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纱记赏析

Ⅰ 难忘那一缕阳光作文加赏析

难忘那一缕阳光
早晨，鸡鸣打破了宁静，太阳从东方升起，朝阳把一缕朴实温暖的阳光射进我的心房，是我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不过，天再大再宽阔都有风霜雨雪的时候，谁也不能保证，每天都会有充满阳光的时候。可唯独有那么几个人，能够给我充实的阳光，给我无限的温暖，他们就是我的家人。
我们家有5个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对于他们来说，我是他们最珍贵的东西，他们在我身上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他们每天都在忙忙碌碌的为我付出。早上，天还没亮，爷爷奶奶就起来了，他们是不喜欢呆在暖烘烘的被窝里吗，不，我知道，他们一大早起来就是为我做早饭，为我一天的学习贮存营养。他们就是这样每天都这样，寒冬里，我不怕冷，因为他们温暖了我。爸爸也是如此，为了配合我的时间，早早的就起来了，知道我骑车冷，就载我去上学。放学时，他熟悉的身影又出现在校门口，有时，放学时间延后了一会儿，我到五点才出来，他在门口寒风中等了15分钟，要是平时，他绝不会有那么好的耐性，这暗示着什么，只有我深刻的体会到。妈妈起早贪黑的在服装厂里工作，有时，加班还会加到9点，劳累的工作她多次想放弃，但是还是硬留在了那，为了那工资的多少。他们的付出，就像一缕阳光永久的温暖着我，不会消失，只会加温。
记得有一次，我考试考砸了，学校里受到班主任的责骂，心里很是自责愧疚，回到家一想到他们满心期望的面孔，我感觉我快无地自容了。但事实却不是如此，我把那封面鲜红鲜红的成绩册胆怯地交给他们时，心里就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你呀，靠这么差，对得起他们对你的付出吗？”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顿时如奔腾不息的河流，哗啦哗啦直流。他们看完之后，没有说什么，只是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一次考砸了，还好。记住，凡事错了一次就不能错第二次，下次争取就会有好成绩。”我的眼泪一下子停了，原以为他们会狠狠的教训我，可是……这或许是他们的宽容，这也成为了我努力的动力，这让我感觉到了生命中有一缕阳光冲破了荆棘，让我感受到了亲情给予我的温暖。
如果树木得不到阳光的照耀，它或许不会茁壮的成长吧；如果花朵得不到雨露的滋润，它或许不会在百花丛中娇艳的展示自己的美吧；人没有了亲情给予的温暖，或许他永远也不懂得什么是“阳光照进心田的的温暖”吧。家人永远用他们阳光般温暖的爱无私地照耀着我，我会把我阳光般灿烂的成绩回报给他们。

Ⅱ 浣纱记 寄子赏析伍员的穿着，及表演的好坏

Ⅲ 浣纱记的评析

《浣纱记》是明代中、晚期作家梁伯龙的代表作，是以吴越战争为题材的大型传奇作品，是第一次以改革后的昆山腔进行舞台演唱的典型之作。它的影响很大，曾流传海外，在戏曲历史上它与李开先的《宝剑记》、王世贞的《鸣凤记》是代表传奇繁兴的三部著名的政治戏。它打破才子佳人的俗套，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是了解中国古典戏曲的必读名著。
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和《浣纱记》的写作关系十分密切。这是一个由稳定转向动荡的时代，是明王朝由繁兴转向衰亡的关键时刻。从嘉靖时期起已是社会危机四伏了。综观一下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会深化我们对《浣纱记》的认识。文艺总是时代的产物。
嘉靖万历时期，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社会危机四伏，险象丛生，预示这个王朝的历史快要结束了。在南方的沿海有倭寇的骚扰，嘉靖三十二年，滨海千里，同时告警，江苏、浙江尤遭焚掠，这就是在作者身边发生的事。嘉靖二十九年北方鞑靼入侵，多次逼临北京城下，造成王朝的严重威胁；内部宦官与阁臣相互倾轧，吏治腐败至极。勋戚豪强进行大量土地兼并，赋役奇重，民不聊生。在江南地区的手工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早期的启蒙思想以李贽为代表，冲击着封建礼教和理学，这当然不是明王朝的吉兆。大凡一个濒临覆亡的王朝，在它的内部总会有些明智之士较早地察觉灭亡的先兆并较早地发生危机感。于隆庆元年入阁、万历元年任首辅的张居正，就是位胆识才略过人的改革家，他像抢救垂危病人一样地来抢救这个病入膏肓的王朝，改革的强心剂使它维持了十年左右，它的痼疾就恶化得不可收拾了，连张居正自己也在死后被抄了家。
梁伯龙就生活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他听见了时代的丧钟而敲起了警钟，他写出了《浣纱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心情是痛苦的，不仅是他自己报国无门，其中还掺杂着时代的挽情。“试寻往古，伤心全寄词锋。”
时代的脉搏在《浣纱记》中跳动，这不是臆测。他自己完全清楚这是一部感时伤世之作。为避免当政者的猜疑，他在全剧的结尾处特别为自己洗刷嫌疑：“尽道梁郎见识无，反编勾践破姑苏。大明今日归一统，安问当年越与吴。”越是表白作品与现实无关，越是反证作品的强烈现实性。
故事取材于东汉赵晔撰的《吴越春秋》，该剧原来即名《吴越春秋》：“看今古浣纱新记，旧名《吴越春秋》。”系根据史实又参照若干传说写成。
历来的有关记载，总是把重点集中在对伍子胥、西施的评价和考证方面。至于从吴越战争中汲取什么历史教训，则很少提及。如说吴王要为子胥“复仇于楚”，子胥谏曰：“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说苑补》）意在说明子胥伐楚，不是为报私仇。如说西施被沉于江，是为了“报子胥之忠”（《识小录》）。因为传说子胥是被西施谮死的，意在说明女子是祸水。这一传说最早见于《墨子》：“西施之沉，其美也。”因生得美丽而被沉江，这是女子祸水说的最早根据。围绕这一故事，还有溧阳女子投金，渔父渡子胥过江之种种传说。范蠡功成不受和西施扁舟归隐，则是根据杜牧诗“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附会而成（范蠡号鸱夷子皮）。综观这些记载，其共同的着眼点都是落在道德的评价上。《浣纱记》的可贵处在于：作者从宏观的政治高度来涵盖这一规模庞大的历史题材，通过吴越两国的兴衰对比，揭示出封建时代国家兴衰的带有规律性的历史教训。作者站在纵向的历史长河的高度，以政治家的目光来俯瞰国家的兴废之道，探寻其盛衰之因，这是全剧的一个特别值得珍视的突出特点。它突破了明代传奇以生旦为主的狭窄的爱情主题范围和狭窄的题材规模，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罕见的政治戏。在从明初至嘉靖末年沉寂了将近二百年的戏曲历史中，《浣纱记》是一部别开生面的革新之作。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戏曲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来估量和认识它的价值。
这部作品告诉人们，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人物是集一切权力于一身的国君，兴与衰要看他是昏君还是明主。今天看来，在以人治为特征的封建政体中，国家兴亡系于一身是必然的历史现象。更深刻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也总是通过这一权力的顶峰体现的。他可以是昏庸、残暴，也可以是聪睿、开明。他们的善与恶、明与暗，不仅显现为国家兴废之因，而且往往成为王朝命运的吉凶征兆。《浣纱记》的作者采用对比的手法，塑造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国君形象——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在两个榜样的正反辉映中来显示历史的教训。
按照封建制度要求，衡量明主与昏君的尺标，主要看他勤奋还是荒嬉，简朴还是奢侈，骄纵还是谦冲，近忠还是信谗，明法还是滥刑，作者就是按照以上标准来塑造和评价勾践和夫差的。这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让人们去照，主要是让在位的国君去照。
因为“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唐魏征语），所以只要有一条不够标准就足以亡国。而吴王夫差的所作所为，败亡条件十足，明君的标准却一条也不够：他信任奸臣伯嚭，杀忠良伍员和说真话的公孙胜。纵宠西施，大兴土木，胜利使他头脑发昏，“歌舞的歌舞，打围的打围”，骄纵自满，目空一切，“遍江南独我尊，气凌空将湖海吞，看威行四海声名振”，刚结束战争，又要伐齐。越兵已攻破吴国，他还在外面与晋国争当盟主。他和伯嚭之间毫无君臣之礼，两人经常开低劣玩笑，不成样子。总之，作为一个亡国之君的“作料”他是齐备的。饶有趣味的是，作者虽在剧中宣布他的戏与现实无关，但夫差的形象，不禁使人想到明中叶以来，一个个昏庸皇帝的画像。从明英宗以来，历届皇帝都多年不上朝，政事委之太监，他们自己则昏天黑地荒淫迷信，冥顽贪残。“明末之君，多有不识字者”。“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用银数百万两”。“至世祖皇帝登极，始悉除之。明季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饭时不能遍及，日有饿死者，今则宫中不过四五百人而已”（《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王利器著）。这是满清康熙皇帝对明清两朝的奢与俭作出的比较，他曾亲眼见到明季太监，他的话是可靠的。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王朝已经腐烂至极了，拿夫差的亡国作一面历史镜子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明朝的现实如何岌岌可危，这也正是《浣纱记》作者的深心所在。当时身临其境的观众在看《浣纱记》的时候将会引起何种联想?不问可知。
剧中还塑造出一个与吴王夫差完全相反的明君形象——越王勾践。他是作者理想中的明君榜样。他居安思危，忍辱负重，谦恭纳谏，重用贤良。他被拘吴国在石室养马，夫差从姑苏台上远远看见他端坐中间，范蠡和夫人恭立左右，不禁发出感慨说：“彼勾践不过一小国之君，夫人不过一裙钗之女，范蠡不过一草莽之士，当此流离困苦之际，不失君臣夫妇之仪，殊为可怜，殊为可敬。”（十四出《打围》）其实，“不失君臣夫妇之仪”正说明勾践怀有爱国的大志，吴王夫差由于骄满自负，看不出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作者塑造勾践形象意在说明，只要发愤图强，立志不，那么，亡国仍可以复国。这也是一面历史镜子，供明王朝自鉴。由于这是历史的事实，由于这一事实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展露的，还由于这两个形象是在鲜明的艺术对比中相互辉映的，所以作者所揭示的兴亡之因和历史教训，就具有异常的鲜明性和具体性。由此形成强大的艺术说服力。
从作品的人物安排中还透露出作者的另一重要构思，那就是国家兴亡的关键，除皇帝秉“神器之重”，还要看宰相的“调和鼎鼐”，“圣君”必须辅之以“贤相”。越之兴，吴之亡，和范蠡与伯嚭这两个人物大有关系。这又是两个正反相映的人物形象。
吴国的伯嚭，在剧中占的篇幅相当多，他简直就是明代嘉靖时严嵩的画像。作者如此安排颇有深意：严嵩倾害夏言，夺得首辅诬杀刑部员外郎杨继盛，明世宗对他言听计从，揽权纳贿，大肆贪污。当时外患严重，东南有倭寇为患，北有俺答入侵。而严嵩之子严世蕃，竟然私通倭寇。只要我们把伯嚭这一形象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虑，就会体察到严嵩的奸臣行径在伯嚭的形象中得到相当集中的反映，伯嚭陷害伍员，事夫差，私通越国，接受贿赂。这个历史上的伯嚭实际是戏剧化了的严嵩。当时的观众看到这一形象时，不可能不唤起对现实的微妙联想。
剧中与伯嚭相互反衬的形象是范蠡，他是作者理想中的贤相，作者对国家民族的抱负主要是通过这个人物反映出来的。他机智多谋，忠心耿耿，胸怀大志，能屈能伸。凡在危急紧要处，都是他出来设计、应变，化险为夷。越国在濒临灭亡时刻，是他提出忍辱求生、俟机复国的主张。此后的一切都是按照他的计谋施行的，乃至买通伯嚭、劝越王尝粪、挑拨夫差和伍员的关系、进西施迷惑夫差、奉献神木、诱使夫差大兴土木耗费财力等种种亡吴诡计，都是出自他的运筹。他非常机警，就在勾践被赦回国的路上，他还提醒勾践“速宜前行，恐有他变”。吴国就在他设计的圈套中一步步地走向灭亡。难得的是，越王勾践能够识拔人才，对范蠡寄予十足信任，说明他是圣君。而范蠡不仅是智士，而且是忠臣，石室为奴，仍不废君臣之礼，于是圣君贤相，相得益彰。这是作者最高的政治理想境界。这个理想境界不仅和戏中的夫差、伯嚭形成鲜明的反衬，也反衬出明代现实中昏君奸相的丑恶嘴脸。
西施，这一中国美女的典型，是作者重点描写的另一人物。作者超越“女人祸水”的传统观念，赋予她以爱国品质。灭吴之后，她被礼迎返越，受到勾践、越夫人、范蠡、文种的“拜谢”。历史上的美女受到君相们如此隆重的接待，她恐怕是惟一的一个。汉之赵飞燕、陈之张丽华、唐之杨玉环，都是以亡身败家告终的。惟西施不同，虽也有各种传说，但作者择取的是唐代杜牧的说法，与范蠡双双泛舟太湖，不知所终。给了她一个一尘不染、饱含诗意的归宿，反映出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士大夫的“美女祸水”的偏见。
范蠡功成不受，固然是作者追求的一种最高尚的品格境界，最理想的英雄行为，但也隐含地透露作者对于政治倾轧的恐惧和鄙夷，对荣辱兴废瞬息万变的空幻之感。这是明代动荡不安的政局给作者的心理反应。在全剧结尾《泛湖》一出中，作了最逼真的心态写照。他认为勾践这个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其安乐”，“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并看穿了封建帝王们从来都是有事有人、无事无人的，这是他的先机之见：“若少留滞，焉知今日之范蠡，不为昔日之伍胥？”为了远害全身，只有隐遁：“早离了尘凡浊世，空回首骇弩危机。”他怀着满目兴亡之感，飘然远去：“呀！看满目兴亡真惨凄，笑吴是何人越是谁？”一切都是那么空幻无凭：“人生聚散皆如此，莫论兴和废，富贵如浮云，世事如儿戏，唯愿普天下做夫妻都是咱和你。”写的是范蠡，其实是作者的心境写照。激烈动荡的政局，使世间的荣辱兴废，常常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变幻莫测，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牢固，不可预测，知识分子的软弱心理是承担不了这一虎视眈眈的现实的，他们经常想从荣辱的漩涡中脱身，幻想一个安乐的藏身之所。于是一叶扁舟，和理想的情侣五里湖隐去，就成为令人神往的安乐窝了。这就是《泛湖》一出思想的内涵实体。它是明代中叶以来惶惶不可终日的政治现实在作者心里的曲折反应。
《浣纱记》的语言藻丽华美，有比较高的文学价值。这种与“本色派”相反的艺术特征，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自梁伯龙出，始为工丽滥觞。盖其生嘉隆间，正七子雄长之会，词尚华靡”《雨村曲话》，清李调元，此论有一定道理。“七子”的复古文艺思潮当时影响很大，《浣纱》十分讲求词藻的雕镂修饰，缺乏生动，可能是受“七子”影响所致。但应该看到《浣纱》有其生动一面，不是一味模古，也不同于《玉玦》、《玉合》诸戏的堆砌典故——当时称为“涩体”?明徐复祚《曲论》。《浣纱》的文辞华美，并不难懂。华美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风格，是适应特定的生活和戏剧内容而产生的，不应该一律排斥。《浣纱》某些出目，语言优美，形象生动，是古典戏曲的佳作。如《游春》、《送饯》、《打围》、《采莲》、《吴刎》、《泛湖》等，其中有许多曲段，无论在抒发感情、烘染环境、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等方面，都是相当精彩的。《游春》一出，写范蠡欣赏山阴道上景色：
农务村村急，溪流处处斜，迤逦入烟霞，景堪夸，峰峦如画，拼把春衣沽酒，沉醉在山家，唱一声水红花也罗。
景象逼真，历历如画。精雕细刻的文字却无斧痕之迹、自然流畅。春光明媚，山水清幽，读之如临其境。再如《采莲》一出，写西施为吴王唱歌，借采莲歌词，隐隐传出思忆范蠡的愁情：
秋江岸边莲子多，采莲女儿棹船歌，花房莲实齐戢戢，争前竞折歌绿波，恨逢长茎不得藕，断处丝多刺伤手，何时寻伴归去来，水远山长莫回首。
字面上写采莲，内里却寄寓着深沉的相思之苦，情景交融，十分切贴。“恨逢长茎不得藕”，“藕”协“偶”音，意指不能和范蠡结成佳偶，下句“断处丝多刺伤手”，指莲茎折断而丝不断，象征连绵不绝的感情。茎刺伤手，指痛苦的别情。最后两句写她和范蠡相距遥远，不能结伴回乡，唤起无限感慨。写得非常美丽传情。类似的描写在剧中多处可见。所以认为《浣纱记》的语言是堆砌词藻典故，和《玉玦》之类等视，是不确切的。
剧中若干出目对人物、场景的描写是生动形象的，构想是别致的。《寄子》、《飞报》、《同盟》、《吴刎》各出，都很有特色。《寄子》写伍员父子惨别之情，楚楚动人。今天昆曲舞台还经常演出。《吴刎》的表现手法很新颖，写夫差被越兵迫入绝境，心情惊乱。在阳山呼喊被他杀害的公孙胜名字，幕内回声，景象动人。写夫差死前的复杂心理活动，细腻逼真。总体来看，《浣纱记》在艺术上虽未达到第一流水平，但并非僵化雕琢之作，明代人的评价尚欠公允。
结构松散是其主要缺点。“间流冗长”《曲藻》。“梁伯龙?辰鱼作《浣纱记》，无论其关目散缓，无骨无筋，全无收摄……”徐复祚《曲论》这几句评价切中要害。全戏几乎找不到一个高潮，只是按照情节发展铺叙，给人冗长杂乱之感。说明作者面对这一庞大题材，缺乏剪裁结构之力。
《浣纱记》在中国戏曲史上是一部重要剧作，它的重要意义不仅是把文人清唱的昆曲搬上舞台；就剧作本身来讲，也是一部有成就的优秀剧作。它突破了明代传奇以生旦为主的狭窄的爱情题材范围，把具有政治性和现实意义的历史故事引入戏剧，从而扩大了传奇的表现领域。在内容上这一庞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为人们提供有益的教训。艺术上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流派昆山派，有其鲜明特色和代表性，要了解中国戏曲，《浣纱记》不可忽视。

Ⅳ 找艺术鉴赏性文章

《浣纱记》鉴赏
《浣纱记》是明代中、晚期作家梁伯龙的代表作，是以吴越战争为题材的大型传奇作品，是第一次以改革后的昆山腔进行舞台演唱的典型之作。它的影响很大，曾流传海外，在戏曲历史上它与李开先的《宝剑记》、王世贞的《鸣凤记》是代表传奇繁兴的三部著名的政治戏。它打破才子佳人的俗套，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是了解中国古典戏曲的必读名著。
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和《浣纱记》的写作关系十分密切。这是一个由稳定转向动荡的时代，是明王朝由繁兴转向衰亡的关键时刻。从嘉靖时期起已是社会危机四伏了。综观一下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会深化我们对《浣纱记》的认识。文艺总是时代的产物。
嘉靖万历时期，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社会危机四伏，险象丛生，预示这个王朝的历史快要结束了。在南方的沿海有倭寇的骚扰，嘉靖三十二年，滨海千里，同时告警，江苏、浙江尤遭焚掠，这就是在作者身边发生的事。嘉靖二十九年北方鞑靼入侵，多次逼临北京城下，造成王朝的严重威胁；内部宦官与阁臣相互倾轧，吏治腐败至极。勋戚豪强进行大量土地兼并，赋役奇重，民不聊生。在江南地区的手工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早期的启蒙思想以李贽为代表，冲击着封建礼教和理学，这当然不是明王朝的吉兆。大凡一个濒临覆亡的王朝，在它的内部总会有些明智之士较早地察觉灭亡的先兆并较早地发生危机感。于隆庆元年入阁、万历元年任首辅的张居正，就是位胆识才略过人的改革家，他像抢救垂危病人一样地来抢救这个病入膏肓的王朝，改革的强心剂使它维持了十年左右，它的痼疾就恶化得不可收拾了，连张居正自己也在死后被抄了家。
梁伯龙就生活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他听见了时代的丧钟而敲起了警钟，他写出了《浣纱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心情是痛苦的，不仅是他自己报国无门，其中还掺杂着时代的挽情。“试寻往古，伤心全寄词锋。”
时代的脉搏在《浣纱记》中跳动，这不是臆测。他自己完全清楚这是一部感时伤世之作。为避免当政者的猜疑，他在全剧的结尾处特别为自己洗刷嫌疑：“尽道梁郎见识无，反编勾践破姑苏。大明今日归一统，安问当年越与吴。”越是表白作品与现实无关，越是反证作品的强烈现实性。
故事取材于东汉赵晔撰的《吴越春秋》，该剧原来即名《吴越春秋》：“看今古浣纱新记，旧名《吴越春秋》。”系根据史实又参照若干传说写成。
历来的有关记载，总是把重点集中在对伍子胥、西施的评价和考证方面。至于从吴越战争中汲取什么历史教训，则很少提及。如说吴王要为子胥“复仇于楚”，子胥谏曰：“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

Ⅳ 帮我写篇关于 昆曲的赏析吧，两三千字 我是昆曲初学者

昆曲艺术已经有几百年厚重的历史沉淀，它是我国最为古老的有全国影响的剧种之一，有关它的研究、资料和论述，浩如烟海，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不同地区的首批19种文化表现形式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称号，中国昆曲以全票荣列榜首，由此确认了我国昆曲独特的文化特性以及它在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中的特殊价值。

昆曲，原名“昆山腔”或简称“昆腔”，清代以来称为“昆曲”，现今已被称为“昆剧”。“昆山腔”产生于元末明初（十四世纪中叶）江苏昆山一带，时间上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山腔”开始只是民间清曲、小唱。到明嘉靖、嘉庆年间（1522——1572）杰出的戏曲音乐家魏良甫对昆山腔加以改革，使其更加委婉细腻，流利悠远，人称“水磨腔”。

在此之后音乐家、戏剧家梁辰鱼按昆山腔的特点，创作了第一部昆腔传奇《浣纱记》。因此也扩大了昆腔的影响。一些文学人士争用昆腔新声撰写传奇，昆山腔一时名声大噪，到明万历年间昆腔已从“吴中”扩展到江浙各地进而扩展到全国，形成了全国性的剧种，当时称为“官腔”。

从“明-天启”至“清-康熙”末年（1621——1722）这一百余年，昆曲达到鼎盛时期，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这句话就是当时昆曲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真实写照。就是说当时家家户户都爱听、爱唱昆曲。所谓“收拾起”就是昆曲《千钟戮·惨赌》中逃窜在外的建文帝所唱“倾杯玉芙蓉”第一句“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户户[不提防]”中的“不提防”则是《长生殿》传奇的乐工李龟年所唱“弹词”一折中的“一枝花”曲牌第一句“不提防余年值乱离”，讲述的是唐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

昆山腔融北曲、弋阳腔、海盐腔等声腔于一炉，并加以提炼加工，其音乐上的艺术成就是史无前例的。它的音乐被后来京剧以及许多地方剧种，如川剧、湘剧、广东粤剧、桂剧、汉剧、婺剧等吸收消化，更有甚者一些剧种干脆原封不动地搬演昆曲剧目。当然它们的语言，都带着浓郁的乡音，这是地方剧种的最大的特点。由于昆曲在中国戏曲发展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故而有“百戏之母”的美誉。
昆曲的北套

昆曲的剧本主要以传奇的形式出现。如著名的《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以及《荆》、《刘》、《拜》、《杀》，即《荆钗记》、《白兔恰贰ⅰ栋菰录恰贰ⅰ渡惫芳恰返鹊炔皇っ毒佟U庑┐

Ⅵ 《次韵代留别》赏析

《次韵代留别》绛蜡烧残玉斝飞，离歌唱彻万行啼。 他年一舸鸱夷去，应记侬家旧住西。 赏析： 此诗取材于传说西施在吴亡后，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最后携带西施泛舟五湖。因其风流潇洒，脱略名缰利锁，苏轼不免为其所咏诵。前两句写尽残蜡飞斝离歌，接着第三句“他年一舸鸱夷去”写范蠡泛舟五湖事。第四句“应记侬家旧住西”出现迁意就韵的问题。咏西施，但是弄错了西施的姓氏。西施又称西子，也作先施。北宋初乐史编撰的地理学著作《太平寰宇记》说：“施其姓也，是时有东施家、西施家”。据此记载，西施姓施，因为她住在西邻，所以称为西施，至于住在东邻的施姓女子，就遂成为东施了。明人梁辰鱼还据此故事编为传奇《浣纱记》。 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Ⅶ 浣纱记泛湖之南浆水令之空园滴的意思

打字打错了吧？应该是：“吴楚东南坼”。 以下是参考资料：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唐·杜甫《登岳阳楼》 [今译] 吴、楚两地在这里被分割开来。整个天地恰似在湖中日夜浮动。 [赏析] 古代歌咏洞庭湖的名章佳句甚多，杜甫这两句则最负盛名。诗人在岳阳楼上面对“广圆五百里，日月若出没其中”（《水经注》）的洞庭湖，觉得自己的眼界也随着浩淼无际的湖水而扩大了，似乎看到了我国东南方吴楚两地的分界线，又似乎感到日月也都在湖面上飘浮，两句境界阔大，气象宏放，可与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一联媲美。清代诗人王渔洋说它“雄跨今古”，实非过誉。 登岳阳楼 [杜甫]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注释] （1）岳阳楼：在今湖南省岳阳市城西门上，唐开元初张说做岳州刺史时所建，宋时重修。它下临洞庭湖，为登览胜地。（2）洞庭水：即洞庭湖。在今湖南省北部，长江南岸。（3）吴楚：春秋时两个诸侯国名，其领地约在我国东南部，即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一带。坼（che彻）：裂开。（4）乾坤：天地，或指日月。日夜浮：这是形容洞庭湖水浩森无际，波涛汹涌，日夜不停地把天地日月浮动在水面上。《水经·湘水注》：“洞庭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其中。”连上两句，描绘了洞庭湖的壮阔雄伟的气势。（5）亲朋：亲戚、朋友。无一字：没有一点音信。字：文字。这里指书信。（6）老病：年老且又多病。杜甫时年五十七岁，他困居长安时，就已害过肺病，漂泊西南时，又患过风痹，右臂偏硒，左耳已聋，一身都是病痛，出蜀后全家都在水上漂荡着，所以说“老病有孤舟”。有：在。（7）戎马：战马，这里借指战争。代宗大历三年（7689）八月，吐蕃不断侵扰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州（今陕西省县）等地，九月代宗命郭子仪领兵五万屯驻奉天（今陕西省乾县）防卫。（8）凭：倚靠。轩：栏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