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高歌人生哲理
㈠ 曲艺里面为什么要"上口"例如百和白要念成"bo",贼要念成"ze"。这样发音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规律
简言之,即凡是京剧语言中与普通话声、韵(声调除外)不同的那些字,就是上口字。换句话讲,上口字就是至今仍保留在京剧唱念中的那些古音、方言字,古音来自《中原音韵》(或“中州韵”);方言来自鄂、皖、豫、苏等地。上口是顺口的意思。
普通话中: 声、韵母不能相拚有许多,京剧语言中如果出不能相拚的读音的字,这就是上口字。例如,声母b、p、m、f与韵母ong本来不能相拼,但京剧中“蹦”读bong、“朋”读pong、“梦”读mong、“风”读fong,这就是上口字;再如,在普通话语系中,按规则声母z、c、s是不与齐齿呼、撮合呼的韵母相拼的,如果出现相拼的字,例如zian(箭)、cie(且)、siang(厢)、zü(聚)、cü(娶)、süan(宣)等,就也属上口字(这一类字同时也属尖音字)。当然上口字也有属普通话音节的.
从声、韵拼读方法角度,上口字还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非普通话音节。
(1)声、韵母虽均属普通话系列,但在普通话中无此拼合音节,例如be(白)、pe(拍)、me(墨)、kuo(科)、mong(梦)、zian(箭)、ciao(悄)、siang(相)等,此类上口字较多;
(2)韵母虽均属普通话系列,但声母为方言母,例如ηai(爱)、ňian(蔫)、
νi(尾)等;
(3)声母虽均属普通话系列,但韵母为方言母,例如jiai(街)、xiai(鞋)、
jio(觉)、qio(却)、xio(学)等;
(4)声、韵母均为方言母,例如ňio(虐)。此类字只有个别字。
第二类,普通话音节。
属普通话音节,但在京剧中有特殊读法。例如“灯”不读deng而读den,“兵”不读bing而读bin,“生”不读sheng而读shen等等。
上口字主要在京剧传统戏韵白和上韵的唱词中使用。
1、用于合辙押韵。
《天女散花》中天女唱【西皮流水】
观世音满月面珠开妙相(siang),
有善才和龙女站立两厢(siang);
菩提树檐匍花千枝掩映(yang),
绿鹦鹉与仙鸟在灵岩神献上下飞翔(siang)。
……
2、上口字用在句子中,有的字可上口,也可不上口。例如《谢瑶环》“高拨子”“忽听得堂上一声喊”中的“喊”字,杜近芳不上口,唱han音,而李维康唱的是上口音xian。
3、上口字与相邻的字连念感到别扭时,可以不上口。例如《西施》“每日里浣纱去又傍清溪”、《洛神》中“今日里众姐妹同戏川滨”、《洪羊洞》中“为此事终日里忧成疾病”、《辕门斩子》中“昨日里斩八将头挂帐外”,这些唱词中的“日里”二字相连,若“日”字上口,则感到舌头绕不过弯来,还不如不上口比较顺口。因而这个“日”字在这里就可以不上口。
4、上口反而翘辙的可不上口。所谓翘辙就是跑辙、不押韵的意思。例如《吊金龟》中康氏念“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日”和“时”,“日”上口就不押韵(应当说不怎么押韵),不上口反倒押韵,因此还是不上口好。
5、有些老的上口字也可不上口。例如“脸”读jian,“喊”念xian,“战”读zhuan或an,“龙”读liong等,使听、观众莫名其妙,因而以不上口为好。
6、切勿按同音字类推认定上口字。有些字在普通话中是同音字,但在京剧唱念中却有区别。例如“知”与“之”、“出”与“触”、“书”与“梳”都是同音字,但在京剧中“知”、“出”、“书”是上口字,而 “之”、“触”、“梳”则不是上口字。比如“人生不知脸面”(《凤还巢》)中的“知”是上口字,而“口声声露出了离散之心”(《霸王别姬》)的“之”却不是上口字
㈡ 《曲艺进校园》观后感作文
书籍是在时代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培根说:“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高尔基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说话。”通过读书,我们可以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通过读书,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精彩缤纷的世界。 这学期,我们学校掀起了阅读课外书的热潮。同学们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甘露,一下课便捧着书到走廊上看,一做完作业便拿起书来读,见到好书总是爱不释手,碰面几乎都在交流书的内容,古语说得好——“开卷有益”啊!霎时间,我们学校变成了书香飘逸的大书屋。我特别喜欢这种读书氛围,然而高兴之余,我又有点难过:因为我家离学校仅有一墙相隔,我的父母整天沉迷于麻将。于是我有了让父母读书的念头,我要尝试把我们读书的热情带回家去,让它去影响我的家长,也让我的家园充满书香。我是这样做的:我向老师要了几份读书笔记,又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书,叫《少年毛泽东》。因为我爸爸喜欢历史,毛泽东又是我国历史上的大人物,我想爸爸一定会喜欢这本书的。 刚开始时,爸爸好像不太感兴趣,可后来,爸爸尝试着去看,就越看越起劲,一个晚上都手不释卷。那时我正好看关于毛泽东诗词的书(因为我们刚学了毛泽东诗词《卜算子·咏梅》《菩萨蛮·大柏地》)爸爸时常一边看书与一边与我切磋琢磨。每当我们谈起毛泽东事件时,无不口齿生香,谈兴很浓。看来我的计划成功了。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向广大家长建议——热爱读书吧,让读书成为我们的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当你认真地读书,就犹如走进了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这时你就能真正体会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两句话的真正含义。 同学们,让我们共同努力,让迷人的书香不但飘溢在我们的校园,而且要飘溢我们的家园,让书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让好读伴随我们成长的每一个脚步,让我们与书携手踏上更精彩,更美好的人生之旅
㈢ 结合材料和文化生活的有关知识说明挽救曲艺文化的意义
戏曲现代化:一个永恒命题
尚长荣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国家、民族创造了绚丽多姿、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成了各自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中华文化曾经有过她的从容和优雅,也曾在历史上留下辉煌不朽的篇章。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孕育出的一道亮丽景观。
和任何人类戏剧样式一样,中国戏曲源自人类初始文化的宗教仪式中。不同的是,它没有像在欧洲和印度历史上所发生的那样形成文化断裂,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在发出耀目光芒之后,都中断了,中华戏曲却一直生生不息地发展演变至今。在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悠久历史中,戏曲一直在孕育、变化和成长。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史的后期,戏曲活动成为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构成方式。同样,社会发展到今天,传统戏曲也面临着一个现代化的问题。
戏曲是一个流变的、包容的文化系统
今天,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在任何一出正在上演的舞台戏曲中发现:戏曲保留了人类戏剧初始阶段的许多特征,它的首要特点是舞台形式的综合性。它是一种集诗歌、音乐、舞蹈、美术等诸多艺术元素于一身的综合艺术。在它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又将所能够吸收的艺术成份都吸收进来,例如在它的表演形式中,除了歌舞,还包含着仪式、杂技、魔术、武术等成份。戏曲将这些成份有机熔铸为一体,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定型为以韵律和节奏为主导、以唱曲为特征、用综合艺术手段表演人生故事的舞台样式。
中国古典戏曲成熟于宋元时期。完整的戏剧形式,给中国传统艺术注入新的生命,丰富了中华传统艺术的精神,使它在内容上更加开阔,具有更广泛的涵盖性;在形式上也更加丰富多彩,使戏曲成为世界上最为综合的艺术。可以说,中国戏曲融合了过去一切的艺术形式,在“戏剧”原则的主导下,发挥着音乐、舞蹈、诗歌、美术等艺术形式的作用。
戏曲是文化,由其文化品性所决定,她浓缩了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既不是模仿的,也不是封闭的。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古典戏曲呈现出象征型艺术的明显特征,体现着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一种内在的、古典的精神。它的表演手段都由生活抽象并升华而来,舞台创造的一切都根据韵律和美的原则来进行,而体现为程式化特点。它从唱腔、念白、做工等基本表现手段,到服装、化妆、布景等辅助成份,处处都经过精心设计,这种设计的经验大多来自传统的积累和传承。
我们知道,在清代乾隆年间,古典戏曲发生了一次大的流变——京剧综合了昆曲和地方戏的特点,在雅俗两种趣味上得到了一次很好的协调。京剧将昆曲市民化、民间化,而将地方戏文人化。京剧保留了相当一部分昆曲剧目,努力吸收昆曲和地方戏的唱腔和表演技巧,在这种融合过程中,又不断产生新的东西。譬如戏曲各个“行当”在表演方面的特色,是在京剧的表演中才逐渐明显起来的,也就是说,京剧使昆曲和地方戏中各“行当”的表演艺术更加成熟起来。这一次传承与综合,不仅奠定了京剧作为“国剧”的地位,更使古典戏曲通过近代历史走向现代社会。
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在内容和形式上最大限度地综合、积累与传承的艺术——中国戏曲——才能在变革、发展传统时,最小限度地“丢失”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戏曲不仅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个流变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和文化系统。它不仅把诸多传统艺术形式有机地综合到一起,而且在文化上很好地解决了“新”与“旧”,继承与创新的矛盾。
创新是戏曲延续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为当代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传统文化与民族艺术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困境。在这个大背景下,“戏曲危机”的出现是个不争的事实。换个角度看,文化的多元,选择的多样,人们娱乐方式增多,人们的欣赏不再单一,说明了社会的进步。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戏曲一统天下的风光不会再有,而且一些传统戏曲曲目所倡导的封建观念与当今的观念有冲突,戏曲失掉一部分观众也在情理之中。作为传统文化的精粹和集中体现,戏曲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她独特的民族文化意义。如何振兴戏曲,使古老的艺术获得新生,使我们独特的民族文化生存繁衍下去,成为我们这一代戏曲工作者越来越迫切,越来越沉重的课题。
中国戏曲作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种艺术形式,面临着后继人才匮乏、一些优秀的传统剧目濒临失传等种种困境。这和拆北京老城的道理是一样的,拆掉它很容易,可再想建立起来,却永无可能。丢掉了传统和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民族的文化艺术,就是失掉了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的传统是什么?”、“我们拥有的是什么样的艺术?”每个戏曲工作者、每个传统文化工作者乃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时时刻刻扪心自问。
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国民普遍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普及;同理,对戏曲来说,只有当人民大众认识到戏曲是精粹,值得今天的人们去欣赏、去了解时,戏曲艺术才能得以弘扬。宏观地看,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已经成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和发展我们各自的优秀传统,如何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文化传统受到外来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如何在吸收西方科学精神的同时做到保存、发扬自己,是许多志士仁人努力的目标,以梅兰芳大师为代表的戏曲工作者出色地完成了表演艺术领域的转换,适时地保存、弘扬并发展了古典戏曲中的传统人文精神。今天,对于作为舞台艺术的戏曲,要走的仍然是“经典化”的道路;戏曲工作者的任务也是使戏曲艺术继续走“精致典雅”的道路,而不是在所谓“市场价值”的哄抬下,降低它的艺术品格和古典趣味,与此同时,我们更要做到“继承创新,雅俗共赏”。中国戏曲是中华传统艺术的杰出典范,其文化品位和文化内涵是博大精深的。我们要把戏曲作为一种文化来提倡和发扬,使其活在舞台上和人们的心中,而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
艺术有形,文化无形。左右着戏曲艺术兴衰存废的无形之手,不仅在于戏曲自身的文化底气,更在于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戏曲是前辈艺术家创新的积累和结晶,不断创新是古典戏曲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鼓励和保护戏曲的传承与创新,实现古典戏曲的发展与创新,不仅对于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历史证明: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随着时代前进,不断地扬弃、改造和更新,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反映活生生的当代生活,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
㈣ 我想了解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的考试内容 流程 注意事项,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帮我一下!谢绝复制
恩。我是刚考完的。去考的戏文专业。
国戏的国交考试分三试,一试是用英文面试(专属100分)、你需要准备三分钟左右的英文自我介绍、可以是兴趣爱好等个人基本信息、也可以说一下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然后在面试之前你会抽一个英文的题目、给你时间准备、等面试的时候先是自我介绍、然后考官会根据你所抽到的题目问你问题。如果进了二试就比较简单啦、是笔试(100分)、分两场、先是英文考试(50分)、有汉译英、英译汉和命题作文。然后是文学基本常识考试(50分)、有填空、名解和简答。经过选拔进入三试之后、就是面试(汉语面试100分)。先是才艺展示。也会问你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比如你对时事热点的看法或者是基本的文学常识之类的、又或者是根据你的才艺来问你一些有关的问题、这个的范围就比较广泛啦、考官会比较随心所欲的自由提问。通常这时候考官的主要目的就是看一下你的个人综合素质和临场应变能力啦。
所以、好好准备、不用害怕也不用紧张。希望以上这些会帮到你哦。加油哈、
㈤ 戏曲心得体会怎么写
戏剧鉴赏活动是一项复杂的审美活动,它不仅需要欣赏者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还需要鉴赏者掌握一定的技巧。下面是学识网为大家带来的戏剧鉴赏的学习心得体会,希望可以让大家喜欢。
篇一:戏剧鉴赏的学习心得体会
艺术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故而我毅然选择了戏曲鉴赏这门课程。白驹过隙,日月穿梭,短短一学期浅尝中国戏曲艺术的魅力后,感觉艺术特别是中国传统艺术对自身的影响竟是如此的巨大。
仍记得对戏曲的印象最初是在儿时启蒙读本的漫画上,再后来就到了历史课本的只言片句,接着是中学语文课堂上《窦娥冤》的文言文,现在终于又在大学的课堂上闪现了戏曲的迷人身影。从最初“优孟衣冠”的历史典籍引出有关戏曲来源的讲解,到课程中老师言传身教的展示以实化虚,化无为有和以实代虚,无中生有的戏曲特征,再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戏曲行当概述,以及唱、念、做、打四种戏曲表演中的艺术手段简介,还有那紧贴教学内容的戏曲视频赏析,可以说这一中国戏曲艺术之旅收获颇多。
《西厢记》、《白蛇传》、《野猪林》、《惠州女人》、《女驸马》、《贵妃醉酒》一幕幕精彩的剧情、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真是一颦、一笑、一嗔、一怒皆成戏。特别是中国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的杰作——《西厢记》,它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精妙的艺术风格使这部作品七百年来一直雄踞“一流”的宝座。其无与伦比的语言艺术,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吸取了这些古典诗词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经过提炼加工,博取众长,从而形成自身华美秀丽的语言艺术特色。《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既丰富多彩,又极有文采风华,两者完美结合,而且通俗、合律、自然流畅,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各种因素综合的、有机的戏剧艺术。戏曲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也是美学的集成。它是通过声乐、舞蹈、神容、服饰、装饰美来让观众感受人物的精神世界,戏曲的观众不是用生活真实美来衡量戏曲美的,所以其形式美立足于传神达意。学会感受戏曲之中的美,能促进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提高审美、创造美的能力,从而改造社会,美化生活,完善人性。
在上了戏曲鉴赏的课之后,让我感到在这个文化交流、冲击甚至冲突异常激烈的时代,作为世界最早三大戏剧体系之一的中国戏曲,历经岁月的沉淀,古老的戏曲艺术必将会被更多人钟爱和传诵,永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㈥ 中原传统戏剧、曲艺文化概述讲述了什么
近年来,对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形势并不乐观,特别是戏剧、曲艺院团以及民间艺人面临很多困难。今年农历正月十三,前来参加河南宝丰马街书会的几百名各路艺人,基本上是民间艺人,平均年龄在五十岁以上,还有一些是残疾人。不少人十多岁开始学艺,虽有各自的绝活,年轻时也红火过,但眼下他们生活清贫,情绪不高,对曲艺传承前景担忧:书无人说了,戏无人听了,人生茫茫,世事沧桑,大浪淘沙,自生自灭。民间戏曲艺人这个群体,若干年后,有可能就要在地球上消失了。有人说:有着700多年历史的马街书会,要不了几年,就可能变成庙会了。
三年前,马街村农民张满堂成立了马街书会研究会,所谓研究会也就是给前来的艺人提供个吃喝住宿的地方。今年,在他家里的一百多位民间艺人,晚上席地睡在一个筒子屋里,外面下着小雪,天气寒冷,他们相互拥挤着取暖拉呱,亲密无间。有人七十多岁了,还冒着风雪从几百里以外的地方赶来,身着单薄的衣裳,顶着雪花,敲起大鼓,打起简板,高兴地唱起来。一个老艺人高兴地说,图得就是个乐。
对民间艺人这个群体,要引起重视。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民间艺人往往比政府的艺术团体影响还大。他们道具简单,三人一伙,五人一群,也有走单骑的,走村串户,街头巷尾,集贸市场,车站码头,到处都是他们的演出场地。大鼓一敲,弦子一拉,简板一打,不拘一格唱起来。时间可长可短,场地可大可小,十分灵活,形成独特的乡间文化形式。几千年来,民间艺人就是这样生活和演出的。古人说:说书唱戏是劝人的。人们从这些艺人嘴里,了解到奇闻异事,千古野史,礼仪孝道,世俗宗教,为人处世,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绵绵不息。
民间艺人的演出,多是一些传统唱段,内容陈旧,不乏糟糠。再者,演出形式单一,乐器多年没变化,缺乏现代音乐气息,唱腔地方话严重,乡野土语较多,年青人不喜欢,受众日益减少。另外,民间艺人,没有适当的组织依赖,地方曲艺协会,缺少管理功能,不能很好地发挥指导作用,各类门派,虽有掌门师傅,拜帖戒律,徒子徒孙,也是时聚时散,难以约束,大家各自为战,再说老艺人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多少创作能力,难以吸收新文化新思想,演出内容多事师徒传艺,口口相授的老段,一个老段往往唱几十年不变,用词用句也过于传统陈旧,达不到为现实社会服务的目的。对民间艺人,地方政府要引起重视,应给予一定的关注。在艺术上帮助他们,组织文艺创作,编排反映现实生活的节目,开展广泛的文化艺术交流,吸收其他艺术形式的营养,加快节奏,丰富自身的唱法;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使他们有生活保障,为他们创造学习的环境,提高自身的艺术品位,引导他们走健康的说唱道路,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社会服务。传统文化不能很好地为现实社会服务,是没有生命力的。
近几年,由政府创办的戏曲、曲艺院团也面临许多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大多数的院团已实行企业化管理,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 地方财政虽提供一定的补贴,但由于演出市场萧条,效益不好,演职人员收入偏低,队伍不稳,人才流失严重。商丘市豫剧二团、四平调剧团、宿州市坠子剧团、泗州戏剧团和梆子剧团以及徐州市梆子剧团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所在剧团,演职员工的工资只有2000左右元。这些年各地政府每年给他们安排一些“送戏下乡”任务,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补贴,不然他们更加困难。演职员工怨气较多,他们认为,这样的收入,还没有打工做服务员的工资高,难以养家糊口,以演艺求生存压力巨大。有的演员,五十岁左右,正是唱戏带徒的黄金时期,因为政策原因,就提前离队,十分可惜,能坚持下来的面临生活压力,宿州坠子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导演李连民每月工资2800元。他忧郁地告诉记者,演了一辈子戏,连孩子上学也供不起,不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坚持不到今天。不少民间艺人更是生活无着落,萧县老艺人周明汉夫妻俩都八十岁了,靠开荒种地为生,连低保也有。各级文化部门要排查摸底,对一些有实际困难的民间艺人,组织社会力量,开展文化扶贫。
一些戏曲院团,条件十分简陋。商丘市四平调剧团,二十多人只有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和两间十分简陋的排练场,演员连休息的地方也没有,布幕、服装、乐器等设备老化,不能保证演出质量。柘城县说唱团是豫东地区唯一的县级说唱团,每年承担很多县政府安排的下乡演出任务,常年没有办公排练场所,说唱团的招牌只好挂在团长朱云阁家的门旁,排练场也是在她家一间客厅里。宿州市泗州戏剧团和梆子剧团没有自己的办公和排练场地,靠临时租场地排练;坠子剧团虽有自己的场地,但排练厅是不到200平方米常年失修的危房, 演员常年在危房里学戏排练,很不安心。许多骨干演职人员过早离开舞台,导致人才断层,大多数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剧团学戏,造成演艺人员急剧匮乏,后继无人。商丘市四平调剧团,原编制70多人,现演出人数只有20多人,行当不全,一个演员一场戏要饰演几个角色,编、导、美没有主业人员,演出质量不能保证。民间曲艺的传承更令人担忧。民间说唱后继无人,永城市“大铙”戏是省级非遗项目,大铙是稀有曲种,第五代传承人王玉玺成天为传承人发愁,靠自己的收入,承诺管吃管住,一个月给1000元补贴,还是招不来徒弟。王玉玺痛苦地说:大铙戏没第六代了。
从事非遗戏曲项目保护工作的专业人员短缺,非遗保护工作难以深入,达不到专业化、精细化保护。从各地的情况来看,保护工作千差万别,有些地方虽然有粗略的记录保护,没有制度做保障,对生存现状濒危的国家、省级非遗项目,必须抓紧建立并完善濒危项目及高危传承人档案,完善非遗数据库,再不着手去抓,若干年后,资料都难以整理。现在非遗项目的保护工作的专业化程度不够,缺乏专门的管理人员,一些地方虽设有机构,多数挂靠在文化馆等单位,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知识,非遗保护工作难以深入,达不到专业化、精细化保护,保护水平无法满足新形势下非遗保护工作的需求。
中原戏曲文化是个汪洋大海,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形式多种多样,从业人员众多,曲目数以万计,我们应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梳理各剧种的存在形式和发展前景,重新修订各种传统剧本,赋予新鲜内容, 以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
㈦ 古代人生学曲艺有什么用
这时候北京市开始开展曲艺会演,白凤岩老先生就提出来想让曲艺学习班的这帮孩子参加演出。但是因为孩子们没学四五个月,而且中间又下乡,白凤岩老先生说现在这样是不成的,还要再练。他教给孩子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个好节目,因为当时曲艺全是旧段子,这个却是新段子。白凤岩老先生说:“你们到台上以联欢的形式让曲艺界听听,学校孩子的成绩都挺好,这又是新段子,你们就练,别怕给我丢人现眼。”白凤岩老先生把弹弦的任务交给了马岐,又教了马静宜单独的节目。除了马静宜有单独的节目,马书全、王小弦这几个孩子都有。当时弦师李广武老先生还写了一个新的段子,叫《红军过草原》,故事很精彩。
昆仑草原过红军,辽阔千里不见人。
望长空浓云密布,雾气沉沉。
远近无山岭,遍地少树林,
黑漫漫,宇宙茫茫暴雨倾盆(过板)。
众战士跳泥沼踏草丛,泥水飞溅沾满身。
在风雨雷电下,战马嘶鸣唏哩哩叫,
人声喘息不停匀。
叮当当,碗磕榴弹阵阵响,
唰啦啦,雨透征衣步步沉。
在头上,点滴滴汗水加雨水,
腾腾热气似浮云。
粮袋空空炒米尽,
再吃皮带和草根。
露宿旷野外,披星戴月受风尘,
长行八百无寒暑,秋草荒黄不知春。
奋斗的精神无可比,只为祖国和人民。
受尽了万种艰难千般苦,
也挡不住钢铁意志勇敢的心。
得胜利,高唱凯歌入云霄,
在那草原上红旗飘扬(卧牛),节节前进,
红军到处人称赞,留下了光辉的事迹在那万古长存。
带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和《红军过草原》这两个节目,马静宜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北京市曲艺会演,这也算是孩子们第一次步入了这行。
㈧ 论述曹禺戏剧创作中的诗化意蕴及其哲理内涵
中国的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和它们相比,中国的话剧却是十分年轻的。源于欧洲的话剧,作为一种“舶来品”,在本世纪初传入我国,至今不过80余年的历史,整部中国话剧文学发展的历史,丰富、充实,色彩斑斓,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在这部历史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人物,如曹禺、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熊佛西、老舍等,他们各自以其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秀剧作闻名于中外文坛、剧坛,为中国话剧一步步由萌芽到成长到成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话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远离现实生活的局限,适应了反映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的需要。但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艺术成品,形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从而赢得广大观众。曹禺的剧作,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黑暗社会的深重苦难,在情节结构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独到、舞台语言的功力诸方面,都达到了戏剧艺术的高峰,形成了精巧、丰富、浓烈、明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话剧文学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持久的生命力。曹禺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有机的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在他笔下,中国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曹禺功不可没。
民族化的前进:透入骨髓的民族性格的挖掘
中国的现代话剧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交流,融会贯通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它眼前面对着五色杂陈的域外人文艺术,身后带着本土审美心理定势的阴影。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戏剧审美的同化和顺应,移植和再生的关系,也即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无疑是一个关系到话剧艺术品位和方向的大问题。
能不能创造出民族化的形象和性格,发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与灵魂,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风亦即民族审美特征的一把重要标尺。别林斯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时,就曾经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1]果戈理也认为:“真正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精神的人。”[2]所谓“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具有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我们考察一下曹禺的剧作,其人物的性格既有时代的折光,又大都体现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曹禺剧作中有两个形象系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形象,如周朴园、焦氏、曾皓、曾思懿等;一是被压迫被损害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形象。就前者讲,不论他们的个性有怎样的差异,但在他们的性格与灵魂深处,无不浸透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与伦理观念,无不散出腐朽、没落的悲凉气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宗法观念思考问题、待人处事,以封建礼法掩饰他们自私的动机与污浊的灵魂。他们灵魂自私、卑污却又往往以道德面貌出现。这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们的共同心态。另一类人物,则是与之对立的被压迫被损害者形象如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芳等。他们都遭受到旧制度、旧礼教的残酷、野蛮的压榨与迫害,又都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个性意识和叛逆性格;但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和行动,又往往受到他们自身残存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与牵制,而表现出反封建的独特、奇异的心态与方式。繁漪尽管有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终因出身于大家望族,封建传统观念不会轻易从她意识中隐退、消失。她敢于同丈夫的前妻之子发生“乱伦”关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谓热烈果敢;但她与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比起来,却显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拘束着她,使她没有能够、甚至不曾想到冲出专制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去追寻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繁漪与娜拉的差异就在于:在反抗旧制度、旧礼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复杂的精神负担。所谓繁漪是“中国的娜拉”,就是因为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是由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决定的,是打着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的。《原野》中的仇虎,看起来颇为豪放、洒脱,似有一种不可羁绊的原始人性的蛮悍、冲动;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样渗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遗毒。他向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复仇时,就流露着“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使仇虎由复仇者转而为被复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渊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这种陈腐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灵中,还有较重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观念。如在他的潜意识活动中,总是同鬼魂、阴曹地府、阎罗王等心灵幻觉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旧中国愚昧落后、笃信鬼魂的农民心理活动的特有色彩与思维方式的反映。脱离了封建宗法观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就减弱了仇虎作为初步觉醒的落后农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没有反封建因素?我们回答是肯定的。如她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她最后终于跳出曾家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都反映了她被时代唤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个性意识。不过,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却渗透着更浓重、更复杂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对压抑她以至造成她爱情悲剧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宽仁胸襟,她的“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着以封建宗法色彩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痕迹。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压迫的独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冲突,也不是一味消极忍受,而是以顽强的生活意识去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内向、迂回然而却是韧性的反抗方式。
可见,曹禺剧作的民族风格在一系列复杂奇异的性格挖掘中,在激荡着时代意识与传统思想文化剧烈搏斗的心灵世界中最鲜明、最浓重的表现出来。
民族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曹禺既注重向民族现实生活深入开掘,又注意汲取民族艺术的传统美学思想及其表现方法,使他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充实完美的民族风格。曹禺剧作的民族化表现,艺术上还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点:
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
中国古典文艺传统对于塑造人物,讲究图形写貌,以形传神。传神即写心,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人物的精神风采。曹禺说:“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性格,我觉得写作就是写人,……而刻画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 [3]他善于发掘人物在时代精神的激荡下紧张、剧烈的心灵搏斗,同中国艺术传统中写形传神的艺术经验相融合,以之塑造复杂奇异的人物性格。蘩漪、陈白露的灵魂里自我搏斗,她们悲剧性格的发展进程,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刻画繁漪形象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繁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乱伦”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是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繁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手,一次次病狂般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那么异乎寻常的嫉妒与阴鸷。蘩漪这种矛盾、极端的性格和心态,显然地被时代精神复活了的个性意识所燃起的生命的“电火”。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之苦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凸现了她那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曹禺说过:陈白露“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像是单纯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4]作家还特意挑选能够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加以反复表现。陈白露念诗和吃安眠药这两个细节的一再叙写,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不敢沉溺而无力自拔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曹禺式的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了像蘩漪、陈白露、仇虎等在灵魂的自我交战中挣扎的悲剧形象,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
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的传统,强调寓理于情,讲究情与理的统一。曹禺的审美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去再现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剧作中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深沉思考,从而展现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诗意境界。曹禺多次谈到:“‘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我以为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还不是最难的。你熟悉一点,就能写出某一点真实的生活,但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你就必须懂得全局,写出社会的本质,让人全面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对生活强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围绕人物性格刻画,向凝聚着生活的丰富内蕴和搏动着时代旋律的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晶,是创作主体拥抱、深入创作客体并使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作家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旧中国那鬼影重重的社会生活,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他深知的同情他(她)们的悲惨遭遇,赞美他(她)们灵魂深处所焕发的不屈人格。在创作中,作家宗,把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与丰富的人性美,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曹禺善于从被压迫被损害者极端、异常的性格和矛盾、变态的心灵世界中,去发掘反封建个性意识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作家对蘩漪和陈白露人性美的发掘,是深入底里、激动人心的。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陈白露似乎是伤风败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却从“乱伦”的背后和已经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中,发现了她们灵魂深处顽强挣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从生活出发,按照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以夸张、强调甚至变形的方法,赋予她们以鲜明、独特的性格与行动。所谓蘩漪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她的“不易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于她的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阴鸷性的力”的变态形式呈现出来的。陈白露内在深处那顽强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过她那日益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渲染出来的。正是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她那奋力挣扎的个性意识战胜堕落性而升华到一种诗意的境界:与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厮混,不如一死求得灵魂的安宁。陈白露这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的自杀,之所以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就因为作家以夸张、变形的方式,从她那矛盾、痛苦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了渴望“太阳”、“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透过这支希望与绝望剧烈交战的凄恻感人的心灵回旋曲,我们依稀地听到行将涅磐的人性对“太阳”、对“光明”的余音袅袅的呼唤。此外,仇虎那蛮悍、粗犷,激荡着原始生命的复杂性格,愫芳那又凄凉又甜蜜的反常心态,都是他们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经觉醒的个性意识最富于诗意的表现方式。所有这些描写,显然是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感受和激情凝结,一直成为讴歌被践踏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抒发作者沉郁、激荡的诗意激情、最独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途径。
可见,曹禺剧作既熔铸着作家真诚炙热的主观情感,又凝聚着他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思考,因而形成了一种情理交融、意蕴深邃的诗意境界。作家自己曾说,“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融的”。这正是曹禺向戏剧艺术民族化高峰攀登的切身体验。
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作家们,十分重视作品的乡土特色,常常在作品中描绘不同地方色彩的民俗风情,用以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批判黑暗的社会人生,强化了反封建的意义。
曹禺的剧作同样注意把人物安置在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或乡镇的民俗风情环境中,在最富民俗色彩的婚丧的场面里,刻画人物的性格,多侧面的映照出人物的文化心态。情景相生,物我交融,形成曹禺话剧独特的民族氛围。《雷雨》里的周公馆和《日出》里大城市豪华旅馆的陈设布置,人物的对话,都富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氛。《北京人》的第一幕置景提示语,洋洋洒洒近两千言,围绕小花厅把曾家大少奶奶曾思懿的卧房,文清的睡房,曾老太爷的寝室、小书斋和大客厅的陈设:古老的苏钟、玉如意、盆景兰,红宝石古瓶,玻璃鱼缸,董其昌的行书条幅,垂着黄丝穗的七弦琴……铺写的生动逼真,层次井然;曾家当年的气派,峥嵘的往昔,历历在目,但屋内的清冷沉闷,天空断断续续的哨声,胡同里传来的小车单调的“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以及磨刀剪的人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声,无一不与曾家的“气派”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预示着曾家的衰败没落。这段文字犹如一篇深沉的散文诗,实则句句写人。整出戏里,始终贯穿着小贩吆喝叫卖的市声,算命瞎子的铜钲,独轮小车的轮轴声,更锣梆子声。就在这京味浓郁的生活环境里,戏剧充突在展开,人物的灵魂在撞击,在呻吟,整个戏的内在意蕴逐步表露出来了。
注重诗的意境创造,是中国文艺的传统。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戏曲艺术中,优秀的作家总是重视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用以衬托人物的心灵,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曹禺的剧作,注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为人物设置充满诗意的场景,让人物在抒情的独白或含蓄的对话里展示优美的心灵。《北京人》里愫方同瑞贞倾诉心曲时,不断响着暮秋的雁叫,断续的军号声,氛围凄清沉静,衬托出愫方那舍己为人的高尚心灵。《家》的第一幕,喧嚣杂乱的闹洞房之后,月光皎洁,梅花莹白,湖波明亮,杜鹃酣唱,展开了觉新与瑞钰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纯朴而真诚,深沉而凄清,情景交融,饱含诗的韵味。《家》的结尾,在大雪纷飞、杜娟哀鸣里瑞钰逝去。洁白清寂的雪景映衬着人物内心的纯净高洁,暗示着雪化冰消之后大地回暖,春光明媚,包孕着深长的意蕴。
注意地方礼俗的描写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交织,使剧作具有生活气息和诗化韵味,大大强化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这是曹禺对现代话剧民族化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
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忍从型悲剧人物
从世界悲剧角度看,曹禺的贡献在于:他以全部话剧创作实绩,使得悲剧这一西方品种中国化,为世界悲剧之林增添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悲剧类型。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剧,酒神精神中的“开阔激荡,郁愤沉挚”的现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剧的内蕴。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现英雄、伟人为主,用热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来表现悲剧的壮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恸,以冲突的激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曹禺则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作家描写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悲剧不是主要呈现为悲壮崇高,而是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抑郁的美,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含蓄委婉的审美个性。曹禺的悲剧艺术正是如此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样式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里发展成熟并扎下根来,成为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范式。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观,它要求凡事要有节度、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然而中庸的要求却把中国人的处世抹上了一丝退守忍从的灰溜溜的色彩。在黑暗的现实的压迫前,常易变得泯灭自我,含垢忍辱,洁身自好,故作通脱,多做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消极抗争。“非和弗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国美学历几千年不变的基准。中国古典悲剧艺术,在这种“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执意把握并成功创造出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
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这样忍从型的悲剧女性,她们在含垢忍辱的悲剧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他人而耗尽自己。她们“思而不贰”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为,“美而不矜”的风度,自然而然使这些剧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以曾文清、周萍、觉新等为代表的一个个的“灵魂的躯壳”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类型的文化内涵。以曾文清为例,他是剧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他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不乏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潇洒飘逸。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长期生活其间,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养,腐蚀了他的灵魂。长期的隐、忍,使他失去了斗争的信念。精致细腻的生活消磨掉展飞的健翎。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气,被消耗,吞噬了。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尽管爱上一个空谷的幽兰,却只敢停留于相对无言中获得慰藉,爱不能爱,恨不能恨。他出走后又沮丧地归来,以至吞食鸦片自杀,都是必然的。曾文清的悲剧有他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几千年礼教与宗法的桎梏,使这些旧家庭中的悲剧人物没有自由,无法呼吸,在痛苦的压抑与深沉的苦闷中,渐渐耗尽生命。这是人的悲剧,灵魂的悲剧。“不说话”的曾文清在剧中似乎消无声息,却让人感到从内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压抑,这是心死的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历史将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发扬光大,曹禺“忍从型”悲剧形象持久恒远的影响与价值。
民族化风格的成因
为什么在中国群星灿烂的剧坛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为什么曹禺象启明星一样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专制的夜空?而在他之前,许多才华横溢的伟大先行者们,筚路褴缕,克尽其能,却没有这样幸运……
艺术巨匠和杰作,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我们不能不谈到曹禺的主体条件,亦即创作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是联系生活与艺术的桥梁。通过这条必由之路,作家把实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融为一体,构筑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自我。
曹禺创作个性的基础,无疑是他特殊的生存体验。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也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虽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曹禺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毕竟没有夏衍、冯雪峰等人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甚至很少像左联作家那样直接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大潮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无事,也说不上轰轰烈烈。总之,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在曹禺的生命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层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以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城市平民。他对时代精神的领会,对革命的认识,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动,平常人事关系的分化改组,或私人交谊间接地感受到的。曹禺的生存体验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很特殊,也很深刻。旧人多于新人,家庭重于社会,女性胜过男性。
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创伤,使幼小的曹禺感到无形的精神重压,塑造了他的忧郁气质和悲悯情怀。所以,《雷雨•序》的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无误地说明曹禺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而内倾和含蓄是东方人传统的心理素质。这种独特的个性致使他对家庭、社会和人生产生某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缠绵抑郁的民族审美风格。
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戏的熏陶中度过的。曹禺曾说过,“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 [7]这种从小由传统戏曲文化养育起来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
曹禺认为,中西一切伟大的戏剧家,都以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艺术期待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剧本创作的根据,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审美期待。作品要想获得观众——“剧场的生命”,就不得对此置之不理。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戏曲“必令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局,来自中华民族善恶昭彰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愫,虽然在其前期作品里很少大团圆的俗套,但褒贬分明的审美判断却强烈可感,构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
在艺术处理上,曹剧也力求适应新旧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它主干突出,背景戏,过渡戏一律推到幕后,重点台词常化成各种变调的形式再三奏响,如繁漪和陈白露那些有名的独白。关键细节则不惜冒着“重描”的危险反复强调,如《雷雨》中藤萝架上中线走电,《日出》里的帐单,《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几度提到,反复渲染。其中有的出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有的则是由于观众的局限。“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鼓锣喧嚣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惯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 [8]
另外,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喜欢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曲折动人。传奇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特征之一。观众喜欢曹禺的戏剧,感到他写的戏真是有“戏”。他以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戏剧性冲突,紧张的戏剧场面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曹禺的作品正是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从而赢得了观众。
总之,曹禺戏剧强烈的民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由于他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更在于他根植于中国民族的、现实的生活土壤里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个性。
曹禺崛起于三十年代剧坛上,高举话剧民族化大旗,把中国话剧艺术推向高峰。而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田汉、夏衍等,谁也没有达到如此高度,原因何在?如果仔细比较曹禺和夏衍的艺术追求,不难发现,虽然两人都从市民的心态剖析出发,但曹禺尊重“普通观众的趣味”,而夏衍则更关注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夏衍的剧作被誉为“政治抒情诗”(唐韬语)。人物行动的结局,绝大多数是“由涸澈到江湖”,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没有曹禺那样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不十分注重市民观众的艺术情趣,再加上职业政治思维习惯,夏衍剧作并没有完全化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剧艺术审美追求中。中国市民更神往于一种中国式的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所以与田汉的大段朗诵诗式的宾白,夏衍的政治目的明确而不愿迎合世俗的话剧相比,曹禺的以现代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为参照尺度的作品,才是属于民族的,是属于广大群众的。
㈨ 歌颂戏曲的诗句
歌颂戏曲的诗句:
1、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唐代白居易《长恨歌》
译文:每曲弹罢都令艺术大师们叹服;每次妆成都被同行歌妓们嫉妒。
2、唱得梨园绝代声。前朝惟数李夫人。自从惊破霓裳后,楚奏吴歌扇里新。——宋代朱敦儒《鹧鸪天·唱得梨园绝代声》
译文:北宋末年,在梨园中唱得最好的,要数名妓李师师了。靖康之变,金兵入侵,惊破了朝廷的霓裳羽衣曲,李师师也流落到江南,在她的歌扇中新增添了南方听众喜欢的吴楚歌曲。
3、拾级以登得古镇,具体而微民俗彰。传闻布景供戏剧,生世何殊戏一场。——当代刘雄《寻龙山纪游》
译文:踏着台阶登上这古镇,整体的风景是一些农民和一些章法。传闻说这里的布景是用来唱戏剧的,人生在世何不就是一场戏啊。
4、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唐代白居易《琵琶行》
译文:轻轻地拢,慢慢地捻,一会儿抹,一会儿挑。初弹《霓裳羽衣曲》接着再弹《六幺》。大弦浑宏悠长嘈嘈如暴风骤雨;小弦和缓幽细切切如有人私语。
5、风乎舞雩,咏而归。本是儒家闲戏剧,刚言漏泄祖师机。——宋代释绍昙《偈颂一百零四首》
译文:到沂水里游泳,在舞雩台上吹风,唱着歌回家。原本是读书人家闲来作的戏曲,刚刚却泄露了祖师的心思。
㈩ 怎样评价评书大师单田芳先生的一生
单田芳先生不仅在评书的讲述上面功力深厚,而且也一直在做许多传承评书这种传统文化艺术的工作,可谓是一代大师,让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