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故事稿

Ⅰ 辉煌六十年讲故事比赛稿

1949新中国的成立使祖国母亲彻底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中国这头东方睡狮开始慢慢觉醒，但却步履维艰，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从此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华大地再次焕发了活力，中华民族终于踏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30年的征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沧桑巨变，30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蓬勃的30年！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世界上任何一个重大事项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我国越来越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30年！中华民族犹如钢铁长城一般坚不可摧！97年香港回归，99年澳门回归；1998年面对南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2003年面对让人闻风丧胆的非典疫情，2008年面对十几个省份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以及四川大地震，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手挽手将一个个磨难踩在脚下。
改革开放的 30年，我们国家在进步，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听爸爸妈妈讲，他们小的时候，生活非常困难，吃饭用粮票，买布用布票， 很多商品都凭票供应，有时为买生活用品需排很长时间的队，吃的是玉米面，只能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上大米和肉，只能在过年时才能穿上新衣裳。对此，我们现在的生活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衣食无忧，每天的生活都像是在过节一样，我们可以在计算机上学习查找资料，可以在计算机上玩游戏，享受网络世界带给我们的快乐，这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生活。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新的30年！2008年，神舟七号载人航天卫星，是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宇行员出舱，而且顺利返回；炎黄子孙的千年奔月梦成为了现实！中国航天人在摸索中让祖国一跃成为航天科技强国！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30年！而今年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上我们的体育健儿更是一举夺得51枚金牌，100枚奖牌位具金牌榜第一的骄人成绩。
改革开放的30年，是辉煌的30年。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努力把自己造就成祖国有用之材，将来用我们的双手建设伟大的祖国，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更加强大，更加美好。 我们坚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将出现一个又一个辉煌的30年！中华民族的崛起，必将让世界为我们自豪！
历史性的变革，划时代的飞跃
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得必须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他们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因此，他率先提出了中国必须走改革开放之路。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实现和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之所以是必经之路，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改革开放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每次抉择必须通过大会商议决定。第二，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在实行三年必须要通过实验基地的实验，好的话就在全国大力推广，不好就停止，放弃。也就相当于小平同志所说的，咱们不能一步到位，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探索，结果绝对是保险，安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祈祷大大的推动做用的。
三十年前的中国，国力衰微，经济落后，科技发展缓慢，人民生活不能满足，吃不饱，穿不暖，人民过着空前水深火热的生活，人多物资少，只是希望能不挨饿，不受冻就万事大吉了。但今天的中国，是他们当时想都不敢想的。这一切的一切，这么伟大的转变，都来源于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国伟大的中国伟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中国怎样实行改革开放，历史性的变革从此揭开序幕。接下来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团结奋斗，进行改革开放，为实现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不断拼搏，不断进取。
改革开放的三的十年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走过了多少坎坷荆棘，是多少中华儿女，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换来的，多么的来之不易啊。他们的付出，他们的辛苦，他们的汗水。为我们创造了祖国的今天。那么，我们有合理不去早就祖国的明天呢？
中火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着五千年的蕴含和积淀，曾在汉唐时期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有辽阔的疆域，丰富的资源。由于近代统治者的腐朽无能，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让，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牛马不如。1949年，以毛泽东无首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才获得了民族解放，民族自由。在新中国成立后后又由于四人帮的搞破坏，高搞专政特权弄大跃进，使中国车车得不到发展。1978年，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粉碎四人帮的阴谋，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的新天地，为中华民族描绘特色社会主义宏伟蓝图。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华大地一片繁荣景象，国家发展迅速。国家实力日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整整三十年快时代的飞跃在今天已经展现的淋漓尽致，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中华民族的不甘落后，中华人民的团结奋斗在今天用实际证实了.
我们以岳飞的一首《满江红》，以文天祥的一首《正气歌，以鲁迅的一首《呐喊》，以朱自清的一首《背影》长向您不去的脊梁与骨气，唱响您不屈的尊严与神圣。我们以瞿秋白手中那束野花，以方志敏身上的那份清贫，以杨靖宇腰中的那书草根，以焦裕禄面前的那盏油灯，以孔繁森雪原上留下的那份脚印，唱响您的坚韧与顽强，畅想您的灵魂与精神。
改革开放，让我们以采薇采茶的手，编织彩灯云锦，让我们以喊江喊海的喉咙，在金黄季节的金黄般的早晨，唱响国歌和五星红旗，唱响千百年来朝朝暮暮澎湃的激情。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有了如今黄河猛，长江壮，泰山雄，昆仑莽，万河山河浩浩荡荡以天安门前走过，走过一队队徐洪刚，走过一队队雷锋，走过一队队李向群，走出中国人民最风流最风光最风情的步伐，走出中华民族最壮观，最壮美的方阵。仰望蓝天，神州飞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峡工程旷世神奇。
改革开放，成就斐然，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相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嫦娥奔月使我们祖先几千年伟大的梦想，奥运会成功举办，圆梦百年，这一系列成功，证明了今天我们的强大实力，改革开放特大成就。
中华民族像一个巨人，屹立在世界东方。为了实现我们 的光荣使命，我们必须努力学习，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人类的灿烂文化武装自己。学号将设祖国的本领。在明天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奉献聪明才智。我坚信，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祖国的明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经济更繁荣，人们更幸福，国力更强盛，祖国的明天更美好，继往开来的中华民族会更加辉煌！

Ⅱ 改革开放三十年故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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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30年来社会价值观的演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在人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基本价值观，也逐步被新的观念所替代。

1、越穷越革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以前，传统的基本价值观是极其仇富的，“越穷越革命”，“富了要变修”，“为富”必然“不仁”，似乎“穷”才是革命人民应有的本色，而“富”则是反动的，落后的，应该受到鄙视的。

改革开放以后，首先提出的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断言，“中国不会出现百万富翁”，意思是不会出现贫富的巨大悬殊。事实上，到了现在，不止百万富翁，更富的富翁不断涌现，贫富差距过大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

2、不斗争不能进步；共建和谐社会

三十多年前，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哲学”，“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都行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要斗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来。在国内，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准备时刻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在国际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口号震天响。

现在，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共建和谐世界”的口号。按照权威的解释，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斗争”到“和谐”，实在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3、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年代，人们好象跟知识分子结了仇，知识分子的终身任务就是“改造世界观”。“知识分子如果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必将一事无成。”到后来，更提出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知识分子被批为“臭老九”，是列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种坏人。在所有社会阶层中，工农兵是最上等的人群,“反潮流”成为时尚，“白卷先生”成为英雄。

干部队伍要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把“知识化”也列为选拔干部的标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新时期较早的观念之一。到现在，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上大学，上名牌大学，“望子成龙”空前惨烈。以高学历、高水平为荣，而不是以掌握知识为耻，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4、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所有国民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要是不幸贪上一个地主富农或资本家的出身，一辈子都会抬不起头来，受到社会的歧视。虽然说有“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教导，但无论升学、参军、入党入团，还是找对象，一看你的出身不好，十之八九就请靠边站吧。根据“龙生龙、凤生凤”原则，你就是一个小地主，就是“狗崽子”，生下来就是坏人，充其量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也是，解放已经几十年了，连战犯都宽大释放了，这个帽子还要戴到什么时候呢？到了现在，年轻人不知道“地主”是个什么概念，恐怕在民间流行的网络游戏里才能找到吧。

5、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

当年我们满脑子都是“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数次地发誓，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救受苦受难的同胞。既然是“解放”，当然指的是武力解决，就像《渡江侦察记》一类电影里描述的那样，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使和平统一祖国成为可能，要尽最大的努力促进国家的最终统一。当然，和平解决是我们的愿望，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先是“汪辜会谈”，“九二共识”，再到“国共会晤”，实现“三通”，统一的道路并不平坦。

6、批林批孔批宋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跟古人较劲，是我们的一大爱好。批林彪要批孔老二，批儒家，孔孟之道是害人之道，三字经是害人经，要全党全军评《水浒》，批宋江，批胡风的反革命文艺思想，还要批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潮。就连新出版的《水浒》，封面上都要写上“供批判用”。严重的时候，光批还不解气，要焚书，毁庙，还要掘墓，鞭尸，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先人不可再生的宝贵遗产，要很好地加以保护和开发。中国已经有故宫、避暑山庄、曲阜三孔、莫高窟、平遥古城等二十多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遗产称号。

7、支援世界革命；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领导着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当时的对外经贸合作，主要的内容就是“对外援助”，叫做“支援世界革命”，而且这个援助还都是无偿的对外援助。主要对象是“同志加兄弟”的越南、“用鲜血凝成战斗友谊”的朝鲜、“地中海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还有著名的坦赞铁路。

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是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也是对“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关系的重新定位吧。虽然还有一定的无偿援助，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更是量力而行的。总是“赔本赚吆喝”，给了谁也不愿意。何况，我们并没有赚来“吆喝”,小兄弟们翻脸就不认人了。

8、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改革，扩大开放

内因是变化的依据，这是辩证法的观点，但那个时候把它强调的过头了。谁要敢说向外国学习，很快就会给你戴上“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甚至“帝国主义走狗”的帽子。唐山地震，中国事实上拒绝了所有的人力物力援助，因为，“中国人民的骨头是最硬的”。

大胆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的口号。十二大的时候，又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再以后，走出去请进来成为常事，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格局。汶川地震的时候，则开宗明义呼吁国际社会给予紧急援助。

9、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途径；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

中国革命胜利走的是“农村保卫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且，我们从课本上学来的也是“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途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鼓吹“议会道路”、“和平过度”的流派都被斥为“现代修正主义”，是马列主义最危险的敌人。

现在，从领导人会见外宾时的讲话，或者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谈话中，经常听到“某国的事情是某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每个国家都有选择发展自己道路的权利”，“我们尊重别国人民根据自己情况选择的发展道路”这样的话语，决不轻易对别人的事情发表意见。

10、时刻准备打仗；维护世界和平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要时刻准备打仗，消灭一切胆敢入侵之敌。时刻讲备战，军工企业遍布城乡，防空洞四通八达，军队数量居高不下。而且，在我们的骨子里，还潜藏着“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宏图，想打仗、盼打仗，更是年轻一代常有的心态。

为建设现代化的需要，我们需要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判定世界不会发生大的战争。基于这样的认识，军队几度裁员，兵工企业转产，军队建设更加突出了“现代化、信息化”，要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11、割资本主义尾巴；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们最担心“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最担心“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最担心“复辟资本主义”，最担心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要时刻警惕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警惕他们的复辟阴谋。所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让社会主义铁打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从意识形态的圈子里跳出来，强调“三个有利于”，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随便贴上姓资、姓社的标签。

12、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社会发展中还存在深层次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我们从各种广播里听到的总是“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谁怕谁”，总是“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那些散布“小道消息”的人，会被指责为“给社会主义抹黑”，甚至是“向党疯狂进攻”。

现在，我们首先承认我们的社会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认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农村中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城市里就业形势还相当严峻，贪污腐化现象还屡禁不止，安全生产还让人担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还有相当的差距。因为只有承认不足，才会有改进和提高。

13、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当年的每一个中小学生翻开自己的课本，都会在扉页上看到这样的教导。“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学生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

后来，已经缩短了的学制又加长了，小学成了六年，中学也成了六年。除了学习文化，学生们没有了其他的学习任务，升学率成为学校最重要的指标。由此而来的，是课业负担日益加重，书包更像一个旅行包。天天嚷着减负，可始终减不下来。

14、先生产后生活；先生活后生产

关于“私”字，有这样几句著名的话，“要大公无私”，“要斗私批修”，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说明了“私”是可耻的，是最见不得人的。什么“以人为本”，那可是受批判的口号。表现在资源的使用上，例如电，工厂里电灯长明，而即便是在城市的民居，必须煤油灯、电石灯常备不怠。

现如今，“以人为本”、“促进民生”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生产”和“生活”的顺序彻底颠倒了。本来嘛，“生产”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生活”吗？昨天听到中央台的广播，南方一个钢铁公司用电紧张，为保证居民生活用电，不得不每天停产几个小时。

世道真是变了啊。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补充：

这个大约是5到6分钟，不过可以稍作简略，您可以把不需要的地方删掉。

Ⅲ 求篇历史故事演讲稿

我学的历史上有许多的故事都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故事，如果你要表演的话，你可以选择春秋战国那些大小战役或者是那些谋略家的故事。

Ⅳ 辉煌六十年 我和我的祖国 讲故事比赛故事稿

我在春节的时候长辈讲述了六十年前的事。六十年前，正值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回顾以前的事长辈们都颇有感触。尤其是奶奶，她一下子讲了好多事让我印象深刻。下面列举几件：
1.“我小时侯，很久才来一次卖糖吃的糖贩子。我那时唯一的零食就是地里的番薯，所以糖贩子一来，我很多时候都要买来吃。家里当然不舍得给我那么多钱买糖吃，常常都没得吃或只有一颗吃。有一次，糖贩子来了，我向爷爷要钱买糖，爷爷没给我钱，不知道是舍不得还是没有那么多钱。那时我还幼小，不懂得太多事，爷爷便拿一张纸给我，糊弄我，我还以为是钱呢，拿着纸兴冲冲地去买糖吃。结果糖贩子说这不是钱，糖就又没吃成了。”我听了，心里暗暗想，再穷，不会连糖也买不起！再想想现在，有的孩子每天都要吃糖，还不只是一颗，要吃一大包。还有些孩子，每天都要吃一大堆的零食！
2.大姨接着说：“以前大家无论如何去辛苦劳作，工资始终就是几十块，最多也不超600。再比比现在，一个清洁工一个月起码七八百的工资。以前的话，恐怕只有几十。几十和七百谁都愿意干七百的。中间搁了600多块，再改革开放前的社会，600就差不多是个富翁了。不说七百的工作，很多人自己创业，一个月便是以万为单位的收入。还有的是在家创业，方式各种各样，收入逐渐日益增多。”
3.“以前人们大多都走路或骑三轮车，只有城市里才有摩托车啊，等等。走路是个艰苦的活动，腿会瘫软，脚会酸痛。相比之下，城市里那些骑摩托车可要舒服多啦！可是现在不同了。先谈农村，有了以前没有的摩托车，电瓶车，甚至还有小轿车。有些富一些的农家，竟然还盖起了别墅。而城市里更不用说了，处处是车。汽车、自行车、货车、面包车、小轿车……这些都是私家车，看一下公家车：客车，火车，巴士……还有水里的船，天上的飞机，地下的地铁……”
再想想，之所以有这天壤之别，是因为——想必大家都明白，那是传奇千古的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无限的幸福！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这是中国的顶梁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今天！这是先辈的心血，这是中国的心血！共产党拯救了中国！

绚丽多彩的服饰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上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当时人们做衣的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晚年的孙中山经常穿的服装在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中间显得格外突出，人们把这种服装称作中山装，并把它的款式与孙中山的革命信仰和原则联系在一起，比如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袖子上的三颗纽扣则代表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中山装成为国民革命的象征，实际上国民党早已叛变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将近20年。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为人民的普遍选择。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男性穿中山装，显得庄重、精神。中山装十分正统，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也都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缺乏创新。后来演变成经过一定改进的人民装。也就是从那时起，一种来自苏联的双排扣制服——“列宁装”，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流行起来。它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样式为西装开领，双排扣，各有三个纽扣，腰中束一根布带。这款服装后来竟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其中，革命女干部几乎是人人必穿列宁装，以显示其革命。

50年代的人们崇尚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了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1956年，三大改造开始轰轰烈烈的进行，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布拉吉裙在中国的流行，得归功于一位苏联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女性应该人人穿花衣，以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面貌”。于是，色彩鲜艳的布拉吉裙成了各大中城市最亮丽的风景。
在讲求勤俭的年代，美丽的服装大多是家庭制作而来。巧手的姑娘和母亲们按照画报上的服装裁剪式样，自己动手，使军装变得合身，棉布衬衣变得漂亮。而此时的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表现。后来，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从那时开始，中山装的流行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
6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到1960年棉花大幅减产，棉布定量为每人21尺。人们买服装、棉布和日用纺织品都要凭布票，为了尽可能地节约，购买服装的标准是耐磨和耐赃，灰、黑、蓝色成为街头流行色，千篇一样、季节不分、男女不分的服装样式也更通行了。一位漫画家曾经形象地描绘出“人人一身蓝”的情景。
“文化大革命”时，拥有一套军装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理想。青少年喜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军帽，肩挎草绿色书包。这一身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很奢侈、很有派头的了。当然，艰苦朴素还是那时最主流的时尚。为了表现自己的艰苦朴素，有人甚至将新买的衣服在水中做旧，或者在并未被损坏的衣服上打上几个补丁。这种今人看来相当可笑的行为，但在文革十年中盛行一时。当时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还有一首歌，也同样飘荡在建国初期的大街小巷:勤俭是咱的好传统呀，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但是，即使在色彩单一的年代，人们的爱美之心也依然会流露出来，一位摄影师把这种流露称之为“挡不住的春光”，这种自然而然传递出的美的追求，是一个时代留在人们脑海中深深的印记。

改革开放以来，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久违了的爱情故事，加上片中女主角新颖的时装，都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她在影片中换了多少套衣服，成为当时年轻人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一时期，戴太阳镜、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成为时尚，很多人看不习惯，但年轻人却从中找到个性和自我的感觉。
1981年成立的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美国洛杉机奥运会上实现“三连冠”的时候，北京流行起了运动装。色彩鲜艳的运动装成为爱美的人们首选服装。人们几乎随时随地地穿着运动服，甚至还成为了学生的校服和工人的厂服。
90年代到21世纪，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
从服装的变化上，我们看出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内心观念的转变。服饰的变化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以往的“从众”心理到“追求个性”。服饰的变化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表现。

Ⅳ 改革开放30年故事 演讲稿 小学

30年岁月，让改革开放的30年包容了一切，岁月流逝，时驰势易。今天，我们站在2008这个的时间点上，在略带沧桑感回顾改革开放30的经验的同时，更是满怀激情地做好北京奥运会的各项工作。30年中那些曾经亲历的切肤之痛，与至今仍然咀嚼不尽的喜悦，永远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的成长岁月只是改革开放逐渐辉煌的一段。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不会有如此的深刻记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也不会有这样优越的学习环境。我很欣慰，我沐浴着改革开放的阳光幸福成长。愿改革开放继续积极稳妥的顺利进行，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美好！
春天的故事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这首《春天的故事》，相信大家应当都不陌生。这位老人，就是改革开放的总指挥——邓小平爷爷。
我们从历史书上了解到，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特殊的会议，更是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今年，是2008年，正直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少年儿童，正是沐浴在改革开放的阳光下茁壮成长的小树苗，见证着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
今天，就让我们伴随着《春天的故事》，来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变化。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蓬勃的30年！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人过上了好日子。小时候，还是5，6岁时，我家住在中山路上的平房。记忆中的中山路，没有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最多的只是自行车。还有那种黄包车，两个人坐在上面，一个“拉车”的蹬着三轮，穿梭在芜湖的大街小巷。在那个时侯，黄包车就是比较有的钱人的交通工具了。现在的中山路，已经改造成一条繁华的商业步行街，每天人来人往，灯火通明，步行街上种植了各种花草，屹立着形态各异的雕塑，镜湖之畔各式喷泉在灯光下交相辉映，那是多么美妙的风景！而我们家，早已住上的多层的的小区。虽然不在市中心了，但是小区的环境优美，我们的居住条件可是大幅提高！不仅是在芜湖市，全国各地的经济都发展迅猛。在沿海地区设立的经济特区，如深圳等，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
“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辉啊暖透了大江两岸。”在这30年中，我国政府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初中生，正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每个人无论贫富贵贱多项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了保证寻常百姓的安居乐业，就业成了民生之本；为了适应不久后的“人口老龄化”，我国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国家一项项利国利民的政策，无不温暖着大江南北老百姓的心啊！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社会的和谐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新的30年！从1979年远程火箭发射试验成功，到2003年“神五”升天，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再到2005年神舟六号载人航天卫星顺利返回，中国航天人在摸索中让祖国一跃成为航天科技强国！2008年，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炎黄子孙的千年奔月梦成为了现实！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30年！1984年许海峰摘得中国奥运首枚金牌，自此之后，中华体育健儿奋勇争先：2000年悉尼奥运，中国代表团收获28枚金牌，取得了金牌榜和奖牌榜均名列第三的佳绩；04年雅典，中国军团更是将金牌总数扩增到32枚，位列金牌榜第2位！而今年，奥运大幕在中华大地上拉开，我们成为了奥运的主人！中国队这次勇夺51枚金牌，名列金牌榜第一，创历史新高！
“啊，中国，中国，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30年的征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沧桑巨变，30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我们坚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将出现一个又一个辉煌的30年！

Ⅵ 小学改革开放故事稿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小学X年级X班的XXX，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床”的故事。

早在10年前，大家能猜出我们家睡的是什么样的床吗？它是一张木板床，躺上去和睡在地上没什么两样。小时候，不是被硬木板撞破了头，就是被扯坏了花衣服。

两年后，爸爸从市场上买了张竹床，这下，我们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我高兴地拍着小手围着转呀转，就像吃了两罐蜜似的。可好景不长，竹床渐渐不听话了。睡在上面摇摇晃晃，“吱吱呀呀”乱叫。而且，你要是惹了它，一不小心就会受“皮肉苦”。它那尖锐的嘴巴可不“饶人”——一旦把你夹住，准会叫你摸着屁股直喊疼。我就被它捉弄过好几次，那滋味儿可不好受。每当这时，妈妈的脸上总会堆起“乌云”怒向竹床。

就在去年，经过村委会的批准，我家办起了厂子。呵，爸爸妈妈的生意可真红火，没几个月，收入就上了万元。这不，今年我家搬进了新楼房。搬家那天，竹床就被直接请进了储藏室。而住进房间的是两张崭新的大绵床，身着一身花裙子，乳白色的皮肤真好看！爸爸瞧着，乐呵呵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妈妈望着，喜滋滋的脸上放出了青春的光彩；奶奶看了，褶皱的脸庞泛起了两片红晕；我呢，索性趴在了上面，想美美地睡一觉。

“呵，现在的日子变化太大了，就这床吧，以前连想也没想过！”爷爷捋着胡须笑着说。

“这可是名牌啊，是咱自己制造出来的，叫席-梦-思。”爸爸自豪的对爷爷说。

“现在呀，这床也有了稀奇古怪的名字，叫啥……啥席思的。”奶奶这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晚上，我抢先睡在床上。呵，软绵绵的，真舒服！从现在起，我的额头再也被撞成青一块紫一块了，屁股也不会成肉包子了——改革开放的春风真是吹遍了每一个角落。

看看我们家这几年来床的更新换代，真令人欣慰无比！我摸着这柔软无比的被单，久久地陷入了沉思：明天，明天这张床不知又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想：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床也会变得更加舒适！

谢谢大家！

又是一个周末，妈妈做了一桌子好菜，我身为食肉动物绝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呼呼”一碗饭下肚啦，桌子上下了一场雪，到处是饭粒。妈妈沉下脸来，严肃的说：“你碗里没吃干净，太浪费。”我很不高兴，又不敢顶嘴。外婆忙和稀泥：“现在怎么和以前一样呢？”妈妈生气了：“现在的孩子就是不知道珍惜。”外婆坚决的和我站在一边，妈妈势单力薄，我心里暗暗得意。

妈妈望着外婆，温和的问：您还记得小时候带着我们去买肉的情景吗？

外婆感叹道：怎么不记得？那时生活不富裕，买肉要肉票，买粮要粮票。

票？什么票？买东西还要票吗？

外婆摸摸我的头：现在不要了，超市里什么都有，你想买什么就有什么。而且，疏菜不分时令，一年四季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妈妈感叹道： 我们过生日您都要亲自给我们做个小蛋糕， 可那时，在市场上很少有生日用的小蜡烛，于是每逢过年时，您就多买些小孩点灯笼用的小蜡烛存着，等家里有谁过生日时插在蛋糕上。

现在生活好了，生日蛋糕可漂亮啦，还有精美的小蜡烛。说完我用眼瞄瞄外婆，外婆心领神会，马上端正态度：对呀过去是过去，现在不要让孩子再吃我们的苦。

妈妈严肃的说：我不想让他吃苦，我只是希望他懂得珍惜。今天的好日子，是祖国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无数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论是一粒饭还是……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嘛。我不耐烦的抢嘴。

外婆瞪了我一眼：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日子好啦该享受，可也不能浪费，老师教的诗可不是拿来顶嘴的。

糟啦，外婆彻底转移阵线啦。我心里慌乱起来，也觉得自己很不对。

这时爸爸下班回来啦。“走，我们去城里看汽车。”爸爸早就想买汽车啦。

“好呀，好呀！以后出门可以坐小汽车啦。”我马上赞同，也好趁机结束战斗。

外婆笑眯眯的说：真没想到，老啦老啦，还开洋荤坐上私家车了。不过，现在公交车也很方便，线路多，还带冷暖空调的呢。

“以后的好日子多了。”爸爸拍拍我的头，“小子，你们可是掉到蜜罐里啦。”

妈妈故意生气的说：他还不知足呢！

我调皮的吐吐舌头：人不知足，才会更努力呢。

外婆哈哈大笑：这就对了。

爸爸妈妈也笑了，家里充满了笑声，这笑声里有日子越过越好的满足，有祖国越来越强大的自豪，有未来会越来越精彩的信心。

我情不自禁的哼起歌来： 明天会更好。

Ⅶ 革开放三十年改故事演讲稿

改革开放使种田人空前地轻松了
“双抢”时节，不单是蚊子多，还有其它的多种稻飞虫，穿上长裤子，戴上帽子，还是会咬的，总得把裤子和袖子扎起来吧，要不怎么劳动呢？那蚊子可以叮咬到衣服里面去。水里还有蚂蟥，被蚂蟥咬了，有时候是不易发觉的，直到它吃成了胖乎乎的身子走了，才会知道。蚂蟥咬了以后，它离开了伤口，伤口还要流好多的血。
• 改革开放使种田人空前地轻松多了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之中，中国人民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为四川灾区人民捐款；接着观看两个奥运会的盛况；欣赏神七宇航员成功出舱；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来的辉煌成果。这些都是中国人民空前的精神享受！炎黄子孙无不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文人墨客尽情地歌颂祖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辉煌成果！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尊重，对人民的感情。
• 从一层到一层
淅淅沥沥，天空又飘起了雨。“这梅雨天气又开始了啊！”奶奶望着窗外的雨，起身走向里屋，拿出四个水桶，很熟练地走到四个点，将水桶放下——这四个点很明显的向下陷成四个小水坑。后来听奶奶说，那是因为屋顶漏雨，水滴下来造成的。
• 从盲流到“中国第一打工诗人”
改革开放30年，面对这样一个数字，何真宗总是百感交织，这30年间，何真宗就与中国改革开放一起走过了15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何真宗怀着“多挣些钱，过上点好日子”最基本和最单纯的追求，随着中国第二批农民青年开始进城打工，没想到一打就是十五年，从一名盲流到被新华社向全国发新闻通稿赞颂的“中国第一打工诗人”；从一名普工成长为东莞市优秀青年；从一名交警队里的连续九年被评为优秀宣传员到番禺区某镇报的执行主编和资深策划人……
• 优美的风景在屋顶
我所在的城市是位于湘中的娄底市，这是一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新城，是一座从荒山荆棘中开辟出来的现代化新城，如今被评为国家森林城市和全国十大宜居城市之一。
• 幸福的阳台
宽敞明亮的落地窗外，就是我家的阳台。可是，你知道吗，一个普普通通的阳台却演绎着不断变迁着的中国改革开放历史。
• 我家的数码生活
赵薇在博文《刚起》中写道：“早上好，呵呵。试着用最快最短的时间，让自己清醒过来，那就是清晨爬格子(写字)，也是一种锻炼哦，就是没有试过。”
• 记忆中的那辆自行车
那是一辆上海产的“凤凰——18型”自行车，样式美观、轻便、牢固，当时是全国的名牌。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家乡光泽这个小县，象这种名牌车要凭票供应，全县一年分配数量只有几辆，而且都是县里的头头们拿去，普通人家一般有钱都买不到。那个时候，哪家如有一辆这型号自行车，就象今天哪家有小车一样让人羡慕。
• 从“CALL”到“QQ”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那阵子，我被分配到一家物资公司做业务员，因为自己试用期的业绩还算不错，转正以后单位就立马给我配了那只数字“BP”机。那时，能用上“BP”机的人还不是很多，腰间挂上一个，不觉间便感到自己时髦了许多，碰到熟人或朋友更是忘不了抛下句“有事CALL我”，那神气劲儿就甭提啦！
• 饭碗里吃出来的巨大变化
俗话说的好，民以食为天。不管什么年代，人们的生活中都少不了饭桌。只有吃的好了，人们才能安居乐业，才能和谐生活。然而，不同的年代，饭桌上的东西却不一样。佛曰：“一粒米里看世界”，从老百姓的餐桌上的变化，不难看出这改革开放30年让我们感到惊喜的巨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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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菜的不同遭遇
大跃进、浮夸风年代，全国各地陷入物资奇缺和粮荒时期。我的家乡处于桂东南的容县一个小山村，也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粮荒年代，其中，能填肚子、能吃的东西特别短缺。那时的人饿得荒，面黄饥瘦，消化能力特别强，不管什么东西，只要不毒死人都找来吃。野菜更是首选对象。
• 从农家春联看变化
1977年春节，我提前办好放假期间需要办的一切事情，回到阔别10年的家乡。当我走近村里的时候，看到家乡的面貌依旧：几条狭窄崎岖凸凹的土路尘土飞扬、几百所干打垒的土房破旧不堪，心里不觉一阵酸楚！
• 回乡的路
我的家乡在湖北省枣阳市白竹园寺林场、白竹园寺国家森林公园（枣阳籍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黄火青题名）。这里地处桐柏山脉之麓，是湖北省、河南省两省四县、市（枣阳市、随州市、唐河县、桐柏县）的交汇处，可以说是一脚踩两省，两眼望四县。
• “嫁妆”的变迁
表姐家住黑龙江肇东市黎明镇民主新村。30年前，她的大女儿结婚时，表姐和姐夫费了很大劲，才给她买了两床被褥和一对装衣服的小柜儿，作为陪送给女儿的“嫁妆”。
• 衣食住行看变迁
30年，弹指一挥间，30年,风雨苍桑，我们和共和国共同走过，我们是改革开放的见证人！我出生在1962年，说起这30年，那真是有太多的话要说。
• 我的“文房四宝”变脸记
我的“文房四宝”历经几番更新换代，数度升级改造，电脑从台式到液晶再到笔记本，打印机从针式到喷墨式再到激光，还有复印机、传真机、扫描仪……其实“文房”何止“四宝”？
•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变化快
记得小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有着很多关于服装的土话俗语：比如，过年穿的衣服叫做“过年衫”，最好的衣服叫做“亮街衫”，寒天穿的又厚又破的衣服叫做“寒婆衫”，靠一根绳子系住裤头的裤子叫做“斗头裤”，不长不短的那种裤子，因类似于当地捉鳖鱼的渔民下水作业穿的工作裤，而被称为“鳖鱼裤”……
• 骑洋马 看变化
记忆中有句精彩的自行车广告词，“换个步伐前进”，这好像是几年前在西安旅游时看到的一个大型自行车户外广告。想到广告，我又想到了自行车，想到了如今自行车品种、功能的变化，想到了现代交通方式的变化，想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变化。
• 家乡的灯
上世纪70年代，乡亲们照明用的大都是各种各样的煤油灯。家庭收入好一点、讲究一点的，用的是带玻璃灯罩的台灯，出门用的是手电筒、马灯。家庭一般的用的是手工作坊制作的玻璃灯座、白铁皮裹棉纱芯的灯，而大多数乡亲们因为收入差，就只好因陋就简用墨水瓶做小油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亲们，晚上能不外出尽量不外出，实在要出去办事只好用点蜡烛的灯笼。
• 通话世界的“变革”
八十年代中期，打电话这个概念还不是太普及。人们相互间有啥事，又相隔太远的话，大多是靠写信或者让别人捎话来解决的。那时，我在外地读书，想家的时候，就给母亲写信，但一般不打电话，不夸张的说，那个时候和母亲通一次电话是很困难的，期间要费许多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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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我的十宗“最”
作为一个几乎和改革开放同龄的年轻人，虽然不适合过早地回首往事，但在此特殊的时刻，回忆逝去的时光，缕缕过去的事情，还是别有一番情趣和感慨。
• 从“焦头烂额”到“我型我秀”
小时侯，确切地说是不懂得美的时候，我对头发的好坏是不屑一顾的。待到了大一些知道美的时候——大约十八九岁时吧，才对自己的头发发起愁来。
• 家乡小路的三十年变迁
每条路都是大地母亲的皱纹，写满了岁月流失的沧桑；每条路都是希望，留下了不断进步的脚印和一路奔跑的身影；每条路，都是一个选择和一段历史；家乡的那条小路，三十年来，我走出来、走进去，看着他一路变迁，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路的历史记载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和成就。
• 与教育一路同行

30多年来，在父辈们的目光里，我沐浴着基础教育改革的阳光一路走来，一路同行，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基础教育改革30年的巨大变化，如今，我接过父辈们的教鞭，继续着这一平凡而又神圣的使命，毕生年华许孺子，衣带渐宽终不悔，相信通过千千万万的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国家的教育会越来越进步，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可爱，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 春天的故事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春天的故事》这首歌大家都不会陌生，可是在欣赏歌曲的同时，我们又怎能忘记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春天般的故事呢？
• 我家三十年影像
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挎着公文包，满脸兴奋在乡间田野上。他穿着粗布中山装，上衣的两个兜里别着两只钢笔，他偶尔用手捋一捋额前的黑发，他张开嘴，激动之中似乎还在喃喃自语着什么。
• 三代人的产房
我的出生在我们村引起了轰动，因为我是县里第一个剖腹产的，并且动用了我们这个偏僻小县城的所有医护骨干，后来还是医院的院长亲自主刀，连麻醉剂都没有，才让难产的母亲和我一起平平安安的活了下来。我的母亲后来给我取了个很俗气的小名“贵宝”，意思是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还费了那么多的波折才把我生出来。
• 改革开放30年 千姿璀璨润和谐
30年前，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当时是十年文革之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外交流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英明提出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将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进行改革开放。
• 我家的电视
我家的电视作者：邱保青三哥从外地回来的时候，领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友，她就是我的三嫂。可三嫂的家人不同意这门亲事，嫌我家姊妹多、家底薄，就有意为难我家，让我家买台电视，才肯让三嫂过门。
• 由吃黄面饼子想到的……
从七十年代中期逐渐记事起，饭桌上主食多是黑的、黄的，印象中吃得最多的还是黄面饼子。逢年过节家里做几个由白面和地瓜面合成的馒头，或者下几碗带肉馅的饺子，我们哥俩就会大眼瞪小眼地瞅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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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不掉的记忆
每个人都对生活充满着憧憬和向往，只是由于时代环境不同阅历不同生活条件不同，人的梦想也不尽相同，但是处在同一个年代同一个起跑线上的人，他们的向往却会不约而同地不谋而合。下面，让我们循着记忆的闸门一同感受一下如今早已过时的渴望，或许在你我的心底会产生同样的共鸣。
• 记忆中的那辆自行车
那是一辆上海产的“凤凰——18型”自行车，样式美观、轻便、牢固，当时是全国的名牌。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家乡光泽这个小县，象这种名牌车要凭票供应，全县一年分配数量只有几辆，而且都是县里的头头们拿去，普通人家一般有钱都买不到。
• 土锅台-节煤炉-液化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刚记事时，家里的烹饪设备是老祖宗们流传来的用坯砌成的土锅台。熏得浑身黑黢黢的它，顶着两三口黑铁锅，像怪物一样静卧在厨房的一角。它“吃”进柴草点着火后，释放能量烧热铁锅方可做熟饭菜。这种土锅台食量很大，每天至少需半担“口粮”，否则便熄火罢工。
• 老爸 老宅
老爸的“规划”没来得及实施就破灭了。我和弟弟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事业机关，婚后，单位很快分给了住房，我们也先后搬出了老宅。老爸多少有些失落，不过依旧莳弄他的院子，虽少了儿女的喧闹，到也怡然自得。
• 难忘“四两油”的日子
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年代，城里居民一个人一月供应四两食油，平常人家炒菜时，不是像现在随意用锅铲一舀，而是小心翼翼将锅铲贴在油瓶子口接着，一次只能倒一点儿出来，勉强能油油锅底就行，倒完油后还得用手指头在瓶口抹一下，再将沾着油的手指头贴在锅沿口上一刮，那手指头上星点油慢慢的由高向低流入锅中。
• 水之梦
带着烽火烙印的胎记，我出生在硝烟弥漫的年代。日寇的铁蹄践踏了我的家乡。鬼子兵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害得老百姓人心惶惶，苦不堪言。无助的父母，只得祈求上苍保佑我们：在兵荒马乱中安然祥和地度过。并特意为我取了一个吉利的小名——“兵祥”，以寄托这善良的愿望。为了逃难，全家搬到了乡下。
• 八旬老爸的感慨
老爸是在党诞生的那一年(1921年)出生，今年87岁。现在，他耳聪目明，牙齿完好，走路稳健，思维敏捷，说起话来，有条不紊。
• 想起了当年买肉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品市场空前繁荣，想买什么，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生活十分方便，可这要放在3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 1978年的那场考试
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当时很多人包括其我自己并没有留意到这场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变革，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被裹挟在历史发展的滚滚洪流中。当时我在山东邹县工作，我和周围的同事整天为吃喝忙，甚至连“改革开放”这个词都没甚注意，更没有想到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能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乃至我们自己带来什么。
• 乍暖还寒的1978年
1978年五月下旬，安徽沿江江南一带，先是持续多日的晴空万里；紧接着晴空中又刮起了多日的西南风。我所在铜陵南部天坪山区的早稻，没来得及抽穗扬花，就都象冬天的茅草似的枯黄了。端午节后老百姓就巴望着老天能下场暴雨，巴望了百十天，可天天都是红日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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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小学四分钟辉煌60年故事演讲稿

飞腾吧祖国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飞腾吧祖国》。
转眼间，祖国的60周年生日来到了，我心里无比激动。60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的一瞬间，然而，伟大的祖国母亲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创造。
从铅笔到钢笔；从口算到计算机；从马车到火车、飞机：从破旧的呼机到手机；从黑白电视机到液晶电视；从古代四大发明到现代各种各样的机器……一样发明就代表着中国科学的进步，这说明昨天衰弱的中国，已经站起来了。她将飞向新世纪商业的顶峰。
回顾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祖国的繁荣，祖国的昌盛，祖国的进步，这无疑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欣慰。但是，看着我们繁荣的今天，也不免会想起祖国的衰弱。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的抗日战争；1946年的解放战争；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些战争造成了我们中国多大的损失啊，不容置疑，这是中国历史上无法磨灭的侮辱。
现在，中国是多么富强，多么美丽。2008年，奥运盛会，首度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举办。全世界瞩目的奥运会，也在13亿中华人民的支持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使世界人民感受到了中华的强大和中国人民的热情，让他们领略到一个繁荣富强的礼仪之邦，了解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文明古国。
今朝，中国已经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准备奔向明天。回望过去，60年的辉煌成就令我们满怀骄傲与自豪；此时此刻，60年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更确定要充满自信地阔步往前进；展望未来，60年的辉煌成就让祖国插上腾飞的翅膀，在金灿灿的阳光下，翱翔吧，腾飞吧！祖国我爱你

Ⅸ 小学生改革开放三十年故事稿

改革开放三十年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家乡变化大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苏州小女孩。爸爸妈妈经常对我说：“你之所以能过上现在这样幸福快乐的日子，要感谢邓小平爷爷提出‘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有这样一位既优秀又伟大的好领袖，是我们每一位公民的福音啊！” 你们看，短短三十年，苏州里里外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苏州再也不能与过去相提并论了。改革开放之前，苏州是个小城市，到处都是白墙黑瓦的房子。爸爸妈妈曾经告诉过我：像原先的瑞光塔经过岁月的侵蚀早已破旧不堪，附近都是破旧的砖瓦房。但如今经过政府对瑞光塔的维修，以及对周围房屋的翻建打造，面貌已焕然一新，变得美丽迷人，成为旅游景点，是我们苏州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再说说过去的人民路吧！不仅路窄，而且地上哪是什么柏油马路呀？都是一块一块的石板路；一到下雨天就遭了殃，地面容易积水、路上颠簸不平。如今，石板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又平又宽的柏油马路了。 现在的苏州，老百姓生活富裕、高楼大厦随处可见、高架连着工业园区和高新区、处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
改革开放不仅使我的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是日新月异，蒸蒸日上，让世人刮目相看。就说我们的体育吧，1984年许海峰摘得了中国在奥运会中的首枚金牌，这多么令我们骄傲啊！而2008年8月8日，奥运大幕在中华大地上拉开。回忆起我们申奥成功的当时，全国人民欢呼雀跃，普天同庆，每个人都充满了激动的心情；而今年夏天作为第29届的奥运会东道主，中国代表队一共获得了51枚金牌，以“世界第一”的金牌总数完美地结束了“北京奥运会”。
看来，我们还要刻苦努力地学习，让自己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用我们的智慧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更加兴盛。我坚信，只要努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将出现一个又一个“辉煌的30年”！

可以适当改改········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房子的故事
编者按：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黄金岁月”，也是很多人改变人生命运的“黄金岁月”。对于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作为参与者、创造者、见证者和受益者的中国老百姓，可以说感受最真，情意最切，体会最深。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总结30年我们走过的光辉历程，本报从本期起推出我省改革开放30年以来取得的辉煌成果和改革开放给百姓生活带来的种种变化。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和讲述曾经的、现在的、未来的故事和画面。

房子，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人生活的栖息地,也就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热门话题。

30年来，关于房子，有太多的变化。从土房到盖板房、从木头房到水泥房、从平房到楼房、从福利房到商品房，从一家几口人蜗居在不到20平米的斗室里，到现在一家人享受着上百平米的居室……这就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我们告别旧时代的一缕春风。

曾经，一家人挤在20平米的小屋里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这首曾经流行一时的歌曲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房子作为我们生活的起居室，是一所温馨的处地。改革开放让我们告别了曾经住房紧张的局面，在谈及关于改革开放后的住房变化时，76岁高龄的杜大爷激动地对记者诉说着房子的故事。

杜大爷虽年已进入花甲，可精神非常好，面对记者的采访，他的思维好像一下被拉回到了那个荒凉、贫穷、饥饿的年代。“你看过电影《没事偷着乐》吗？看过你肯定记得这样的场景：一家老少挤在一间屋子里，要住上下铺；一大早起来，居民要排队抢着上厕所；为了子女结婚，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加盖屋里长着大树的小房……”这就是我以前的真实写照。杜大爷回忆说，改革开放前的住房十分紧张，单位没有条件分房，他们一家六口人只好租了一间二十平米的平房。“平房是用土坯修的，很简陋。墙是用土块砌的，上面的木头不算大，但还结实，可木头上面的竹子由于时间过久的原因断了或坏了，房子中间常裂开一条缝，土经常掉下来落在我们的头上。而且我们一家六口人根本住不下，平时，小孩只好跑到他同学家去睡觉。尤其是到了冬天，由于房子的密封性很差，我们经常冻得睡不着觉。家里来客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只好站着聊天，那时的情形不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能想像得到的。”杜大爷说。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慢慢有了改观。最早是有些人在现在的湟光街道两旁盖起了二三层的小楼房。后来的几年间，楼房已经越来越普遍、越建越高了。现在我一个人有三间房子，而且面积很大、也很明亮。我们应感谢共产党，感谢改革开放。”

激动总是会在一瞬间表达出人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杜老大爷朴素的言语深刻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对我们生活改变。

平地起高楼

同样有此经历的侯聚物老人告诉记者，他是山西人，1954年随做生意的父亲来到西宁，刚来时，全家人住在“天主教堂”(现解放商场)后院的土坯房中。因为侯老上过小学，被招到西宁汽车一厂去上班。当时因为家里人多，侯老全家9口人就挤在30多平米的房子里。人多房少，没办法，侯老的爷爷又将30多平米的大房间用木板隔离成三间小房子，三个人住一小间。“我睡的那间和厨房连在一起，多日的烟熏火燎地把房子熏得黑糊糊的，很像现在的煤房。”

“当我在湟光看到三层小楼时，不禁叫出声，好高的楼啊……”侯老用手比划着，兴奋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1981年，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西宁汽车一厂盖起了第一栋家属楼，侯老有幸分到了楼房，60多平米，5楼。这时全家人终于有了一个舒舒服服睡觉的地方。随着侯老的儿女们都长大成人，一个个走上工作岗位，现在他们又搬家了，是80多平米的房子。“改革让人民生活富裕了，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了，人们的小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侯老高兴地说。
破烂平房变成漂亮楼房

“学校以前最大的变化是以前破烂不堪的几排平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栋漂亮的楼房。”某中学教师魏老师说。

回想起1990年上初中时的情景，今年35岁的魏老师说，以前学校的面貌真是惨不忍睹。学校的教学楼、宿舍门窗都是敞口的，没有天花板，冬天用砖头垒个土炉子，刚生火时满教室乌烟瘴气，根本没法上课。至于宿舍，为了安全，不能生火，一到晚自习下课，一路小跑回到宿舍，钻进冰冷的被窝，冻的直发抖。没办法，只好两个人挤到一个被窝里互相取暖。

“前几日有机会到母校转了转，看到了母校的变化，真让人惊喜。外观漂亮的教学楼，室内窗明几净，教室里真叫人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而且宿舍也全部都是楼房，由以前的20多人的大宿舍变成了现在8个人的宿舍。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但却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带给人们的实惠，相信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魏老师很自信地说。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

“房子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夜之间无数栋高楼拔地而起，看到这些像是在做梦一样。”今年28岁的中学教师孙延魁说。

孙延魁告诉记者，他老家是农村的，从他记事起，家里一直住着三间用木头盖的房子。但那房子一到下雨天就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经常在半夜弄的一家人用尽了家里的锅碗瓢盆接漏雨。再后来孙延魁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所中学执教，学校给他分了一间20平米的宿舍，虽然比在家时好了许多，但来几个朋友时免不了经常打地铺。去年，小孙在县城按揭贷款卖了一套房子。

家住西宁市经济开发区的李小姐今年25岁，是一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教师，她在谈及自己的住房时，却显得格外轻松。

李小姐说，“我出生在80年代，是家里的独生女。所以在购房时，父母会为我做一定的考虑，比如先替我付首付款，或者为我买好房，但我更想靠银行贷款买房，因为我想自力更生。现在的住房环境相对于小时候好多了，以前虽然我们住的是小二楼，但环境各方面都不好，改革开放30年，青海的楼房由原来多层发展到了现在的十几层、几十层，我们对居住环境也有了更多的选择，过不了几年我也要考虑重新买房，现在人们的观念已由过去的有房住发展到了追求居住环境优越。”

200多平米的房子, 新潮前卫的家用电器。这在西宁市民看来都是让人羡慕不已的,可只有李教授才知道其中的波波折折、酸甜苦辣。李教授永远忘不了当时远方亲戚到家中无处下脚的尴尬局面,也忘不了一家三口争着用书桌的“热闹”场景。作为高校教授的她,不知把床底那些厚厚的书搬了多少个来回,当她从90年代90多平米的房子，搬进200多平米的房子里。她不禁感叹到：“国家政策好,尤其是改革开放让我们百姓受了益,从以前要求房子宽敞到现在要求房子结构合理、物业服务周到,大家的消费观念正在一步步提高,真是可喜啊!”

数字见证发展

据有关部门统计,青海省1978年人均居住面积仅为1.74平方米，到1988年,已增长到7.48平方米,平均每年以6.9%的速度在高速增长,到1997年人均居住面积已接近9.45平方米，至2003年,全省人均居住面积已增到16.9平方米……改革开放30年来,人均居住面积已番了九倍。据资料显示，2008年西宁市计划开工建设各类住房360万平方米，3.5万套。年末建成各类住房1.44万套，建成面积140万平方米；其中政策性住房建设26.16万平方米。这样的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

5月15日，西宁市二期工程经济适用房作为2008年西宁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一直深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计划，二期工程将建设经济适用住房10万平方米，其中配建廉租住房200套，预计年底前建成。二期工程的开工，标志着西宁市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全省各地稳步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切实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据了解，西宁市此前开工建设的一期1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和配建240套廉租住房项目，今年6月份符合申请条件的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即可入住。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百姓一朝更比一朝好的生活。改革开放让我们在历史的变革中感到了温暖，感到了幸福，让我们继续向美好的生活奋力奔跑吧！

出国去挣“四大件”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出国人员一定不会忘记坐落在北京安定门外的那个院子。院子内人头攒动，排长队等着报关的，交外汇券的，提货的——人人兴高采烈，旁人艳羡不已。院外边好多人围着门口，有看热闹的，有想换外汇的，忙得不亦乐乎。那个大院，正是出国人员服务公司的所在地。
拿外汇券买“洋货”的日子

“在安外大院，大门离仓库有二三百米的距离。每天早上，当警卫把门往外一开，黑压压的人群就拿着票往里跑，东西实在供不应求。”中国出国人员服务总公司国内免税部总经理池学锋至今还能清晰地想起当时的场景。

“那时候在讲改革开放，要把家门打开，让国外的一些文化先进来，咱们的人也要走出去。而中国要和世界交融在一起，首先要人员流动。那时，国内的物质需求非常旺盛，但生产能力很差，是短缺经济时代。有出国人员在国外买了电器等东西背回来，一是影响了国人形象，二是把钱花在国外比较可惜。所以就想了个办法，设立一个地方给出国人员提供服务，也同时收回外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向《环球》杂志记者分析了当时的背景。

据记者了解，当时到免税商店买东西，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要出国，并根据政策得到相应的可购买自用物品的数量，也就是所谓的“指标”；二是相对应的一些证明，比如护照等；三就是钱（外汇券）。

受欢迎的日货

“83年，国务院就批准成立了我们这家公司。在这个行业里，我们是领头羊。我们从国外，尤其是日本，把商品买进来，再按照有关免税的政策向出国人员提供商品。商品范围大到摩托车，小到电池，我们都有。出国人员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当时，人们都崇尚日本原装进口，我们有日本所有的牌子，索尼、松下、东芝、日立、三洋……”池学锋介绍说。

的确，在80年代，日本电器让国人趋之若鹜。人民银行一位李女士告诉记者：“1988年，我到澳大利亚出差，因为这次出国，得到了去免税店买一个"大件"的指标。我挑了好久，最后买了松下的彩电，质量相当好，是原产的，后来用了很多年”。

李女士所说的“大件”也是当时时兴的术语。池学锋介绍说：“免税店的商品最初分"大件"、"小件"和"不算件"三类。最初的时候，有旧"四大件"，即电视、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四大件"也升级了，变成彩电、音响、冰箱、洗衣机等等。"小件"则有吸尘器、电熨斗等。再后来，情况又变了，有的"小件"就不算件了，只分要件和不要件。政策是随着市场的需求和改革开放的深化而变化的。”

一扇开了的窗

“80年代人们的愿望太简单了，就是改善现有的生活。怎么改善呢——想办法出国挣几大件。”有人这样形容那个时代的消费观。但就在这样朴素的消费观影响下，中国人走向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西方的一些文明随着他们的商品进入了中国家庭。中国曾经有一度崇尚西方，觉得人家什么都先进，咱们自己生产的什么都不靠谱。这其实是一种文化的撞击，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与国际交融的过程。”池学锋这样评价。

“在开放之前，中国注重重工业的发展，没有什么轻工业。而在那扇窗口打开了之后，国家开始制订一系列的政策以鼓励轻工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我们这样的渠道引进国外的原装产品，另一方面加紧走合资的道路，给合资的企业开了口子。于是，像松下这样的企业就变成了双轨制，一方面在日本维持它的生产线和研发，给我们提供原装的产品，另一方面一条腿踏进了中国，开始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相继建起了40多个厂。这就造就了国外原装品和合资品同步发展的格局。后来，国内厂家的基础技术和生产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很多产品就谈不上原装不原装了。我们就不做电器了。”

对于电器这块被放弃的业务，池学锋一点也不“心疼”。他认为，随着中国工业水平的提高和人们消费观念的提升，业务转向是必须的，而这种升级也是令人欣慰的。

他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如今他们的业务已经开始进入后消费时代，“原来我们的商品以日本产品为主，而现在主要以欧洲产品为主。我们开始走品牌、品位路线，当然，货真价优这个特点是始终保持的。”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100元的故事
说到改革开放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变化，当然要说到钱。要说到钱，就说100元在我经历中的意义吧，也许，这会让每个人想到自己那本小账，那些经历。

最早接近100元这个数字，是“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高中毕业了，大学不招生，城市也无法给青年人提供就业机会，就把青年们下放到农村去，自食其力，叫做“插队知识青年”。我自食其力在农村第一年的收入，大约有100元。其中实物收入是粮食300多斤，每斤约1角钱，现金收入约60多元。当然，粮食的黑市价每斤有1元多钱，但我自己张嘴塞肚皮还不够，哪能去卖？所以一年总收入就只有100元。我在生产队表现还好，当上了副队长，收入等级较高，每天挣工分9分，最高等级每天挣10分。因此，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农民的收入状态。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份工资是每月27元，军马场的仓库保管员，行政27级。拿了两年，军马场撤销了，调到部队另一个工程处。财务科说：“哪来的27级？一级工还相当于25级呢。”于是我变成一级工，升了两级，拿36元钱。再一年升到二级，拿42·1元。这个标准一直拿到我以后上完大学。42·1元的月工资是化学工业行业的工资，这是除了大学毕业生每月拿56元之外，青年职工中较高的工资了。这是个什么概念？我记得一个老工人给我扳着指头算账：“现在市场鸡蛋2角一个，我一月挣200个鸡蛋！”当年邓拓写了篇《一个鸡蛋的家当》被批斗撤职。其实中国老百姓没有金本位，就是“蛋本位”。也就是说，我刚参加工作的工资是每月100个鸡蛋，到改革开放前变成了每月挣200个鸡蛋。这就是当时城市青年职工的生活水平，每月挣200个鸡蛋，已经不是一个鸡蛋的家当了，我心满意足。要问我当时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说过，“唉，如果正常升工资，再加运气好当个官，到退休能每月挣100元钱多好！”

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工资还没涨，我上大学了。上了大学还发表作品了，发表作品挣稿费，收发室小黑板上常有“叶延滨”3个字，同班同学也有几个奋起写作。写作还得全国奖了。1981年，还是个大学生的我，风风光光在中央首长手上领了奖状。不仅有奖状，还有奖金。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国家级奖金100元。少吗？那时我可真是不觉得少，两个半月的工资哪！从此之后，荣誉不只是挂在墙上的奖状了，还有奖金。

1992年，我有幸成为首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这专家称号与津贴有关，每月发给特殊津贴100元（刚开始我和另一位“年轻专家”每月只有50元，很快就变成100元）。这津贴在1993年相当于我工资的一半，按当年物价能买多少鸡蛋没算过，但毕竟一下子涨了50%的工资啊。

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100元面值的大钞。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工资奖金变成多少个100元了，人人心知肚明。100元就变成人人都熟悉的物件了，100元成了老百姓常招来挥去的平常物了。于是，在我的记忆中，100元从此不再有故事了。

Ⅹ 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梁启超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国古代史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郭沫若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纷繁芜杂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中国近代史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现代化理论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可见其支配力之大。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中国史研究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