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谈励志

A. 船山祠的励志名胜对联

百年长著等身书

——闲话衡阳船山祠联

船山祠在衡阳市东洲，清乾隆年间为纪念王夫子而建。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著名学者、思想家，著《船山全集》。王夫之晚年在“湘西草堂”闭门著书，曾为湘西草堂写过两副有名的对联，其一：“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其二：“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从联中可见其高风亮节。

嘉庆进士，官至两江总督，湖南安化人陶澍(1778—1839)对王夫子这位前辈十分敬仰，对他的人品与学识倍加赞赏，曾为船山祠撰一联：

天下士非一乡之士;

人伦师亦百世之师。

陶澍在联中认为王夫之虽然出生在衡阳，老死在衡阳，是一乡之士，由于他的巨大影响，已经成为了天下之士;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已经成为世世代代学习的经典，他本人则是受人敬仰的“百世之师”。

比陶澍早生三十年的乾隆进士，江苏武进人洪亮吉(1746—1809)对王夫之也是钦佩不已，他为船山祠撰联：

恸哭西台，当年航海君臣，知已犹余瞿相国;

羁栖南岳，此后名山著作，同心惟有顾亭林。

洪亮吉说王夫子的举动只有两个人物可以相比，一是明朝灭亡后，王夫之在御史台痛哭流涕，后来投入抗清的战斗，这种精神与万历进士瞿式耜与清军抗衡，最后殉难的气节媲美。二是王夫之抗清之后，隐遁衡山著书立说，与明末名士顾炎武明亡后，隐身精研经史相类似。

无名氏的一副对联道出了王夫之的思想与行为：

践实反躬，穷理致知觉后死;

戴笠着屐，高风亮节仰先生。

“践实反躬，穷理致知”是王船山提出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他强调实践是知识的基础，研究是获得知识的方法。王船山抗清失败后，仍然与清朝誓不两立，出门时，天晴都要头顶斗笠，脚踏木屐，表示与清朝不共戴天，其行为的确令人敬仰。

还有一副无名氏的对联，对王夫子的学说与著作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治国辟良知，千载永垂经世论;

没齿无遗恨，百年长著等身书。

王夫之提出的治理国家的主张与哲学思想，是可以千百载流传下去的，而王夫之等身的著作，如《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黄书》、《思问录内外篇》等，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库，是一笔了不起的精神遗产。

紧挨着船山祠，有一所船山书院，历任兵部右侍郎、尚书，彭玉麟(1816—1890)对同乡王夫之自然非常景仰，一时文思涌动，写了一副长联：

一瓢草堂遥，愿诸君景仰先贤，对门外岳峻湘清，想见高深气象;

三篙桃浪暖，就此地宏开讲舍，看眼前鸢飞鱼跃，无非活泼天机。

作者与一般人写法不同，辟开正面歌颂王夫之，从眼前的景物着笔，想见先贤当时的情景，更能激起思古之情。

王夫之的墓在衡阳县大罗山，咸丰举人，授翰林院检讨，湖南湘潭人王闓运(1833—1916)为王夫子墓写了两联，寄托自已的哀思：

前朝干净土;

高节大罗天。

世臣乔木千年树;

南国儒林第一人。

B. 名人励志故事

戴笠刚在蒋介石身边做事的时候,被老蒋看不起。既不派他事做,也不称他全名,只是叫他“乡下来的,去买包香烟”,“乡下来的,去把茶倒满”。如果一般人碰上这种待遇,早就受不了啦,但戴笠是怎么做的呢?他非但不争,还引以为荣,对别人说:“蒋校长(那时蒋是黄埔军校校长)这样叫我,是种亲热。叫我雨农的话,反倒见外了。”
他见没事做,便自动为蒋介石收集情报。他把黄埔军校师生们的一些反对蒋介石的言论归纳起来,并逐句注上这些人的名字,写成几十页的小报告,恭恭敬敬地放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然后垂手侍立,做一温顺奴婢状。
老蒋向来鄙视他,斜着眼,随手翻了翻报告,忽然把光头一抹,把桌子一拍:“谁叫你干的!我蒋某人岂能做此小人之举?娘希匹,你真是混账透顶!”说着大手一抓,便把戴笠辛辛苦苦整理抄写的小报告捏成一团,统统扔进废纸篓里。
哇,好心当做驴肝肺!谁能忍受得了这种待遇?可戴笠早就看穿了蒋介石这故作姿态之举。因此,他没有为自己争辩,一个字也没有讲。只是很平静地做了一件事情——把这些小报告再从废纸篓里一张张地捡起来,再一张张压平,然后再一张一张重新放到老蒋桌上!
结果,善于隐忍并揣摩他人心机的戴笠当上了军统的头子。

C. 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是什么意思

1、释文：

如果将来你坐着车，而我还是戴斗笠的平民，那么有朝一日相见，你会下车跟我打招呼吧？！

如果将来你撑着伞，而我骑高头大马，那么有朝一日见到你，我也会下马来同你相问候。

2、出自：

汉代无名氏《越谣歌》

3、古越谣歌，是古代江浙一带的歌谣。作品主要是表达不忘贫贱之交。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忘记朋友之间的情谊。一种时间和距离都无法磨灭的君子之交。

(3)戴笠谈励志扩展阅读：

此《越谣歌》最早出现在晋代周处编著的《风土记》中，后存在不同的流传版本。

据《太平御览》：“《风土记》曰：越俗，性率朴，意亲好合，即脱头上手巾，解仪间五尺刀以与之为交。拜亲跪妻，定交有礼，俗皆当于山间大树下，封土为坛，祭以白犬一、丹鸡一、鸡子三，名曰‘木下鸡犬五’。其坛也，人畏不敢犯也。

祝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虽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可见，这是是古代江浙一带百越人结交时，在神坛前的祝祷之辞，相当于是神前发下的誓词。

《乐府诗集》、《诗纪》均收作“越谣歌”。

《乐府诗集》版本作：“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 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逯钦立先生纂编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作：“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虽步行卿乘马，他日相逢卿当下。”

不难看出，不同版本除文字稍有差异，最根本的差别是口气的不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太平御览》中，均是以自己倘贫寒而对方已发达，要求对方如何做。

而《乐府诗集》中，则是设想朋友双方一方倘贫寒一方已发达，各自应该怎么做。无论从人情事理还是从文学手法上，后者都略胜一筹。

D. 蒋介石为什么要建立特务组织

蒋介石为巩固其统治，通过“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来对外镇压中共及其他反对势力，对内剪除国民党内异己力量的史实，已人所共知。1932 年，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军统”的前身是1932 年4月成立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复兴社）特务处。“中统”的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科虽成立于1928 年初，但其成规模也是在1932 年将调查科扩编为特工总部之后。为什么蒋介石在1932年会如此重视特务组织建设，他是如何认识特务组织重要性的，又是如何亲手缔造特务组织的？蒋介石这一年的日记中透露了许多的秘辛，能帮助我们解开这些谜团。
一、蒋介石为何要建立特务组织
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与其早期经历与性格有关。蒋早年家境一度不错，但因丧父而迅速中落，又受乡吏欺侮，体验了世态炎凉。这形成了他复杂的性格：固执、倔强、多疑与以自我为中心。他年轻时留学日本，接受过粗浅的军国主义教育，与陈其美交谊，这些经历铸成了他蛮干、注重情报搜集和效忠个人的特殊心态，这是他组织特工机构的思想根源。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在上海暗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并未留下把柄，这次成功的经历让其过了把“特工瘾”。
然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崛起后的头几年，并未立即着手建立特务组织，他在1932 年才付诸行动，与当时的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处境及国内外形势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的权力始终受到了来自党内反蒋派系的挑战，1931 年底，蒋遭胡汉民、汪精卫与两广地方实力派的联合逼迫，被迫下野。这次下野经历使他对各级党部的组织能力、干部对其个人的忠诚均怀疑虑。痛定思痛，如何在党内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核心组织，成为了摆在蒋介石面前的课题。恰在此时，后来成为复兴社核心人物的刘健群、康泽等向蒋介石建言，主张在保留国民党旧躯壳的前提下，重建一个新的政党形态的秘密组织。
刘健群在《贡献一点整理本党的意见》中提到，当前的国民党“不仅与民众相脱离，党与党员亦日趋隔膜。党的领袖与党员的关系只有互相利用，党的领袖根本看不清谁是忠实的党员。”刘健群向蒋提出，要在国民党内另建一种新的组织，“以充实党的内容，建造党的灵魂。”康泽则在研究了苏联的“格伯乌”（即克格勃）的结构后，非常推崇这种“挑选最忠实的党员来参加工作的，它和党有密切的联系”的组织，他向蒋介石建议“我们需要一个意义更广泛足资号召的组织，‘格伯乌’只能是当中的一部分。”
蒋介石对刘健群和康泽的建议持十分肯定态度，鼓励他们放手去实行。1932 年蒋介石重新上台后，组建特务组织的工作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他的日记中不时有相应的记载，而此前的日记中并无太多关于特务组织的内容。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在当时有两个最直接的需要：
一是推行“攘外安内”政策。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建立特务组织，就是要推行这一政策。蒋介石认为，国内反对其“攘外安内”政策的人颇多，不能集中意志与力量以完成统一国家与对日作战的准备。他在对励志社的演讲中强调要“ 攘外安内”，为秘密组织制订的誓言中，也有“抗日除奸，为党牺牲”等语：
下午， 与妻回陵园居住。往励志社与各同志会晤，自觉忍痛不堪也。余对大局贡献以外交问题非先统一国内不可。（《日记》，1932 年1 月22 日）晚，与贺（衷寒）、康（泽）等生谈组织事，必欲组织一秘密奋斗、人尽其才，控置全国之机关，方得完成革命。如仅普通组织，则必腐化消灭也。乃得数语，曰“抗日锄奸，为党牺牲，实行主义，革命革心，矢勇矢勤，严守秘密，服从命令，愿受极刑。（《日记》，1932 年2 月21 日）
康泽回忆说，1932 年3 月下旬，蒋介石召集他们开会时说：“现在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剿匪，我们以‘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为我们的方针，历史上无有不是‘内安’才能‘攘外’的。我们决定这样做，并且也就这样宣传。”
二是要剪除党内政敌。蒋介石复职后，对党内的反对派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日记中多次将政敌称之为“反动派”：下午与（宋）子文、（汪）精卫谈话，汪有以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之意，余谓此事非开全国代表大会不能解决。余决力争，不顾反动派之反对也。（《日记》1932年3 月28 日）
在蒋介石看来，对党内的反动派，必须加以监视、制裁，以致消灭。他在日记中明确表示要利用侦探特工组织剪除政敌、加强个人权力：
组织政党彻底革命，必先组织侦探队，防止内部叛乱，制裁一切反动，监督党员腐化，宣传领袖主张，强制社会执行，此侦探队之任务。而侦探队之训练与组织指挥运用则须另订也。（《日记》，1932 年2 月17 日）
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还与当时流行的“德国模式”与法西斯主义有关。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其短期内迅速崛起，再度成为世界强国，这引起了国人的注意。蒋介石对德国经验相当有兴趣，他采用“亲德”政策，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对军队进行整训，自己也时常听取顾问的各种建议。或许是受德国顾问的影响，1932 年初他一直在读《俾斯麦传》，在1932年3月3日、5日、7日、9日、15日、18日、30日及5月4日的日记中，都有读《俾斯麦传》的记载，如“下午，来汤山休息，看《俾斯麦传》，视察学校。”（《日记》，1932 年3 月7日）“上午，批阅，会客，看《俾斯麦传》，到参部传见部员。”（《日记》，1932 年5 月4 日）。该书对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渲染及对普鲁士精神的颂扬，深入蒋氏心中，对其思想不无影响。从日记看，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有所研究，内心钦佩。蒋希望的是建立秘密的、效忠个人、听命于自己的组织。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革命军人同志会开成立大会，结论以“亲爱精诚”之外，加以“礼义廉耻”四字 ，方足以医今日青年之病也。而“铁血”二字，尤未提出。（《日记》，1932年4 月16 日）
二、蒋介石支持力行社成立
为了解现代特务组织的特性，蒋介石身体力行，认真研读情报学的理论书籍，与陈立夫等人研讨，每有心得，便随笔记录：上午，看情报书，会客。（《日记》，1932 年4 月22 日）
上午， 看情报。情报之学，一言以蔽之，曰利用对象中之现象之现象而已……此时插人于目的敌中，乃为唯一之要件。志之。晚，与（陈）立夫谈情报事。（《日记》，1932 年4 月24 日）
五时起床，看情报学。下午，与（宋）子文谈话，会客，看情报学完。修正讲演稿。（《日记》，1932 年4 月25 日）
蒋介石后来支持戴笠等人改善电讯设备、鼓励特务活动注入警察系统、开办政训班等，都与他的情报素养有关。
蒋日记中反映出，他直接推动了复兴社特务组织的建立，包括选拔干部、多次亲临训话、拨款资助等。蒋十分注重特务人才的选拔，在日记中常提到对一些“可造之才”的观察，甚至将特务人才作为其干部人选的主要来源，提出“选人以情报班、军校侍卫宪警为基。”（《日记》，1932 年4 月28 日）他在1932 年日记中提到的复兴社骨干，包括刘健群、李士珍、邓文仪、贺衷寒、康泽、郑介民、滕杰、戴笠、乔干梁、蒋坚忍等，这些人日后都是国民党特工的要角。他对刘健君的评价是“有见解之青年”，对李士珍的评价是“可造之才”。读过蒋日记的人都对其论人之苛有深刻印象，他对刘、李的评价之高，实属难得。这与刘健群等对他个人的极度忠诚有关。
在力行社成立前后，蒋介石不断地对其干部及成员训话，听取工作报告， 督促其组织的发展：“下午，与力行社干事谈话。”（《日记》，1932 年3 月8 日）“晚，与力行社干部谈话。”（《日记》，1932 年3 月21 日）“ 问康泽与（刘）健群谈话情形，转约郑校教官，戴约何浩若谈话，约徐谟谈话。求人不得，只有建立团体，集中建立团体，集贤聚才以代之。”（《日记》，1932 年4 月8 日） 力行社成立时，蒋亲自出席，并“训话一时余。”（《日记》1932 年3 月29 日）
有个细节可以证明蒋介石对力行社工作的格外重视，蒋的作息时间较刻板，通常晚11 时前后睡觉，但他有几次对力行社干部的训话，持续到了午夜12 时，有几天日记中记道：“晚，宴客，对力行社听取报告，训话，至十二时。”（《日记》，1932 年4 月9 日）“晚，力行社干事来会议，至十二时完。”（《日记》，1932 年4 月25 日）
特务组织与工作的发展，直接影响到蒋情绪的起伏，日记中有：“与力行社谈话，组织无甚进步也。”（《日记》，1932 年4 月4日）“与康泽、戴笠谈话，……各地特务组织亦有研究，较有进步也。”（《日记》，1932 年4 月9 日）“与训练班讲话，情报人员与组织无甚进步，焦急之至也。但自嫌无进步，而实或有进步也。”（《日记》，1932 年4 月26 日）
据力行社成员回忆，其总会的全部经费除所收会社员的会费外，都由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特别费项下拨给，特务处的特务经费则不在总会经费预算之内，而由特务处长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经蒋介石核拨，其经费总额，据说较之总会的全部经费，至少约在10 倍以上。这在蒋介石日记中得到了印证，他在4 月13日中就记了“发力行社经费。”
蒋介石还十分注重特务组织的扩大。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后不久，就取得了杭州警官学校训练特务化警官的权力，蒋介石提出要“组织杭州警察班”。（《日记》，1932 年5 月14 日）， 并在1932年6 月派戴笠为杭州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戴笠以“培训警官”为名，将该校作为培养特务的摇篮，开设了甲、乙、丙三种特训班及电讯班，使之成为特务系统最早的培训基地，在“军统”特务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与蒋介石的鼓励与支持是分不开的。国民党军队中的特务系统也由蒋一手打造，他提出亲自确定，“军队党务特派员之人选与组织，在高级班与力行社中挑选之。特务组织以徐恩曾、陈希曾、戴笠、郑介民、竺鸣涛为干部，蔡动军亦可入选。”（《日记》1932 年4月13 日）蒋介石一度考虑将特务训练扩大到全社会的层面上，在日记中异想天开地写道，要“对军队以政治训练，对社会以特务训练”。（《日记》，1932 年4 月8 日）
尽管日记内容有些琐碎，却也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国民党内特务组织是在蒋介石授意与支持下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