翹楚的典故

A. 驍楚如果比喻一個人是什麼意思，引用的是什麼典故

楚現解釋為「人中翹楚，交網而現」。 其中「翹楚」喻指秀美的林木，最早源自3000年前的詩經-周南-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後世人們用「人中翹楚」、「個中翹楚」、「行業翹楚」，比喻傑出人士。

B. 身似菩提樹，心似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有什麼典故

身似菩提樹，心似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這是六祖慧能作的偈，見載版於《壇經》，因權為是以菩提為題所以稱為菩提偈。

菩提偈在《壇經》第四節至第八節，有明確的記載：五祖弘忍「一日喚門人盡來」，要大家「各作一偈」。並說「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稟為六代。」

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門前寫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弘忍知道後，「遂喚秀上座於堂內」，說是「汝作此偈，見即未到」，「若覓無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

而「秀上座去數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語，即針對神秀的《無相偈》而發。據《壇經》所載，惠能本不識字，他先「請人一讀」神秀的偈語，然後作此歌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題著」。

(2)翹楚的典故擴展閱讀

菩提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則的區別。神秀的那首無相偈，使他失去作為弘忍繼承人的資格，卻成了北宗一派的開山祖。

由於神秀強調「時時勤拂拭」，後人以其主張「拂塵看凈」，稱之為「漸修派」。而惠能的這一首，是對神秀偈的徹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見性成佛」的關鍵，被稱為「頓悟派」。

C.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什麼意思啊,出自哪典故等等

菩提原本就沒有樹,明亮的鏡子也並非是台,本來就虛無一物,那裡會染上什麼塵埃?

首先說一下這首詩的出處

在南北朝的時候，佛教禪宗傳到了第五祖弘忍大師，弘忍大師當時在湖北的黃梅開壇講學，手下有弟子五百餘人，其中翹楚者當屬大弟子神秀大師。神秀也是大家公認的禪宗衣缽的繼承人。弘忍漸漸的老去，於是他要在弟子中尋找一個繼承人，所以他就對徒弟們說，大家都做一首畿子（有禪意的詩），看誰做得好就傳衣缽給誰。這時神秀很想繼承衣缽，但又怕因為出於繼承衣缽的目的而去做這個畿子，違法了佛家的無為而作意境。所以他就在半夜起來，在院牆上寫了一首畿子身是菩提樹，心為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這首畿子的意思是，要時時刻刻的去照顧自己的心靈和心境，通過不斷的修行來抗拒外面的誘惑，和種種邪魔。是一種入世的心態，強調修行的作用。而這種理解與禪宗大乘教派的頓悟是不太吻合的，所以當第二天早上大家看到這個畿子的時候，都說好，而且都猜到是神秀作的而很佩服的時候，弘忍看到了以後沒有做任何的評價。因為他知道神秀還沒有頓悟。

而這時，當廟里的和尚們都在談論這首畿子的時候，被廚房裡的一個火頭僧—慧能禪師聽到了。慧能當時就叫別人帶他去看這個畿子，這里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慧能是個文盲，他不識字。他聽別人說了這個畿子，當時就說這個人還沒有領悟到真諦啊。於是他自己又做了一個畿子，央求別人寫在了神秀的畿子的旁邊，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有這首畿子可以看出慧能是個有大智慧的人（後世有人說他是十世比丘轉世），他這個畿子很契合禪宗的頓悟的理念。是一種出世的態度，主要意思是，世上本來就是空的，看世間萬物無不是一個空字，心本來就是空的話，就無所謂抗拒外面的誘惑，任何事物從心而過，不留痕跡。這是禪宗的一種很高的境界，領略到這層境界的人，就是所謂的開悟了。

弘忍看到這個畿子以後，問身邊的人是誰寫的，邊上的人說是慧能寫的，於是他叫來了慧能，當著他和其他僧人的面說：寫得亂七八糟，胡言亂語，並親自擦掉了這個畿子。然後在慧能的頭上打了三下就走了。這時只有慧能理解了五祖的意思，於是他在晚上三更的時候去了弘忍的禪房，在那裡弘忍向他講解了《金剛經》這部佛教最重要的經典之一，並傳了衣缽給他。然後為了防止神秀的人傷害慧能，讓慧能連夜逃走。於是慧能連夜遠走南方，隱居10年之後在莆田少林寺創立了禪宗的南宗。而神秀在第二天知道了這件事以後，曾派人去追慧能，但沒有追到。後來神秀成為梁朝的護國法師，創立了禪宗的北宗。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言自性風光，但是

是否真達到最高境界,未必/如慧能大師自己所說的:

熟則熟矣,猶欠篩也/
........................................
但是，就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還是未達傳付禪宗衣缽的造詣，不要忘記我們上面所列舉的情形，因為「本來無一物」的情況，正如雪月梅花的境界，雖然清冷而美妙，到底是空寂孤寒的一面，毫無生機存在。

六祖在大徹大悟的時候，是他在三更人室，五祖法問他初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質疑，使他再進一步而澈底了解心性本元的究竟，所以他便說：「何期自性，本自清靜；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這個才是代表了禪宗言下頓悟的「頓」與「悟」的境界。

可是不要忘了，他後來還是避居在獵人隊中，由悟後而修持了十五年的經過，由此你就可以了解《楞伽經》中是頓漸並舉，禪宗是頓漸並兼，猶如《楞嚴經》上所說的：「理須頓悟，乘悟並銷，事資漸修，因次第盡。」所指頓漸並重的道理了。現在談談禪學，抓住一句「本來無一物」，就無所而不可為，那不落在狂禪的知見才怪呢！須知禪宗正有嚴謹修持工夫的層次存在，不是落在空談或狂妄自是上，才會與真正的禪有相近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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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於六祖的開悟
明心見性與神秀的兩個偈語問題：由歷代相傳，幾種不同版本的《六祖壇經》，與禪宗各種典籍的記述，有關六祖最初得道開悟的事跡，大體並無多大出入。中國禪宗，自五祖弘忍開始，教人念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便可由此人道，一變達摩大師以《楞伽經》印心的教學方法，這只能說是教授法的改變，對於禪宗的宗旨，並無二致；《金剛經》以明心見性為主旨，處處說明般若（智慧）性空的真諦，其中的修行求證方法，以「善護念」三字為重點，以「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而說明性空實相，了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為指標。
現在為了普通了解禪宗的治心道理，用現代的觀念，先作一比較容易明了的說明，也可使大家依此修習，做為修心養性的簡捷方法：
（1）首先我們先要靜靜地觀察自己內在心理的意識思想，再把它簡單地歸納為兩部分來處理：一部分是由於感覺所生的思想和觀念，例如痛苦、快感、飽暖、飢寒等等，都是屬於感覺的范圍，由它而引發知覺的聯想和幻想等等活動。一部分是由於知覺所生的意識思想，例如莫明其妙而來的情緒，煩悶、苦惱、對人我內外種種事物的分別思維等等，當然包括知識學問的思維，以及自己能夠觀察自己這種心理作用的功能。
（2）其次，到了能夠了解自己心理作用的活動，不管它是感覺的，或知覺的，總而言之，統統叫做一念，能夠作到在念念之間，起心動念的每一觀念，自己都能觀察得清楚，再無不知不覺，或莫明其妙的情況，然後，就可把它處理作為三段觀察：凡是前一個念頭（思維意識）過去了的，便叫做過去心，也就是前念。後一個念頭（思維意識）來了的，便叫做現在心，也就是當前的一念。還沒有來的，當然便是未來心，也就是後念了，可是它還沒有來，不去管它。不過，你不要忘記，當你覺得後一個觀念還沒有來的時候，這個正是現在當前的一念了，而且才覺到是現在，立刻便已成為過去。
（3）復次，如此內省觀察得久了，你把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看得清清楚楚，於是你便練習，當前念的過去心過去了，後念的未來心還沒有生起的一剎那之間，當前的心境，就會微微的、漸漸的，呈現一片空白。
但這空白，不是昏迷、或暈厥、或同死亡以前的狀況，這是清清楚楚的，靈靈明明的一段空靈，也就是宋明時代禪師們所說的昭昭靈靈的時候。
如果真能切實到達這個情況，就會覺得自己所有的意識思維，不管它是感覺的或知覺的，都如一片浮光流影，像雁過長空，風來水面，所謂踏雪飛鴻，了無蹤跡可得，才知平生所思所為的，都只是一片浮塵光影而已，根本無法把捉，根本是無根可依的，那你就會體會到「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的心理狀態了。
（4）再次，你若了解了心念過去、現在、未來三段的不可得，譬例成下面這個公式，自己反省看來，翻成一笑。
…………未來……現在……過去……
————————————————無始以來
……未來……現在……過去…………
0+1-1——1-1=0
因此認得此心中的一切一切雲為，都是庸人自擾，由此再進一步，觀察破除生理感受上所起的壓力，和思想促使身體所作的行為活動，都是猶如泡沫空花，雖然在不加自我觀察的時候，表面看來好像都是我一連串成直線的活動，實際所謂這個我的活動，也只是像電流、像火花、像流水一樣，都是由於無數接連不斷的前後念的因緣湊成了一條線，其中畢竟沒有真正的東西存在，所以你會自然而然地覺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身不是身、心不是心，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只像夢幻般的浮沉起伏在世間而已，因此你會自然而然的了解「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其實就是「本無所住而生其心」的妙用了。
（5）如次，你要保持這個明白了心理上意識思維的狀態以後，經常在靜中動中，保持這一段昭昭靈靈的靈明覺性，猶如萬里晴空，不留點翳的現象，那就夠你受用去享受了，你才真會懂得人生的真諦，找到真正歸宿的安身立命之處，可是你不要認為這樣便是禪宗的明心見性了！更不要認為這樣便是禪宗所謂的悟道了！因為你在這個時候，正有一個昭昭靈靈、靈靈覺覺的作用存在，你還不知它的來去與起處呢！這個時候，正是明代憨山大師所說：「荊棘林中下足易，月明簾下轉身難」！
以上所講的一切，是借用比較現代化的方法，說明人們心理活動狀態的情況，同時也以此而說明禪宗六祖當時聽到別人念誦《金剛經》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領悟的一些消息，由此使你可以了解六祖的師兄神秀所作的偈子，「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的自己內在用工夫心得的程度；那麼，你由此可知六祖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心得境界。如把兩者作一比較，自然可以了解五祖弘忍要叫六祖三更人室，付囑他的衣缽了，但是，就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還是未達傳付禪宗衣缽的造詣，不要忘記我們上面所列舉的情形，因為「本來無一物」的情況，正如雪月梅花的境界，雖然清冷而美妙，到底是空寂孤寒的一面，毫無生機存在。六祖在大徹大悟的時候，是他在三更人室，五祖法問他初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質疑，使他再進一步而澈底了解心性本元的究竟，所以他便說：「何期自性，本自清靜；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這個才是代表了禪宗言下頓悟的「頓」與「悟」的境界。可是不要忘了，他後來還是避居在獵人隊中，由悟後而修持了十五年的經過，由此你就可以了解《楞伽經》中是頓漸並舉，禪宗是頓漸並兼，猶如《楞嚴經》上所說的：「理須頓悟，乘悟並銷，事資漸修，因次第盡。」所指頓漸並重的道理了。現在談談禪學，抓住一句「本來無一物」，就無所而不可為，那不落在狂禪的知見才怪呢！須知禪宗正有嚴謹修持工夫的層次存在，不是落在空談或狂妄自是上，才會與真正的禪有相近之處。

此偈出自《六祖壇經》。乃六祖慧能的禪悟之言，《六祖壇經》是後人根據禪宗六祖惠能的話編著而成。

因為其師兄神秀的偈：身似菩提樹，心似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六祖感覺禪悟不徹底，於是吟出了：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

從字面上講：菩提樹是空的，明鏡台也是空的，身與心俱是空的，本來無一物的空，又怎麼可能惹塵埃呢?

佛對我說：你的心上有塵。我用力地擦拭。
佛說：你錯了，塵是擦不掉的。我於是將心剝了下來。
佛又說：你又錯了，塵本非塵，何來有塵。
我領悟不透，是什麼意思？
我想這是從神秀和慧能那兩個偈子引申出來。
神秀說：「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慧能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的確，要能夠參透這兩個偈子的確很難，就是正確的理解也不易。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眾生的身體就是一棵覺悟的智慧樹，
眾生的心靈就象一座明亮的台鏡。
要時時不斷地將它撣拂擦試，
不讓它被塵垢污染障蔽了光明的本性。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菩提原本就沒有樹，
明亮的鏡子也並不是台。
本來就是虛無沒有一物，
那裡會染上什麼塵埃?
現在只能從字面上去理解它，慘悟不透！
心本無塵，塵即是心。無心無塵，人便死。

其實塵在外，心在內，常拂之，心凈無塵；
塵在內，心在外，常剝之，無塵無心；
心中有塵，塵本是心，
何畏心中塵，無塵亦無心??正如慧能所說的 仁者心動

又如道家所說的 道可道非常道

它們的道理是一樣的
佛家講究萬物在心 追求修世

道家講究無牽無掛 追求避世

佛家想超脫今世 道家則是修行今世 而追究其原理來說都是一種修行

而最終的說的是一種超脫

卻不是刻意的尋求

主旨在心

世間人，法無定法，然後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以上的解釋摘自網頁，我再談談我的看法，心即自性，和常人的思想不是一回事，人的思想是後天培養的，自性是先天的，常人是思想做主，障礙自性；佛家語，萬事萬物都是妄念牽動自性而起的幻相，而非自性起用，身也是因心有塵，塵即妄念，牽動自性而起的幻相，當然身的相和前世有關了，塵是妄念，自性是圓滿的清凈的，妄念非心非自性所發，人若悟得自性，自性做主，再起念，不稱作妄念了，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自性在起作用，自性圓滿清凈，其性空，緣起緣滅，非常自在，根本沒有妄念，有何談有染！

就常人來講，如悟到，對於世間的事情，萬物，需要一顆寧靜的心，去面對這一切，就足夠了。對於修證佛法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佛法是讓人悟得本性的，從而對萬事萬物沒有迷惑，不是理解，不是文字，執著於文字，用文字猜度佛法，永遠找不到本性。禪宗，修證需要極高的慧根。現代人，慧根普遍低，本人建議，禪宗明理即可，不適合修證，修證要從神秀的漸悟入手，最後到慧能的頓悟，兩者缺一不可，離開漸悟談頓悟，那是口頭禪。

D. 陶侃的故事

陶侃惜谷
陶侃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雲：「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詰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植，家給人足。
陶侃曾經到郊外去游覽，看到一個人拿著一把未熟的稻穗，陶侃問：「拿這些東西干什麼？」那人說：「走在路上我看見它，隨便拔一把罷了。」陶侃大怒說：「你既然不種田，竟然還糟蹋人家的稻子！」就把那人抓起來，抽了一頓鞭子。陶侃愛護莊稼而執法嚴，因此老百姓都勤懇耕種，家家生活寬裕，人人豐衣足食!

陶侃（259－334），字士行（或作士衡），江西鄱陽人，東晉大司馬。初為縣吏，漸至郡守。永嘉五年（311），任武昌太守。建興元年（313），任荊州刺史。後任荊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諸軍事。他精勤吏職，不喜飲酒、賭博，為人稱道。
陶侃是一代名將，在東晉的建立過程中，在穩定東晉初年動盪不安的政局上，他頗有建樹。他出身貧寒，在西晉風雲變幻中，竟沖破門閥政治為寒門入仕設置的重重障礙，當上東晉炙手可熱的荊州刺史，而頗有治績。他是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晉書》、《世說新語》等史書中，記載著不少有關他的遺聞逸事。他還是個有爭議的人物，贊揚的，貶斥的，以及為他辯誣的人都有。

家境貧寒，仕途艱難 原籍都昌，後遷居廬江郡尋陽縣。陶侃的先輩，史書上記載不詳。其父陶丹，孫吳時曾當過邊將，官至揚武將軍。揚武，系雜號，地位不高。陶侃先世無顯赫仕宦可以溯記，年輕時又當過尋陽的「魚梁吏」，說明其家屬於「寒門」這類社會地位很低的階層。西晉滅吳後，中原人稱江南人為「亡國之餘」，江東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
陶侃少年時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貧」，與母親湛氏相依為命。湛氏是位很堅強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兒子出人頭地。在這種環境下，陶侃「少長勤整，自強不息」。湛氏對陶侃管教很嚴，並通過自己紡織資助兒子去結交朋友。後來，陶侃在縣功曹周訪的薦引下當上縣主簿，才開始擺脫充當賤役的地位。一次，鄱陽郡孝廉范逵途經陶侃家。時值冰雪積日，倉促間陶侃無以待客。湛氏截發換得酒餚，陶侃「斫諸屋柱」為薪柴，終於備得一桌「精食」。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餘里。范逵遂向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陶侃也傾心報答張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眾僚屬皆面有難色。陶侃獨請行，「眾咸服其義」。有了這樣的關系，陶侃即被張夔舉為孝廉。靠這種身份，陶侃可以進入洛陽與上層名流結識，去實現他的大志。元康元年（291），惠帝後賈南風發動政變，獨掌大權。這是「八王之亂」的開始。由於執政的賈模、張華盡心盡力，此後的七、八年間朝野安靜，沒有什麼大的動亂。
大約在296年，陶侃來到了洛陽。當時的洛陽，經過幾十年的修復、重建，又變得十分繁華、熱鬧起來。但是，京城的繁華卻沒有給陶侃帶來什麼錦綉前程。實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晉在選官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世族子弟憑借自己的父、祖余蔭即可身居要津，並不為今後升遷而費神。自惠帝即位後，更是「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凌物。忠賢絕路，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這種情況下，名流士族們誰還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這種身份的人，沒有權門當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陽官場上站住腳的。因此，他去求見「性好人物」的司空張華。但張華卻「初以遠人，不甚接遇。」陶侃對張華的輕視並不灰心。幾次求見，「每往，神無忤色」。終於在張華的推薦下當上郎中。郎中有資格入選各類官職，但像陶侃這樣的窮賤之士是根本擠不進那些顯要的官位。「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之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官，召為舍人。」陶侃雖然得到一介官職，他的出身，以及與漢人不同的相貌，依然為洛陽的達官貴人所輕視。有一次，他與同州里的豫章國郎中令楊晫同車去見中書郎南人顧榮。途中與吏部郎溫雅相遇。溫雅問楊晫：「奈何與小人同載？」名士樂廣欲會荊揚士人，有人推薦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議。
陶侃在洛陽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這期間，西晉的內亂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趙王倫廢賈後。第二年又廢惠帝自己稱帝。動亂就由宮廷內發展到宮廷外。洛陽內外已成為諸王軍隊沖突、爭奪之地。在這種情況下，寓居洛陽的江東士族紛紛返家避亂。此時陶侃已經認識到，在洛陽的這種門閥政治下，他是難於出人頭地的。又因受到江東士族紛紛返回家鄉氣氛的影響，他也准備南下了。適經朋友推薦，他得補 任武岡縣令。武岡是荊州南部的一個縣。陶侃打點行裝，匆匆上路了。這時的陶侃已經四十多歲。他想起自己奮斗經營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遠而又遠的小縣當縣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後，與太守呂岳的關系很緊張。他遂棄官回家。以後又當過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晉末江南的動亂給他以儕身戎旅的機會，恐怕他終生也只能當個縣令之類的小官。

編輯本段|回到頂部投身戎旅，建立軍功 八王之亂引起江南動盪不安的局勢，為陶侃施展才幹提供了機遇。西晉末年，秦、雍一帶的人民因天災和戰亂，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區就食。永寧元年（301）流民因不堪當地官吏欺壓，聚眾起義。西晉朝廷忙調集荊州武勇開赴益州進行鎮壓。被調發的荊州武勇，都不願遠征，而又受到當地官吏驅迫，遂轉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303）義陽蠻張昌聚眾在江夏起義，不願遠征的丁壯及江夏一帶流民紛紛投奔張昌。張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間，眾至三萬。
張昌勢力的發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劉弘率領軍隊前去鎮壓。劉弘上任，即辟陶侃為南蠻長史，命他為先鋒開赴襄陽，討伐張昌。
能受到劉弘重用，陶侃當然十分高興。況且動亂時從軍立軍功，也不失為仕進升遷的一條捷徑。
陶侃率軍進駐襄陽。劉弘軍卻在宛為張昌所敗。張昌轉攻襄陽不下，即沿漢水進入長江。一時間，荊、江、揚等州大部分地區為張昌所控制。劉弘命陶侃進攻張昌，連戰皆捷，終將這次起義鎮壓下去。在這個過程中，陶侃在軍事上顯示的才幹使劉弘十分感嘆。他對陶侃說：「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晉吳對峙，他曾鎮守荊州近二十年，為晉更吳立下大功。劉弘自以年老難繼羊祜功業，因此希望陶侃在荊州有所作為。以後陶侃果然當上荊州刺史。劉弘的這番話對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勵作用。
張昌事定，陶侃等因軍功得到賞賜。荊、揚等州出現了一個暫時安定的局面。這時北方的戰亂已愈演愈烈，西晉朝廷名存實亡。廣陵相陳敏見北方大亂，朝廷無力控制江東，遂起兵占據揚州，並遣其弟陳恢沿江西上進攻武昌，以圖割據江南。
劉弘命陶侃為江夏太守，率軍抵禦陳恢。陶侃與陳敏為同郡，又同歲舉吏。因此有人對陶侃居大郡，統強兵頗有猜疑。實際上，陶侃不會放棄已取得的功業去投靠一個在江東毫無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劉弘聽信這種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督護，使與諸軍並力距恢」。劉弘用人不疑，陶侃無後顧之憂，遂與陳恢力戰，所向必破。陶侃這兩次戰績，奠定了他在荊州地區軍事上的地位。這時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遠人」、「小人」，而成為頗有實力的地方將領。光熙元年（306），劉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職。陶侃在家守喪期間，江南的政治形勢又發生了變化。永嘉元年（307）西晉宗室琅邪王司馬睿和大士族王導渡江進駐建鄴。司馬睿是「八王之亂」中最後一個權臣東海王司馬越的死黨。他看到西晉洛陽政權已處在崩解之勢，就利用司馬越派他鎮守建鄴之機割據江東。當時司馬睿占據的只是下游揚州一帶。上游的廣大地區有流民勢力在活動，也有洛陽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沒有穩固的上游，下游建鄴就無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馬睿以王敦為都督征討諸軍事，統甘卓、周訪等沿江西上。至江州，與華軼的勢力相遇。
華軼也是東海王越的親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華軼如此有勢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為壽春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盡管同屬一個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們勢同水火。陶侃喪期滿後，也與東海王越拉上關系。司馬越以他為參軍，督護江州諸軍事。有了這層關系，再加上陶侃的聲望，華軼表陶侃為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當了華軼的參軍。
華軼與司馬睿矛盾越來越尖銳，陶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軼字）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陶侃覺得背棄華軼，有違忠義，因此十分生氣，「遣臻還軼」。陶臻卻偷偷跑到建康。這使司馬睿「大悅，命臻為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陶侃的「告絕」，使華軼元氣大傷。華軼兵敗被殺，陶侃也官升龍驤將軍、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資於事父以事君」，但關鍵時刻仍背棄華軼。對陶侃的這種行為，當時人無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詬病。這說明，兩晉時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門第利益為歸依的風氣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馬睿占據了江州。但上游荊、湘兩州的大部分地區為杜弢率領的流民起義軍所佔據。王敦即督陶侃、周訪等進擊杜弢。時荊州刺史周訪被杜弢圍困在尋水城。陶侃遣軍擊之，杜弢退卻。陶侃對諸將說，杜弢必由陸路偷襲武昌。因此率軍抄近路連續行軍三晝夜，在武昌周圍埋伏下來。杜弢果然來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重。杜弢敗軍退入長沙。王敦即表陶侃為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陶侃初戰即獲大勝，劉弘十餘年前的預言竟得以實現，於是乎有些飄飄然了。沒想到他的部將王貢背叛了他。王貢聯合流民軍偷襲，侃兵大敗。再戰，陶侃的坐船也被叛軍鉤住。幸虧他跳上一隻小船才得以逃脫。這次慘敗使他剛得到的官職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滅流民的起義，還是非得陶侃不可。於是，他讓陶侃「白衣領職」。
陶侃率周訪等入湘，與杜弢交成，所戰連捷。建興三年（315）杜弢起義終於被陶侃鎮壓下去。這時，長江上游的荊、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馬睿割據江南的形勢已成。在這個過程中，陶侃無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當陶侃躊躇滿志准備赴荊州上任時，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舊劇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王敦不欲陶侃掌荊州，是怕其功高難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荊州處上流形勝，王敦正欲專制朝權，當然不願荊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從弟王廙為荊州。陶侃都將以王敦處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認為這是陶侃指使，「披甲執矛，將殺侃，出而復回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王敦佐吏提醒說陶侃的親家周訪正統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殺，周訪決不善罷干休。王敦才改變主意，設宴歡送。陶侃見得以成行，連夜便發。途經豫章，見周訪，不禁淚流滿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兩晉之際，門閥士族的統治秩序受到破壞。一些政治上受壓抑的寒門企圖利用這個機會在政治上樹立勢力。然而，由於門閥士族勢力依然強大以及他們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難逃失敗厄運。陳敏即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他們要想謀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於某一士族勢力。這樣，他們就仍處在被驅使、受擺布的地位。陶侃的這一經歷正反映了當時寒門在政治上的處境。
陶侃將入廣州，逢杜弢余部杜弘與溫劭等占據廣州。聞陶侃將至，杜弘企圖利用詐降偷襲。陶侃識破其詐，布兵設陣，一舉將杜弘擊潰。「諸將皆請乘勝擊溫劭；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竟一封信將溫劭嚇跑。陶侃遂進據廣州。
廣州當時受戰亂影響較小，境內較為安定。陶侃自從軍十餘年間，已功名卓著。雖然受王敦排擠，但他並不甘心於在邊州當刺史。他「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就這樣，他在廣州一下就呆了十年。

忠順勤勞似孔明 太寧三年（325），王敦之亂平定後，明帝即用陶侃為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軍事、荊州刺史。元、明兩朝，王敦兩次興兵，陶侃雖表示支持朝廷，並未實際介入，更未在滅王敦對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鎮，實際是明帝的一種精心安排。
東晉建立後，吳人在政治上受到僑人的排擠。永昌元年（322）王敦兵進建康的過程中，江東士族多持觀望態度，並不介入這場僑人間的內訌。王敦專權後，委任親信，排斥異己，誅除不從。其中，也牽連了不少江東士族。僑姓士族和江東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損害。故明帝能收僑、吳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亂被平定，琅邪王氏幾傾晉祚的教訓對司馬氏來說十分深刻。王氏在長江上游的勢力基本喪失，但王導仍居中樞。為避免重蹈覆轍，明帝決心改變元帝以來的「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鑒等人，制約王導的權力，同時拔擢江東士族，在僑、吳士族間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荊、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①，使方鎮互相牽制，收相維相抗之效。陶侃刺荊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陶侃入主荊州，「荊州士女相慶」。東晉政風仍承西晉之弊。「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從容為高妙，放盪為達士」。大概與陶侃經歷有關，他對這種風氣深惡痛絕，聲言：「《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因此他「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每宴會飲酒，他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眾人勸更少進，但他決不再飲。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這樣。參佐僚屬有以談戲荒廢職事，不但嚴加訓斥或鞭打，還「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於江」。這種作風在東晉官吏中實屬少見。
陶侃治荊州，還很重視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發展農業生產。王敦平後，荊州大飢，百姓多餓死。陶侃「至秋熟輒糴，至飢復減價糶之。士庶歡悅，咸蒙濟賴。」羊祜、劉弘在荊州勸課農耕使生產發展，頗得民心，這對陶侃影響不小。此外，基於自己鞏固地盤和發展勢力的需要，這也是必須採取的措施。因此他「務勤稼穡，雖戎陣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這種說法顯然有誇大成份。但當時荊州社會較安定，生產有所發展，當是事實。
陶侃行事，小到竹頭木屑，大到設城駐兵，考慮頗為縝密細致。他曾主持造船，命將木屑和竹頭全部收集起來。眾人不知為什麼。後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聽事前余雪泥濘，木屑正好用來布地。幾十年後，桓溫為荊州刺史。桓溫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陶侃駐武昌時，不少人主張在江北的邾城駐兵鎮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與諸將佐察看形勢。陶侃為之分析說，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敵寇。即便派兵駐守，也無益江南。長江才是禦寇的天險。眾將才恍然大悟。後荊州刺史庾亮卻對此不察。他派精兵萬人駐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後趙遣兵來攻。邾城孤立無援，終於兵敗城陷，損失慘重。
陶侃「性纖密好問」，勤於調查訪問，人比之趙廣漢（西漢人，曾任京兆尹）。他精於吏職，善察訪，發奸擿伏如神。在這方面陶侃也並不遜色。陶侃曾令諸軍營植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於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
陶侃的才幹頗為當時人所稱道。一個叫梅陶的人說：「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將陶侃比之曹操、諸葛亮，這確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別是當時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風氣下，他能勤於吏職，在東晉官吏中是極少見的。

都督八州，懷止足之分 太寧三年（325）明帝病死，五歲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輔政。庾亮對據上游、握強兵的陶侃頗為顧忌，一方面加強建康石頭城的防衛，另一方面派溫嶠出任江州刺史。在東晉荊、揚的矛盾中，處於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調節上、下游關系的樞紐。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與朝廷關系密切，又要對荊州有所防備。明帝以陶侃為荊州，同時任應詹刺江州。應詹曾與明帝謀討王敦，又與陶侃同為劉弘部下。應詹咸和元年（326）卒。死前曾與陶侃書，望陶侃能「竭節本朝，報恩幼主」。可見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與溫嶠，本是「深交」。其使溫嶠鎮江州，用意與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三年，歷陽太守蘇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醞釀中的荊、揚矛盾出現變化。蘇峻攻進建康，挾持了小皇帝，庾亮逃往江州。此時，憑江州兵難以平定蘇峻之亂。溫嶠遂邀陶侃率荊州兵同赴國難。明帝死時，陶侃因「不預顧命」一直懷疑是庾亮作了手腳。後庾亮修石頭城，也是針對他的。舊怨未消，又讓他來對付因庾亮處置失當引起的蘇峻之亂。陶侃「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溫嶠屢說而不允。後溫嶠「固請之」，其子陶瞻又為蘇峻所殺，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荊州軍至江州，議者咸謂陶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陶侃若殺庾亮，勢必影響與溫嶠的關系，從而可能導致平叛軍隊的分裂。時庾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庾亮有高名，為名士翹楚。他來謝罪，實出意外。陶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但仍憤憤地對庾亮說：「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庾亮、溫嶠同赴建康。陶侃以大局為重，捐棄前嫌，使諸軍能夠同心協力，終於平定叛亂。
在平定蘇峻之亂中，陶侃以位重兵強被推為「盟主」。蘇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驍勇善戰。庾亮率軍進攻，為峻軍所敗，乃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而。』」陶侃對庾亮如此寬容，諸將誰不力戰。其次，陶侃能聽從建議和意見。如招郗鑒自廣陵渡江扼守京口，對於東西夾擊蘇峻起了重要作用。諸軍與蘇峻軍戰，數戰皆敗。溫嶠軍乏食，乞借糧，陶侃不欲借，並要撤軍回荊州。經人勸解，陶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並打消撤軍念頭。蘇峻之亂終於在諸軍合作下得以平定。東晉政局危而復安。自此以後，由於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約和東晉政治格局的變化，江南保持了七十餘年的安定局面，沒有出現大的動亂。社會的安定對江南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應該說，陶侃對於促進這一局面的出現還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蘇峻之亂後，陶侃因功而升為太尉、都督七州軍事，封長沙郡公，仍駐荊州。咸和五年（330）江州刺史劉胤為後將軍郭默所殺。執政的王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以默為江州刺史。陶侃聞知此事，指責王導這種縱容作法，隨即起兵抵江州，將郭默等斬首。實際上，王導和陶侃對郭默的不同態度，反映了他們之間對江州的爭奪。王導對郭默擅殺劉胤表示的容忍態度，在於要籠絡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責王導並迅速出兵，是要將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奪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長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時他已為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其權力之煊赫，在東晉一朝也是屈指可數的。
《晉書·陶侃傳》稱侃曾「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後代一些史家認為陶侃一生盡心於國，「折翼」雲雲是《晉書》作者的誣枉。但通觀東晉一代，荊州刺史以其所處政治軍事的重要地位，或與中央對抗，或遙制朝權，陶侃也不會例外。況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後曾欲起兵廢黜執政的王導。所以，《晉書》所雲陶侃「潛有窺窬之志」是有根據的。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總上流卻能「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這與陶侃的經歷和當時政治形勢的變化有關。
陶侃自稱「少長孤寒，始願有限」。他在門閥政治下掙扎奮斗幾十年，才得以出人頭地。但仍為士族們瞧不起②。士族們不會允許一個寒門總攬東晉朝權的。陶侃明白自己的處境，也不敢輕易侵犯士族權益。其次，元帝、明帝兩朝荊、揚對峙，荊州占絕對優勢的形勢在成帝時已經發生變化。咸和四年（329），徐州刺史郗鑒移駐京口，京口遂成長江下游重鎮。京口距建康僅二百餘里，便於接應，從而大大加強了建康的實力。咸和五年，陶侃「嘗欲起兵廢（王）導」，事先徵求郗鑒的意見，因「郗鑒不從乃止」。這種上、下游間實力的變化，使陶侃雖有「窺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陶侃晚年位極人臣，能「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對他個人來說，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這樣既可維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的家業，又可保住子孫的前途。然而，他還欲在北伐有所作為。荊州西臨成漢，北接後趙。咸和七年（322）陶侃遣母丘奧經營巴東，又遣桓宣收復為後趙占據多年的襄陽。襄陽為荊州北門。它起著阻止後趙沿漢水南下的作用，又是東晉經略北方的一個重要陣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①，因其病重而作罷。他的這種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喪失進取心的精神，確實難能可貴。
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遜位，遣人將官印節傳等送還朝廷。他在離開荊州任所前，「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親交專人保管，然後才登船赴長沙。「朝野以為美談」。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溪。時年七十六。根據他的遺囑，葬在長沙南二十里的地方。

編輯本段|回到頂部二三事 原文：
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老耳」……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雲：「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譯文：
陶侃在廣州，沒有事的時候總是早朝把白磚運到書房的外邊，傍晚又把它們運回書房裡。別人問他這樣做的緣故，他回答說：「我正在致力於收復中原失地，過分的悠閑安逸，唯恐不能承擔大事，所以才使自己辛勞罷了。」陶侃生性聰慧敏捷，恭敬有禮，為官勤懇，整天嚴肅端坐。軍中府中眾多的事情，自上而下去檢查管理，沒有遺漏，不曾有片刻清閑。招待或送行有序，門前沒有停留或等待之人。他常對人說：「大禹是聖人，還十分珍惜時間；至於普通人則更應該珍惜分分秒秒的時間，怎麼能夠游樂縱酒？活著的時候對人沒有益處，死了也不被後人記起，這是自己毀滅自己啊！」有一次，陶侃外出，看見一個人手拿一把未熟稻穀，陶侃問：「你拿它做什麼？」那人回答：「在路上看見的，就隨意拿來罷了。」陶侃大怒說：「你既不種田，又拿別人的稻子戲耍！」陶侃抓住他鞭打他，因此百姓勤於農事，家中充足。造船的時候，陶侃命人把木屑和竹頭都登記後收藏起來，人們都不明白這樣做的原因。後來大年初一聚會時，地面積雪，太陽剛放晴，廳堂前積雪，地面還潮濕，陶侃於是用木屑鋪散地面。等到桓溫伐蜀時，又用陶侃保存的竹頭作釘裝船。陶侃綜合料理事物極其細密，都是這樣。
陶侃性情聰慧敏捷，為官勤懇，恭敬有禮，喜好品評人物。整天嚴肅端坐處理政事。他統兵在外，事情頭緒很多，但沒有一件遺忘疏漏；遠近所來書信公文，沒有不親筆回信的，下筆如流，筆無停滯。招待或送行有序，門前沒有停留等待的人。他常對人說：「大禹是聖人，還十分珍惜時間；至於普通人，則更應珍惜分分秒秒的時間，怎麼能夠游樂縱酒；生年是對社會沒有益處，死了也不被後人記起，這是自己荒廢自己啊。」很多手下人有時因為談論趣事而貽誤政事，他就命令收繳他們的酒器和賭博用具，全部投入江中，並對將官處以鞭打，還說：「賭博是放豬的奴僕的游戲，《老子》、《莊子》內容浮華，講的不是先王合乎禮法的言論，不能那麼做。君子應當衣冠嚴整，要有威儀，怎麼能用頭發蓬亂來博取名望並自認為前途遠大呢？」有人送禮時，他一定要問其所來何處。如果是勞動所得，即使禮輕他也很高興，並加倍賞賜；如果是非法所得，則嚴厲責備並退回原物。造船時，陶侃命令把木屑和竹頭都收集起來，人們都不明白原因。後來大年初一聚會時，積雪消融，廳堂前被雪水弄濕，於是用木屑鋪灑地面。等到桓溫伐蜀的時候，又用陶侃保存的竹頭做釘裝船。陶侃治理細密，都像這樣。

陶母是歷史上著名的好母親，她注意培養兒子廉潔奉公的好品質。陶侃後來擔任荊江二洲刺使，都督八洲諸軍事，做官的名聲很好，這和陶母的教育是分不開的。

E. 文學翹楚裡面都有什麼典故

翹楚就是佼佼者的意思,比喻傑出人物。比如說某人是某個領域的翹楚,就是說這人是這個領域的傑出人物。

F. 誰知道「孫叔敖敖的舉於海」這個典故

孫叔敖舉於海的典故：

據今2600多年。楚國貴族蒍賈遭陷害，幸有忠臣相助，其子蒍敖與母親避難於現在的河南省淮濱縣，改名孫叔敖。遇恩公收留，並將畢生學識傾囊相授。淮河洪災頻發，孫叔敖主持治水，傾盡家資。

歷時三載，終於修築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芍陂，借淮河古道泄洪，築陂塘灌溉農桑，造福淮河黎民。後來又修建了安豐塘等大量水利工程，2600年過去，至今仍在發揮著作用。孫叔敖受楚莊王賞識，開始輔佐庄王治理國家。

孫叔敖輔佐楚莊王施教導民，寬刑緩政，發展經濟，政績赫然，主張以民為本，止戈休武，休養生息，使農商並舉，文化繁榮，翹楚中華。因出色的治水、治國、軍事才能，孫叔敖後官拜令尹（宰相），輔佐庄王獨霸南方，楚莊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因積勞成疾，孫叔敖病逝他鄉，年僅38歲。

(6)翹楚的典故擴展閱讀：

《淮南子》人間訓篇 有一句關於孫叔敖被楚莊王賞識並提拔的詩句：「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庄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

意思就是：孫叔敖引流期思之水，將其用於澆灌雩婁良田，楚莊王以此看出孫叔敖治理國家的才能，便任命孫叔敖為楚國令尹。

孫叔敖於淮河岸邊長大，幼時飽嘗水旱災害之苦。因此，興修水利、根治水患，成了他一生最大的抱負。孫叔敖當了令尹後，更是大修水利工程，著名的水利工程：芍陂和期思雩婁灌區至今福澤兩淮。

按孫叔敖的職位和能力看，只要他想，達到富甲一方的程度可謂是輕而易舉，但他卻是一個清正廉潔的模範性人物。即使是楚國令尹期間，他依然是衣著簡朴。

公元前594年，孫叔敖身患疽病離世，他去世時家裡完全可以說是達到家徒四壁的程度，甚至是連一個棺材都沒錢買。孫叔敖生前就沒有為家裡留下一點遺產，死後他的兒子也只能是靠著賣柴為生。

G. 行業中的「翹楚」，翹楚是人還是物,出自什麼典故

「翹楚」喻指秀美的林木 最早源自3000年前的詩經-周南-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後世人們用「人中翹楚」、「個中翹楚」、「行業翹楚」，比喻傑出人士。

H.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名人典故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文選自《孟子·告子下》。
本文是一專篇論證嚴密、雄辯有力的說理屬散文。作者先列舉六位經過貧困、挫折的磨煉而終於擔當大任的人的事例，證明憂患可以激勵人奮發有為，磨難可以促使人有新成就。接著，作者從一個人的發展和一個國家的興亡兩個不同的角度進一步論證憂患則生、安樂則亡的道理。最後水到渠成，得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結論。全文採用列舉歷史事例和講道理相結合的寫法，逐層推論，使文章緊湊，論證縝密；此外，文章多用排比句和對仗句，即使語氣錯落有致，又造成一種勢不可擋的氣勢，有力地增強了論辯的說服力。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舜從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傅說從築牆的勞作之中被起用，膠鬲從販魚賣鹽中被起用，管夷吾被從獄官手裡救出來並受到任用，孫叔敖從海濱隱居的地方被起用，百里奚被從奴隸市場里贖買回來並被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