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屏典故

㈠ 誰能說出貴州或銅仁在明朝和清朝時的相關典故和事跡(最少回答三個)

滄桑銅仁中南門
楊賓蓮

在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以前，銅仁城的城門中，原是沒有中南門這個城門的。
明朝永樂十一年（1413年），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靠奪取侄子建文帝的江山，自立為永樂皇帝的燕王朱棣，已經穩穩當當地做了十一年的皇帝了。這十一年中，他把那些不肯臣服的大臣們收拾得差不多了，完全有能力來對付西南地區那些經常鬧事、不肯聽話的土司，於是，便將長期鬧內部分裂的思州宣慰司和思南宣慰司徹底廢除，用這兩個宣慰司原管轄的三十九個長官司建立了銅仁等八個府，同時，還建立了一個貴州省，當時叫做貴州承宣布政使司，來管理這新成立的八個府。所以，銅仁的老人們常說：先有銅仁府，後有貴州省。

朱棣派來銅仁擔任首任知府的田載，是他當燕王時的老部下。這個北平人剛到銅仁時，一切事情都要從頭開始，自然就沒有精力和財力來修築城牆。好在銅仁山青水秀，周圍山上長滿了樹木，於是便命人砍下很多樹木，在周圍圍起了一道柵欄，用作府城的保障。
按照明朝的規定，每位知府的任期都只有兩三年，所以大家對修築城牆都不大熱心，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這樣得過且過地一晃便過去了三十六年。
用樹木圍起來的柵欄，防得了君子，防不了小人，更防不了手執武器的起義軍。明朝正統十四年（1451），洪江的苗民起義，一把火把銅仁圍城的柵欄和知府署的衙門燒得精打光，這才讓後任的知府們對修築城牆的事重視起來。
兩年後的景泰二年（1451），四川巴縣進士朱鑒來銅仁府任知府，開始夯土築城。新築的銅仁城的西面和南面以天然的屏障小江和錦江為界，東面和北面則沿著東山、道坳上，依山就勢，蜿蜒起伏，夯築城牆，並在城牆的東、南、西、北四面開啟了四個城門，城門上同時還修建了城樓。城周758丈，大約三里左右，面積為0.24平方千米。

古代習慣上把這次修築的圍城稱之為「老城」，把後來擴大的圍城面積、包括明朝萬曆三十年(1602)於府城之北增築的銅仁縣城（萬曆二十六年，廢除銅仁長官司，改設銅仁縣）在內，稱之為「新城」。
土築的城牆一直維持到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這一年，雲南昆陽的舉人李資坤來到銅仁府任知府。第二年，李資坤為了解決治下「城狹民稠」、「民多居郭外」的現狀，勘探了東北城外地勢寬廣平坦的地方，決定廢掉舊城增擴新城，擴大銅仁城的規模，同時，鑒於以前土築的城牆容易被雨水特別是洪水毀壞，李資坤決定這次重築的城牆改用磚石砌成。
新城規模的擴大和築城材質的改變，龐大的費用成了李資坤要解決的第一個難題。這位聰明的知府，採用了一個用新開拓的地盤換取增築新城資金的辦法。這一次的擴建，由城東一帶向西增築350丈，並將東面的城牆東移到了傅家山一帶，城市面積擴大到0.6平方千米，雖然規模和質量都和以前都大不相同，但由於採取了用土地置換資金的辦法（這個辦法現在被大量效仿），卻收到了「官不苦費、民不知勞」、「興大役而事不煩、民不擾」的效果。古人評價：「自來築城，成功易而諸費約，未有如斯者。」

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分守思仁道的參議劉望之，命令銅仁守備張大儒，經歷劉仲芳等再次修築銅仁城牆。這次還開啟了七個城門，除東門、北門、西門外，西面還為方便百姓挑水，加了一個便水門，而南面，由於修築了三個城門，便從上而下依次叫做正南（又叫做江宗)門、中南門和下南門。
現在的環西路那時叫做邊街，一直叫到解放後，在解放前一直都很荒涼；現在的雙江路那時叫做府前街，民國時稱縣府路；現在的逸群小學門前稱府後街，亦叫皇殿街、後水門街，而中南門這一段街道，明朝時叫做中南門街，清朝時叫做太平街、民國時叫做金華街，孫中山先生逝世後，改名為中山路。在廣東省中山縣新編的《孫中山志》中，它還是貴州省惟一保留下來為紀念孫中山先生的路名。
1943年，銅仁縣縣長孟兆麟在中南門城門兩旁各建一座碉樓，為了與中山路相對應，把中南門城門改名為「中山門」，但銅仁的老百姓還是熱衷於把中山路叫做中南門街，把中山門叫做中南門，因為它的歷史淵源太久了，而且指向性強，又好記。

中南門街東依東山，西接府台衙門，南臨錦江，過去它佔有很大的地理優勢。因為在過去的幾千年中，中國的大宗貨物的運輸，都是依靠水路運輸來完成的。中南門街緊靠中南門碼頭和渡口，水運的貨物進出方便，人流量大，成了商家的首選之地。民國期間，銅仁城的老八大號和新八大號，大多聚集在中南門一帶，因此，中南門在過去最為繁華，成了銅仁城三街六巷之首。
隨便說一句，明朝嘉靖二十九年開啟的七個城門的格局，一直延續到了清朝乾隆二十六年（1761），這一年，增修了新東門、後水門兩處水門以方便百姓取水。但新修的新東門面向北方（今地區養護段處），老東門又隨之封閉了，如按面向北方取名，銅仁城便沒有了東門。於是，修城門時便不同城牆平行，而是有意向東斜了一點，使城門面朝東面。

後來，據說因為封閉了老東門，對全城的風水特別是對學子們考取功名有很大的影響，清朝光緒十六年（1890），銅仁府知府馮翥鵬採納了城內父老的建議，於第二年冬十一月初八動工，臘月十二完工，重新開啟了老東門。所以，才會有了「好個銅仁城，八門開九門」一語傳世。

梅濟鼎 清朝貴州銅仁人。清道光時（公元1821-1850）舉人。因痛恨苛征，於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10月與徐廷傑在銅仁率眾起義，攻佔銅仁府文武衙門，擊斃知府。隨即與江口劉世美，印江田宗達等相呼應，率眾再次起義。他們以反"折征"為口號，頭帶紅巾，故稱紅號軍，梅為紅號軍首領之一。紅號軍士氣旺盛，連陷松桃、思南、石阡、印江、玉屏、青溪等城鎮，並向湖南進軍，義軍民展到萬餘人。咸豐六年（公元1856年）正月，湘軍攻佔銅仁在激戰中，徐廷傑、梅濟鼎等皆英勇犧牲。 贊同0| 評論(1)

㈡ 捨得一身剮 敢把皇帝拉下馬出自誰之口

這句話毛澤東說過，但是是有典故的。

後來用它來比喻同惡勢力做斗爭而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㈢ 中國有哪些最有名的物產和典故

1：狗不理包子

1831年（清道光十一年），「狗不理包子」創始人高貴友出生在直隸武清縣下朱庄（現天津市武清區）。因其父四十得子，為求平安養子，取其乳名「狗子」，期望他能像小狗一樣好養活。

高貴友14歲時，到天津南運河邊上的劉家蒸吃鋪做小伙計。因心靈手巧又勤學好問，加上師傅們的指點，高貴友做包子的手藝不斷長進，練就一手好活。三年滿師後，高貴友獨自開了一家專營包子的小吃鋪--「德聚號」。由於高貴友手藝好，做事又十分認真，從不摻假，製作的包子口感柔軟，鮮香不膩，形似菊花，色香味形都獨具特色，生意十分興隆。

來吃他包子的人越來越多，高貴友忙得顧不上跟顧客說話，這樣一來，吃包子的人都戲稱他「狗子賣包子，不理人」。久而久之，人們喊順了嘴，都叫他「狗不理」，把他所經營的包子稱作「狗不理包子」，而原店鋪字型大小卻漸漸被人們淡忘了。

㈣ 謝橋的歷史典故

謝橋是坐落在錦江河畔，碧江城南郊區的一個集鎮，龍洞河、楚溪河穿寨而過，由撻扒洞長壽山泉瀑布匯入謝橋河。

河水把謝橋與通往玉屏至省地的交通要道穿心而割成兩半，給兩岸百姓的日常生活帶來不便，特別是春夏漲水，古時兩岸的百姓只能隔河相望。

唐宋年間，謝橋本寨謝氏家族有一頭領，為人善良厚德，在集鎮中享有很高威望。謝氏頭領就召集當地人商議，為通達建設，籌集捐資，並請人看好日子開工，在謝橋河兩岸修起了一座能過車人行的堅固石拱橋。

橋修好後，好長時間、車輛、行人不能從橋上通過，當時有個吳先生指點，此橋非要紅姑娘踩橋後，才能通行，對謝橋今後必定興旺發達，美好前景不可估量，謝氏頭領信以為真，把橋封上。

三個多月後的一天，吳先生指點謝氏頭領說道，近日會有紅姑娘由此過道，讓謝氏頭領殺豬、宰羊，准備好貢品在橋頭擺設好，迎接紅姑娘踩橋。

吉時已到，老遠看到八抬大轎，一夥人馬朝橋頭走來，正要上橋，被謝氏頭領等人攔住，講明情況，原來是一家姓楊的大富楊員外嫁女，這才請員外之女下轎踩橋，討封吉利語。

紅姑娘下轎後，步入橋頭，開言道「日吉時良，天地開張，本姑娘到此，來踩橋梁，感謝頭人結善德。

恭賀民眾長安康，左腳上橋發富貴，右腳上橋放豪光，自從今日踩橋後，謝橋日後千年發達，萬年興旺，天長地久，地久天長」。從此得名叫謝家橋。

(4)玉屏典故擴展閱讀：

謝娘橋的另一個典故：

北宋年間，太宗皇帝聽信奸臣讒言，革了楊六郎軍中職務，不久太宗駕崩，高宗皇接位，遼邦蕭皇後為了興遼滅宋，想方設法把王欣安插到高宗身邊。

王欣多次奏本，說楊六郎招兵買馬，蓄意謀權奪位，高宗聽信奸臣所奏，把楊六郎打入死牢。辛得八賢王和寇丞相相助，才留住性命。

後來，蕭皇後興兵攻打北宋，高宗萬分焦慮，朝中無良將選擇。這時八賢王獻策，說楊六郎沒死，但要皇上免他無罪。

高宗皇聽了萬分高興，立即傳旨，封楊六郎為抗遼大元帥。楊六郎帶兵作戰，打得遼兵節節敗退，不到三日戰獲全勝而歸。

高宗龍顏大悅，封楊六郎高官。楊六郎想到楊家處處受奸臣所害，向皇上要求，願到南疆一帶把守三關（今滑石至鳳凰一帶）。

以保朝廷江山穩固，高宗准奏。楊六郎領2000人馬直上征程。路經銅仁謝橋時，天色已晚，到此卸甲宿營，並得到老百姓的熱忱安頓，覺得這里人民仁義厚德，心地善良，周邊環境非常秀麗，決意在此停留數日。

一邊打聽前沿情況，一邊休整隊伍，二十多天後，楊六郎隊伍要往前行，直奔三關，為感謝百姓的深情，他告知謝氏頭領，已奏朝廷，將謝家橋更名為卸甲橋，得到朝廷高宗皇帝的親口玉封——卸甲橋。

直到民國二十二年，地名近化，才將卸甲橋再次更名為謝橋至今。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謝橋

㈤ 請寫一個與鹿有關的典故或故事與

指鹿為馬。

典故：

秦二世的時候，趙高駕著一頭鹿隨從二世出行回，二世問他說答：「丞相為什麼駕著一頭鹿呢？」

趙高說：「這是一匹馬啊！」

二世說：「丞相錯了，把鹿當做馬了。」

趙高說：「這確實是一匹馬啊！（如果）陛下認為我的話不對，希望（陛下允許我）問一問群臣。」

群臣之中一半說是鹿，一半說是馬。在這種情況下，秦王不能再堅持自己的看法，只好順從趙高的說法。

(5)玉屏典故擴展閱讀：

指鹿為馬是一個漢語成語，拼音是zhǐ lù wéi mǎ，意思是指著鹿，說是馬；比喻故意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出處：西漢·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

白話譯文：二世笑著說：「丞相錯了吧？您把鹿說成是馬。」

用法：一般作謂語、賓語、定語。

例句：縱然是長官，也不可以要求部屬指鹿為馬，顛倒是非。

㈥ 二字典故

斧正
《莊子·徐無鬼》：「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斫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斫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斫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楚國的國都郢都有一人，不知道他的名字，稱為「郢人」。
郢人有個好友，是位匠人，不知是姓石還是名石，人們都叫他「匠石」。
郢人和匠石，兩人有一套絕技：郢人在鼻尖上用白粉塗上蒼蠅翅膀似的薄薄一層，匠石能用斧子把這層白粉輕輕削去。匠石在表演這套絕技時，態度從容，掄起大斧，順著郢人的鼻尖削下，只聽得斧子在空中呼的一聲，白粉就完全被削掉。而郢人的鼻子卻絲毫不受損傷。郢人也臉不變色，若無其事。
宋國的宋元君得知此事，感到很驚奇，想親眼看看。他託人找到匠石，恭敬地請了來。不料匠石說：「對不起，現在沒法表演了，因為我的好朋友郢人已經去世，我失去了表演絕技的唯一夥伴了！」
這是《莊子》的《徐無鬼》篇中的一個故事，叫做「匠石運斤」。（運，是揮動的意思；斤，即斧子。）故事原文是：
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堊，白色的土。斲，同斫。）
後來，人們借用這個故事，在請人修改作品時，往往說請「斧正」，或「郢正」、「郢削」、「斧削」等。這是對修改者表示尊敬的客氣語，贊其水平高，修改起來，象匠石給郢人用大斧削去白粉一樣，干凈利索，恰到好處。（人們在引用「斧正」等成語時，按習慣都並無自詡為郢人之意。）
「運斤成風」，後來也成為成語，比喻技巧熟練，大膽、快捷而有力。如元代詩人元好問稱賞某畫家所作的墨竹，有詩道：「運斤成風刃發硎。」（硎，即磨刀石；形容斧子鋒利，象是剛磨過的。）
宋代詩人張耒有詩道：「豈令匠石斤，常縮袖間手。」唐代文學家駱賓王也有詩道：「成風郢匠斲，流水伯牙弦。」《冷齋夜話》記宋代文學家蘇東坡對於陶淵明詩的評論道：「東坡嘗雲：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如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這些，所謂「匠石斤」、「郢匠斲」、「大匠運斤」等語，全都是用的上述典故。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在他的《王氏伯仲唱和詩序》中寫道：「操斧於班郢之門，斯強顏耳。」這個「郢」字，也就是指郢都的匠石（參看「班門弄斧」）。此典說明熟能生巧，就能出現奇跡。也說明配角的重要性。此典也用作「斫鼻」。

古人把代人作文稱為「捉刀」。其源出於三國時代的一則故事。
魏國曹操統一北方後，聲威大振，各少數民族部落紛紛依附。北匈奴派使者送來了大批奇珍異寶，使者請求面見曹操。曹操將聲姿高揚、眉目疏朗的崔瑛召來，要他代替自己接見使者。接見時，崔瑛正中端坐，接受了匈奴使者的拜賀，曹操卻扮作侍衛模樣，手握鋼刀，挺立在坐榻旁邊。
接見完畢後，曹操派間諜去問匈奴使者印象如何。使者不加思索地說：「魏王俊美，豐采高雅，而榻側捉（握、提之意）刀的那個人氣度威嚴，非常人可及，是為真英雄也！」
後來，人們便將代替別人做事稱為「捉刀」，而用得最多的是謂代人作文，如「捉刀代筆」。

「染指」一詞見於<<左傳>>宣公四年。意思是說春秋時，鄭靈公請大臣們吃甲魚，故意不給子公吃，子公很生氣，就伸出手指向盛甲魚的鼎里醮上點湯嘗嘗走了。後人用「染指」比喻分取非分的利益。這則故事很古老，但故事裡的子公確世代相傳至今。而且我們中國人對「染指」還情有獨鍾。子公為嘗不該嘗的湯，居然不怕燙壞手指頭，還帶著怒氣離開宴會。想一想中國人在歷朝歷代的貪官們為染指於官位和錢財，不惜自己身家性命大有人在。古人如此，今人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想當官拿錢來買，想搞工程拿錢來換，想找工作拿錢來通融，什麼學費、醫療費、建房費、救災款全給你私分了，這與子公索取非分之湯有何兩樣。令人們想不到的是已經見怪不怪，難道這錢還咬手嗎？！「若不染指，非官人也」。全國三十幾位交通廳局長，先後因「染指」而紛紛落馬的就有十七位，某省連續三任交通廳長不怕坐牢之苦，可謂前赴後繼。真是令人叫絕，世人驚嘆不已。中國有句成語叫「前車之鑒」，子公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警示後人，對那些還在中飽、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應該不要再玩了，否則小心自己在子公的黑名單上位列其中，到時悔之晚矣。

酬謝別人為自己寫文作畫的財物，稱潤筆。潤筆既非始於明代，亦非至明代而終，但由於明朝科舉取仕，尤重文章，所謂「國家用人率重科舉，而科舉取士率重文章」1，因此，明代文官（士）長於作文，武官（生）亦有重文傾向，使明代的潤筆現象非常突出。明代的潤筆最顯著特點在於由明初個別現象發展至中後期逐漸形成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從收受到公開索取，並為謀求潤筆而努力。潤筆現象為當時各階層士人普遍接受，且對清代及民國時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前，治明史者多關注於儒商關系研究，對「潤筆」這一士人「本業治生」的基本現象研究卻顯不足，本文試從消費經濟學的視角來考察明代文化發展狀況、社會風俗變遷和商品經濟的水平等，不當之處請指正。
一．
「潤筆」典出《隋書》，隋文帝欲升鄭譯為刺史，命內史令李德林擬詔書，但李遲遲沒有動筆，丞相高熲旁邊戲言道：莫非內史令筆乾？鄭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鄭譯兩袖清風，無以潤筆。2歷史上收取潤筆事例則很早。對此，明末學者顧炎武有較為詳細的考訂，他說，「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潤筆於隋唐時漸成風氣，文學大師韓愈撰寫《平淮西碑》和《王用碑》均有貲財收入，然非有定製。宋時太宗立潤筆錢，刻石於金人院。每朝謝日，移文督之，此為潤筆定製。3雖然宋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作文取酬日漸增多，可以理解，但顧炎武稱此時形成定製，此則材料尚不足為據。
洪武初年，收取潤筆現象就已存在，「江南首富」沈家之沈玠請劉三吾為其父沈漢傑撰寫墓誌銘，即送上了潤筆，這位「翰林之大老」便答應下來，後其家人鐫刻立石，銘文得以保存至今。4明初學者為人作文繪畫，即有取酬現象，不過明初學者（官員）收費低，而且許多人拒絕收費，這大概是君子恥言於利的原因吧。
洪武、永樂年間，無錫人王紱「博學、工詩歌，能書寫，山木竹石，妙絕一時」，他以善書供職文淵閣，後遷官中書舍人。王紱書畫冠絕一時，但「有金幣購片楮者，輒拂袖起，或閉門不出」，有一次王紱興致上來，送給一商賈一幅畫（明初的商人地位很低），當這位商人「以紅氍毹饋，請再寫一枝為配」時，王紱遂「索前畫裂之，還其饋」。5明初學者高介絕俗，可見一斑。張益，字士謙，永樂年間，曾任庶吉士、中書舍人，累遷撰修，進侍讀學士，據他自己講「時年鄉壯，有志文翰，晝夜為人作詩寫字，然未嘗得人一葉茶」。這時雖然有收受潤筆，也很低廉，「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潤筆二三錢可求」，這位進士潤筆收入很少，他是在經商貿易的弟弟不斷資助下學習和生活的。不過，他後來思想上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據王錡描寫，「張士謙學士作文，不險怪，不涉淺，若行雲流水，終日數篇。凡京師之送行、慶賀，皆其所作，彼獲潤筆之資。或冗中為求者所逼，輒取舊作易其名以應酬。有除郡守者，人求士謙為文贈，後數月，復有人求文送別駕，即以守文稍易數言與之。忘其同州也。二人相見，各出其文，大發一笑」6，從永樂時未得人一葉茶，到後來如此干練的應付索文者，且「彼獲潤筆之資」，這是一個不小的變化。張益後來在「土木之變」中死去，謚「文僖」，著有《畫法》。
明前期的大部分士人在作應酬性文章時雖然收取酬金，卻是不寫違心的內容的，還要看買主的身份及操行。邱浚是正統年間頗有作為的官員，他做過國子監教授、祭酒、翰林編修，官至禮部尚書。據說邱浚文章雄渾壯麗，「限韻命題，即席聊句，動輒數百言。豪詞警語，如壯濤激浪，飛雪走雷，雲觸山而電迸發」，因此，四方求文者紛至。邱浚撰寫的碑、銘、志、序、記、詞、賦等類文章，流布遠邇。對於來求文章者，如果邱浚對其品行、職業看不習慣，或瞧不起他們，「雖以厚幣請之不與」7。正統、景泰年間，雖然學者不再恥於言利，但其人格和尊嚴卻是凜然不可侵犯，翰林檢討吳希賢的言語證實了這一點。據記載，「吳希賢拜檢討，預修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寇姓者，密以賄丐希賢致口詞於其父，希賢拒之曰，苛如此，他日何以見董狐於地下？」1
到英宗天順年間，官員潤筆雖不拿原則作交易，但收取潤筆的現象卻愈加普遍，價錢也漸漸升高，不拿出五錢到一兩銀子是沒法張口求人的。這一時期有一些官員竟能靠收取潤筆而積累一大筆財富，「魏文靖公驥為南京禮部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據載，魏驥是一名頗為通情達理的循吏。2由此可見當時求文的人增多了，文價也可能高了。
成、弘時期，社會上逐漸形成一種購買文章的風氣，「今仕者有父母之喪，輒遍求輓詩為冊，士大夫亦勉強以副其意，舉世同然也」，潤筆成為士人增加經濟收入的重要途徑。雖剛正不阿、清正廉潔的官吏也認為收取潤筆為勞動所得，是理所當然的，並以此為重要的經濟來源。為應付日益增加的求人者，「受其贄者則不問其人賢否，漫爾應之。銅臭者得此，不但裒冊而已，或刻石墓亭，為活套家塾。有利其贄而厭其求者，或活套詩若干首以備應付，及其印行，則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3為他人，甚至是素不相識者寫詩作賦，歌頌功德，不問其人品德如何，甚至對於非常討厭的人也是有求必應，尤其是竟然刻版以應付，其如批發貨物無異，這種作法要比張士謙「稍易舊作以應付」更省事，更具有濃郁的商業氣息。
武宗正德以後，至嘉、萬年間，在商品經濟持續發展背景下，文壇思想觀點發生了更為深刻的變化。潤筆之價更顯高漲，求購文章非出錢不可，而出錢也大都可能得到自己滿意的文章，盡管在充滿奇異思想的明代，奇俠怪士不一而足，拒不出售作品的學者也是有的。為人作文標明價格，公開索要潤筆，已是官員們通行的做法。「嘉定深練塘閑論文士無不重財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托以親昵，無潤筆。思玄謂曰，平生未嘗白作文字，最敗興，你可暫將一錠四五兩置吾前，發興後待作完，仍還汝可也」。4如此不顧情誼，索要潤筆，真是斯文掃地。由此看來，官員筆下的文章進入商品流通領域已經廣為接受，且行情看好，為人作文不收取潤筆反而變得不正常了。潤筆是明中後期官員和士人發財致富或謀生生活的重要途徑。許多學者還把坐收潤筆發展成主動謀求稿酬，並積極投身於文化產品經營的商業運作中去。
二．
求文者出資請文人按照自己的目的與要求作文，「收人之財，為人辦事」這一原則，士人們還是懂得的。這里首先著重考察應酬性文章供求關系問題。
從明人文集中看，幾乎所有的階層都有可能出於某種目的出資請人作文。就求文目的而言，求文者有給自己的父母賀高壽的、賀自己老來得子者；有為作品求序跋者；有兒子為父靠求喪葬用文者；也有父母為子女求平安、入學，乃至墓誌祭文者；有為族譜家事求記、碑、銘者；有學生為同學、親誼或老師升遷、調任請文者；有朋友、同僚間互相迎送、道賀者；有下級送迎上級者；有求名人一字畫將裝表門面者；也有商賈為求流通之利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就求文各階層而言，朱氏帝子家喜好文學、附庸風雅者不在少數，他們獲取文人雅士詩文字畫並不一定都要豪占強取，而是更願意與文人結交，但許多文人未必願意攀龍附鳳，如周、徽等諸王都曾以重金送給文徵明，均被拒絕。王公貴戚財貲雄厚，在文化消費方面往往一擲千金，黔國公沐晟請明初學士王紱作畫，曾遭拒絕。明代內閣重臣、六部尚書都是文化消費的重要參與者，由於他們更注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像家庭中的婚喪嫁娶等禮儀性大事所需文章，為視重視，估計是不好強取於他人。中下層官吏是文化消費的重要力量，一是他們人數眾多，二是他們是地方社會的重要影響力量，上迎下達，應酬性活動本身就多。據載，一次唐伯虎出遊遇雨，過一皂隸家，該吏出紙筆乞畫，伯虎戲作海螄數百，題曰「非螺非蛤亦非蟶，海味之中少此君，千呼萬呼呼不出，只待來人折窟豚」。5此外，明代中期以後，武官尚文也成為一種風尚，「處州衛指揮使毛君尚綱，武而好文，今年七月某日，乃其五十初度，已干縉紳詩歌以為慶，予其我序之」1。明代傑出的軍事家、民族英雄戚繼光一生寫下了十八卷本《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和十四卷本《紀效新書》等著名兵書，還有個人文集《止止堂集》以及政史類奏疏《戚少保奏議》等，在他的《止止堂集》之《橫槊稿•卷中》中，主要匯集了為武官將士撰寫的贈序、紀行、墓表、墓誌銘、賀表等應酬性文章，《卷下》則以祭文為主。許多學者的文集中均有為衛所武官所做的各類應酬性文章。2
收取潤筆者當然是一些長於書畫的士人。從目前材料看，提供給別人詩文字畫獲取財物者，也遍及士人各個階層，包括內閣首輔、大學士、六部尚書，下至各級文武官員，乃至不仕的生員。如嚴嵩所寫的墓誌銘《漢陽知府馬公墓誌銘》中所記，「適予北上，道嘉興，其季弟軿、從子、郡學生淮奉狀泣拜請銘。嘉守徐侯子謙亦為之請，曰：此邦之長者也，願無靳於銘。予諾焉」 。3張江陵年少得志，後權傾朝野，家資富饒，應酬性文章亦有少量存在。神宗、光宗兩朝時官任南京禮部尚書的董其昌，家有膏腴良田萬頃，但仍然是「前人慾壑滋深，惟圖積金；後施丹青薄技，輒思壟精利津」。4據載，「董文敏公文章書畫冠絕一時，海內望之如景慶雲」，《明史》中說他的書畫自稱一家，名聞中外，各地求購文章書畫者絡絡不斷，「造請無虛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間，爭購寶之。精於品題，收藏家得片語隻字以為重」。5他從中獲利定然不少。
以潤筆為主要經濟收入形式的通常是不仕的學子和中下層官員。閑居在家的官員、臨民治事的基層官紳、恃才為生的士人，如「江南四大才子」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和徐禎卿等，都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應酬性作品。這些作品當然要滿足出資人的基本要求，其文體與內容都有嚴格的限制。
徐渭（1521---1593年）浙江山陰（今紹興市）人，出身官吏家庭，曾中秀才，以詩文戲曲著名。徐渭一生自評說：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可見其多才多藝。徐渭一生寫了不少的應酬性文章，正如他自己所說，「渭於文章不幸若馬耕耳」，文章「存者亦諛且不工」，抗倭將領胡宗憲傾慕其才，召至門下，徐替胡寫了不少奏章，深得器重。6下面以《徐渭集》以主，重點分析應酬性文章文體及主要內容主要：
傳統的文學體裁，如詩、詞、歌、律，序、跋、傳等可以滿足不同人的要求。徐渭做《白鷳殤》用的是五言律詩，題記曰「少保公至閩，提供饋之鷳一，兼丹籠以付我，我嘗作五言律以謝之」；做《遼東李長公午日寄到酒銀五兩，寫竹荀答之，書此於上》和《寫倒竹答某餉》用的是七言絕句，來表達對別人饋道的感謝。序和跋這兩類都是評價別人作品的文字，通常序置於前，跋於書尾，唐宋以後，送別或道賀贈言之文也稱序。徐渭在《沈氏號篇序》中說「乃於末簡，要予微言」；《童氏祖譜序》載「其譜始修於雨與蒙吉，而俊者，雨之從也，為人朴而雅博，好親賢士，嘗受業吾師季長沙公仲子字子微者，余因得見之。授譜終覽之，而委序」 ；《贈保安稽侯考滿序》中說「侯於學校事更勤，於已也有殊待，故於其抱計敢，征予言贈其行」等，均屬受人之請而作。「傳」是一種重要的為故人評述生平事跡的體裁形式，如《王君傳》說，「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葬其考時缺志銘，懼殞歿其素也，乃書狀來請傳」。7錢謙益受託寫《徐霞客傳》，其文法上乘，卻難免失之千里，傳記說徐霞客「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徙步走數百里」，這不是旅行家，更像是「沙漠之舟」駱駝或千里馬。8在應酬性文章中，此類吹捧，古今概同。
行狀、墓誌銘、神道碑、墓表和祭文是應酬性文章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購買墓誌銘在明代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尚。幾乎所有收集應酬性作品的集子中均有墓誌銘。撰寫墓誌銘時，通常由購文者提供死者行狀，供撰文者參考，撰者基本上根據行狀提供死者的生平簡歷，僅敘述順序及文筆上略加修飾以示有別，如果撰者對死者熟悉，尚且能有所把握，否則極有可能是不知所雲般亂吹一通而有失客觀，至不著邊際。墓誌銘則須於最後記銘文以頌揚憑悼，行狀以敘述死者的生平為主，祭文更強調對死者寄託哀思，另有紀念圓寂僧人的塔銘。它們之間文法要求不同，內容各有側重，但都是對死者吹捧頌揚之辭，時人將這類收入稱之為「諛墓」所得。在《徐文長三集》中共收集40篇這類文章，在《徐文長逸稿》中收錄以此命名的「諛墓」文章21篇。1這一比重尚低於許多知名文人，如文徵明的文集中共收錄了104篇「諛墓」之作。2而錢謙益成書於崇禎十六年的《牧齋初學集》中就已經收集了這類應酬性文章高達190餘篇，3筆者相信這絕不是錢氏生活於明朝時所撰寫之全部，由於他入清後在文壇和政壇都依然相當活躍而令人關注，他一生撰寫的諛墓之文不知幾多？
為祝賀高壽、生子、升職、調遷、考滿、入覲、入學、補官等開心事請人寫詩作文，在明代是很常見的。祝壽及生子又是最為常見的賀文（屬序類文體），徐渭文集中收錄的以「序」類賀文體裁出現的有《張母八十序》、《贈沈母序》、《贈黃母序》和《壽朱母夫人序》等。此外，徐渭還有十數篇代人賀文，既有代權貴之言，也是代普通人之意。錢謙益在其《牧齋初學集》卷36至卷40共有50篇賀壽辰的，賀文其大都提及自己做賀文的原因，「余因某某之請而序之以征焉」，茲不一一例舉。此外，應酬性文體還包括有贊、記、碑等。士人會根據要求來選擇適當文形式來滿足對方的要求。
潤筆的表現形式很多，既可以是貨幣，如金、銀、錢、鈔等，也可以是各類物品，實難統一規定，只要供求雙方達到滿意即可，如祝允明以書法求利，祝問，「是見精神否？」，精神，金錢也，又說「吾不與他計較，清物也可」，清物，「青羊絨」也4。銀子是重要的潤筆形式，許多人在標明潤筆價格時也是以銀錢來度量。如葉盛說「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潤筆銀二三錢可求，事變後（引者註：土木之變後）文價頓高，非五錢一兩不敢收請，迄今猶然」5。而實際上士人接受的饋贈可謂五花八門，徐渭為陳玉屏所做《陳玉屏以瓦窯頭銀魚再餉，索賦長律》律詩，說「碧山有學士，太丘無別支，遺予瓦窯物，兼以磁雍（其下加瓦）醯，醉卧不知晚，喚燈題謝詩」，有時候，徐渭作畫竟然是為酬謝別人送給他螃蟹，「某子舊以大蟹十個來索畫，久之，答墨蟹一臍，松根醉眠道士一幅」。6這當然是好友之間的關系。據逸史，唐伯虎收取潤筆更是離奇，據說他晚年寡出，常坐臨街一小樓，惟乞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雖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苛。他曾做詩道「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閑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7為人作畫僅為喝酒而已。

㈦ 關於一些典故

魔高一尺，到高一丈。
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窮在大街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
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
交遍天下友，知心有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