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的故事
1. 关于宁波天一阁的历史与故事
天一阁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之西的天一街。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范钦平生喜欢收集古代典籍，后又得到鄞县李氏万卷楼的残存藏书，存书达到了七万多卷，其中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珍稀。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下诏开始修撰《四库全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进献所藏之书638种，于是乾隆皇帝敕命测绘天一阁的房屋、书橱的款式，兴造了著名的“南北七阁”，用来收藏所撰修的七套《四库全书》，天一阁也从此名闻全国。明清以来，文人学者都为能登此楼阅览而自豪。
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如女子不得上楼。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但终因年代过于久远，藏书还是有很多的失散。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阁内的藏书实有4094部，共53000多卷。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者掠去了《一统志》等数十种古籍。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又有盗贼潜入阁内，偷去了许多的藏书，转卖给法国的传教士和造纸厂。后来又经历了许多的变故，到1940年，阁内的藏书仅存1591部，共13038卷。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保护天一阁，专门设置了管理机构，探访得到了流失在外的3000多卷原藏书，又增入当地收藏家捐赠的古籍，现藏珍版善本达到了8万多卷。
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因为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而“天一生水”，可以以水克火，所以取名“天一阁”。书阁是硬山顶重楼式，面阔、进深各有六间，前后有长廊相互沟通。楼前有“天一池”，引水入池，蓄水以防火。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范钦的重孙范文光又绕池叠砌假山、修亭建桥、种花植草，使整个的楼阁及其周围初具江南私家园林的风貌。
天一阁面积约2.6万平方米，分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以宝书楼为中心的藏书文化区有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尊经阁、明州碑林、千晋斋和新建藏书库。以东园为中心的园林休闲区有明池、假山、长廊、碑林、百鹅亭、凝晖堂等景点。以近代民居建筑秦氏支祠为中心的陈列展览区，包括芙蓉洲、闻氏宗祠和新建的书画馆。书画馆在秦祠西侧，粉墙黛瓦、黑柱褐梁，有宅六栋，曰：“云在楼，博雅堂，昼锦堂，画帘堂，状元厅，南轩。”与金碧辉煌的秦祠相映照。
2. 宁波天一阁传说
一座楼，可以庇护生灵。
一座藏书楼，可以诗意地栖居。
一座伟大的藏书楼，则具有教堂和医院的双重功能，她提供一个完全自足的精神家园，拯救人类恓惶躁动的灵魂，因此，她常常以天堂的模样出现，并且从不拒绝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
天一阁，正是这样一个充满神性的所在。
始建于公元1561年至1566年之间的宁波天一阁，是中国藏书史上留存最久、保护最好的藏书楼之一。这座藏书楼的创建者是明代的一个兵部侍郎、著名藏书家范钦，这是一位笃信“没有书，世界会大乱”的了不起的中国知识分子。天一阁的命名来自于易经中的“天一生水，水以克火”，为的是藏书楼能躲避火光之灾，所以这座书楼的结构也是按“天一”这个名字来修建的。楼共两层：上为一大间，是谓“天一”；楼下六间，是为“地六”。这样的建筑结构后来被乾隆皇帝钦定为天下藏书楼之样本。
自范钦以后，范氏历代子嗣莫不恪守“书归天下，天下太平”之祖训，精心搜罗、看藏、修缮其所拥有的天下名著珍本，并使之成为一个传播文化、交流思想的重要载体。天一阁，事实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成长。
正如一件事物的出现必然会带来与之相伴的所有东西一样，天一阁传至动荡不安、兵荒马乱的20世纪，注定也要伴随时代的动乱而经历多事之秋，甚至会鲜血迸溅！1913年，天一阁主人范榛担心受到牵连，一怒之下将参加革命党的二弟范棱逐出家门，但收留了他襁褓中的儿子叔涵以及范棱的一位日本朋友藤泽的女儿，后取名韵涟。其时，范榛的夫人素影刚好为他生下了次子仲淇，长子名叫伯清，时年10岁。
仲淇与叔涵同龄，少年时代皆顽皮恼人，惹下无数事端，后因一册天一阁藏书，仲淇不幸落水夭折。范榛迁怒于叔涵，一通家法伺候，叔涵愈加冥顽，放浪形骸，自盖“涵淇楼”与父亲对抗。
范榛好友林正公早年混迹于名利场，妻早亡，育有一子一女，子名少卿，女名若云，与伯清、韵涟、叔涵兄妹为发小。后少卿、若云留学法国，归来大家见面，彼此正是青春激情、展翅欲飞的嘉年华。少卿暗恋韵涟；韵涟暗恋子文；而身为天一纸坊修书先生的方子文则已有婚配。与时，伯清一心追求若云，而叔涵因了仲淇当年与若云许下的一段约定，也奋不顾身投入了这一场爱情混战。于是，在伯清与若云的定婚当晚，叔涵携若云私奔，终因歹徒行凶，在火车上断送了若云性命，伯清从此落下头痛病，沾上了烟土。
是时，天一阁藏书被盗，几经辗转，落入林正公之手。林正公原本也是书痴，一念之下，将书据为己有，从此种下了祸端。而范榛遭此大劫，忧愤交加，一夜白头，既而严惩叔涵。叔涵遂负气出走，在远洋航船上做了水手，结识了小偷出身的阿松，而后偶遇犹太混血美女明妮，两人一见钟情，一发不可收……
却说少卿殁了妹妹，倍受打击，与叔涵一番痛殴之后，终日借酒浇愁，不能自拔，且怨愤父亲林正公。林正公一念之差，痛失爱女，眼见少卿萎靡堕落，又愧见老友范榛，郁闷之下，在1931年新年的钟声里落寞死去。少卿不情愿之下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与日本特务宫本正一做生意，打得火热。此时，天一阁因年久失修，惨遭风雨劫，范榛心急如焚，积劳成疾，卧床不起。
此时，时局动荡，倭寇作乱。叔涵陪明妮到上海寻根，未果，期间偷回天一阁看望父亲，不期回程中被抓了壮丁，拉到前线与日本军队作战。几经生死，叔涵侥幸得还，却带回了弟弟季泓的骨灰——这个勇敢的青年学生自愿参军抗日，结果成了炮灰。“一·二八”事件后，上海滩帮会黑龙会老大姜先生为了避开日本人追杀，远走南洋，其女敏怡投靠同学韵涟，由于先前认识伯清，后又帮他戒烟，早已互生好感，于是在范榛去世前结为夫妇。而韵涟与少卿也一并拜了天地。
叔涵在范榛临死前回家，受父亲嘱托，从此留在天一阁，而明妮见叔涵一去不返，与阿松寻至宁波，负气而去，最后嫁给了上海犹太人商会的会长伊泽克，而叔涵也由哭瞎了眼睛的母亲素影做主，与敏怡收留的一个丫头芮洁完婚，天一阁换得了短暂的平静。
1937年，宫本正一一伙日本人拉拢利用林少卿，威逼利诱，为“七·七事变”的出笼文过饰非。少卿担心宫本加害自己，与之达成条件以换得一条生路，即将父亲林正公当年占据的天一阁藏书交给日本人。一步走错，少卿从此身败名裂，加之韵涟在得知实情后与子文出轨，他在悲愤之下索性堕落，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而后频频制造事端，逼迫伯清与叔涵将天一阁藏书交给日本人。此时，明妮陪同丈夫来宁波洽谈投资，与叔涵在天一阁不期而遇，两人心生感怀，却不得不约定从此不再见面。
获悉日本人欲接管天一阁的阴谋后，叔涵连夜将书偷转运至天一村，伯清则一直装疯卖傻，被拘押在宁波的一所医院里。直至抗战胜利，大家才得以团聚，而芮洁和孩子却遭日本飞机投弹致死，叔涵大恸……韵涟则再次拯救了陷入人生绝谷的少卿，并通过父亲藤泽的帮助，由少卿本人将当年落入日本人之手的那一部分天一阁藏书亲手送还天一阁，以换得大家的原谅。
战后又逢内乱，天一阁每况愈下，伯清与叔涵艰难维持，苦苦支撑。一天，叔涵无意中在一张旧报纸上看见明妮的照片，得知她被德国纳粹关进了集中营，遂与生父范棱取得联系，打听详情，后失望归来，万念俱灰。此时，韵涟与少卿陪父亲回日本照顾母亲，而后敏怡夫妇也经以前父亲的得力助手、当时中统局的处长许先生帮助，一起远渡南洋养病，天一阁于是剩下叔涵孤零零一人。思忖再三，他毅然踏上了找寻明妮的旅程，所幸明妮活了下来，抱病来宁波见他最后一面，两人结为夫妇，三个月后，明妮因肺结核病故。
1949年宁波解放后，当年的地下党员范棱回到天一阁，与叔涵一起整理藏书书目。其后，经历了种种政治运动，叔涵顽强生存下来，期间再婚，生儿育女，以天一阁为人生最后的信仰与归宿，直至87岁高龄无疾而终。
——人生的故事千奇百怪，无巧不成书；人的命运变化莫测，谁又能掐算？
一座天一阁，牵动了多少人的命运与人生？！多少故事，多少爱恨，多少悲欢，都在这里汇聚、凝结。实际上，它记录下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国家巨变时个人命运的曲折坎坷和飞坠浮沉。一座天一阁，映射的正是20世纪普通中国人丰满复杂的心路历程……
天一生水！万物终将归于宁静。
3. 中国十大古楼，若其中一座倒塌，整个城市都将败落吗
中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古时候的许多文化精髓都流传到了今天，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等领域的风俗习惯，在有些方面或许就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文化的流传需要载体，比如在我们周围，有许多寺庙和公园等公共场所，以某位古人作为主题，如武侯伺，就是后世纪念诸葛亮的伺堂。今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些我们中国历史文化的常见载体——古楼，它们所承载的历史，都值得我们学习。
黄鹤楼
10.湖北武汉黄鹤楼
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长江南岸的武昌蛇山之巅，享有“天下江山第一楼”、“天下绝景”之称，是武汉市标志性建筑。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代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唐朝诗人崔颢在此题下《黄鹤楼》一诗，李白在此写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使得黄鹤楼自古以来闻名遐迩。据传说，古时此地原来是一家酒楼，一个道士为感谢店家“千杯之恩”，临走时画了一只鹤挂在酒楼里，该酒楼从此宾客盈门，生意兴隆。十年后，该道士再来，只见他吹着笛子乘着一只黄鹤直上云天。店家为了纪念这名道士，就在该地建楼，取名“黄鹤楼”。
4. 春节的小故事，要短，一定要短。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回红红的对联，屋里答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
5. 黄梨州的主要事迹
在宁波余姚龙泉山腰，有四石碑亭，为四位先贤而筑。其中一亭的碑文是：明遗献黄梨洲故里。楹联：孝子忠臣祀典千秋列东庑，儒林道学史家特笔著南雷。横额：名邦遗献。这座碑亭是为明末黄宗羲而建。
黄宗羲（16l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宁波余姚明伟乡黄竹浦人。父尊素为“东林”名士，被魏忠贤陷害。他受遗命问学于刘宗周。十九岁人都讼冤，以铁锥毙伤仇人。他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的斗争，几遭残杀。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进行武装抵抗，被鲁王任为左副都御史。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他与孙奇逢、李顒并称三大儒。学问极博，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无不研究。史学上成就尤大。所著《明儒学案》，开浙东史学研究之风气。在哲学上，反对朱儒“理在气先”之说，认为“理”不是实体，只是“气”中的条理和秩序。但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又说“盈天地皆心也”，具有泛神论倾向。以为“致良知”之“致”字即是“行”字，反对“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揭露了君主一个私有天下产业的罪状，作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胆结论。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肯定“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反对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强调工商皆本。这种政治历史观在当时有进步意义。文学方面，强调诗文必须反映现实，表达真情实感。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等。
黄宗羲在1668年，接受宁波学者万泰、陈同亮、陈夔献等邀请来甬，在白云庄“证人书院”讲学。在此期间，他还在范钦曾孙范友仲的帮助下，冲破范氏严格锁阁的族规，成为破例登上“天一阁”读书的第一个外姓人。他不但接触了天一阁全部藏书，还亲手编著了《天一阁书目》，撰写了《天一阁藏书记》。
黄宗羲作为浙东史学鼻祖，治学的特点，是从儒家经义和纯粹理学的框框中解脱出来，提倡以六经为根祗，兼谈历史，贯通经史，通达古今，经世致用，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黄宗羲一生追求正义，充满乐观精神。他在《山居杂咏》一诗中云：
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
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
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
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传人问胜着多。
黄宗羲一生中轶事颇多，在民间广为传颂。
明末天后年间，太监魏忠贤专权，独揽朝政，排斥异已，一批正直朝官被捕被杀，接连酿成震惊中外的“六君子”、“七君子”惨案。黄宗羲父亲黄尊素，就是被冤杀的“七君子”之一。黄宗羲见父亲被害，为国优家仇而发愤读书。明以前二十一史以及诸子百家俱已了然胸中。十九岁那年，闻说崇祯接位，便草似了向朝廷讼冤的奏疏，辞别故里，只身赴京申雪冤屈。
这时，朝廷为平民愤已将魏阉一党伏法。黄宗羲便上疏朝廷，请求追究魏党余逆。于是朝廷下旨刑部，究治许显纯、李实一伙。
这天，刑部大堂大开正门，审讯许显纯、李实，旁听百姓成千成万，黄宗羲也在其中，可是，刑部碍于许显纯是孝宗皇后外甥，问案软弱无力。许显纯在铁证面前仍是百般狡赖。黄宗羲见此忍无可忍，大吼一声：“逆党！你害死我父，铁证如山，还敢狡辩！”从抽中抽出铁锥，猛刺许显纯道：“我看你从实招与不招！”锥锋至处血流遍地，吓得许显纯跪地叩头：“愿招！愿招！”可是，许显纯写了招状后，仍有恃无恐，他对刑部道：“下官虽属逆党，诬害同僚，罪有应得。但下官乃是孝宗皇外甥，系皇亲国戚，朝廷曾有明律，自应得到免罪。”刑部大员见说，只是“这个这个”地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黄宗羲见状，便向刑部申诉道：“许显纯与魏逆勾结，连成死党，丧尽天良，满朝忠良尽死其手，实为恶贯满盈。天纲恢恢，自应与魏党同处论斩。历朝早有明训：法不阿贵，何况外戚。大人自宜为国除奸。倘若放虎遗患，百姓怎能答应，后果那堪设想！”
刑部见黄宗羲说得慷慨激昂，句句是理；又见众学子、百姓怒目如火，便也壮了胆量，判决许显纯、李实同处斩刑。
当天深夜，黄宗羲正在灯下看书，只听一阵笃笃叩门声。他开门一看，只见一个人如鬼影般闪了进来，对黄宗羲道：“我是你父昔日同僚，亦是李实之友。他家托我带三千黄金给你，以补当日诬害你父罪过，只望你勿再追究李实之罪。”说罢，提上金来。
黄宗羲一推黄金，说：“这三千两黄金能买屈死的冤魂吗？能买国泰民安吗？李实罪有应得，欲想侥幸，休想！请！”立即把那人连同黄金推出门外。然后，他奋笔疾书，把当晚之事，写了一本奏章，向朝廷揭露李实欲施贿赂之罪。朝廷准奏，下旨刑部复审，追究李实贿赂罪。大堂上，李实还想狡辩，忽见黄宗泰从袖中抽出利锥，吓得连喊：“愿招！愿招！”
两逆斩首之日，黄宗羲偕同被害朝官子弟，设祭狱门，祭奠忠魂。一时间，香烟缭绕，哭声震天。黄宗羲把众狱卒召集一起，晓以大义，然后问道：“你等作恶，虽属受人指使，但罪责难卸。只要你等讲出谁是杀害黄尊素的凶手，其余免究！”
众狱卒见问，便把两个吓黄了脸的狱卒推了出来。颤声道：“是叶咨和颜文仲亲手用毒药害死黄尊素的。”二狱率连忙跪倒在地，大喊“饶命！”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黄宗羲大喝一声：“恶贼！岂可饶你！”抽出利锥猛刺，便把两个狱卒刺死狱中，以祭奠先灵。
第二天，崇祯皇帝宜黄宗羲到金殿，说：“卿少年有为，为父报仇，为国除奸，有功社稷，精神可嘉。孤封你……”
崇祯皇帝还未说出，黄宗羲即插言奏道：“为国除奸，为民雪恨，为父报仇，巨子之责，何功之有。宗羲不愿为官，愿扶榇南归，尽孝于乡。”
就这样，黄宗羲不受封赏，毅然扶栋回到余姚，将父亲的遗体安葬在化安山。
黄宗羲毅然回乡之后，攻读史经，练习武功，关心国情。可是从京城不断传来坏消息。原来，魏党头目阮大铖以重金贿赂朝廷升官，在南京弄权作威。此时，清兵陈于关外，内忧外患，朝政日非。黄宗羲联合南京大学生一百四十人，组织“复社”，起草《南部防乱揭》，笔伐阮大铖，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阮大铖恼羞成怒，下令捕拿有关人士，黄宗羲等人都被投进囚笼。这时，明朝已日薄西山，终被李自成所灭。卖国贼吴三桂弓贿兵入关，一时风声鹤唳。正欲加害黄宗羲等人的阮大铖，趁乱逃之夭夭，黄宗羲也便在乱中脱身，返回浙东，回归故里。
黄宗羲一回到余姚，就闻报清兵已侵占北京，挥师南下，即将祸及浙东。眼看山河破碎，黄宗羲忧心如焚。想起明王朝父亲被害，自己被囚，恨满胸中。但他思虑再三，终以国事为重，义无反顾地变卖家产，欲起义军抗清。旁人劝他：“如此腐败的明王朝，已被它害得够苦，何必再去保它。”黄宗羲答道：“个人恩怨事小，社稷存亡事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可不保！”他亲自在余姚、绍兴一带招募了五百多名义士，树起“世忠营”旗帜，与官兵一起联合防守钱塘江，保卫正在绍兴监国的朱后裔鲁王。他向鲁王多方献策，作了“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布浙东。后来，终因清兵势大，寡不敌众。黄宗羲见大势已去，被迫移驻四明山，结寨为营，驻兵杖锡寺，作长期抗清打算。
黄宗羲住在杖锡寺，每日读书练武。一天，黄宗羲踏勘四明山地形，信步来到离杖锡寺不远的静修寺。
静修方丈是位有道的高僧，平时十分钦佩黄宗羲的为人。今见黄宗羲来访，便热情款待，纵谈形势，十分融洽。待告辞已是傍晚时分了。方丈从床柜内取出一个黄包袱递给黄宗羲道：“这是先人留下的书籍，留你作个纪念吧。”
黄宗羲接过包袱，道：“多谢大师的厚意。人如萍水，还望大师赠几句真言。”
方丈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道：“鱼近水则嘻，树近土则活；子近母则健，臣近君则强。请君好自为之。”
黄宗羲回到杖锡寺，打开包袱一看，原来是几本书籍。书里记载着地理形胜，十分欣喜。细想方丈之言，想到自己是明朝左都御史，理应追随鲁王左右，抗清保明。
第二天，他把山寨交给部将，自己轻装到舟山保鲁王去了。
经过与清兵几次死战，终因寡不敌众，连连失败；又闻报他的四明山寨被火烧毁，部将殉职。黄宗羲知道大势已去，复明无望，长叹一声，回归余姚，避居于化安山，侍奉老母，开始他著述讲学的生涯，写成了《明夷待访录》、《明儒待访录》，《宋元学案》等史学巨著。
黄宗羲回归故乡后，潜心著述。他接受宁波学者万泰、陈同亮、陈夔献邀请，到宁波讲学。起初在万泰家里组织“证人讲会”，后来迁到延庆寺作为讲学场所。因黄宗羲讲学论述广泛，见解独到，来听他讲学的人越来越多。万泰索性将自己在管江岸的万氏墓庄的房子让出来，建立“能上证人书院”。黄宗羲在宁波讲学外，还经常被邀请去绍兴、海宁、崇德、余姚等地去讲学，被誉为当代大学问家。
清代康熙皇帝闻黄宗羲之名如雷贯耳，接连两次召他去京担任傅学鸿儒的官，都被黄宗羲回绝了。违抗圣旨，是要杀头的。但黄宗羲为了表示自己的决绝，就在父亲的墓边，营建了自己的墓穴，在里面放了一张石床，决心以死抗旨。
过了几年，康熙皇帝准备纂修明史，又想起了黄宗羲，以为最合适的人选非他莫属。于是又下了一道圣旨，要黄宗羲进京去主持史局。
钦差到了余姚，消息很快到化安山。黄宗羲闻报，即写下了一份遗嘱，吩咐儿子黄百家：“钦差来时，将此呈上。说是黄宗羲死了，已留遗嘱在此。”随即手撑雨伞，脚踏麻鞋，意思是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蹭清朝的地，独自走进墓穴，躺到石床上。
第二天，钦差大臣鸣锣开道，来到化安山。见黄百家披麻戴孝出来迎接，对钦差道：“家父前日辞世，现有遗嘱在此”钦差接过一看，见上面写道：“明史未修，宿愿未遂。日后朝廷开设史局，门下万季野和小儿百家可当此任。”钦差虽知其中有异，且喜有万季野、黄百家可替代，同样可以回复圣旨。于是便带着二人上京去了。
黄宗羲待钦差走后，便从墓穴中出来，专心著书立说。一直活到八十六岁。
作为一代大师的黄宗羲，享有高寿，名满江浙，不但子孙满堂，而且桃李天下。
一六八八年冬天，也就是黄宗羲七十九岁时，他自营生圹，中设石床一张，不置棺椁。置办如此简陋的后事，他的学生都百思不解，便问：“后事乃一生之归宿，自古以来极为讲究，先生今以石床代棺，以石穴代椁，怎么可以呢？”黄宗羲答道：“汉代有个叫赵歧的人，死前要儿子在墓穴中以沙堆床，上放竹席。死时只身穿素净衣衫，头发披散，而且身上只盖一张被单，当天进墓，当天掩埋。他那样做也正合我心意，况且我身遭家国之变，死后何必大操大办呢？”
到黄宗羲八十六岁病危时，写下了《梨洲末命》一文，他嘱咐说，我死后第二天早上，就用棕棚抬到墓穴中去，平常衣服，一被一褥，不得增加陪葬物品。棕棚要抽出来，凡世俗所行折斋做七，一概扫除；若有交谊至厚的人在墓边植几株梅花，则要稽首致谢。在临终时，他口授《绝笔诗》命儿子作记：
筑墓经今已八年，梦魂落此亦欣然，
莫教输与鸢蚁笑，一把枯骨不自专。
黄百家一切遵照其父遗嘱，只在石床边放几部他的著作。
黄宗羲在生前，希望他的子孙把两条现成的石柱移至他的墓前作为望柱，并且自拟了楹联：“不事王侯，待子陵之风节，招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上句用的是东汉时余姚人严子陵的故事；下句用的是晋仲宁的故事。晋书载：“虞喜曾屡征不起，朝廷有事，只得‘就喜咨访’。这两个故事所含寓意，也正是黄宗羲一生风节的写照。
6. 宁波天一阁的故事
天一阁是我国最古老的藏书楼。门楼两侧挂着一副钟鼎文的对联：“天一遗型源长垂远，南垒深意藏久尤难。”这“天一”的取名有一个生动的故事。明朝嘉靖年间，有位兵部右侍郎，名叫范钦，宁波人，一生十分爱好读书、藏书。范钦在不少地方当过官，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收集海内外异文，先辈诗文和未经传世的名士佳作。他一边收藏，一边学习，一边整理。经过几十年努力，范钦收集的书籍已有七万多卷了。他就把这些书藏在宁波湖西河边的住宅里，把藏书楼题名为 “东明草堂”。范钦为官清正，曾因痛骂武寇候郭勋欺压百姓，被郭勋诬告而关过监牢。复官以后，又与明世宗权臣严富父子政见不合，为了避免再吃好臣的苦头，就辞去了官职，回到宁波，一心读书、抄书和收藏书籍。那时，宁波湖西有一位名叫丰坊的大学者，家里也藏着交关多书，他原在南京做宫，回乡以后在湖西月岛旁边造了一座“万卷楼”专门藏书，过着同范钦一样的生活。因为志趣相同，范钦和丰坊就成了好朋友。一天傍晚，丰坊刚写完文章，忽听门外有人叫卖螃蟹，他便买了一串，烫好老酒，请范钦前来对酌。两人在书楼上边喝边叙，蜡烛点完一支又一支，酒喝了一杯又一杯，最后竟双双醉倒在床上。到了半夜，湖上刮起大风，书房门被吹开，蜡熄被吹倒并点着了蚊帐，可是两人仍在呼呼大睡，等两人惊醒，书楼已火光冲天，等四邻赶来扑灭，万卷楼已经烧了大半。自从万卷楼失火后，范钦好像生了一场大病，每天心神不定，担心自己的藏书楼有朝一日也会遭到劫难。从此，他更加小心地保护自己的书籍，再也不敢喝酒了，每晚睡觉前，都要亲自到书房四周查看火烛，并不准儿子在书楼过夜。这样做了后，范钦还是勿放心，仍旧日夜思考着防火问题。一天，范钦在花园锄草，忽然翻起一块紫酱色的卵石，在太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连忙拾起一看，只见上面镂刻着一行正书：“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范钦一心想着防火，一看到这八个字忽然开窍：“天一生水，以水克火”这是上天的指点吧！于是，他马上将东明草堂改名为天一阁，把藏书楼改建成朝南座北的六间二楼藏书楼，楼上一统间表示“天一”，楼下六开间，表示“地六”。以后，范钦又拓建了花园，加高了防火墙，还在楼前挖了一个水池，取名天一池，用来防备内外火灾。
7. 舍身求法的人有哪些事例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巡抚谭继洵之子，出生于甘肃 武威。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著名维新派人物。北京半截胡同41号是他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代表著作《仁学》，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其候刑时，据说曾题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还据说这首诗被谭嗣同“篡改”过，原诗为：“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待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 留将公罪后人论。” 布鲁诺出生于意大利拿坡里（Naples）附近的的一个小镇Nola，父亲是军人乔凡尼·布鲁诺（Giovanni Bruno）。9岁的时候（按英文条目为11岁），他前往那不勒斯城学习人文科学、逻辑和辩论术。布鲁诺在17岁时进入修道院隐修（按英文条目为15岁），得教名乔尔达诺。布鲁诺学习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和Thomistic神学。24岁时获任命为神父。
这位勤奋好学、大胆而勇敢的青年人，一接触到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立刻激起了他火一般的热情。从此，他便摈弃宗教思想，只承认科学真理，并为之奋斗终身。
布鲁诺信奉哥白尼学说，所以成了宗教的叛逆，被指控为异教徒并被革除了教籍。公元1576年，年仅28岁的布鲁诺不得不逃出修道院，并且出国长期漂流在瑞士、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他四海为家，在日内瓦、图卢兹、巴黎、伦敦、维登堡和其他许多城市都居住过。尽管如此，布鲁诺仍然始终不渝地宣传科学真理。他到处作报告、写文章，还时常地出席一些大学的辩论会，用他的笔和舌毫无畏惧地积极颂扬哥白尼学说，无情地抨击官方经院哲学的陈腐教条。
由于布鲁诺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学者，所以天主教企图迫使他当众悔悟，以使他声名狼藉，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切的恐吓威胁利诱都丝毫没有动摇布鲁诺相信真理的信念。一些神甫找布鲁诺交谈，说依他的天资，倘若重新回归宗教，苦心钻研教条，肯定会高升罗马的教廷。他坦然地说：＂我的思想难以跟《圣经》调和．＂
天主教会的人们绝望了，他们凶相毕露，建议当局将布鲁诺活活烧死。布鲁诺似乎早已料到，当他听完宣判后，面不改色地对这伙凶残的刽子手轻蔑地说：“你们宣读判决时的恐惧心理，比我走向火堆还要大得多。”公元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在罗马的百花广场上英勇就义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就这样被烧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