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赏析
1. 西厢记 赏析300字
崔莺莺是西厢记中的主要人物，也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她美丽，多才，既深受封建礼教的濡染，又有着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她和张生在佛殿相遇，一见钟情，又经过隔墙联吟，彼此心有灵犀，互相爱慕，但碍于老夫人的拘管，没有更多接近的机会。在孙飞虎围兵普救寺，老夫人许婚，张生下书解围之后，莺莺和张生都满心欢喜，以为可以如愿以偿，成就婚姻。不料老夫人赖婚，这激起了莺莺对母亲的不满。当她听了张生在琴中向她倾诉的心事以后，她更加倾向、爱慕张生。但她毕竟是相国小姐，家庭教育和上层社会的身份，使她难以贸然走出和张生自由结合这一步。于是戏剧出现了这样的冲突：明明是她叫红娘去探望生病的张生，但当红娘带回张生给她的信时，她却责骂红娘带回“这简帖戏弄我”！她要红娘带信给张生，叫他下次休得如此，但是张生打开信一看，喜出望外，原来莺莺寄去的是约会的诗简。当张生果然来约会时，她又以大道理责备了张生一通。作者对莺莺矛盾心理的描写，展示出她既有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又深受封建礼教的浸染的真实心理。这就突出了莺莺最后作出和张生结合的决定是难能可贵的。
张生在剧中是一个才华出众、情真意专的志诚种，一见了莺莺，就忘记了求取功名的大事，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热烈、大胆的方式和真诚的努力，来获取莺莺的爱情。他不管人家是否对他有意，先自报家门：
小生姓张，名珙，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取妻。
他继续问红娘：“敢问小姐常出来么？”如果说前面的自报家门已经很贸然，那么，这一问，就更不得体了。接着在夜吟、请兵、琴挑、甚至身染沉疴的过程中，都展示了他对莺莺的痴心，以及忠贞。作者十分注意突出他“志诚”的一面，他一接到莺莺的诗简，马上喜上眉梢，顾不得细察诗意，也不管是否有诈，半夜逾墙去赴约，结果遭到莺莺的呵斥，约会也砸了锅。在“赖婚”一场，开头张生以为老夫人会将莺莺许配给他，兴高采烈地等着作新郎，没想到老夫人出尔反尔，坚持赖婚，坚决不同意将莺莺许配给他时，他甚至跪在红娘的面前，声称如果得不到莺莺，他就要悬梁自尽。正是他的这种执着和志诚，最终打动了莺莺，两人终于私下结合。
红娘是《西厢记》中一个社会地位卑贱，却光彩四射的人物，她冷眼旁观，很清楚老夫人为维护“相国家谱”，决不允许张生和莺莺的结合，所以她最初并不想帮助张、崔二人。但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她逐渐为崔张之间真挚的感情打动，也不满于老夫人的背信弃义，于是转而积极地为他们传递书信、出谋划策。她批评张生是“银样蜡枪头”，居然揣摸不透莺莺的心事；她也批评莺莺的心口不一，明明思念张生，在人前却一点也不流露；对老夫人，她更加勇敢机智地进行反击，为崔、张二人辩护，使老夫人理屈辞穷，不得不答应了二人婚事。最巧妙的是，她反击老夫人的，恰恰是老夫人要维护的封建纲常和家族利益。如《拷红》中，她先把张生和莺莺的私情告诉了老夫人，然后对老夫人说：“目下老夫人若不惜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日后张生名垂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老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这几句话，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老夫人也只好默认了张生和莺莺的婚事。
红娘是一个侠肝义胆，机智聪明的形象，汤显祖说王实甫的红娘：“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战不克？”（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红娘在《西厢记》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老夫人是剧中封建家长的代表，是崔、张、红娘的对立面。她虚伪、奸诈、狠毒，但又脆弱。她表面上爱女儿，实质上爱的是“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的“相国家谱”。因此在行动和精神上都严格地约束着莺莺，连“黄莺儿作对”“粉蝶儿成双”的自然景色，都不让莺莺看见。怕引起“春心荡”。在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时，她信誓旦旦，要将莺莺许给解围退兵的人，可是张生退兵之后，她马上反悔，并且假惺惺地要崔、张以兄妹相称，并许张生以金帛，理由是崔家不招白衣秀士。为了“相国家规”，她全然不顾崔、张二人的感情和幸福。在这里老夫人的虚伪、狡猾暴露无遗。她的“慈母”的面目后面，掩盖的是冷冰冷的封建家族的利益。但她其实又很脆弱，在《拷红》一折中，被地位卑下的婢女红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不得不认识到：“这小贱人也道的是，我不合养了这不肖之女，待经官呵，玷辱家门，罢罢，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与了这厮吧！”一个封建势力的顽固堡垒，被小小的红娘轻易地攻克了，这不是充分说明了封建力量外强中干的本质吗？当然，封建家长是不会善罢干休的，老夫人逼张生赴考和最后赖婚的情节，进一步完善了她的形象：虚伪、狡诈、顽固、狠毒、脆弱。
2. 《长亭送别》曲辞赏析《西厢记》
《西厢记》是我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一部杰作，它诞生于盛产戏曲的元代，这部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性和精湛优美的艺术性赢得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喜爱。作品里描写的崔张爱情故事简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而作品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它那璀灿优美的语言艺术，更令历代各阶层人土，包括自视甚高的历代文人墨客都为之扼腕赞叹不已。正是由于这部作品的出现，作者王实甫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这位来自社会平民阶层的人士与当时另一位戏曲大师关汉卿齐名，其作品全面地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又吸收了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并将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文采璀灿的元曲词汇，成为我国戏曲史上所谓“文采派”的最杰出的代表。明朝初年著名戏曲评论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称《西厢记》：“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本文拟就《西厢记》里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语言艺术，试为论述二三，管窥之见，浅陋在所难免。
一、《西厢记》语言艺术的丰富性
大凡读过《西厢记》的人都觉得这部剧作的语言文字很美，让人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走进一座迷人的语言艺术宝库，觉得异彩纷呈，目不暇给，如珠似玉，叹为观止。这部剧作包涵着多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语言，而又不留雕琢痕迹地融合为一体，浑然天成。所以，研究《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我们首先应当注意到它语言艺术的丰富性。
剧作中有雄浑豪放的曲辞： “[油葫芦]九曲风涛何处显?……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却便似弯箭乍离弦。”①(第一本第一折)
这里把九曲黄河写得何等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剧作中也有绮丽流畅的小词：“[中吕][粉蝶儿]风静帘闲，
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扉摇响双环。绎台高，金荷小，银镇犹灿。比及将暖帐轻弹，先揭起这梅红罗软帘偷看。”(第三本第二折)
这里洋溢着美好幽深的诗一殷的气氛。
但剧中写惠明和尚的唱词却是另一种慷慨激昂的“金刚怒目”式，请看剧本第二本《楔子》：
[正官][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仟》，风了僧伽帽，袒下我这偏衫。杀人心逗起英雄胆，两只手将乌龙尾钢椽昝。
[收尾]恁与我助威风擂几声鼓，仗佛力呐一声喊。绣旗下遥见英雄俺，我教那半万贼兵唬破胆。
这是高亢激越，掷地有声的英雄誓词。
剧本中也不乏幽默解颐的话辞，请看《拷红》一折(第四本第二折)中一段唱：
[鬼三台]夜坐时停了针绣，共姐姐闲穷究，说张生哥哥病久，咱两个背著夫人向书房问候。
(夫人云)问候呵，他说甚么?
(红云)他说来，道‘老夫人事已休，将恩变为仇，著小生半途喜变作忧’。他道‘红娘你且先行，教小姐权时落后’。
(夫人云)他是个女孩儿家，著她落后怎么?
(红唱) [秃厮儿]我则道神针法灸，谁承望燕侣莺俦。他两个经今月余则是一处宿，何须你一一问缘由?
这一段的曲白是十分精彩的，尤其是红娘十分俏皮的“供词”，逼真地表现了红娘的绝顶聪明和老夫人的无奈，具有很好的喜剧效果。
上面所举数例可使我们对《西厢记》语言艺术的丰富性略见一斑。《西厢记》在对环境气氛的描写和对人物性格性情的刻划方面则使我们对其语言艺术的丰富性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剧作对环境气氛的描写是为衬托人物活动服务的，剧本为一部崔张爱情诗剧，剧作者描摹环境，突出诗情画意，结合人物活动，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堪称生花妙笔。剧中展开情节冲突的环境为僧舍普救寺，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将普救寺理想化地写成一个“幽雅清爽”，饶有诗意的胜境，请看：“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云汉”。“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在这里，经常佛殿上阴森肃穆的气氛，罗列森严的罗汉菩萨、烧香的婆子俗客，以及念经的和尚，一概略而木写，而只写了相近青霄的琉璃殿、幽静的僧房以及青色的苔、红色的落花，使男女主人公在这样充满诗意的环境中展开一段千古称颂的风流佳话。下面再看第三本第二折写莺莺的闺房是“风静帘闲，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 扉摇响双环。绛台高，金荷小，银钉犹灿”。这里通过描绘莺莺的闺房，创造了一种幽深闲静，香气弥漫的美好氛围，这与茸茸举止娴静、深沉含蓄而又感情丰富的性格是相吻合的。即使在剧中个别情节有悲苦性质的场面里，作者的描写依然笼罩着诗般的气氛。比如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其语言是借助古典诗词描写离愁别绪的特有表现手法来加以渲染的，是以那种诗意的浅浅哀愁和无奈的色调来表现主人公离别时的悲苦的。
在刻划人物性格感情方面，作者善于驾驭语言的天才得到古今读者又一首肯。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剧中有关描写人物的语言，便会感到人物的至情至性(或典型性格)无不一一凸现，令人有其声如其口出以至呼之欲出的感觉。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戏剧不同于小说或其他文艺形式，后者常常采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故事，但戏剧则必须通过剧中各种人物不同的声口说话，以性格化的语言来刻划人物，《西厢记》在这方面堪称典范。
请看第二本第一折，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欲掳获莺莺做压寨夫人，众人慌作一团计无所出。莺莺则提出著名的“五便三计”：第一计献身于贼，第二计献尸于贼，老夫人皆认为不可，于是有第三计：“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妖氛，例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老夫人认为此计较可，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陷于贼中。此时，好一个张生，在众目注视下出场了：“(末鼓掌上云)我有退兵之策，何不问我!”这一句“何不问我!”有力地表现了张秀才的才智胆识，使人感到这位痴情的书生并不是无能的懦夫，而是临危不惧的勇士。由此，张生在众僧人和莺莺、红娘的心中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
应当说，在《西厢记》中，这种即景生情而又贴合人物个性的语言是很多的。请再看第三本《楔子》的开头——
莺莺： “自那夜听琴后，闻说张生有病，我如今著红娘去书院里，看他说甚么?”(唤红娘)
红娘：“姐姐唤我，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
莺莺：“这般身子不快啊，你怎么不来看我?”
红娘：“你想张……”
莺莺：“张甚么?”
红娘：“我张著姐姐哩。”
这数句对白不外是 莺莺打发红娘去探望张生，但人物语言声口，见性见情。 莺莺身子不快、实有心病，她却先责怪红娘不来看望自己，红娘对小姐的心病了如指掌，因此快人快语，语刚出口，又觉得过于直率，怕小姐难以下台，一句话只说了半句就顿住：“你想张……” 莺莺对“张”字当然敏感，立即追问，红娘急切间改口：“我张(望)著姐姐哩。”足见红娘聪明狡黠，善于应对。这段对白固然表现了 莺莺红娘间亲密的主仆关系。但莺莺说的话自是莺莺身份，话语闪烁不定，不易捉摸。红娘虽是下人，却机警有谋，惹人喜爱。《西厢记》中这样精彩的性格化的语言对白是不胜枚举的。通过语言对白刻划人物性格，是《西厢记》语言艺术的一个特点。
《西厢记》语言的丰富性还表现在作品对民间俗语的吸收运用。当然，这也是为刻划各种人物不同性格服务的。纵观全剧，剧作者对文化修养高的人物如张生、莺莺多用文雅的语言，而对于文化修养较低，性格粗豪或爽朗泼辣的人物，如惠明和尚、红娘则多用口语俗语。请看第二本《楔子》惠明和尚出场所唱：[滚绣球]非是我贪，不是我敢，知他怎生唤做打参，大踏步直杀出虎窟龙潭。……
[耍孩儿]我从来驳驳劣劣，世不曾忑忑忐忐，打熬成不厌天生敢。我从来斩钉截铁常居一，不似怎惹草拈花没掂三。……
上述曲子中有口语： “打参”、 “驳驳劣劣”、 “忑忑忐忐”、 “天生敢”、“没拈三”，成语则有“虎窟龙潭”、“斩钉截铁”、“惹草拈花”等，通过这些口语成语的运用，刻划了惠明和尚天不怕地不怕的粗豪性格。
又请看剧作第四本第二折《拷红》有些曲子：“[越调][斗鹌鹑]则着你夜去明来，倒有个天长地久；不争你握雨携云，常使我提心在口。则合带月披星，谁着你停眠整宿?老夫人心数多，性情馅，使不着我巧语花言，将没做有。”
上述曲子中出现好些成语，如：“天长地久”、“提心在口”、“带月披星”、“巧语花言”；还有当时的民间口语俗语，如：“心数多”、“性情 ”、“将没做有”等，是从红娘的口中道出的。这些很好地表现了红娘热情泼辣，聪明机敏的性格。这些成语口语俗语在曲辞中的穿插运用，既生动传神地刻划了人物性格，又使曲子通俗易懂并且琅琅上口，使全剧达到华美与通俗的和谐统一。《西厢记》作者善于学习并成功地运用民间俗谚口语，是使这部剧作语言丰富多彩脍炙人口的其中一个因素。
二、《西厢记》语言艺术的文采性
古典戏曲发展到元代，可以说是迈上了一个高峰，唐诗宋词元曲，世人皆言，说明元曲与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代表一个朝代的珍品，这与其语言艺术的成就是分不开的。元杂剧分为本色派、文采派两派。本色派以朴素无华，自然流畅为语言特色；文采派则以词句华丽、文采璀灿为特点，并十分注意修饰词语，有很好的修辞技巧。关汉卿是本色派的语言大师，王实甫则为文采派的杰出代表，其代表作《西厢记》堪称文采派的典范。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其文辞之华丽、故事之曲折、文笔之细腻、人物之传神均属一流。“文辞华丽”是《西厢记》语言艺术的特色，这种语言特色是形成剧本“花间美人”风格的重[赚煞]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
意惹人情牵。
“临去秋波那一转”乃曲中之眼，美而传神。
第三本第二折，又通过红娘之口正面写了驾营：
[醉春风]则见他钗蝉玉横斜，髻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
t普天乐]晚妆残，乌云彩掸，轻匀了粉脸，乱挽起云鬟。将简贴儿拈，把妆盒儿按，开折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
这折唱词以秀美的艺术语言刻出莺莺外表懒散娴静，内心却对张生病情消息的焦虑和等待以及见到简帖后的喜悦心情。可见剧本写人与状物一样，其语言同样不乏华美秀丽的特色，保持着“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这在写剧中其他人物，如张生、红娘、老夫人、惠明和尚等时也随处可见。倘若没有语言上这种五彩缤纷的娟丽姿采，“花间美人”就要黯然失色。下面再请看《西厢记》中的几组名句(诗)，我们对“花间美人”的灿然文采就更能领略了。
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第二本第一折)
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第四本第三折)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第三本第二折)
以上这些绝妙好词，在《西厢记》里面俯拾皆是，真是美不胜收。这里无庸再一一例举。正是这些“词句警人，余香满口”的艺术化语言，使《西厢记》处处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气氛，成为一部百代称誉的诗剧。
说到诗与词，若数词句华美、文采璀灿莫过唐诗宋词。《西厢记》剧作者的成功之处是吸收了唐诗宋词的精美语言，使剧作语言更富于文采性。如第一本第一折张生的唱词：“[天下乐]只疑是银河落九天。”便是化用唐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又如第二本第一折营茸的唱词：“[混江龙]……隔花阴人远天涯近。”则是化用宋女词人朱淑真词《生查子》句：“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又如第一本第四折张生唱词：“[鸳鸯煞]有心争似无心好，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里化用宋苏东坡词《蝶恋花》中句：“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还可以举出更多这样的例子。显然，剧作者
对唐诗宋词的喜爱，使他不仅乐于在剧作中采用诗词情景交融的艺术表现手法，而且乐于化用这些诗词当中的经典名句，使之贴合剧中的人物，感情及环境，从而使这部剧作亦增添了五彩缤纷的璀灿文采。
《西厢记》的文采性在语词优美、娟丽动人方面确是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这部剧作的文采性，也表现在其包含有丰富的修辞技巧，因而剧作的语言修饰达到美轮美奂的境界。据《中国戏曲通史》(张庚、郭汉城主编)统计，全剧运用的修辞手法达34种之多。这里只举出一种修辞格——“复迭格”中迭字词的运用，如剧中第四本第四折“[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刺刺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这里“绿依依”、“静悄悄”、“疏刺刺”、“昏惨惨”等迭字词的运用对加强语言的表现力、增强环境的渲染起了很大的作用。再看剧中第一本第三折，作者是如何传神地运用迭字词来表现张生的动作与心情的：
[越调] [斗鹌鹑]……侧着耳朵儿听，蹑着脚步儿行；悄悄其其，潜潜等等。
[紫花儿序]等待那齐齐整整、袅袅婷婷、姐姐莺莺。
“悄悄冥冥”等迭字词，形象生动，恰到好处地写出张生对莺莺的爱慕及主人公初恋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剧中类似这种精妙的迭字词还有许多，这类迭字词的巧妙运用使作品写影写情述事皆臻妙境。其他的还有三十余种的修辞技巧就不一一例举了。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②正是这些有丰富修辞技巧的曲词，才使人感到《西厢记》这部剧作语言的精美。从这一角度来看，《西厢记》语言的文采性是作者精雕细刻的结果。必须指出的是，《西厢记》文采璀灿的语言特色，绝不是形式主义的堆砌词藻，雕琢造作，使人晦涩费解。全剧语言华美秀丽而流畅自然，达到“清水出英蓉，天然去雕饰”③的境界，这是同时代以及其他著名戏曲作者所不能企及的。
还必须指出， 《西厢记》是有着严格韵律限制的戏曲作品，要在一定的规矩内作出切合人物环境戏情又合乎韵律的精美曲辞，绝非易事，比如第一本第三折中张生唱：“[么篇]我忽听、一声、猛惊，元来是扑刺刺宿鸟飞腾，颠巍巍花梢弄影，乱纷纷落红满径。”第二本第四折中莺莺所唱： “……本宫、始终、不同。又不是《清夜闻钟》，又不是《黄鹤醉翁》，又不是《泣麟》、《悲凤》”。六字中三押韵，极不易制作，剧作者填写得既合韵律，又拟声写情，精美绝妙，确非大手笔不可。明朝何良俊所写的《四友斋丛说》认为“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词之雄”，然哉斯言。
三、结语
《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的一部杰作，它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精妙的艺术风格使这部作品七百年来一直雄踞“一流”的宝座。作品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的语言艺术，可以这样说，运用什么样的语言，作品就具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无与伦比的，它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吸取了这些古典诗词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经过提炼加工，博取众长，从而形成自身华美秀丽的语言艺术特色。所以《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既丰富多彩，又极有文采风华，两者完美结合，而且通俗、合律、自然流畅，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①见《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西厢记》第7—8页，王实甫撰，张燕瑾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下文引《西厢记》均见此书。
②[宋]朱烹《观书有感》诗句，见(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7页。
③[唐]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灾培良宰》诗句，《全唐诗》170卷，第1752页。
3. 王实甫《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形象赏析是什么
《西厢记》不过是一落难书生遇见贵族千金的老套故事，但王实甫的处理方式实在与众不同。莺莺想爱而不敢爱，不敢爱却不由得不爱;她内心的强烈要求逐步压倒、战胜外部的压抑、传统的禁锢和心理的樊笼的全过程的描写实在精彩。一个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激情的相国千金的形象就深深的进入读者的视野里。
莺莺作为相国家的小姐，出身高贵，身世显赫，她“针指女工，诗词歌赋，无不通晓”，深受封建礼教文化的熏染是必然的。她的家庭出身要求她一切行动都必须合乎规矩礼法。
当其父病殂后，家族势力下降，十九岁的莺莺本就是一个冰雪聪明的人，她一定深谙人情冷暖，知道人世炎凉，所以自己也会要求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大家闺秀的风范，以安慰孤苦伶仃的老母亲。
她和张生的爱情在老夫人赖婚前都是秘密进行，“发乎情，止于礼”，所以当老夫人赖婚时她只能暗地里垂泪、埋怨，尽管她很不满这个现状。所以她才会有闹简、赖简的反复多变，“假心假性”。
崔莺莺和张生长亭送别，她明知老夫人的许诺未必可靠，但仍怀着一丝希望，希望张生取得功名后回来完婚，使他们的婚姻尽量“合法”地达到目的。
她这个宁肯牺牲自己来保全家庭和寺庙的善良女子所表现出的非凡魄力和勇气，也正是埋藏在其温驯矜持外表下的魄力和勇气才使她和张生的爱情得以产生、发展以至最后的共效于飞。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又称"北西厢"，元代中国戏曲剧本，王实甫撰。书中的男女主角是张君瑞和崔莺莺。
《西厢记》中无不体现出素朴之美、追求自由的思想，它的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
在经典古代名著《红楼梦》中，也提到过此书。
4. 王实甫《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形象赏析
王实甫写莺莺追求的只是爱情。她对张生的爱，纯洁透明，没有一丝杂质。当张生被迫上京考试，她悔恨的是“蜗角虚名，蝇头小利，拆鸳鸯两下里”；长亭送别，她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给张生最郑重的叮咛是：“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担心的是张生不像她那样爱得专一，一再提醒他“若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总之，在她的心中，“情”始终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至于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这样的思想，既不同于《西厢记诸宫调》里的莺莺，也不同于元杂剧中许许多多追求夫荣妻贵的闺秀，她是一个赤诚追求爱情，大胆反抗封建传统的女性形象。然而，强烈追求爱情只是莺莺性格的一个方面。莺莺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加上对红娘有所顾忌，因此，她的性格显得热情而又冷静，聪明而涉狡狯。例如她看见红娘送来张生的“简帖儿”，勃然变然，“厌的早扢皱了黛眉，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呵改变了朱颜”，还声称要拿简帖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她装腔作势要红娘传言责备张生，“着他下将休是这般”，其实传去的却是私约张生相会的情诗。等到张生到后花园去赴约，她以忽然变卦，正儿八经地把张生数落一番。这种种表现，把张生弄得七颠八倒，连红娘也昏头转向。当观众看到莺莺“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看到她有时一本正经，有时黠谲多端，有时又扭捏尴尬时，都会哑然失笑。在作品中，王实甫让莺莺的形象具有两种不同的内心节奏，展示出她对爱情的追求，既是急急切切，又是忐忐忑忑。内心节奏的不协调，是导致她行为举止引人发笑的喜剧因素。
5. 西厢记，长亭送别中对场景的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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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后人共赏《长亭送别》
前人评点
世传实甫作《西厢》至“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构思甚苦，思渴，扑地遂死。
(梁廷楠《曲话》)
“青山隔送行”，言生已转过山坡也“疏林不做荚”，言生出疏林之外也；“淡烟暮霭相遮蔽”，在烟霞中也；“其“风中”、“烟草”四句，非复写[端正好]中语，乃是特写双文(莺莺)眼中曾未见坐于如是之地也。[端正好]是写别景，此是写坐景也。
(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夕阳古道无人语”，悲己独立也；“禾黍秋风听马嘶”，不见所欢，但闻马嘶也；“为什么懒上车儿内”，言己宜归不宜归也；“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生已过前山，适因残照而见其扬鞭也。
《闵遇五六幻西厢记五剧笺疑》)
天地间最动人归思者，莫如山色，而最慰人悬望者，莫如残照。何别?天涯游子，触景增怀。对青山之无恙，久客而悲他乡，睹落日之无多，长策而归故里。人情往往然也，未有伤心特甚如今。
（陈维崧《才子西厢醉心篇》)
今人鉴赏
“长亭送别”并没有曲折复杂的戏剧情节，其艺术魅力主要来自对人物心灵的深刻探索和真实描摹。作者将艺术触角伸展到处于“长亭送别”这一特定时空交叉点上的莺莺的心灵深处，细腻而多层次地展示了“此恨谁知”的复杂心理内涵——交织着对“前暮私情，昨夜成亲，今日别离”的亲人的百般依恋，对即将来临的“南北东西万里程”的别离的无限悲戚，对逼求“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而“强拆鸳鸯在两下里”的做法的深深怨恨，对当时司空见惯的身荣弃妻爱情悲剧的不尽忧虑。同时，也深刻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一复杂心理内涵的纯净的灵魂荚。莺莺在送别张生时的依恋、痛苦、怨恨、忧虑，都是与她荚I好的爱情理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对张生的爱，是相互倾慕的产物，丝毫没有掺杂进世俗的考虑和利害的打算。在她看来，“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所追求的是纯真专一、天长地久的爱情幸福，而不是封建的“家世利益”。总之，作者不仅写出了物心灵中颤动着的爱情旋律，而且写出了激荡着巨大情感潮汐的人物心灵。
(蒋星煜主编《元曲鉴赏辞典》)
“长亭送别”的曲文在《西厢记》中颇具代表性，既有丽藻，又有白描，既有对前代诗词的借鉴、化用，又有对民间口语的吸收、提炼，在总的风格上，不仅构成了协调的色彩，而且形成了通晓流畅与秀丽华美相统一的特色。论者有《西厢记》是诗剧之说。“长亭送别”是全剧诗意最浓的部分，它在情节上没有多少进展，也没有戏剧矛盾的激烈转化，只是以抒情诗的语言，叙写女主人公的离愁别恨，使全折弥漫着一种淡淡的而又是悠长的衷愁。明代胡应麟把王实甫比作“词曲中思王太白”(见《少宝山房丛》)，这比喻曾引出后人异议，但如果把它理解成是对王实甫的诗胆才气的赞誉,那么，胡氏确是有识见有眼力的。
(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
6. 西厢记 文体，赏析，背景
文体：元曲（元杂剧）
背景及赏析：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背景材料
一、《西厢记》作品年代概况：
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最早成于元代成宗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最晚成于元代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如按最晚的时间算，2007年是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诞生700年。（王季思、黄天骥《四大名剧》岳麓出版社）
二、王实甫生平概况：
《西厢记》作者王实甫为北京人，“名德信，大都人”。（钟嗣成《录鬼簿》）王实甫准确出生年月已不可考，但略晚于关汉卿的观点得到史学界承认。
三、《西厢记》的演变：
《西厢记》的文学源头为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形成最早为唐德宗贞元末年（约公元802年至804年），距今大约1200年。《莺莺传》并不是唐传奇中最优秀的作品，但却是影响最大的作品。有“今世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指崔张故事）以为美谈”之说。《莺莺传》中的基本矛盾是张生与莺莺的矛盾，是爱情与负心的矛盾，结局是悲剧性的。
金代(公元1189年至1208年)，出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史称“董西厢”。在“董西厢”中，人物基本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张生与莺莺共同追求爱情幸福而与封建家长之间的矛盾，成为爱情与礼教的矛盾，结局是喜剧性的，“董西厢”用崔、张二人共同追求幸福爱情的动人故事，取代了《莺莺传》“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
到了元代，《西厢记》终于定型，主题逐渐从一个“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发展成“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爱情理想宣言，形式上也从说唱文学过渡到元杂剧。
王实甫的《西厢记》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个性化；艺术上更加精美成熟，；结构严谨完整，情节起伏跌宕不落窠臼；心理描写与人物性格、戏剧情节紧密相关；语言华美、富有个性化。王实甫以赞扬的笔调，细腻的笔触，充分描写了莺莺和张生作为初恋的少男少女的真实而强烈的感情，而不再认为这是一种罪过，也不再考虑是否会误国误身。简而言之，杂剧中的莺莺，不再是妖孽、不再是尤物，而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的寻求爱情幸福的纯情少女。作者对爱情给予了的高度肯定，对人的正常的权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王实甫的《西厢记》打破了传统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格局，学习南戏的体制，首创性地以五本二十折(或作二十一折)的宏大篇幅，来给以足够的表现；又打破全戏由一角唱到底的体制，让张生、莺莺、红娘甚至配角惠明都唱，一出之中也灵活转换唱的角色，用丰富变化的手段来表现丰富变化的内容。
现在通行的《西厢记》刊本以暖红室复刻凌梦初本为底本，并以王骥德、金圣叹、毛西河、刘龙田、何璧、张深之诸本以及《雍熙乐府》参校。校点时，参用了《集评校注西厢记》（王季思校注，张人和集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和《西厢记新注》（张燕瑾、弥松颐校注）的研究成果。
四、《西厢记》的历史评价：
“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贾仲明《凌波仙》）。
“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明：王世贞《曲藻》）。
“读《西厢记》，必焚香读之；必对花读之；必与美人并坐读之；必与道人对坐读之”（金圣叹）。
“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明朱权《太和正音谱》）。
“古戏必以《西厢》称首”（明王骥德《曲律·杂论三十九》）。
“《西厢》无所不工，《西厢》之妙，以神以韵”（明王骥德《新注古本西厢记附评语》）。
“令前无作者，后掩来哲，遂擅千古绝调”（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序》）。
“吾于古曲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惟《西厢》能之”（清初李渔《闲情偶寄》）。
《西厢记》评本数量之多和评论的名家之多，皆遥遥领先于其它戏曲、文学名著，不仅在中国文艺史上而且在世界文艺史上也是罕有伦比的。
《西厢记》在明清两代有著名的徐士范、李卓吾、徐文长、王凤洲、沈璟、汤显祖、王骥德、陈继儒、徐奋鹏、凌豫初、闵遇五、金圣叹、毛西河、周昂等十数家评本，荟萃明清一流文艺理论家，并多有理论建树，尤其如金批《西厢》，乃代表中国评点文学的高峰著作之一，与金批《水浒》同为后世之楷模，直接启示了毛声山《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毛宗岗《三国演义》评点本、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本、《聊斋志异》诸种评点本和《红楼梦》脂砚斋评点本及哈斯宝译评本、三家评本等一系列评论和理论名著的产生，对明清两代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影响巨大而深远。
《西厢记》在世界文学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也渐得各国研究家的正确评价。如俄国柯尔施主编、瓦西里耶夫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说：“单就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即使在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
日本河竹登志夫的《戏剧概论》将《西厢记》和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印度迦梨陀娑《沙恭达罗》并列为世界古典三大名剧，则从更广阔的世界戏剧史的高度，给《西厢记》以精当的评价。
五、《西厢记》的社会影响：
《西厢记》是中国戏剧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周锡山《西厢记》新论）2001年12月吉林出版社出版）。
《西厢记》是中国戏剧史上最重要的爱情剧目之一，是“四大爱情戏之首”（另三部是《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艺术上的异常精美成熟，而且还在于它体现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内涵。郭沫若说：“《西厢记》是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的而且普遍的生命。”（《郭沫若全集》15卷）
在中国戏曲史上，有些戏曲名著，并不一定是文学名著，而《西厢记》既是戏曲名著，又是文学名著。“如果有人问，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剧作是哪几部？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应是《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王季思《四大名剧》，岳麓书社1992年第1版）
《西厢记》是元代戏剧中的最高成就，是中国第一部才子佳人的作品，是中国第一部舞台喜剧。
元代，关汉卿和王实甫被誉为元代的双子星座，若以单个作家论，关汉卿最富开创性，有奠基意义，贡献卓著；若是以单部作品论，《西厢记》是元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被金圣叹称为“第六才子书”，金批本大约完成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它与金批《水浒》（称为“第五才子书”）一样，在清一代颇负盛名，妇孺皆耳熟能详，成为《西厢记》诸版本中流传最广，翻印最多的一种。
金批《西厢记》，把它等同于《离骚》《史记》《杜诗》等儒家经典，把它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去评价，这在当时，没有一定的胆识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西厢记》中的张生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第一位“知识分子”；崔莺莺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第一位“怀春少女”；尤其红娘则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第一位登上文学殿堂的“草根”。在中国文学的人物形象中，有两个人是家喻户晓，一个是“孙悟空”，另一个就是《西厢记》中的“红娘”。
《西厢记》的社会影响巨大，它的艺术生命力和舞台生命力特别强。无论是古老剧种、新兴剧种、大剧种、小剧种皆有本戏或折戏被搬上舞台。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承中，有“先西厢，后牡丹，再红楼”之说。“《西厢记》描写的知音互赏式的爱情模式为中国和世界文艺发展史所作出的巨大的首创性的杰出贡献，并引领《牡丹亭》《红楼梦》等取得领先性的杰出艺术成就”。《牡丹亭》是《西厢记》出现三百年之后才出现的，而《红楼梦》则更晚。《红楼梦》中借鉴了大量《西厢记》的描写手法，故有“第二西厢”之说，为此，《西厢记》和《红楼梦》则被誉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无与伦比的“双璧之作”（赵景深《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其文学艺术价值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无人出其左右。
“其实《西厢记》不仅仅是一部元杂剧，它可以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一个非常独特的切入点——从这里进去，唐传奇、唐诗、宋词、元杂剧，一气贯穿。元杂剧中取材于唐传奇的当然还有，但是崔莺莺的故事太迷人了，从这个故事中获取资源的创作活动持续了好几百年。更何况《西厢记》文辞之高华优美，几乎登峰造极。”（江晓原：迷恋《西厢记》）
六、《西厢记》历史上在海外的影响：
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是目前被译成外文最多的中国戏
曲名著。自1872年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被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以来，至今已有120多年。目前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已有英、法 、德、意、拉丁、俄、日、朝、越等文种的译本。在日本，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译成日文竟有8 种版本。
《西厢记》是最早在西方国家公映的中国影片。1927年由黎民伟的民新公司根据王实甫元杂剧改编出品拍摄，由侯曜执导的古装无声片《西厢记》是目前留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古装电影。1928年夏天，该片在巴黎公映。
1940年上海国华影业公司再次把《西厢记》搬上电影银幕，由当时的著名电影演员周旋扮演崔莺莺。
《西厢记》赏析
【作品简介】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大都（今北京市）人。他一生写作了14种剧本，《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是他的代表作。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
历史上，“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戏剧。
【故事起源】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这个故事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
【故事梗概】
前朝崔相国死了，夫人郑氏携小女崔莺莺，送丈夫灵柩回乡，途中因故受阻，暂住河中府普救寺。这崔莺莺年方十九岁，针指女工，诗词书算，无所不能。她父亲在世时，就已将她许配给郑氏的侄儿郑尚书之长子郑恒。
小姐与红娘到殿外玩耍，碰巧遇到书生张珙。张珙本是西洛人，是礼部尚书之子，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他只身一人赴京城赶考，路过此地，忽然想起他的八拜之交杜确就在蒲关，于是住了下来。听状元店里的小二哥说，这里有座普救寺，是则天皇后香火院，景致很美，三教九流，过者无不瞻仰。
这张生见到莺莺容貌俊俏，赞叹道：“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为能多见上几面，便与侍中方丈借宿，他便住进西厢房。
一日，崔老夫人为亡夫做道场，这崔老夫妻人治家很严，道场内外没有一个男子出入，张生硬着头皮溜进去。这时斋供道场都完备好了，该夫人和小姐进香了，以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张生想：“小姐是一女子，尚有报父母之心；小生湖海飘零数年，自父母下世之后，并不曾有一陌纸钱相报。”
张生从和尚那知道莺莺小姐每夜都到花园内烧香。夜深人静，月朗风清，僧众都睡着了，张生来到后花园内，偷看小姐烧香。随即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也随即和了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张生夜夜苦读，感动了小姐崔莺莺，她对张生即生爱慕之情。
叛将孙飞虎听说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颜”。便率领五千人马，将普救寺层层围住，限老夫人三日之内交出莺莺做他的“压寨夫人”，大家束手无策。这崔莺莺倒是位刚烈女子，她宁可死了，也不愿被那贼人抢了去。危急之中夫人声言：“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就将小姐许配给他。”张生的八拜之交杜确，乃武状元，任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镇守蒲关。张生先用缓兵之计，稳住孙飞虎，然后写了一封书信给杜确，让他派兵前来，打退孙飞虎。惠明和尚下山去送信，三日后，杜确的救兵到了，打退孙飞虎。
崔老夫人在酬谢席上以莺莺以许配郑恒为由，让张生与崔莺莺结拜为兄妹，并厚赠金帛，让张生另择佳偶，这使张生和莺莺都很痛苦。看到这些，丫寰红娘安排他们相会。夜晚张生弹琴向莺莺表白自己的相思之苦，莺莺也向张生倾吐爱慕之情。
自那日听琴之后，多日不见莺莺，张生害了相思病，趁红娘探病之机，托她捎信给莺莺，莺莺回信约张生月下相会。夜晚，小姐莺莺在后花园弹琴，张生听到琴声，攀上墙头一看，是莺莺在弹琴。急欲与小姐相见，便翻墙而入，莺莺见他翻墙而入，反怪他行为下流，发警再不见他，致使张生病情愈发严重。莺莺借探病为名，到张生房中与他幽会。
老夫人看莺莺这些日子神情晃惚，言语不清，行为古怪，便怀疑他与张生有越轨行为。于是叫来红娘逼问，红娘无奈，只得如实说来。红娘向老夫人替小姐和张生求情，并说这不是张生、小姐和红娘的罪过，而是老夫人的过错，老夫人不该言而不信，让张生与小姐兄妹相称。
老夫人无奈，告诉张生如果想娶莺莺小姐，必须进京赶考取得功名方可。莺莺小姐在十里长亭摆下筵席为张生送行，她再三叮嘱张生休要“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长亭送别后，张生行至草桥店，梦中与莺莺相会，醒来不胜惆怅。
张生考得状元，写信向莺莺报喜。这时郑恒又一次来到普救寺，捏造谎言说张生已被卫尚书招为东床佳婿。于是崔夫人再次将小姐许给郑恒，并决定择吉日完婚。恰巧成亲之日，张生以河中府尹的身份归来，征西大元帅杜确也来祝贺。真相大白，郑恒羞愧难言，含恨自尽，张生与莺莺终成眷属。
【历史沿革】
唐代以后，这个爱情故事的结局，令许多人感到遗憾和不满，斥责张生为“薄情年少如飞絮”。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将结局改变，宋代以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和汉族同化，封建礼法观念在普通人民中间逐渐淡化，金代出现了董良（一说为董琅）所写的诸宫词《西厢记》，诸宫词是当时的一种说唱艺术，类似现代的评弹，用琵琶和筝伴奏，边说边唱。这本《西厢记》将内容大为增加，加入许多人物和场景，最后结局改为张生和莺莺不顾老夫人之命，双双出走投奔白马将军，由其做主完婚。
元代时王实甫基本根据这部诸宫调将《西厢记》改编成多人演出的戏剧剧本，使故事情节更加紧凑，融合了古典诗词，文学性大大提高，但将结尾改成老夫人妥协，答应其婚事，大团圆结局。这部剧本作者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关汉卿所作，也有人说是关作王续，或王作关续，但认为是王实甫所作的说法比较公认。
【版本历史】
明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刻本、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起凤馆刻本（李贽、王世贞评）、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香雪居刻本（王骥德、徐渭注，沈景评）、明万历间萧腾鸿刻本（陈继儒评）、明天启间乌程凌氏朱墨套印本（凌蒙初校注）、民国五年（1916）贵池刘氏《暖江室汇刻传剧第二种》重刻凌氏本、明崇祯十三年（1640）西陵天章阁刻本（李贽评）、明崇祯间汇锦堂刻本（汤显祖、李贽、徐渭评）、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开明书店排印汲古阁《六十种曲》本。
【所取成就】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剧本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莺莺、张珙、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相关评价】
《西厢记》的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可以说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林黛玉的口，称赞它“曲词警人，余香满口”。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牡丹亭》、《红楼梦》都从它那里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
《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它叙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经红娘的帮助，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几百年来，它曾深深地激励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即使在今天，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象，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认识。
说起《西厢记》，人们一般会想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殊不知，在王实甫之前，金代的董解元也有一部《西厢记》，这两部“西厢”一般被人们称为“王西厢”和“董西厢”。要说到王西厢的成就，就不能不提到董西厢。
崔张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写的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结果是张生遗弃了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这篇小说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宣传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畦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这些诗词，对莺莺的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400年左右的时候，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这就是所谓的“董西厢”。董解元，金代诸宫调作家，名不详，“解元”是金元时代对读书人的敬称。他性格狂放不羁，蔑视礼教，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对当时的民间文学形式如诸宫调非常熟悉，喜欢写诗作曲。其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官调》，是今存诸宫调中惟一的完整作品。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魔，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故事流传和演变】
《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写的传奇文
短篇小说 《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并赋诗二章寄意。
7. 宝黛共读西厢记赏析的背景美,诗词美,情趣美,不少于300字
宝玉一日闲散无聊，便携着一本《西厢记》来到沁芳闸桥边坐着阅读，在这暮春时节，潇湘馆中的林黛玉忽感桃花飘零，恐为污泥所染，便提着花锄到沁芳闸“葬花”，于是，宝玉和黛玉在此相逢，黛玉忽见宝玉手中拿着一 本书，便问是什么书?宝玉见闻．慌得将书藏于身后，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后被黛玉索逼不过，只好将书递出．
黛玉见是《西厢记》，内心喜不自禁，坐在石上翻阅，一会儿就沉浸在戏曲的艺术境界中。当黛玉读完后．机敏的贾宝玉便借《西厢记》中张生所说的两句话“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城倾国貌’，”向她挑情逗爱，倾吐内心的爱慕之情。黛玉因顾及少女的矜持，不觉怒嗔宝玉，说要告诉舅舅，舅母去，后见宝玉向她告饶的窘态，遂又转嗔为喜，也借《西厢记》中红娘所说的话来嘲笑宝玉是“苗而不秀的银样蜡枪头”。
“共读西厢”所展示的宝黛爱情画面是极为优美的，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它却又是宝黛爱情的一首序曲。因为，在宝黛二人进人大观园之前，《红楼梦》对他们的生活场面虽有多处描写，有的甚至也写的极为精彩，诸如十七回的“林黛玉误剪香囊袋”，十八回的“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但即是表现他们二人天真无邪，斗嘴赌气的孩童生活，其中并没有夹杂着任何爱情成份。
而廿三回所写的“共读西厢”却不同，它预告了宝黛表梅竹马的生活已告结束，那充满着理想憧憬的爱情生活正式降临，很明显，紧接着廿三回以后所写的宝黛生活场面，如“情中情因情感妹妹”，“诉肺腑心迷活宝玉”等，无不是他们爱情自身发展中真情流露。
在宝黛二人进入大观园生活伊始，小说就描写了“共读西厢”这场戏，显然是作者的精妙构思。小说在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已初步为我们展示了大观园这个古典园林建筑的面貌。这里山水相依，曲径通幽，雕梁画栋，亭台栏干，有着一种非常优美 和谐、宁静的气氛。正是大观园这种如诗似画的典型环境．才使宝黛在步入大观园生活之初，就迅速地孕育了那种追求精神愉悦，具有较高审美层次的男女爱情。
无疑，大观园这块“沙漠中的绿州”，对催化宝黛爱情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它还使二人的爱情在以后的自身发展中．仿佛经过一层滤化．显得纯洁、美丽、动人．从而震撼了千千万万人的心灵，无庸置疑，“共读西厢”这首优美的爱情序曲，一开始就奏出了一种不同凡响的音调，它所呈现的宝黛爱情的审美意向是显而易见的。
8. 赏析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
《西厢记》一共五本。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写崔、张爱情的开始。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写崔、张爱情逐渐成熟。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写莺莺、张生，红娘内部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展示了他们的性格。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写崔、张和红娘和老夫人的第二次正面冲突，是全剧的高潮。莺莺终于冲开了心灵深处的封建礼教的堤坝，迈出了与张生结合的决定性一步。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写矛盾的最终解决。
《长亭送别》是《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这一折是塑造莺莺形象的重场戏之一。
先看【正宫】【端正好】这支曲子：“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通过莺莺对暮秋郊外景色的感受，生动地渲染了特定的环境气氛，表现了人物内心深处痛苦压抑的感情。但作者没有直接说愁、道恨，只是借景物来抒发。这支曲子的前四句选了最能表现秋天季节特征的景物：天、地、风、雁、林、叶、花等多种自然形态来形容剧中人物的内心情感。蓝天白云、萎缩的黄花、南飞的大雁、如丹的枫叶，它们在这凄紧的西风中融成一体，构成了辽阔萧瑟令人黯然神伤的境界。用大自然的哀景，形容—对恋人离别时的哀情，处处是秋，声声是愁，触景生情，无不使人愁上加愁。这正是“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两句，采用了设问自答的形式，使得客观景色带上了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枫叶经霜自红，作为自然现象来说，它本来无所谓悲还是喜，但在不同人的眼里，常常会因自己的境遇不同、心情不同而染上不同的感情色彩。如杜牧的《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彼时彼地杜牧的眼里，那经霜的枫叶是生机勃勃，比春天的鲜花更红更可爱，在字里行间跃动着喜悦的、乐观的情绪。在毛泽东的眼里则是“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在战士眼中则是火把与旗帜。但在充满着离愁的莺莺看来则大不相同了，她只觉得枫叶的红色都是由离人的泪水染成的。其中“染”“醉”两个字，极有分量。这个“染”字，把泪水和霜林贯穿起来，使无情的树木带上了感情色彩。它不但把外射的主观感情，化为动态的心理过程，而且使得离别的人们的涟涟泪水，也宛然如见。这个“醉”字，既写出了枫林的色彩，更赋予了在离愁的重压下不能自持的人的情态。透过莺莺的眼睛看去那染红的霜林只能是离人的血泪。这是莺莺对霜林的独特感受，是移情于景。树木变红当然不能用泪染，可在莺莺的心目中，离人的泪水却能把树叶染红。这表现了莺莺因这次离别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泪染霜林醉”已经使情与景融为一体，而“晓”字则与下文“残照”相照应，又隐含着一夜之间离愁别绪尽染层林的意思，使主人公心境显得更为凄切。所以说“染”“醉”二字极有份量。真有握拨一弹，心摇神移的艺术感染力。
这支曲子化用了北宋范仲淹的词【苏暮遮】词句很类似：“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意境却不同。王实甫用碧云密布，黄花满地，西风凄紧，北雁南归的深秋景物组成动态的却又是萎迷的意境，渲染出浓重的离情别绪。这支曲子似宋词又非宋词，关键王实甫在意境上创新了，他用富有特征的景物，把莺莺的离别之情写得逼真、透彻。因此收到了字字见情，景景见情的效果。
另外，我们从透视分析的角度还可作如下分析： 这五句曲词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具体说，它用的是抒情点染法。“总是离人泪”直抒离人之愁、之恨，这就叫“点”，也就是点明了此时莺莺的心情是愁、是恨。而前面四句“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则是写景，不着“愁”字，而是借秋景来渲染、扩散这一愁情，这就叫“染”。上染下点，点染结合，这就造成了沥沥在目，感情蕴藉，意味深长的艺术境界。
其次，这几句选取了蓝天的“云”，萎缩的“黄花”、“红叶”以及西风、归雁五种动态景物，十分典型，不仅是悲秋中最有代表性的景物，而且景物动态中含有比拟意义，与当时莺莺的心境十分吻合。西风紧吹好像觉得有了凉意，使莺莺离愁别绪更加悲凉起来；北雁南飞，是为了归家，而张生此去赴试，恰好离家，使莺莺愁绪扩展；黄花萎缩，落叶纷纷，又好比莺莺的心境由昨夜成亲的兴奋转向今日别离的悲伤，步步下沉。这就叫景寓情泄。虽然写景中没半个情字，但处处都叫人觉得愁情浓得化不开。
再次，西风、云、黄花、红叶、归雁五种景物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西风扫落叶，萎黄花，风送云走、雁飞，将天上、地下的景物用秋风连在一起，景境自然天成，构成一幅完整的动态连贯画图，而画面的每个环节当中，都饱含着无限的愁情别绪，从而达到了寓情于景，而情更浓的艺术氛围。
如果说【端正好】这支曲子，主要采取了寓情于景的手法。接下来的【滚绣球】则是从正面刻画了莺莺的难以离舍的复杂内心世界。写出了莺莺的愁与恨。“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儿长玉骢难系，恨不得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行，车儿快快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归去”，这里指离别，“疾”：快，早。玉骢：青白色的马，这里指张生骑的马。系：系住。不得：不能。倩：这里作“请”、“央求”解释。迍迍：行动迟缓，走得慢的样子。“马儿”两句，是说张生骑马在前走，莺莺乘车在后面跟随。清代毛西河解释说：“马在前，故行慢(要走得慢)；车随后，故走得快(要跟随得快)。”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不欲离也”，就是不想分离，要想挨得近一些。这种解释很准确。破题儿：开头的意思。“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意思是说相思才了。别离又起。“松了金钏”“减了玉肌”都是形容因为忧愁悲伤而消瘦。钏：手镯。
在这支曲子里，作者借助于自然景物、车马、手饰等具体事物，并赋予丰富的联想和夸张，形象地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莺莺此时复杂的内心世界。即将与张生分手了，莺莺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莺莺想到和张生经历了多少曲折、痛苦，才得到结合，不期然刚摆脱了相思之苦，却又马上生生地被迫分离，心中充满怨恨又万般无奈。因此，她多么希望那长长的柳丝能够系住张生的马儿，留住不让他走；她又是多么希望那疏朗的树林能够挂住西沉的夕阳啊，让时间走得慢一些。然而，柳丝难系，斜晖无情，玉骢无知，疏林难挂。这是一种移情于物的表现，怨恨道旁的垂柳不肯系住行人之马，怨恨疏林不能挂住斜晖。既然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痴情的主观意愿，那么，唯一的希望就只能是让张生骑乘的马儿走得再慢一点，自己乘坐的车子跟得更紧一点——使得两情依依的亲人能够靠得更近一点，相随的时间更长一点。但是，分手之处的长亭已经映入眼帘，别离的时刻已经逼近。作者以高度夸张的手法，写人愁得顿时立刻地消瘦下来了，这种悲伤的心情有谁能够理解啊！礼教和爱情的矛盾，在这里表现得多么尖锐呀！金圣叹在评《西厢记》时说：“惊心动魄之句使读者易字失色。”
如果说，以上两支曲子都是莺莺内心独白，把莺莺的怨、恨、依恋反反复复写出，语言由含蓄变为火一样的迸发，曲文颇具元人小令淋漓尽致、直率裸露的特点，那么，接下来由红娘问莺莺“今日怎么不打扮?”引出的第三支曲子【叨叨令】便是人物心灵的直接剖露。红娘的问话触发了莺莺感情的闸门，使她内心的愁绪奔涌而出。“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揾泪做重重迭迭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恓恓惶惶地寄。”“熬熬煎煎”就是熬煎、煎熬。这里形容愁绪难遣，忧心如焚的痛苦感受。靥儿：原指嘴边的酒窝，这里指女子在脸部，额头、腮边那样一种的美容妆饰。则索：是只得的意思。后面“索与我牺牺惶惶的寄”一句中的“索”，是应，要，须的意思。解释略有不同。兀的：是“这”的意思。“兀的”同“不”字连用，则表示反诘的语气，表示“这岂不”“这怎么不”的意思。“也么哥”这是元曲中常用的句末衬字，也有表示语气的作用。“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就是“这怎么不闷杀人啊”。在【叨叨令】曲牌中必反复使用两次。“恓恓惶惶”：匆忙不安的样子，这里作“急忙”，“赶紧”解。
这支曲子先从眼前车马行色牵动愁肠说起，从眼前的车马说到眼下的心情，从相思之苦，说到寄望之深，这沉重别离之情，是无心打扮的原因，回答了红娘的问话。继而又设想今后孤单凄凉的生活情景：在了无情致的昏睡中和涕泪长流的悲愁中苦熬光阴。想到这里，不由得心痛欲碎，发出了“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的无可奈何的悲叹。恨也吧，气也吧，然而，别离已无法挽回，于是，莺莺只得强抑悲痛，寄慰于别后的鱼雁传书。其心情的苦痛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段曲词里，他用了一串排比式的叠字句，每组之中，前句有两个带“儿”化韵的词，后面是双音词的重叠。正如前人所评价的那样“语中重叠二字，正是呜咽其端说不出处。”它层次分明地突现出剧中人物回环往复的浓烈感情，也成功地传达出掩抑泣诉的、像婉然低回的渠水，呜呜咽咽，如泣如诉的声气口吻。
到此为止，以上为“长亭送别”的第一部分。它展现了这卷情景交融的别离图的第一个画面——赴长亭途中。这三支曲子，或寓情于景，或直抒胸臆，它都生动地表现了莺莺被迫接受老夫人提出的条件以后，前往长亭为张生送行时的无可奈何的痛苦压抑的心情。这三支曲子中，前两支写的含蓄、凝重，不但表现了莺莺的文学修养，而且也表现了她在痛苦欲绝之中不失相国小姐端庄个性特征。第三支曲子用了一连串排比句式和重迭词，使语言既秀美又通俗，形象生动而富于动作感，一口气倾泻出积蓄心中的愁闷，真是妙笔生花。
9. 赏析 宝黛共读西厢
宝玉让茗烟从外面弄来了《西厢记》、《牡丹亭》等在当时来说，由其是他不该看版的书。于是权他只能偷偷躲起来看，不期被黛玉看见。如是别人宝玉一定害怕，只有黛玉，是宝玉不怕的，而且还把书给黛玉看，指出书的妙处。黛玉也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吸引了。
这些都充份表现了宝玉和黛玉对爱情的渴望，也表现了他们对世俗礼教的不屑和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