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赏析

A. 曹操人物赏析

三国人物评论－曹操

金弦玉翎射苍穹，挟雏龙，慑群雄。与雁同征，铁骑踏春红。汉室江山如残月，观沧海，傲意浓。登上九五至尊的宝座君临天下，是每一个有雄心的政治家一生的渴望，那种“谈笑间人头落地，挥袖间千万人膜拜”的诱惑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抗拒的。
从“许游耕田”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功高震主的丞相最终也没有实现父仪天下。拥兵自强，他完全有实力去废天子而自立，但这个一直让史学家们争议的举措也只是后人遗憾的推测，具体实施，也才到了其子曹丕的时候。究其原因，恐怕要从文化的角度来定论了。在中国历史文学中，曹操也有相当的地位，其自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家，《蒿里行》、《龟虽寿》、《短歌行》等都有很大的价值。既然他对文学有如此深的造诣，那么他就始终摆脱不了那种忌讳被史书记载的羁绊。虽无帝王之名，却有帝王之实，这一举措是否明智，我们很难用对错来作简单的评价，但是从这一点，我们却可以看到曹操在政治上犹豫的一面，这也就注定了他曹氏天下的命运。一生的辛劳，一世的戎马，换来的结果却是驷（司）马分槽（曹），为他人做嫁衣裳。
去过官渡之战的遗址，一千八百多年后的今天，那里已是荒烟蔓草，斜阳照在断壁残垣上的余辉早已映射不出当年的往事。风，在空气中轻轻的滑过，是热的，不知道千百年前，这风是否扬起过群雄逐鹿中原的锦旗；是否传送了千军万马震动天地的呐喊声；也是否见证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不肖说，这场历史闻名的战争更让他坚定了平定天下的信心。
然而赤壁之战的惨败又彻底粉碎了他实现一统的梦想，“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那场噩梦般的大火烧掉的不仅仅是数十年积蓄的力量。他眼中的自信也变成了无奈的迷惘，试想，让任何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积累的资本在刹那间灰飞湮灭，谁，可以承受？华容泥泞的道路上，一辆惊慌的马车，一队毫无秩序的败兵，背负着那轮被金戈铁马映红了的太阳，仓皇北去。
那一役之后，他便退居二线，弄子玩孙。也许他真的老了，曾经那个煮一壶老酒，把天下英雄都付笑谈中的曹操已是明日黄花，即使再临沧海，也是执杖而立，用苍老的声音吟唱“老骥伏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而那“江中斩蛟，云间射雕，席上挥毫”的壮志豪情也如东逝之水，一去不返了。
曹操也是凡人，位高权重的他丢不掉领导者和统治者普遍的特点——猜忌。世界上大海最大，比大海更大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如果他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不杀孔融、不斩杨德祖、不诛华佗，是否他真的能如愿以尝？
岁月只是把这个问号的答案留给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去猜测，但一切的答案都是假设，一切的假设也都只是为这个枭雄唏嘘长叹的徒劳。历史终究是历史，江山多娇，引再多的英雄为之折腰，也没有人可以改变她，更不能左右她。
无数次站在魏遗址的旷野中，注视着那在天边晚霞下盘旋的飞鸟，都想问一声：是否你，也曾经知道那个人，那段历史？

B. 魏晋-曹操《短歌行》的意境是

1、诗意
曹操《短歌行》共二首，其中第一首非常著名。此诗通过宴会的歌唱，以沉稳顿挫的笔调抒写了诗人求贤如渴的思想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2、《短歌行》全诗
其一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其二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修奉贡献，臣节不隆。崇侯谗之，是以拘系。
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
犹奉事殷，论叙其美。齐桓之功，为霸之首。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
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赐与庙胙，命无下拜。
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晋文亦霸，躬奉天王。
受赐圭瓒，秬鬯彤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
威服诸侯，师之所尊。八方闻之，名亚齐桓。
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
3、创作背景
曹操平定了北方割据势力，控制了朝政。他又亲率八十三万大军，直达长江北岸，准备渡江消灭孙权和刘备，进而统一全中国。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气晴朗，风平浪静，曹操下令：“今晚在大船上摆酒设乐，款待众将。”到了晚上，天空的月亮非常明亮，长江宛如横飘的一条素带。再看船上众将，个个锦衣绣袄，好不威风。曹操告诉众将官：我自起兵以来，为国除害，扫平四海，使天下太平。东方人来道谢，曹操非常高兴，先以酒奠长江，随后满饮三大杯。并横槊告诉众将说：我拿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达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在这良辰美景，我作歌，你们跟着和。接着，他唱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C. 钱钟书作品赏析

钱钟书先生以学术和小说誉满天下，于是乎，《围城》、《管锥编》和《谈艺录》的煌煌盛名，掩盖了其散文的光芒——似乎很少有人称钱钟书为散文家了。殊不知，钱钟书的散文，内涵丰富，逻辑缜密，文笔老辣，机趣盎然，嘻笑、讥讽、幽默、夸张拟人、引经据典、类比取譬、小说笔法……俱成文章，文风行云流水，几达于“无技巧”之境，可谓自成一家。在我看来，钱钟书不仅是散文家，而且称得上是20世纪现代白话散文的大家。
【一】
对许多人来说，名字只是用于身份辨识的符号，但对于钱钟书教授来说，“钟书”二字则不啻是他的座右铭，是他矢志不渝的信条，也是他“作家兼学者”形象的真实写照。在旧中国，钱先生“兵罅偷生”，尤其是“重之丧乱，图籍无存”令他深深的叹惋；在“文革”中，“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他提出最不能忍受的只有一条：“没有书”；女儿访英，他也只有一句交代：多买新书。难怪与他鹣鲽相得的夫人杨绛先生曾断言：“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钱先生如此钟情于书，自有他的道理。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有些书，如先秦诸子，特别是孔、孟、老、庄、韩、列，如《左传》、《诗》、《骚》，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魏书》、《南齐书》，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都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基础书、必读书。”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多读书，多比较，多思索，就能有自己的见解。这当然是他的切身体会。钱先生到底读过多少书，碌碌如我辈者实难估计。但是，仅《管锥编》一书的引文已逾万种，杜少陵所谓的“读书破万卷”，钱老所读之书之数想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钱先生坐拥书城，手不释卷，直至“朱墨烂然，方谯周独笑”。然而，他是“读书以极其至”，而非“以读书为其极至”。钱先生说过：“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这部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所以，他在酷嗜古今中外文史哲典籍的同时，从来也未放松对于“人生”这部无字“大书”的阅读。
钱钟书先生少年时，读书的“食肠很大”，无论是诗歌、小说、戏曲、“极俗的书”，还是“精微深奥”的“大部著作”、甚至“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书、网络全书”，他都“甜咸杂进”。这个习惯后来贯彻到学术研究当中，就成为他打通学术壁障的不懈努力。当然，钟书“钟书”到了破万卷之境，则后来无论在小说、散文随笔也好，抑或是在学术论著也罢，“下笔有如神”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二】
钱钟书的散文是典型的学者散文。所谓学者散文，大都具有较强的知识性，主旨不在于表情写景，主要的表现手段也不是抒情、写景或叙事，而是议论、说理和达意。它不是以情感人，而是以理服人，以智启人。钱钟书的散文正是以思想的睿智见长。他好像是把博大的知识海洋融会贯通，浓缩成涓涓清泉和深不可测的一潭清水。杂而博，既是其散文的内容特色，也成其大家风范。读他的散文，你会在表面的驳杂纷繁中，发现其中始终隐现着的智性思辩的光芒和严整有序、滴水不漏的推理的力量，而这一切又是在从容不迫，“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苏东坡语）的行文风格中体现出来的。如数家珍般的知识掌故、信手拈来的名言隽语、爽辣尖刻的类比分析、入木三分的刻画描摹以及让人忍俊不禁而又拍案叫绝的譬喻揶揄，让人大有目不暇接、酣畅淋漓之感。
就数量而言，钱钟书的散文并不多。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散文，主要收在《写在人生边上》，其他散文大多散见于各报纸杂志。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出过两个集子，近几年才又出过一本《钱钟书散文》和《钱钟书杨绛散文》。
钱钟书的散文，常常语出惊人，挟带着先声夺人的力量，使你一旦开读便欲罢不能。如《吃饭》的开头：“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只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了一个转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过，我们仍然把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好比我们研究哲学或艺术，总说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样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真可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仿佛不经意间，絮絮叨叨之际，人生的感悟、素朴而又不乏真知灼识的哲理，便绵绵而来。
钱氏文体中比喻手法的运用固然是意象审美的需要，但更是打通、博综的手法。钱氏的文章，中心意思主流思想脉络是相当清晰的，但他却并非作狭窄的专门论述，所以他的问题手法常常是旁征博引、散漫扯谈、旁敲侧击、比喻类比，这样，文章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如《释文盲》里写道：“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千金小姐。有多少丫头不想学花袭人呢？”自“不幸得很”以下是比喻后的散发式辐射，对喻体加工发挥，这种描写性阐述的宾意已远，揭示的动机是更深入了一步，自然使文体更加立体了。
再者，钱氏散文还运用了讽刺刻薄的小品文笔法。如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的边上》。“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开头一句就留下大埋伏，随你想去。“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末，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抄到这里，我便觉得有些心虚。让读的人心虚，正是小品文的妙处。《论文人》篇的后半段说：“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据说”两字再次出现，似调侃，堪玩味。文章开头说：“文人是可以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份，并不安本分。”欲擒故纵是小品文的章法之一，有点相声里抖包袱的味道。“真的，文人对于自己，有时比旁人对于他还看得轻贱；他只恨自己是个文人，并且不惜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在这个年头，这还算不得识时务的俊杰么？”最后一句有畅快淋漓之势。下面一句仍然是让笔者读来心虚的：“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着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虽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钱钟书式的小刻薄初露端倪。好戏尚在别的文章里呢。《释文盲》篇开头照例是闲扯：“在非文学书里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旧衣服，忽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分内的东西，却有一种意外的喜悦。”文章写到中间，那种叫人叹服的刻薄又出现了：“说来也奇，偏是把文学当做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色盲决不学绘画，文盲却有时谈文学，而且谈得还特别起劲。”
作为卓越的小说家，钱钟书还常常把小说的笔法融入散文，形成了其叙事灵活自如、虚构拟人精妙绝伦的特点。如《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就虚拟了一个温文尔雅、“人性”十足、通情达理的“魔鬼”。每个读者都能从中以文为鉴，照见自己或他人的隐秘世界。这不仅是小说与散文的结合，也是知识与想象的结合。
但钱钟书的学者散文中也常常难免有“掉书袋”的毛病，他不是为知识而知识地炫耀和卖弄，其创作（包括小说）完全可以归入“为人生”的写作之列。正如作者在解释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时说的：“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如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假如人生是一本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了好多空间。”在这里，我们除了看到钱钟书的谦虚外，更能体会到他对人生的态度。
毫无疑问，钱钟书的散文是启人心智的智者的言说，是广泛继承与借鉴中外优秀散文传统、融通中西文化的文化“宁馨儿”。
【三】
“写在人生边上”是值得注意的文体视角。在围城外看围城，在人生边上看人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然而走出了“此山”又如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只看到钱钟书永远高高在上的立场，有些学者颇不满意钱钟书那种高于一切人的审视与幽默的超然态度。其实钱氏一直在努力追求作为一个智者，于是“他只好采用一种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这才能超脱，能在人性的、价值的、文化的最高角度获得一种客观，保有一种比一切人都聪明的灵感的洞察力”（李嘉建语）。他为谁说话呢？他只为一种存在做解释，所以，他成了一个存在主义者，一个以真理和人类价值为阐述对象的智者。
如今，漫步在人生边上的钱先生步出书页边缘，而他的名字便留在了书底留白处。

D. 三国志的赏析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陈寿毕竟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E. 钱钟书的《管锥编》的赏析

《管锥编》简介
《管锥编》是钱锺书（钱钟书）先生生前的一部笔记体的巨著。同他的《谈艺录》、《七缀集》、《槐聚诗存》、《写在人生边上》等不一样，《管锥编》不能被归入任何的学术体例当中。该书范围由先秦迄于唐前，而涉及音韵、训诂、经义、比较文化等多门学科。在本书中，钱先生对《周易》、《毛诗》、《左传》、《史记》、《太平广记》、《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辞》以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古代典籍进行了详尽的缜密的考疏，体现了先生学贯中西的丰厚学养，代表了目前学术界的最高水平。
“管锥”二字，源出《韩诗外传》（“三家诗”之一，即《诗经》）：“譬如以管窥天，以锥刺地——所窥者大，所见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

《管锥编》书评
《管锥编》论题四则
一、遮蔽与澄明
人的认识增长途径之一是阅读。随着阅读量的不断增大，人是逐渐由被遮蔽而走向澄明的。 从这方面来说，钱锺书先生后期的主要著作《管锥编》，是一种澄明的思想呈递。《管锥编》说：有所见必有所蔽；天下之道各分，而原可以合。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独特的生存体验，都有自己的见解，因此形成了世界的方方面面。但是一种独特的视角也可能是它的局限所在。能将各家之道综合的，《管锥编》当无愧是集大成的主要代表。而其它的书，很可能有蔽见。在这方面，管锥是值得推荐的书之一。
二、文化胚胎与根本
现代发展源自近代，近代源自古代，虽然科技突飞猛进，但在人文领域变化不大。《钱钟书散文》中提到这一点。正如成熟的人是由胚胎到婴儿、少年、成年发展过来的一样，社会文化也是如此。相对来说，越是早期的，古代的，也越是根本的。注释古代的典籍，正是探寻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根源性存在。《管锥编》说：察古可以知今，见今可以知古。因此在阐述人类古代各种现象的同时，这种做法的当代文化意义就凸现出来。所谓胚胎，即含有各种发展生长的始基。因此呈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本原，并挑出其中的糟粕，也是《管锥编》对中国的贡献之一。因为现代现象的各种因果追溯，都可以追寻到历史的深处。
三、文字般若
许多发展都是否定之否定的，理论体系也不例外。因为一种理论总有它不足和待发展的地方，并且一种理论常常成为其它理论发展的桎梏。管锥编云：真理中蕴涵着血气。这种观点和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很相近。后现代主义认为“从认识论和意识形态上看，人不可能把握所谓客观的真理。所谓的真理不过是权力的象征和对弱势群体的压迫。”理论同时意味着理障。甚至文字本身就意味着桎梏。但文字还得用，语言还得发展，观念也需要放到广大时空坐标中，和其他相关论点论据进行比较对照，而不应成为僵化偏执的教条。从这方面来说，《管锥编》类似大乘的般若，观照万法而又无所执，只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并打通其它学科的界限，力求达到一种圆融的效果。从钱锺书《谈艺录》对《华严经》的引述和钱锺书对佛典的熟悉程度来看，他对这点是有所知的、有所行的。
四、《管锥编》的体例
《管锥编》注释了中国十部古籍。凡是字句有出入，含义有分歧，源流可考证，值得阐述的亮点和需要评价的地方，钱先生都一一拈出。可以说，这对后来人阅读这十部古籍起了很大帮助。同时为后来人研究其中的问题提供了很多资料和启发。《管锥编》是钱锺书先生的读书心得，注释虽多，但有的地方是借注释而有意阐发对社会的看法和其它书的看法。例如注释“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问题时，指出这是归谬法，并提到孟子好辩，其经常采用归谬法。这就对读者阅读《孟子》有很大帮助。又如在讲到“名由人立，艺由己成”的时候，提到了他对阅读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别有会心”，阐发了一段章学诚对社会某些现象的愤慨，这当然有些“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但也说明钱先生并不是单纯闭门读书，而也是负有社会的道义感。
《管锥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因为读书既多之后，各书中或有分歧之处，必然会心存疑虑。这个地方到底作者说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都是个问题，因此有时候需要确定真伪而辨别是非。光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是不够的，还要知道正误所在，这就需要熟读精思了。钱先生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书中注释的这十部古籍，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为什么只是挑那些地方？我认为这涉及了《管锥编》的一个特点——叠构。在十部古籍的排列顺序上，凡是论述的问题，一般都在前面的章节没有出现过；凡是前面古籍拈出的问题，后面就不再论述。并且重要的是，出现的论题必然都是在历史上有疑义需要解决，或者是首先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某个现象和一些警句需要拈出和说明，或者是从文学角度需要评判。而没有出现的论题很可能价值就不太高。当然每个读者也可能视角是不一样的。但读者对古籍所关注的地方，通常都在《管锥编》的前面地方都能找到。（关于这个观点，可以再商榷论证）。因此读古籍的好处只剩下加深对《管锥编》引文和论述的理解了。
一部鞭挞专制的思想录 ——我读《管锥编》
钱钟书先生的书总是很热销，钱钟书研究也总是个热门话题，可是作为其重要学术论著的《管锥篇》，我总觉得其底蕴亦即其思想价值并未得到认真、准确的解读。其实这部成书于“文革”动乱之际的皇皇巨著，其学术思想的基调就是人道主义(首先当然是十八世纪以还的人道主义)，而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专制的鞭挞，因而在我看来，《管锥篇》其实也是一部鞭挞专制的思想录。
一、 专制的可怕：“口戕口”
或许有人会问，何以见得《管锥编》有其思想、价值且集中表露于对专制的鞭挞？其实不仅钱氏本人早有明言，书中所引所述及其所论也是赫然在目。因此，顺着《管锥编》中的文本线索，我们不仅可以窥探与索解钱钟书先生“文革”当年的心路历程，对探寻当代中国文化人十年动乱时期的心境状态也不啻是找到并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口。
人们或许记得，“文革”中曾流行一句很有点文学色彩的话：经过严冬的人才懂得春天的温暖。其实，经受过“文革”磨难的人才真正懂得以言治罪的可怕和言论自由的可贵，因为极左的实质其实就是专制，就是对舆论及言论的钳制。《管锥编》中论的虽是经史诗文，可是打开第一册就会发现，作者的旨趣并非仅限于学术问题，相反，对古代中国专制统治的揭露与鞭挞却始终为其不变的话题，其中对“口戕口”一语的诠释与阐述令人至今为之心悸。
“口戕口”一语本出于先秦古器物上的铭文，《大戴礼·武王践阼》篇始录之。《管锥编》中对此语的诠释颇为较真，首先是在论《周易正义》的部分里为释“颐”卦中的“彖曰：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一语，钱氏先是引出唐人孔颖达对此语的《正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继之则指出孔氏“《正义》语乃取之（唐人）傅玄《口铭》”。明眼人已可看出，从“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角度疏解“慎言语，节饮食”一语，已经悄悄地把立足点置于社会政治层面。然而更值得索解的是，他认为孔氏的《正义》仍未达到一语破的，因而指出：“《大戴礼·武王践阼》篇（中的）《机铭》‘口戕口’三字涵括此象，则未有言者。”换言之，“口戕口”的含义就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口戕口”的教训就是应“慎言语，节饮食”。而这也正是钱钟书先生的重要提示。
在这里，虽然“慎言语”与“节饮食”两大义项尚未分伯仲，但在引录唐人刘禹锡的《口兵诫》（“我诫于口，惟心之门，毋为我兵，当为我藩，以慎为键，以忍为阍，可以多食，勿以多言”）的基础上，钱氏却道出了自己的隐忧：“诸如此类，斤斤严口舌之戒而驰口腹之防，亦见人之惧祸过于畏病，而处世难于摄生矣。”（《管锥编》第一册第23～24页，以下仅在引文末简注页码）如果说这里所论尚属泛泛而谈，人们尚且感受不到专制的可怕，那么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管锥编》中引述的几则“口戕口”的具体史实。
在《管锥编》第三册中论及《桓子新论》时，为释“新论”中的“夫言语小故，陷致人于族灭，事诚可悼痛焉”数句，钱氏引录了诸如《宋书》、《魏书》及岳珂《?史》等众多古籍所载“口戕口”之实例。如《魏书·苻生传》载：苻生“既眇其目，所讳者：‘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右中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苻生非汉族的君主，其野蛮或出于文化的后进，但汉家的天子以言治罪同样穷凶极恶。据多种古籍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生性多疑，“臣工表奏颂圣，每犯忌讳：‘一人有道，万寿无疆’则疑‘强盗’，‘体乾法坤’则隐喻‘发髡’，‘作则’嫌于‘作贼’，‘生’、‘扉’谐音‘僧’、‘匪’，‘殊’拆字‘歹’、‘朱’，皆科以大逆谤讪，（故）当时有‘撰表（即成）墓志’之谣”（第971～972页）。
钱氏这里所引尚有南朝及清代的诸多有关“口戕口”之史事，但仅此已使人们感受到了专制统治的恐怖阴森。然而更值得深思的是，何以《管锥编》中一再言及“口戕口”及其种种实例？答案只能有一个：“有感而发”、“有为而发”（钱氏本人语）。因此，《管锥编》中的下述之论既是对历史上专制统治者的鞭挞，也是对“文革”当年某些头面人物的警告：“恃强挟贵，而苛察雄猜，憬然严周身之妨，?焉极十目之视，盖众所畏之人，其所畏亦必众耳。”（第973页）
二、 专制的可鄙：愚民
《管锥编》中对专制统治及其种种表现的揭露与鞭挞即使人们感受到专制的可怕，也使人们看到专制的可鄙。因为专制统治一方面凭借赤裸裸的暴力，另一方面也无耻地运用种种愚民措施。《管锥编》中有关这方面的叙述虽是理智多于激情，但细细品味，钱先生对专制统治的鄙薄与厌恶之情却依然是力通纸背，入木三分。
在论及《周易》“观”卦中《彖》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数句时，他即引述《墨子·明鬼》篇中的两段话（其一曰：“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并指出：“后世谈士阐发政教相须，与墨子暗合。”这后世谈士中即包括清初文学家魏禧与近代思想家魏源（一说“刑赏穷而作《春秋》，笔削穷而说地狱”；一说“鬼神之说有益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虽然《管锥编》中对“二魏”有颇多称许，但钱氏于此对“二魏”的评论却表露了自己对专制统治的厌恶：“夫设教济政法之穷，明鬼为官吏之佐，乃愚民以治民之一道。二魏见其治民之效，而未省其愚民之非也。”
可恨的是，不仅文化人中有这么一帮专为“治人者”谋的文臣策士，专制统治者本身对其中的玄机也是洞若观火，而且不独古代中国如此，古希腊、罗马以还的西方世界也不例外。《管锥编》中就此写到：
古希腊、罗马文史屡言君主捏造神道为御民之具。圣·奥古斯丁斥君主明知宗教之妄而诱民信为真，俾易于羁绊。相传奥古斯德大帝（Augustus）云：“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此真“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之供状。（第18～19页）
此“之供状”当然也就是供出了“愚民以治民”的可鄙伎俩。然而《管锥编》中对统治者愚民伎俩的揭露尚不止于此，同时还追溯了“愚民说”的由来及其貌似相左而实则为一的两种表现形式。在论及《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周臣原伯鲁“不说（悦）学”的有关史事时，钱氏认为找到了“愚民说”的源头（“愚民之说，已著于此”）。就此他引出了《老子》第六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论语·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庄子·紸箧》（“绝圣弃智，大盗乃止”）、《商君书·垦令》（“民不贵学则愚”）以及《孙子·九地》（“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等古籍中诸多议论，指出原生形态的“愚民说”就是原伯鲁辈的所谓“不说学”，也就是“治民如治军，亦使由而不使知也”。
虽然这里的议论未免略嫌累赘，但说穿了就是，实现愚民的目的既可求助于鬼神也可借助于蒙昧。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钱氏话锋一转同时提出了一个促人自省的警世之论：“文章学问复可为愚民之具。”（第233～234页）这里虽然无意赘引《管锥编》中引录的宋人晁说之以下众多文家哲人之说，但以“文章学问”为“愚民之具”同样是要达到“治民如治军”的目的。因此，从制造鬼神到制造愚昧再到制造规范的“文章学问”，其实都是专制统治者的一个既不可告人也不愿告人的可鄙图谋：“亦使由而不使知也。”
三、 专制的可恶：养寇自重
从《管锥编》、《谈艺录》中可以看出，钱钟书先生有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理想，因而他对古代中国社会及其专制统治总是取一种审视的目光。在前两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如何评判专制统治与人民大众，尤其是与知识阶层的关系。但在统治阶级内部，专制体制又有何弊端呢？
在《管锥编》中论及《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臧孙氏有关“疾癦”之说时，钱氏由“疾癦”而论及“美癦”再论及所谓“外宁必有内忧”之说。“疾癦”何以成为“美癦”？他先是引出唐人柳宗元的《敌戒》作答：“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益之大”；继之则以宋人杨万里的下述之论作结：“天之于君，厌之者则骄之以嘉祥，爱之者则谴之以变异，绝之者则误之以强盛，爱之者则惧之以灾害。”换言之，这就是“疾癦”之所以又为“美癦”，或曰“外宁必有内忧”的正面含义。但是，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事有貌同而心异者，释敌以为外惧，固远识谋国之忠也，养寇挟而自重，则老黠谋身之巧也；柳州言其一而未知其二。”钱氏归纳的这个连柳宗元尚且未知的“其二”，就是存在于古代中国社会的一种腐恶机制：养寇自重。
何谓“养寇自重”？《管锥编》中屡举《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矢书射文种”以下至汪景祺戒年羹尧等诸多史事，而其取舍原则则一概本之于所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喻。这里让我们从中转录三则显例以见一斑：
《南史·贼臣传》（载）侯景为慕容绍宗所败，军溃，收散卒才得八百人，（遣）“使谓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北史·贺若弼传》（载）隋文帝曰：“初欲平陈时，弼谓高颎曰：‘陈叔宝可平，不作高鸟尽、良弓藏邪？’”郑达《野史无文》卷三记左良玉大捷而不肯穷追，曰：“留此残贼，武官尚可为人；若贼今日平，武臣明日即奴矣！”同是斯理。（第216～218页）
这一“斯理”俗称就是“兔死狗烹”之喻，演化为现实也就是“养寇挟而自重”的腐恶机制。虽然在今天看来，“养寇”者自有其不得已之处甚或某种理由，但由此却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何以政治腐败、民生凋零、社会动荡总是伴随着专制统治相始终？因此，“老黠谋身之巧”也是专制统治必然带来的一大可恶之处。
四、 专制的可悲：身退罹殃
古代中国的专制统治不仅造成了君臣之间的相互猜忌，也使臣僚之间经常处在相互倾轧之中。《管锥编》中就此也给我们描述了一种现象：身退罹殃。然而这一现象的含义为何又从何言起呢？
钱氏在论及《诗经·王风·采葛》中“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两句时，即接过毛《传》所言（“一日不见于君，忧惧于谗矣”）而把话题引向专制统治下君臣关系及臣僚之间的关系。就此，他先是举出魏文帝曹丕评刘表父子相疏离的言论（“容刀生于身疏，积爱生于近习”），继之则举出两晋、北齐及北宋的有关史事，指出所谓“一日不朝，其间容刀”云云均为“（采葛）毛《传》之旨。”乃直接地说，臣僚不离君实为得宠邀福的一个必要条件，反之，身退于枢要则祸机莫测。因此，钱氏得出结论：“故古来权臣得君者，钟鸣漏尽，马竭器盈，而恋位不去，亦以深虑去位而身与君疏，身疏而容刀、戈也。”（第102页）
钱氏还认为唐人“李德裕道此隐衷，最为切至”，故不吝篇幅引出了李德裕的大段之论。为申论便这里自然应予转录，只是此论过于冗长，这里不妨将其要点稍作节录，同时也借以感受一下专制统治下身为臣僚者的悲凉心境。李德裕《退身论》曰：
天下善人少，恶人多，一旦去权，祸机莫测。操政柄以御怨诽者，如荷戟以当狡兽，闭关以待暴客；若舍戟开关，则寇难立至。迟迟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终身之祸，亦犹奔马者不可以委辔，乘流者不可以去楫。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谢病辞免，寻即远就泽国，自谓在外而安。岂知天高不闻，身远受害！余岂不知身退罹殃，盖耻同（文）种、（李）斯之不去也，则知勇退者岂容易哉！而陆士衡称“不知去势以求安，辞宠以要（邀）福”，斯言过矣！（第102～103页）
无庸评说，李德裕此论既道出了身为臣僚者可悲心境的“隐衷”，也使人们至今还能感受到专制统治下那种“高处不胜寒”的政治氛围。然而，倘若我们再联系《管锥编》中随之述及的清初徐乾学“落职尚不肯去”的故事，我们就会看到，专制统治不仅给其臣僚造成一种可悲境地，同时还迫使其堕落成为一种政治无赖，因为徐乾学要康熙分清君子与小人，而其标准就是：“说臣好的，便是君子，说臣不好的，便是小人。”康熙区分君子与小人当然不会以此为标准，因此，“身退罹殃”也只能是专制统治下身为臣僚者的一很难避免或者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可悲下场。
五、 专制的可笑：帝皇才学
《管锥编》中对古代中国专制统治的反思与针砭并非尽为明白晓畅之论，但是，拒绝与否定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却是其作者从不隐讳的主张。因此在钱氏的笔下，不仅专制统治者的心理常处在悲凉与阴暗的状态，专制统治者的形象也从未得到正面的称道。正因为如此，他的有关帝皇才学的议论与嘲讽其实也就是对专制统治的否定。
首先需要指出，在《管锥编》四册百余万字的著述中，贬议或讽议帝皇的文字几近于比比皆是，其中论及或提及的帝皇，包括梁武帝、魏孝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德宗、宋真宗、清世宗、清高宗等多位古代中国君主。这里，我们先来看看他对帝皇才学的贬议。
人们知道，在我国自秦以后的历代帝皇中，南朝的梁武帝父子算得上是“嗜学好文”者，然而在《管锥编》中，钱氏不仅一再尖锐指责梁武帝佞佛“害于其政，著于其寻常行事”（第1544页），对梁武帝“挟贵好胜”的浅薄无聊也颇多讥讽：
梁武挟贵好胜，史籍频书。《梁书·沈约传》记约与梁武竞诵，各疏粟事，（沈）约故让（梁武）帝多二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南史》)卷五十《刘显传》：“有沙门讼田，（梁武）帝大署曰‘贞（贞）’，有司未辨，遍问莫知，（刘）显曰：‘贞字为与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褊浅有若是者。（第1383页）
对梁武帝“挟贵好胜”如此鄙薄，对隋炀帝的自命不凡同样嗤之以鼻。在论及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一语时，他由议论司马迁“举例不当”而论及门客著书，又由之而论及梁元帝、唐德宗、宋真宗为表明自己的著述非由“臣下代作”而为“朕自起草”的几则言论，进而论及隋炀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的狂言：“设令朕与士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就此，他以不屑一顾的口吻论及帝皇的“才学”、“术业”：
夫贵人“言言”，贱士“文粪”，王充之所深慨（《论衡·自纪篇》），况益以天子之尊而稍有“才学”、“术业”乎？《荀子·尧问》记“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逮，退朝而有忧色”。窃谓以群臣莫逮为己忧，群臣尚且莫或敢逮，何况喜而骄乎！鲍照为文“多鄙言累句”，王僧虔“常用掘笔书”，即“群臣莫逮”之例矣。（第942页）
在这里，钱氏虽是仅仅点明论题而未说破用意，但对其所举例证的史实稍作了解，其真实用意即显豁于世。《荀子·尧问》所记本为吴起谏魏武侯言，义为诸侯相争须集思广益方可致胜。至于鲍照为文云云则向人们尖锐揭示帝皇的“才学”实为帝皇的淫威。据《南史·鲍照传》记载：“（宋）文帝以（鲍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鲍）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咸谓（鲍）照才尽，实不然也”；又据《南史·王昙首传》记载：传主次子王僧虔善书，但在刘宋孝武帝时，因“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公元457～464年）常用掘笔（即秃笔）书，以此见容”。至此，我们也就清楚了鲍照为文“多鄙言累句”及王僧虔“常用掘笔书”的苦衷所在。据此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钱氏援此两典虽是含而不露，但实则告诉人们帝皇的才学其实就是帝皇的淫威。
当然，专制统治并非凭借统治者“才学”与“术业”，但是，为了宣传与论证专制统治的至上性与神圣性，其帮闲文人的首要职责就是鼓吹专制统治者的天资与博学。因此，帝皇才学不仅是专制统治的门面与旗帜，也被装扮成专制统治的道义基础。正因为帝皇才学与专制统治有着如此密切的重要关系，因而《管锥编》中不仅一再嘲讽帝皇的浅薄无聊，对帝皇中的某些“嗜学好文”者也不予称道。
例如在论及北魏韩显宗“上书”谏其高祖（即孝文帝）不可“目玩坟典”这一史事时，钱氏即以认可的口吻提及“后来唐太宗嗜学好文，朝臣（如褚遂良）亦进诤言”，而在谈到“古来帝皇著述最富而又斑斑可见者”之清高宗时，他又不无讥讽且不无遗憾地写到：“才同倚马，载可汗牛，乾隆臣工倘有如韩显宗、褚遂良之上言者乎？未之考也。”（第1491～1492页）“乾隆臣工”中是否有这样一位直言谏臣倒并不重要，但据此我们倒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钱钟书先生看来，所谓帝皇才学不过是专制统治的一个可笑的点缀罢了。
八、 结 语
回顾本文所述，我想人们自然会明白：钱钟书先生何以特别看重《管锥编》一书？但是，书中对专制统治的揭露与鞭挞与其说是直接针对“文革”当年的“全面专政”，不如说是在为之追溯历史与文化的渊源。如果说这一追溯在20年前出版的《管锥编》中尚不够显豁，那么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管锥编增订》中他索性挑明用意，直截了当地写到：“孟德斯鸠尝论亚洲之专制一统不足为训，政体当如音乐，能使相异者协，相反者调，归于和谐。”（第23页）因此，说《管锥编》是一部鞭挞专制的思想录当确有所据。

F. 《观沧海》的译文和赏析

观沧海
《曹操·步出厦门行·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English version:

THE SEA

I come to view the boundless ocean

From Stony Hill on eastern shore

Water rolls in rhythmic motion,

Islands stand amid its roar.

Tress on trees, from peak to peak,

Grass on grass, lush far and night,

Autumn winds blow drear and bleak,

Monstrous billows surge up high.

Sun by day, moon by night

Appear to rise up from the deep.

The Milky Way with stars to sleep.

How happy I feel at this sight!

I sing this poem in sheer delight.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率领大军征伐当时东北方的大患乌桓。这是曹操统一北方大业中的一次重要战争。远征途中，他写下了乐府歌辞《步出夏门行》（属于《相和歌·瑟调曲》）。这一组诗包括五个部分，开头为“艳”辞，即序诗，以下各篇分别取诗句命名，依次为《观沧海》、《冬十月》、《河朔寒》（亦作《土不同》）、《龟虽寿》。从音乐曲调上说，五个部分是一个整体，从歌词内容上看，四篇则可以独立成篇。

《观沧海》是这年九月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途中登临碣石山时所作。这首四言诗借诗人登山望海所见到的自然景物，描绘了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既刻划了高山大海的动人形象，更表达了诗人豪迈乐观的进取精神，是建安时代描写自然景物的名篇，也是我国古典写景诗中出现较早的名作之一。首二句“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写诗人于挥师北伐之际来到碣石山下，登高观海。碣石山原位于今河北省乐亭县西南（一说在今河北省昌黎县西北），汉时还在陆上，面对着渤海，六朝时由于地质变动，沉于海中。诗人登上碣石山，俯视大海，只见的：“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澹澹，水波动荡状。竦峙，岛屿高耸的样子。诗人登高远眺，举目所及只见一望无垠的大海波摇浪涌，海中的岛屿高高矗立。这是多么辽阔、多么壮观的景象！在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都曾东巡至此，刻石观海。如今诗人站在秦皇、汉武游踪所到之处，居高临下，望着水天相连的苍茫大海和海中高耸的岛屿，想到中原地区已经平定，北伐乌桓也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北方统一即将实现，心情该是何等激奋！这时，诗人的目光注视着海上的岛屿，眼前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树木百草，生长十分繁茂，一阵萧瑟的秋风吹过，海面上涌起滚滚的波涛。尽管萧瑟的秋风给人以悲凉萧杀之感，但是疾风劲草，方显其英雄本色；洪波汹涌，愈见其生命不息！这是对自然环境的真实描绘，也是诗人主观感受的具体写照。曹操在取得一连串的战争胜利之后，他觉得自己的雄图伟业犹如这树木百卉一样，生机勃发，也为这洪波涌起的大海，充满生命的活力。以下，诗人又展开其丰富的想象，进一步描绘了大海吞吐日月、包蕴星汉的宏伟气魄和博大胸怀。“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日月的运行好象出没于大海的怀抱之中，灿烂的银河群星好象包孕于大海的母腹之内。请看，这就是大海的气魄，大海的胸怀。真是太壮观、太奇伟了。

《观沧海》一诗全篇写景，其中并无直抒胸臆的感慨之词，但是诵读全诗，仍能令人感到它所深深寄托的诗人的情怀。通过诗人对波涛汹涌、吞吐日月的大海的生动描绘，使我们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触摸到了作为一个诗人、政治家、军事家的曹操，在一种典型环境中思想感情的流动。全诗语言质朴，想象丰富，气势磅礴，苍凉悲壮，为历代读者所激赏。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论此诗“有吞吐宇宙气象”。这是很精当的。

曹操（155-220）：即魏武帝。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

初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后在镇压黄巾起义和讨伐懂卓的战争中，逐步扩充军事力量。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为衮州牧，分化、诱降青州黄巾军的一部分，编为"青州兵"。建安元年（196年），迎献帝都许（今河南许昌）。从此用其名义发号施令，先后削平吕布等割据势力。官渡之战大破河北割据势力袁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进位为丞相，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封魏王。子曹丕称帝，追尊为武帝。

他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著作有《魏武帝集》，已佚，有明人辑本。今有整理排印本《曹操集》。（《辞海》1989年版）。

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

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典论·自叙》，袁伯业名遗，袁绍从兄。）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诗品》）
东行登上碣石山，来观赏大海。

译文
海水多么宽阔浩荡，碣石山高高耸立在海边。

碣石山上树木丛生，各种草长得很繁茂。

秋风飒飒，海上涌起巨大的波涛。

日月的运行，好象是从这浩淼的海洋中出发的。

银河星光灿烂，好象是从这浩淼的海洋中产生出来的。

真是幸运极了，用歌唱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吧。

G. 《三国演义》精彩情节赏析

二虎相争，惊心动魄 ─＜裸衣斗马超＞赏析在《三国演义》中，着力表现曹操方面将领的武勇气概的精彩片段，大概莫过于＜许褚裸衣斗马超＞（第59回）了。人们熟悉的成语「赤膊上阵」，也来自这个片段。据《三国志˙魏书˙许褚传》，历史上的许褚在建安十六年（211年）随曹操攻马超、韩遂时，确曾与马超对峙，马超由于忌惮许褚的勇力，放弃了突然袭击曹操的企图，但马、许二人并未交手。罗贯中以这一史实为基础，运用浪漫主义的想象，经过生发和虚构，创造出一篇热闹生动的故事。小说第59回，写曹操与马超相持于渭河边，曹操按照隐士娄子伯的指教，趁天气暴冷，取渭河沙土筑城，边筑边泼水，一夜便筑成土城。马超闻报，大为吃惊，率领大军前来进攻。曹操亲自出营相迎，身后只跟了许褚一人。尽管曹操在战斗中已经接连几次被马超打败，甚至狼狈得割须弃袍而逃，但他仍然充满自信，力图在精神上压倒对方，所以他一开口就要马超投降。一心要报杀父之仇的马超一听此言，简直怒不可遏，恨不得马上冲过去，将曹操生擒活捉。然而，正当他要对曹操进行突然袭击的时候，曹操背后的许褚却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情况顿时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马超虽然没有同许褚答过话，但早已闻其勇武之名，并从韩遂口中听说：「此人勇力过人，人皆称为『虎痴』；如遇之，不可轻敌。」就在几天以前，当马超在渭水边袭击曹军之时，曾亲眼看见一员勇将背负曹操，从一丈开外跳到船上，在马超军雨点般的箭矢中，一手使篙撑船，一手举马鞍遮护曹操，其勇捷雄武、奋不顾身给马超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刻，曹操背后正是这员勇将，只见他「睁圆怪眼，手提钢刀，勒马而立」，一副凛然不可犯的气概。马超猜想这就是许褚，不想贸然行动，便扬鞭问道：「闻汝军中有虎侯，安在哉？」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许褚立即大叫道：「吾即谯郡许褚也！」叫声中，他「目射神光，威风抖擞」，令人望而生畏。这位被曹操称为「吾之樊哙」(《三国志˙魏书˙许褚传》)的勇士，十几年来，一直忠心耿耿地护卫曹操，经历过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向来无所畏惧，只要马超动手，他马上就会像狂飙一样扑上去，与之拚个你死我活。一时间，勇猛无敌的马超竟然被许褚这种气势震慑住了，他干脆放弃了突袭的打算，径自拨马而回，一场剑拔弩张的形势就这样顷刻化解了。在这个静态的对峙场面中，尽管马超和许褚都只说了一句话，但气氛却相当紧张。两员虎将彼此逼视，如同两块带电的云团，一旦发生碰撞，就会迸发出灼人的火花。作者不仅以精炼的语言正面描写了许褚的英勇气概，而且运用衬托手法，从多种角度，逐层加以渲染：第一层，写马超面对许褚金刚怒目式的气势，竟「不敢动」；第二层，角度一转，写「两军观之，无不骇然」；第三层，角度再一转，写曹操对诸将称赞道：「贼亦知仲康（按：许褚字仲康）乃虎侯也！」经过这样层层皴染，许褚的威猛形象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然而，作者并不满足于对这个静态的对峙场面的描写。他深知，战争是力的较量，勇的拚搏，即使双方都在思谋用计，最终还得通过战场上的厮杀来决出胜负；何况马超、许褚都是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的人物，怎能只写他们的威势，就此止步呢？于是，作者又进一步精心虚构了「裸衣斗马超」的情节。听了曹操的称赞，许褚豪气勃发，当众宣称：「某来日必擒马超。」曹操提醒他：「马超英勇，不可轻敌。」这既是认真的告诫，又是巧妙的激将。许褚更加来劲，非要与马超决一死战，并立即派人去下挑战书。马超岂是怕人的？他在许褚的逼视下拨马而回，固然是一时被震慑住了，但也有「惺惺惜惺惺，英雄识英雄」之意。面对许褚咄咄逼人的挑战，他不禁勃然大怒，当即在挑战书上批道：「誓杀『虎痴』。」这几句话在全篇中起着过渡的作用，预示着一场两雄相争的决斗即将来临。第二天，在两军布成阵势之后，马超与许褚的交锋开始了。一边是威名远扬的「锦马超」，一边是骁勇绝伦的「虎痴」，好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呵！作品分三层描写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恶战：第一层，写二人各自挺枪舞刀，拍马接战。作品没有详细描写双方的神情和武艺，只是概括地叙写一句：「斗了一百余合，胜负不分。」读者可以想象，那如泼天巨浪的大刀，那像梨花飞舞的银枪，牵动着双方多少将士的心！第二层，写二人经过一百多合的激战，似乎毫无疲惫的感觉，仅仅因为马匹困乏，才各回军中，换了马匹，又继续拚杀。作品仍然没有详细描绘双方的神情招式，又是概括地写了一句：「又斗一百余合，不分胜负。」由「胜负不分」到「不分胜负」，仅仅颠倒了一下词序，却大大加强了读者的印象。双方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难分高低。读者可以想象，这一番厮杀比前一番更加激烈，双方都是怒目圆睁，汗流浃背，两匹战马在渭水平原上搅起了团团尘雾……。这两个层次，层层蓄势，为后面的描写作了有力的铺垫。第三层，描写达到高潮。只见「许褚性起，飞回阵中，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这一连串鼓点般急骤的语言，活脱脱地勾勒出了许褚那剽悍狂躁、志在必得的神态，在生与死的博斗中，竟然卸去盔甲，赤膊上阵，这是只有许褚这样憨勇的「虎痴」才会作出的举动。双方又斗了三十余合，拚杀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许褚奋威，一刀向马超砍去；马超闪过，一枪向许褚心窝刺来；许褚弃刀将枪夹住，双方便争抢起来。枪杆拗断了，双方「各拿半截在马上乱打」。这个戏剧化的镜头，把这场激战推向了顶点。这时，双方将士上前相助，混战代替了两人的战斗。尽管这场拚杀没能决出胜负，但马超和许褚的勇气和武艺都得到充分的渲染，，许褚的形象尤为突出。事后，马超对韩遂说：「吾见恶战者莫如许褚，真『虎痴』也！」作品以这一句充满赞叹之意的话来结束这一片段，可谓画龙点睛之笔。综观《三国演义》全书，许褚只是一个很次要的人物，出场虽多，却总是充当他人的陪衬，以浓墨重彩描写他的篇章仅此一回。然而，短短的一篇，却把这个「虎痴」的形象深深地印在读者的脑海里，作者善于塑造次要人物的本领又一次显示出来。当然，作者虚构这一精彩篇章，不只是为了突出许褚之勇，还想通过写许褚来表现马超的性格，正如毛宗岗在第59回回评中所说的：「写许褚正以写马超也。」「许褚但矜其勇，而马超斗之，亦不过以勇斗勇耳。马腾之轻入虎口，固为忠有余而智不足；马超之徒恃虎威，其亦勇有余而谋未足欤！」读罢这一篇章，人们还可以看到，《三国演义》虽然具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但作者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处处贬曹的；至于曹操手下的文臣武将，作者不仅很少贬斥，而且常常以赞美的笔调描写他们的谋略和武功，对郭嘉、荀彧、荀攸、程昱等人是这样，对张辽、徐晃、张合、许褚等人也是这样，从而表现出「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的创作主旨。正是这个主旨，使《三国演义》在人物关系上避免了简单化，得以描绘出整整一个时代的英雄画廊。在艺术上，这一篇章的最大特色是「静」与「动」的对照和变化。马超与许褚，静如山峰对峙，动如狂涛搏击。场面的变化，使一个并不复杂的情节显得起伏有致，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喜欢历史，文学，休闲的请加群64210183

H. 求《短歌行》中的名句、作者简介、整首诗的赏析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这是劝人及时行乐吗？诚然这是曹操对人生短促的感叹,但他不是因流年易逝而生贪生畏死之想,联系全篇来看,他感叹的是战争频仍,大业未成,因而产生一种时间的紧迫感,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曹操《秋胡行》),所以他这“人生几何”的慨叹,并不软弱消沉,而是为了执着于有限之生命,珍惜有生之年,思及时努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魏源说得好:“对酒当歌,有风云之气。”

历来创业雄主深知一条成功之路,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有经天纬地之能人。马上得天下的汉高祖唱《大风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他发乎其中的心声。此时曹操,“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他更迫切需要辅佐自己打天下的人才。所以,当此月明星稀之夜,“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之时,不禁一吐其求贤若渴之情了。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他仿佛是随口吟咏《诗经》中的名句。自续二句曰:“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便把本是女子对情人的深情相思,变成自己对贤才的渴望了。“呦呦鹿鸣”四句,是《诗经》中诚恳热情欢宴宾客的诗篇,曹操又信手拈来,表示自己期待贤者的热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又把贤者比为高空的明月,光照宇内；可望而不可即,不由使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感谢“越陌度阡”远道而来的贤士们,屈尊相从,在今日的宴会上促膝谈心,真感到莫大的快慰！可是我知道还有大批贤士尚在歧路徘徊。他们像南飞乌鹊,择木而栖,绕树三匝,还没有最后选定归宿呢！于是,曹操对天下贤才发出由衷的呼唤:“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示自己有宽广的政治胸怀,求贤之心永无止境,犹如大海不辞涓流,高山不弃土石一样。并且,他以礼贤下士的周公自励,号召天下贤才来归,开创一个“天下归心”的大好局面。这四句诗气魄宏伟,感情充沛,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和进取精神。在千古诗人中,只有曹操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睥睨一世的人物才写得出来,也只有他能与之相称。至今读之,犹觉豪气逼人。

读者也许要问:曹操,世之奸雄也,果能有如此爱才、礼贤的胸襟？应该公正地说,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思想解放的改革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成了两汉文化思想上的僵化,董仲舒更倡导儒术与神学相结合的谶纬学说。曹操则对神学迷信,封建礼教等传统观念大胆怀疑,公开否定。从用人来说,两汉以通经、仁孝取士,曹操则提出“唯才是举”,重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他抗声雄辩道:“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他“知人善察,难弦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有一位擅草书檄的陈琳,早年曾为袁绍作檄文,辱骂曹操为“敖阉遗丑”(曹操出身宦官家庭),后袁败归曹,操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左右劝杀之,操怜其才,不咎既往,加以重用。由此可见,上述曹操横槊赋诗抒发其一片爱才心意,感情是真实的,是符合他的为人的。陈子展教授《谈曹操》一文中评论曹操的诗“慷慨悲凉,千古绝调。……其诗之风格恰与其人之人格相称。修辞立其诚,迥非后世之独夫民贼盗国擅权,妄为豪言壮语、自欺欺人,终受历史裁判者所可比拟。此亦其在文学上别有造诣之作。
名句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