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典故
❶ 張居正改革是怎樣的典故
十六世紀後半葉，日趨衰敗的明王朝一度出現政治比較清明、國家轉向富強的局面。在這場振弊起衰的轉變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傑出的政治家、宰輔張居正。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古稱南郡，今屬湖北省）人。他童年時，家道小康，所以他說：「正起自寒士，非閥閱衣冠之族。」但他從小「穎敏絕倫」，胸有大志，加上他的孜孜不倦，因此學業進展很快。他十二歲時補荊州府學員。第二年，他到湖廣首府武昌參加鄉試，湖廣巡撫顧磷接見居正，「許以國士，呼為小友」。但為了砥礪張居正為大器，雖然文章出眾，並未錄取。
嘉靖十九年（1540），張居正十六歲，通過鄉試考中舉人，顧磷解犀帶相贈。居正二十歲赴京會試失利，二十三歲再試成功，中二甲進士，改庶吉士，從此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庶吉士是在翰林院學習的後備官員，人們目之為「儲相」，即後備宰相。庶吉士讀書翰林院，有條件閱讀外面難得見到的文獻典籍。一般的庶吉士多在文詞上下功夫，張居正慨然以天為己任，每日認真地研究國家的典章制度，總結歷代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探討治國的大計。後來他在《翰林院讀書說》一文中寫道：「道不兼乎經濟（經國濟民），不可以利用，為學應該『敦本務實』。」三年後，他被授翰林院編修。嘉靖四十二年（1563），張居正任裕王朱載重（古厚字）的日講官，也就是裕王的老師，後升任侍講學士，領翰林院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嘉靖帝病死，裕王即位，是為穆宗。隆慶元年（1567）正月，張居正以裕王舊臣的身份，被擢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月，又晉升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預大政。他入閣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當時的首輔徐階共同起草世宗的遺詔，在遺詔中「盡反時政之不便者」，糾正了嘉靖時期的諸多弊政，受到朝野上下的歡迎。
明朝中期，早已度過了它的「黃金時代」，而呈現出一派式微的景象。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政治日益腐化；官吏貪污成風，弊端叢集；財政拮據，捉襟見肘；農民的反抗斗爭此起彼伏；邊患叢生，險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韃靼逞威。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挽救明朝統治的危機，張居正在入閣的第二年，就呈上洋洋幾千言的《陳六事疏》，提出了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項政治主張，這些主張切中時弊。但穆宗畢竟不是英明之主，加上首輔李春芳寬和老成，不求興革，但求朝廷安寧。張居正的政治主張，並沒有得到實行。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由於明朝武備不修，韃靼的俺答汗率眾越過長城，打到北京城下，嘉靖帝和首輔嚴嵩、統帥仇鸞束手無策，聽任俺答大掠三日後回歸塞外，這一年是庚戌年，史稱「庚戌之變」。此後，俺答曾幾次主動提出通貢互市，都為嘉靖帝拒絕，但又無力制止俺答南下，致使長城沿線地區人民深受禍難。面對韃靼貴族的騷擾，張居正力主抵抗。隆慶時，在張居正的建議下，明政府調抗倭名將譚綸、戚繼光等主持薊遼防務，命總兵李成梁鎮守遼東。戚繼光創造了馬、步、車相結合的戰法，變消極防禦為積極防禦，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防線上加修了「敵台」三千餘座，作為偵候守御之所。張居正對於戚繼光等人的活動，給予了很大的支持，「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明政府多次擊退韃靼貴族的進攻。隆慶五年（1571），明朝政府在兵部尚書王崇古的建議下，接受韃靼的臣服，奉行了與蒙古俺答汗之間的茶馬互市政策，此事得到張居正的極力支持。張居正認為：通貢後，朝廷給俺答所部的撫賞不過萬余銀兩，而節省軍費百餘萬，這樣做不僅能使長城地區人民生命得以「全活」，北方的農業生產免於戰爭的破壞，更可以藉此興修屯田，加強邊備。從此以後，約有二三十年間，北邊無戰爭。
張居正的政治思想，主要是講「綜核名實」，就是「凡事務實，勿事虛文」。他認為「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痛斥那些墨守成規的人是「腐儒不達時變」。他主張「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目的是要加強中央集權。因此，他改革的主要內容是：
一、整頓吏治，講求實效。張居正認為，吏治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國家機器能否正常運轉。嘉靖、隆慶年間政局混亂，其症結在於吏治腐敗，名實不符。官僚們或「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圓滑阿諛之意）逢迎者，以巧宦（善於鑽營趨奉）取容」。他還認為，造成明中葉以後農民起義的原因是政治腐敗，官吏貪殘，所謂「吏不恤民，驅民為盜，此皆釀禍之根」。為此，張居正主張整頓吏治，裁汰一批因循苟且的官僚，獎勵一些「急功進取」的官吏。他在執政伊始，就奏請神宗實行考成法。他在上給神宗的奏疏中說：「蓋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不難於聽言，而難於言之必效。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核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為君，禹皋為佐，亦恐難以底績而有成也。」考成法規定，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對於各項章奏，都應立即轉各有關衙門執行。轉發前，「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注銷」。此外，另立兩本文簿，一本送六科備案，由各科查核執行情況，任務已執行者在冊上注鐺，未按規定執行者則糾舉上奏；一冊送內閣查考，如果發現六科所報有容隱欺蔽者，則加以舉奏。這樣，對於應辦之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部到各衙門，都做到心中有數，層層考成，做到「月月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合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
按照明朝的祖制，一切行政事務，分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長官有尚書、左右侍郎。同時又有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尚書是二品，都給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對於六部有封駁、糾劾之權，六科實際上是六部的監察機關。內閣本來是皇帝的秘書處，事實上不負行政責任，更談不上監察責任。實施考成法之後，居正以內閣控制六科，就從立法上擴大了內閣作為中樞機構的許可權，這不能不說是一創舉。考成法實施後，對於貫徹朝廷政令，特別是在整理賦稅方面，產生的影響最大。與此同時，張居正對於用人行政方面，也針對當時存在的弊端，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見。他提出今後用人，應當「但問功能，不可拘資格」，苟「非貪婪至無行者，盡可隨才任使」。萬曆二年（1574），為了糾正當時存在的「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的消極效應，張居正又推行了內外官久任法。規定：知府、知縣六年一遷，其間如發現某人不宜任某官，某官不宜在某地的，撫、按官可量行更替；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遷；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遷。這樣，「藩（布政使）、臬（按察使）、守、令皆得自展」，努力盡心本職工作。他還主張慎選地方官吏。他說；「守令者，親民之吏也。」請求皇帝「勒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於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經過一番整頓，萬曆初年吏治情況大為好轉，中央政令，一經發出，「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在職官方面，明朝在永樂十九年（1421），遷都北京後，南京仍保留六部諸寺，但多半形同虛設。嘉靖、隆慶年間曾開始裁革。萬曆三年（1575），在張居正的主持下，朝廷下令：此後南京官員出缺，非緊要者不必一一推補。經過九年的裁革，除了有名望的大官和必須的屬員以外，凡冗濫者皆裁汰之。這些都是居正任內的成績。
二、嚴肅法紀，信賞必罰。張居正在奏疏中一再強調「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又說，「有功於國家，雖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國家，雖嗍笑之微，敝禱之賤，亦勿輕予。」張居正說到做到。世襲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作惡多端，擅殺無辜，兵部三法司會議認為法應處死。但其始祖三世，皆大有功於國家，朝廷曾送給鐵券，子孫許免一死，非有反逆實跡，應稍從寬宥，待以不死。張居正根據上述情況，擬旨「沐朝弼屢抗明旨，作惡多年，擅殺無辜，情罪深重。本當依律處死，但念元勛世裔，姑從輕，著革去冠帶為民，押發南京隨住」。萬曆七年（1579），神宗援引武宗和世宗朝的成例，命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進封他的岳父王偉為伯爵，吩咐內閣擬旨。居正無從拒絕，他說：「既有正德以後事例，王偉中宮至親，臣等不敢抗違」。但是他指出：「臣等恭照聖祖定製，公侯伯爵，非有軍功，不得濫封。」他又提到嘉靖八年，世宗曾詔廷臣會議外戚封爵事理，諸臣議稱：「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夫爵賞者天下之爵賞，人主所恃以勵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屬（指外戚），與有大勛勞之人，並享茅士（指封爵），非所以昭有功，勸有德也。今除已封見任者，姑准終身外，此後凡皇帝、駙馬、俱要查照祖宗舊制，不許夤緣請封。」申明王偉的爵位只能終其身，子孫不得世襲。直到居正身後，這個限制才被撤銷。
整頓驛遞是張居正嚴肅法紀的又一項內容。明朝政府在從京師到各省的交通干線上都有驛站，專為公差人員提供食宿和旅途方便。驛站的交通工具和民夫都由沿途百姓負擔。民夫三年一幸占，周而復始。這對於交通干線附近的人民，不能不說是規定，只有軍國大事，才能憑「勘合」（護照）使用驛站。但到後來，這一規定漸成具文，有的官員甚至在驛站恣意滋擾，百般需索，致使驛遞「困敝至極」，人民也不堪負擔。萬曆三年（1575），張居正提出整頓驛遞的計劃：「凡官員人等非奉公差，不許借行勘合；非系軍務，不許擅用金鼓旗號。雖系公差人員，若轎扛夫馬過溢本數者，不問是何衙門，俱不許應付。撫、按有違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該科指實參治。若部、科相率欺隱，一體治罪……凡內外各官丁憂、起復、給由、升轉、改調、到任等項、俱不給勘合，不許馳驛。」
張居正執法很嚴，而且從自身做起。他的兒子由京師回江陵應試，吩咐兒子自己雇車；父親過生日，吩咐僕人背著壽禮，騎驢回里祝壽。萬曆八年（1580），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里，保定巡撫給以照顧，發給勘合，居正隨即繳還，並附去一信說：「仆忝在執政，欲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最難辦的還是內監和衍聖公。內監是宮內的親信，輕易干涉不得，居正只得吩咐他們的上級去設法。衍聖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孫尚賢。他每年從曲阜入京朝貢，沿途騷擾，「百姓如避虜賊」。山東布政使據實秉告居正。居正答書說：「夫聖人秉禮為教，志在從周，假令生今之時，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況其後裔乎？後若再行騷擾，亦宜一體參究，庶為持法之公也。」後居正與山東巡撫重新商定，將衍聖公每年入朝，改為「如王府例，每歲只差人進馬入貢，不必親行；或當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旨而後行，亦為簡便」。從而減少了交通干線附近居民不少的驚惶。經過張居正的一番整頓，驛遞狀況大有改觀，以致萬曆八年（1580），神宗派皇親上武當山祈神賜子，也不敢使用驛站乘傳。
三、治理河患，解決漕運。明代的黃河在今江蘇濱海縣境內出海，其中自徐州至清河（今淮陰西）的一段黃河又是運河河道，時稱「借黃為運」。清河以東到出海口，黃河又與淮河共一河道，黃河水漲，淮水被逼，倒灌運河。當時黃河經年泛濫，常使運河阻斷，漕運不通，農田也大量被淹沒，成為關系國計民生的一大問題。張居正對此極為憂慮。為了解決黃、淮水患，他認為必須統一事權，由一人兼任河道總督和漕運總督。根據他的建議，朝廷於萬曆六年（1578）正月，命吳桂芳兼理河漕。不久吳逝世，居正又推薦有治河經驗的水利專家潘季馴以工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銜，總理河漕，許以便宜行事。季馴從「民生運道兩便」出發，採取「築堤障河，束水歸漕，築堰障淮，逼淮注黃」的治水方案，治理黃、淮。在張居正的大力支持下，朝廷批准了他的計劃，又給以充足的經費，潘季馴得以排除干擾，大膽地執行他的方案，改變了黃、淮兩河經常決口，漕運不通的狀況。「數年以來，居民既奠，河水安流」，而「田廬皆盡已出，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漕船也可直達北京，對農業生產和南北經濟交流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推行一條鞭法。張居正改革的最主要內容是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他在任首輔後即曾尖銳指出：「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指嚴嵩）政以賄成，吏股（juān、捐，剝削）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指徐階）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為逋負（拖欠稅賦）淵藪，以成兼並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為了富國足民，他認為必須從根本上整頓國家的賦役；為了均平賦役，必須首先清丈土地。萬曆六年（1578），張居正下令清丈全國各種類型的土地，限三年完成，並且規定對破壞清丈者，要「下詔切責」。這次清丈正如他所說的，「在小民實被其惠，而於官豪之家殊為未便」。經過三年的努力，共丈得天下土田七億畝，比弘治十五年（1502）超出二億八千萬畝。盡管這一田畝數額不免有所誇張，但畢竟使一些豪強地主受到了抑制。萬曆九年（1581），張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礎上，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局部地區施行的一條鞭法，下令在全國范圍實行。一條鞭法的內容比較復雜，各地施行也不一致。根據《明史·食貨志》和其他史書記載，它的主要內容是：統一役法，把原來的里甲、均徭、雜泛合並為一，不再區別銀差、力差，一律折銀徵收，力差由官府僱人應役。原來按照戶、丁派役的辦法改為按照丁、糧派役。丁和糧各佔多少比例，沒有統一規定，各地實行不一，或丁六糧四，或糧六丁四，或丁糧各半。賦役數目，以縣為單位計算，以原有稅額為基準，不得減少。這種把田賦和名目繁多的力役，總編為一條的辦法，稱為「一條鞭法」（亦稱「一條編」）。它的特點概括起來說，就是賦役合一，按畝計稅，用銀交納，手續簡便。施一條鞭法的實施，從實際效果來說，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兼並和均平賦役的作用，減輕了一些地區農民的負擔。《明史·食貨志》說：「賴行條鞭法，無他科擾，民力不大絀（拮據）。」這種賦役制度，上承唐代的兩稅法，下啟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反映了賦役逐漸趨向一元化的歷史進程。它規定的賦役征銀，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又反轉過來促進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以銀代役，相對鬆弛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客觀上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從萬曆十年至十五年（1582-1587）短短的五年間，太倉積粟達一千三百餘萬石，可支全國五六年之用，國庫積銀也有六七百萬兩之多，使明朝政府的財政支絀情況有所好轉。誠如談遷所說：張居正「洵經濟之才也」。
萬曆十年（1582）六月，張居正病逝，神宗開始獨自處理政務。由於居正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同至高無上的皇權發生矛盾，竟招來身後的不測之禍。萬曆十一年（1583）三月，神宗為了發泄他對張居正「威權震主」的積怨，加上新進者的參奏攻擊，竟強加張居正以亂政不忠等罪名，下詔剝奪張居正生前官號，並下令查抄張居正在江陵的老家，因此，張居正的改革也隨之半途而廢。然而，歷史並不能由萬曆定是非，張居正作為封建社會傑出的政治改革家，其功績誠如崇禎朝吏部尚書李日宣等所言：「故輔居正……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這一評論還是公允的。
❷ 改革開放的故事
概括地說，改革開放，我們「改」出了一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直觀地考察我們的現實社會，經過改革開放，同三十年前相比，確實已經有了很大的差別。從全黨和全國的工作重點看，早已由階級斗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看，已經由過去的「一大二公三純」、公有制一統天下，改變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從經濟體制看，已經由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從社會狀態看，已經由封閉和墨守陳規的社會轉變為對外開放、融入世界和全面進行改革、越來越活躍的社會；從出發點看，過去建設社會主義，強調為國家、為人類作貢獻，現在強調改善人民生活，以民為本。
在全黨全國工作重點轉移後，通過改革開放形成和確立起來的以上五個方面的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要素。
這樣一些重大的變化，給我們的社會和社會成員帶來什麼呢？
首先是經濟的快速發展。1980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是7100億元（見十二大報告），到2006年，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達到21.09萬億元，即使扣除價格上漲因素，也增長了幾十倍之多。我國的經濟發展之快，被國際輿論視為奇跡。
人民生活普遍改善。進入歷史新時期的時候，我國大約九億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人口竟有2.5億之多。現在，人民的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還留下一個不小的尾巴），廣大人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明顯改善。這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事實，不必一一列舉。
綜合國力大幅度增長。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明顯提高增強了。
人的精神面貌深刻變化。人民受教育程度提高了，青壯年文盲已基本掃除，九年制義務教育已基本普及，大學的毛入學率已經達到百分之二十。過去年代存在的那種個人迷信、思想僵化狀態從根本上得到改變。人們敢於獨立思考，參與意識大大增強。
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以上這些，就是現實存在的、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當年，鄧小平曾說：「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8頁）回過頭來看，確實是這樣。改革開放是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強大動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從實踐和歷史的角度看，改革開放，其意義決不亞於民主革命時期找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以上事實，充分說明了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巨大進步。特別要強調的是，生產力發展是衡量社會進步的最高標准。
以上事實，充分說明了改革開放的路線是正確的，充分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生命力。
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體現
但是，國際國內都有人認為，改革開放搞了一個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或者說，中國現在是共產黨領導的資本主義。有人甚至想當然地列出幾條，作為標准，對照現實社會，指責改革開放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
這里涉及到一個老問題，就是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確實很重要，需要搞清楚。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丟開老祖宗，隨心所欲地發議論。那麼，什麼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呢，老祖宗是怎麼說的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著重在經濟方面講了什麼是社會主義（從經濟上分析和判斷社會性質是唯物史觀的基本方法），基本的思想和要求是：
首先要消滅資產階級的私有制，由社會佔有生產資料。恩格斯強調：社會主義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於，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組織生產。（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693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將「公有制」與「社會佔有生產資料」兩個概念在同一意義上使用，但這兩個概念的包容性是很大的，其具體實現形式決不限於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
要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總量。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出了這個要求，以後他們又不斷地闡述這個思想。
「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633頁）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強調，他們的理論是活的行動理論，而不是必須機械照搬的教條，這些基本原理的具體運用，完全取決於人們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就是說，要從各國的實際出發。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這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新概括，同老祖宗講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完全一致，而且有所深化。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的思維方法，是列舉幾條特徵，來判斷社會主義，而不善於從基本思想的高度、從本質的高度理解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我們認定發展是硬道理，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我們強調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更是提出了以人為本。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較好地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由於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又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特別要強調的是，以人為本，用中國語言表達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應當提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
應當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比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更多更好地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和要求。
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從消滅了剝削制度、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及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來看，都屬於科學社會主義的范疇。但是，由於在指導思想上對什麼是社會主義認識不完全清醒，思想僵化，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中確有不少不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東西，概括地說，主要有：「一大二公三純」的所有制、計劃經濟體制、以階級斗爭為綱、高度集權。通過改革開放，這些不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東西，有的相當徹底地改掉了，有的正在改變。總之，我們的改革開放，改掉的是不切合中國實際的東西，是不符合科學發展要求的東西，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任重道遠
但是，我們要清醒地看到，從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轉變還遠遠沒有完成，我們的改革開放任重道遠。
觀察我們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市場秩序還不夠規范，市場的發育程度還比較低；傳統社會主義模式還有殘存，舊體制的思想、觀念、習慣、活動方式、領導方法還存在，等等。還要看到，在我們的現實社會中，還存在一些非社會主義的東西，這主要是指封建主義的殘余影響。鄧小平曾指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存在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家長制現象、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這些弊端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最近揭露出來的山西黑磚窯，是比封建主義還要落後的東西，帶有奴隸制的色彩。以上這些，其性質都是非社會主義的，都在革除之列。
回顧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總體上很成功，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失誤失衡。現實社會中的各種關系，最基本的是經濟與政治、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關系，而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不夠協調，經濟體制改革邁出了幾大步，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政治體制改革卻是碎步緩行，進展不大。「官本位」非但沒有削弱，還有增強之勢。目前存在的民生問題突出，貧富差距拉大，為富不仁現象增多，丑惡現象陳渣泛起，社會風氣敗壞，腐敗嚴重等問題，都同政治體制改革不到位有關。
目前改革處在關鍵階段，問題很多，矛盾復雜，難度很大，各種議論紛起，我們要下最大決心，拿出民主革命時期提出將革命進行到底那樣的決心、氣概和魄力，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
回顧三十年來的改革，我們體會到，從舊體制轉變為新體制，從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轉變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確實是一場革命。在改革進程中，困擾改革者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姓資姓社」的問題。改革從起步時起，就有人指責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改革每前進一步，都伴隨著「姓資姓社」的爭論。
鄧小平針對「姓資姓社」的爭論，明確指出：「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這就是有名的「三個有利於」標准。「三個有利於」標准不僅是實踐標準的發展，更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三個有利於」標準是鄧小平改革思想的精髓。
「三個有利於」標準是廓清「姓社姓資」迷霧的有效武器。正如有的領導幹部所說，這些年，我們就是靠「三個有利於」標准壯了膽。
堅持改革開放，就要堅持以「三個有利於」為判斷標准。我們看到，有的文章談論改革，洋洋萬言，引了不少鄧小平的話，但就是不講「三個有利於」標准，真是咄咄怪事！不贊成「三個有利於」為判斷標准，必然要另立判斷標准，這是挑起「姓社姓資」爭論的習慣做法。實踐已經證明，離開「三個有利於」標准談改革開放，很可能南轅而北轍。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頭腦要保持清醒。
恩格斯說，社會主義「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一條重要原理。我們堅持改革開放，完全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的要求，也適應了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內在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中形成，在改革開放中發展。只要我們堅持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將會取得更大的發展和進步。
❸ 關於改革的歷史故事
欠債
❹ 找歷史改革故事
李悝，吳起，商鞅變法
王安石變法，慶歷新政
張居正改革，
戊戌變法
❺ 關於歷史改革的故事
搬了五個過來，多了送你的不要錢。
商鞅變法
公元前361年，秦國的新國君秦孝公即位。他下決心要使秦國強大起來，於是下了一道命令，說誰能使秦國強大，就封誰做官。
商鞅（yang）原來是衛國人，聽到了這個消息，就來到秦國。商鞅和秦孝公談論國家大事，一連談了幾天幾夜。秦孝公非常贊同商鞅的主張。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開始改革舊的制度。
商鞅起草了一個改革的法令，但又怕老百姓不信他，他叫人在都城的南門豎起了一根很高的木頭，並說，誰能把木頭搬到北門，就賞誰十金。很多人都以為這是開玩笑。商鞅知道老百姓不相信他，就把賞金提高到五十金。人們在木頭旁邊議論紛紛，終於有一個人把木頭扛起來，一直扛到了北門。結果商鞅真的賞給那人五十金。這件事在秦國引起了轟動，商鞅說道做到，在老百姓中有了威信，於是商鞅就把新法令公布了出去。
商鞅變法公進行了兩次，變法的主要內容有：①廢除了井田制，打破過去土地上的界限，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②生產糧食布帛（bo）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yaoyi）。在戰爭中軍功越大，授予的爵（jue）位越高，賜給的土地和房子也越多。舊貴族沒有軍功，就不能享受特權。③在全國設置31個縣，由國君直接派官吏管理。
新法令剛剛開始推行，就遭到了舊貴族的強烈的反對。太子的兩個老師鼓動太子反對變法，商鞅就處罰了那兩位老師，一個割掉了鼻子，一個在臉上刺了字。這樣，大家就不敢反對了。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鬥力得到加強，成為戰國後期最強大的國家。
尼古拉二世的改革與反改革-歷史故事
20世紀初，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國民經濟的內部結構已發生重大變化，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要影響到上層建築，經濟現代化的發展必然要對俄國的政治制度和國民的政治生活提出客觀要求，呼喚政治現代化的起步。1901年，普列漢諾夫在《火星報》上宣布：「政治自由將是20世紀俄國第一個巨大的文化成就。」到20世紀初，沙皇俄國這座歐洲專制制度的堡壘也終於動搖並最終坍塌。
「血腥沙皇」
尼古拉二世是羅曼諾夫王朝最後一代沙皇，他於1896年5月18日登基。按照傳統，俄國宮廷在莫斯科為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因謠傳沙皇將賞賜豐厚的禮物，使數十萬群眾聚集在莫斯科的霍登廣場，因擁擠而互相踐踏，造成三千餘人傷亡，史稱「霍登慘案」。自此， 尼古拉二世在民間就有「血腥沙皇」之稱。
尼古拉二世繼位之初，即逢俄國的動亂之秋。自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後，俄國便喪失了它在歐洲國際舞台上的霸主地位，它與昔日的盟國——德國間的政治和經濟矛盾越來越深。面臨身邊強國的威脅和不利的國際處境，沙皇政府不得不與昔日的死敵——法國結盟，希望藉助法郎和法國的軍事援助而站穩腳跟。在俄國國內，社會各階層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政治民主運動。在布爾什維克黨的宣傳和組織下，俄國的工人運動被賦予了嚴密的組織性和強烈的政治性，1895-1899年，俄國平均每年罷工147次，參加罷工人數4萬餘人。在革命形勢的推動下，布爾什維克黨加緊了革命的准備和發動。 列寧在1905年發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在這份綱領性的政治論文中，列寧強調即將發生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使命是反對專制制度，爭取政治民主，目標是徹底推翻沙皇政府，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該掌握這場革命中的領導權，並且在民主革命獲得勝利之後，迅速地使其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
但是尼古拉二世和俄國統治階級不能冷靜地面對國內日趨高漲的革命形勢，以求明智地尋求出路，仍然堅持實行殘暴的專制統治。尼古拉二世提出「維護國基」，壓制一切有悖於專制主義的言論和行動，取締一切政治團體。連一貫主張「勿以暴力抗惡」的俄國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也在沙皇的授意下被革除了東正教教籍，列寧等一大批革命家相繼被捕和流放。
1905年1月9日，十餘萬彼得堡的工人及家屬前往冬宮廣場請願，結果遭到血腥屠殺。四千餘人的鮮血驚醒了俄國群眾， 使他們放棄了最後一點對沙皇本人以及沙皇政府的幻想。工人階級終於發自內心地喊出了：「打倒專制制度」、「打倒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口號。俄國歷史上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由此爆發了。
《十月十七日宣言》
1905年10月8日，大臣會議主席維特上書沙皇尼古拉二世，勸說沙皇同意設立立法杜馬和實行憲政。沙皇尼古拉二世贊同有限度的改革，他責成維特製定一份詳細的政體改革方案供他參考。維特和他的助手奧德連斯基用了10天時間草擬出《整頓國家秩序宣言》，在10月15日面呈尼古拉二世。維特再次進言：「在當前的形勢下，只有兩條道路，要麼宣布軍事獨裁，鎮壓一切；要麼讓步，實行立憲改革。」 10月17日晨，沙皇尼古拉二世終於在《整頓國家秩序宣言》上簽字，同日該宣言立即以詔書的形式發布全國，因此該文件又稱為《十月十七日宣言》。
《整頓國家秩序宣言》宣布俄國實行君主立憲；確保人身自由和公民權力不受侵犯；立即舉行代議制機構——國家杜馬的選舉；任何法律未經國家杜馬認可不得生效。
六·三體制
改革未能滿足人民的要求，反而刺激了革命形勢的加劇。有「俄國的俾斯麥」之稱的斯托雷平擔任了內務大臣的職務，他提出「先安定，後改革」的口號，將行刑隊和戰地軍事法庭派往俄國各地，大肆逮捕和屠殺進步人士，行刑隊的絞索被戲稱為「斯托雷平的領帶」，1905年革命被血腥鎮壓了。
斯托雷平在繼任大臣會議主席後，立即著手制服「不聽話」的國家杜馬。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借口國家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密謀發動「弒君奪權」的政變，解散國家杜馬並大肆逮捕社會民主黨人，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恐怖統治，鎮壓工農運動，史稱「六·三政變」。在「六·三政變」後，沙皇政府公布了新的選舉法。新選舉法的目的在於保證政治上保守的農民、地主和資產階級在各省的國家杜馬代表選舉中的優勢地位，第三屆國家杜馬選出的復選代表中地主和大資產階級就占據了50%的席位，農民佔22%的席位，工人僅2%的席位。這樣在新的國家杜馬中出現了兩個多數：其一是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十月黨在選舉中獲勝，成為杜馬中占據多數席位的議會黨團，十月黨領袖古契科夫擔任了國家杜馬主席的職務，俄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達到了頂峰；其二是極右派——黑幫集團也在第三屆國家杜馬中占據了優勢席位，這個黑幫集團是由「俄羅斯人民協會」、「俄羅斯同盟」等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組織組成，大資產階級與斯托雷平，與極端反動的黑幫集團結成了政治同盟，這個政治格局被稱為「六·三體制」。
隨著俄國的政治形勢及各種政治力量的對比的變化，資產階級與沙皇政府之間的矛盾也逐漸加大。當時俄國上層的具體情況是，一方面資產階級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是降低，而是不斷提高，大資產階級在國家杜馬中的勢力越來越大，表現為不僅要過問一般的立法議案，而且試圖干涉國防預算和大臣任免。另一方面是斯托雷平與十月黨的分歧越來越大，越來越感到國家杜馬已成為他實現個人野心的絆腳石。因此，資產階級與地主貴族階級及沙皇政府的矛盾再度加劇，最終上升為首要矛盾。
1911年3月，斯托雷平為關閉國家杜馬，公然蔑視代議制，因而在全國掀起了軒然大波。十月黨領袖古契科夫宣布辭去國家杜馬主席的職務，資產階級與沙皇政府的矛盾加劇，「六·三體制」內部出現危機。1911年斯托雷平在基輔遇刺。
二月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沙皇政府迅速地參加了這場帝國主義戰爭。十月黨、立憲民主黨以及其他的資產階級政黨站在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立場上，在國家杜馬中一致投票支持沙皇政府的戰爭政策。立憲民主黨代表表示：「只有戰爭才能徹底解決我們若干世紀以來的限制我們民族發展，取得通過向自由海洋的出海口。」但是俄國軍隊在戰場上的接連失敗再一次暴露了專制制度的極端腐朽性和反動性，同時引起了俄國國內嚴重的社會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特別是引發了「上層統治危機」，資產階級與沙皇政府間的矛盾逐漸激化。資產階級屢屢彈劾沙皇政府，要求建立所謂的「責任內閣」。1917年2月初， 資產階級要求沙皇拋棄「同人民代議制經常擴大分歧的政府」，建立「人民信任的政府」。一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自由派貴族開始密謀發動宮廷政變，廢黜尼古拉二世，另立新的沙皇。
然而，當資產階級還喋喋不休地在國家杜馬中向沙皇政府發難之時，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1914年彼得堡改名為彼得格勒)委員會早已向全體工人發出了「公開斗爭的勝利時刻到來了，徹底推翻沙皇專制政府」「人人都起來斗爭，人人都上街去」的號召。1917年2月25日(公歷3月10日)，彼得格勒數十萬工人發動了總罷工，很快總罷工轉變成武裝起義。
二月革命的爆發，促使資產階級與沙皇政府分道揚鑣。2月27 日資產階級成立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在《告人民書》中宣布由於政府拒絕改革而導致國內局勢混亂，臨時委員會「有責任承擔起恢復國家和社會秩序」的使命。羅將科以臨時委員會主席的名義致電沙皇：原沙皇政府的「一切機構都不再起作用，它的職能由臨時委員會取代。」米留科夫勸說高級軍官「大家應當聽從惟一的政權，就是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的命令。」資產階級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沙皇統治的國家機器——軍事警察機構瓦解，僅3月1日和2日就先後有3500 名中高級軍官宣布「一致承認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的權力」，脫離頑固派陣營。
在全民民主浪潮的沖擊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於3月2 日宣布退位，他在日記中沮喪地寫到：「我把已簽署的退位宣言交給了他倆……深夜一點，我帶著沉重的心情離開了普斯科夫。周圍盡是背叛、膽怯和欺騙。」統治俄國三百多年之久的專制制度終於轟然崩潰了，俄國的政治現代化取得了歷史性的躍進。
王安石變法
北宋王安石於宋神宗熙寧年間進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趙頊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寧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
王安石建立一個指導變法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條例司撤銷後，由司農寺主持變法的大部分事務。呂惠卿、曾布等人參與草擬新法。這些新法按照內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限制商人
供應國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輸法
熙寧二年七月，頒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由發運使掌握六路的財賦情況，斟酌每年應該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資的情況，然後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從便變易蓄買」，貯存備用，藉以節省價款和轉運的勞費。均輸法奪取了富商大賈的部分利益，同時也稍稍減輕了納稅戶的許多額外負擔。
市易法
熙寧五年三月，頒行市易法。在開封設置市易務。市易務根據市場情況，決定價格，收購滯銷貨物，待至市場上需要時出售，商販可以向市易務貸款，或賒購貨物。後又將開封市易務升為都提舉市易司，作為市易務的總機構。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壟斷市場方面發揮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
免行法
熙寧六年七月，正式頒行免行法。免行法規定，各行商鋪依據贏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務交納免行錢，不再輪流以實物或人力供應官府。
發展農業生產
調整封建國家、地主和農民關系的政策以及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寧二年九月，頒布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的錢谷為本，其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要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願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穀物或現錢。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並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
募役法
熙寧四年頒布實施。募役法（免役法）規定由州、縣官府出錢僱人應役。各州、縣預計每年雇役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等高下分攤。募役法使原來輪流充役的農村居民回鄉務農，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人戶不得不交納役錢，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稅法
熙寧五年頒行。方田均稅法規定每年九月由縣官丈量土地，檢驗土地肥瘠，分為五等，規定稅額。丈量後，到次年三月分發土地帳帖，作為「地符」。分家析產、典賣割移，都以現在丈量的田畝為准，由官府登記，發給契書。以限制官僚地主兼並土地，隱瞞田產和人口。
農田水利法
熙寧二年頒布。條約獎勵各地開墾荒田，興修水利，修築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戶按戶等高下出資興修。在王安石的倡導下，一時形成「四方爭言農田水利」的熱潮。北方在治理黃、漳等河的同時，還在幾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貧瘠的土壤變成了良田。
穩定封建秩序
鞏固封建統治秩序和整頓、加強軍隊的措施，有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以及建立軍器監等。
將兵法
作為「強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簡軍隊，裁汰老弱，合並軍營，另一方面實行將兵法。自熙寧七年始，在北方挑選武藝較高、作戰經驗較多的武官專掌訓練。將兵法的實行，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
保甲法
熙寧三年頒行。各地農村住戶，不論主戶或客戶，每十家（後改為五家）組成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為保丁。農閑時集合保丁，進行軍訓；夜間輪差巡查，維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壯丁接受軍訓，與正規軍相參為用，以節省國家的大量軍費，又可以建立嚴密的治安網，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編制起來，以便穩定封建秩序。
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變法派還改革了科舉制，整頓了各級學校，為社會培養需要的人才。
變法的影響
王安石變法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從新法實施，到守舊派廢罷新法，前後將近15年時間。在此期間，每項新法在推行後，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使豪強兼並和高利貸者的活動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級官員、皇室減少了一些特權，而鄉村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則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封建國家也加強了對直接生產者的統治，增加了財政收入。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最終被罷廢。
管仲改革
春秋時期齊國的一次改革。內容：「案田而稅」，就是把田地按土質好壞，產量多少分為若乾等級，按等級高低，征取數量不等的租稅；「作內政而寓軍令」，就是把居民的組織和軍隊的編制統一起來；士農工商分居，職業世代相傳，保證了社會生產，也避免人們因謀職業而使社會動盪不安。
管仲的變法，雖然使齊國迅速發展，國力強盛，外交策略也相當成功，恩威並用，各國諸侯都尊重齊國，使齊桓公成為了春秋時期第一個霸主，但並沒有解決國內的矛盾和隱患，所以齊桓公死後，齊國霸業中衰，中原霸主的地位也逐漸被晉所取代。 商鞅的變法，由於得到秦孝公的有力支持，在秦國進行了大的改革，從此法家思想就一直成了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但是嚴酷的刑法，特別是商鞅開創的「焚書禁游說」的高壓政策，對我國古代文化也是一種摧殘，雖然後來商鞅被殺，但變法的結果已經在秦國生根發芽，為秦國統一天下打下了基礎。
周世宗改革
周世宗柴榮（921—959）後周第二代皇帝。邢州龍岡（今河北邢台）人，後周太祖郭威的內侄和養子，後周開國皇帝太祖郭威在位期間，曾就恢復農業生產、革除累朝弊政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顯德元年（954），柴榮即位，廣泛收羅人才，繼續推行改革。政治上，澄清吏治，嚴明賞罰，懲治貪贓，倡導節儉，力戒奢華。經濟上，鼓勵逃戶回鄉定居，減免各種無名科斂，安撫流民，招民墾殖逃戶田，編制《均田圖》，派遣使者分赴各地均定田租，查實隱匿耕地，使之均攤正稅，廢除曲阜孔氏的免稅特權，動員民眾興修水利，疏浚漕運；停廢敕額（朝廷給予寺名）外的寺院 3 萬余所，敕額外僧尼一律還為編戶，禁私度僧尼；收購民間佛像銅器鑄錢，緩解了唐末以來長期缺錢的局面。軍事上，整肅軍紀。顯德元年，處決了與北漢作戰時臨陣潰逃並劫掠輜重，揚言周軍已敗的禁軍大將樊愛能、何徽以及中級將校 70 餘人。班師後，檢閱禁軍，裁汰老弱，選募壯勇，組成了精銳的中央禁軍。周世宗還修訂刑律，修訂歷法，考正雅樂，廣搜遺書，雕印古籍。顯德二年，世宗採用王朴提出的「先易後難」的戰略方針，致力於統一全國的大業，先出兵後蜀，收回 4 州。次年伐南唐，經三年苦戰，收回淮南、江北 14 州 60 余縣。六年征遼，收回燕雲 16 州中的 3 州，五月間，乘勝進取幽州，突患重病，被迫班師，六月卒，年 39 歲。世宗柴榮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改革及成就，為北宋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❻ 有關大變革時代的歷史故事
如上所言，戰國時期的數次重要改革，包括吳起、商鞅等人，尤以商鞅的最出名。他的典故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商鞅「派人把一根三丈長的木頭放在鬧市中，下令說：「誰能把木頭搬到北門去，就獎賞十金」，老百姓紛紛來看，但都抱懷疑的態度，無人去搬；商鞅把賞金加到五十金，大家更加猜疑：秦國可是從來沒有出這么重的獎賞的。有一人不信邪，心想：雖然沒有這么多的獎金，但總有一些吧。他扛起木頭，搬到北門，跟隨的觀眾很多。商鞅如數地兌現了獎金，大家這才相信：商鞅出令必行！」並且靠此贏得了「信用」。
到了漢代，最著名的當屬晁錯變法。他主張削侯，引起了七國之亂。但是他的政治遠見仍值得我們佩服。到了後來，漢武帝採用「推恩令」，也是源於晁錯的思想。這些可以看相關的網路。
漢末到三國主要的則是曹魏的屯田和後來的九品中正制，這是曹丕稱帝的基礎，也是那個時代的一大變革！詳細的可以參考《易中天品三國》。
唐朝著名的則是三省六部制，典故那我就不知道了。
宋代的就更多了，不過大多都沒有成功。其中最大的變革還是宋初的集權措施，「削權、制谷、收精兵」，裡面就有杯酒釋兵權的著名典故！
元代的改革不少，但是沒有什麼特別著名的典故（本人主要研究三國，元代研究的少點，有知道的還可以再補充）。
明代的主要就是廢除丞相，也是加強了中央集權，典故我就不怎麼知道了。
清代的改革更多，尤其是外強入侵的時候的洋務變法、戊戌變法。典故只有你自己查查了。
另，本人寫的一本《易幻三國》打打廣告呵呵……
❼ 改革歷史小故事
孝公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商鞅先後兩次實行變法，變法內容為"廢井田、開阡回陌，實行郡縣制，獎勵答耕織和戰斗，實行連坐之法"。開始推行革新時，為了取信於民，他派人在城中豎立一木，並告知:"誰人能將之搬到城門，便賞賜十金。"秦民無人敢信，後加至五十金，於是有人扛起木頭搬到城門，果然獲賞五十金，從此宣示與開展孝公變法，史稱"徙木立信"。北宋王安石，在一首稱贊商鞅的詩中以"一言為重百金輕"，來比喻言出必行的重要。
❽ 改革開放的小故事
1、聯產承包責任制
這是發生在1982年春天的一個小故事。那時，縣里派來了工作組，任務是推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第一次群眾大會就在生產大隊的院子里舉行。
工作組幹部傳達了上級文件之後，用通俗的語言做了講解。多數農民聽了後都紛紛表示堅決響應上級號召，投身改革。但有一位60多歲的農民卻哭著說：「這不是分田單干嗎？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想不通。」
改革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很快，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場聲勢浩大的改革在筆者任教的小村子全面推進，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春潮滾滾，農村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
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一年後，那位想不通的農民的臉上綻放出燦爛的笑容，他逢人就說：「還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好，繳足了集體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地還是那片地，人還是那些人，但生產出來的糧食卻比以前多了，肚子飽了，日子好了，干勁足了。」
2、「雇傭工人」引爭議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維西縣城冒出了彭天慧等一批萬元戶。當時的萬元戶可不簡單啊，你想想看，工齡在10年左右的普通幹部月薪也就是60多元，一年下來才有720多元，十年才7200多元。
萬元戶冒出來了，生產規模越來越大了，從事生產的勞動力不夠，需要雇傭工人了。當時，維西縣城以釀制白酒為業的個體戶施老闆僱傭了3個農村青年，也沒有簽訂什麼勞動合同，吃住外，每月每人48元的工資。
一時間，施老闆僱工的消息不脛而走，引起人們的議論。有人說：「這是在搞資本主義，搞剝削。」有人說：「施老闆就是資本家，他僱工就是搞剝削！」
但更多人說：「僱傭農村剩餘勞動力從事第二產業是大好事，一方面解決了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問題，另一方面加快了工商業發展，繁榮了經濟。」
爭議歸爭議，改革大潮洶涌澎拜，非公經濟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成為拉動維西經濟增長，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就業的強大引擎，其經濟總量占據了縣域經濟的「半壁江山」。
(8)改革的典故擴展閱讀
改革開放的實質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綜合國力，進一步解放人民思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項根本方針。
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即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包括發展民主，加強法制，實現政企分開、精簡機構，完善民主監督制度，維護安定團結。
開放，主要指對外開放，在廣泛意義上還包括對內開放。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基本點之一，是中國走向富強的必經之路。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著巨大影響。
❾ 中國古代有哪些變法或改革故事
商鞅變法
戊戌變法
王安石變法
孝文帝改革
❿ 改革開放小故事
1978年以前的安徽省鳳抄陽縣小崗村，是全縣襲有名的「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後幾乎家家外出討飯。1978年11月24日，小崗村18戶農·民以敢為天下先的膽識，按下了18個手印，搞起生產責任制，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也許是歷·史的巧合——就在這些農·民按下手印的不久，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在關系國·家命運和前途的嚴峻歷·史關頭，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最高層的政·治家和最底層的農·民們，共同翻開了歷·史新的一頁。小崗村從而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