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的名言

⑴ 杨度是个怎么样的人

简单来说就是：拿过秀才，参与过公车上书，当过满清四品。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怂恿袁世凯称帝，赞同孙中山共和，北伐时说毛泽东能得天下，营救过李大钊，是杜月笙的师爷，入过佛门和国民党，最终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

和他有关系的人太多了，历史上也是褒贬不一，重要的就看个人的看法了。

个人认为杨度是比较容易被人影响，也能看清局势，提及近代史上的杨度，恐怕知道的人还算是很多的。他的政治思想、观点的变化，确实有点让人反应不及，变得有些多，有些快。以现在的说法就是随大流。个人的能力毋庸置疑，年轻时的选择却很令人诟病。

实际上杨度这一生的形成，和年代是分不开的，晚清民初，伴随着国家衰亡和民族沦陷，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潮也渐次进入国内，可谓是大混杂，固然有很多先进的，也伴随着很多糟粕。因此，很多人在接受各类思想的同时，确实自己的行为也在不断发生改变。尤其是如果对某种思想并未有深刻认知的时候，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也就是杨度一生多变，最终才加入共产党的原因。

⑵ 袁世凯曾对杨度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得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撂在无权无勇

所以才派刺客杀了宋教仁，因为宋积极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当时第一大党。袁害怕在下次选举时国民党会超过北洋政府

⑶ 求杨度黄河歌辞的英文翻译

Huanghe River , Huanghe River, come from Kunlun Mountains , field , inflow Great Wall close far from Mongolia. Sages and men of virtue gives birth to this river trunk since time immemorial , independent upper dike state of mind is free from worries and petty ideas. Great Wall the outside , the bend of a river edge , vainly careless self-service of yellow sand cigarette. Think of such that one hundred thousand soldiers, push deep watering a horse near northwest, dark Liang Hai , spurs the horse wula labourer Mountain, pledges not to defeat an end not returning back. Your work big cymbals boasts , can of songs return in triumph.
要给我加分哦!!!

⑷ 一旦抱怨成为恶习,人生就会暗无天日。是杨绛在哪本书写过的一句话

一旦抱怨成为恶习，人生就会暗无天日，是杨度在哪本书里写的这个拿本书？我还真忘了，但是这句话确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成天抱怨，成天抱怨这日子没法过，真的是暗无天日了

⑸ 杨度的人物生平

杨度祖先世代务农，到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杨瑞生死里逃生。杨瑞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驻归德镇、朝阳镇等地。他的父亲杨懿生为第四子（次子、三子早夭），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是其长子，另有弟杨钧（字重子），妹杨庄（字叔姬）。杨度十岁丧父，过继给伯父。杨钧善诗、文、书、画、印，杨庄亦工诗文。杨瑞生驻归德时招杨度和妹妹到其府中。十六岁改名为度，字皙子。伯父迁关外朝阳镇时，杨度和妹妹回到湘潭。
光绪十八年（1892年），杨度考取秀才。光绪十九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光绪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亦附和，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还乡，师从衡阳东洲、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壬秋，湘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杨度二十一岁时，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师生关系之亲密，杨度深受王闿运喜爱，并可以随便开玩笑。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在王闿运门学了三年，他醉心于王室帝王之术，这对他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杨钧、杨庄也学在王门，杨庄后嫁与王家四子。同门还有夏寿田、八指头陀、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
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杨度对新学也开始感兴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湖南新政，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蔡锷（艮寅）、刘揆一、杨度同在一起听课、讨论国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兴，即黄克强同学。受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激进，和湖南留日同乡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半年后在结业会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清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激烈辩论。不久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由此在中国留日学生得到支持和赞扬。为了筹办《游学译编》获得经费支持，杨度被迫回国。随后奉师命谒见了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称赞。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杨度的共事和政敌梁士诒。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慈禧太后所恨，所以，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且在日期间有攻击朝廷，策论中有不满朝廷的言论，疑为唐才常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杨度避居家乡，娶妻中路铺黄氏仲瀛。不久，杨度再赴东京，入弘文学院学习。他的弟弟和妹妹作为湖南省第一期官费留学生早些时候（光绪二十九年）也留学日本。秋，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10月，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梁启超《新民丛报》，其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句（《湖南少年歌》全文）。此时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
光绪三十年（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此时在日留学生爱国热情高涨，保皇派、排满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杨度主张宪政，不介入两派论争。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具声望。蔡锷在留日期间“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根据他老师的对策，提出官绅筹款自办。拜见张之洞，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他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他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 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仍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并称清国人“放纵卑劣”，留日学生群起抗议。杨度以干事长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在留日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自办学校，一派主张妥协。湘人陈天华愤然蹈海。作为总干事长杨度被一些人指责办事不力。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启超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是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不谈革命，只言宪政”，杨、梁分道而行。他发表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中国新报》、《新民丛报》、《民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还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同年，梁焕奎、范旭东筹备湖南宪政公会，有意拥杨度为会长。10月，杨度回国，恰伯父逝世。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杨度为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他仅有举人功名）。袁世凯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
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是统计局局长。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又怀有知遇之感。他认定袁世凯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袁世凯的幕僚。宣统三年（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大臣。他感到袁内部受到排挤。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因而与汪精卫一起发起“国事共济会”；他作为袁世凯的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民国元年（1912年）秋，黄兴在北京极力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没有答应。后来胡瑛等又请他入党，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他才可以考虑。他还请他的老师出山，王闿运曾任国史馆馆长。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任参政院参政，民国四年（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凯政府学副大臣任内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民国五年（1916年）6月，袁世凯逝世，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杨度写下挽袁世凯联：“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章太炎论洪宪帝制失败之关键，有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他列第一名。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发动兵变，发生了张勋复辟，清廷邀请杨度入京参加，被他拒绝，他通电张、康“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民国七年（1918年）被特赦返京。 君主立宪失败后，他的政治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民国十一年（1922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作为中山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夏寿田此时是曹的秘书），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孙中山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指东京时言）。民国十一年（1922年）杨度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此后杨度在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张宗昌对杨度也言听计从，只有杨度曾为新闻记者林白水求情时，张宗昌才答应。他开始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
民国十六年（1927年），杨度在北京设法营救李大钊、成舍我。民国十七年（1928年），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 加入中国互济会，捐助过一笔不菲的经费。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祠记》。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时，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与周恩来单线联系。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由夏衍同他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他的党员身份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说，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杨度晚年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准备撰写的《中国通史》，做了许多准备，并写好了大纲，然岁不与人未完成。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的家祠落成，杨度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记》，请郑孝胥书写，作为他们两人的贺礼；此外，杨度还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颂》，勒石立碑。杜月笙十分依重杨度，请其担任落成典礼文书处主任，杨度感恩知遇，在人来客往，川流不息的办事处，他朝夕忙碌，事必躬亲，很为朋友尽责；杜月笙也很关心杨度，知他鸦片瘾奇大，特嘱人预备一副烟具，一张烟榻，好让其忙中过瘾。但终究近六十岁的年龄，又有肺病、胃病在身，杨度忙累之后，旧病复发，回家两个多月后，便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了。逝世后安葬在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周恩来、潘汉年前往吊唁。

⑹ 帮忙评述下杨度的《湖南少年歌》和《黄河歌》。写论文用。越详细越好啊`

杨 度

（1875-1931）

社会活动家。

湖南省湘潭县人,1875年1月10日出生于湘潭县石塘乡姜畲村。1892年捐监生,1894年中举人,是著名学者王闓运的得意门生。从青年时代起就以爱国救世的姿态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在阶级斗争风云变幻中,有奋进,也有倒退,有失败,也有胜利。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他成为了一位颇为复杂的历史人物。

18岁至28岁期间,他致力于仕途,也关心国事。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他痛感丧权辱国,随同湖南在京举人上书清廷,主张拒签《马关条约》,要求参加抗倭战争,呼吁驱逐大奸臣,以挽国家颓势。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他的忧时救国思想、日益滋长,开始思考对付列强的办法。1902年、1903年两次赴日留学,救国思想得到激扬和发展。第一次在日本学习半年,目睹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的强盛,阅读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论著,政治思想有了明显进步。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进步活动,与黄兴等筹组《游学译编》,还发表《支那教育问题》等论文,提出了坚持国家独立、民族平等和采取激进手段进行政治革命等主张,在当时留学生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二次在日本生活了4年,结交了革命人士,与孙中山讨论过救国大计,与黄兴等磋商反清革命。他怀着忧患国事的强烈感情,抒写了《湖南少年歌》和《黄河歌》,揭露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罪行,颂扬中国人民特别是湖南人民反抗强暴的精神,号召人们起来救国。“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些诗句,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和鼓舞作用。他在留日学生中发起成立了鄂湘粤铁路联合会,被推为总代表,为收回粤汉铁路主权奔走呼号。他在欢送湖南第三批留日学生宴会的演说中,号召留学生“讲究科学,以新吾中国、救吾中国”。1904年10月返沪时参加了华兴会的活动及外围组织爱国协会。1905年7月介绍黄兴与孙中山相会,成为促成孙、黄合作的中介之一。

此时,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在“和平的进步主义”与“骚动的进步主义”争论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他的政治思想发生着变化。他在《金铁主义》一文中,虽然表明了强烈的救国愿望,但对于从根本上推翻专制制度持保留态度。对革命与改良两种主张,他选择了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并把两种不同政治主张的施行视作一种试验。1905年,他与孙中山畅谈多次,说“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尽当弃其主张,以助先生”。从此他在君主立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1906年,他接受为清廷五大臣考察宪政代拟报告蓝本的任务,拉开了其政治悲剧的序幕。在梁启超的协助下,完成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取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1908年,由张之洞、袁世凯以“精通宪政、才堪大用”奏保,他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任职,宣传立宪,开设民选议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成为袁世凯利用的重要棋子之一。他和汪精卫发起成立国事共济会,不久被袁世凯任命为学部副大臣,以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宪法委员、参谋院参政、国史馆副馆长,授爵少卿。1915年,他拟定《君宪救国论》,袁世凯大加赞赏,送给他“旷世逸才”匾额。随后组织筹安会,自任理事长,大肆鼓吹帝制,为袁世凯称帝四处奔走,出谋划策。袁世凯帝制失败后,他作为帝制祸首被通缉,从此,避居天津、青岛等地,潜心研究佛学,结束了为君主立宪奔走呼号的政治生涯。从表面上看,他似乎经过失败的挫折之后,看破红尘,过着“文史为吾友,应接在一庐”的归隐生活,而实际上,他的学佛,只是一种酬世的姿态,仍在政治上进行思考和探索,继续寻找新的道路,事实上也没有终止政治活动。

1917年,他在上海发出公电,陈述解决南北纷争的三项主张,放弃君主立宪的调子,对孙中山的共和政体表示了赞许。五四运动后,他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交往密切,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接受了革命救国论的主张。1922年,他受孙中山的委托,往返于京、津、保、沪,出入于军阀之门,施展纵横捭阖之才,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竭尽全力。经过帝制失败的教训、学佛论佛的思考以及受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他的思想发生了飞跃,开始信仰共产主义。他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的活动,积极营救被捕的《北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1927年,无意中获悉驻北京的军阀将搜捕共产党人,他立即告诉胡鄂公转告李大钊。当李大钊被捕后,他奔走营救,直到卖掉寓所以充营救之资。1928年秋,在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清客”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参加了中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31年在上海逝世,终年56岁。临终前自撰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他是中国近代具有学人才质的政治家,诗文并茂,又治经史,一生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佛学等方面留下60多万字著述。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度文集》。

⑺ 求杨度的《黄河曲》全文

黄河 杨度

⑻ 民国时期，只发表看法,不著书的中国怪才叫什么名字

黄侃

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内还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广为容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

1935年10月6日，黄侃由于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于10月8日去世。黄侃去世时年仅50岁，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⑼ 杨度是谁

杨度（1874年—1931年），生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人，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颇具争议。
早年生活
杨度祖先世代务农，到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杨瑞生死里逃生。杨瑞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驻归德镇、朝阳镇等地。他的父亲杨懿生为第四子（次子、三子早夭），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是其长子，另有弟杨钧（字重子），妹杨庄（字叔姬）。杨度十岁丧父，过继给伯父。杨钧善诗、文、书、画、印，杨庄亦工诗文。杨瑞生驻归德时招杨度和妹妹到其府中。十六岁改名为度，字皙子。伯父迁关外朝阳镇时，杨度和妹妹回到湘潭。
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取秀才。次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亦附和，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还乡，师从衡阳东洲、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壬秋，湘绮）。杨度与王大约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初识,此时杨度13岁。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师生关系之亲密，杨度深受王喜爱，并可以随便开玩笑，王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在王门学了三年，他醉心于王氏帝王之术，这对他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杨钧、杨庄也学在王门，杨庄后嫁与王家四子。同门还有夏寿田、八指头陀、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
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杨度对新学也开始感兴趣。光绪戊戌年（1898年），湖南新政，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蔡艮寅、刘揆一、杨度同在一起听课、讨论国事。
留学日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克强同学。受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激进，和湖南留日同乡创办《游学译编》。半年后在结业会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清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激烈辩论。不久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由此在中国留日学生得到支持和赞扬。为了筹办《游学译编》获得经费支持，杨度回国。随后奉师命谒见了张之洞，受到张的称赞。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杨的共事和政敌：梁士诒。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慈禧太后所恨，所以，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且在日期间有攻击朝廷，策论中有不满朝廷的言论，疑为唐才常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杨度避居家乡，娶妻中路铺黄氏仲瀛。
不久，杨度再赴东京，入弘文学院学习。他的弟弟和妹妹作为湖南省第一期官费留学生早些时候（二十九年）也留学日本。秋，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10月，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梁《新民丛报》，其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句。此时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
次年（1904年），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此时在日留学生爱国热情高涨，保皇派、排满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杨度主张宪政，不介入两派论争。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具声望。蔡锷在留日期间“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三十一年（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根据他老师的对策，提出官绅筹款自办。拜见张之洞，得到张的支持。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他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他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仍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并称清国人“放纵卑劣”，留日学生群起抗议。杨度以干事长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在留日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自办学校，一派主张妥协。湘人陈天华愤然蹈海。作为总干事长杨度被一些人指责办事不力。
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是年（1906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不谈革命，只言宪政”，杨、梁分道而行。他发表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中国新报》、《新民丛报》、《民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还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
立宪活动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梁焕奎、范旭东筹备湖南宪政公会，有意拥杨度为会长。10月杨度回国，恰伯父逝世。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杨度为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次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他仅有举人功名）。袁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他是晚清朝廷“宪政专家”：
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王学泰)
在宣统三年（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是统计局局长。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又怀有知遇之感。他认定袁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袁的幕僚。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大臣。他感到袁内部受到排挤。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因而与汪精卫一起发起“国事共济会”；他作为袁的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1912年秋，黄兴在北京极力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没有答应。后来胡瑛等又请他入党，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他才可以考虑。他还请他的老师出山，王闿运曾任国史馆馆长。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任参政院参政。四年（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凯政府学部副大臣任内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次年6月，袁世凯卒，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杨度写下挽袁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章太炎论洪宪帝制失败之关键，有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他列第一名。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邀请杨度入京参加，被他拒绝，他通电张、康“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民国七年被特赦返京。
转变
君主立宪失败后，他的政治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十一年（1922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作为中山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夏寿田此时是曹的秘书），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孙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指东京时言）。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此后杨度在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张宗昌对杨度也言听计从，只有杨度曾为新闻记者林白水求情时，张宗昌才答应（可惜晚了一点）。他开始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十六年（1927年）在北京设法营救李大钊、成舍我。十七年（1928年），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 加入中国互济会，捐助过一笔不菲的经费。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祠记》。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十八年（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时，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与周单线联系。周离开上海后，由夏衍同他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杨度晚年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准备撰写的《中国通史》，做了许多准备，并写好了大纲，然岁不与人未完成。民国二十年（1931年）他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葬上海外国公墓。伍豪、潘汉年前往吊唁。杨度病中自题挽联：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他的党员身份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说，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后来王就此事发表了《难忘的记忆》（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家庭
杨度有二子：杨公庶和杨公兆，女儿杨云慧。长子公庶，德国柏林大学化学博士，化工专家，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秘书长，妻乐曼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以80高龄病逝于北京。公兆为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曾任教于国立清华大学，妻葛敬安。他的一个曾孙杨念群发现了杨度日记（1896—1900）。
评价
他的恩师王闿运洪宪时在日记中写道“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王对他实行专制要通过“民主表决”的做法批评说“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王曾说他“憨直”，不圆通。曾将他与蔡锷比较，认为杨度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锷能与杨度合作，他们的成就不可限量。
蔡锷在遗嘱中说“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袁世凯骂杨度是“蒋干”。尽管他为袁出力很多，但并未实现他帝师的目标，就连开国元勋也没有当成，仅被授以勋四位和参政院参政等闲职。
作品
挽联
挽师王闿运：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挽黄克强：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弛，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挽蔡松坡：
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挽孙文：
英雄作事无它，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挽梁任公：
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黄河》，1904年杨度作词，次年沈心工作曲，是一首影响较大的歌曲：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杨度 《虎禅师论佛杂文》三集；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市档案馆编，新华出版社；
《国贼孙文》、《无耻黄兴》筹安会编写。

⑽ 杨度是怎么死的

病逝

杨度抄晚年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准备撰写的《中国通史》，做了许多准备，并写好了大纲，然岁不与人未完成。
杨度晚年在上海认识了杜月笙，杜对杨很敬重。杨度在当时法租界住的小洋房就是杜月笙的。杨度对当时上海小报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不以为然，说：“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的家祠落成，杨度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记》，请郑孝胥书写，作为他们两人的贺礼；此外，杨度还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颂》，勒石立碑。杜月笙十分依重杨度，请其担任落成典礼文书处主任，杨度感恩知遇，在人来客往，川流不息的办事处，他朝夕忙碌，事必躬亲，很为朋友尽责；杜月笙也很关心杨度，知他鸦片瘾奇大，特嘱人预备一副烟具，一张烟榻，好让其忙中过瘾。但终究近六十岁的年龄，又有肺病、胃病在身，杨度忙累之后，旧病复发，回家两个多月后，便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了。逝世后安葬在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伍豪、潘汉年前往吊唁。杨度病中自题挽联：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