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爱情故事
『壹』 徐悲鸿有怎样曲折的爱情故事 dwew
蒋碧微与廖静文
徐悲鸿在上海由同乡朱子洲的介绍，认识了一位年长的宜兴同乡蒋梅笙。蒋家在当地是个颇有声望的大户人家，蒋梅笙当时在上海大同学院教国文，蒋家次女蒋碧微在十三岁时，便许配给苏州查家，尚未过门。蒋碧微身材修长，白皙皮肤，眉目清秀，长着一头闪亮乌黑的头发。十九岁的蒋碧微认识悲鸿以后，常常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将在苏州读中学的未婚夫，一个家境衰微了的宦家子弟，与悲鸿比较，真觉得有天壤之别。她渐渐被悲鸿吸引，偷偷地爱上了他。开始，悲鸿并末察觉。直到有一天，蒋碧微听到母亲说，查家明年就要来迎娶了，她便失声痛哭起来，悲鸿才好像了解她的心情似地拍拍她的肩膀说：“不要难过。”便匆匆走了。
当时悲鸿正处于父逝妻亡的悲痛心情中，而且他又专心致志于绘画，无暇顾及其她。以至直到悲鸿准备东渡日本时，还未曾与蒋碧微有道单独的接触。但蒋碧微那多情的顾盼，有时也牵引他的心。
蒋碧微听到悲鸿即将东渡日本、她是多么想跟着他同去，但是，由于少女的羞涩和已经订婚的种种顾虑，使她只能将这个愿望痛苦地埋在心里。但是，谙于人情世故的朱子洲早已洞察一切，自告奋勇地做了穿针引线的工作。
蒋碧微私奔前，曾留下“遗书”一封，其父已知内情，特意买了一口棺材，内装石头，并在《申报》上登了爱女病逝“讣告”，借以掩人耳目。
当年，蒋碧薇为了追求爱情，抛弃富家小姐的生活，跟着一个穷书生离家
徐悲鸿与蒋碧微在上海 1928年
私奔，这在六十多年前封建思想弥漫着的旧社会当中，可真算个“事件”呢。
在日本徐悲鸿流连于书店和画店，对艺术的如醉如痴的追求，使蒋碧微敏锐地看出，徐悲鸿只爱艺术，并不爱她。一对情侣刚刚开始共同生活的时候，就投下浓重的阴影。
到法国留学，徐悲鸿决定带蒋碧微一同去巴黎，他希望蒋到世界艺术中心巴黎后，爱上艺术，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徐悲鸿攻美术，蒋碧微学音乐。二人彼此尊敬，互相鼓励，当时在留法同学中不知引得多少人羡慕。二人也着实尝过一段甜蜜的生活。
在柏林，认识在伦敦学习美术的中国学生张道藩，正在那里旅游，特地访问了悲鸿，对悲鸿表示钦慕。不久，他又去巴黎学画。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这位来自贵州贫家子弟能留洋求学的，很不简单。张道藩举止阔绰，无心学习，他仰慕的只是欧洲的物质文明，留学只不过是为了镀金。因此，他在绘画上一无所成。回国后，却官运享通，步步高升，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最后做到“立法院院长”。张道藩第一次见到蒋碧微，就对她有好感。悲鸿回到中国后，蒋碧微还留在巴黎，和张道藩等人经常在一起聊天、看电影、跳舞，张道藩对她殷勤、细致，使她觉得他们两人在一起是多么契合，他们亲密关系已成为巴黎一些朋友们暗中议论的话题。
徐蒋当初的恋爱，原是一见钟情的。在法国相处一段时间后，即发现彼此性格间的差距。加上张道藩的从中作梗；以及后来徐悲鸿与学生孙多慈发生所谓热恋，他们夫妻感情渐渐恶化了。孙多慈是安徽寿县人，她并没有绝色的姿容，也不爱与人交往，是一个很普通的身材纤细的姑娘。她以绘画100分的成绩，考取中央大学艺术系。在当时女学生中，像她这样才华出众的并不多见。十分爱惜人才的徐悲鸿有时按捺不住心中的满意，说几句称赞和鼓励的话，谁知道，这些话马上就传到蒋碧微那里。免不了家庭又掺进了新的纠纷。虽经朋友们不断劝解，也无法弥补与日俱增的裂痕，终于走上了离婚的道路。离婚后的蒋碧薇带着一儿一女走出了徐家。1948年，蒋碧薇随张道藩去了台湾，徐悲鸿和孩子们都留在大陆。
张道藩确是真情实意千方百计追求蒋碧薇的，也赢得了蒋对他的相应的爱情。徐蒋离婚后，他们就同居了，可是蒋从不以张太太的名义作任何活动，二人始终没有办结婚手续，原因是张还有个法国妻子在巴黎。蒋碧薇就这样委屈求全地过着，从无半句怨言，一直默默地过了三十来个寒暑，直到张道藩逝去前一年才分开。那一年，张的名分上的法国妻子忽然来到台湾找张“院长”了，夫妻相见之下，当然吵得很厉害。张道藩提议签字离婚，法国夫人却说得好：“你不爱我，是你的事；我爱你，难道犯法吗？如今我老了，你使我痛苦多年，我也不让你好受，这一生休想我签字离婚。”法国太太似乎得了高人的指点，她直接找蒋介石告御状，请“总统”主持公道。不然的话，她就向新闻界特别是西方记者陈说一切。张道藩无话可说，名誉、地位、前途最重要嘛——只好屈服下来，回到法国太太的怀抱。
蒋碧薇这方面呢，不用说，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度的损害。三十年来的烦恼、痛苦夹杂着甜蜜的生活，许许多多、星星点点、各种各样的回忆，这时候，象是一场梦醒过来了！
蒋碧微做事一向细心，她将那多么年来徐与张给她的每一件东西都留起来了，凡徐张两公写给她的书信，即使一张小纸条，她都保存着，正好作为传的材料。于是，她就写了"我与悲鸿"、"我与道藩"两部回忆录。轰动一时，成为台湾的畅销书。说来也巧，这部书出版之日，正是张道藩生病进住医院之时，于是台湾社会的攸攸之口便说张道藩是因蒋的自传而气病的。不久，张道藩病情急剧恶化而溘然长逝，好事多嘴的闲人就更说，蒋碧薇的回忆录是张道藩的催命符。
蒋碧薇，前几年也已去世了，遗下了徐悲鸿的多幅名画和张道藩的一些著作及书籍，全都捐给了台湾的历史博物馆。
廖静文是1942年在重庆报名应考中国美术学院图书管理员时认识徐悲鸿的，帮助徐悲鸿整理藏书和藏画。当时徐悲鸿已和蒋碧微分居，一个人独居生活。由于工作在徐悲鸿身旁，加深了对徐悲鸿的同情、怜悯和尊敬，徐悲鸿也爱上了她。当时徐悲鸿四十八岁，廖静文二十八岁，但是感情这东西却往往出人意料，廖静文出现，重新燃起徐悲鸿渴求爱情和家庭的欲望，终干向廖静文表白自己的爱恋。他们跨越年龄的障碍，走到了一起，在贵阳正式举行了订婚礼，按当时的习惯，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启事，在这之前三天，徐悲鸿还正式在报上刊登一则声明：
徐悲鸿廖静文在筑订婚、敬告亲友。
廖静文画像 1943牟
在这之前三天，徐悲鸿先生还正式在报上刊登了一则声明：
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中经亲友调解。蒋女士坚持己见，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末尽深知。特此声明。
正当廖静文和悲鸿准备结婚之时。蒋碧微忽然提出要办理离婚手续的要求，并向悲鸿索取现款一百万元，古画四十幅，悲鸿的作品一百幅，作为她今后的生活费，此外，还须将每月收入的一半交给她，作为儿女抚养费。
徐悲鸿和蒋碧微没有办结婚手续，不存在要办理离婚手续的问题。因此律师一再说，除了负担儿女抚养以外，对她那些要求都可不予置理。但悲鸿在对待蒋碧敞的态度上，从来是忍让的，他永远未能忘怀和蒋碧微最初的爱情和在巴黎那
段艰苦的生活，所以决定竭尽所能来满足她的愿望。
于是，他又开始日夜不停地作画。他不仅要画一百幅国画给蒋碧微，而且要画一批画出卖，以筹足一百万元。徐悲鸿画的第一批国画五十幅完成后，送交蒋碧微。另外，还有四十幅徐悲鸿收藏的古画，其中有她点名要的任伯年的杰作《九老图，及现款二十万元也同时送
徐悲鸿与廖静文在北海公园 1953年
去。后来蒋碧微又重提办理离婚的事，并且说原先付给她的二十万元，她已花光了，要悲鸿再付给她一百万元，和一百幅画，原已付的五十幅画也不算数了。此外，还提出每月付给儿女抚养费每人二万元。
当时，悲鸿虽是最高一级的教授，但每月薪金也不到二万元。于是，廖静文进城去找郭沫若夫妇商量。郭老介绍我去找沈钩儒律师，沈钧儒律师是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很同情悲鸿，十分热情地答应承办此事。他说，本来同居关系不必办理什么手续，但为了避免蒋碧微纠缠不休，还是立一个正式字据了结为好。
沈钧儒律师为此事奔走、磋商，但蒋碧微对她所提的苛刻条件毫不让步。最后，悲鸿又只好完全按照蒋碧微的条件达成协议。除已付的二十万元、四十幅画和五十幅悲鸿的作品外，悲鸿再一次付给蒋碧微国币一百万元，国画一百幅；儿女跟随蒋碧微生活，每月由悲鸿付给每人抚养费二万元。
那天，由沈钧儒律师到场作证，双方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悲鸿除了带给蒋碧微的一百万元和一百幅国画以外，他还将一幅油画《琴课》带去送给她。那是描绘蒋碧微在巴黎时练习小提琴的油画，他知道蒋碧微很喜爱这幅画像。在最后分手的—刻，悲鸿还顾念着旧情。这个不幸的家庭悲剧，终于拉上了最后的帏幕。
病中徐悲鸿，右为廖静文
当天，蒋碧微就带着钱和画，去到了张道藩主管下的“中国文艺让”，在那里打了一个通宵的麻将。也许她因为得到那么一大笔钱和名贵的画而感到十分愉快吧?
不久，悲鸿和廖静文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了婚礼，由郭沫若先生和沈钧儒先生证婚。悲鸿的许多朋友和学生都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由于事先声明“概不收礼”，他的学生们便买了许多鲜花花篮。那些美丽的五彩续纷的鲜花，将会场点缀得十分艳丽和庄重。郭沫若先生还写了一首诗祝贺：
嘉陵江水碧于茶．
松竹青青胜似花。
别是一番新气象．
磐溪风月画人家。
悲鸿新家异常简陋的，没有为结婚购置任何一件用品，全部家具依旧是那张未曾油漆过的木床，一张未曾油漆的写字台和一个木柜，两把藤椅和一张帆布
躺椅，依旧和大家一起吃着粗糙的伙食，依旧点煤油灯……但他们却感到无限愉快和幸福。悲鸿不止一次地对廖静文说：“我真正找到了我所爱的人！除了你，没有人能对我有这样真诚、坚定、纯洁、无私的爱情，我用什么来报答你呢?”“我欠着你的情分，我要把我最珍爱的东西都送给你。”悲鸿决定，把他十分珍爱一些比较满意的作品，将它
75岁的徐悲鸿夫人坐在徐悲鸿1943年
为她画的《徐夫人像》前.
们全部送给廖静文，写上她的名字。后来我们看到徐悲鸿在许多画上题写了“静文爱妻保存”的字迹。
徐悲鸿逝世后， 廖静文担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一九八二年写了《徐悲鸿一生》一书，很多读者流着眼泪读完这本书，为徐悲鸿由一个贫苦农村的儿子而走向世界的坎坷历程而感动，也为他那不幸的婚姻以及他和廖静文短促的爱情而落泪。
『贰』 谁知道徐悲鸿的爱情故事
徐悲鸿与孙多慈：一场不该发生的恋爱，苦恋十年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新思潮的传播也促使着中国女性的进一步觉醒。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女性要达到真正解放的目的，就必须接受高等教育。1920年，民国大学校园首开“男女同校”，随之而来的是在自由解放的大旗之下，师生间恋爱之事时有发生。
1930年秋天，徐悲鸿为得意弟子孙多慈画了一幅素描。画稿上的孙多慈齐耳短发，面如圆月，表情淡然，画作中的她有属于那个时代女学生特有的青涩稚嫩。徐悲鸿在画作的右下角题字：“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
《凤凰大视野》李筱懿 谈及孙多慈的爱情
无论民国还是现在，女性在爱情中的自由选择和为爱抉择的付出都是在打破束缚往前的一步。
『叁』 求近代人物的爱情故事！
徐悲鸿与孙多慈：一场不该发生的恋爱，苦恋十年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新思潮的传播也促使着中国女性的进一步觉醒。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女性要达到真正解放的目的，就必须接受高等教育。1920年，民国大学校园首开“男女同校”，随之而来的是在自由解放的大旗之下，师生间恋爱之事时有发生。
1930年秋天，徐悲鸿为得意弟子孙多慈画了一幅素描。画稿上的孙多慈齐耳短发，面如圆月，表情淡然，画作中的她有属于那个时代女学生特有的青涩稚嫩。徐悲鸿在画作的右下角题字：“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
《凤凰大视野》李筱懿 谈及孙多慈的爱情
无论民国还是现在，女性在爱情中的自由选择和为爱抉择的付出都是在打破束缚往前的一步。
『肆』 民国时期有哪些爱情故事
徐悲鸿与孙多慈：一场不该发生的恋爱，苦恋十年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新思潮的传播也促使着中国女性的进一步觉醒。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女性要达到真正解放的目的，就必须接受高等教育。1920年，民国大学校园首开“男女同校”，随之而来的是在自由解放的大旗之下，师生间恋爱之事时有发生。
1930年秋天，徐悲鸿为得意弟子孙多慈画了一幅素描。画稿上的孙多慈齐耳短发，面如圆月，表情淡然，画作中的她有属于那个时代女学生特有的青涩稚嫩。徐悲鸿在画作的右下角题字：“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
《凤凰大视野》李筱懿 谈及孙多慈的爱情
无论民国还是现在，女性在爱情中的自由选择和为爱抉择的付出都是在打破束缚往前的一步。
『伍』 关于民国的凄美爱情故事。
开始蔡可能有“狎妓”以麻痹袁的意味，但人都有自身弱点，饮食男女在所难免，何况民国初年政府大员纳妾嫖妓也是寻常事。蔡锷当时33岁，小凤仙17岁，两情相悦，英雄美人悱恻缠绵成了千古美谈，民间亦多有传说。从蔡锷赠小凤仙两联中可看出俩人的一番真情：
不信美人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
其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名珠。
相传蔡锷病逝日本福冈大学医院，消息传到北京，在中央公园公祭蔡锷时，小凤仙身披黑纱，送有挽联：
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串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
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1982年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回上海老家探亲路过长少时特拜谒蔡锷墓，诗曰：“南天剑起一麾雄，湘水麓山唱大风。十万万人今共拜，知音岂独小桃红。”另有一番深意。
正史之中并没有关于小凤仙的记载，甚至连她的生卒日期都没有能说清楚，她曾是名动公卿的名妓。
她曾帮助共和名将蔡锷将军逃离袁世凯的囚禁，更因为与蔡锷的那段至死不渝的爱情而被人传颂，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段爱情被拍成名叫《知音》的电影。
1915年末，蔡锷称和小凤仙游玩并趁机逃离北京，回到云南，通电讨袁。次年1月，蔡锷率军出征，称帝仅83天的袁世凯在内忧外患中死去。同年11月8日，患喉结核的蔡锷在日本病逝，年仅34岁。
小凤仙得知此讯，痛不欲生，书写挽联：“谁识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蔡锷的离世带给小凤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那以后，小凤仙不知所踪。
『陆』 谁知到徐悲鸿和孙多慈的爱情故事
1930年，三十五岁的徐悲鸿继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美术教授。
4月，徐悲鸿发表《悲鸿自述》，详述了他的个人经历，以为自此以后，人生不再有大的变化，然而人生的轨迹，恐怕并不能为他自己所左右。这一年的秋天，一个叫孙多慈的少女闯入了他的世界并改变了现有的一切。
“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仅仅两个月后，徐悲鸿就对这位十八岁的安庆姑娘，发出了异乎寻常的赞赏。
不久，徐悲鸿就陷入不能自拔的感情纠葛之中。“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荒寒剩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这一首《苦恋孙多慈》，由他心灵深处汩汩流出。
“夜来芳讯与愁残，直守黄昏到夜阑；绝色俄疑成一梦， 应当海市蜃楼看。”八年之后，在香港，这段乱世之恋依然没有结果，寥寥二十八个字的《怀孙多慈》，将大师心中的愁苦，一倾而出。
“浙东紧急，当然慈甚可恶，但因缘既绝，从此萧郎是路人，只好不想到她算了。”徐悲鸿说。“慈之问题，只好从此了结（彼实在困难，我了解之至）。早识浮生若梦而自难醒，彼则失眠，故能常醒。”徐悲鸿又说。“弟尚幸留其作品不少，便用慰藉此后半生矣!”徐悲鸿还说。
多少相思，多少愁苦，多少无奈……
孙多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奇女子，居然能让一代美术大师如此揪心？
陷入爱情
1930年，孙多慈独自来到南京，到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找到了宗白华教授。宗白华果然对安庆小老乡特别热情，知道是孙传瑗的女儿，更生出许多爱怜之意。
孙多慈把父亲的意思说了，想请宗白华能帮她引见潘玉良。
宗白华告诉她潘玉良他还真不太熟，但要到艺术专修科来旁听，可以让她跟在徐悲鸿教授后面学点东西。
第二天上午，宗白华带着孙多慈直接找到了徐悲鸿，要他无论如何得收下这个安庆老乡。就这样，那年的初秋，十八岁的安庆少女孙多慈，带着既惶恐，又兴奋，还淡淡有些刺激的心情，开始了她国立中央大学的旁听生活。而第一次见面，孙多慈那人见尤怜的眼神打动了徐悲鸿。
徐悲鸿一开始也没有把孙多慈放在眼中。在艺术专修科旁听，多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落榜生，另一种就是转科的，无论哪一种，绘画基础都不是很好。所以艺术专修科对旁听生有辅导，但不是特别侧重。
大约是一个多月后，徐悲鸿带领艺术专修科西画组的学生，去栖霞乡村师范学校参观，孙多慈也跟着去了。路上，穿着高跟鞋的孙多慈落到了其他同学的后面，这引起了徐悲鸿的特别注意。
以后的素描课，徐悲鸿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孙多慈身上。他发现这个看似温柔，看似宁静的少女，却有着极高的悟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之后，徐悲鸿对孙多慈印象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关注。而一种难以说清的感情也涌上他的心头。
12月初的一个周末，徐悲鸿发出邀请，要孙多慈陪他去附近的台城写生，他们二人第一次有了关于身世、命运的交流，二颗心也第一次贴在一起。
爱难言
从台城之约开始，徐悲鸿对孙多慈的爱意便一发而不可收，前前后后，持续有十年之久。
1930年冬，徐悲鸿35周岁，事业上如日中天。但已经历了两段婚姻的他感情静如止水，并没有太大的波动。而这时，孙多慈带着她青春的微笑，侧着身子，从他窄窄的心缝里，硬是挤了进来。徐悲鸿实在难以无动于衷。说不上是谁的对，也说不上是谁的错。简简单单，就是一种天意。
相处时间久了，和徐悲鸿不再有师生间那种尊严的隔阂。更多的时候，孙多慈半躺在摇椅上，手里捧着一本书，安静得像一只猫，只有徐悲鸿喊她坐正时，才忙不迭理理头发端正坐直。孙多慈看书入神的时候，徐悲鸿反而会歇下笔，以别样的眼光，细细地打量面对的这位小女生。
但这种感情，他是绝不敢向孙多慈说出的，一方面是怕吓着了她，从而破坏了自己在她心中的印象。另一方面，只要略略往深处想一些，夫人蒋碧微一脸怨气的影子，就立刻浮现到眼前来。爱是要付出代价的，他有必要再来一次改变？
但在内心，他又无法回避孙多慈那双忧郁而质朴的眼睛。两者相比，一个是现实的，是利益的，也是庸俗的；一个是浪漫的，温情的，也是理想的。如何取舍，他真的难做决定。
风雨欲来
蒋、孙二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大徐悲鸿的画室。蒋碧微走进艺术专修科素描组画室时，孙多慈一眼就认出了她。这位气质胜过姿色的少妇，言语谈笑，抬手投足，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有高贵而典雅的风韵。孙多慈在她的面前，只能远距离仰对。除了年轻，除了才气，两人之间，再没有任何可比之处。
而自从见到蒋碧微后，孙多慈就预想到了后面可能会发生的一切。她读过许多才子佳人小说，国内的，国外的，情节发展至此，结局都是一样。后来到徐悲鸿画室来，看见原先摆《台城月夜》的地方空空荡荡，就知道她的担心已经变为现实。
而此时更大的考验，是在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班上的同学，有意识对她进行冷漠和疏远。私下里，他们总是离孙多慈远远的，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她。蒋碧微大闹徐悲鸿画室之后，这种矛盾更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后来，孙多慈在文章中有述：“与社会接触日密，觉人心之虚伪，偏私，阴险，疑忌，刻薄，残忍，充塞于天地之间。”可见其当时是怎样的动怒。
这时的孙多慈不得不考虑她和徐悲鸿之间的事情。他们交往的所有细节，如电影镜头，在她脑子里一帧不少地过了一遍。她觉得有些委屈，她也意识到他们之间似乎太不现实了。然而，年轻的她不知道，如果人的感情泛滥，那是没有任何理智的，包括徐悲鸿，也包括孙多慈自己。
与其同时，她的父亲孙传瑗也在担心这件事。徐悲鸿对孙多慈那一份特别的关爱，以及孙多慈在叙述老师时的那一份特别的热情，都让他隐隐感到不安。徐悲鸿看上去就是一位花花公子，至少对于他现在的家庭，缺少男人应有的责任感。他不相信女儿和他在一起会有什么幸福，孙传瑗从骨子里还是封建的守旧的，他不愿看到这一幕的发生。
于是，徐悲鸿与孙多慈的爱情悲剧，在这个燥风四拂的初夏之夜，在六朝古都南京城，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帷幕。
无果而终
1935年的春天，徐悲鸿并没有尝到多少与孙多慈相恋相爱的幸福，相反，他的整个生活，随这种恋情的深入，被夫人蒋碧微无休无止纠缠，始终处在焦躁和烦恼之中。
蒋碧微已无法再容忍孙多慈了。1935年6月以前，蒋碧微对孙多慈多少还是有些容忍的，至少没有当着面和她争长论短。但也正由于自己一容再容，致使徐悲鸿与孙多慈越走越近，这时蒋碧微反而想开了，徐悲鸿能放下“画家”、“教授”架子，与一个小女生卿卿我我，自己有什么理由不能去和孙多慈当面锣对面鼓地理论一番？
而这边，她的父亲孙传瑗也不能忍受女儿在爱情问题上做出如此尴尬的选择。他认为如果徐悲鸿家庭破裂在先，女儿插足在后，即便徐悲鸿年龄大许多，他也尊重女儿的选择，最起码，道义上可以不受谴责。如果反之，他就要强力反对。他不允许自己纯洁如玉的女儿，人生轨迹上有这种肮脏的记录。带着这种复杂甚至沉重的心情，孙传瑗再次来到南京要与徐悲鸿见上一面。
对于孙传瑗的到来，徐悲鸿很意外，但同时也在意料之中。蒋碧微能把他们的家庭纠纷四处宣扬，当事人的父母，自然不会放过。双方的初次会晤，远比他们预料的要融洽得多。孙传瑗对徐悲鸿非常尊重，对徐悲鸿的种种情况也非常熟悉。这让徐悲鸿很感动，面前的这位长者，虽然内心不支持女儿与自己交往，但暗地里还是非常关注女儿交往对象的一切行踪。
然而，孙传瑗的南京之行却有他的想法，他通过南京之行考察到了蒋徐二人虽不说十分恩爱，但至少也没有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地步。尤其是蒋碧微的表现，作为女人，作为家庭主妇，可以用“温柔宽厚”和“善良和顺”来概括。既如此，女儿就有从中插一杠子的嫌疑了，即使完全是徐悲鸿的错，那么徐悲鸿的情感道德，也应该受到谴责。
孙传瑗把这种印象从傅厚岗6号带了回去，又把这种印象说与孙多慈听了，让她不要为这段感情败坏自己名声，孙多慈嘴动了动，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实在太爱自己的父亲了，她没有理由拒绝父亲的一切。
严格地说，孙传瑗南京之行，决定了孙徐的爱情阻力重重。这以后，在蒋碧微和孙传瑗的共同阻挠下，他们的爱情就像一棵大树上开出的小花，有些细碎和美丽，却无果而终。
『柒』 求民国时期名人的爱情故事，最好有具体情节经过
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相爱到底有多深，你想知道的是这些。
且听我依据史料细说根由。
在伦敦，父女两人同时与徐志摩谈恋爱
林徽因的父亲是林长民，字宗孟，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入段祺瑞内阁任司法部长，三个月后辞职赴日本考察。1920年春携女儿林徽因赴英国，身份是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其时林长民44岁，林徽因16岁。同年10月，徐志摩从美国来到伦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
徐志摩和林家父女的相识，是在国际联盟的一次讲演会上。“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混了半年，正感到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第一次见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这是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的说法。林徽因《忆志摩》文中说，她初次遇见徐，是在徐初次认识狄更生先生的那次会见中。
志摩记错了，没有半年，到伦敦两个月就认识了林家父女，且很快便向林徽因发起了爱的攻势。有林长民的信可证：“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徽问候”。
一个是留学三年的青年男子，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妙龄女郎，志摩的用情之烈不难想象，而徽因的惶恐失措也在情理之中。好在林长民是个豁达大度的人，不光不责怪反而给以解说。
很快张幼仪来到伦敦，徐志摩通过狄更生的关系，取得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特别生的资格，携妻搬到离剑桥六英里的沙士顿乡下住家。这期间志摩和徽因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张幼仪在《小脚与西服》一书中对她的侄孙女张邦梅说：
“几年以后，我才从郭君那儿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他们用理发店对街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他们信里写的是英文，目的就在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不过我从没发现过就是了。”
对于张幼仪来说，她尽可以这样怀疑，也有几分是事实，但要说全是事实，即志摩每天等的都是林徽因的信，就不对了。
肯定有徽因的信。1927年林徽因在美国上学，正好胡适也去了美国，3月15日给胡的信中说：“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这些话，不光说明他们当年确实通信，也说明了他们当时各自的状态。
志摩热烈追求是不用说了，徽因这边兴奋或许是有的，没有很当真也是真的。否则不会几年之后才“真真透澈的明白了”。
再一个证据是，志摩一死，存在凌叔华那儿的“八宝箱”，也叫文字因缘箱，里面放的是志摩的日记和手稿，其中有《康桥日记》，立即成了林徽因务必得之的对象。她的理由是，“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凌叔华退给她的日记中少几页，为此还和凌怄了好一阵子的气。
同时还有林长民的信，两人也是谈恋爱。1925年12月24日林长民死于郭松龄之役，第二年2月6日，志摩在自己编的《晨报副刊》上刊出林的《一封情书》，加了按语说：“分明是写给他情人的，怎么会给我呢？我的答话是我就是他的情人。听我说这段逸话。四年前我在康桥时，宗孟在伦敦，有一次我们说着玩，商量彼此装假通情书，我们设想一个情节，我算是女的，一个有夫之妇，他装男的，也是有妇之夫，在这双方不自由的境遇下彼此虚设的讲恋爱。”
于此可知在沙士顿，志摩每天去杂货铺取的信，更多的该是林长民来的情书。
从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矜持，年龄小是一个因素，出身名门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忽略，那就是，她不是嫡出，而是庶出。林长民有两个小老婆，林徽因是第一个小老婆的长女。这种身世的女子，一般来说，更要自尊自重，否则闲话就多了。
在北京，情人不愿受干扰
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回国。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南方稍事盘桓，12月初来到北京。
志摩所以匆匆回国，肯定是知道林徽因许配给梁思成了。他离开伦敦回国，原意还要回来的，这从他的名诗《康桥再见吧》中可以看得出来。“设如我星明有福，素愿竟酬，／则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重来此地，再捡起诗针诗线，／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实现／年来梦境缠绕的销魂踪迹，／散香柔韵节，增媚河上风流。”
莫非说一起来伦敦留学，是徽因给志摩的许诺？
然而一到北京，他就知道事情不是那简单的了。先是梁启超给他来了一封长信（梁在上海），劝他“义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然如捕风，然先已予多人以无量之苦痛”。这话虽是替张家说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亲身感受，毕竟是他的儿子将要娶徽因为妻啊。
梁还感叹：“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
如果梁启超不打算娶徽因作自己的儿媳，毫无疑问，这些话都是掷地作金石之声的醒世良言，任谁听了都会感激涕零，迷途知返，然而一加上这个背景，这些话就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让人觉得可怜兮兮了。
纵然是老师，徐志摩也不会买这个帐，他会怎样回答，也就不难想象了。“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等于说那么咱们就较量一下吧。
这封信几乎是他到北京的当天收到的。这时还没有见上林徽因，待见过林徽因，他就没有这么大的自信了。林在培华中学读书，自然是不好去找的。林家住在景山后街一处称作雪池的院子里。那儿是能去的，可是徽因常常不在。她与梁思成的恋爱关系已相当稳固了，余暇时间两个人常在一起谈情说爱。
有一个小故事，颇能说明志摩的执著与尴尬。
梁启超是松坡图书馆的馆长。松坡图书馆有两处院子，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七号，一处在北海公园里的快雪堂。快雪堂是一处幽静高雅院落，星期天不对外开放，梁思成因关系特殊备有钥匙可以自由出入，便约了林徽因来此相聚。徐志摩找林徽因也会找到这儿。他是梁启超的弟子，又是林长民的朋友，就是梁思成在，来找林徽因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对。去的次数多了，自然引起梁思成的反感，梁便在门上贴一纸条，大书：
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
志摩见了，只得怏怏而去。（梁实秋《赛珍珠与徐志摩》）
就算一种恶作剧吧，怕也不是梁思成背着林徽因写的吧。
1924年四五月间，泰戈尔访华期间，给了徐林接触的机会，一起接待进出会场，又一起演出英文戏剧，又恢复了昔日的情感。5月20日，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徐志摩陪同前往。车站上，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里面。车快开动了，徐志摩正在写一封给林徽因的信，尚未写完，车已蠕动，徐志摩要冲过去递给车下的林徽因，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见他太伤感，一把抢了过来替他藏起。后来志摩再没提起此事，恩厚之就把此保存起来带回英国。直到70年代，梁锡华去访问，让梁看了原件。信里写的是：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大前天晚上，他俩是在一起的。就是这次会面，林徽因向志摩摊了牌，说她马上就要随梁思成去美国留学了，她不可能做他的妻子，他们必须“离别”。
林徽因到了美国后，才咀嚼出志摩对她的真情的滋味而倍加珍惜。在1927年3月15日给胡适的那封信中，她说：“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
1928年8月林徽因回国，与梁思成一起受聘为东北大学教授。1931年初，徐志摩闻知林病重，曾专程去沈阳看望。这年春季开学后，志摩来到北平任北大教授，林徽因病重回到北京疗养，两人的接触又多了，加之志摩与小曼感情不睦，两人的又时常走动，颇有旧情复萌的趋势。对这一段的感情，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的看法是：
我一直替徐想，他在1931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
林也很心疼他，不忍心伤害他，徐又陷得很深。因而我一直觉得，徐的生命突然结束，也算是上天的安排。
当晚辈的说这样的话，实在太不应该了。为了自己的家声，竟说他人烧死是好事，不像个有文化的人说的话。这是《人间四月天》播出后，梁从诫先生回答《文艺报》记者时说的。登在本年5月6日该报四版上。不看这些话，我还不知道1931年在北平，徐林感情已发展到这样危险的地步。
『捌』 徐悲鸿一生有几个女人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乱石依流水，幽兰香作威。遥看群动息，伫立待奔雷。"这是国画大师徐悲鸿立于两棵松柏之间，却看山涧流水，细嗅幽兰芬芳，有感而发。即便是在这般静谧之景下，徐悲鸿仍然是心系远方的"奔雷"，那个时代或许没有人能比徐悲鸿更懂马了。然而徐悲鸿的一生寄情于画，却不仅仅只有画能打开他的心扉……
三个女人，为徐悲鸿写了三本书，蒋碧薇的《我与悲鸿》，孙多慈的《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以及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书中有对爱慕之人的倾心，有可悲可叹的感伤，也有几十年的默默付出。
『玖』 求徐悲鸿和孙多慈的故事
徐悲鸿和孙多慈的爱情故事：
仿佛命中注定，孙多慈会遇见一代绘画大师徐悲鸿，并成为她终生的恋情。出生安庆的孙多慈，清丽、温婉、乖巧，她18岁时来到南京中央大学，作为艺术系旁听生，成了徐悲鸿的学生。
那年，徐悲鸿在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美术，也专心绘画，他看到孙多慈第一次交上来的画作，非常吃惊，这个女学生用笔坚实厚重，造型准确传神。
他感觉这个女孩有着与众不同的才华和悟性，而她年轻的脸庞，明亮的眼睛，略带伤感的目光，又让徐悲鸿心生怜悯，就有心培养她。初遇徐悲鸿的孙多慈，心底对他无限崇拜，她的话不多，并没有更多地接近老师。
有一天下课，徐悲鸿对孙多慈说：想参观我的画室吗？孙多慈对这突如其来的邀请，又惊喜又意外，她羞涩地点点头。孙多慈在老师的画室里，看了很多他的画作，她深深眷恋在那苍凉的画作中。
这一天，她还给徐悲鸿当了模特，坐在窗边，穿着丹青布旗袍，阳光洒在她的肩头，看起来很美。
具有艺术天赋的人很敏感，也容易寂寞孤独。徐悲鸿结婚多年，妻子蒋碧微则在他的疏忽中沉醉于交际，两人情感正处于疲倦期。而孙多慈远离家人，独自在学校，于是在传授和习艺，倾诉与聆听中很自然地熟识与接近了。
孙多慈喜欢这样的日子，去老师的画室学画，或者和老师同学一起去写生，她在他的身边，脸上的忧伤逐渐消失，她变得活泼爱笑，甚至有些调皮。那段日子，徐悲鸿的心情也阳光灿烂起来，他一心传授指导孙多慈绘画。
如果说这只是师生或者朋友的感情，那么在1933年徐悲鸿离开学校远赴欧洲举办巡回展览，他们之间关系似乎有些不同了，在长达一年多的分别时间，孙多慈发现徐悲鸿在她心里有多重要，刻骨的思念激发内心深处的爱慕，她独自在画作里倾诉着自己初恋的欣悦与疼痛。这一时间，两人在两地书信中倾尽相思。
徐悲鸿从欧洲回来后，两个人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见面，他们在彼此的目光里读到了爱。一次，徐悲鸿带着学生去天目山写生，孙多慈也在其中，在僻静的山石背后，他吻了她。
这师生恋情传得非常快，徐悲鸿的妻子蒋碧微闻得此事，心内像燃起大火，蒋碧薇冲到徐悲鸿的画室，迎面就是一张孙多慈的画像，她年轻貌美，目光纯净，这让她很受伤，蒋碧微过去就把孙多慈的画扯撕了，声称要去找孙多慈。
徐悲鸿无法制止她，他迟疑无措，孙多慈见老师进退维谷处境为难，压抑所受的伤害和内心的痛楚，她理智冷静而主动地中断了学业，匆促地离开南京中央大学，回到家乡安庆女子中学任教。
孙多慈的师生恋没有像鲁迅和许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那样修成正果，“慈悲之恋”在刚刚燃放时就戛然而止了。
蒋碧微虽然拆离了徐悲鸿与孙多慈，却无法收回徐悲鸿的心，他平日沉默无语，思念在远方有才情的女弟子，他拿出不菲的钱款，请朋友陆续收购孙多慈的画。
孙多慈对此并不知晓，见有人不断来买画，自信心愈增，更沉迷于绘画的世界中。抗日战争爆发，徐悲鸿逃到长沙，在这里他遇见随父母来避难的孙多慈。后来，他帮助孙多慈一家迁到桂林，又帮她谋得职位。
但是，孙家父母对徐悲鸿产生不了好感，就带着女儿迁往浙江丽水，并力主了她的婚事，把已经26岁的孙多慈，嫁给了倾慕她才华的官员许绍棣。
孙多慈在结婚之前，写信给徐悲鸿说：我后悔当日因为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只是，老天不遂人愿，她的余生是再也见不到徐悲鸿了。
孙多慈结婚后，一直难以忘怀徐悲鸿。徐悲鸿后来与蒋碧微离婚，迎娶了廖静文。消息传来，孙多慈握笔画了幅红梅图，题诗道：“倚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诗中难掩惆怅的情怀。
这幅画传到徐悲鸿手中，徐悲鸿在画上补了只没有开口的喜鹊，那是一种欲说还休的无奈，还有对她的赞赏和默默祝福。她又曾寄给徐悲鸿红豆，徐悲鸿就到银楼打了一对戒指，把红豆镶入其中，一个刻着“慈”字，一个刻着“悲”字。
他还以《红豆》为题赋诗：“急雨狂风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吟味苦心。”
后来，孙多慈随丈夫到了台湾，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并日益精研绘画，她的画浑厚而深沉，专家称她继承了徐悲鸿的衣钵真传。五十年代，孙多慈在中山堂看画展遇见蒋碧微，昔日情敌带给她的竟是徐悲鸿在北京病逝的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她脸色大变，眼泪夺眶而出，瞬刻就在她面前晕倒过去。蒋碧微没有想到分开那么多年，这个当年的女学生对徐悲鸿的感情还是那么深。清醒过来之后，孙多慈决定为徐悲鸿戴孝三年，比她年长的丈夫也宽容迁就了她。
孙多慈整整三年素服素食，难有欢颜，真的为徐悲鸿守了三年孝。徐悲鸿的离世，带走了孙多慈全部的感情，无法驱散她刻骨的忧郁，长期的压抑让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她草草淡淡地活着，在1975年追随她的所爱逝去了，享年63岁。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曾感慨道：“接触过孙多慈的人，都说她人品好，后来为她的老师悲鸿戴了三年孝。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就是有情人未成眷属。”
徐悲鸿（1895年7月19日－1953年9月26日），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屺亭镇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与张书旗、柳子谷三人被称为画坛的“金陵三杰”。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擅长人物、走兽、花鸟，主张现实主义，于传统尤推崇任伯年，强调国画改革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骨骼的准确把握，并强调作品的思想内涵，对当时中国画坛影响甚大。所作国画彩墨浑成，尤以奔马享名于世。1953年9月26日逝世。
孙多慈简介：女，安徽寿县人 。 自幼即喜绘画，1931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为徐悲鸿学生 。 抗日战争期间，避地浙江南从事油画创作的同时研究国画 。 1947年后出国，后转赴台湾省，任教于师范大学 。 擅油画、素描 。 作品有《天问》、《沉思者》、《石小工》、《农作》等 。 出版有《孙多慈素描集》 。
『拾』 徐悲鸿的夫人蒋碧微算不算是一个活得酣畅淋漓的女子
蒋壁薇青年时期比较泼辣果断，与徐悲鸿的爱情故事还 可歌可赞。。在巴黎陪伴徐悲鸿学习8年也算同舟共济。。但徐悲鸿事业成功后的她就与徐悲鸿的人生观有了巨大冲突--- 徐悲鸿是个以中国美术教育为自己第一任务的人--- 而蒋女士则是个人享受第一的人。。。
她与张道藩地下爱情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离婚索要徐悲鸿太多的画就是私欲贪心的大暴露--也把徐悲鸿累垮了。。。
因为他们二人不是志同道合的人（青年时期是爱情使然，私欲还可以被爱情抑制），没有了爱情，蒋壁薇就翻脸。。蒋是个非常自私的人，这个结果也比较正常。
虽然她沾徐悲鸿的光也和徐悲鸿一起被青史留名，但她后期的表现就把前面的功劳一笔沟销了--- 一个可伶的自私女人的可悲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