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语录

⑴ 第1,第1,谁要知道更多的第一

人物 新中国第一美女主持——沈星 新中国第一美女作家, 第一美女足彩主持——彭久阳 新中国第一人造美女——郝璐璐 新中国第一变性美女——陈莉莉 新中国第一变性人——张克莎 新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立伟 新中国第一高人——鲍喜顺 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魏砾 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老舍 新中国第一位涉猎童话世界的作家——叶圣陶 新中国童话大王——郑渊洁 新中国第一毛孩——于震环 新中国共产党的创造者和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 新中国藏獒第一人——贾祥顺 新中国第一位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张健 新中国第一位为柯南小新小丸子配音——冯友薇 新中国大陆第一美女——模特龙蕾 新中国摇滚第一人——崔健 新中国第一位儿童作家——冰心 中国截拳道创始人——李小龙 新中国第一位总理——周恩来 新中国第一位主席——毛泽东 新中国第一位国防部长——彭德怀 新中国第一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新中国第一位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 新中国第一位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中华民国第一位大总统——孙文 中国第一位佛教协会会长——圆瑛法师 新中国第一位全国妇联主席——蔡畅 新中国第一位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 新中国第一位空军司令——刘亚楼 新中国第一位农业部长——李汉俊 新中国第一位中国军乐团团长——罗浪 新中国第一位铁道部长——麻阳 中国第一位球王——张荣汉 中华民国第一位内阁总理——唐绍仪 中华民国第一位财政部长——廖仲凯 中华民国国母——宋庆龄 中华民国国父——孙文 我国第一位专业词人——北宋柳永 我国第一位位女诗人——蔡文姬 我国第一位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 我国第一位女词人——李清照 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 我国第一位发明活字造纸术东汉宦官——蔡伦 我国第一位发明活字印刷术——北宋平民毕升 我国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 我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 地理 中国第一八卦城——特克斯县城 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 中国第一大岛——台湾岛(此类有争议有的也说是库页岛) 中国第一村——华西村 中国第一高楼——中信广场(内地) 中国第一滩——茂名水东 中国内湖第一桥——太湖大桥 中国第一大河——长江 中国第一水乡——周庄 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 文化 我国第一部大字典——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我国第一部词典——《尔雅》 我国第一部韵书——隋代陆法言编撰的《切韵》 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方言》 我国第一部文选——萧统的《昭明文选》 我国第一部论语体著作部语录体散文——孔子及其弟子的《论语》 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总目录——西汉刘歆撰《七略》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我国第一部断代诗选——《全唐诗》 我国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我国第一部志怪小说 ——晋干宝撰《搜神记》 我国第一部笔记体小说集——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的《史记》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彪、班固的《汉书》 我国第一部私人编写的史书——《春秋》 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理论专著——刘勰的《文心雕龙》 我国第一部评诗歌的专著——钟嵘的《诗品》 我国第一部唯物论文专著——东汉王充著《论衡》 我国第一部日记体专著——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 我国第一部典籍外文译本——《大乘起信论》（译者：玄奘） 我国第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罗贯 中著《三国演义》 我国第一部笔记体专著——沈括的《梦溪笔谈》 我国第一部历史小说——《穆天子传》 我国第一部哲理散文总集——秦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 我国第一部政论文总集——西汉贾谊《新书》 我国第一部文言体短篇小说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我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清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 我国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 我国第一部军事著作——孙武的《孙子兵法》 我国第一部专记言行的历史散文——《晏子春秋》 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曹丕的《典论 论文》 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左丘明的《国语》 我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屈原的《离骚》 我国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夏衍的《包身工》 我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 我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我国第一部神话小说——吴承恩的《西游记》 我国第一部无产阶级的诗歌集——郭沫若的《恢复》 我国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郁达夫的《沉沦》 我国第一部网络词典——《中国网络语言 词典》 我国第一部有现代意义的综合词典——《辞源》 我国第一部汉英口译词典——《新汉英分类口译词典》 中国第一所高等学府——船政学堂 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意识流长篇小说刘以鬯的——《酒徒》 中国第一部正宗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写于二十年代初 奥运 中国第一位奥运冠军——许海峰 中国第一位奥运举重冠军——曾国强 中国第一位奥运游泳冠军——庄泳 中国第一位奥运田径奖牌获得者——朱建华 中国第一位奥林匹克银质勋章获得者——陈镜开 中国第一位奥运乒乓球冠军——陈静 中国第一位奥运奖牌获得者—杨传广 中国第一位奥运击剑冠军——栾菊杰 中国第一位奥运摔跤冠军——王旭 中国第一位正式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刘长春 中国第一位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 中国第一位采访奥运会的记者——冯有真 中国第一支取得奥运金牌的运动队——中国女排 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领导官员——何振梁 中国第一位奥运110米栏冠军——刘翔 杂 中国第一份近代报纸——《蜜蜂华报》创刊于1822年9月12日（清朝道光二年）， 中国第一泉——济南府的趵突泉 中国第一家国有银行——户部银行1905年8月(后更名大清银行) 中国第一家私营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在上海成立 中国第一条跨海铁路——粤海铁路 中国第一坝——佛子岭水库 中国第一大姓——李姓 中国第一套人民币邮票——《中华纸币》 影视 中国第一所电影学校——明星影戏学校（后改为明星演员养成所） 中国第一部电影教材——《电影讲义》 中国第一首电影歌曲——《寻兄词》 中国第一部较为成熟和完整的故事电影——《孤儿球祖记》 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 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万氏兄弟制作《铁扇公主》 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 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 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女蓝五号》 中国第一部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 中国第一部反映西藏人民生活影片——《农奴》 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电影——《魔术师的奇遇》 中国第一部阐述中国电影发展史专著——《当代中国电影》 中国第一部风光音乐故事片——《刘三姐》 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 中国第一家电影院平安电影公司——在北京长安街建成 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 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恐怖大片——《午夜惊魂》 中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 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 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 中国第一部长篇室内剧——《渴望》 中国第一部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 中国第一部编年史风格的电视剧——《一年又一年》 中国第一部无声武打电影——1928年《火烧红莲寺》 中国第一部反恐电视剧——《武装特警》 中国第一部侦探长片电影——1922年新亚影戏公司摄制《红粉骷髅》 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1935年,电通公司《都市风光》 中国第一部新闻记录片——1911年,由朱连奎杂技团(美利公司)拍摄的《武汉战争》 中国第一部科幻动画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0年出品《丁丁战猴王》 中国第一部歌舞片——1932年由孙瑜执导、王人美等主演的《芭蕉叶上诗》 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905 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拍摄 我就知道这些

⑵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必然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呢？新马克思主义 首先，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这就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和民族性的辨证统一性，由此我们就可以自然地推导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旦走出书斋，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先锋队——共产党，要想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一定要将这一原理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互为依托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力量源泉。 其次，这也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后得出的郑重结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大体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条主义态度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作语录，当作《圣经》，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只注意他们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一定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这样做，看起来取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但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看起来思想无比革命，实际上思维十分保守。一旦采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实践，很容易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用马列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的”，理论科学，目标明确，这才叫做“有的放矢”，用中国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的实践，就会做到无往而不胜。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回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原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一帆风顺；反之，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了这一原则，形而上学地、僵化地、保守地、片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品质所决定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存在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观察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从实践开始，实事求是，不怕一切思想束缚，哪怕是曾经认为是正确的，现在被证明是行不通或不合时宜的，都要改正，只要我们的目标不变，采取何种形式都不重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不是一种对社会的预测或规范，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时不应当先入为主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某种社会制度的代言人。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的方法是一流的，用好了它，则无往而不胜。

⑶ 搜集所有的第一｛各行各业｝

人物
新中国第一美女主持——沈星
新中国第一美女作家, 第一美女足彩主持——彭久阳
新中国第一人造美女——郝璐璐
新中国第一变性美女——陈莉莉
新中国第一变性人——张克莎
新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立伟
新中国第一高人——鲍喜顺
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魏砾
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老舍
新中国第一位涉猎童话世界的作家——叶圣陶
新中国童话大王——郑渊洁
新中国第一毛孩——于震环
新中国共产党的创造者和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
新中国藏獒第一人——贾祥顺
新中国第一位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张健
新中国第一位为柯南小新小丸子配音——冯友薇
新中国大陆第一美女——模特龙蕾
新中国摇滚第一人——崔健
新中国第一位儿童作家——冰心
中国截拳道创始人——李小龙
新中国第一位总理——周恩来
新中国第一位主席——毛泽东
新中国第一位国防部长——彭德怀
新中国第一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新中国第一位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
新中国第一位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中华民国第一位大总统——孙文
中国第一位佛教协会会长——圆瑛法师
新中国第一位全国妇联主席——蔡畅
新中国第一位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
新中国第一位空军司令——刘亚楼
新中国第一位农业部长——李汉俊
新中国第一位中国军乐团团长——罗浪
新中国第一位铁道部长——麻阳
中国第一位球王——张荣汉
中华民国第一位内阁总理——唐绍仪
中华民国第一位财政部长——廖仲凯
中华民国国母——宋庆龄
中华民国国父——孙文
我国第一位专业词人——北宋柳永
我国第一位位女诗人——蔡文姬
我国第一位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
我国第一位女词人——李清照
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
我国第一位发明活字造纸术东汉宦官——蔡伦
我国第一位发明活字印刷术——北宋平民毕升
我国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
我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

地理
中国第一八卦城——特克斯县城
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
中国第一大岛——台湾岛(此类有争议有的也说是库页岛)
中国第一村——华西村
中国第一高楼——中信广场(内地)
中国第一滩——茂名水东
中国内湖第一桥——太湖大桥
中国第一大河——长江
中国第一水乡——周庄
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

文化
我国第一部大字典——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我国第一部词典——《尔雅》
我国第一部韵书——隋代陆法言编撰的《切韵》
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方言》
我国第一部文选——萧统的《昭明文选》
我国第一部论语体著作部语录体散文——孔子及其弟子的《论语》
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总目录——西汉刘歆撰《七略》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我国第一部断代诗选——《全唐诗》
我国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我国第一部志怪小说 ——晋干宝撰《搜神记》
我国第一部笔记体小说集——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的《史记》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彪、班固的《汉书》
我国第一部私人编写的史书——《春秋》
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理论专著——刘勰的《文心雕龙》
我国第一部评诗歌的专著——钟嵘的《诗品》
我国第一部唯物论文专著——东汉王充著《论衡》
我国第一部日记体专著——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
我国第一部典籍外文译本——《大乘起信论》（译者：玄奘）
我国第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罗贯 中著《三国演义》
我国第一部笔记体专著——沈括的《梦溪笔谈》
我国第一部历史小说——《穆天子传》
我国第一部哲理散文总集——秦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
我国第一部政论文总集——西汉贾谊《新书》
我国第一部文言体短篇小说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我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清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
我国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
我国第一部军事著作——孙武的《孙子兵法》
我国第一部专记言行的历史散文——《晏子春秋》
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曹丕的《典论•论文》
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左丘明的《国 语》
我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屈原的《离骚》
我国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夏衍的《包身工》
我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
我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我国第一部神话小说——吴承恩的《西游记》
我国第一部无产阶级的诗歌集——郭沫若的《恢复》
我国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郁达夫的《沉沦》
我国第一部网络词典——《中国网络语言
词典》

我国第一部有现代意义的综合词典——《辞源》
我国第一部汉英口译词典——《新汉英分类口译词典》
中国第一所高等学府——船政学堂
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意识流长篇小说刘以鬯的——《酒徒》
中国第一部正宗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写于二十年代初

奥运
中国第一位奥运冠军——许海峰
中国第一位奥运举重冠军——曾国强
中国第一位奥运游泳冠军——庄泳
中国第一位奥运田径奖牌获得者——朱建华
中国第一位奥林匹克银质勋章获得者——陈镜开
中国第一位奥运乒乓球冠军——陈静
中国第一位奥运奖牌获得者—杨传广
中国第一位奥运击剑冠军——栾菊杰
中国第一位奥运摔跤冠军——王旭
中国第一位正式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刘长春
中国第一位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
中国第一位采访奥运会的记者——冯有真
中国第一支取得奥运金牌的运动队——中国女排
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领导官员——何振梁
中国第一位奥运110米栏冠军——刘翔

杂
中国第一份近代报纸——《蜜蜂华报》创刊于1822年9月12日（清朝道光二年），
中国第一泉——济南府的趵突泉
中国第一家国有银行——户部银行1905年8月(后更名大清银行)
中国第一家私营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在上海成立
中国第一条跨海铁路——粤海铁路
中国第一坝——佛子岭水库
中国第一大姓——李姓
中国第一套人民币邮票——《中华纸币》

影视
中国第一所电影学校——明星影戏学校（后改为明星演员养成所）
中国第一部电影教材——《电影讲义》
中国第一首电影歌曲——《寻兄词》
中国第一部较为成熟和完整的故事电影——《孤儿球祖记》
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
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万氏兄弟制作《铁扇公主》
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
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
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女蓝五号》
中国第一部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
中国第一部反映西藏人民生活影片——《农奴》
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电影——《魔术师的奇遇》
中国第一部阐述中国电影发展史专著——《当代中国电影》
中国第一部风光音乐故事片——《刘三姐》
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
中国第一家电影院平安电影公司——在北京长安街建成
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
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恐怖大片——《午夜惊魂》
中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
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
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
中国第一部长篇室内剧——《渴望》
中国第一部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
中国第一部编年史风格的电视剧——《一年又一年》
中国第一部无声武打电影——1928年《火烧红莲寺》
中国第一部反恐电视剧——《武装特警》
中国第一部侦探长片电影——1922年新亚影戏公司摄制《红粉骷髅》
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1935年,电通公司《都市风光》
中国第一部新闻记录片——1911年,由朱连奎杂技团(美利公司)拍摄的《武汉战争》
中国第一部科幻动画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0年出品《丁丁战猴王》
中国第一部歌舞片——1932年由孙瑜执导、王人美等主演的《芭蕉叶上诗》
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905 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拍摄

⑷ 瞿秋白的<我的自白>全文

<多余的话>也叫<我的自白>,也叫<我的自白书>

多余的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于汀州狱中）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辨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 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 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 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麽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年，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麽简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 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 —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麽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武汉分裂以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几省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侯，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侯，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只能回答一万字,全文好多呢,http://www.laomi.net/Get/jcww/jcww/200512291223191.htm去上面看吧,全文和评论都有,上面是文章,"秋白茫茫"之后是评论

⑸ 我国所有的第一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诗——《左传》
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
我国第一部语录体儒家经典散文作品——《论语》
我国第一部军事著作——《孙子兵法》
我国第一部专记一个人言行的历史散文——《晏子春秋》
我国第一部断代体史书——《汉书》
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曹丕的《典论·论文》
我国第一部文学理论和评论专著——刘勰的《文心雕龙》
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和评论专著——钟嵘的《诗品》
我国第一部科普作品——沈括的《梦溪笔谈》
我国第一部水文地理专著——《水经注》
我国第一部著名的戏曲作品——关汉卿的《窦娥冤》
我国第一部日记体游记——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
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神话小说——吴承恩的《西游记》
我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我国第一部个人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我国第一部中篇小说——鲁迅的《阿Q正传》
我国第一部杂文集——鲁迅的《坟》
我国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鲁迅的《呐喊》
我国第一部散文诗集——鲁迅的《野草》
我国新文学史上影响最大、成就突出的一部新诗集——郭沫若的《女神》我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离骚》
我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我国第一首以信天游的形式写成的民歌体叙事长诗——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
我国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
我国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夏衍的《包身工》
我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1921年成立，发起人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
我国第一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我国第一位女诗人——蔡文姬
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
我国第一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
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郭沫若
我国第一位儿童作家——冰心
我国第一个开拓童话园地的作家——叶圣陶
我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老舍

我国第一条全部以高速公路标准贯通的国道主干线——京珠国道主干线
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是秦山核电站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

⑹ 求瞿秋白：《多余的话》的全文内容

http://www.zigui.org/article.php?id=181801

⑺ 求矍秋白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多余的话

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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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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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
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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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辨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 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 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麽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年，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麽简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麽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