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赏析

㈠ 钱钟书的《管锥编》的赏析

《管锥编》简介
《管锥编》是钱锺书（钱钟书）先生生前的一部笔记体的巨著。同他的《谈艺录》、《七缀集》、《槐聚诗存》、《写在人生边上》等不一样，《管锥编》不能被归入任何的学术体例当中。该书范围由先秦迄于唐前，而涉及音韵、训诂、经义、比较文化等多门学科。在本书中，钱先生对《周易》、《毛诗》、《左传》、《史记》、《太平广记》、《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辞》以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古代典籍进行了详尽的缜密的考疏，体现了先生学贯中西的丰厚学养，代表了目前学术界的最高水平。
“管锥”二字，源出《韩诗外传》（“三家诗”之一，即《诗经》）：“譬如以管窥天，以锥刺地——所窥者大，所见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

《管锥编》书评
《管锥编》论题四则
一、遮蔽与澄明
人的认识增长途径之一是阅读。随着阅读量的不断增大，人是逐渐由被遮蔽而走向澄明的。 从这方面来说，钱锺书先生后期的主要著作《管锥编》，是一种澄明的思想呈递。《管锥编》说：有所见必有所蔽；天下之道各分，而原可以合。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独特的生存体验，都有自己的见解，因此形成了世界的方方面面。但是一种独特的视角也可能是它的局限所在。能将各家之道综合的，《管锥编》当无愧是集大成的主要代表。而其它的书，很可能有蔽见。在这方面，管锥是值得推荐的书之一。
二、文化胚胎与根本
现代发展源自近代，近代源自古代，虽然科技突飞猛进，但在人文领域变化不大。《钱钟书散文》中提到这一点。正如成熟的人是由胚胎到婴儿、少年、成年发展过来的一样，社会文化也是如此。相对来说，越是早期的，古代的，也越是根本的。注释古代的典籍，正是探寻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根源性存在。《管锥编》说：察古可以知今，见今可以知古。因此在阐述人类古代各种现象的同时，这种做法的当代文化意义就凸现出来。所谓胚胎，即含有各种发展生长的始基。因此呈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本原，并挑出其中的糟粕，也是《管锥编》对中国的贡献之一。因为现代现象的各种因果追溯，都可以追寻到历史的深处。
三、文字般若
许多发展都是否定之否定的，理论体系也不例外。因为一种理论总有它不足和待发展的地方，并且一种理论常常成为其它理论发展的桎梏。管锥编云：真理中蕴涵着血气。这种观点和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很相近。后现代主义认为“从认识论和意识形态上看，人不可能把握所谓客观的真理。所谓的真理不过是权力的象征和对弱势群体的压迫。”理论同时意味着理障。甚至文字本身就意味着桎梏。但文字还得用，语言还得发展，观念也需要放到广大时空坐标中，和其他相关论点论据进行比较对照，而不应成为僵化偏执的教条。从这方面来说，《管锥编》类似大乘的般若，观照万法而又无所执，只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并打通其它学科的界限，力求达到一种圆融的效果。从钱锺书《谈艺录》对《华严经》的引述和钱锺书对佛典的熟悉程度来看，他对这点是有所知的、有所行的。
四、《管锥编》的体例
《管锥编》注释了中国十部古籍。凡是字句有出入，含义有分歧，源流可考证，值得阐述的亮点和需要评价的地方，钱先生都一一拈出。可以说，这对后来人阅读这十部古籍起了很大帮助。同时为后来人研究其中的问题提供了很多资料和启发。《管锥编》是钱锺书先生的读书心得，注释虽多，但有的地方是借注释而有意阐发对社会的看法和其它书的看法。例如注释“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问题时，指出这是归谬法，并提到孟子好辩，其经常采用归谬法。这就对读者阅读《孟子》有很大帮助。又如在讲到“名由人立，艺由己成”的时候，提到了他对阅读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别有会心”，阐发了一段章学诚对社会某些现象的愤慨，这当然有些“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但也说明钱先生并不是单纯闭门读书，而也是负有社会的道义感。
《管锥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因为读书既多之后，各书中或有分歧之处，必然会心存疑虑。这个地方到底作者说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都是个问题，因此有时候需要确定真伪而辨别是非。光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是不够的，还要知道正误所在，这就需要熟读精思了。钱先生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书中注释的这十部古籍，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为什么只是挑那些地方？我认为这涉及了《管锥编》的一个特点——叠构。在十部古籍的排列顺序上，凡是论述的问题，一般都在前面的章节没有出现过；凡是前面古籍拈出的问题，后面就不再论述。并且重要的是，出现的论题必然都是在历史上有疑义需要解决，或者是首先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某个现象和一些警句需要拈出和说明，或者是从文学角度需要评判。而没有出现的论题很可能价值就不太高。当然每个读者也可能视角是不一样的。但读者对古籍所关注的地方，通常都在《管锥编》的前面地方都能找到。（关于这个观点，可以再商榷论证）。因此读古籍的好处只剩下加深对《管锥编》引文和论述的理解了。
一部鞭挞专制的思想录 ——我读《管锥编》
钱钟书先生的书总是很热销，钱钟书研究也总是个热门话题，可是作为其重要学术论著的《管锥篇》，我总觉得其底蕴亦即其思想价值并未得到认真、准确的解读。其实这部成书于“文革”动乱之际的皇皇巨著，其学术思想的基调就是人道主义(首先当然是十八世纪以还的人道主义)，而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专制的鞭挞，因而在我看来，《管锥篇》其实也是一部鞭挞专制的思想录。
一、 专制的可怕：“口戕口”
或许有人会问，何以见得《管锥编》有其思想、价值且集中表露于对专制的鞭挞？其实不仅钱氏本人早有明言，书中所引所述及其所论也是赫然在目。因此，顺着《管锥编》中的文本线索，我们不仅可以窥探与索解钱钟书先生“文革”当年的心路历程，对探寻当代中国文化人十年动乱时期的心境状态也不啻是找到并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口。
人们或许记得，“文革”中曾流行一句很有点文学色彩的话：经过严冬的人才懂得春天的温暖。其实，经受过“文革”磨难的人才真正懂得以言治罪的可怕和言论自由的可贵，因为极左的实质其实就是专制，就是对舆论及言论的钳制。《管锥编》中论的虽是经史诗文，可是打开第一册就会发现，作者的旨趣并非仅限于学术问题，相反，对古代中国专制统治的揭露与鞭挞却始终为其不变的话题，其中对“口戕口”一语的诠释与阐述令人至今为之心悸。
“口戕口”一语本出于先秦古器物上的铭文，《大戴礼·武王践阼》篇始录之。《管锥编》中对此语的诠释颇为较真，首先是在论《周易正义》的部分里为释“颐”卦中的“彖曰：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一语，钱氏先是引出唐人孔颖达对此语的《正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继之则指出孔氏“《正义》语乃取之（唐人）傅玄《口铭》”。明眼人已可看出，从“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角度疏解“慎言语，节饮食”一语，已经悄悄地把立足点置于社会政治层面。然而更值得索解的是，他认为孔氏的《正义》仍未达到一语破的，因而指出：“《大戴礼·武王践阼》篇（中的）《机铭》‘口戕口’三字涵括此象，则未有言者。”换言之，“口戕口”的含义就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口戕口”的教训就是应“慎言语，节饮食”。而这也正是钱钟书先生的重要提示。
在这里，虽然“慎言语”与“节饮食”两大义项尚未分伯仲，但在引录唐人刘禹锡的《口兵诫》（“我诫于口，惟心之门，毋为我兵，当为我藩，以慎为键，以忍为阍，可以多食，勿以多言”）的基础上，钱氏却道出了自己的隐忧：“诸如此类，斤斤严口舌之戒而驰口腹之防，亦见人之惧祸过于畏病，而处世难于摄生矣。”（《管锥编》第一册第23～24页，以下仅在引文末简注页码）如果说这里所论尚属泛泛而谈，人们尚且感受不到专制的可怕，那么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管锥编》中引述的几则“口戕口”的具体史实。
在《管锥编》第三册中论及《桓子新论》时，为释“新论”中的“夫言语小故，陷致人于族灭，事诚可悼痛焉”数句，钱氏引录了诸如《宋书》、《魏书》及岳珂《?史》等众多古籍所载“口戕口”之实例。如《魏书·苻生传》载：苻生“既眇其目，所讳者：‘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右中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苻生非汉族的君主，其野蛮或出于文化的后进，但汉家的天子以言治罪同样穷凶极恶。据多种古籍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生性多疑，“臣工表奏颂圣，每犯忌讳：‘一人有道，万寿无疆’则疑‘强盗’，‘体乾法坤’则隐喻‘发髡’，‘作则’嫌于‘作贼’，‘生’、‘扉’谐音‘僧’、‘匪’，‘殊’拆字‘歹’、‘朱’，皆科以大逆谤讪，（故）当时有‘撰表（即成）墓志’之谣”（第971～972页）。
钱氏这里所引尚有南朝及清代的诸多有关“口戕口”之史事，但仅此已使人们感受到了专制统治的恐怖阴森。然而更值得深思的是，何以《管锥编》中一再言及“口戕口”及其种种实例？答案只能有一个：“有感而发”、“有为而发”（钱氏本人语）。因此，《管锥编》中的下述之论既是对历史上专制统治者的鞭挞，也是对“文革”当年某些头面人物的警告：“恃强挟贵，而苛察雄猜，憬然严周身之妨，?焉极十目之视，盖众所畏之人，其所畏亦必众耳。”（第973页）
二、 专制的可鄙：愚民
《管锥编》中对专制统治及其种种表现的揭露与鞭挞即使人们感受到专制的可怕，也使人们看到专制的可鄙。因为专制统治一方面凭借赤裸裸的暴力，另一方面也无耻地运用种种愚民措施。《管锥编》中有关这方面的叙述虽是理智多于激情，但细细品味，钱先生对专制统治的鄙薄与厌恶之情却依然是力通纸背，入木三分。
在论及《周易》“观”卦中《彖》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数句时，他即引述《墨子·明鬼》篇中的两段话（其一曰：“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并指出：“后世谈士阐发政教相须，与墨子暗合。”这后世谈士中即包括清初文学家魏禧与近代思想家魏源（一说“刑赏穷而作《春秋》，笔削穷而说地狱”；一说“鬼神之说有益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虽然《管锥编》中对“二魏”有颇多称许，但钱氏于此对“二魏”的评论却表露了自己对专制统治的厌恶：“夫设教济政法之穷，明鬼为官吏之佐，乃愚民以治民之一道。二魏见其治民之效，而未省其愚民之非也。”
可恨的是，不仅文化人中有这么一帮专为“治人者”谋的文臣策士，专制统治者本身对其中的玄机也是洞若观火，而且不独古代中国如此，古希腊、罗马以还的西方世界也不例外。《管锥编》中就此写到：
古希腊、罗马文史屡言君主捏造神道为御民之具。圣·奥古斯丁斥君主明知宗教之妄而诱民信为真，俾易于羁绊。相传奥古斯德大帝（Augustus）云：“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此真“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之供状。（第18～19页）
此“之供状”当然也就是供出了“愚民以治民”的可鄙伎俩。然而《管锥编》中对统治者愚民伎俩的揭露尚不止于此，同时还追溯了“愚民说”的由来及其貌似相左而实则为一的两种表现形式。在论及《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周臣原伯鲁“不说（悦）学”的有关史事时，钱氏认为找到了“愚民说”的源头（“愚民之说，已著于此”）。就此他引出了《老子》第六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论语·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庄子·紸箧》（“绝圣弃智，大盗乃止”）、《商君书·垦令》（“民不贵学则愚”）以及《孙子·九地》（“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等古籍中诸多议论，指出原生形态的“愚民说”就是原伯鲁辈的所谓“不说学”，也就是“治民如治军，亦使由而不使知也”。
虽然这里的议论未免略嫌累赘，但说穿了就是，实现愚民的目的既可求助于鬼神也可借助于蒙昧。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钱氏话锋一转同时提出了一个促人自省的警世之论：“文章学问复可为愚民之具。”（第233～234页）这里虽然无意赘引《管锥编》中引录的宋人晁说之以下众多文家哲人之说，但以“文章学问”为“愚民之具”同样是要达到“治民如治军”的目的。因此，从制造鬼神到制造愚昧再到制造规范的“文章学问”，其实都是专制统治者的一个既不可告人也不愿告人的可鄙图谋：“亦使由而不使知也。”
三、 专制的可恶：养寇自重
从《管锥编》、《谈艺录》中可以看出，钱钟书先生有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理想，因而他对古代中国社会及其专制统治总是取一种审视的目光。在前两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如何评判专制统治与人民大众，尤其是与知识阶层的关系。但在统治阶级内部，专制体制又有何弊端呢？
在《管锥编》中论及《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臧孙氏有关“疾癦”之说时，钱氏由“疾癦”而论及“美癦”再论及所谓“外宁必有内忧”之说。“疾癦”何以成为“美癦”？他先是引出唐人柳宗元的《敌戒》作答：“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益之大”；继之则以宋人杨万里的下述之论作结：“天之于君，厌之者则骄之以嘉祥，爱之者则谴之以变异，绝之者则误之以强盛，爱之者则惧之以灾害。”换言之，这就是“疾癦”之所以又为“美癦”，或曰“外宁必有内忧”的正面含义。但是，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事有貌同而心异者，释敌以为外惧，固远识谋国之忠也，养寇挟而自重，则老黠谋身之巧也；柳州言其一而未知其二。”钱氏归纳的这个连柳宗元尚且未知的“其二”，就是存在于古代中国社会的一种腐恶机制：养寇自重。
何谓“养寇自重”？《管锥编》中屡举《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矢书射文种”以下至汪景祺戒年羹尧等诸多史事，而其取舍原则则一概本之于所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喻。这里让我们从中转录三则显例以见一斑：
《南史·贼臣传》（载）侯景为慕容绍宗所败，军溃，收散卒才得八百人，（遣）“使谓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北史·贺若弼传》（载）隋文帝曰：“初欲平陈时，弼谓高颎曰：‘陈叔宝可平，不作高鸟尽、良弓藏邪？’”郑达《野史无文》卷三记左良玉大捷而不肯穷追，曰：“留此残贼，武官尚可为人；若贼今日平，武臣明日即奴矣！”同是斯理。（第216～218页）
这一“斯理”俗称就是“兔死狗烹”之喻，演化为现实也就是“养寇挟而自重”的腐恶机制。虽然在今天看来，“养寇”者自有其不得已之处甚或某种理由，但由此却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何以政治腐败、民生凋零、社会动荡总是伴随着专制统治相始终？因此，“老黠谋身之巧”也是专制统治必然带来的一大可恶之处。
四、 专制的可悲：身退罹殃
古代中国的专制统治不仅造成了君臣之间的相互猜忌，也使臣僚之间经常处在相互倾轧之中。《管锥编》中就此也给我们描述了一种现象：身退罹殃。然而这一现象的含义为何又从何言起呢？
钱氏在论及《诗经·王风·采葛》中“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两句时，即接过毛《传》所言（“一日不见于君，忧惧于谗矣”）而把话题引向专制统治下君臣关系及臣僚之间的关系。就此，他先是举出魏文帝曹丕评刘表父子相疏离的言论（“容刀生于身疏，积爱生于近习”），继之则举出两晋、北齐及北宋的有关史事，指出所谓“一日不朝，其间容刀”云云均为“（采葛）毛《传》之旨。”乃直接地说，臣僚不离君实为得宠邀福的一个必要条件，反之，身退于枢要则祸机莫测。因此，钱氏得出结论：“故古来权臣得君者，钟鸣漏尽，马竭器盈，而恋位不去，亦以深虑去位而身与君疏，身疏而容刀、戈也。”（第102页）
钱氏还认为唐人“李德裕道此隐衷，最为切至”，故不吝篇幅引出了李德裕的大段之论。为申论便这里自然应予转录，只是此论过于冗长，这里不妨将其要点稍作节录，同时也借以感受一下专制统治下身为臣僚者的悲凉心境。李德裕《退身论》曰：
天下善人少，恶人多，一旦去权，祸机莫测。操政柄以御怨诽者，如荷戟以当狡兽，闭关以待暴客；若舍戟开关，则寇难立至。迟迟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终身之祸，亦犹奔马者不可以委辔，乘流者不可以去楫。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谢病辞免，寻即远就泽国，自谓在外而安。岂知天高不闻，身远受害！余岂不知身退罹殃，盖耻同（文）种、（李）斯之不去也，则知勇退者岂容易哉！而陆士衡称“不知去势以求安，辞宠以要（邀）福”，斯言过矣！（第102～103页）
无庸评说，李德裕此论既道出了身为臣僚者可悲心境的“隐衷”，也使人们至今还能感受到专制统治下那种“高处不胜寒”的政治氛围。然而，倘若我们再联系《管锥编》中随之述及的清初徐乾学“落职尚不肯去”的故事，我们就会看到，专制统治不仅给其臣僚造成一种可悲境地，同时还迫使其堕落成为一种政治无赖，因为徐乾学要康熙分清君子与小人，而其标准就是：“说臣好的，便是君子，说臣不好的，便是小人。”康熙区分君子与小人当然不会以此为标准，因此，“身退罹殃”也只能是专制统治下身为臣僚者的一很难避免或者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可悲下场。
五、 专制的可笑：帝皇才学
《管锥编》中对古代中国专制统治的反思与针砭并非尽为明白晓畅之论，但是，拒绝与否定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却是其作者从不隐讳的主张。因此在钱氏的笔下，不仅专制统治者的心理常处在悲凉与阴暗的状态，专制统治者的形象也从未得到正面的称道。正因为如此，他的有关帝皇才学的议论与嘲讽其实也就是对专制统治的否定。
首先需要指出，在《管锥编》四册百余万字的著述中，贬议或讽议帝皇的文字几近于比比皆是，其中论及或提及的帝皇，包括梁武帝、魏孝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德宗、宋真宗、清世宗、清高宗等多位古代中国君主。这里，我们先来看看他对帝皇才学的贬议。
人们知道，在我国自秦以后的历代帝皇中，南朝的梁武帝父子算得上是“嗜学好文”者，然而在《管锥编》中，钱氏不仅一再尖锐指责梁武帝佞佛“害于其政，著于其寻常行事”（第1544页），对梁武帝“挟贵好胜”的浅薄无聊也颇多讥讽：
梁武挟贵好胜，史籍频书。《梁书·沈约传》记约与梁武竞诵，各疏粟事，（沈）约故让（梁武）帝多二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南史》)卷五十《刘显传》：“有沙门讼田，（梁武）帝大署曰‘贞（贞）’，有司未辨，遍问莫知，（刘）显曰：‘贞字为与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褊浅有若是者。（第1383页）
对梁武帝“挟贵好胜”如此鄙薄，对隋炀帝的自命不凡同样嗤之以鼻。在论及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一语时，他由议论司马迁“举例不当”而论及门客著书，又由之而论及梁元帝、唐德宗、宋真宗为表明自己的著述非由“臣下代作”而为“朕自起草”的几则言论，进而论及隋炀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的狂言：“设令朕与士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就此，他以不屑一顾的口吻论及帝皇的“才学”、“术业”：
夫贵人“言言”，贱士“文粪”，王充之所深慨（《论衡·自纪篇》），况益以天子之尊而稍有“才学”、“术业”乎？《荀子·尧问》记“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逮，退朝而有忧色”。窃谓以群臣莫逮为己忧，群臣尚且莫或敢逮，何况喜而骄乎！鲍照为文“多鄙言累句”，王僧虔“常用掘笔书”，即“群臣莫逮”之例矣。（第942页）
在这里，钱氏虽是仅仅点明论题而未说破用意，但对其所举例证的史实稍作了解，其真实用意即显豁于世。《荀子·尧问》所记本为吴起谏魏武侯言，义为诸侯相争须集思广益方可致胜。至于鲍照为文云云则向人们尖锐揭示帝皇的“才学”实为帝皇的淫威。据《南史·鲍照传》记载：“（宋）文帝以（鲍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鲍）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咸谓（鲍）照才尽，实不然也”；又据《南史·王昙首传》记载：传主次子王僧虔善书，但在刘宋孝武帝时，因“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公元457～464年）常用掘笔（即秃笔）书，以此见容”。至此，我们也就清楚了鲍照为文“多鄙言累句”及王僧虔“常用掘笔书”的苦衷所在。据此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钱氏援此两典虽是含而不露，但实则告诉人们帝皇的才学其实就是帝皇的淫威。
当然，专制统治并非凭借统治者“才学”与“术业”，但是，为了宣传与论证专制统治的至上性与神圣性，其帮闲文人的首要职责就是鼓吹专制统治者的天资与博学。因此，帝皇才学不仅是专制统治的门面与旗帜，也被装扮成专制统治的道义基础。正因为帝皇才学与专制统治有着如此密切的重要关系，因而《管锥编》中不仅一再嘲讽帝皇的浅薄无聊，对帝皇中的某些“嗜学好文”者也不予称道。
例如在论及北魏韩显宗“上书”谏其高祖（即孝文帝）不可“目玩坟典”这一史事时，钱氏即以认可的口吻提及“后来唐太宗嗜学好文，朝臣（如褚遂良）亦进诤言”，而在谈到“古来帝皇著述最富而又斑斑可见者”之清高宗时，他又不无讥讽且不无遗憾地写到：“才同倚马，载可汗牛，乾隆臣工倘有如韩显宗、褚遂良之上言者乎？未之考也。”（第1491～1492页）“乾隆臣工”中是否有这样一位直言谏臣倒并不重要，但据此我们倒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钱钟书先生看来，所谓帝皇才学不过是专制统治的一个可笑的点缀罢了。
八、 结 语
回顾本文所述，我想人们自然会明白：钱钟书先生何以特别看重《管锥编》一书？但是，书中对专制统治的揭露与鞭挞与其说是直接针对“文革”当年的“全面专政”，不如说是在为之追溯历史与文化的渊源。如果说这一追溯在20年前出版的《管锥编》中尚不够显豁，那么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管锥编增订》中他索性挑明用意，直截了当地写到：“孟德斯鸠尝论亚洲之专制一统不足为训，政体当如音乐，能使相异者协，相反者调，归于和谐。”（第23页）因此，说《管锥编》是一部鞭挞专制的思想录当确有所据。

㈡ 钱钟书《吃饭》选一段赏析急急急！！！

其实人生是一种过程：这两种人都有存在的权利，钱钟书先生是个文学大内师，他是第一容种人，他说的第二种人主要是贵族人士。当然对于自力更生的人是受到人们尊重的，钱钟书先生明显对第二种人含有鄙视，他认为人应该通过工作、生产、创造，来换饭吃，不要作寄生虫。
但是，作贵族是很多人的梦想。

㈢ 求<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赏析！！！！

角力不如角智———读《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第一遍读钱钟书先生的《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时，依稀感觉写该文时的钱先生应该正处于人生的困境中，是在借魔鬼之口说事。忙查看写作的时间，正是国难当头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钱先生此时也刚刚从国外学成回国。再细读，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这种意味几乎无处不在，尤其是魔鬼的“应酬还是有的，像我这样有声望的人，不会没有应酬，今天就是吃了饭来的。在这个年头儿，不愁没有人请你吃饭，只是人不让你用本领来换饭吃。这是一种苦闷。”这一段感慨。 联想到钱先生的太太杨绛女士在《我们仨》一书中回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生活时言及的“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钟书与世无争，还是不免遭人忌恨……”等语，顿悟！ 原来钱先生果真是在借魔鬼之口剖析世情，感叹人生，宣愁泄愤。意在揭露与讽刺，与此同时还在对异己的揶揄中表现出自己的智慧和对手的滑稽。好个聪明的钱钟书！他深知自己一介书生，且是把心思都用在学术研究上的书生，无力充当勇士，为避免人对号入座，挑起事端，只能穿起了“软猬甲”。是的，何必非要锋芒毕露地舞枪弄棒？对待小人或恶人，暗刀更能达到反击的目的，况且还保全了自己。 文章的倒数第二段中，魔鬼就说：“……你说我参与战争，那真是冤枉，我脾气和平，顶反对动武力，……我当初也是个好勇斗狠的人，自从造反失败，驱逐天堂，听了我参谋的劝告，悟到角力不如角智……” 借他人之口说我想说，钱先生采用的正是“角智”的方法！而且这个说话的不是尘世间的俗夫凡子，而是可以为所欲为的魔鬼！更何况这个魔鬼还是在夜晚匆匆一来、匆匆一说就“消融吞并在夜色之中”无踪影了的！哪怕骂你个狗血喷头，你又能怎样追究、治他何罪呢？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文笔幽默酣畅，如行云流水,很像中国的“太极”，看似无力实则招招俱实，属于典型的钱氏风格。讽刺、挖苦全包含在他一贯的冷幽默里，在你会心的一笑、再笑、还笑、又笑之间痛陈人世尤其是文艺界的各种怪现状。 例如，在谈到“见风使舵”是成名的秘诀时，魔鬼说：“因为你是个喜欢看文学书的人，所以我对你讲话就要讲点文学名著，显得我也有同好，也是内行。反过来说，假使你是个反对看书的多产作家，我当然要改变谈风，对你说我也觉得书是不必看的，……不但这样，有时我偏要对科学家讲政治，对考古家讲文艺。因为反正他们不懂什么，乐得让他们拾点牙慧，对牛弹琴根本就不用挑选什么好曲子！……但丁赞我善于思辩，歌德说我见识多广……” 再如，在谈到传记或自传时，魔鬼说：“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传可作，就称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不认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意识。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作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作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又如，在谈到“谦虚”的时候，魔鬼说：“有种人神气活现，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有付缴利钱。另外一种人假作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像向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璧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不管债主也好，上司也好，他们终相信世界上还有值得赞美的好人，至少他们自己就是……” 智慧之语，举不胜举。令同志者痛快淋漓，忍不住拍案称绝！令对号就能入座者羞愧难当，牙、手痒得厉害又无从下手，恨不能一时地裂，钻将下去！ 真乃角力不如角智也！难怪有人说----造化钟神秀，华夏诞钟书！钱先生的这种峥嵘特出的奇异智慧真的无人堪比啊！

㈣ 钱钟书作品赏析

钱钟书先生以学术和小说誉满天下，于是乎，《围城》、《管锥编》和《谈艺录》的煌煌盛名，掩盖了其散文的光芒——似乎很少有人称钱钟书为散文家了。殊不知，钱钟书的散文，内涵丰富，逻辑缜密，文笔老辣，机趣盎然，嘻笑、讥讽、幽默、夸张拟人、引经据典、类比取譬、小说笔法……俱成文章，文风行云流水，几达于“无技巧”之境，可谓自成一家。在我看来，钱钟书不仅是散文家，而且称得上是20世纪现代白话散文的大家。
【一】
对许多人来说，名字只是用于身份辨识的符号，但对于钱钟书教授来说，“钟书”二字则不啻是他的座右铭，是他矢志不渝的信条，也是他“作家兼学者”形象的真实写照。在旧中国，钱先生“兵罅偷生”，尤其是“重之丧乱，图籍无存”令他深深的叹惋；在“文革”中，“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他提出最不能忍受的只有一条：“没有书”；女儿访英，他也只有一句交代：多买新书。难怪与他鹣鲽相得的夫人杨绛先生曾断言：“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钱先生如此钟情于书，自有他的道理。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有些书，如先秦诸子，特别是孔、孟、老、庄、韩、列，如《左传》、《诗》、《骚》，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魏书》、《南齐书》，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都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基础书、必读书。”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多读书，多比较，多思索，就能有自己的见解。这当然是他的切身体会。钱先生到底读过多少书，碌碌如我辈者实难估计。但是，仅《管锥编》一书的引文已逾万种，杜少陵所谓的“读书破万卷”，钱老所读之书之数想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钱先生坐拥书城，手不释卷，直至“朱墨烂然，方谯周独笑”。然而，他是“读书以极其至”，而非“以读书为其极至”。钱先生说过：“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这部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所以，他在酷嗜古今中外文史哲典籍的同时，从来也未放松对于“人生”这部无字“大书”的阅读。
钱钟书先生少年时，读书的“食肠很大”，无论是诗歌、小说、戏曲、“极俗的书”，还是“精微深奥”的“大部著作”、甚至“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书、网络全书”，他都“甜咸杂进”。这个习惯后来贯彻到学术研究当中，就成为他打通学术壁障的不懈努力。当然，钟书“钟书”到了破万卷之境，则后来无论在小说、散文随笔也好，抑或是在学术论著也罢，“下笔有如神”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二】
钱钟书的散文是典型的学者散文。所谓学者散文，大都具有较强的知识性，主旨不在于表情写景，主要的表现手段也不是抒情、写景或叙事，而是议论、说理和达意。它不是以情感人，而是以理服人，以智启人。钱钟书的散文正是以思想的睿智见长。他好像是把博大的知识海洋融会贯通，浓缩成涓涓清泉和深不可测的一潭清水。杂而博，既是其散文的内容特色，也成其大家风范。读他的散文，你会在表面的驳杂纷繁中，发现其中始终隐现着的智性思辩的光芒和严整有序、滴水不漏的推理的力量，而这一切又是在从容不迫，“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苏东坡语）的行文风格中体现出来的。如数家珍般的知识掌故、信手拈来的名言隽语、爽辣尖刻的类比分析、入木三分的刻画描摹以及让人忍俊不禁而又拍案叫绝的譬喻揶揄，让人大有目不暇接、酣畅淋漓之感。
就数量而言，钱钟书的散文并不多。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散文，主要收在《写在人生边上》，其他散文大多散见于各报纸杂志。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出过两个集子，近几年才又出过一本《钱钟书散文》和《钱钟书杨绛散文》。
钱钟书的散文，常常语出惊人，挟带着先声夺人的力量，使你一旦开读便欲罢不能。如《吃饭》的开头：“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只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了一个转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过，我们仍然把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好比我们研究哲学或艺术，总说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样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真可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仿佛不经意间，絮絮叨叨之际，人生的感悟、素朴而又不乏真知灼识的哲理，便绵绵而来。
钱氏文体中比喻手法的运用固然是意象审美的需要，但更是打通、博综的手法。钱氏的文章，中心意思主流思想脉络是相当清晰的，但他却并非作狭窄的专门论述，所以他的问题手法常常是旁征博引、散漫扯谈、旁敲侧击、比喻类比，这样，文章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如《释文盲》里写道：“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千金小姐。有多少丫头不想学花袭人呢？”自“不幸得很”以下是比喻后的散发式辐射，对喻体加工发挥，这种描写性阐述的宾意已远，揭示的动机是更深入了一步，自然使文体更加立体了。
再者，钱氏散文还运用了讽刺刻薄的小品文笔法。如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的边上》。“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开头一句就留下大埋伏，随你想去。“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末，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抄到这里，我便觉得有些心虚。让读的人心虚，正是小品文的妙处。《论文人》篇的后半段说：“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据说”两字再次出现，似调侃，堪玩味。文章开头说：“文人是可以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份，并不安本分。”欲擒故纵是小品文的章法之一，有点相声里抖包袱的味道。“真的，文人对于自己，有时比旁人对于他还看得轻贱；他只恨自己是个文人，并且不惜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在这个年头，这还算不得识时务的俊杰么？”最后一句有畅快淋漓之势。下面一句仍然是让笔者读来心虚的：“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着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虽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钱钟书式的小刻薄初露端倪。好戏尚在别的文章里呢。《释文盲》篇开头照例是闲扯：“在非文学书里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旧衣服，忽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分内的东西，却有一种意外的喜悦。”文章写到中间，那种叫人叹服的刻薄又出现了：“说来也奇，偏是把文学当做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色盲决不学绘画，文盲却有时谈文学，而且谈得还特别起劲。”
作为卓越的小说家，钱钟书还常常把小说的笔法融入散文，形成了其叙事灵活自如、虚构拟人精妙绝伦的特点。如《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就虚拟了一个温文尔雅、“人性”十足、通情达理的“魔鬼”。每个读者都能从中以文为鉴，照见自己或他人的隐秘世界。这不仅是小说与散文的结合，也是知识与想象的结合。
但钱钟书的学者散文中也常常难免有“掉书袋”的毛病，他不是为知识而知识地炫耀和卖弄，其创作（包括小说）完全可以归入“为人生”的写作之列。正如作者在解释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时说的：“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如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假如人生是一本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了好多空间。”在这里，我们除了看到钱钟书的谦虚外，更能体会到他对人生的态度。
毫无疑问，钱钟书的散文是启人心智的智者的言说，是广泛继承与借鉴中外优秀散文传统、融通中西文化的文化“宁馨儿”。
【三】
“写在人生边上”是值得注意的文体视角。在围城外看围城，在人生边上看人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然而走出了“此山”又如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只看到钱钟书永远高高在上的立场，有些学者颇不满意钱钟书那种高于一切人的审视与幽默的超然态度。其实钱氏一直在努力追求作为一个智者，于是“他只好采用一种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这才能超脱，能在人性的、价值的、文化的最高角度获得一种客观，保有一种比一切人都聪明的灵感的洞察力”（李嘉建语）。他为谁说话呢？他只为一种存在做解释，所以，他成了一个存在主义者，一个以真理和人类价值为阐述对象的智者。
如今，漫步在人生边上的钱先生步出书页边缘，而他的名字便留在了书底留白处。

㈤ 对钱钟书先生评价

钱锺书先生字默存，曾用笔名中书君等。 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管锥编》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一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得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三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钱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学潮流颇为合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四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

㈥ 求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最好有赏析的那种。

没有txt的。想赏析可看周振甫先生的“周振甫讲《管锥编》《谈艺录》 ”，程度深一点可参看张文江先生的《管锥编读解》。其实，最好还是读原文。也只有原文最好看。

㈦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鉴赏

第一遍读钱钟书先生的《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时，依稀感觉写该文时的钱先生应该正处于人生的困境中，是在借魔鬼之口说事。忙查看写作的时间，正是国难当头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钱先生此时也刚刚从国外学成回国。再细读，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这种意味几乎无处不在，尤其是魔鬼的“应酬还是有的，像我这样有声望的人，不会没有应酬，今天就是吃了饭来的。在这个年头儿，不愁没有人请你吃饭，只是人不让你用本领来换饭吃。这是一种苦闷。”这一段感慨。
联想到钱先生的太太杨绛女士在《我们仨》一书中回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生活时言及的“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钟书与世无争，还是不免遭人忌恨……”等语，顿悟！
原来钱先生果真是在借魔鬼之口剖析世情，感叹人生，宣愁泄愤。意在揭露与讽刺，与此同时还在对异己的揶揄中表现出自己的智慧和对手的滑稽。好个聪明的钱钟书！他深知自己一介书生，且是把心思都用在学术研究上的书生，无力充当勇士，为避免人对号入座，挑起事端，只能穿起了“软猬甲”。是的，何必非要锋芒毕露地舞枪弄棒？对待小人或恶人，暗刀更能达到反击的目的，况且还保全了自己。
文章的倒数第二段中，魔鬼就说：“……你说我参与战争，那真是冤枉，我脾气和平，顶反对动武力，……我当初也是个好勇斗狠的人，自从造反失败，驱逐天堂，听了我参谋的劝告，悟到角力不如角智……”
借他人之口说我想说，钱先生采用的正是“角智”的方法！而且这个说话的不是尘世间的俗夫凡子，而是可以为所欲为的魔鬼！更何况这个魔鬼还是在夜晚匆匆一来、匆匆一说就“消融吞并在夜色之中”无踪影了的！哪怕骂你个狗血喷头，你又能怎样追究、治他何罪呢？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文笔幽默酣畅，如行云流水,很像中国的“太极”，看似无力实则招招俱实，属于典型的钱氏风格。讽刺、挖苦全包含在他一贯的冷幽默里，在你会心的一笑、再笑、还笑、又笑之间痛陈人世尤其是文艺界的各种怪现状。
例如，在谈到“见风使舵”是成名的秘诀时，魔鬼说：“因为你是个喜欢看文学书的人，所以我对你讲话就要讲点文学名著，显得我也有同好，也是内行。反过来说，假使你是个反对看书的多产作家，我当然要改变谈风，对你说我也觉得书是不必看的，……不但这样，有时我偏要对科学家讲政治，对考古家讲文艺。因为反正他们不懂什么，乐得让他们拾点牙慧，对牛弹琴根本就不用挑选什么好曲子！……但丁赞我善于思辩，歌德说我见识多广……”
再如，在谈到传记或自传时，魔鬼说：“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传可作，就称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不认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意识。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作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作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又如，在谈到“谦虚”的时候，魔鬼说：“有种人神气活现，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有付缴利钱。另外一种人假作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像向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璧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不管债主也好，上司也好，他们终相信世界上还有值得赞美的好人，至少他们自己就是……”
智慧之语，举不胜举。令同志者痛快淋漓，忍不住拍案称绝！令对号就能入座者羞愧难当，牙、手痒得厉害又无从下手，恨不能一时地裂，钻将下去！
真乃角力不如角智也！难怪有人说----造化钟神秀，华夏诞钟书！钱先生的这种峥嵘特出的奇异智慧真的无人堪比啊！

㈧ 围城经典名句的赏析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我喜欢

㈨ 王蒙和钱钟书的作品简介或赏析

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为王蒙19岁时创作，是其进入文坛的代表作品。《青春万岁》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于一身，描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一群天真烂漫的北京女中学生的生活。1981年，该书被评为全国中学生最喜欢的十本书之一；1986年，该书又获人民文学出版社奖。
《青春万岁》是王蒙早期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了1952年北京女七中一群高三学生的学习、生活，赞美了她们不断探索的精神、昂扬向上的斗志，如诗似歌的青春热情，同时也探讨了当时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作品主要描写了郑波、杨蔷云等一些学生党员对一些生活困难、思想落后的女学生——如天主教会“仁慈堂”中长大的孤儿呼玛丽、出身资本家家庭的二小姐苏宁、一心想当科学家，对集体和他人缺乏热情的李春等人的热心帮助，使她们最终都能融入到学校这一大家庭中来，共同进步，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学生们之间的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和很高的思想觉悟。同时作品中也穿插描写了郑波和杨蔷云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提高学习成绩，以及郑波与田林、杨蔷云与张世群之间的不成熟的、朦胧的爱情故事。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著）是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下出现的写人民内部矛盾的优秀作品。1957年反右扩大化，这篇小说曾被打为毒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它又获得正确的历史评价，被称为“重放的鲜花”。
这篇小说写的是青年教师被调到区委会后，在工作和斗争中怎样碰壁和怎样遇到挫折的故事。它触及了我们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揭露了我们党委机关内部已在滋长并亟待克服的官僚主义现象。

《青狐》是王蒙最新的长篇小说力作。这部小说写作历时三年，又花数月时间精心打磨，终于奉献于读者面前。
王蒙从事写作五十年，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青狐》是他第一次以女性为主人公，描写她的爱情、性格、欲望，描写她的理想、才华、热情与她的环境、教养、历史角色之间的巨大的不平衡，刻画了一个可爱可笑、可敬可悲的女性形象。

《尴尬风流》是王蒙用五年心血写成的探索中国人之“心”的一部奇绝大书。
作者笔下的“老王”，思索了大量玄学，均系“天问”。问而无解，所以尴尬；既然无解，索性放下，于是“风流”。
作者天马行空，恣肆不拘，打破了有头有尾的长篇小说形式，线形外壳碎裂，变成无数片断，变成大珠小珠落玉盘。这种运思独出的所在，并非是模仿生活的无序流动，真正的目的是借此表达“老王”之“心”。他的心，是非线性的，是一个巨大的空洞，是延展的、卷曲的、循环的、拧巴的，反正不是向着一个目标一个终极前进的。作者更深的用意是光复百多年来随着西学东渐，已经遭到断裂的中国传统的小说精神以及中国人对自我和世界的传统想象方式。重在表明中国人之“心”，并为死灭。
王蒙对于“天问”，对于终极，对于意义和价值的看法，其勇气和深邃，将再一次震撼文坛。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

《写在人生边上》是钱钟书的散文集，这个不太好介绍。

《人·兽·鬼》是钱钟书先生短篇小说集，主要内容是《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四篇小说作品。

《管锥编》这些就是学术著作了，不太好介绍。

并不全面，但仍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㈩ 钱钟书的《吃饭》语句赏析，专家请进！！！

其实人生是一种过程：这两种人都有存在的权利，钱钟书先生是个文学大师，他是回第一种人，他说答的第二种人主要是贵族人士。当然对于自力更生的人是受到人们尊重的，钱钟书先生明显对第二种人含有鄙视，他认为人应该通过工作、生产、创造，来换饭吃，不要作寄生虫。
但是，作贵族是很多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