、国家衰亡的悲愤，也是对南宋当局的指责。这两句不用动词和虚字而把时间、地点、景象和人物感情非常自然地组合起来，构成一幅雄浑苍茫的广阔图画，鲜明突兀，而含意却十分深远耐人体味，与李白《忆秦娥》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可谓同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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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么这久的字很辛苦的，多追点分哟~

7.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求此文赏析

迟到的赏析：
太炎先生算是民国的遗老，一生郁郁不得志，他的人生理内想这篇文章说的很清楚容啊：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伟大吧。
然而清完蛋了，民国了，袁这等武夫当了总统，太炎被软禁、被当神仙供起来，架空不得志。
太炎先生临死前，那些一类人不坏好意把太炎当成复古的标杆赞扬起来，另一类人则攻击嘲讽。在太炎弥留之际，重病的鲁迅回忆了太炎对他的学术教诲和人格影响，让我想起一句柏拉图的话“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
码字虽然麻烦，全靠我对章太炎先生的仰慕之情

8. 小说人物赏析

深刻的思想蕴涵,隽永的艺术魅力
——鲁迅的《风波》赏析
辫子,曾是清王朝统治建立和消亡的标志之一;在鲁迅眼里,又是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枷锁的一种象征,是国民革命与危机的一种征兆.这篇小说通过对江南水乡中一场辫子风波的描述,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揭示了缺乏精神信仰和追求的"无特操"的国民性弱点.
〇主题:
小说描写1917所张勋复辟事件在江南某水乡所引起的一场关于辫子的风波,以小见大,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封闭,愚昧,保守的沉重氛围,帝制余孽还在向农民肆虐,农民还处于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统治和控制之下,揭示了缺乏精神信仰的追求而陷于自私,苟活,麻木,冷漠,盲从状态的"无特操"的国民性的弱点.说明辛亥革命并没有给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今后的社会革命,若不能唤醒民众,是难以成功的.
〇人物:
七斤:是当地著名的见过世面的"出场人物",甚至于受到众人尊敬,有"相当的待遇"的.然而他听到皇帝坐龙庭的消息后的垂头丧气,对妻子责骂时的隐忍,迁怒于女儿时的内心郁闷,实际上却显示着他是一个麻木胆怯,愚昧鄙俗,毫无民主主义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
作品通过这样的人物形象地表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缺乏坚执信仰和殉道精神的民众,与革命仍然极其隔膜,离革命实在还很遥远;民众这样不觉悟,是辛亥革命及其他一切变革终将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类似辫子风波的悲剧不断上演的现实基础.
赵七爷:是一个不学无术,精神贫乏,空虚,善于韬晦且阴险凶狠,时刻梦想复辟的封建遗老.他的咄咄逼人的言语,恫吓,欺骗的举动,说明封建复辟势力企图卷土重来的欲望与野心.他虽与七斤等人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在一定意义上,他与七斤等人一样,同是专制统治下无信仰,无特操的子民,他的被人尊敬,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七斤嫂:泼辣粗俗,伶牙俐齿,"恨棒打人",出语刻毒;好胜压人,强词夺理,不为人后,并无一般农村妇女的诚厚.她与八一嫂,九斤老太等其它人物一样,依然自私,落后,愚昧,麻木,生活在浑浑噩噩的不觉悟状态之中.
〇艺术:
①结构特色:作品以辫子事件为中心线索,描述了事件的起因,发展和消解.风波是由"皇帝坐了龙庭了","皇帝要辫子",可七斤没有辫子引起的.赵七爷的出场使风波骤然强化.赵七爷的盘在头顶上象道士一般的辫子放下来了,且幸灾乐祸地质问七斤的辫子哪里去了,使七斤,七斤嫂感到如同受了死刑似的,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事件骤变,发展.最后又以赵七爷的辫子又盘在顶上,"皇帝没有坐龙庭"而矛盾消解.
②运用白描手法塑造人物.通过富有个性色彩和乡土气息的人物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展开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选择生动贴切且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来揭示人物的内在心理,暗示深刻的主题内蕴;作品开头的环境描绘和场面描写,不仅是一幅充满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的风景画和风俗画,而且以其场景的恬静,与结尾相呼应,对辫子风波的波澜起伏起到了对比衬托作用.
③作品在人物描写上,善于借助性格化的对话和特征性的动作描写,细节描写,揭示人物潜在的心理活动,勾勒人物的精神特征,展现复杂深微的人际关系.在环境描写上,空间环境,自然环境的描绘,为事件的发生和主题的实现起了对照,映衬的作用;社会环境的描写由借人物之间的矛盾,争斗作了成功的展现,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9. 《鲁迅与王国维》的全文赏析

鲁迅与王国维

作者，郭沫若

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但我很抱歉，在两位先生生前我都不曾见过面，在他们的死后，我才认识了他们的卓越贡献。毫无疑问，我是一位后知后觉的人 。

我第一次接触鲁迅先生的著作是在1920年《时事新报·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文艺栏里面收了四篇东西，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小说，作者和作品的题目都不记得了。第二篇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第三篇是我的《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沈雁冰（那时候雁冰先生还没有茅盾的笔名）译的爱尔兰作家的独幕剧。《头发的故事》给予我的铭感很深。那时候我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医联二年生，我还不知道鲁迅是谁，我只是为作品抱了不平。为什么好的创作反屈居在日本小说的译文的次位去了?那时候编《学灯》栏的是李石岑，我为此曾写信给他，说创作是处女，应该尊重，翻译是媒婆，应该客气一点。这信在他所主编的《民铎杂志》发表了。我却没有料到，这几句话反而惹起了鲁迅先生和其他朋友们的不愉快，屡次被引用来作为我乃至创造社同人们藐视翻译的罪状。其实我写那封信的时候，创造社根本还没有成形的。

有好些文坛上的纠纷，大体上就是由这些小小的误会引起来了。但我自己也委实傲慢，我对于鲁迅的作品一向很少阅读。记得《呐喊》初出版时，我只读了三分之一的光景便搁置了。一直到鲁迅死后，那时我还在日本亡命，才由友人的帮助，把所能搜集到的单行本，搜集了来饱读了一遍。像《中国小说史略》一书，我只读过增田涉的日译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读过原文。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

事实上我们是有过一次可以见面的机会的。那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年底，鲁迅已经辞卸广州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回到了上海，我也从汕头、香港逃回到上海来了。在这时，经由郑伯奇、蒋光慈诸兄的中介曾经酝酿过一次切实的合作。我们打算恢复《创造周报》，适应着当时的革命挫折期，想以青年为对象，培植并维系青年们的革命信仰。我们邀请鲁迅合作，竟获得了同意，并曾经在报上登出过《周报》复刊的广告。鲁迅先生列第一名，我以麦克昂的假名列在第二，其次是仿吾、光慈、伯奇诸人。那时本来可以和鲁迅见面的，但因为我是失掉了自由的人，怕惹出意外的牵累，不免有些踌躇。而正在我这踌躇的时候，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回国了，他们以新进气锐的姿态加入阵线，首先便不同意我那种“退撄”的办法，认为《创造周报》的使命已经过去了，没有恢复的必要，要重新另起炉灶。结果我退让了。接着又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掉。病后我亡命到日本，创造社的事情以后我就没有积极过问了。和鲁迅的合作，就这样不仅半途而废，而且不幸的是更引起了猛烈的论战，几乎弄得来不及收拾。这些往事，我今天来重提，只是表明我自己的遗憾。我与鲁迅的见面，真真可以说是失诸交臂。

关于王国维的著作，我在1921年的夏天，读过他的《宋元戏曲史》。那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种小本子。我那时住在泰东书局的编辑所里面，为了换取食宿费，答应了书局的要求，着手编印《西厢》。就因为有这样的必要，我参考过《宋元戏曲史》。读后，认为是有价值的一部好书。但我也并没有更进一步去追求王国维的其它著作，甚至王国维究竟是什么人，我也没有十分过问。那时候王国维在担任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的教授，大约他就住在哈同花园里面的吧。而我自己在哈同路的民厚南里也住过一些时候，可以说居处近在咫尺。但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假使当年我知道了王国维在担任那个大学的教授，说不定我从心里便把他鄙弃了。我住在民厚南里的时候，哈同花园的本身在我便是一个憎恨。连那什么“仓圣明智”等字样只觉得是可以令人作呕的狗粪上的微菌。

真正认识了王国维，也是在我亡命日本的时候。那是1928年的下半年，我已经开始作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甲骨文、金文发生了接触。就在这时候，我在东京的一个私人图书馆东洋文库里面，才读到了《观堂集林》，王国维自己编订的第一个全集(《王国维全集》一共有三种)。他在史学上的划时代的成就使我震惊了。然而这已经是王国维去世后一年多的事。

这两位大师，鲁迅和王国维，在生前都有可能见面的机会，而我没有见到，而在死后却同样以他们的遗著吸引了我的几乎全部的注意。就因为这样，我每每总要把他们两位的名字和业绩联想起来。我时常这样作想：假使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的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可惜我对于两位的生前都不曾接近，著作以外的生活态度，思想历程，及一切的客观环境，我都缺乏直接的亲炙。因此我对于这项工作虽然感觉兴趣，而要让我来作，却自认为甚不适当。六年前，在鲁迅逝世第四周年纪念会上，我在重庆曾经作过一次讲演，简单地把两位先生作过一番比较。我的意思是想引起更适当的人来从事研究，但六年以来，影响却依然是沉寂的。有一次许寿裳先生问过我，我那一次的讲演，究竟有没有底稿。可见许先生对于这事很注意。底稿我是没有的，我倒感觉着：假使让许先生来写这样的题目，那必然是更适当了。许先生是鲁迅的至友，关于鲁迅的一切知道得很详，而同王国维想来也必定相认，他们在北京城的学术氛围气里同处了五年，以许先生的学力和衡鉴必然更能够对王国维作正确的批判。但我不知道许先生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兴趣。

首先我所感觉着的，是王国维和鲁迅相同的地方太多。王国维生于1877年，长鲁迅五岁，死于1927年，比鲁迅早死九年，他们可以说是正整同时代的人。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鲁迅生于浙江绍兴，自然要算是同乡。他们两人幼年时家况都很不好。王国维经过上海的东文学社，以1901年赴日本留学，进过东京的物理学校。鲁迅则经过南京的水师学堂，路矿学堂，以1902年赴日本留学，进过东京的弘文学院，两年后又进过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王国维研究物理学只有一年，没有继续，而鲁迅研究医学也只有一年。两位都是受过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的。两位都喜欢文艺和哲学，而尤其有趣的是都曾醉心过尼采。这理由是容易说明的，因为在本世纪初期，尼采思想乃至德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是磅礴着的。两位回国后都曾从事于教育工作。王国维以1903年曾任南通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心理、伦理、哲学，1904年转任苏州师范学堂教习，除心理、伦理、哲学之外，更曾担任过社会学的讲座，鲁迅则以1909年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的教员，第二年曾经短期担任过绍兴中学的教员兼监学，又第二年即辛亥革命的1911年，担任了绍兴师范学校的校长。就这样在同样担任过师范教育之后，更有趣的是，复同样进了教育部，参加了教育行政工作。王国维是以1906年在当时的学部(即后来的教育部)总务司行走，其后改充京师图书馆的编译，旋复充任名词馆的协调。都是属于学部的，任职至辛亥革命而止。鲁迅则以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的部员，初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迁北京，又改为佥事，任职直至1926年。而到晚年来，又同样从事大学教育，王国维担任过北京大学的通信导师，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鲁迅则担任过北大、北京师大、北京女子师大、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的讲师或教授。

两位的履历，就这样，相似到实在可以令人惊异的地步。而两位的思想历程和治学的方法及态度，也差不多有同样令人惊异的相似。他们两位都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对于旧学都在幼年已经储备了相当的积蓄，而又同受了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他们想要成为物理学家或医学家的志望虽然没有达到，但他们用科学的方法来回治旧学或创作，却同样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王国维的力量后来多多用在史学研究方面去了，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惊人的成绩。鲁迅对于先秦古物虽然不大致力，而对于秦以后的金石铭刻，尤其北朝的造象与隋唐的墓志等，听说都有丰富的搜罗，但可惜关于这方面的成绩，我们在《全集》中不能够见到。大抵两位在研究国故上，除运用科学方法之外，都同样承继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他们爱搜罗古物，辑录逸书，校订典集，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鲁迅的力量则多多用在文艺创作方面，在这方面的伟大的成就差不多掩盖了他的学术研究方面的业绩，一般人所了解的鲁迅大抵是这一方面。就和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一样，鲁迅是新文艺的开山。但王国维初年也同样是对于文学感觉兴趣的人。他曾经介绍过歌德的《浮士德》，根据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写过《红楼梦评论》，尽力赞美《元曲》，而在词曲的意境中提倡“不隔”的理论。(“不隔”是直观自然，不假修饰。)自己对于诗词的写作，尤其词，很有自信，而且曾经有过这样的志愿，想写戏曲。据这些看来，30岁以前，王国维分明是一位文学家。假如这个志趣不中断，照着他的理论和素养发展下去，他在文学上的建树必然更有可观，而且说不定也能打破旧的窠臼，而成为新时代的一位前驱者的。

两位都富于理性，养成了科学的头脑，这很容易得到公认。但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偏枯，他们是厚于感情，而特别是笃于友谊的。和王国维“相识将近30年”的殷南先生所写的《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里面有这样的一节话：“他平生的交游很少，而且沉默寡言，见了不甚相熟的朋友是不愿意多说话的，所以有许多的人都以为他是个孤僻冷酷的人。但是其实不然，他对于熟人很爱谈天，不但是谈学问，尤其爱谈国内外的时事。他对于质疑问难的人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偶尔遇到辩难的时候，他也不坚持他的主观的见解，有时也可以抛弃他的主张。真不失真正学者的态度。”(见述学社《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专号》，1927年10月31日出版。)这样的态度，据我从鲁迅的亲近者所得来的认识，似乎和鲁迅的态度也很类似。据说鲁迅对于不甚相熟的朋友也不愿意多说话，因此有好些人也似乎以为鲁迅是一位孤僻冷酷的人。但他对于熟人或质疑问难的人，却一样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两位都获得了许多青年的爱戴，即此也可以证明，他们的性格是博爱容众的。

但在这相同的种种迹象之外，却有不能混淆的断然不同的大节所在之处。那便是鲁迅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展，并且领导了时代的前进；而王国维却中止在了一个阶段上，竟成为了时代的牺牲。王国维很不幸地早生了几年，做了几年清朝的官；到了1923年更不幸地受了废帝溥仪的征召，任清宫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这样的一个菲薄的蜘蛛网，却把他紧紧套着了。在1927年的夏间，国民革命军在河南打败了张作霖，一部分人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而他却在6月2日(农历五月三日)跳进颐和园的湖水里面淹死了。在表面上看来，他的一生好像很眷念着旧朝，入了民国之后虽然已经16年，而他始终不曾剪去发辫，俨然以清室遗臣自居。这是和鲁迅迥然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他是很有科学头脑的人，做学问是实事求是，丝毫不为成见所囿，并且异常胆大，能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而独于在这生活实践上却呈出了极大的矛盾。清朝的遗老们在王国维死了之后，曾谥之为忠悫公，这谥号与其说在尊敬他，无宁是在骂他。忠而悫，不是骂他是愚忠吗?真正受了清朝的深恩厚泽的大遗老们，在清朝灭亡时不曾有人死节，就连身居太师太傅之职的徐世昌，后来不是都做过民国的总统吗?而一个小小的亡国后的五品官，到了民国16年却还要“殉节”，不真是愚而不可救吗?遗老们在下意识中实在流露了对于他的嘲悯。不过问题有点蹊跷，知道底里的人能够为王国维辩白。据说他并不是忠于前朝，而是别有死因的。他临死前写好了的遗书，重要的几句是“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来。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况且当时时局即使危迫，而逊帝溥仪还安然无恙。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应该等溥仪有了三长两短之后，再来死难不迟。他为什么要那样着急?所以他的自杀，我倒也同意不能把它作为“殉节”看待。据说他的死，实际上是受了罗振玉的逼迫。详细的情形虽然不十分知道，大体的经过是这样的。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预其事，大折其本。罗竟大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杀的路。前举殷南先生的文字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偏偏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所谓“挚友之绝”，所指的应该就是这件事。伪君子罗振玉，后来出仕伪满，可以说已经沦为了真小人，我们今天丝毫也没有替他隐的必要了。我很希望深知王国维的身世的人，把这一段隐事更详细地表露出来，替王国维洗冤，并彰明罗振玉的罪恶。

但我在这儿，主要的目的是想提说一项重要的关系，就是朋友或者师友。这项关系在古时也很知道重视，把它作为五伦之一，而要在今天看来，它的重要性更是有增无已了。这也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一个人的成就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数。王国维和鲁迅的主要不同处，差不多就判别在他们所有的这个朋友关系上面。王国维之所以划然止步，甚至遭到牺牲，主要的也就是朋友害了他。而鲁迅之所以始终前进，一直在时代的前头，未始也不是得到了朋友的帮助。且让我更就两位的这一项关系来叙述一下吧。

罗振玉对于王国维的一生最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人，王国维受了他不少的帮助是事实，然而也受了他不少的束缚更是难移的铁案。王国维少年时代是很贫寒的。22岁时到上海入东文学社的时候，是半工半读的性质，在那个时候为罗振玉所赏识，便一直受到了他的帮助。后来他们两个人差不多始终没有分离过。罗振玉办《农学报》，办《教育世界》，都靠着王国维帮忙，王国维进学部做官也是出于罗的引荐。辛亥革命以后，罗到日本亡命，王也跟着他。罗是一位搜藏家，所藏的古器物、拓本、书籍，甚为丰富。在亡命生活中，让王得到了静心研究的机会，于是便规范了30以后的学术的成就。王对于罗似乎始终是感恩怀德的。他为了要报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了给罗，而使罗坐享盛名。例如《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实际上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却是罗振玉的名字。这本是学界周知的秘密。单只这一事也足证罗之卑劣无耻，而王是怎样的克己无私，报人以德了。同样的事情尚有《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和《重辑仓颉篇》等书，都本是王所编次的，而书上却署的是姬觉弥的名字。这也和鲁迅辑成的《会稽郡故书杂集》，而用乃弟周作人名字印行的相仿佛。就因为这样的关系，王更得与一批遗老或准遗老沈曾植、柯绍之伦相识，更因缘而被征召入清宫，一层层封建的网便把王封锁着了。厚于情谊的王国维不能自拔，便逐渐逐渐地被强迫成为了一位“遗臣”。我想他自己不一定是心甘情愿的。罗振玉是一位极端的伪君子，他以假古董骗日本人的钱，日本人类能言之。他的自充遗老，其实也是一片虚伪，聊借此以沽誉钓名而已。王国维的一生受了这样一位伪君子的束缚，实在是莫大的遗憾。假使王国维初年所遇到的不是这样一位落伍的虚伪者，又或者这位虚伪者比王国维早死若干年，王的晚年或许不会落到那样悲剧的结局吧。王的自杀，无疑是学术界的一个损失。

鲁迅的朋友关系便幸运得多。鲁迅在留学日本的期中便师事过章太炎。章太炎的晚年虽然不一定为鲁迅所悦服，但早年的革命精神和治学态度，无疑是给了鲁迅以深厚的影响的。在章太炎之外，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的。蔡、鲁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差不多有点像罗、王之间的关系。或许不正确吧?然而他们相互间的影响却恰恰相反。鲁迅此外的朋友，年辈相同的如许寿裳、钱玄同，年轻一些的如瞿秋白、茅盾，以及成为了终生伴侣的许广平，这些先生们在接受了鲁迅的影响之一面，应该对于鲁迅也发生了回报的影响。就连有一个时期曾经和鲁迅笔战过的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鲁迅也明明说过是被他们逼着阅读了好些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文艺理论的书籍的。我这样说，但请读者不要误会，以为我有意抹杀鲁迅的主观上的努力。我丝毫也没有那样的意思。我认为朋友的关系是相互的，这是一种社会关系，同时也就是一种阶级关系，我们固然谁也不能够脱离这种关系的影响，然而单靠这种关系，也不一定会收获到如愿的成就。例如岂明老人的环境和社会关系应该和鲁迅的是大同小异的吧，然而成就却相反。这也就足以证明主观努力是断然不能抹杀的了。

准上所述，王国维和鲁迅的精神发展过程，确实是有很多地方相同，然而在很多重要的地方也确实是有很大的相异。在大体上两位在幼年乃至少年时代都受过封建社会的影响。他们从这里蜕变了出来，不可忽视地，两位都曾经经历过一段浪漫主义的时期。王国维喜欢德国浪漫派的哲学和文艺，鲁迅也喜欢尼采，尼采根本就是一位浪漫派。鲁迅的早年译著都浓厚地带着浪漫派的风味。这层我们不要忽略。经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两位都走了写实主义的道路，虽然发展的方向各有不同，一位偏重于学术研究，一位偏重于文艺创作，然而方法和态度确是相同的。到这儿，两位所经历的是同样的过程，但从这儿以往便生出了悬隔。王国维停顿在旧写实主义的阶段上，受着重重束缚不能自拔，最后只好以死来解决自己的苦闷，事实上是成了苦闷的俘虏。鲁迅则从此日进了。他从旧写实主义突进到新现实主义的阶段，解脱了一切旧时代的桎梏，而认定了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神圣任务。他扫荡了敌人，也扫荡了苦闷。虽然他是为肺结核的亢进而终止了战斗，事实上他是克服了死而大踏步地前进了。

就这样，对于王国维的死我们至今感觉着惋惜，而对于鲁迅的死我们却始终感觉着庄严。王国维好像还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而鲁迅则是一个伟大的完成。

我要再说一遍，两位都是我所钦佩的，他们的影响都会永垂不朽。在这儿我倒可以负责推荐，并补充一项两位完全相同的地方，那便是他们都有很好的《全集》传世。《王国维遗书全集》(商务版，其中包括《观堂集林》)和《鲁迅全集》这两部书，倒真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呵!

但我有点惶恐，我目前写着这篇小论时，两个《全集》都不在我的手边，而我仅凭着一本《国学月报》和《王静安先生专号》和许广平先生借给我的一份《鲁迅先生年谱》的校样；因此我只能写出这么一点白描式的轮廓，我是应该向读者告罪的。

再还有一点余波也让它在这儿摇曳一下吧。我听说两位都喜欢吸香烟，而且都是连珠炮式的吸法。两位也都患着肺结核，然而他们的精神却没有被这种痼疾所征服。特别是这后一项，对于不幸而患了同样病症的朋友，或许不失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吧。

10. 紫砂壶鉴别名字

一般砂壶的名字鉴别方法，归纳起来大致有：
一、象形命名法。此法即根据壶形加以命名这种命名方法通俗易懂、形象直观，可读名而知壶，是最常用的方法。如传统圆器之“掇球”壶，即因壶形似 两球相累而名之；而“四方”、“八方”、“砖方”、“升方”壶则是直接描摹了方器的壶形。象形命名法尤其适合花货和筋囊货。如僧帽、合梅、南瓜、八卦龙头一捆竹，鱼化龙以及玉兰六瓣、菊花八瓣等；甚至还可以加上高矮、大小而加以区分，如高僧帽、大合梅等等；至于象秦权壶、井栏壶、柱础壶、竹简茶具、博浪锥 壶等则完全以砂壶所仿制的器物直接命名。象形命名法的好处是可以由名思壶或睹壶思名，通俗形象，大众欢迎。
二、引申命名法。从摹形状物的形象中，略加抽象引申而加以命名。这种壶名往往更富哲理性、具有文字味，因而能发人深思。如思源壶。原本是形如古井的井栏壶，由吃水不忘挖井人即饮水思源而引申称之为“思源”壶；而以竹为题材的壶命之曰“劲节清风”壶或“高风亮节壶，顿觉气势不凡；朱可心创作的梅花壶，而命之曰“报春”壶，使人联想到毛主席诗词《卜算子·咏梅》中的“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生肖纪念壶，叫做“吉祥”壶(鸡年)，“兴旺”壶(狗 年)，“三羊开泰”壶(羊年)……也有这种意思。它如“竹报平安”壶(以竹为题材的壶)、“流塘月色”壶(以莲为题材的壶)、天际壶(因绞泥装饰如江水而 取唐人诗句“唯见长江天际荷”之意)这些由象形而引申，或富哲理、或具雅趣，或营造一种情境，或铺垫诗情画意，更能满足文人雅士的需求，也是文人命名砂壶的常用方法。
三、用典命名法。即以某些历史典故命名，如传统作品“东坡提梁壶”(或称“苏提”)，相传是大文人苏东坡设计的。东坡曾卜居阳羡，且好饮茶，有 “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佳话流传，后人加以附会，便把提梁壶命名为“东坡提梁壶”，使之更加厚重。曼生壶中的“石铫”壶，相传北宋周 曾送给东坡一把石凿的“石铫”壶，曼生沿用此名，并说“铫之制、抟之工、自我作、非周 ”，意思是这把“石铫”的紫砂壶，并非周 的式样了，而是我设计用紫砂抟制的了，用 了这样一个典故。前面提到的“秦权”壶、“博浪锥”壶，虽以仿器物而命名，因使人联想到历史典故而使人产生沧桑感。
四、装饰命名法。即以壶艺的某种装饰加以命名的方法。如历史作品“八卦彩绘大壶”、“开光彩绘紫砂方壶”、“四方彩绘壶”等壶名中，既点出壶形(大壶、方壶、四方等)，又指出了装饰特点——彩绘；而如“锡色方础壶”、“包锡罩壶”在壶名中点出了包锡装饰工艺：象“红木镶嵌御包壶”、“贴花四方开光壶”、“泥绘束腰圆壶”、“绞泥中壶”则分别在壶名中点出了“红木镶嵌”、“贴花”、“泥绘”、“绞泥”等装饰手法。
五、拟人命名法。将砂壶当成有生命的人而加以命名。运用此法最典型的莫过于日本人奥兰田(玄宝)，他在其所著《茗壶图录》中，将收录的32把茶壶分别取了一个人名，诸如“梁园遗老”、“萧山市隐”、“独乐园丁”、“卧龙先生”、“凌波仙子”、“浴后妃子”、“铁石丈夫”、“风流宰相”……还有一 对壶，他分别称之为“渔童”、“樵青”。不仅如此，这些壶还有姓、名、字，如“方山逸士”姓“区”，名“端”，字“元正”；“红颜少年”姓“殷”名 “妍”，字“倩兮”等等，其实“方山逸士”就是“砖方壶”；“卧龙先生”就是曼生的“箬笠壶”，“凌波仙子”就是筋囊货“水仙六瓣”、“红颜少年”就是 “朱泥壶”……，这种命名法别有情趣。在传统作品，用拟人法命名的有：“寿星壶”、“笑婴壶”、“三友壶”、“西施壶”等等。
总之，紫砂壶的命名方法很多，而以象形、引申法最为常用，但不管什么方法题名总要以雅俗共赏为原则。可以通俗形象、直呼其名。如“牛盖洋桶”、 “小型竹节”等等，显得朴素、亲切但不能庸俗、媚俗。如有人称自己的壶为“神壶”、“魔壶”、“怪壶”，便不免贻笑大方，令人作呕。随着人们文化素养和鉴 赏水平的提高，要求砂壶题名能更高雅脱俗些，于是引申法、拟人法会更多被采用，如前面提到“思源壶”、“报春壶”等。又如曼生壶中的“却月”、“横云”、 “合欢”、“饮虹”等不仅壶名雅致高洁，加上切壶切茗的铭文，将壶名、壶形、壶铭完全融为一个整体。
请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