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故事

『壹』 司马迁的故事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迁有赋八篇，但大都不传，只有《悲士不遇赋》保存在唐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卷三十之中。

(1)司马迁的故事扩展阅读：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10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贰』 司马迁史记中的故事

1 四面楚歌
公元前202年，项羽和刘邦原来约定以鸿沟（在今河南荣县境贾鲁河）东西边作为界限，互不侵犯。后来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规劝，觉得应该趁项羽衰弱的时候消灭他，就又和韩信、彭越、刘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即今江苏徐州） 的项羽部队。终于布置了几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这时，项羽手下的兵士已经很少，粮食又没有了。夜间听见四面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了楚地了吗？ 为什么他的部队里面楚人这么多呢？”说着，心里已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以酒解忧，自己吟了一首诗，诗曰：“力量能搬动大山啊气势超压当世，时势对我不利啊骏马不能奔驰。骏马不能奔驰啊如何是好，虞姬虞姬啊我怎样安排你！”，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一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虞姬自刎于项羽的马前，项羽英雄末路，带了800余名骑士突围，最终只余下28人。他感到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最终自刎于江边，刘邦独揽天下。
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有项羽听见四周唱起楚歌，感觉吃惊，接着又失败自杀的情节，所以以后的人就用“四面楚歌”这句话，形容人们遭受各方面攻击或逼迫的人事环境，而致陷于孤立窘迫的境地。 凡是陷于此种境地者，其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例如某人因经常与坏人为伍，不事生产，游手好闲；但后来却破那些坏人逼迫的无以为生，求助于别人时，别人也应他平日行为太坏，绝不同情更不理睬，这人所处的境地便是“四面楚歌”。又如学校里讨论学术问题，其学生不学无术（成语，意即没有学术） 、信口雌黄、颠倒是非，同学们群起而攻之，这学生便完全处于孤立地位，这也可叫做 “四面楚歌”。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好好的做人，脚踏实地的做事，若是行差踏错，就未免要遭受“四面楚歌”的厄运了。

《史记 项羽本纪》

2 背水一战
韩信，淮阴（今江苏清江西南）人。他是汉王刘邦手下的大将。为了打败项羽，夺取天下，他为刘邦定计，先攻取了关中，然后东渡黄河，打败并俘虏了背叛刘邦、听命于项羽的魏王豹，接着往东攻打赵王歇。
韩信的部队要通过一道极狭的山口，叫井径口。赵王手下的谋士李左军主张一面堵住井陉口，一面派兵抄小路切断汉军的辎重粮草，韩信的远征部队没有后援，就一定会败走；但大将陈余不听，仗着兵力优势，坚持要与汉军正面作战。 韩信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高兴。他命令部队在离井陉三十里的地方安营，到了半夜，让将士们吃些点心，告诉他们打了胜仗再吃饱饭。随后，他派出两千轻骑从小路隐蔽前进，要他们在赵军离开营地后迅速冲入赵军营地，换上汉军旗号；又派一万军队故意背靠河水排列阵势来引诱赵军。
到了天明，韩信率军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不一会，汉军假意败回水边阵地，赵军全部离开营地，前来追击。这时，韩信命令主力部队出击，背水结阵的士兵因为没有退路，也回身猛扑敌军。赵军无法取胜，正要回营，忽然营中已插遍了汉军旗帜，于是四散奔逃。汉军乘胜追击，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将领们问韩信：“兵法上说，列阵可以背靠山，前面可以临水泽，现在您让我们背靠水排阵，还说打败赵军再饱饱地吃一顿，我们当时不相信，然而竟然取胜了，这是一种什么策略呢？”
韩信笑着说：“这也是兵法上有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如果是有退路的地方，士兵都逃散了，怎么能让他们拼命呢！”
这个故事演化出成语“背水一战”，多用于军事行动，也可用于比哺有“决战”性质的行动。
《史记 淮阴侯列传》

『叁』 司马迁故事

出生于史官世家的司马迁十岁起就开始读古文，接受父亲的教育，良好的家教对他后来的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后来司马迁跟随父亲前往长安，同孔安国和董仲舒学习了《春秋》和《古文尚书》。十九岁的司马迁就成为了补博士子弟。二十岁的司马迁开始游历天下。司马迁的足迹到过夏禹遗迹、会稽、姑苏、五湖、淮阴、丰沛、大梁、孔孟之乡、逐鹿、长城等，游历的地方多是历史名人的故事发生地和家乡，在游历中司马迁更是开阔了眼界，为之后《史记》的撰写积累了丰富知识。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司马迁与唐都等人一同创立了《太初历》，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公元前99年，李陵因被匈奴击败而降敌，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而被汉武帝判以死刑。单位了完成《史记》，司马迁自请宫刑而免除一死，在狱中司马迁坚持撰写着《史记》。司马迁出狱后担任中书令一职，继续发奋写书，最终得以完成这部著作。公元前87年汉武帝驾崩，司马迁随后离开了长安，不知所向。
司马迁自小学习古文，在父亲的亲身教诲和董仲舒等文人的指导下，司马迁学识更为渊博，他一生为完成《史记》创作而忍辱负重，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留给后世巨大的精神财富，而关于司马迁的故事也必将流芳千古。

『肆』 关于司马迁的故事

1、20岁后他漫游大江南北，到过长城，渡过黄河，登过泰山，经过长江，一路上采访民间传说，考察文物古迹，搜集历史资料。这些活动大大地丰富了他各方面的知识，培育了他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司马迁漫游回来后，当了一名小官。不久他父亲病危，临去世前，拉着司马迁的手说：“我家世世代代都当史官，你将来也会接替这个职务。我早就想写一部通史，但这个愿望实现不了啦！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千万不要忘记啊！”

司马迁坚定地回答说：“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实现您的愿望！”

2、司马迁当了史官，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皇家图书馆里的藏书、档案，整理和考证历史资料。那时的文字都刻在木简上或写在丝绢上，有时一部书就要堆满一间屋子，读书是很不容易的，到41岁那年，他开始写《史记》。

3、马迁因直率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得罪了皇帝，被送进监狱。他在狱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是他又觉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就这样轻易死去，《史记》由谁来完成呢？他决心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

4、50岁那年，司马迁被释放出狱。他更加奋发，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写《史记》中去。他用了14年的时间，终于写成了这部50多万字的著作。《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通史，一共写了3千多年的历史，其中有揭露帝王作恶的文章，也有歌颂奴隶起义故事。

5、司马迁小的时候，是个爱静不爱动的孩子，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着爸爸。白天，小朋
友们都在外边玩儿，司马迁却搬个小板凳坐到爸爸身边，听他读书，看他写字、画画。“爸爸
的大笔可真神奇!”

小司马迁心里想。晚上，吃过饭，司马迁蹦着跳着扑到爸爸怀里，“爸爸，
今天讲什么故事呀?”随着司马迁一天一天长大，他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爸爸知道那么多的事情，会讲那么
多的故事呢?”

原来爸爸都是从书上看到的，可司马迁翻了翻，他一点儿都看不懂，急得都要哭了。
从那天开始，司马迁跟着爸爸学认字了。

(4)司马迁的故事扩展阅读

司马迁生平：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 。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伍』 司马迁的故事

司马迁的祖上在一千年都是修史的官儿。

他的父亲司马谈自然也是修史的官儿。

司马迁出身在河南龙门，在黄河之北。在司马迁稍微大一点后，他就是开始学习古文。他的古文根基是家学渊源，很是扎实和牢固。而到了二十岁上下的时候，司马迁就不满足家学传统而到四处去游学了。他先后跟了当世的百家大师学习各门派的学说，又跟儒家大师董仲舒学习儒家的经典。在司马迁年轻的心灵里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观念的影子。他的视野开阔，观点不局限一隅。

在游学中，他先后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疑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就在这一年，汉朝国势大盛，皇帝决定要封禅泰山。而在皇帝的心目中，那些峨冠博带的人才是汉朝的精英，他们才配和皇帝一道去祭祀天地。而史官就只是用来做摆设的人，没有资格去祭祀天地。这使得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很是义愤和不满。史官上掌天文，祭祀上天难道不需要史官吗？

司马谈给儿子司马迁说：

“时间一晃千年，做史官的就是要现在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和做出及时的评论，那就是千年以后，人们还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真相。而当今不注重史官，那千岁后的人又会如何看待当今的盛世呢？为父打算写一本完整的史书，看来只是预备了一些资料，我是不成了，将来的事情就得看你的了。”

瘦小而矮小的司马迁对他父亲一躬到地，说：

“儿子虽然鲁钝，但是我也会锲而不舍地把您的事业坚持下来，请父亲放心。”

“我对你很放心的。我马上就要辞职，在我辞职后，按照常规，你很快就会继承我的位置做上太史令的，你可要认真记录历史，不要虚妄不实。”

“儿谨尊严命。”

在父子对话不久，司马迁就真的做上汉朝的太史令。而这个时候，写一本完整的反应华夏历史的书籍的想法也渐渐地在司马迁的内心酝酿了。他把他的这个想法给他的两个朋友说了。这两个朋友一个是任安、一个是大夫壶遂。关于即将要写的那本书，司马迁和壶遂有一番精彩的对话。

司马迁说：“周公著述”易经“天下兴盛，而五百年后孔子著述《春秋》而乱臣贼子不敢胡作非为。而现在，又是一个盛世，我就要做一本史书用来流传后代。这样事情，我们汉朝我一定得出头来完成，可不敢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做了。”

壶遂问：“那孔子当年为什么会做《春秋》呢？”

“我听董生讲：‘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

壶遂又说：“孔子的时候，上面没有一个贤明的君主，所以天道沦丧，而现在不同了明君在上，次序井然，还需要你去写什么史书吗？”

“此一时彼一时啊。孔子的时候需要立规矩判明好人歹人，而现在就需要我们这些做史官的人去记录现在的盛事，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经过这次辩论，司马迁更加坚定了写一本完整史书的决心。写史书可不比其它。他需要的资料是非常多的，而那个年月，很多资料在战乱中毁掉了，而且在秦始皇的时候的焚书坑儒，又人为地损毁了许多的资料。于是，本来司马谈就打算动笔的史书，在司马谈的一生也没有机会动笔，他用了一生的时间来整理和收集资料了。而到司马迁的时候，收集资料也还是一件很要紧的工作。

于是，年轻的司马迁就先后走访了黄帝的故乡、大禹出身地、秦国开国的基地、刘邦出生的沛县、项羽大战的巨鹿、垓下、乌江……整个汉朝的天下几乎走了一个遍。在走访是时候，司马迁还不光是看各地的地方志，还特别注重收集民间的传说，他认为，在民间的传说当中也包含了很多地方志里遗漏了的重要的资料。

一年、一年、又一年……资料在缓慢地收集中……

这一年，将军李陵被匈奴生擒。其实，在汉朝，叛逃的王爷和将军不胜枚举。而在这个时候，叛逃匈奴已经被认为是一项大罪了。满朝的人，哪怕就是这个李陵的至亲好友也钳口不语。但是，这个时候，和李陵的关系和交情都很泛泛的司马迁出来为李陵开脱和说情了。司马迁是在皇帝下严召不准任何人给李陵求情的第二天为李陵求情的。皇帝大怒了。本来预备处死这个司马迁的。但是，廷尉府按照汉律，只能给他要么实施宫刑，就是切除性腺，另一个刑罚才是死刑。

在这样的选择面前，司马迁想起他和他的父亲几十年来的辛苦的整理，辛苦的收集的资料，而现在，这些资料基本整理完备，就要开笔动手写作了。他可不想自己的大好的生命死在还没有半点功绩的时候。虽然受宫刑生不如死，在一般人看来，死刑都更好受，而受刀斧之刑，而自己就从此不再齐全，连入祖坟的权利都不再享用了。就是这样，司马迁依旧选择了接受宫刑而逃避了死亡。他认为死亡就是形神分裂，就再也不能形神再合了。他要利用自己唯一的一次生命去完成自己祖先交代下来的千年的期盼。

而在这个时候，他的另外一个朋友任安因为太子的事件被牵连被判处了死刑。在给这个朋友最后的一封书信中，司马迁提到：

“古时候身虽富贵而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著称于世，那就是：西伯姬昌披拘禁而演绎《周易》；孔子受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都是一些圣贤发愤而写作的。这些都是人们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之处，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使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象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于不能被人重用，便退而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留下没有实行的文章来表露自己的本心。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之言。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怒色。我一定会把这部书写完成、写优秀的。你地下有知，就请一定勉励我吧。”

司马迁在遭受这样的灾祸后就正式开始动笔写作他的史书了。他参考了春秋的一些写法，但是又纵横结合，在大的方面按照时间为线索，在局部又按照人物和类别，很综合性地把他的全书精细地做一个系统安置。很好地解决了断代史人物不清、传记史时间不清的毛病，同时还采用了相互勾稽法的手法，使得内容既相互应征同时还行文简练干净。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司马迁还采用了揣摩和换位想象的法子，以今推古、以己度人，使得他笔下的人物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好像我们在事隔两千多年后还可以看见项羽的威猛和专情、刘邦的无赖和爱民。其实，司马迁自己也没有见过他们二位的，他们年长了司马迁八九十岁的。但是，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谁又谁司马迁对项羽、刘邦的记录不真实呢？当然，在不少问题上，司马迁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考古的麻烦的。他的史书依据的传言和神话相当多，还有的因为他文学家的气质和战国的遗风使得他语焉不详，留下了不少历史的空白和漏洞。在细节上也使得我们很难去考证那些早已经尘封的事情了。

虽然如此，司马迁和他的史书，他连个名字也没有这个这本书留下就匆匆地走了，他到哪里去了呢？无人知道。但是他的这本被后人尊为经典的号称《史记》的书却让我们认识了两千多年到五千多年前的中国和中国曾经发生的事情。要是没有司马迁，我们中国的历史就会更加地混沌，就像世无生孔子，万古成暗夜一样，司马迁也是中国的圣人！他让中国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是何处人的后代，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有了这些认识，我们才不会数典忘祖，才不会不知道自己的根

『陆』 司马迁的故事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于公元前87年，48岁终。现司马迁墓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迁有赋八篇，但大都不传，只有《悲士不遇赋》保存在唐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卷三十之中。

补注1：关于司马迁出生年份的争论

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

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柒』 司马迁的小故事

『捌』 司马迁的故事的历史背景

一、 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字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二、 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发愤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