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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并重包含的哲理

发布时间: 2021-01-12 04:16:40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为什么不对求解!谢谢!最好有例子!

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于它们永远都在一边倒,太过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不好,两者就像理论与实内践容!理论就是唯心,实践就是唯物!
(1)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即实践对理论具有决定作用。
(2)理论对实践有反作用,科学的理论对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错误的理论则有阻碍作用。
(3)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不能任意割裂两者的辩证关系,孤立地强调一个方面。

手打,望采纳

2. 理论和实践的区别

1、侧重点不一样

理论:是对事物的一种认知、归纳,偏向于思想;

实践:是指各种客观的存在,偏向于动作。

2、存在的领域不一样

理论:存在于人们的大脑里,表达在教科书和专用书籍、网络媒体等载体里。

实践:存在于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民族、宗教、司法、社会治安、社会管理、社会交往、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活动。

(2)理论与实践并重包含的哲理扩展阅读:

实践观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是指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对实践本质的这一理解和规定,包含了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

第一层含义

实践的第一层含义,指实践是只为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这里,首先肯定了实践活动的对象性质,即它是以人为主体,以世界上任何事物为对象(客体)的现实活动。与动物消极地适应自然的活动不同,人的实践活动具有自主性。

实践的自主性表现在,人通过实践不但能够认识客观规律,而且能够利用客观规律,使客观规律为人所用,从而使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达到物被人所掌握和占有的目的。

同时,实践还具有创造性,它创造出按照自然规律本身无法产生或产生的几率几乎等于零的事物。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本质上就是创造。没有创造,就不会形成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属人世界。实践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一起,共同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特征。

实践是由人发动的同时又是为了人的活动,它使人与物的关系由物支配变成人支配物,由此确立了人对自然界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人按照对事物运动规律的认识去改造事物,把它塑造成适合人占有和利用的形式,充分显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

同时,人在实践中自觉地把自己和自然界区分开来,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具有发主体意识。实践的发展,既是人的主体性不断发展和提升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主体意识不断提高和弘扬的过程。

第二层含义

实践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实践具有物质的、客观的、感性的的性质和形式,这一含义把实践作为人以“感性”的方式把握客体的活动,用以区别人以精神的、观念的方式把握客体的活动,如认识、理论活动等等。

在这种区别中,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征。所谓直接现实性,指实践是人把自己作为物质力量并运用物质手段同物质对象发生实际的相互作用,这种“感性的”活动同感性的对象一样具有现实的实在性。

纯粹的自然存在物不包含人的主观活动,因此它们不可能证实或证伪人的理论与认识。实践则不同,它既同人的主观活动相联系,又从人的主观精神的圈子里走出来,物化即外化为感性的客观实在。

人通过实践活动的多次进行,不但能使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得满足,而且也检验着自己的主观目的、愿望、意图和计划等等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检验着自己对事物的认识是否正确。

3. “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这句话包含的哲学道理是知行合一。

行可兼知,这是行知,实践家。
知不可兼行,错错错,理论家必须是知行,他的思想走的专有多远社会发展属才能不断进步。
实践家与理论家其实看似两种类型,但他们是一个整体缺失一环必陷入盲目。
我们的社会发展也是从盲目中的血泪教训得到深刻的反思,但我们发现很多当前的问题从理论上有很多非常完美的解决办法,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却总是不尽如人意,甚至激化矛盾,有时候不要把问题想的太简单太高估理论的指导性,理论不可能穷尽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每一个社会中的人的潜伏在内心的种种不稳定的因素,看似把问题解决了其实只是掩盖了问题留下的那个种子还是会生根发芽长出另一种形态的更复杂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无论能解决的还是不能解决的要深刻的去发现思想,问题有时候留着是一件好事,发现不了说明社会问题很突出民心不所向。

哈哈。。。理论这就是理论。。。

4. 怎样理解哲学问题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在实践中解决的结合自身实际,谈论应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并完成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 (1)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或者物质与意识、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把所有的哲学流派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凡承认物质、自然和客观存在为第一性的就属于唯物主义阵营;反之,凡把本原和第一性归结为精神、意识、思维的,就属于唯心主义阵营。 第二,世界是否是可知的?即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标准。唯物主义哲学家一般都坚持世界是可知的。而唯心主义哲学家则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世界是可知的;一派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人类的认识不能达到对世界的认识,或不能彻底认识世界的本质。 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对此的不同回答区分-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唯心主义-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意识决定物质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问题对此的不同回答区分-可知论-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承认世界可知不可知论-认为世界不可知或思维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 (2)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是由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这一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①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任何哲学派别都不能回避而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②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划分哲学中基本派别的依据,对思维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对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不同回答区分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③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是人类实际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它普遍存在于人类的实际生活并决定着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和方向。 (3)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原理的意义 它为研究哲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了一条基本的指导线索,为划分哲学中的基本派别确定了科学标准,是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形而上学的锐利武器;它是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一个根本原则,是引导我们不断更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现实地变革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强大工具。

5. 有一种 终极哲学理论 认为, 我们目前已经接受的 关於种种世界的运作方式 的理论和实践,在很大程度

我觉得你该去酒吧里喝喝酒,听听吧台歌手的献唱

6. 求 货币哲学论文!要求:论文包含四个部分:1.基础理论2.详细论述3.条理清晰,文字流畅4.结合理论和实践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8(5)
的形成和演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张秀琴,北京100872)
摘要:通过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到斯大林系统发展过程中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过程。这是一个密切相关的
20,30年代苏联哲学的讨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凯德洛夫有柯扑柠
认识论党为代表的突破斯大林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系统。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和演化的全面了解,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评估该系统的优点和缺点,从而正确认识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善。
关键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板说,促进
中间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300至59年(2001)05-0001-05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国的学术界,也被称为
“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斯大林教条化系统”或“传统
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从这些引用
反映了系统,并试图突破其理论的努力。人们的思想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到底是指什么原因
这一切当然是建立
立法,但同时,也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
国家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接从苏联马克
公民的哲学体系中,这样,我们所讨论的苏联哲学界关于马克
思想的哲学体系非常梳子重
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通常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斯大林
联系方式: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名称/>理论体系的公正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
,影响整个历史时期。事实上,斯里兰卡
大林想到的不是”空中楼阁“的理论,而是直接将
源于吗?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想法。
普列汉诺夫被列宁称为“修正主义”陈腐“的批评,彻底辩证的CD
唯物主义的角度马克 BR />思想的倡导者“[1](P31),”一元论的概念,历史发展
(1895年),“辩证唯物论做的非常完美的宝贵
阐述,”训练整体代俄国马克思主义
“[2](P67)[3](P308),他认为无疑是后来的想法吗?列宁和斯大林
森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普列汉诺夫(以较早者为准)正式使用辩证唯物主义
科学的术语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哲学体系。
他认为,最新的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真正的科学
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是系统唯一的理念彻底和第一
成。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世界
部门概念?两者的性质,也包括历史,自然
和历史方面的,这查看世界本质上是辩证的性质“[4](P311)普列汉诺夫。
形容词的唯物主义的特征,但只
应用的地方,它是解释之一。”
在其他场合也用不同的参数表达的想法,
历史唯物论,但在“宇宙”为出发点的唯物主义辩论
证明社会学。为此,他强调说:“
收稿日期:2001-06-25
·1·
只是一个'系统' -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在体内
系两者的政治经济学,有一个
科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还有其他很多东西。[4](P106),“辩证
唯物主义几乎成为哲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名人
的话。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列宁。
1909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
列宁系统
理论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马赫主义哲学,特别是认识论体系,列宁指出,整体马克
思想理念由“单件铸铁和钢”,“必须
不会删除任何基本的前提,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
自然会离开客观真理”[5](P332-335)。 1913年至1917年,列
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卡尔
- 马克思总结和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明确说明了几个系统组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历史
争用。后来的哲学票据,列宁提出了一些哲学体系
纲要元素的辩证法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型系统。 [6](P276)他第一次清楚地拥有
“逻辑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不必要
三个词:它们是相同的东西部
]用于在一所学校的。 “[6](P290),这为我们提供了建设
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 - 唯物辩证法,并确认
认识论的逻辑是”同样的事情。“<BR /可见,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强调的辩证意义,在整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认为历史CD
辩证的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应用不同的是,前者强调的物质方面,而后者则是更多的辩证法
表面上的重点。此外,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
不喜欢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直
然后所谓的“辩证唯物论系统,但提出了建立系统的,任务的标记
思想理念,并取得了大量的理论准
准备。这些条件。斯大林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历史”一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分为
辩证法概括为四个特点分为三个方
表面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论
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三部分和采矿
单调的叙述:所有第一次描述的基本原则及器皿
例子的基本原则解释。这本书最初是作为苏联
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二章的内容。后
由于加上以上职称的小册子立即发出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巅峰之作,之后,苏联,最哲
编写教科书为蓝本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
>历史的唯物主义“,已成为与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名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问题
苏联模式是,
形成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
检查的过程中,它的形成,特别是它的理论来源 - 一般
Liehannuofu和列宁的思想,这是不难发现: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内容划分
>三部分组成,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和
列宁斯大林的第一个编写“马克思主义三
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和“ - 马克思”的经营理念
专着清楚排名:秩序的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
唯物史观,后来的苏联哲学家基本上遵循
列宁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编写
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专着。斯里兰卡
大林在1906年写道,“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已经包含了三个部分:“辩证方法”,“唯物主义理论,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从系统中类似的”辩证唯物论
历史唯物主义“。
随后斯大林的
征费分别讨论的四个基本(联系人运动变化,发展和矛盾的辩证法),也
辩证法,列宁论述思维密不可分的,只有列宁的“辩证法
是核心“的片面理解为”的辩证方法“的思想;
唯物主义概括为三个基本特征,直接从列宁
列中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
而前三个章节谈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物质和意识
的主要物质识别和世界的起源是什么。
问题恰恰是的唯物主义斯大林概述三个基本特征
不同的顺序变化。
再具体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下
定义:“原
理由推动研究社会生活的辩证唯物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上应
与现象的社会生活,社会,研究的历史,社会的日历
“推广说:”斯大林热
后来会见了临界点,但我们必须知道,这种促销是
>,来自普列文韩娜弗和列宁的应用。普列汉诺夫指出多次在书中“论的”一元论“发展”和“唯物史观论坛”上
应用
历史的观点说,列宁在1913年“马克思主义3
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清楚地写道:“
马克思深化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唯物主义
哲学,物质的性质的学说,增进了解人类
社会意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最大的成就在科学思想。 “[5](P443)控制斯大林和普列汉诺夫和列
宁博览会可见小的原则它们之间的区别,斯里兰卡
森林演替两位前辈。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
正义的哲学体系发展的“辩证唯物论”系统“辩证的CD
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系统,也来自Puliehannuo
丈夫和列宁斯大林直接写无政府主义或社会
学说吗?“1906年,斯大林也深深普列汉诺夫的影响:
··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系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 “”为什么,因为它的证明方法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
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
。“[7](P274)(后面的句子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的CD
唯物主义“说的一样。),因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
尤其是在一再强调的完整性,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如前所述),
人前的思考,甚至??还讨论了斯大林,当然,作为一名学生,这一代人将继承,所以他们提供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
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模式
清晰地分为两个主要部子分成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几大块。
的“板块构造”的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是合理
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
推广。
总之,最重要的功能系统提供的斯大林模式
“表示推广”和“板说??”,都在不同程度
来自Puliehannuo的丈夫和列宁的思想,但斯里兰卡
大林他们的误解。
其实,我们看一下苏联哲学界,20,30两次由于机械
德波林学校的争议,几乎所有的哲学专着
和课本的主题,这一次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日历
历史唯物论座话语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最早的布
哈林“历史唯物主义”(1921年),希洛马氏辩证
唯物主义“(1931年),米丁的”辩证唯物论和日历
的历史唯物论“(图书,1932年),罗森塔尔的“辩证唯物论
法”(1936年),在此期间,苏联哲学家,事实上,
辩证法,唯物主义的
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为独立研究课程Zhushuliyue。主
斯大林在1938年写的“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不免疫的影响,这些专着。后期
只是各个组件整合在了一起完成列宁
建议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钢”来建构任何
服务,并透露“整个钢铁”内的每一个部分联系。
只有完成这个任务,现在来看,是不令人满意的,甚至
说相当多的问题。

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变,我们常说代表的苏维埃制度,斯大林的系统模式模式
为了说明它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后来,几乎
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张贴
标准的斯大林的系统,而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斯大林去世
世界发布他的批评终止。但对此,苏联哲学家
叶夫格拉弗夫在他的苏联历史哲学,说,“不能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确实
际,期间及以后,有许多哲学家,很勇敢
指出,该系统的缺点和不足,斯大林,并试图从不同
新他们认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朱衣哲学
学校建设系统,他们的理论活动构成空间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校系统的演变,如果我们把它们排除外界
极限的理论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公平的。 “[8](P135)
这种演变了从20世纪40年代
70,80能够打破斯大林系统为基础的嘉德置地
巴甫洛夫和柯扑柠为代表的”认识论派“前斯大林
论述和具体处理的内容开始反对斯大林的遗体
署,后者甚至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CD系统是不辩证的
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认识论。...??... />早在1947年,,凯德洛夫开始反对斯大林
原则加例子系统的论述。1955年,他
问题
几个基本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时候,“的报告中指出: “现有的辩证唯物论著作的缺点是不
有深刻的错误
理解列宁的指示??堆放在这个例子中误认为实践比什么都重要,它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教条主义状态
程度“。 [9] 1977年,在一份题为“自然辩证法的叙述方法 -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他指出,哲学(尤其是
辩证法系统),该系统学术应该是首先找到的罚款
细胞“,”细胞“作为出发点,以研究最高级,最头发
的形式,最终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这样的想法,当然他的
反对苏联,大多数哲学家,包括激烈的反对米丁,亚历山大
爱和康斯坦丁诺夫,他们编辑
系列教材是基本的叙事方法,严格按照斯大林
制度,即首先描述的原则,然后添加的例子,但
在凯德洛夫似乎不严格,彻底遵循列宁
一致的思想辩证法,逻辑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
所以有列宁提出了唯物辩证法,甚至整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的任务无法完成。:
凯德洛夫对斯大林系统的具体结构的批次
评价。他说,应该抛弃斯大林的小册子结构,系统地阐述了
辩证唯物论,科学的书籍,“决不能在谈论的辩证
四大特点,后讲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特征
结构”的安排,如果你的辩证唯物论的许多重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内容和范围(如否定的否定
定期长期忽略不计)。
“否定之否定”规律, “他详细讨论否定之否定的唯物辩证法
应该占据的位置。这实际上是斯大林系统板连接处
结构简单,批评和试图突破这个板块,填写
补充新的内容。
斯大林系统单调的叙事方法,并指出
>块“系统”的结构提出了反对意见凯德洛夫进一步
了斯大林的系统的严重缺陷在于:辩证法和唯物主义
学说分离前
理念和低估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的哲学遗产,他认为,,
列宁的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个统一思想意味着
:不能撇开的认识论问题,从纯方法论哲
问题的角度来看,不能完全理解的方法论从认识论的问题放在一边

问题,这引起了他的通常的观点:的辩论不能否认的逻辑和认识论证明

凯德洛夫这个想法已经柯普宁的支持和头发
显示,在1962年,柯扑狞在哲学讨论的
科学的认识论小的现状,1971年,他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现代科学的批评提出了
唯物辩证法看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适应新的条件
改变它的形式。问题在于,使个人的身体
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而是“现代科学知识,使更多的
基本和的全面集成的哲学,其结果是发展和丰富的物质 BR />的辩证法法律和领域,包括拟议的新范式
域,作为一个逻辑和认识论的辩证法。他在1973年出版
法“,”辩证法,逻辑学,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指导...... />“是从现代自然的科学认识的范围,结构的分析
着手制定一个系统的唯物辩证法。他说:“主要
正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对世界的看法,方法是认识论。 “,”世界作为一个
方法和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监管
法律和范围都是如此,他们有一个客观的内容和确认
共识的现实现象和理论。 “作为一种世界观,方法
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也认识论”[10](P37-38)。科学认为
宁,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法律性质提出
的社会,是不违反法律的社会,自然吗? ?
不自然,社会规律的移动,并成为普遍规律,但
社会
必要的先决条件,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辩证唯物主义的法律知识“是没有直接研究存在
形式的,但他们看到一个人的感性材料,皮革
生活的重要实践活动的对象,所以它也被学习法律社会发展
显示,所以它也是一个历史的唯物主义,从理论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论证。这样一来,科普宁
主要
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同样的事情,自己的存在的教义的法律
和形式,即大写字母“的逻辑。这显然??是一个“促销”的的大林系统的斯里兰卡
突破,在系统中的“辩证唯物论
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重大突破。难怪他的对手
,米丁和康斯坦丁诺夫和其他人指责他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习世界观意义上的逻辑和认识论;强调的只是归结。
的柯扑柠没有吓倒他的对手,他
凯德洛夫,尽管无情的批评(特别是在早期
时期),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共同的理论旨趣,
多个相互支持,提出了
从斯大林的系统不同意见共同体内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无论它是一个“整个
世界柯扑苎反对,看到凯德洛夫在
“整个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的
莫斯科,1979年),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科学和自然科学
(柯铺苎,自然科学
理念,以提供必要的物质,这种理念不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抽象思维编造。柯扑甯“的科学认识
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莫斯科1974年,387),真正的实践与认识
问题(柯铺宁实践与理论的统一实践是认识的元素,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
的一部分,这种做法被定义为人类改造周围的世界
物质活动是非常不同的)问题(柯铺咛
早期的研究强调人类苏联哲学家之一,他说:“世界
概念对象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寻求解决
周围的自然的相互关系,在相同的理解
>大自然的普遍规律,体育,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世界
概念,包括哲学的基本问题,发展的概念和概念的历史,解决这些问题
”在最后分析的人,其问题的解决
决定。“,请参阅的柯扑狞的认识论基础科学和逻辑基础”
21,27页),。
不同的系统斯大林的回答这些问题,
凯德爱和柯扑咛的,被认定为一个“认识论派代表
数字,但是,它必须指出的是,哲学家,不只是在斯大林系统在
过程的演变,对哲学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零的突破”认识论
派人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鲁特启围棋
参数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系统只会
作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总和,而后者

学习广义的解释,认为它是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门哲学学科组成
系统。该系统包括:
义的自然的科学,逻辑,美学,伦理学,科学
无神论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哲学问题哲学史。70,80阿列克谢耶夫的
辩证唯物论,对象,结构和功能“(1978)和Jay
明娜编辑器”作为一个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1981年的) ,也表达了同样的路达启围棋类似的概念
点。哲学家吉米·刘昕直接: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应该仅仅是等同于相同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要看到他们的从斯大林的系统,系统的认识是不同的,
不同的认识论体系。是哲学家坚决支持斯大林的系统
死亡的斯大林和苏联,后期非斯
林运动,也开始认识到斯大林制度的弊病,和
出不同程度的反应,如康斯坦丁编辑历史
唯物论“,1953年,第二版的内容和结构
更大的变化比过去(如群众和个人
历史,体现的精神,反对个人崇拜);

195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系统变化的意识论和认识论中的
辩证方法的一部分谈论的范围,并说,法律,和法律,每章
加以解决,这样的结构和斯大林讨论的方法是不
一样的,每个章节的书是重大的自然科学理论

卡,这是以前没有的,在1971年出版的“马克思列
的凝注易哲学原理“(仍然康斯坦丁编辑器),是公众
承认是最新的了解,20世纪70年代后,苏联的经典哲学教科书和思想理念的标记
系统/>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因为它是一个大的部分作为一个单独的主
正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捆绑的话语,还特意增加了“以人承认
认识自然的篇章,在认识论部分,在一开始就提出:

“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看到,苏联哲学界已经开始接受系统的思维科普宁等人想要的。
另外,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特别是在60年
哲学界关于认识论的问题,实际问题,这些问题的人(以及 BR />与这种异化问题,主要的 - 对象和值问题
),自然的科学和哲学的问题(如系统论),全球性的问题
这些问题,丰富马克思 />的哲学体系的理解,有的甚至从各个角度
试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试图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为中心的
>发布的,格里突出的主题在所有的组
彻底和鲜明的一部分,统一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显著
然柯扑狞所想。
这些共同构成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和
斯大林的角度系统的质疑和

过程哲学对苏联式的系统设想建造一个新的系统理论,而是因为现实的政治气候,使他们兴建新的系统
工作是充满艰辛和曲折,但还是很喜欢凯德
巴甫洛夫和柯铺泞始终坚持自己的的理论家的意见,
斯大林的系统突破是显著的:它不仅部门
告诉我们,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仅是指亚当斯
森林系统,但有更多的内容,在一定的突破
度奠定了苏联哲学的发展思路。
第三,苏联式的评价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斯大林去世,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国家马 BR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人员从不同的角度指出的斯大林主义模式的
缺乏: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
系统是在改变系统的自我完善的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系统的理念,叙事立新不能是静态的,
它必须是连续的发展与时代的发展,所以他提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苏联的“辩证的CD
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提法,以便更准确地
反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不可分割
“;柯尔施,卢卡奇,非哈佛的介绍,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是插头和西方马
确定了苏维埃制度的哲学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谁
原则和形而上学,然后重新研究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
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BR /处。有人提出,系统的实践哲学,提出“社会
批判”的哲学体系,有人建议学校“的系统。可见,直接关系到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系统的工作
苏联
哲学体系的评价,这样的评价苏联的哲学体系的问题,成为一个热门的理论家 BR />。
但它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理念
苏联哲学的一部分,在超过70年的开发周期,其中直接
政治变化的影响,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系
主要是斯大林系统,这使得在苏联模具
评价的人,早就习惯了认为苏联

7.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重新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青年哲学论坛”部分成员*

2004年12月9日,“青年哲学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举办了第23次活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求是》杂志社、《哲学研究》杂志社、《教学与研究》杂志社、以及中国城市出版社等单位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本次活动。本次活动的主题是“重新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由徐长福主讲,鉴传今、杨学功点评。与会学者围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徐长福(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

我想分如下四个方面来讲。

一、我在学术上关怀的两个主要问题

据我个人的体会,学术上的许多争论表现为观点的分歧,其实是关怀不同。我所关怀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原生性问题,是引导我走上哲学之路的问题;另一个是次生性问题,是我走上哲学之路后遇到的新问题。

我的原生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人生和社会理想从理论上看是那样的完美,那样令人信服和让人向往,可社会主义实践,包括在中国的实践,特别是头一个时期严格按照理论原则来进行的实践,又是那么的坎坷,充满那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发生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这二者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就人类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按照一种理论学说来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而言,我们作为当事人所经历的这场运动是史无前例的。可这个“反差”有人研究过吗?好象没有。自由主义只是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甚至贬之为幼稚的错误;与之相对的观点则把问题归结为操作上的失误。这两方都不反省我说的那个“反差”——一流的理论和成问题的实践之间的“反差”。这个问题扩展开去,就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基本哲学问题: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的理论设计和追求理想人生、建设理想社会的实践操作之间究竟该是什么关系?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所有这类“反差”事件中究竟能够提取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来?

近年来,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全球化的景观进入了我的学术视野,转化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化是否仅仅服从一种单一的理论原则?即是否如果寻找到了或建构起了一套所谓正确揭示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和价值目标的理论体系,比如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全人类就都该接受这个体系,并仅仅照这个体系去做?这就是我所关怀的次生问题。

次生问题和原生问题在学理上内在沟通于上述那个基本问题,可以转写成:人类生动复杂的实践是否能够还原为某种单一的理论?是否应该仅由某种单一的理论开出?原生问题是这个基本问题主要在既往历史中的表现,尽管它在现实中还在延续;次生问题则是我们当下的实际。

二、上下求索的初步成果

为回答这些问题,主要是原生问题,我摸索过两条不同的路子。一是向下求索,即通过研究历史、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实证学科来寻找问题发生的具体原因。二是向上求索,即从形上学、本体论层面找寻产生问题的思维方式根源。这两条路子从我开始学习哲学到博士毕业的十多年间一直是并行而互补的。

求索的一个初步成果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该文完成于2000年初,以《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之名于200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中,我从工程出发构造了一个理论框架。工程是我们有计划建构的设施。要建造工程,必先设计工程。设计所要明确的东西包括:该工程是什么样子的——形状、结构、特征、功能是什么?用什么材料、哪些材料、多少材料去建?靠谁去建——谁支付费用、谁指挥、谁设计、谁施工、谁受益、谁承担责任?这些因素都是具体的个别事物,我称之为“实体”。设计不是对这些实体的简单堆积,而是从工程意图出发根据所牵涉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客观联系所作的有序构想,这些联系一般都表现为既有的科学原理,也就是说,工程总是要按照特定的原理来设计,这些原理我称之为“虚体”。任何一项工程都不可能只由一个实体或一类实体来构造,它所关涉的实体一定是复数的和异质的(即不同种类的);同时,任何一项工程都不可能只按照一套或一种学科理论来设计,它所牵涉的学科和原理一定是复数的和异质的,即这些学科和原理一定无法从逻辑上还原为某科某派的某套单一理论。所以,只要我们从工程建构出发去看世界,世界就是由绝对多元的实体和绝对多元的虚体相互交织而成的,工程设计就是这两种多元性因素在特定建构个案中的综合统一。

根据这一理论前设,理论思维就仅仅是认知虚体的思维,讲逻辑、讲道理、一以贯之、客观有效,但这种思维不能用来设计工程,因为工程中的因素尽管可以由不同的理论去分类说明,但没有任何一套单一的理论可以逻辑统一地说明工程设计所必须处置的全部异质性因素,因此,工程设计所需要的理论一定是复数的、异质的、多元的,其思维方式一定是不同于理论思维的另一种思维,我称之为工程思维。工程思维的根本特点在于:针对特定的工程个案,依据建构意图,遵循所有相关的学科理论,对所有要素进行不同于逻辑推理的复合集成,最后形成一套最优化的、可操作的设计方案。反之,也不能用工程思维去构造理论,因为理论原理要有效,必须具有逻辑必然性,工程思维把不同的因素连接在一起,靠的不是逻辑必然,因此,用工程思维搞出的理论一定是站不住脚的。

这样一来,我就用自己的这套理论仅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初步回答了自己所关怀的原生问题:杰出的理论为什么不能取得其所预期的实践效果?这是由于理论思维僭越的结果,即:用理论思维去设计工程,使得工程设计漏洞百出,无法实施,或实施后达不到预期目的。同时还回答了另外一个相关问题:为什么那些纯粹出于论证工程意图的合理性而搞的所谓理论研究总是信誉不佳?这是由于工程思维僭越的结果。本书的基本结论是: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必须划界——理论思维用来认知客观规律,工程思维用来筹划人类生活,二者应实现一种结构性互补。

不过,本书并未直接讨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范例,意在讲清这个划界的道理本身。

尽管这本书已是几年前的成果,但其中的观点我至今仍然坚持。

三、对实践哲学的历史考察和形上批判

博士毕业后,也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的学术兴趣逐渐集中到了纯粹形而上的领域,开始系统清理哲学史上的有关问题和资源,希望能把我所关怀的问题放到整个哲学史中加以定位和求解,特别是希望从哲学的根基性问题中将我的问题及其解答分析出来。我觉得,关于成败是非的形下议论固然很重要、不可替代,但终归要容易些,我自己则愿意尽毕生的努力去挑战西方人专擅的形上领域,以其所得帮助提升形下研究的思维水准。

到目前为止,我已参照英文读完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已译为中文的著作亦已读全,一些重要著作也参阅了英文;哲学史上其他重要人物的著作已读了一部分,余下的打算再花若干年来读。同时还读了一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专著。做这些工作,是希望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更加扎实牢固的学术基础之上。这也是我近年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的动因。

读到现在,我的一个重要心得是:西方人对实践问题的思考是跟对being(on,sein,是、有、存在)问题的思考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因此,弄清这一关联是今天重新理解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关键。我已有几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

在希腊人的哲学思维中,存在一个“制作图式”,即一个按照匠人造物的方式去理解世界的模式。柏拉图把“相”(idea,eidos,通常译为“理念”)看作原型而把具体事物看作摹本,亚里士多德把具体事物看成依据“形式”(eidos)加工质料的结果,都是这种制作图式的表现。这种图式的最重要特质在于:原型可以用以“S是P”为基本句式的语言合乎逻辑地加以刻画,包括定义、三段推理、构造体系,甚至数量化、几何化等。这样一来,这种制作图式就决不仅仅是一个比方,而是一种跟语言逻辑内在地融为一体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实践跟being的原初关联。柏拉图用这种图式去解释“相”的世界,又用对“相”的解释去指导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于是理论和实践就在这种图式中被统一了起来。亚里士多德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他只用这种图式去说明各种事物都是用形式和质料合成的,而不主张用某种来自理论规定的形式去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由不同于理论知识的别的理性方式来指导,包括实践智慧和技艺。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加质料的学说由于内涵着制作图式,因而还是不可避免要被后世用来针对实践。所以,希腊哲学思维因其制作图式而天生有一种实践本能,这对西方人两千多年中理解和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是指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接着柏拉图完成了对制作图式的语言逻辑化工作,但他同时还预留了两条其他进路,加在一起关于being就有三条道路。

在《后分析篇》第二卷第八章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事物的“存在”和“本质”。这两个概念都跟希腊语的“是”有关,可以分别用“S是”和“S是P”句式来表达。“S是”也可以表述为“S存在”,这里“是”、“存在”是动词,是“显现出来”的意思,S之真实在于自身显现。这条路就是后来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之路,可简称“存在之路”,最突出的代表是海德格尔。当然,亚里士多德作此区分本意不是讲“存在主义”,而是告诉我们定义和三段论证明的关系,即告诉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事物的“本质”,如何通过知道“本质”来知道真正的“存在”。这条路就是“本质主义”之路,或称“本质之路”,也就是形而上学之路、科学之路、理论之路,其思维程序就是逻辑推理,此间涉及的“是”就是判断的系词。存在主义之路从作为动词的“是”去把握being的意义,确实追问到了根基处,但这根基既然只能显现,那就是我们的语言难以说清的,所以,对存在主义来说,“问到底”是其所长,但一定以“说不清”为代价。本质主义之路从作为系词的“是”去把握being的意义,确实讲得很清楚,以至于形成了确定性的知识和原则,但既然这种确定性只是语言的确定性,那就没有理由断言它同时也是事物本身的确定性,所以,对本质主义来说,“说清楚”是其所长,但一定以“不到底”为代价。

这两条路本来各有长短,但走路的人总不免有一种偏好,一种“本体论的”(ontological,在研究ont、being或“是”的学问方面的)优越感,都觉得自己那条路既“问到底”了又“说清楚”了,而别人走的路则不然。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觉得他的“形式”既是“本体”(ousia)又是定义,海德格尔也觉得自己所说的那个Sein(being,存在)既是本根又是最真。西方哲学史的主题之一就是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其源头可以溯及巴门尼德。不过,我愿意在此作一个调解:亚里士多德只能说自己的“形式”可定义而不能说是“本体”,海德格尔只能说自己的“存在”是本根而不能说是最真。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其他可能的进路敞开思考的空间。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与being相关的还有第三条路,即“实践之路”。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把on(being、“是”)分为十种,亦即对同一事物的陈述有十种完全不同的种类,有的讲事物的“是什么”,有的讲性质,有的讲数量、关系等。这十个种类之上没有一个可以逻辑地统帅它们的“是”本身。可是,这十种陈述在同一个对象身上又是按照什么方式相互关联成一个整体的呢?对此,亚里士多德没有说。在《后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根据三段论的中词理论提出了著名的“一种一科”(one genus to one science)原则,意思是事物分成不同的种,种与种之间不可通约,每个种都要有一门独立的学科去研究,不同的学科之间也不可通约。不过,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讲:当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牵涉到不同种类的众多学科时,这些不同种类的学科知识或信息如何才能相互关联成一个整体?在他的几部伦理学著作中,他都强调了必须对“善”加以分类,就像对“是”加以分类一样,不同种类的“善”之间也不可通约,不存在那种可以从理论上统一诸“善”的柏拉图式的“善”本身。在这个方面,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实践智慧”(phronesis)概念,讲到了如何对实践中所涉及的诸“善”进行整体考虑的问题,但他没有将这方面的思想跟他在上述《工具论》中的思想结合起来,因而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讲清、讲透。所以,我们还得接着讲。

“是”、“善”、“真”、“知”等都是要分类的,只有分类才能“说清楚”,仅仅让“它”自己显现对“它”也许是最真的,但对我们只能是一笔糊涂帐。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分类固然便于“说清楚”,定义、推理、量化、实验等办法都可发挥作用,但在同一个前提下被“说清楚”了的那个东西却只是我们所析分出的某一特定种类,只是关于具体事物和事情之整体的某一特定方面,整体本身并没有以这种方式被“说清楚”。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从理论上说清楚了某种东西时,那种东西决不可能是关于事物整体的,而只可能是关于该整体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陈述类型的,即某一范畴的。实践之为实践的麻烦就在于:任何在实践中出场的人、物、事都是整体出场的,没有任何事物或事情是按照理论上的陈述分类、学科分类、价值分类来出场的,即没有按范畴出场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发生:事物先是本体出场,等本体搞清楚后再性质出场,然后是数量出场,如此类推;或者先是哲学涉及的问题出场,等解决后再是经济学涉及的问题出场,然后是物理学涉及的问题出场,如此类推;或者先是身体的“善”(如健康、美丽)出场,等得到后再是外在的“善”(如财富、朋友)出场,然后是灵魂的“善”(如智慧、正义)出场,如此类推。反过来说,实践中涉及的事物或事情又不能仅仅通过让“它”显现来把握,显现固然连动着整体,但人不管怎么“活”其整体都在显现,这跟实践有什么关系呢?实践总归是人在“显现”的过程中有所筹划、有所设计、有所成就。因此,对实践来说,问题只能是: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对待和把握实践所牵涉的那种具体的整体性?或者说如何才能把各种理论地“说清楚”了的东西运用到具体的实践的整体计虑和谋划之中?我的回答很简单:工程思维。或更宽泛地说:实践思维、实践智慧。所以,从纯粹学理上讲,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到我提出的工程思维可能代表了being问题上的第三条道路,即一条在实践中处理异质性的beings(复数的“是”)的道路,一条把不同种类的复杂因素在一个实践操作单元中“想周全”的路。当然,这条路能否走通还要探察。

再回头看看我的原生性问题。一流的理论为什么导不出成功的实践?在于西方思维的主流是理论思维,长于哲学和科学,长于“说清楚”,并且惯于把“说清楚”等同于“问到底”,并进而代替“想周全”。这就是我研习哲学史的初步收获。这样我就将自己的理论建构跟哲学史的批判分析结合了起来。

再照应一下开头讲的次生性问题。全球化时代是天地神人等各种异质性因素在全球范围内交织缠绕的时代。谁能设想仅仅一套理论就能逻辑一贯地“说清楚”这一切,并且正确指引这一切?自由主义理论如果想要包办设计人类实践的蓝图,到头来也一定逃不出我说的这个“反差”。马克思主义如果专心发挥其理论的所长,也不可能失去生命力。至于全球化时代的实践,无论美国的还是中国的,都需要更多的“想周全”、更多的工程思维、更多的实践智慧。

四、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新解

经过史论结合的初步研究,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相对于任何一种理论来说,理论是一,实践是多,一种理论可以对多个实践有效。反之,相对于一个实践来说,实践是一,理论是多,一种实践必定牵涉多种理论。理论和实践的一多关系是双向交织的一多关系,而不是单一理论主宰一切实践的关系。

第二,是理论就要“讲清楚”,就要合逻辑,就要公共地验证,就要力求放之四海而皆准,就要“同而不和”。是实践就要“想周全”,就不能认死理——只要一家、拒斥其余,就要综合考虑一切出场的因素,并博采各家之长,以求事情本身的集成优化,就要“和而不同”。既不能用实践的方式搞理论,也不能用理论的方式搞实践,要分工而互补。

第三,理论也好,实践也好,都是人事,都是人不得不做之事,也是人仅可一做之事。可人是有限的,人的作为也是有限的,人是在大化流行中有所知、有所为,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故不能遗忘了根基,必须永葆“问到底”的超越精神和“天命”意识,并以之作为理论和实践的最终基准。

谢谢大家。请批评指正。

鉴传金(《哲学研究》编辑部)鉴传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长福的报告让我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更加了解他了。他的报告涉及很多内容,揭示和蕴含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是重要而且尖锐的,在我看来,它们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应回避和无法回避的。为使讨论有深入进行的可能,我试图联系平时对长福的了解和目前我们所处的学术背景来谈论这些问题。

一、关于学术责任问题。从长福的自述来看,对于现实及其问题的关注和反思,是他走向马克思哲学的契机,同时也是他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动力。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巨大反差,使他认识到应当在理论与实践的不同论域作出明确的区分,以便从理论上追索实践上失误的原因,以期范导实践或避免实践上的失误。这可能就是他之所谓“学术地参与现实的方式”。他认为,马克思在这方面作出了最为成功的典范。他的《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想作的大约就是这种工作。无论是否同意他的分析或者是否认同他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有放弃学者的使命和责任。这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从我国学术的嬗变历程来,就更是如此。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的学术风尚是所谓“政治淡出,学术凸显”,但从其学术实践来看,“淡出”的不仅仅是“政治”,而且还有“思想”和“现实”;放弃的却是学者对于历史和社会所应当担负的责任和使命。在把“学术”与“政治”(实际是“现实”)对立起来、放逐“思想”、蒸发“责任”而一本正经地或三心二意地编织所谓“学术”这件“皇帝的新衣”的那种倾向中,这一点就更是如此。文阁等人力倡生活哲学、追问“哲学家何为?”,盖心有戚戚于此吧?长福走学术、思想与现实互动之路、试图学术地思考或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守护正在归隐或消散的学术或学者的使命与责任,是值得深思和倡导的。

二、关于马克思与西方哲学、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长福在学术上的抱负之一就是恢复马克思哲学的学术性,他曾表达一个殷切愿望:期盼学术的马克思的世纪。因此,他从马克思上溯到西方哲学的源头,试图探寻马克思哲学的渊源,并在揭示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思想联系中,澄清其学术性内涵。近年来,学界对此也颇为关注,不少学者强调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联系甚至亲和性,并有多种论著面世,这些论著大多掺杂着这样那样的“系谱学”观点。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与西方哲学具有怎样的联系?概念的相似性是否就是思想上的真实联系?至少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我至今尚未获得清晰、有力印象。比如实践问题,长福谈了很多,但我仍然没有疑问冰释。关于实践问题,马克思著作中涉及很多,虽然没有严格的定义和系统的论证,但其主旨却不能说是不明确的,那就是:实际地反对现存的事物(《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就是这么讲的);而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人、主体、活动、交往、社会以及所谓“世界的革命化”,等等,也都是明确、清晰的。所有这些,与亚里士多德及其传统是大异其趣的。在我们强调联系时,应当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呢?我觉得长福的报告中至少是不够具体的。而且,我还觉得,如此细致的辨析,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和研究而言,只是基础性的工作,它的意义不应在学术史的视野内加以理解,而只能在理解马克思哲学这个向度上进行评估。就马克思哲学而言,揭露它与传统哲学的联系是有意义的,但指出它们的差别也是有意义的,在我看来,后者恐怕更有意义。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对马克思著作中随处可见的关于传统思想及其思维方式的批判感到困惑,同时也无法理解他所进行的哲学革命、思想革命。因此,以孙悟空出世的方式看待马克思哲学虽然是错误的,但是,把它与西方哲学的联系强调或夸张到某种程度,甚至暗示某种“无差别地同一”,同样也是不公正的。

三、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立场和目的问题。这是个老问题,也是个困难的问题,从当下学术界的志趣看,谈论它似乎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嫌疑,因此也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学术界的某些倾向和某些学术实践,却使它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两个向度,一是回首历史,在发掘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的联系中,把它描述为这种传统内的一个形态(比如我刚刚提到的那种状况);二是“视界融合”,在寻绎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亲和性上,把它描述为现代哲学中的一个形态,如“现代性的马克思”、“后现代的马克思”等等,皆属此类。如果我们还有一点面对事实的勇气,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这一研究领域正在上演一场“洞穴幻相”和“剧场幻相”摩荡消长的“过度诠释”剧。它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泛化为一种神奇魔方而走向庸俗;一方面也使马克思的思想肖像变形、褪色,以致模糊不清。这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引起了一些困惑和疑问: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有没有一种基本立场和内在目标?这当然不是说要反对诠释的多样性,而只是说要反对“过度诠释”,尤其是在诠释的多样性遮蔽或抛弃为其提供合法性的本体之时,就更是如此

杨学功(北京大学哲学系,100871):我想按照长福发言的内容顺序,谈谈个人的看法。长福所关怀的中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化时代诸理论与诸实践的关系。前者是原生问题,后者是次生问题,他又把这些问题提升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的理论设计和追求理想人生、建设理想社会的实践操作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我们以前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理解是简单化的,即把它理解为单一的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关系。由于追求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简单对应,这个原则在具体操作中被变成了下述两种情形:其一,“理论联系实际”变成了用“理论图解现实”,这样,理论研究就失去了自主性;其二,“理论联系实际”变成了让“现实迁就理论”,即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某种理论,它们所导致的后果乃至灾难,我们也不陌生。

为了求解上述问题,长福提出的理论运演方案,就是对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进行划界。在他看来,人类有两种旨趣殊异的思维活动:一种是认知,一种是筹划。认知是为了弄清对象本身是什么样子,筹划是为了弄清如何才能利用各种条件做成某件事情。认知的最高成果是形成理论,理论是用抽象概念建构起来的具有普遍性的观念体系;筹划的典型表现是工程,工程是用具体材料建构起来的具有个别性的实存体系。认知型思维的高级形式就是理论思维,筹划型思维的高级形式则是工程思维,它们之间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分:理论思维必须保持自身逻辑上的同一性,这样的理论才是逻辑自洽、普遍有效的;而工程设计却面临着多种异质因素的同时出场。因此,任何一项工程都不可能只按照一套或一种理论来设计,反之,也没有任何一套单一的理论可以逻辑统一地说明工程设计所必须处置的全部异质性因素。

可见,理论和实践之间原本就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双向交织的一多关系”:一种理论可以对多个实践有效,而一种实践则必定牵涉多种理论。正因为如此,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也不能互相“僭越”:误用工程思维去建构理论,必然会使理论原理失去客观的约束效力;而误用理论思维去设计工程,则会使工程图纸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合理的方式应该是:用理论思维构造理论,用工程思维设计工程。

长福的这一套论说,由于引入大量原创性新术语而造成的陌生化效应,难免使初涉者感到“离奇”甚至“怪异”,但他的分析非常细致而精辟,表现出高超的思维水平。我们只要反观一下现实生活中某些理论家不切实际的抱负(把自己的理论当作“救世良方”),以及某些实践家孤注一掷的胆量(误以为只要有理论根据就敢于决策),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至于长福所做的学术史上相关思路的清理工作,他讲得比较详细。他把西方人对实践问题的思考与对being(on,sein,是、在、有)的思考关联起来,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梳理出being问题上的“第三条道路”,即在实践中处理异质性的beings(复数的“是”)的道路,可能是一个新的发现,也可能根据不足。我以前曾认为他所做的这种工作是“令人尊敬但又完全不必要”的,现在看来,学术基础的清理至少使他获得了更丰沛的资源、更充足的信心和底气。

最后表达一点担忧,即对长福理论“扩张”倾向的担忧。在近年来的一些著述中,他似乎有一种试图把他的这一套理论普遍化的“冲动”。而在我看来,无论对于历史

8.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吗

在这么几年,回了超过10个这样的帖子,既然看见了,我也不妨再多回一个。
1、马哲不是哲学,它可以是社会学,但是马克思没有任何哲学上的原创内容。
2、至于马克思照搬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辩证法我也不觉得它叫哲学,但是它还是算说明了一些东西,毕竟人类认识事物的本来方式就是辩证,所以这算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3、理论和实践,辩证法是个纯逻辑系统,这样的纯理论是跟实践毫无直接关联的,所以尤其当你如果是个学理科的,或者工作于自然科学方面,就会发现所谓“辩证法”其实尽是是废话。辩证法就是跟人类的思维逻辑一个模子出来的,然后你证明了自己的逻辑是正确的?这不扯吗?用这个模型处理完信息,然后又用这个模型验收,这是在做什么?不过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听懂我说什么。
4、哲学,它所追求的目标,无疑是这个宇宙的终极真理,或者说唯一真理。而所谓真理,就要具备可以解释一切,并且可接受时间检验的能力,听起来似乎很难,但是只有怀着这样的心态,才有资格在哲学这条路上添砖铺瓦,让人类的知识距离这个世界的本真稍微近一点点。哲学,就是干这么个事。
5、总结,马哲不是哲学,离哲学相当之遥远,当年黑格尔试图回应康德的悖论问题,实际上也根本没摸对门路,有兴趣,还是要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入手,正式进入哲学的世界。
6、哲学理论与实践如何统一?我们如何去衡量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公式,直接造成后来的原子弹研制成功,这才是哲学与实践统一的完美体现。有人可能觉得,爱因斯坦是科学家吧?其实不是的,“相对论”是爱因斯坦时空观,而他最终也没认为自己就找到真理了,只是比牛顿更进一步而已。

以上,该说的都说了,可能有些错别字什么的,纯手打,反正应该都看得懂,也懒得整理了,有问题在下面继续问吧。

9.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基础,源泉,目的
理论对实践有反作用,正确的理论可以对实践起积极作用,错误的理论对实践起消极作用

10. 简述哲学的基本问题并就此讨论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

在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第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首先,实践为认识的产生提出了需要。人的认识活动是适应实践的需要,为解决和完成实践提出的问题和任务而产生的。人成为认识主体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改造客观世界活动的需要;客观存在的事物也是由于实践的需要,作为实践改造的对象,才逐一地成为认识的客体。科学研究的任务、科学工作的课题是由实践的需要提出的,并且围绕着人类实践的需要这个中心来展开。其次,实践还为认识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并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实践把主体和客体直接地、现实地联结起来,使主体能从客体中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客观事物只是由于实践的中介才转化为主体的认识对象和认识内容。不仅如此,主体用于加工客体信息的各种思想模式,也是来源于实践。实践作为一种客观物质活动,是按照一定规律进行的,这种合规律的活动,久而久之,会在人们头脑中积淀下来,形成各种思想模式,如逻辑格式等等。对于认识来源于实践,不能作狭隘的简单化的理解。首先,认识来源于实践并不否定人的大脑和感官在生理素质上的差异对认识的影响。但是人的生理素质只是人们进行实践和认识的一种物质条件,并不是人们的实践和认识本身。它对于形成人们在认识和才能上的差别不起决定性的作用,造成人们认识和才能差别的决定性原因是后天的社会实践。第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首先,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提出认识的新课题,推动着认识向前发展。总之,实践是认识的起点,也是认识的归宿,是全部认识的基础。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先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树立实践的应有权威,尊重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实践,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有效地改造世界。只有尊重实践,才能有力地反对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克服主观主义,防止用空想代替现实、用抽象的原则裁剪实际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承认并十分重视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首先,人的实践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它是受意识支配的,实践的这种本质特性决定它不能离开认识的指导。其次,认识活动及其成果具有相对独立性,遵循其特有的活动方式和发展规律,它一经形成,便能反作用于实践。再次,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认识可以使主体了解、把握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性,指导主体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去从事改造世界的活动;认识可以使主体在实践活动之前,确定既符合自身需要、又符合客观实际的目标、方案、步骤和措施,对实践活动作出预测和规划;认识可以使主体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调节自己的行动,指导主体选择实现目的的最佳行为方式;认识可以指导主体将局部经验上升为理论;认识还可以使主体实现对自身的认识,并自觉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改造客体的需要。最后,认识反作用于实践有两种情况:一是正确的认识指导实践,会使实践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二是当错误的认识指导实践时,就会对实践产生消极的乃至破坏性的作用,使实践失败。 认识对实践的能动反作用,充分体现在作为认识的高级形式的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上。首先,理论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它可以而且应该走在实践的前头,指导实践活动的进程;其次,科学理论能预见未来,端正实践的方向;再次,科学理论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推动人们在实践中创新。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总之,就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决定认识;就认识的功能和作用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以正确的认识和理论指导实践;就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与认识的统一,强调二者的紧密结合和相互促进。毛泽东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坚持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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