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纳小故事
① 关于国际税收的小故事或小知识！
某日，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旁观人见了不解地问：“别人都希望钓到大鱼，你为什么将大鱼都丢回河里呢?”这人不慌不忙地说：“因为我家的锅只有尺这么宽，太大的鱼装不下。”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己心，“够用就好”也是种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的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更是可怜的表现。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练。当今社会部分企业存在盲目消费的情形，正如上述故事所说，在钓鱼的时候，忘记了自己家里的锅有多大，忘记了家里有几口人，忘记一天能吃多少鱼。其实，很多企业为了吃点鱼非要买个鱼船，配备鱼具，召上船员，自己出海捕鱼自己吃，小农经济的思想根深蒂固，为了喝点牛奶，偏要养头母牛，成本高，味道还那样。企业的财税消费更是如此，一例说明：7月底，银监会副主席郭利根在国家会计学院董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我国的大型银行、大型企业大都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视其为某种身份的象征，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他表示，企业应该反省对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盲目崇拜。最好的方案不一定是最适合自己的方案，一家税务风险都还没控制好的企业，如果此时花高价钱去研究税收筹划方案，或许就不是最好的选择。聘请适合自身的机构，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合理的安排，根据自家的锅选择适合自家的鱼，才是真正理性的选择!
② 白居易的民本情结
白居易初入官场，曾为周至县尉和京兆府户曹参军。这是两个与今日税官职司很接近的官职。依唐时官制，县尉“分判众曹，催征租赋”，而周至做为天子脚下的上等县，县尉由两人分掌。一个负责“按比户口，课植农桑，催驱赋役”，另一个负责“检查非违”。经日本学者考证，白县尉就是前者1。而户曹为五曹之一，主司“民户、祠祀、农桑、籍账、婚姻、田宅、杂徭、道路等事”，在农事为国中大事的封建时代，无疑负有比县尉更大的责任。
与其他州县官员相比，“负责从贫苦农民那里征税”2的县尉等可以说是颇为亲民的一个角色了。县尉白居易因为总要与纳税人（主要是农民）打交道，亲身体尝着他们的疾苦，也益加增进了对民间苦乐的认知，也促成着他以“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为己任的道德自觉。他所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也因出于“讽兴当时之事”、“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目的而采取“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姿态而产生出“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和“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3的双重效果。
从白居易涉税诗所呈现的一颦一笑中，可以清晰甚至强烈地感受到他对农事、农民和民间的悲悯情怀。一方面充分地讲求“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等行文义理，一方面又尽抒憧憬、同情、期盼、创想、讽喻之胸臆，是曾为“税官”的白居易的真情流露。
一、 憧憬田园之乐
从农民的主体感受出发，白居易渴望着风调雨顺、躬耕垄亩后上应王税、家有余粮的田园之乐。这也说明，在诗人的内心，并不认为农民的税不该交，而是觉得应该将这种税收义务限定在一种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一是农民有能力缴纳，二是在“王税”和“家储”之间要有一个不相冲突的共生关系，三是税收应系农民已经尽力耕耘并获得了足够的报偿之后之所为。有《五古·归田三首》（之二）诗为证.
在长期为官的白居易笔下，田园生活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只要人民安居乐业，官与民、农与商、人与自然都能够和谐相处，互不滋扰，那一番“风云会合”的升平世界，又何尝不是梦中的田园呢？只要远离那种“时情变寒暑，世利算锱铢”的庸俗场景，能够领略“软美仇家酒，幽闲葛氏姝”的安恬适意，便是有一点“吏征渔户税，人纳火田租”、“楼暗攒猖妇，堤喧簇贩夫”的零乱情景，也大可以接受了。这样讲究平衡守正的动态和谐观，较好地体现在最能代表白居易长篇排律“善于铺写、多顺叙而曲折有致”水平4的《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一诗中：
南去经三楚，东来过五湖。
山头看候馆，水面问征途。
地远穷江界，天低接海隅。
飘零同落叶，浩荡似乘桴。
渐觉乡原异，深知土产殊。
夷音语嘲哳，蛮态笑睢盱。
水市通阛阓，烟村混舳舻。
吏征渔户税，人纳火田租。
亥日饶虾蟹，寅年足虎貙。
成人男作丱，事鬼女为巫。
楼暗攒猖妇，堤喧簇贩夫。
夜船论铺赁，春酒断瓶沽。
见果多卢橘，闻禽悉鹧鸪。
山歌猿独叫，野哭鸟相呼。
岭徼云成栈，江郊水当郛。
月移翘柱鹤，风泛飐樯乌。
鳌碍潮无信，蛟惊浪不虞。
鼍鸣江擂鼓，蜃结气浮图。
树裂山魈穴，沙含水弩枢。
喘牛犁紫芋，羸马放青菰。
绣面谁家婢？鸦头几岁奴？
泥中采菱芡，烧后拾樵苏。
鼎腻愁烹鳖，盘腥厌脍鲈。
钟仪徒恋楚，张翰浪思吴。
气序凉还热，光阴旦复晡。
身方逐萍梗，年欲近桑榆。
渭北田园废，江西岁月徂。
忆归恒惨澹，怀旧忽踟蹰。
自念咸秦客，尝为邹鲁儒。
蕴藏经国术，轻弃度关繻。
赋力凌鹦鹉，词锋敌辘轳。
战文重掉鞅，射策一弯弧。
崔杜鞭齐下，元韦辔并驱。
名声逼杨马，交分过萧朱。
世务轻摩揣，周行窃觊觎。
风云皆会合，雨露各沾濡。
共遇升平代，偏惭固陋躯。
承明连夜直，建礼拂晨趋。
美服颁王府，珍羞降御厨。
议高通白虎，谏切伏青蒲。
柏殿行陪宴，花楼走看酺。
神旗张鸟兽，天籁动笙芋。
戈剑星芒耀，鱼龙电策驱。
定场排越伎，促坐进吴觎。
缥缈疑仙乐，婵娟胜画图。
歌鬟低翠羽，舞汗堕红珠。
别选闲游伴，潜招小饮徒。
一杯愁已破，三盏气弥粗。
软美仇家酒，幽闲葛氏姝。
十千方得斗，二八正当垆。
论笑杓胡律，谈怜巩嗫嚅。
李酣犹短窦，庾醉更蔫迂。
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
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
筹并频逃席，觥严别置盂。
满卮那可灌，颓玉不胜扶。
入视中枢草，归乘内厩驹。
醉曾冲宰相，骄不揖金吾。
日近恩虽重，云高势却孤。
翻身落霄汉，失脚倒泥涂。
博望移门籍，浔阳佐郡符。
时情变寒暑，世利算锱铢。
即日辞双阙，明朝别九衢。
播迁分郡国，次第出京都。
秦岭驰三驿，商山上二邘。
岘阳亭寂寞，夏口路崎岖。
大道全生棘，中丁尽执殳。
江关未撤警，淮寇尚稽诛。
林对东西寺，山分大小姑。
庐峰莲刻削，湓浦带萦纡。
九派吞青草，孤城覆绿芜。
黄昏钟寂寂，清晓角呜呜。
春色辞门柳，秋声到井梧。
残芳悲鶗鴂，暮节感茱萸。
蕊坼金英菊，花飘雪片芦。
波红日斜没，沙白月平铺。
几见林抽笋，频惊燕引雏。
岁华何倏忽，年少不须臾。
眇默思千古，苍茫想八区。
孔穷缘底事？颜夭有何辜？
龙智犹经醢，龟灵未免刳。
穷通应已定，圣哲不能逾。
况我身谋拙，逢他厄运拘。
漂流随大海，锤锻任洪炉。
险阻尝之矣，栖迟命也夫。
沉冥消意气，穷饿耗肌肤。
防瘴和残药，迎寒补旧襦。
书床鸣蟋蟀，琴匣网蜘蛛。
贫室如悬磬，端忧剧守株。
时遭人指点，数被鬼揶揄。
兀兀都疑梦，昏昏半是愚。
女惊朝不起，妻怪夜长吁。
万里抛朋侣，三年隔友于。
自然悲聚散，不是恨荣枯。
去夏微之疟，今春席八殂。
天涯书达否？泉下哭知无？
谩写诗盈卷，空盛酒满壶。
只添新怅望，岂复旧欢娱。
壮志因愁灭，衰容与病俱。
相逢应不识，满颌白髭须。
二\ 惭愧不耕而食
“是谁养活了我们？”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本来是不需要马克思凭借其《资本论》对商业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的宏大叙事才足以说明的。可是，更多认为自己高人一头的“公家人”并不愿意承认，与工人、农民所辛勤从事的劳作相比，他们中的相当部分非但并不高尚甚至有可能可有可无。正是因为某些贪官污吏颠倒世情伦理的作威作福，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工人、农民等“劳力者”是达官显贵等“劳心者”的“衣食父母”这一事实。正如在中国古代的某一阶段，本来是工商业者们的针对性努力维持了政府的相应需求，却被近乎歪曲地说成了“工商食官”。
白居易的悯世情怀，不仅仅体现在他从内心里对农民们的亲近和体贴，还在于他从很早就懂得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样的高深义理。面对百姓的辛勤苦作却勉力生存的处境，他不止一次地表达出自己作为一个吃公家粮者的愧疚。与纳税中和纳税后都承受了许多耻辱和艰辛的农民们相比，他觉得自己是那样的自责和无助。在这样的良心呈现中，一腔悯世情怀纤毫毕现。
在《纳粟》一诗中，白居易在税吏“催纳”和农民连夜“扬簸”的对峙场景下，由衷地“内愧”自己“坐尸十年禄”并用他朴素的“报应”逻辑企望着有朝一日“还他太仓谷”，确保百姓们能够得到政府的回报。
在《观刈麦》一诗中，白居易的悯农之心通过农民们男女老幼全家在“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酷热中劳作、抱子贫妇悬筐拾麦穗这样具体的场面自然地导引出来：在那些把自己收获的大部分粮食交给政府而自己只能惨淡度日的百姓面前，“不事农桑”却“岁晏有馀粮”的我们，是如何地羞愧难当啊。诗中写道：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簟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馀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三、 描绘美好畅想
当税收或因为税收而对农民们生活的各种影响已经成为难以支撑的重负时，减轻甚至免除这种重负，就成为对民生之多艰感受痛切的白居易的社会理想。而且，这一理想会在受到世情刺激的每一个时刻，自然而然地倾泄出来。
在《赠友五首》中的一篇中，针对政府向农民征税居然以铜钱计算这种“求土所无”、“强人所难”从而导致农民们贱卖自己的耕织成果因而造成了“钱力日重”、“农力日殚”等严重局面的作法，诗人无限憧憬地回顾了立国之初的贞观之治时以丁计庸、以田计租、量入为出的税收方式，而对变法之后所造成的“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的伤农后果大为反感。在白居易的心中，革此弊端而恢复原来的租庸调者，构成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在原来的税收基础已经因为兵兴等原因而受到根本破坏的情况下，诗人的愿望终究只能成为不能实现的梦幻。
白居易期望农民们摆脱沉重税役负担的梦想，在他听闻了昆明地区“诏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征”从而“菰蒲无租鱼无税，近水之人感君惠”的故事后生发联想：既然“率土皆王民”，又何必远民而疏近民而亲呢？为什么不能“此惠及天下，无远无近同欣欣”呢？为什么不能停止对其他一些地区的财税举措让“吴兴山中罢榷茗，鄱阳坑里休封银”呢？《昆明春水满》一诗，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类繁多民无禁利而同享“昆明春”的畅想：
昆明春，昆明春，春池岸古春流新。影浸南山青滉瀁，波沉西日红奫沦。往年因旱灵池竭，龟尾曳涂鱼煦沫。诏开八水注恩波，千介万鳞同日活。今来净渌水照天，游鱼拨拨莲田田。洲香杜若抽心短，沙暖鸳鸯铺翅眠。动植飞沈皆遂性，皇泽如春无不被。鱼者仍丰网罟资，贫人又获菰蒲利。诏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征。菰蒲无租鱼无税，近水之人感君惠。感君惠，独何人，吾闻率土皆王民，远民何疏近何亲。原推此惠及天下，无远无近同欣欣。吴兴山中罢榷茗，鄱阳坑里休封银。天涯地角无禁利，熙熙同似昆明春。
对于此诗，后来有人很认真地考证道：昆明恩诏是一种特事特办的税收政策，不可能不加限制地推广到其他地方。白氏此议实在有些天真，任何一个治税者都不会采纳他的建议。可是我想说，与白居易着意于百姓而生发的“天真”愿望相比，这样的“认真”却实在有嫌暮气深沉。纵使可以从现实性上论证白氏建议的不大可取——这一点几乎谁都明白，但如此煞有介事地论证起来，还是很让人怀疑此公是否知道“悯农”为何物？
四、推思施政哲理
从为官者的角度看来，未经刻意政教而能够确保赋敛齐毕和闾井平安，是他们的良好愿望。在这样的“良化”和“丰登”背景下，政府完全可以一种无为而治的夜警方式存在，官员们也乐得清闲：不但“案牍既简少，池馆亦情闲”，而且“南亭日潇洒，偃卧恣疏顽”。好一幅与民同乐图！在白居易的内心里，他对于官民关系、税收征纳关系有一种期待：政府不施以超出法定税收之外的任何骚扰，百姓不增强纳税之外的更多辛劳，二者纵使不能做到相濡以沫，至少也应相安无事。
这样的心态很好地体现在《五古·征秋税毕题郡南亭》一诗中.
不管过去的政府官员有几个真正把民众疾苦放在心上，他们都必须正视百姓不安官不得安、百姓不富政府难富的现实。而白居易则在其种树种花的过程中，悟到要使自己的治理取得成效，“养民”即发自内心地付出辛苦和智慧施以百姓实惠的治理之策是为官者所必须的。“劝农均赋租”就如欲茂枝叶必救根株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样从“养树”联想及“养民”的灵感，寄予《东坡种花》一诗（二首之一）中
五、 直斥赋税弊端
大概和“税收”这一事物——在中国古代体现在赋、役、税、榷、捐、兵差等很多方面——总是与百姓最为切身的利益相联系着，而征税总是表现为一种几乎不由分说的触及人们基本生存条件的强行再分配，且纳税人总是处在无力辩驳和抗争的弱势地位中等这些原因相关，在以讽喻现实、揭露弊端、描摹世情、品评王政、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中唐“新乐府”诗甚至历代现实主义诗作中，反映税收现象的作品特别多5。在自己的诗作分类中专门辟有“讽喻诗”系列的白居易的笔下，对这一关联国家、官吏、百姓利害关系的领域也相当关注——本文所辑的这些，即是从《全唐诗》所收白居易的近四千首诗中择出。在这些诗中，诗人基于百姓甘苦的阶级立场清澈可见。在通过赋税现实提露社会问题这方面，白居易的诗总是一针见血——
1、重赋（又题“无名税”）
《重赋》可说是白居易的税收诗中最为知名、最富影响力、最多点击率和品评率的一篇。其所在的《秦中吟》十首，更是白居易最著名的讽喻诗系列。唐朝中后期改“租庸调”为“两税法”，旨在采取更为简明、更为集中、更为便捷、更为高效的方式，整合、整理、整顿、整饬有“上以奉君亲”之功能的“征赋”体制。这一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恰恰是将农民原来负担的劳役义务（庸）以纳银的方式融入户税、地税中征收，两税之外不再配发徭役。如白居易诗中所说，国家也明令：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然则实际执行的结果却是“敛索”和“羡馀”如故。陆贽在其《均节赋税恤百姓》所列举的七大弊端中，就包括白诗中所提到那些现象，比如以“杂征”改为常赋、以“召雇”代征役、以“和市”代科配以及“两税之外，非法之事，复又并存”等6。白诗以国家定税“本意在忧人（一作“爱人”）”与执行者“夺我身上暖”这样巨大的反差两相对照，很是揭示了封建王朝的税收机器之年久失修；其中将百姓们纳税后的惨状即“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与国家征税后的富足即“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相比，更是突出了不合理税收体制下官民地位的极不协调、极不对称、极不匹配之状。如此强烈的表现力、破坏力和讽喻力，难怪有评论者以此诗与杜甫的《石壕吏》相提并论。
实行两税法后人民负担加重的具体情形，还可以从一则故事中推想。唐德宗打猎途中，路遇一户姓赵的农夫。经过与他的一番对话之后得知，两税法后的税收形势已经发生了远远超出预想的变化。《资治通鉴》中有如此描述：
贞元三年，唐德宗行猎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它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牛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从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德宗命复其家7。
对于这样颇有传奇色彩的君民之会，司马光感叹道：“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只是可惜，这样的千载之遇只能偶然出现，且谁也不能确保皇帝遇到一个农民反映实情就能悔悟，如唐德宗此遇不也只是“复”（免除）了赵光奇一家的税外负担嘛？以此而论，白居易的《重赋》诗，也未必能够让这“里胥迫我纳”正税之外额外负担的现象有什么样的改观。
2、买花
《买花》一诗也取自《秦中吟》——十首秦中吟居然有两首与税收相关，可知当年的税收征纳和谐状况已经到了多么危殆敏感的状态——并有人称是秦中吟系列中最有名的一首。本诗前四句大写帝城春暮时节人们看牡丹的热闹盛况；次四句极力描述牡丹价钱的昂贵；再次六句通过描述牡丹的移植保护和对它的迷恋而更加透出买花者的财富“实力”；最后六句借一农夫的感慨而点名题旨。全诗通过官僚贵族不惜重金购买牡丹的描写，反衬出城里的某些人恣意享乐、挥金如土的豪华、腐朽生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把“一丛”花与“十户”赋进行排比，劲直痛切地揭露了封建社会达官贵人挥霍人民血汗纵情享乐的事实。
在当时的户税标准下，十户具有中等财力状况的人家（包括中上户、中中户和中下户等三类），其所缴纳的税收，才够某些上等人家买一束花的，这可是多大反差的贫富分化啊！当城里的某些人家已经习以为常并执迷陶醉于“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的浪漫与豪奢享受时，那些相顾无言却有百千愁苦与愤懑溢于心扉的田舍翁，他们的反感如果被倾泄出来，又将是多么地可怕！在农民们把自己在土地里收获的相当比例的成果交给官家后自己勉为其难地存活于世的可怜境地里，他们也许百思不解那些“帝城”里把鲜花以“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的方式侍候地百般熨贴的人们，是如何获得那么多的钱、闲和情调的。这样的强烈反差，也在相当程度上回答了，当农业社会下大多数百姓的“活着”还取决于大自然的诸多“变数”时，有些人——比如商人、军阀和官吏——已经凭着对权力、利益的拥有以及对财富的分割权而可以过上很憩意的生活了。这该是多么不平等的社会啊——在农业社会下，在“民以食为天”的农业社会下，为什么那么多农民起义都会以“均平”、“等贵贱均贫富”、“不纳粮”等这类看上去实在有些过分具体、微观而且世俗的方式表达出来，想必可以从这首诗中找到缘由了。
与白居易此诗可以够成史料佐证的，还有《国史补》中所言“长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不以耽玩为耻”。王春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也说“杨国忠子弟每春至之时，求名花异木植于槛中，以板为底，以木为轮，使之牵之自转。所至之处，槛在目前，而便即观赏，日久为移春槛”。宣宗时诗人司马扎更是以其《卖花》诗描写了一个几代种花的花农：“少壮彼何人，种花荒苑外；不知力田苦，却笑耕耘辈；当春卖春色，来往经几代；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良金不惜费，竞取园中最。”可见唐朝时卖花、买花、赏花，确已蔚然成风。只是，能够从贫富差距处着眼者，却确是寥寥。同是写花，白居易的悯世情怀跃然纸上。
3、 大水
《大水》一诗不以税收现象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其所反映的是自然灾害给百姓生活造成的巨大破坏。这样的破坏下，有“佣舟子”借机大发民难财。可是，如果我们看到诗人把“工商彻屋去，牛马登山避”与“况当率税时，颇害农桑事”这两类事体相提并论时，还是可以清楚地感知，作为国家官员（江州司马）的诗人对国家税收和百姓农桑的同等关切。我读了这首诗后的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今年发生的汶川地震以及地震后政府和人民所投注的救灾爱心。在出现如诗中所言的“苍茫生海色，渺漫连空翠。风卷白波翻，日煎红浪沸”的不可抗力时，政府能不能在国家税源基础、潜力和预期税收利益都同时遭遇挫折的情况下以减税、免税、负税等有效方式给予一种来自税收系统的人文关怀，很是能够反映出一国税制的人道和民本内涵。2008年，共和国给予了汶川大地震的受害者和受害地区这样的关怀，可在白居易时代，只知“率税”而不顾农桑甚至“率税”本身就伤及农桑的封建政权，也许还没有这样的意识。否则，白居易也不会发出“吾无奈尔何，尔非久得志”的感叹而是可以采取一些切实止损救人、抗涝救灾的具体举措了。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责怪一个封建社会的下层官吏会有今天才有的“税收关怀”觉悟，他们能够心系农桑就已经是农民之福了。我们从诗中断然可感的，是诗人那一腔心忧百姓的悯世情怀。
4、杜陵叟
此诗是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的名诗，到了今天仍然多次被选入学生课本中。这样一首典型的税收诗，被作者本人在诗序中冠以“伤农夫之困也”的主题。
相对于现代工商业而言，农业作为税源的稳定性是十分脆弱。在古代生产力水平较低、水利工程等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农民们不得不靠天的恩赐而谋得收获。如果遇上频率很高的各种灾害（比如所谓十年几旱、十年几涝的说法），则能不能收回本钱来都很难讲。以这样的经济资料为税基，基税制本身就是潦草的。如果再加上“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征管作法，也简直就是无道了。然则杜陵叟便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在自己本来收获率就很低的“薄田”上，他不但遇上了三月的旱，还赶上了九月的霜，春天麦苗黄了，秋后禾穗干了，他的运气简直已经坏到了极点。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税吏还是逼上门来。万般无奈之下，杜陵叟“典桑卖地纳官租”将自己赖以吃饭纳税的“税本”都抵将出去，其惨状可不就是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一样深重嘛。混到这个份上，杜陵叟已经快到走投无路的绝境了，想不到又被一个黑色幽默戏弄了一番：皇帝的蠲免下来了！可这麻纸德音到时，却是“十家租税九家毕”的的光景。我地也卖了，桑也典了，你这皇帝老儿的诏书对我可还有什么价值啊！我这“明年衣食将何如”的难题照样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从技术上讲，事后的免税或退税，无论如何不如当时的减税更为实际一些。白居易此诗，也是在说明着当时的一件史实——据《资治通鉴·唐纪·宪宗纪》载：“(元和四年)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学士李绛、自居易上言，以为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
这种迟到的蠲免的另一个不合理之处还在于：政府免除的，极可能只是一些拖着不缴的顽梗之民的税负，而老实巴交的那些人可能早就把税缴上了。清朝的一首《豁粮歌》就反映出了这种状况：朝庭诏下如甘露，豁免闾阎旧租赋。岂知未颁恩诏前，州县奏销未得延。良善之民早完税，顽梗之民竟无畏。年年抗粮藐官法，官暗挪移代其纳。年年抗粮望恩典，日久果然邀豁免。旧粮催欠豁愈多，催科催科将奈何8。
这种官家催租以及虚受蠲免的情形，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下的惯常现象。宋代诗人朱继芳曾一口气写下十首《农桑》诗，其中多首说及这类现象。如“淡黄竹纸说蠲逋，白纸仍科不稼租，努力经营犹恨晚，官司那问有钱无”，如“编茅为屋荻为帘，老小团栾苦乐兼。乐岁输丁犹未了，饥年家口更堪添”，如“四月官场入纳时，乡耆旁午上门追。请看贫妇通宵织，身上曾无挂一丝”，再如“肠随丝断手生胝，羡杀星边织女机。借问输官零落否，儿郎寒冷且无衣”，无不如是。从大历史的背景下看，杜陵叟是封建时代穷苦农民的典型概括，一生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土里求食，饱尝农耕之苦后还要受到长吏、里胥们的盘剥和戏弄。纳税人的地位低到如此境地，也就没有办法避免他们在将来忍无可忍的某一天揭竿而起了——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最初目标大都是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而舍命寻找一个能够继续活下去的路径而已。农民之苦，可想而知。“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9，这是白居易的由衷之言。
5、盐商妇
此诗题序“恶幸人也”，指责“不事田农与蚕绩”盐商们因政府的盐政而收获了巨大的财富从而“好衣美食有来处”，而“盐铁尚书”们因为操作失策而造成了盐利“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的局面。相比于汉代的桑弘羊来说，当世的理财者并没有把大宗盐税收入国库而是流失给了那些在户籍关系上“不属州县属天子”的盐商们。于是，在“江头鱼米贱”的对照下，有幸嫁于盐商的盐商妇们过上了“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红脍黄橙香稻饭”、“饱食浓妆倚柁楼”的好生活，因为享受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的优裕而呈现出“两朵红腮花欲绽”的幸福表情。而相比之下那些农民们过得是什么生活呢？从诗人笔下的一首首悯农诗中都可以读到。在诗人的一篇题为《议盐法之弊》的策论中，他也曾经写出与此诗一样的意思：“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率皆多藏私财，别营稗贩，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尽入私室”。
诗人通过臧否盐政而置疑政府的盐铁理财，这一点遭遇了陈寅恪的辩护甚至是奚落。陈说白居易关于“散盐铁之利”的策论是“此等儒生之腐论，于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国计之仰给于盐税者，殊为不达事情也”10。他指出，上元年间盐铁使刘晏改革盐政,规定盐官统一收购私盐后,加价卖给盐商,让他们自由销售,而朝廷则收取盐利来占充盈国库的作法，实际上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而且正是因刘晏的理财方针、措施、办法适应唐王朝经济残破的局面和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也得以养息。只就盐税而论，“晏之始至也，盐利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11”，而国家并没有增加农民的税收，刘晏真正做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白居易实在是错怪了刘晏们。
不过，即使有这样的错怪存在，仍然不能抹杀白居易溢于诗中的悯世情怀。盐商以及盐商妇大富，而农民们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更加恶化。因为“江头鱼米贱”而使得享受“红脍黄橙香稻饭”的是那些富得流油的商人们，商盛害民的局面必将动摇农业的根本。这是诗人所忧虑着的。
白居易的每一首涉税诗，即使主写税收，仍然把笔触着落于民生疾苦之上。这样的忧患意识贯彻在一个曾为税官者的血液里，与“新乐府运动”的其他当事人如元稹、张籍、王建等所写的多首税收诗相呼应，让他更添了几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史”资质
③ 如何努力学习,做最好的自己
常言说：书是指路明灯。一本好书不仅可以有益于身心健康，还可以净化心灵，升华人格品德，让人受益终生。《做最好的自己》无异就是这样一本励志的好书，作者李开复博士用缜密的逻辑和真实的案例阐释了成功的秘诀，并结合他自身的经历和事业成功的经验，提出“成功同心圆”的理念，引导我们如何应对人生所面临的课题，如何才能做最好的自己。掩卷而思，心中犹然一种豁亮的感觉。做“最好的自己”，就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充实地学习、工作和生活，做一个快乐的、永远追逐兴趣，不断超越自我的人。古语云：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段话不正点明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于为人处世乃至建功立业的重要性吗？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只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才能指导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用终身学习的方法，保持“活到老，学到老”的心态，方能达到成功的彼岸。纵观我们的国税事业，税务信息化建设的突飞猛进，“一窗式服务”、“多元化申报”、征管效率的高倍速提升，税务文化的建设早已涵盖了税务工作的方方面面，知识的不断更新，为高效率地使用现代科技提出了新的要求，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使命感、紧迫感。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自己：只有学习才能进步，只有发展才有出路。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只有持续学习，才可以不断提高自己，与时代发展的脚步合拍。在书中李开复先生曾提到这样一句话：在机遇还没有来临时，就应事事用心，事事尽心，掌握足够的知识与信息，以便必要时作出抉择，抓住机遇。这令我想起一则小故事：两个小和尚分别住在相邻两座山上的庙里，山之间有一条小溪，他们每天都会在同一时间下山去挑水，久而久之，他们就熟了。 不知不觉中，时间过了五年。忽然有一天，左边山上的和尚没有下山挑水，右边山上的和尚心想：他大概睡过头了。谁知第二天、第三天，还是没有看到小和尚的身影，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左边山上的和尚仍然不见踪影。右边山上的和尚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决心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等他来到左边山上的庙里时，不禁大吃一惊，因为自己的朋友竟在练太极拳，而且精神很好，一点也不像一个月没喝水的人。他好奇地问：“你已经一个月没下山挑水了，难道你不喝水吗？”练拳的和尚笑着说：我带你去看看你就知道了。”于是他带着右边山上的和尚走到庙的后院，指着一口井说：“这五年来，我每天做完功课后，都会抽空挖这口井。即使有时很忙，我也会坚持挖一点。一个月前，井底终于冒出了清水，我也就不必下山挑水了，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练我喜欢的太极拳。”故事的寓意很明白，却值得我们学习和品味。积极主动与消极等待，不同的人生态度，改变了小和尚原有的生活轨迹。我想，我们是不是也该为自己挖一口井呢？在紧张匆忙的生活中，多读几页书，多学习一点实用的知识，多留意一些别人平时不在意的事情，或许这一点一滴的努力，我们就会走在别人的前面，就像那个聪明的小和尚一样，在别人仍在日复一日地辛苦挑水时，他已经在练自己喜欢的太极拳了。积极主动是每一个追求成功的人应具有的人生态度。要积极主动地推动事物的发展就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就我们国税干部来说，每天都要与不同的纳税人打交道，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在工作中，纳税人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们的大事，当纳税人向我们咨询或是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此时的我们只要用积极主动的态度来为纳税人解决，想纳税人所想，急纳税人所急，就可以得到纳税人的认同与支持。工作做得好不好就看一个人的态度，态度决定一切，良好习惯的形成，加之有效的手段，我们采取“微笑服务、零距离服务、贴心式服务”的服务标准，就极大地方便了纳税人，营造了和谐的征纳关系，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努力学习，做最好的自己。这是理想也是现实，是学习生活的目标，也是人生奋斗的自勉。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项神圣的职业，国税事业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要想出类拔萃，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必须积极地尝试，充分准备，把握机遇，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努力学习，只有从学习的过程中积累更多的经验和知识，将远大的理想变成具体的奋斗目标，做好每一件事，快乐每一天，不断地超越自己，才能让自己的人生快乐，充实、有意义。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在税务岗位上默默地工作了十几年，兢兢业业，无怨无悔，每天周而复始，我却乐此不疲。人说兴趣就是最大的爱好。在辛勤的工作中，我尽情地挥洒着青春热情，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在键盘有力的敲击声中，我充分享受着文字带来的快乐，编织放飞着我的“文学梦”。是工作的需要，是对知识的渴求，更是想对自我素质的提升，我报名参加了成人自学本科考试，是家人、同事的热情鼓励，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是埋头苦读的兴趣，消除了我无所事事的烦恼；学习中的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为我打开了一扇扇新的窗口；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的精神，让我找到了前进的动力源。累并快乐着是我最真实的感受。我不是英雄，没有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我不是伟人，没有可供炫耀的辉煌成就；我只是国税队伍中普通的一员，不骄不躁，甘愿在平凡的岗位上，贡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有位哲人说得好：如果你不能成为大道，那就当一条小路；如果你不能成为太阳，那就当一颗星星。决定成败的不是尺寸的大小，而在于做一个最好的你。平凡如我，但你能说共和国的基石上没有我一份小小的奉献吗？
④ 历史上有哪些梦后来完全应验了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对古代文人志士来说，科举考试决定了他们一生的命运。因为古代社会对阶级和身份看得很重，而贫苦人家的孩子除了参加科举进入仕途，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出路了。所以，对于这些书生来说，毕生的追求莫过于科举及第。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春风得意的时候，很多人将一辈子的时光都耗费在科举考场上，但却没有捞到一点功名。
三、中举之后的范进
在范进考中了秀才之后，他的科考之路越走越顺，54岁的时候，他中了举人。可以说举人比秀才好了不止一两个台阶，因为举人是两只脚踏进了富贵的阶级。中了举人之后，还可以有考取进士的机会，虽然难度很大，通过率只有5%。最重要的是。中了举人，就意味着可以进入仕途，可以拿到政府每个月的高额补贴。但一般中举的人都选择做个小县令，并没有再次科考的愿望。
⑤ 纳税人报是哪发行的
北京
⑥ 我将要参加"知荣辱、讲文明、弘扬民族精神”的讲故事比赛`要写一篇关于这个的故事
鲁讯先生说过“当打开窗子时,有清新的空气涌进屋来,同时进来的还有苍蝇,灰尘及臭气”。一语言中了现代迅猛发展的经济狂潮所带来的现实状况：在经济指标不断上升的同时,社会价值判断日益呈现多元倾向,是非感日渐模糊,我们也看到道德标准的失衡及人生观的混乱。一切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无需信守游戏规则的行为一度为自己找到了借口,曾几何时那高悬于公堂之上“公正清廉，为人民服务”的明镜,在利令智昏的灰尘里成为仅供观赏的卷轴。胡长清、成克杰等等一大批曾经忠实奉献的党员干部没有经受住经济狂潮的冲击而不顾廉耻大肆敛财，将自己钉上人生的耻辱柱，让光辉的党旗蒙羞。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适时地用一阵雨水冲刷掉悬浮的灰尘,用一面旗帜重新引正了社会风尚。这“八荣八耻”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是对被多元化模糊的主流价值的一种重申，也是对多元化的一种价值整合。无论你追求何种生存方式，只要你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八荣八耻”是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共识，应以“八荣八耻”来区分最基本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就是说，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在程度上的差别，可能属于多元价值“见仁见智”的判断范畴，但判断的界限应以“八荣八耻”为标准。在是与非的价值判断上没有主流价值的导向，社会的道德生态就会陷入一盘散沙。考察整个国际社会可以看到，即使那些宣称自身“最自由、最个人主义、最能容忍多元主义”的国家，也有着根深蒂固的主流道德价值观念。一旦主流和传统道德被边缘化，社会就会陷入价值失调和道德焦虑，就难以凝聚起亿万民众的力量，更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每个部门和单位都应将这种荣耻观在自身的工作中具体化。具体到我们的税务工作中也是清晰明朗的。税收是国家最重要的财政收入,对税务部门来讲，对于这八荣八耻一定要有自己特有的诠释，它将成为每个税务干部的行为准则。我们的地税精神“忠诚奉献,公正清廉,求是创新,兴税报国”贯彻了“八荣八耻”的精神指向，精辟地解释了我们的工作原则及方向，是具体到我们工作中实际操作的有效指南。它表现为：税务机关代表国家收税，为了国家收税，决不允许有损害国家形象，侵蚀国家利益的行为。因此，一切收人情税、关系税，任意减免税收或不敬业、不负责任的行为都要坚决禁止。二是要以纳税人为上帝，要尊重纳税人，服务纳税人，决不允许高高在上，对纳税人索、拿、卡、要，侵犯纳税人利益。三是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和税收业务，努力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税收业务，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四是忠诚奉献，公而忘私，要敬业多思，不作思想的懒汉和行为的懒汉、不偷闲耍奸。五是要崇尚团队精神，人与人之间、上下级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以及征纳双方都要讲求团结互助，要互相支持，不能互控墙角，更不能相互踩压。六是对国家负责，对组织负责，对事业负责，要谋国家大利，不会图个人小利。为事业要耐得住清贫和寂寞，决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为私利去损害国家利益。七是执法都要守法，不仅要守国家大法和一般行政法规，更要遵守税收法规和经济法规。一切违法违纪行为对于国家公务员，对于税收执法者都是格格不入的。八是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作为有觉悟的执法者，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而不能仅追求不切实际的物质条件，更不能沉迷于高消费的享乐和杯觥交错、歌舞升平之中去。那些利用种种税收执法权去换取个人或集体的物质享受的行为更是要坚决反对的。
这就是我们对八荣八耻的具体诠释，总括了人生方向和为人宗旨，有了这样的理解，才能辩证地在保障纳税人权益的同时更好地为国兴税,有了正确的人生观荣辱观,我们才能正确地对待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同时对于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⑦ 关于税收 故事~
什么是税收? 税收：是国家对部分社会产品法定进行的无偿分配。也就是说，税收是国家按照法律规定，对经济单位和个人无偿征收实物或货币的一种特殊分配。税收的三性：指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税收的强制性指在国家税法规定的范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依法纳税，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税收的无偿性指国家征税以后纳税人交纳的实物或货币随之就转变为国家所有，不需要立即付给纳税人以任何报酬，也不再直接返还给纳税人。税收的固定性指国家在征税以前，就通过法律形式，把每种税的纳税人、课税对象及征收比例等都规定下来，以便征纳双方共同遵守。税与费的区别在于：税收具有无偿性，而费则具有有偿性。费是向受益者收取的代价，是提供某种服务或准许某种作用权力而获得的补偿。征收的主体不同。税收的征收主体是代表国家的各级税务机关和海关，而费的收取主体有的是政府部门，有的是事业机关，有的是经济部门。税收具有稳定性，而费则具有灵活性。税法一经制订对全国有统一效力，相对具有稳定性，而费的收取一般由不同部门、不同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确定，具有灵活性。两者的使用方向不一。税收收入是由国家预算统一安排使用，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物资储备、文教、行政、国防、援外等支出，而费一般有专门的用途，专款专用。税收的"中性"税收中性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国家征税使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以税款为限，尽可能不给纳税人或社会带来其它的额外损失或负担；二是国家征税应避免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特别是不能使税收成为超越市场机制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税收饶让：税收饶让，是指一国政俯对本国纳税人在国外得到减免的那一部分所得税，同样给予抵免待遇，不再按本国规定的税率补征。税收罚金与税收罚款：税收罚金与税收罚款都是对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因违犯税收法律、法规而依法强制处以其一定数量金钱的处罚和制裁。但两者却是截然不同的法律概念。税收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决已构成税务犯罪行为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一种财产罚的刑事处分。这种罚金是一种附加刑，是一种刑罚。税收罚款则是税务机关依照一定的权限，对违犯税收法律、法规但不够刑事处分或免于刑事处分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实行的一种财产罚的行政处罚。国税系统负责征收管理的税种 1、增值税；2、消费税、3、进口产品增值税、消费税、直接对台贸易调节税（海关代征）；4、铁道、各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5、中央企业所得税；6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7、海洋石油企业所得税、资源税；8、证券交易税；9、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10、出口产品退税管理；11、集贸市场和个体户的增值税、消费税；12、中央税的滞补罚收入；13、按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附征的教育费附加。地税系统负责征收管理的税种
⑧ 围绕税收在我们身边写一篇3000多字的征文大神们帮帮忙
税收在我身边”，对我来讲有真真切切的感受，不仅因为我与许多人一样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纳税人，更因为我与许多人不一样——我是一名国家税务人员，从税十八年来一直为税收工作而忙碌，每日每时税收都在我的身边，每日每时我都沉浸在税收带给我的酸甜苦辣中。要说税收在我身边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通过税法宣传月活动的推动和税务工作者的努力，依法纳税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成为广大纳税人的自觉行为。 记得从税之初，偷漏税现象比比皆是，“要想富，偷漏税”成为另类时尚，税务机关东奔西跑，疲于应付，往往是按下葫芦起来瓢，在对一些纳税人的检查中，很容易透过账簿中的字里行间揣摩到扭曲、罪恶的偷税心理，很容易透过会计账务处理显现出偷税心理扭曲、罪恶的运行轨迹。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虽然这种偷漏税的不法行为得到了应有惩处，国家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失，自己的工作也有了一些成就感，但这种成就感往往夹杂着苦苦的涩意。我常常在想，什么时候依法纳税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全体纳税人共同的道德操守与行为规范？到那时国家因税而强大，社会因税而和谐，百姓因税而富裕。 税收在我身边，那么税收对我、对税务工作者又意味着什么哪？我曾经感慨：“税收是什么/教科书的答案太抽象/学者们的解释太苍白/你不见地税人那忙碌的身影——/千山万水/千家万户/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难万险……/这就是对税收的最好诠释。”税收工作辛苦，但是如果这种辛苦能成为征纳双方心与心交融的催化剂，能成为共同建设强大国家的加速器，税务工作者虽苦犹甜。 就在不久前的征税途中，我碰到了一群放学的“红领巾”，见我穿着税服，一个“小伙子”首先发问：“叔叔，你们税务局收税都是自己用吗？”“税务局收税是为国家收税，国家把税务局收的税用于祖国的建设，叔叔收的税越多，国家建设的就越好。”我笑答。 “你们税务局是不是可以多收税？” “税务局既不可以多收税，也不可以少收税，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收税。” “叔叔，什么是偷税？” “假如应该缴100元税款，故意隐瞒只缴80元税款，这就是偷税。” “要是偷税了，税务局会怎么办？”“小伙子”有些着急。 “要补缴少缴的税款，还要罚款，情节严重的要承担法律责任。” “叔叔，他刚才说你们税务局收税是给自己用，还说谁多缴税谁就是傻瓜。”一个小姑娘“揭发”他。 “不是我说的，是我妈妈说的。”“小伙子”委屈地说。原来“小伙子”妈妈开了一家店铺，夫妻对话无意中被孩子听到。 “偷税就像大盗贼，卑鄙可耻，快告诉你妈妈不能做这种事情。”小姑娘劝说道。 “我这就回家跟我妈说去。”“小伙子”一溜烟跑远了。 望着“红领巾”的背影，愉悦之情油然而生。 税收在我身边，我身边的纳税人依法自觉纳税的意识越来越高，就像“红领巾”们从小就有了纳税意识与善恶标准，我们国家何以不强大，社会何以不和谐，人民何以不富裕。税收在我身边，税收在每一个人的身边，徜徉在和谐税收的氛围中，我是幸福的，每一个纳税人也是幸福的。
⑨ 溺婴的关键词
溺婴 人口构成 童养媳
福建自明朝以后，中国地方志中开始有区分性别的人口记载，迄至民国时期，有了全国规模系统性的男女人口数字。不过，这些数字大都显示中国存在严重的性比例失调，也就是说：男性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女性。一直到民国后期这种悬殊的性别比才有所缓和。学者对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其实不存在男女性别比过于悬殊的情况，历史上出现的失调的性别比数字，主要是调查者较少录入女性人口数的缘故。我认为，人口学从来不只是一个人口学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史的问题。以往的人口史专家较少考虑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溺女婴情况，而在实际上，中国历史上这一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自宋元明清以来，福建一直流行溺女婴的习俗，因而产生了男多女少的社会问题。民国时期，随着童养媳制度与高聘金习俗的流行，以及战争对男子数量减少的作用，福建的男女性比例渐趋缓和。推而广之，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性比例失调的状况，不能轻率否定这一状况的存在。
一、宋代福建的不举子习俗宋代中国社会曾经广泛存在不举子的习俗，这在《宋史》尚可找到不少记载：王鼎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举，鼎为条教禁止 。文中的建州即为福建路的建州，位于闽北。可见，当时闽北的溺婴习俗已经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其后，杜杞知建阳县，闽俗，老而生子辄不举。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罪 。以上是北宋时期的材料。南北宋之交，又有宗室赵善俊在当地禁止溺婴，他也指出：建俗生子往往不举 。李纲《瓯粤铭》：释氏之流，则谓瓯俗生子，仅留一二，余悉溺之。二百年间，所杀几何？因果报应，理宜然 。
其实，这类习俗在东南广泛存在：衢、严、信、饶之民，生子多不举，子昼请禁绝之 。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请举汉《胎养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践生聚报吴之意也 。王信在浙东安抚使任上，筑渔浦堤，禁民不举子，买学田，立义冢，众职修理 。可见，溺婴习俗曾在东南广泛存在，不过福建地区比较著名而已。有关福建溺婴习俗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唐代顾况的哀囝诗，该诗写道：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 如视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唐代的福建被视为蛮荒之区，存在着一些相当落后的习俗。顾况的诗反映了唐代福建的溺婴习俗与卖阉童习俗，入宋以后，卖阉童习俗受到官方的禁止，但溺婴习俗却保留下来，人们称之为不举子。宋代闽人不举子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计产育子。宋代理学家杨时说：闽之八州，惟建、剑、汀、邵武之民，多计产育子。习之成风 。根据家产多寡来决定养育多少儿女、 这种观念是很进步的。假使不注明年代，人们很难设想过是古代福建人的观念。这说明古人并非都是盲目生育的。然而，由于古人不知避孕，就只好斥诸溺婴手段。《延平府志》论宋代的福建：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赀产不足以赡也 。 因为当时的福建百姓普遍感到养子的困难，所以，有多生的，大抵要遭到溺杀的命运。总的来说，计产育子直接反映了人口增长与生产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其二，害怕多子分家。古代福建是闽越族居住之地，后来该民族虽然溶化于汉族之中，但他们的遗风对福建汉人发生很大的影响，例如遗产继承，中原汉人是在父母逝世后分家，而福建人只要子女成人，即使父母健在也进行分家：男女共议，私相分割为主，与父母均之。这样，成年的子女很不愿父母再添弟妹，既分割之后，继生嗣续，不及襁褓，一切杀溺 。父母容有不忍者， 兄弟惧其分己赀，辄亦从旁取杀之 。有些地方的百姓因怕多子分家，干脆只养一子。例如，宋代崇安人刘屏山说当地的风俗：何州无战争，闽粤祸未销。或言杀子因，戾气由此招。蛮陬地瘠狭，世业患不饶，生女奁分赀，生男野分苗，往往衣冠门，继嗣无双髫 。 在洪迈的《夷坚志》一书记载了崇安人黄崇的故事：初，崇母既亡，父年过六十，买妾有娠，临就蓐，崇在郡学。父与崇弟谋：'晚年忽有此，吾甚愧。今将不举乎？或与人乎？不然，姑养育，待其长，使出家，若何？'对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举而生之，兄归，须有以处。'妾遂生男。弟遣信报崇，崇即还，揖父于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婴儿出。时当秋半，闽中家家造酒，汲水满数巨桶置廷内，以验其渗漏。崇以手接儿，径掷桶中溺杀 。这是一个哥哥溺杀幼弟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福建的习俗。 这种观念与北方人的多子多福是不同的。闽北人的独子继承习俗对当地的土地制度也发生了影响。本来，由于中国存在着遗产均分制，地主阶级巧取豪夺获取的大地产，很诀会因分家而返回到小土地制。这样便形成了大土地制和小土地制的相对平衡。然而，由于崇安人节制生育，富人家子女也不多，他们的财产不易分割，于是这种平衡被打破，宋元时崇安大土地制特别发达。据《元史·邹伯颜传》：元代，崇安县的五十余户大地主尽占了全县耕地六分之五，其他百姓仅有六分之一土地。这说明崇安富人确实是因害怕分家而溺婴的。
其三，人丁税苛重，不堪承受。福建古代一直存在着人丁徭役和人丁税。不少地方的民众因不堪承受苛捐杂税而溺婴。南宋的郑兴裔说道：盖自军兴以来，户口凋残，贪吏奸胥又复肆其凌虐，丁盐纳绢，诛求无艺，愚蠢小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税 。 由于福建历史上多数朝代都有重税现象，所以，负担不起税收一直是产生溺婴的重要原因。
其四，害怕厚嫁破产。中国历史上有句谚语：盗不过五女之门，是说女儿养多了家要穷，乃至窃赋也不愿光顾。由于闽越遗风的影响，福建古代流行厚嫁之风， 如廖刚论漳州婚丧之俗：娶妇之家，必大集里邻亲戚，多至数百人。椎牛行酒，仍分采帛钱银，然后以为成礼。女之嫁也，以妆奁厚薄外人不得见，必有随车钱。大率多者千缗，少者不下数百贯。倘不如此，则乡邻讪笑，而男女皆怀不满。……富者以豪侈相高，贫者耻其不逮，往往贸易举贷以办，若力有不及，宁姑置而不为。故男女有过时而不得嫁娶，……访闻泉福兴化亦有此风，而此郡特甚，臣尝询之，虽愚民亦或自知其非，而怵于流俗，莫能自革 。
其五，无节育措施,生下娃不看是男是女,无能力养活,就颠倒插入马桶中,令新生婴儿窒息死亡。
其六，医疗诊断设备、医疗技术落后,不能确定孕妇所怀胎儿是否畸形,先天智障。生后,人工淘汰淹死这些婴儿。
人们常说多子多福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看来不尽符合历史事实。至少宋代福建的闽北人没有多子多福的观点。南宋朝廷对溺婴习俗的禁止。如前所述，早在北宋时期，便有些地方官在闽北禁止溺婴习俗。但这一禁止，在当时只是一个道义问题，而在南宋时期，朝廷损失了北方的大量领土，很希望南方的人口能够有较大增长，以便增强国力。因此，来自儒家的禁止溺婴呼声，渐成为官方的政策。首先，理学家杨时对改变溺婴习俗有重大贡献。他在朋友俞仲宽任顺昌知县时，杨时给俞仲宽写过一信，要求他在当地禁止溺婴习俗。于是，俞仲宽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众所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韵而侑之。出其文，使归谕劝其乡人，无得杀子。岁月间活者以千计。故生子多以'俞'为小字。转运判官曹辅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宽一官，仍令再任，复为立法，推行一路。数年后，俞仲宽还乡路经顺昌，有取名为俞的小儿数百迎于郊 。朝廷将俞仲宽的方法推广于各地，鼓励老百姓多生。绍兴八年，尚书刘大中奏：自中原陷没，东南之民死于兵火、疫疠、水旱，以至为兵、为缁黄，及去为盗贼，余民之存者十无二三，奸臣虐用其民，诛求过数，丁盐、油绢，最为疾苦，愚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生女者又多不举，乞守令满日，以生齿增减为殿最，又诏应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户及无等第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于常平钱内人支四贯文省，仍委守令劝谕父老，晓譬祸福，若奉行如法，所活数多，监司保明推赏 。郑兴裔尤其强调在福建要禁止溺婴，他说：臣伏闻人缘有不忍之心，乍见孺子将入井，怵惕恻隐，出乎性，发乎情，不俟勉强，在常人且然，乃若父子至性，残忍成习，至于生子恒多不举，伤天理之和，灭人伦之大，末俗相沿，所在多有。而建剑汀邵四州为尤甚。盖自军兴以来，户口凋残，贪吏奸胥，又复肆其凌虐，丁盐细绢，诛求无艺。愚蠢小民，字杀子而不愿输税，臣钦奉圣恩提刑福建路，二载于兹，闻见所及，惨状不可名言。窃见陛下轸恤斯民，每奏大辟，曲求生路，赤子何知忍令戕害至此。臣谨次本朝律例，故杀子孙徒二年所。宜申严禁令下四州，守臣告民法律，晓示祸福，召人告官，审实，以犯人守财给之。客户兼责成地主除饬属禁戢。外合恭请指挥申严。仰望陛下留神省察，速赐施行，庶生齿渐繁，户口日众，绵国祚，亿万年，无疆之福，不胜至幸 。在宋朝这一政策的指导下，福建地方官以各种方式尝试改变流行于山区的溺婴习俗。朱熹父亲朱松任政和县尉时，曾作《戒杀子文》，予来闽中，闻闽不喜多子，以杀为常，未尝不恻然也。无故杀子孙，官法甚明。他劝导民众不可溺婴，言之谆谆，他日有谓其子孙曰：'活汝者，新安朱乔年（乔年为朱松之字）' 。魏掞之也采用劝说为主的方式，建俗生子多不举，为文以戒，全活者甚众 。有一些官员采取奖励生育的方式，刘允济在南剑州善诱而严戒之。举者给粟赈货，不举者罪焉。俗为之易 。又如余端礼、郑侨言，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福建提举宋之瑞乞免鬻建、剑、汀、邵没官田，收其租助民举子之费，诏从之 。朝廷则有给钱养子的政令，庚子，禁贫民不举子，其不能育者给钱养之 。 福建之外，也有施实类似政策的，己亥，以永、道、郴三州、桂阳监及茶陵县民多不举子，永蠲其身丁钱绢米麦 。朱熹等道学家也配合官方的行动， 邵武军的光泽县存在溺婴习俗，中下之家，当产子者，力不能举而至或弃杀之也。但在朱熹等人的影响下，当地设立了举子仓与社仓，其中举子仓的收入，专门用于养活弃婴 。应当说，民间习俗的改变并没有那么容易，尽管有官方的禁止，但在实际上，溺婴习俗在福建长期存在。不过，由于官府的禁令，宋代这一习俗毕竟受到了限制。溺婴恶习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变，造成福建人口增长。例如：林积仁，宰欧宁三年，民户增一万五千余时以'四最六善'课群吏，瓯宁为第一焉 。可见，宋朝廷对溺婴习俗的禁止，还是取得一定效果的。
须注意的是：宋代闽人溺婴，不仅是溺女婴，而且溺男婴，例如，宋代大儒胡寅是闽北崇安县人，《宋史·胡寅传》记载：胡寅在出生时，差点遭到溺杀的命运：寅将生，弟妇以多男欲不举，安国妻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 。但对闽人而言，男婴有更多的保存价值，所以，民间溺婴以女婴为多，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 。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元代，如元代《通制条格》对溺女问题专门规定：今已后女孩儿根底水里撇的人每，一半家财没官与军每者 。这条史料的存在，说明元代溺女婴习俗十分流行，在这种习俗引导下，必然造成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男多女少。二、明清福建溺女婴习俗的流行明代以来，福建溺婴习俗有很大变化。从男婴、女婴并溺，逐渐演变到只溺女婴。
我们知道：宋代福建人溺婴主要有四点原因：其一，计产育子；其二，害怕多子分家；其三，人丁税苛重，不堪承受；其四，害怕厚嫁破产。迄至明代，这四点原因有所变化。其一，在计产育子方面，宋代的闽北是一个缺粮的地方，经常发生粮荒，因此，百姓不敢多养儿子。但到了明清时期，闽北成为福建的粮仓，大量粮食源源不断地运销闽江下游，闽北农民不必考虑无法养活儿女的问题。其二，在害怕多子分家问题上，闽人的观点逐渐向多数中国人靠近，多子多福成为普遍性的观点被接受。我们知道：南宋时期闽北为朱熹等理学家活动的地方，由于这些理学家的影响，源于北方的儒学的一些观念，逐渐被福建民众所奉行，这是可以理解的。如福安县：男女安耕织，兄弟不相离 。其三，在人丁税方面，明代福建存在实际上的人丁税，这就是以人头计算的盐税。不过，明代福建是否征纳人丁税，其关键不在于人丁实际数额的多少，因为，明代福建普遍存在隐瞒人丁数字的情况，官府所掌握的福建人口数远低于实际数字，这是明代福建史的常识。因此，民众即使有多育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隐瞒，从而减轻人丁税。其四，在害怕厚嫁破产方面，明清福建人仍然维持宋代的习俗：如邵武，其俗丰于嫁女俭于教子……嫁女资妆皆欲丰。或益以奁田，妇人以骄其舅姑 。福州，婚嫁祗以财势相雄，市井有力之家，奁值累千金，至有鬻产治具者。若延师，则纤毫必校。谚云：'有钱嫁女，无钱教子'。其风为已下矣 。由于嫁妆过重， 人们在筹办嫁妆时不得不竭尽全力，如崇安县：生女数岁，母即筹办嫁资，其丈夫不以为非，有不吝千金者 。沉重的嫁妆负担常常导致家庭的破产，如清代古田县：古田嫁女，上户费千余金，中户费数百金，下户百余金。往往典卖住宅，负债难偿。男家花烛满堂；女家呼索盈门。其奁维何？陈于堂者：三仙爵、双弦桌类是也。陈于室者：蝙蝠座、台湾箱类是也。饰于首者：珍珠环、玛瑙笄、白玉钗是也。然则曷俭乎尔？曰：'惧为乡党讪笑，且姑姊妹女子勃溪之声，亦可畏也'。缘是不得已，甫生女即溺之，他邑溺女多属贫民，古田转属富民 。其实，这种情况是十分普遍的。又如清代的海澄县：嫁女装资浪费，……薄恶之俗，因而溺女，贼害天良，皆为异日装资虑耳 。显见，明清时代福建仍然流行厚嫁习俗，而且，这一习俗导致福建流行溺女婴习俗。习俗的变化使明清时期的闽人改变了溺男婴的习俗，但溺女习俗仍在流传，这造成明代福建人口性比例构成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