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片地雷战

① 地雷战讲的是什么故事

抗日战争较为艰苦的1942年，胶东抗日根据地边缘村庄赵家庄等经常内遭受日军的突袭，为了减少损容失，区武委会雷主任和赵家庄民兵队长赵虎集合群众的智慧，想出应对日军的策略：他们联合附近几个村庄组成民兵联防壮大武装力量的同时，用土制地雷组成各式各样的地雷阵，将日军沉重打击。
日军为对付地雷阵，搬来工兵攻入赵家庄大肆烧杀抢掠，民兵们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改进制雷技术和布雷方法，使得日军防不胜防。进入麦收季节，日军本想趁民兵抢收麦子时一举拿下赵家庄，不想民兵早已设下了布局更为精妙的地雷阵。

地雷战(1963)

导演:唐英奇/徐达/吴健海
编剧:柳琪辉/屈鸿超/陈广生
主演:白大钧/吴健海/张长瑞/张杰/张汉荫
类型:剧情/战争
制片国家/地区:中国大陆
语言: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1963-05
片长:97分钟
又名:Landmine Warfare

② 《地雷战》主要内容

我爱看的革命影视作品

小学 记叙文 435字

地雷战》是我最喜欢看的革命影视作品之一，回虽然它不像现在答的影视大片那样有华丽的画面效果，有各种炫酷的影视特效，但是他却深深的吸引着我，让我百看不厌，越看越喜欢。

《地雷战》是我国早期拍摄的一部描写中华民族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通过劳动人民的智慧进行地雷作战的一部电影。虽然电影的年代比较老，虽然还是黑白电影，但是却是一部非常优秀，非常有内涵的一部革命影视作品。电影中朴实的刻画出勤劳的中国人民，在装备极差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智慧，利用和发明各式各样的地雷来让鬼子受到很大的打击，朴实的画面，朴实的语言，不是的人物性格，更加让这部电影给人们心里留下深刻的映像。当然还有在看到鬼子受到各种打击，反抗后滑稽的样子，更是给严肃的革命电影增添了一份笑料。这部电影充分的展示出了我们民族的伟大智慧和抵抗侵略者的决心。

喜爱《地道战》这个革命影视作品，喜欢看到鬼子被作弄的样子，喜爱看到《地道战》中人民发明的各式地雷，这个电影业让我更加明白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促使我更加努力的用功学习。

③ 看到国内老战争故事片《地雷战》，没有铁雷造石雷。今天我们看到电热水龙头太贵，自制储水式电热水器。

有创意,,,哈哈哈一样用

④ 老电影《地雷战》与《地道战》，为什么是教学片

这两部电影都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当时上映时并没有冠以“教学片”。
比如《地内道战》是在片容尾最后有一行小字“民兵传统教育片”。
“教学片”是在1970年重新拿出来放映时，新添加进去的。
据《地道战》的导演任旭东回忆，他刻意强调不是故事片，而是教学片，这样《地道战》得以重新
正式上映。

⑤ 地雷战电影演员鲁在蕴

玉兰 扮演者： 鲁在蕴
以下为演员表：
赵虎 扮演者： 白大均
玉兰 扮演者： 鲁在蕴内
雷主任容 扮演者： 张长瑞
石大爷 扮演者： 吴健海
二曼 扮演者： 杨雅琴
大勇 扮演者： 张汉荫
中野 扮演者： 董元夫
龟田 扮演者： 徐福昌
汉奸队长 扮演者： 葛存壮
工兵小队长 扮演者： 隋鸿祺
渡边 扮演者： 隋鸿祺
地雷战》是由唐英奇、徐达、吴健海执导，白大均、张长瑞、吴健海等人主演的战争片。
该剧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各村民兵联防运用地雷战术，歼灭了进犯的日军，取得反扫荡胜利的故事。

⑥ 电影《地雷战》《地道战》的拍摄地点分别在哪里

《地道战》在河北保定冉庄取景拍摄，《地雷战》在山东海阳朱吴镇取景拍摄。

河北省正定县高平村是“抗日先锋村”，是故事的原型，但地道被洪水破坏后，不具备外景拍摄条件，因而选择临近的冉庄、李庄、唐庄进行拍摄的，导演将这三个村庄合而为一，影片中的高家庄实际上是这三个村庄的“合成”。

1943年春，中共海阳县武委会在小纪区南埠村召开各区武委会主任会议。参谋杨兆龙传授了埋雷方法，并发给各区数颗铁制地雷，海阳民兵才开始认识了地雷，并同地雷结下了不解之缘。

是年5月，小纪区瑞宇村民兵副队长于凤鸣在瑞宇、东村庄之间公路上埋下两颗地雷，炸死炸伤从行村出来抢小麦的日伪军5名，揭开了海阳地雷战的序幕。

(6)故事片地雷战扩展阅读：

地道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平原上抗日军民利用地道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作战方式。从保定清苑的冉庄开始经过不断的发展，从单一的躲藏成为了能打能躲、防水防火防毒的地下工事，并逐渐形成了房连房、形成了内外联防，互相配合，打击敌人。

使无坚可守的冀中平原成为阻击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地段。地道战曾在北京也有发现，说明这个战术，对保护广大的战区群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5年5月，高平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民兵队长刘傻子带领村里七八十个人打退了1000多个日本鬼子，而且还打死了50多个伪军。战斗结束后他去打扫战场，结果被敌人打了回头炮。

刘傻子就是《地道战》中党支部书记高老忠和民兵队长高传宝这两个人物的原型。电影中，高老忠最后鸣钟向乡亲们报警的时候，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而在实际中，刘傻子也的确牺牲了。

地雷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兵最重要的作战方法之一，据历史遗物显示，地雷战战术形成并汇集成册是在民国30年12月28日（1942年），作者署名刘丁，书名叫《地雷课本》，全书共分十课，第一课《总说地雷》概述了太南地区的地雷战概况，由此书可知，地雷战最初是在太南地区诞生。

至1941年，已经形成战术，汇编成册后流通至其他地区。

⑦ 电影《地雷战》说的是我国哪个地方的抗日战争

胶东抗日根据地——中国山东省境内胶莱河以东地区。
剧情：抗日战争较为版艰苦的1942年，胶东抗权日根据地边缘村庄赵家庄等经常遭受日军的突袭，为了减少损失，区武委会雷主任（张长瑞）和赵家庄民兵队长赵虎（白大钧）集合群众的智慧，想出应对日军的策略：他们联合附近几个村庄组成民兵联防壮大武装力量的同时，用土制地雷组成各式各样的地雷阵，将日军沉重打击。

⑧ 电影地雷战地雷战术的介绍

第一阶段
狡猾的敌人吃过几次苦头后，便想出了一些对付地雷的办法。他们遇见了“踏雷”，就用石灰粉在其周围撒个圈，以防接触；遇见了“绊雷”，他们就远远地用铁钩子勾出来。为了防止敌人排雷，我们又研究出“子母连环雷”，敌人起出母雷，子雷跟着爆炸；敌人捉老百姓在前面踏雷，他们就研究出“拉雷”，把群众让过去，专炸鬼子的大队人马，；敌人无规律的走，他们就实施“飞行爆炸”。在不断的实践中，他们先后制造和改进了“丁子雷”、“水雷”、“梅花雷”等三十余种雷，使敌人防不胜防，屡遭雷轰。那时，赵疃、文山后、小滩是开展地雷战最活跃的村庄，是胶东军区有名的“特等模范爆炸村”。他们把大量的地雷埋到敌人的交通线和进攻地段上，敌人走大路大路炸，走小路小路炸，走崖头、山岭、海滩和庄稼地也难逃挨炸。有一次，敌人出洞到文山后，发现路上埋着地雷，仍然依照旧例，用铁钩子把地雷钓好，然后急忙卧倒，可是一钓却是假的，真雷却在敌人卧倒处爆炸了，汉奸队长和几个鬼子被一同炸上了天。为了对付敌人的扫雷组，民兵们又四处扒出新土，故意露出可疑的痕迹，把雷埋在没有新土的地方，使敌人上当受骗。当敌人发现没有新土的地方设有地雷的秘密后，民兵们又在新土处埋上地雷，在新土旁插上草人，草人身上写着“打倒日本鬼”的标语，敌人一见，必然气愤地上前拔，即遭雷炸。为了麻痹敌人，民兵们还研究了一种在地雷腹中自动点火的“慢雷”。有一次鬼子把起出来的地雷，小心谨慎地带回去研究，忽然轰的一声，地雷爆炸了，把屋子里的敌人炸得粉身碎骨。日伪军走到哪里，地雷就响在哪里，敌人每次“扫荡”均遭杀伤。当时在群众中曾流传着一首歌谣：“海阳的铁西瓜，威名传天下。轰隆隆，轰隆隆，炸的鬼子开了花。”

第二阶段
地雷战
为了避免踏雷，敌人又想出了一条更毒辣的手段，这就是让老百姓在前面开路。有一次，敌人要出来抢粮，就从驻地附近抓了一些老百姓，强迫他们牵着牲口在前面踏雷开路，敌人尾随在后面。为了不伤害无辜的群众，民兵发明了一种“长藤雷”，等前面的群众走过以后，埋伏在旁边的民兵迅速扯动长线，随着几声巨响，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而老百姓却安然无恙。
由于敌人连遭打击，兵力损伤很大。为了苟延残喘，便将其外围的日伪军全部集中在行村据点内，强迫周围的群众往里面给养。赵守福、于化虎等民兵就深入到东山、鹏化庄、南泊子等村，发动群众掐断敌人的供给，并组织他们建立武装，学习埋雷技术。据点里的敌人坐吃山空，只好用汽车从青岛往这边运输。我民兵就在敌人汽车经过的青威公路上埋下丁子雷，炸毁了跑在前面的一辆汽车，其余三辆汽车慌忙掉头逃走。民兵们一拥而上，从车上卸下许多大米、白面，全部上缴了区委会。

第三阶段
敌人陆路运粮失败，又改从海上运粮。轮船开到何家村以南，那儿没有码头，船靠不上岸，日军便叫伪军下水扛粮。赵守福、于化虎等通过调查，摸清了敌人下水扛粮的往返路线，便提前把水雷埋在敌人往返的路上，等敌人扛着粮食靠近岸边时，水下的连环雷一齐爆炸，敌人大批倒毙在水中，民兵们趁机把粮食抢走了。以后敌人改用飞机运粮，但狼多肉少，根本满足不了需要。因而只能向“西寺”日军那边丢。但飞机飞得太低要挨打，飞得太高又投得不准，投了三次东西，结果只丢进“西寺”一包罐头，其余的全掉在围墙外边，倒成了民兵们的慰劳品。被困守的敌人坐立不安。
1945年5月19日，日伪军500余人侵扰“五虎村”，陷入地雷阵，五小时走了不足五华里，踏响地雷20多颗，炸死30多人。同年被胶东军区授予“战斗模范村”光荣称号。
晋察冀边区的爆炸大王、民兵英雄李勇
1945年5月，日伪军2000余人占据了盆子山区。海阳民兵对敌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地雷爆炸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5月18日，行村据点的敌人偷袭赵疃。赵同伦、赵守福等预先获取了这一情报，即率民兵在村里摆下地雷阵。敌人闯进村北的树林里，碰响了绊雷；转而扑向十字街口，又踏响“箱子雷”，共毙伤日伪军16名，炸死战马1匹。同月19日，日伪军500余人侵入“五虎村”， 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走了还不足5里路，踏响地雷20多颗。26日下午，索格庄据点日伪军600余人，分三路南撤。文山后村民兵队长于化虎带领爆炸组速摆地雷阻敌。伪军200余人先抵村西，接连踏响三颗地雷，不敢挪步。日军200余人随后赶到，在村西北头踏响一颗地雷，在河边踏响连环雷，死伤甚重。敌军四周皆布有地雷，进退两难，只得抬着40多个死伤者绕路逃到夼里、孙家夼村据点。5月下旬，日伪军在丁家夼村、夼里村安设据点，对民兵活动和群众安全威胁很大。大山区作战指挥部抽调叶家、修家、代格庄、槐家泊等村的20几名爆炸能手，由区武委会主任于东山率领，夜间摸上黄山顶埋设地雷。此后，民兵便夜夜上山埋设地雷，敌人天天挨炸，死伤累累。

第四阶段
日伪军在多次挨炸后，总结出了一条经验：走小路，不走大路；走水路，不走旱路。这倒是使鬼子减少了挨炸的机会，但这条经验很快就失效，民兵们在小路、水路上也埋上了地雷，鬼子照样挨炸。小滩村南有一条河，是行村日伪军到莱阳穴坊庄据点的必经之地。敌人为避地雷，便在水中走。小滩村民兵孙藻训、孙玉敏、孙春旭等，做了九颗水雷，瞅准敌人将到时，迅速将雷埋在河中里。日伪军涉水过河，九颗水雷全部爆炸。6月初，孙家夼据点300多日伪军到行村搬运物资，行至赵疃村东集前埠嘴下，陷入赵疃民兵布下的“长蛇雷阵”，在长达二里的路上，地雷连续轰鸣，敌人左躲右闪，也未能躲开雷阵，被毙伤30多人。

第五阶段
6月的一天中午，日伪军集中一个营的兵力袭击了文山后村。民兵队长于化虎一面派人向附近的部队报告，一面指挥民兵用土枪土炮把敌人诱进河套的地雷区，炸得敌人蒙头转向，扭头向西南方向的山上爬，没想到被埋伏在那里的我军主力十六团所狙击，敌人不得不逼上野虎山，又遭到县独立营的袭击，向东北逃窜，被埋伏在那里的文山西巷民兵打了回来。当敌人第二次被挤进河套时，地雷接连不断地开了花，日伪军死伤70多人，俘虏30多人。
在盆子山区人民开展反“扫荡”的105天中，海阳民兵共配合部队埋雷2500多颗，炸死炸伤日伪军200多人。7月，胶东武委会在海阳县高家召开反“扫荡”斗争经验总结大会。大会总结推广了海阳县“五虎村”、盆子山区人民联防抗敌的斗争经验。同时，授予赵守福、于化虎、孙玉敏、于晋江、赵同伦、纪常胜、纪中胜、陈桂香、纪彦、纪洪福、栾恒悦、隋良萱、冷世竹等13人为胶东民兵英雄。
海阳地雷战有力地支援了胶东其它地区的抗战。海阳民兵不仅在海阳境内大显身手，而且还奉上级武委会之命，多次组织远征爆炸队，到周边县配合当地部队作战，为当地民兵和部队培训了若干爆炸能手，有力地支援了相关地区的抗战，从而推动了整个胶东地区的抗战，为胶东地区的抗战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最后部分
1943年冬，赵守福、于化虎、赵同伦、栾恒月等60余人，组成胶东爆炸队，开赴莱阳，在莱阳城外布下地雷，日伪军被封锁的不敢出动。同年，县武委会主任栾晋阶等在小纪区笤帚夼村集合民兵50人，夜入莱阳五尺渡，袭击了赵保原的联络点，俘敌6人。撤离时布下地雷，被敌人全部踏响。1945年5月6日，各路日伪军集结莱阳城，赵守福奉命带领远征爆炸队奔赴莱阳城及东漩河一带，埋设地雷20颗，毙伤敌人20余名。
民兵英雄赵守福在给小学生讲地雷战的故事
1944年10月，胶东军区调文山后村民兵队长、爆炸大王于化虎5名爆炸队员，到烟潍线开展地雷战，历时四个多月。他们在黄县（今龙口市）、蓬莱一带，教给1000多名民兵埋雷技术。一次，于化虎等在蓬莱城附近埋雷20多颗，毙伤日伪军28人。1945年1月，胶东区武委会派于凤鸣带领4人爆炸组，再赴蓬莱执行任务。在十余天中，于凤鸣等教部队民兵600多人学习爆炸技术，并布雷封锁大辛店据点，毙伤敌人40多人，受到胶东武委会的通令嘉奖。
1945年5月初，赵同伦受胶东军区委派，带领赵炳昆等5名爆炸队员，扛着胶东军区授予的“胶东远征爆炸队”的大旗，到胶济铁路沿线的蓝村一带，配合西海独立团作战，并向部队干部、战士传授爆炸技术。同部队一起实验用地雷加炸药，爆破敌人铁路3次，炸毁铁路50多米，致使敌人的铁路运输长期中断。
由于海阳民兵工作突出，特别是地雷战战果辉煌，因而获得了不少殊荣。1943年冬，山东省军区政治部授予海阳“民兵工作模范县”光荣称号。1945年6月，胶东区武委会授予海阳县“战斗模范县”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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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电影地雷战

当我看完《地雷战》后，我非常感动，也为我们国家感到骄傲！电影里，八路军为了保护国家，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其他国家侵略我们国家！于是，我们用铁雷来炸敌人！可铁雷用得差不多了，八路军便自己造石雷，有很多种类，有：天雷、水土雷、连雷、头发丝雷、飞雷等！这些雷炸得敌人落花流水、落荒而逃。连日本鬼子龟田吓得拔腿就跑，还是被我们炸死了！其他日本鬼子都被我们赶回小日本了！
2007年2月26日，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在一次演讲中大放厥词，说什么“也许20年内，日本可能成为中国的第N个省。”此话一出，立刻引起舆论哗然。一时间，中日关系再度成为一个媒体热炒的话题。
这让我想起一年前，曾接到一位新西兰华裔学者的邀请，让我参加一个由多国学者参与的跨国研究课题：《中日韩民族意识中的他者表象》。通俗一点说，就是中国（日韩）文化如何想象对方？为何如此想象？以及他们各自的文化（包括电影、电视等通俗文化媒体）是如何赋予这一想象以特定感官形式的。当时，考虑到自己在这方面知识积累薄弱，恐有碍于研究的深入，遂谢绝了对方的邀请。今天想来，中日韩之间，仿佛确有展开此类合作研究的必要。
多年来，三国之间囿于“同宗同源”的传统思维，在彼此的文化认识上产生了一个惰性十足而疏于明辩的错误理念，即用所谓“同文同种、同宗同源”忽略，乃至有意掩盖存在于三种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说严重一点，这种忽略，正是我们彼此无知的开始。事实上，中日韩之间的诸多隔膜、误解、猜忌、责难与政治、外交摩擦，无不与此相关。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力图打破三国关系的僵局，势必在文化上要加强对彼此的理解和沟通。而这一点，三国的文化学术界都还有大量未知疆域等待开垦。
其他方面情况我没有发言权。但从影视文化上看，我认为三国各自影视文化想象对方的单一化、模式化，不但不能促进、加深彼此的相互认知与理解，相反，他们仍在因袭某种历史思维的惯性，不断地将对方的历史和文化加以“妖魔化”。（中韩关系更为复杂微妙，此处存而不论，仅就中日关系而言）
仅就中国电影而论，一提起日本人，便立即使人联想到“猪头小队长”、“松井”、“偷地雷的”等等一系列为国人熟知的银幕形象。可以说，从中国银幕最早出现日本人形象的三四十年代（如《狼山喋血记》、《松花江上》、《丽人行》、《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算起，经五六十年代（如《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等），到八九十年代甚至晚近（如香港电视剧《霍元甲》、《陈真》，电影《绝境逢生》、《烈火金刚》、《举起手来》），中国银幕上的日本人形象就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在半个世纪的中国电影中，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大抵已被十分顽强地固化为“鬼子”这一“非人”的丑八怪形象了。
导致这一文化表象被固化的原因很复杂，归结起来无非三个方面：第一是历史原因：也就是日本对中国长达数百年的入侵、掠夺与欺凌（从明朝东南沿海的倭患算起）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无法愈合的历史创痛；第二是现实原因：中国人鉴于自身的历史创伤记忆而始终对当代日本的右翼政治及军国主义化心存芥蒂；反过来日本也对所谓“中国威胁”感到寝室难安，暗藏对“中国崩溃”的阴暗期待；第三是心理原因，由于上述原因的综合作用，造成中日之间彼此误解、蔑视和对立，并将此种非理性心理与某种动听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词藻混淆起来，从而掩盖了这种误解和对立的现实危害性。
我认为，中国文化界、电影创作界对日本当代社会、文化总体认知的匮乏，以及历史记忆的惯性作用，都应该引起人们的足够警惕。我们沿着历史的维度进行梳理，如果说三十至六七十年代中国电影对“鬼子”形象的塑形及模式化，尚且与抗日战争的客观历史直接相关，那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当中日双方对话、交流渠道日益丰富之后，中国文化依旧保持着“日本想象”的单一化，则只能归结于我们自身文化建设的某种不足。虽然，这中间也出现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清凉寺钟声》等一些从理性角度反思中日民族关系与民族情感的电影作品，但是很显然，这种作品还无法构成此类作品的主流形态。
相反，中国人似乎更习惯于把日本人虚构成为“罗圈腿、蛤蟆嘴、仁丹胡子、东洋鬼”的丑八怪形象。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分辨“鬼子”的“异质性”，而“异质性”的一个标志，就是把日本人由“人”虚构成一群没有人性，没有情感，没有人的灵魂的“衣冠禽兽”。但是，作为一种话语，它究竟与日本，与日本文化有多少关系？它能否反映日本的民族性格、民族本质？这一问题却从来没有人提出来并给予严肃的思考。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背负着沉重历史创伤的民族，自然需要一种能够达成心理宣泄和慰籍的特定方式，需要一种对异族的“妖魔化”想象来维系自身对于历史的记忆。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文化因由，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假如这种“创伤记忆”演变成一种被固化了的，带有某种先验意味的文化咒语，以至于人们在它的面前甚至忘记了思辨和反思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堕落成为一种“记忆仇恨，撕裂族群”的扭曲心理。
有一种说法，主张中国对日本的侵华史采取一种“记史但不添恨”的态度，不管别人意下如何，我本人是举双手赞成。道理很简单，我们记忆历史的目的只能是以史为鉴，构筑和谐。如果历史记忆只是用来累积历史的仇恨和宿怨，增加现实的误解和对立，那么这种历史观便与日本右翼所推行的历史观一样，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将十分危险。
实际上，历史上的中日关系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两者关系更是紧密到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程度。就连不断宣扬中国崩溃论的某些日本右翼分子也能看到，假如真如他们所说，中国经济一旦陷于崩溃，那么受到打击首当其冲的恰恰是日本自己。既然和则两利，争则俱损，为什么不选择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呢？既然要相互了解，单单靠这些几十年一贯制的“猪头小队长”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再说具体一些，中国电影界对日本电影的了解远远不能满足双方电影文化交流的需要。从80年代至今，中国电影界真正对日本电影有所认识的专家、学者屈指可数，老一代的有中国影协的陈笃忱、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俞虹；中年一代的有原北京电影学院的应雄、中国影协的晏妮；可惜，老一代学者已经退出一线，中年一代也大多移居他国；再年轻的一代，更是人才寥落，花果飘零。创作界的情况也大地如此。为什么我们总是追问中国电影除了“鬼子”和“猪头小队长”再很难出现相对比较客观、比较现实的日本人形象？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我们自身对日本的无知。无知必然导致单一，必然导致“妖魔化”，而单一和妖魔化反过来又必然加深、延续我们自身的无知。
尽管由于自己的知识局限，我没能参加那项跨国的合作研究，但我仍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以一种理性的、建设性的态度介入中日文化的互动建构。毕竟，除了彼此仇恨和对峙之外，中日之间还可以有其他选择。那么就让和解从“认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