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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梁启超的故事

发布时间: 2020-12-22 02:48:25

A. 梁启超有什么爱国事迹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

1912年回国,1918-1920年旅欧,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主要著作收入《饮冰室文集》。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署中国之新民,广东新会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举人。近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他因参与戊戌变法而成为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1920年以后,梁启超脱离政治活动,专心学术研究,于文、史、哲诸方面多有著述。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但他与康有为迥然不同。如果把康有为的书法比作大海的潮音,那麽梁启超的书法就是山涧的清泉。康有为追求的是一种雄强博大的风格,而梁启超的书法所显现出来的则是一种典型的平和恬静的格调。

一岁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
五岁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
十二岁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 甲申 应广州童子试 中秀才。
十六岁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 戊子 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
十八岁 一八九0年光绪十六年 卯寅 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
十九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 辛卯 入京与李蕙仙完婚。
二十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乡居年余。
二十三岁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
二十四岁 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 丙申 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
二十五岁 一八九七年光廿三年 丁酉 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
二十六岁 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 戊戍 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末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
二十七岁 一八九九年光绪廿五年 已亥 七月创粉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
二十八岁 一九00年光绪廿六年 庚子 与康有为、康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
三十岁 一九0二年光绪廿八年 壬寅 《清议报》停刊,创《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
三十五岁 一九0七年光绪卅三年 丁末 《新民丛报》停刊、成立政闻社。
四十岁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国,创《庸言报》。
四十一岁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癸丑 参与共和党。熊希龄内阁成立。任司法总长。
四十三岁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 创《大中华》月刊。辞币制局总裁。四月回乡省亲。六月写《导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南下从事倒袁运动。
四十四岁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 在上海策动反袁。三月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在肇戾成立护国军两广者司令部任参谋。后成立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
四十五岁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已 七月,参与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 内阁财政总长,十一月辞退。
四十七岁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已末 到欧洲各国考察。
五十岁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
五十三岁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在清华研究院讲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五十七岁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己已 因肾病于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婚后夫妻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王桂荃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喜欢,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病而逝,梁启超为此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死在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梁思顺(令娴)(1893年-1966年),长女。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年-),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1916年-),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现已离休,住在山东济南。
梁思礼(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B. 梁启超用功100字的小故事

1
梁启超的小故事

康有为小时候走失过,
过了一天被找回来。
他的妈妈没有抱头痛哭之类回,
而是坚定的说

我答
儿是男儿,男儿当自强


梁启超九岁那年,他的祖父梁维清带着他乘坐木船,由水路经江门前往广州参加考试,
这个还是梁启超第一次离开家乡。

当时满船的人都是准备应试的赶考的书生,大家坐在一起都是在讨论学问和夸耀才学
的。
一日在船上吃午饭,
刚好吃的是白米饭和蒸咸鱼,
有一个考生就提议以咸鱼为题进行吟
诗或作对。
其实用咸鱼入诗入对,
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
因为咸鱼虽然是广东人饭桌上的名
菜,但毕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俗话说:

进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但说的仍然是臭,
并且是与

入芝兰之室

相对着的,话题一出,当时满船的考生都一下子被难倒了,
大家纷纷
都在抓耳挠腮,苦苦思考。

梁启超稍停片刻,便当众吟诵:

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

。在座的人听了,都不约如
同地愣了一下,
然后大家都拍手叫好,不约而同地称赞他的诗做得十分切题,风格典雅,诗
意浓郁,而且适当地运用典故,不落俗套,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句。

到后来有人讨论到梁启超的时候,就有这样戏言:

广东咸鱼从此得翻身了,入风流儒
雅的一类了

,这个可能都是从梁启超作咸鱼诗中得到的。

C. 梁启超的故事三百字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是一句多么精炼、著名,富有深奥道理的话呀!“勿以善小而不为”是指:不要以为这件好事小就不去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则是指不要以为这件坏事小而去做。虽然这只是区区几个字的格言,它却蕴藏着深刻的含义。它告诉我们该如何做人,它带领我们走向社会,与社会的人去交往。这不,我这儿就有关于“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么一个故事。
那时候,有一个聪明的小男孩叫梁启超,他从小读《论语》、《大学》等经典著作,并且还会对对子,因此大家很喜欢他。梁启超的妈妈对梁启超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梁启超因为一点小事当妈妈的面撒了谎,妈妈狠狠地批评了梁启超,但梁启超却认为妈妈是小题大做。妈妈便告诉他:“你今天犯个小错,明天将会铸成大错呀!”梁启超听了,受益非浅,从此再也不撒谎了。
是啊,如果当初梁启超不听从妈妈的教诲,一错再错,如今哪能成为一位众所周知的名人?虽然,这个故事并非涉及到“勿以善小而不为”,但是却与“勿以恶小而为之”含义一样的重要。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让我们和这区区几个字的格言相伴一生吧!

D. 梁启超的简介50字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

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4)关于梁启超的故事扩展阅读: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网络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

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E. 梁启超的故事。

1,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2,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

3,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 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4,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 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

5,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

6,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5)关于梁启超的故事扩展阅读:

1,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2,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3,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4,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5,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4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F. 梁启超的故事

斥责志摩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梁启超错割右腰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梁启超两遭掌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梁启超南下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等筹办《时务报》(旬刊)。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49] 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清朝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梁启超学生先动手欲打章太炎的朋友,并非梁启超被章太炎掌掴。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为清朝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但康有为等人却坚持以“大清子民”为念,要死保光绪帝,将孙中山看作是乱党,拒绝合作,但随着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在日本华人中影响日益壮大,康为拉拢孙中山的部下派梁启超等人前去协商合作,但梁等人竟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所谓的勤王运动,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活动之处,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当然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吓得康党众人皆退。梁启超天涯知己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梁启超神奇小妾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但是,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裏,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梁启超慷慨应问梁启超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有一年他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梁启超锐意改良,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期望。张之洞拿着投刺(拜贴),见落款为“愚弟梁启超顿首”,大不高兴,于是出联刁难:“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这上联高傲无礼,且拒人于千里之外。梁启超则气度不凡,坦然对出下联,请来人回送张之洞。联文是:“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硬朗,气势慑人。张之洞一看,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一次梁启超到江夏拜访他。张之洞再次出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长江排首位,又总括四季春、夏、秋、冬,夏排第二。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梁启超才思敏捷,略加思索即对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说:“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梁启超推托演讲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约定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梁实秋在清华念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而坊间也有梁启超曾发明3人与5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G. 有关梁启超的故事有哪些

敢于“师敌长技”
1899年冬,梁启超漫步东京上野。适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亲友迎送,“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而最震撼其心魄的,还是其间为入营者题写的标语──“祈战死”。
梁启超感慨系之:“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当时日本的报刊上,为配合军事行动,曾广泛开展了有奖征集歌词的活动,这当然是为其对外扩张作宣传的。所以,对这一代晚清志士而言,接触日本军歌必定是痛苦的阅读经验,而可贵处,在于他们的“师敌长技”的坚忍不拔。梁启超的学生蔡锷不仅全篇抄录了由王韬翻译的德国的《祖国歌》,而且标举日本音乐教育情况以为示范:
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
此论为黄遵宪所见,深受启发,因此决心补阙,当即作《军歌》二十四章。梁启超初时只得其中的“出军歌”四章,已大为兴奋,迫不及待地刊发于同年11月问世的《新小说》创刊号上。
1905年,横滨大同学校学生欲演出新剧,请梁操笔。梁为撰《班定远平西域》六幕,其中第五幕《军谈》,几成军歌演唱会。剧中汉朝士兵唱过广东《龙舟歌》的新词,又搬来军乐队,高唱《从军乐》。作词与唱歌者的目的都很明确,即“提倡尚武精神”。《从军乐》全篇十二章,可与黄遵宪的《军歌》媲美。末章歌词如下:
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
从军乐,乐凯旋。华灯张,彩胜结,国旗悬。国门十里欢迎宴。天自长,地自久,中国万斯年。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与黄遵宪所作歌词中,都含有“爷娘妻子走相送”的描写,且都置于相当突出的地位。梁作表述:“从军乐,初进营。排乐队,唱万岁,送我行。父娘慷慨申严命:弧矢悬,四方志,今日慰生平。”
不过,与杜甫《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悲痛欲绝截然不同,父母妻子都是以“从军乐”、“沙场死”的豪壮语相激劝。很清楚,这本是基于对日本军人送行情景的记忆。
晚清志士正是企望确立为国战死的军队意识,使中国在强敌环伺、弱肉强食的危境中,得以发愤图强,反败为胜。
康梁家教之别
在梁启超家中,能集中出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则梁启超在子女身上花费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了。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显得情长儿女。
下列事例或许最能表露梁启超与康有为这两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性格差异。梁启超曾希望二女儿思庄学生物。作此建议,在梁氏是经过缜密思量的。其中有家庭的考虑,“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也有学术的考虑,梁认为,生物学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小而言之,对女孩子来说,它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因而“极为合宜”,且“容易有新发明”;大而言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故鼓励女儿“做一个‘先登者’”。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为思庄的缺乏兴趣与苦恼不安而最终放弃。梁启超反加以肯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思庄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正是由于梁氏能够体贴个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梁思庄日后才能成为有成就的图书馆学家。
与之适成对照的,则有康有为弟子卢湘文写的《万木草堂忆旧》中的记述。卢氏以资深教育家的体验,对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学、拟新编蒙学书的计划评论说:“盖先生天分太高,视事太易,不能为低能儿童之设想。”其编书之悬的过高、不切实际,注定在教学实践中无法应用。这自然与康所教万木草堂生徒“皆一时之秀”有关,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读书的甘苦。他曾把女儿康同复送到卢处受教,并言:“此女甚钝,幼时尝教以数目字,至数遍尚不能记,余即厌恶之。”(《妇孺韵语》)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儿。
两相比照,我们也可以体味康有为的强悍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贯之。由此更推进一步,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推进、久领风骚,便从此分途。
《和文汉读法》
在晚清“借途日本,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本被视为日文速成教材的小书──《和文汉读法》曾流行一时。直到1934年周作人写作以此书名为题的随笔时,还对这本出版于三十多年前的语言读物念念不忘,称“其影响极大,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并且说,“这两种情形到现在还留存着”(《苦竹杂记·和文汉读法》)。周氏乃过来人,其言亦真实可信。
至于此书的作者,当年本是人所共知,周作人即根据记忆,写明为“梁任公著”。任公即梁启超,他有一段自述足以作证。先是梁氏在《新民丛报》第9号(1902年6月)刊出《东籍月旦》,言及读日文有“简便之法”,习得此法,则“慧者一旬,鲁者两月,无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这种“专学读书”的妙方,正投合晚清大量从日文转译西学书籍的特殊需要,自然极具诱惑力。于是,一读者来信询问究竟,而引发梁启超的对答:真通东文,固非易易。至读东书能自索解,则殊不难。鄙人初徂东时,从同学罗君学读东籍。罗君为简法相指授。其后续有自故乡来者,复以此相质,则为草《和文汉读法》以语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间事也。其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时不解日本文法,讹伪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亲友,不敢问世也。后鄙人西游,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今数重版矣,而一复读,尚觉汗颜。
尽管《和文汉读法》当年曾是畅销书,到周作人撰文的三十年代也成了过眼烟云,等到九十年代我来搜访时,这一本百年前的小书初版本更是芳踪难觅。
最早的刊本虽然寻访不到,相关的出版资料倒有所发现。在《清议报》第64册(1900年11月)的广告部分,首次刊登了《和文汉读法告白》,全文如下:
此书指示读日本文之法,简要明白,学者不费数日之功,便可读日本文之书籍。寓东人士深知其益,故特印行公世。兹由本馆代售,每册定实价银两毫,不折不扣。外埠邮费照加。上海寄售:抛球场扫叶山房书坊。
据此可得出几点认识:一,《和文汉读法》的首版应刊行于1900年,其时,梁启超正出游夏威夷与澳洲。二,此书系在日本印刷,很可能是由清议报社承印。三,刊成后亦转入国内,以上海为集散地。四,书价标明为银两毫。梁氏这本小书的盛行一时,充分体现了晚清知识界对求取新知的渴望。当年由梁启超编写《和文汉读法》,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一则传言──谓梁在檀香山时,“尝从何惠珍女士习英文数月,东归后乃倡言已深得习读英文秘诀,特条举所读英文法初阶前项十余类,编著英文汉读法一小册,以惠初学。谓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王宠惠轶事》)──也表现出梁氏喜谈治学方法与热心启蒙的独特心态。其实,梁启超对此早有自嘲妙语:“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然而,这正是任公先生的可爱处。
梁氏与德富苏峰
《饮冰室自由书》中一篇《烟士披里纯》曾引起一桩“剿袭公案”。
对梁启超的“新文体”影响最大的日本文学家,首推德富苏峰。两人的文风以及在舆论界的地位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致1917年德富苏峰来中国时,一位接待他的中方官员还对他提起:“你是日本的梁启超,而梁启超是中国的德富苏峰,这是我等同人间的评价。”
德富苏峰明治年间出版的“国民丛书”,不仅风行日本,而且在留东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冯自由称,“凡涉足彼都之留学生,亦少有不读过苏峰著之国民小丛书也。”无怪乎德富氏来华,曹汝霖、张继都对他说,留学日本时,他们是“‘国民丛书’的爱读者”。梁启超1899年底在去夏威夷的轮船上,也曾阅读“国民丛书”数种,并因此萌发“文界革命”的思想。
爱读的原因,从文体方面看,中、日两国读者却有颇大的出入。对于初通日文门径的中国人来说,德富苏峰文章的“汉文调”提供了阅读的特殊便利。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德富苏峰最为人称道处,恰在于他使用了新兴的欧文直译本。无论从何种角度赞赏德富苏峰之文,其汉文调、欧文脉的文体确乎对晚清中国文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经由梁启超成功的模仿与融合,化生为“新文体”,风靡全国。
由于《饮冰室自由书》所取的自由随意形式(顺便提一下,这种杂文形式的出现也得益于德富苏峰的“国民丛书”),“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作者并不避讳其中有剿袭的成分。不过,处理方式也有不同。注明为德富苏峰所作的译文有三篇:《无名之英雄》、《无欲与多欲》与《机埃的格言》,而那篇《烟士披里纯》则属于经过删改后据为己有一类。
“烟士披里纯”即英文 inspiration(灵感)的音译。1901年12月,此文在《清议报》第99册刊出后,当时似未受到攻击。直到1903年,因《新民丛报》第26号(1903年2月)《丛报之进步》一文评议各报刊时,对《大陆报》也有批评,才招致其猛烈回击。该刊第6期(1903年5月)《敬告中国之新民》即指责梁启超“拾德富苏峰第一二唾余,以实《自由书》”;而同期署名“新民之旧友”的《与〈新民丛报〉总撰述书》及《大陆报》主笔的文本附言,则对梁启超进行了更尖刻的嘲讽,称其大量剽窃德富苏峰之文,“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
其实,剿袭的行为在当时并不罕见,如邹容的《革命军》中,便有许多文字出自谭嗣同、梁启超、《国民报》等处(见隗瀛涛、李民《邹容传论》)。在新思想、新知识竞相输入的晚清,知识界往往以风气之先为荣,一有新说,人争传述,并没有今日“知识私有”、“版权所有”的观念。这也是一个以普及为主的时代的特征之一吧。在梁启超,读德富苏峰文章,未尝没有一种“先得我心”的感觉,以致把德富氏的思想当作了自己的思想。

H. 梁启超的故事

梁启超(1873~1929),广东省新会县人,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和康有为共同领导了“戊戌变法。”
梁启超少有异才。他4岁开始认字,6岁读完了“五经”,9岁时能写出洋洋千言的好文章,11岁考中秀才,16岁中举人,享有“神童”之誉。
10岁时,他跟着父亲去新会县城应“童子试。”父子俩暂住老相识李秀才家。其时李家庭院杏花盛开,煞是好看,小启超起个大早去摘花,被父亲看见。父亲喊他进屋里,他急忙把一束杏花藏在衣袖之中。父亲想教训他,便出了个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这时,启超正坐在一块大镜子前面。他灵机一动,答道:“堂前明镜,大人明察秋毫。”和父亲坐在一起的李秀才,正打算出门。仆人来报说车子已经准备好了。李秀才对启超说:“孩子,我还有一联:推车出小巷。”梁启超用手摸摸脑袋,立刻对道:“策马入长安。”李秀才当即把他揽入怀里,口里不停地说:“果真神童!果真神童!”三联阅读3lian.com/zl/转载请保留
后来,少年梁启超为维新运动四处奔走,曾路过武昌,特意去拜访洋务派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梁启超投的名帖署款为:“愚弟梁启超顿首拜。”
张之洞见后大为生气,心想:你小小少年,又是布衣平民,怎敢狂妄地同官位很高、年纪又大的一品总督称兄道弟?一定得戏辱他一顿,便出一上联让门子送到门外。梁启超一看,写的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梁启超看罢,微笑着写出下联:“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张之洞看了,惊叹不已。知启超不是凡人,立即整装迎出大门。
梁启超博学多才,写了不少有关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法学、宗教方面的文章,后辑为《饮冰室合集》。他的学术思想,对当时和后世的青少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I. 康有为 梁启超的小故事

http://www.liangqichao.com/news/11-3.htm

康有为小时候走失过,过了一天被找回来。他的妈妈没有抱头痛哭之类,而是坚定的说“我儿是男儿,男儿当自强”

梁启超九岁那年,他的祖父梁维清带着他乘坐木船,由水路经江门前往广州参加考试,这个还是梁启超第一次离开家乡。

当时满船的人都是准备应试的赶考的书生,大家坐在一起都是在讨论学问和夸耀才学的。一日在船上吃午饭,刚好吃的是白米饭和蒸咸鱼,有一个考生就提议以咸鱼为题进行吟诗或作对。其实用咸鱼入诗入对,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因为咸鱼虽然是广东人饭桌上的名菜,但毕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俗话说:“进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但说的仍然是臭,并且是与“入芝兰之室”相对着的,话题一出,当时满船的考生都一下子被难倒了,大家纷纷都在抓耳挠腮,苦苦思考。

梁启超稍停片刻,便当众吟诵:“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在座的人听了,都不约如同地愣了一下,然后大家都拍手叫好,不约而同地称赞他的诗做得十分切题,风格典雅,诗意浓郁,而且适当地运用典故,不落俗套,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句。

到后来有人讨论到梁启超的时候,就有这样戏言:“广东咸鱼从此得翻身了,入风流儒雅的一类了”,这个可能都是从梁启超作咸鱼诗中得到的。

梁启超智取寿文的故事 (石绮霞)

梁启超在他十一岁那年,到省城参加考试,一举就得中秀才。考完试之后,担任主考的三品大员、广东学政使叶大焯,得知广东出了这么一个神童,再细细阅读梁启超的试卷,大为赞赏,就专门召见梁启超和几个年龄稍小的秀才面试一番,和他们谈论经学、唐诗宋词及唐宋八大家等。
被接见的新科秀才一个个进去之后很快就退出,惟独梁启超竟小小年纪就无所不知,对答如流。叶大焯不觉十分高兴,对梁启超大分赞赏。机灵的梁启超见到这样,马上长跪于地请求说:老师啊,我的祖父今年已经是七十高龄,他的生辰为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弟子很快就回家乡看望他老人家了,如果在我为祖父祝寿时,能得到先生所写的寿言,一定会使我祖父延年益寿,而且还可以告慰叔父和父亲孝顺之心,在我们的宗族交往中会感到更加光彩的。”叶大焯面对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听他说出一番成人的语句,大为惊讶,并深深地为他孝心所感动,于是便接受了梁启超的请求,欣然提笔,为梁老先生写了寿文。
回到家中,梁维清一读之下,非同小可啊,广东学政是朝庭三品人员,竟亲自挥笔为自己写寿文,真是大喜过望,茶坑村双喜临门,当即像过节一样庆祝梁启超得中秀才,和梁维清得到高官的祝寿。
两考官争女婿的故事 (石绮霞)

在光绪十五年,年仅17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广东乡试,一次就顺利地考中了举人,排名第八,而且也是这次新会籍考生中的成绩最优秀的一个,同时也是全省考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在这次乡试中,梁启超的试卷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思路敏捷,富有才情,自然就引起了两位主考官的特别关注。正主考官李端棻,是贵州省贵筑(今并入贵阳)人;副主考官为福建人王仁堪。两人都很赏识梁启超的学识与才华。李端棻心想,自己多年来担任乡试的主考官,但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像梁启超这样才学超群的学子,他感到应该和梁启超见见面,试试他的真正才学,同时,李端棻又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年轻的堂妹,正待字闺中,不如乘此机会,还可以缀合这门婚事呢,于是就打定主意请副主考官王仁堪从中作媒。
正当李端棻如此考虑的时候,副主考官王仁堪也因为很欣赏梁启超的才智,想把自己尚未出阁的女儿许配给这位年轻举子。因此,当李端棻提出请他做媒人的时候,简直目瞪口呆。但由于李端棻是先提出,虽然自己内心有说不出口的惋惜,使他老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但最后也只得无奈地答应了。
后来,李端棻便借与考生面谈的机会,直接就向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梁启超在主考官面前,一时之间,他无法拒绝、而且他也无意拒绝这门婚事,便深深感谢主考官的厚意和栽培,并马上写信告诉父母。梁启超的父亲知道这件事之后,觉得很不妥当,因为自己家世代耕读,而李家则世代为官,难以高攀,门不当户不对的,因而就婉言谢绝。李端棻坦然地写信给梁启超的父亲,他说:“我也知道启超出自寒门,但他前途无量,不久即可青云直上。我家物色的是人才,而不是从贫富来考虑,而且我也知道我的堂妹深明大义,我才敢于为她主持这门婚事,你们就不不必推却”。
就这样,这门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后来李小姐在梁启超的一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一段佳话。

○ 梁启超拜师 (刘永忠)

梁启超考中举人以后,但他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还是继续努力学习,在广州的学海堂继续读书。在学海堂中,有一个同学名叫陈千秋,是南海县西樵乡人,与梁启超非常要好,而且他还是学堂里的高材生。一天,他从外面回来,非常兴奋地对梁启超说:“梁兄,我听说南海康有为先生上书皇帝请求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同意,现在他刚巧从京师回来,我正想前往拜见他,他的学问是我与你所想象不到的。如果我们现在能找到一位好老师,那就太好了。”
陈千秋见到梁启超还是一脸纳闷,就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他写了一封五千字的《上清帝书》,向光绪皇帝提出:“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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