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部典故
Ⅰ 二字典故
斧正
《莊子·徐無鬼》：「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斫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斫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斫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楚國的國都郢都有一人，不知道他的名字，稱為「郢人」。
郢人有個好友，是位匠人，不知是姓石還是名石，人們都叫他「匠石」。
郢人和匠石，兩人有一套絕技：郢人在鼻尖上用白粉塗上蒼蠅翅膀似的薄薄一層，匠石能用斧子把這層白粉輕輕削去。匠石在表演這套絕技時，態度從容，掄起大斧，順著郢人的鼻尖削下，只聽得斧子在空中呼的一聲，白粉就完全被削掉。而郢人的鼻子卻絲毫不受損傷。郢人也臉不變色，若無其事。
宋國的宋元君得知此事，感到很驚奇，想親眼看看。他託人找到匠石，恭敬地請了來。不料匠石說：「對不起，現在沒法表演了，因為我的好朋友郢人已經去世，我失去了表演絕技的唯一夥伴了！」
這是《莊子》的《徐無鬼》篇中的一個故事，叫做「匠石運斤」。（運，是揮動的意思；斤，即斧子。）故事原文是：
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堊，白色的土。斲，同斫。）
後來，人們借用這個故事，在請人修改作品時，往往說請「斧正」，或「郢正」、「郢削」、「斧削」等。這是對修改者表示尊敬的客氣語，贊其水平高，修改起來，象匠石給郢人用大斧削去白粉一樣，干凈利索，恰到好處。（人們在引用「斧正」等成語時，按習慣都並無自詡為郢人之意。）
「運斤成風」，後來也成為成語，比喻技巧熟練，大膽、快捷而有力。如元代詩人元好問稱賞某畫家所作的墨竹，有詩道：「運斤成風刃發硎。」（硎，即磨刀石；形容斧子鋒利，象是剛磨過的。）
宋代詩人張耒有詩道：「豈令匠石斤，常縮袖間手。」唐代文學家駱賓王也有詩道：「成風郢匠斲，流水伯牙弦。」《冷齋夜話》記宋代文學家蘇東坡對於陶淵明詩的評論道：「東坡嘗雲：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如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這些，所謂「匠石斤」、「郢匠斲」、「大匠運斤」等語，全都是用的上述典故。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在他的《王氏伯仲唱和詩序》中寫道：「操斧於班郢之門，斯強顏耳。」這個「郢」字，也就是指郢都的匠石（參看「班門弄斧」）。此典說明熟能生巧，就能出現奇跡。也說明配角的重要性。此典也用作「斫鼻」。
古人把代人作文稱為「捉刀」。其源出於三國時代的一則故事。
魏國曹操統一北方後，聲威大振，各少數民族部落紛紛依附。北匈奴派使者送來了大批奇珍異寶，使者請求面見曹操。曹操將聲姿高揚、眉目疏朗的崔瑛召來，要他代替自己接見使者。接見時，崔瑛正中端坐，接受了匈奴使者的拜賀，曹操卻扮作侍衛模樣，手握鋼刀，挺立在坐榻旁邊。
接見完畢後，曹操派間諜去問匈奴使者印象如何。使者不加思索地說：「魏王俊美，豐采高雅，而榻側捉（握、提之意）刀的那個人氣度威嚴，非常人可及，是為真英雄也！」
後來，人們便將代替別人做事稱為「捉刀」，而用得最多的是謂代人作文，如「捉刀代筆」。
「染指」一詞見於<<左傳>>宣公四年。意思是說春秋時，鄭靈公請大臣們吃甲魚，故意不給子公吃，子公很生氣，就伸出手指向盛甲魚的鼎里醮上點湯嘗嘗走了。後人用「染指」比喻分取非分的利益。這則故事很古老，但故事裡的子公確世代相傳至今。而且我們中國人對「染指」還情有獨鍾。子公為嘗不該嘗的湯，居然不怕燙壞手指頭，還帶著怒氣離開宴會。想一想中國人在歷朝歷代的貪官們為染指於官位和錢財，不惜自己身家性命大有人在。古人如此，今人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想當官拿錢來買，想搞工程拿錢來換，想找工作拿錢來通融，什麼學費、醫療費、建房費、救災款全給你私分了，這與子公索取非分之湯有何兩樣。令人們想不到的是已經見怪不怪，難道這錢還咬手嗎？！「若不染指，非官人也」。全國三十幾位交通廳局長，先後因「染指」而紛紛落馬的就有十七位，某省連續三任交通廳長不怕坐牢之苦，可謂前赴後繼。真是令人叫絕，世人驚嘆不已。中國有句成語叫「前車之鑒」，子公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警示後人，對那些還在中飽、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應該不要再玩了，否則小心自己在子公的黑名單上位列其中，到時悔之晚矣。
酬謝別人為自己寫文作畫的財物，稱潤筆。潤筆既非始於明代，亦非至明代而終，但由於明朝科舉取仕，尤重文章，所謂「國家用人率重科舉，而科舉取士率重文章」1，因此，明代文官（士）長於作文，武官（生）亦有重文傾向，使明代的潤筆現象非常突出。明代的潤筆最顯著特點在於由明初個別現象發展至中後期逐漸形成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從收受到公開索取，並為謀求潤筆而努力。潤筆現象為當時各階層士人普遍接受，且對清代及民國時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前，治明史者多關注於儒商關系研究，對「潤筆」這一士人「本業治生」的基本現象研究卻顯不足，本文試從消費經濟學的視角來考察明代文化發展狀況、社會風俗變遷和商品經濟的水平等，不當之處請指正。
一．
「潤筆」典出《隋書》，隋文帝欲升鄭譯為刺史，命內史令李德林擬詔書，但李遲遲沒有動筆，丞相高熲旁邊戲言道：莫非內史令筆乾？鄭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鄭譯兩袖清風，無以潤筆。2歷史上收取潤筆事例則很早。對此，明末學者顧炎武有較為詳細的考訂，他說，「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潤筆於隋唐時漸成風氣，文學大師韓愈撰寫《平淮西碑》和《王用碑》均有貲財收入，然非有定製。宋時太宗立潤筆錢，刻石於金人院。每朝謝日，移文督之，此為潤筆定製。3雖然宋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作文取酬日漸增多，可以理解，但顧炎武稱此時形成定製，此則材料尚不足為據。
洪武初年，收取潤筆現象就已存在，「江南首富」沈家之沈玠請劉三吾為其父沈漢傑撰寫墓誌銘，即送上了潤筆，這位「翰林之大老」便答應下來，後其家人鐫刻立石，銘文得以保存至今。4明初學者為人作文繪畫，即有取酬現象，不過明初學者（官員）收費低，而且許多人拒絕收費，這大概是君子恥言於利的原因吧。
洪武、永樂年間，無錫人王紱「博學、工詩歌，能書寫，山木竹石，妙絕一時」，他以善書供職文淵閣，後遷官中書舍人。王紱書畫冠絕一時，但「有金幣購片楮者，輒拂袖起，或閉門不出」，有一次王紱興致上來，送給一商賈一幅畫（明初的商人地位很低），當這位商人「以紅氍毹饋，請再寫一枝為配」時，王紱遂「索前畫裂之，還其饋」。5明初學者高介絕俗，可見一斑。張益，字士謙，永樂年間，曾任庶吉士、中書舍人，累遷撰修，進侍讀學士，據他自己講「時年鄉壯，有志文翰，晝夜為人作詩寫字，然未嘗得人一葉茶」。這時雖然有收受潤筆，也很低廉，「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潤筆二三錢可求」，這位進士潤筆收入很少，他是在經商貿易的弟弟不斷資助下學習和生活的。不過，他後來思想上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據王錡描寫，「張士謙學士作文，不險怪，不涉淺，若行雲流水，終日數篇。凡京師之送行、慶賀，皆其所作，彼獲潤筆之資。或冗中為求者所逼，輒取舊作易其名以應酬。有除郡守者，人求士謙為文贈，後數月，復有人求文送別駕，即以守文稍易數言與之。忘其同州也。二人相見，各出其文，大發一笑」6，從永樂時未得人一葉茶，到後來如此干練的應付索文者，且「彼獲潤筆之資」，這是一個不小的變化。張益後來在「土木之變」中死去，謚「文僖」，著有《畫法》。
明前期的大部分士人在作應酬性文章時雖然收取酬金，卻是不寫違心的內容的，還要看買主的身份及操行。邱浚是正統年間頗有作為的官員，他做過國子監教授、祭酒、翰林編修，官至禮部尚書。據說邱浚文章雄渾壯麗，「限韻命題，即席聊句，動輒數百言。豪詞警語，如壯濤激浪，飛雪走雷，雲觸山而電迸發」，因此，四方求文者紛至。邱浚撰寫的碑、銘、志、序、記、詞、賦等類文章，流布遠邇。對於來求文章者，如果邱浚對其品行、職業看不習慣，或瞧不起他們，「雖以厚幣請之不與」7。正統、景泰年間，雖然學者不再恥於言利，但其人格和尊嚴卻是凜然不可侵犯，翰林檢討吳希賢的言語證實了這一點。據記載，「吳希賢拜檢討，預修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寇姓者，密以賄丐希賢致口詞於其父，希賢拒之曰，苛如此，他日何以見董狐於地下？」1
到英宗天順年間，官員潤筆雖不拿原則作交易，但收取潤筆的現象卻愈加普遍，價錢也漸漸升高，不拿出五錢到一兩銀子是沒法張口求人的。這一時期有一些官員竟能靠收取潤筆而積累一大筆財富，「魏文靖公驥為南京禮部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據載，魏驥是一名頗為通情達理的循吏。2由此可見當時求文的人增多了，文價也可能高了。
成、弘時期，社會上逐漸形成一種購買文章的風氣，「今仕者有父母之喪，輒遍求輓詩為冊，士大夫亦勉強以副其意，舉世同然也」，潤筆成為士人增加經濟收入的重要途徑。雖剛正不阿、清正廉潔的官吏也認為收取潤筆為勞動所得，是理所當然的，並以此為重要的經濟來源。為應付日益增加的求人者，「受其贄者則不問其人賢否，漫爾應之。銅臭者得此，不但裒冊而已，或刻石墓亭，為活套家塾。有利其贄而厭其求者，或活套詩若干首以備應付，及其印行，則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3為他人，甚至是素不相識者寫詩作賦，歌頌功德，不問其人品德如何，甚至對於非常討厭的人也是有求必應，尤其是竟然刻版以應付，其如批發貨物無異，這種作法要比張士謙「稍易舊作以應付」更省事，更具有濃郁的商業氣息。
武宗正德以後，至嘉、萬年間，在商品經濟持續發展背景下，文壇思想觀點發生了更為深刻的變化。潤筆之價更顯高漲，求購文章非出錢不可，而出錢也大都可能得到自己滿意的文章，盡管在充滿奇異思想的明代，奇俠怪士不一而足，拒不出售作品的學者也是有的。為人作文標明價格，公開索要潤筆，已是官員們通行的做法。「嘉定深練塘閑論文士無不重財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托以親昵，無潤筆。思玄謂曰，平生未嘗白作文字，最敗興，你可暫將一錠四五兩置吾前，發興後待作完，仍還汝可也」。4如此不顧情誼，索要潤筆，真是斯文掃地。由此看來，官員筆下的文章進入商品流通領域已經廣為接受，且行情看好，為人作文不收取潤筆反而變得不正常了。潤筆是明中後期官員和士人發財致富或謀生生活的重要途徑。許多學者還把坐收潤筆發展成主動謀求稿酬，並積極投身於文化產品經營的商業運作中去。
二．
求文者出資請文人按照自己的目的與要求作文，「收人之財，為人辦事」這一原則，士人們還是懂得的。這里首先著重考察應酬性文章供求關系問題。
從明人文集中看，幾乎所有的階層都有可能出於某種目的出資請人作文。就求文目的而言，求文者有給自己的父母賀高壽的、賀自己老來得子者；有為作品求序跋者；有兒子為父靠求喪葬用文者；也有父母為子女求平安、入學，乃至墓誌祭文者；有為族譜家事求記、碑、銘者；有學生為同學、親誼或老師升遷、調任請文者；有朋友、同僚間互相迎送、道賀者；有下級送迎上級者；有求名人一字畫將裝表門面者；也有商賈為求流通之利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就求文各階層而言，朱氏帝子家喜好文學、附庸風雅者不在少數，他們獲取文人雅士詩文字畫並不一定都要豪占強取，而是更願意與文人結交，但許多文人未必願意攀龍附鳳，如周、徽等諸王都曾以重金送給文徵明，均被拒絕。王公貴戚財貲雄厚，在文化消費方面往往一擲千金，黔國公沐晟請明初學士王紱作畫，曾遭拒絕。明代內閣重臣、六部尚書都是文化消費的重要參與者，由於他們更注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像家庭中的婚喪嫁娶等禮儀性大事所需文章，為視重視，估計是不好強取於他人。中下層官吏是文化消費的重要力量，一是他們人數眾多，二是他們是地方社會的重要影響力量，上迎下達，應酬性活動本身就多。據載，一次唐伯虎出遊遇雨，過一皂隸家，該吏出紙筆乞畫，伯虎戲作海螄數百，題曰「非螺非蛤亦非蟶，海味之中少此君，千呼萬呼呼不出，只待來人折窟豚」。5此外，明代中期以後，武官尚文也成為一種風尚，「處州衛指揮使毛君尚綱，武而好文，今年七月某日，乃其五十初度，已干縉紳詩歌以為慶，予其我序之」1。明代傑出的軍事家、民族英雄戚繼光一生寫下了十八卷本《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和十四卷本《紀效新書》等著名兵書，還有個人文集《止止堂集》以及政史類奏疏《戚少保奏議》等，在他的《止止堂集》之《橫槊稿•卷中》中，主要匯集了為武官將士撰寫的贈序、紀行、墓表、墓誌銘、賀表等應酬性文章，《卷下》則以祭文為主。許多學者的文集中均有為衛所武官所做的各類應酬性文章。2
收取潤筆者當然是一些長於書畫的士人。從目前材料看，提供給別人詩文字畫獲取財物者，也遍及士人各個階層，包括內閣首輔、大學士、六部尚書，下至各級文武官員，乃至不仕的生員。如嚴嵩所寫的墓誌銘《漢陽知府馬公墓誌銘》中所記，「適予北上，道嘉興，其季弟軿、從子、郡學生淮奉狀泣拜請銘。嘉守徐侯子謙亦為之請，曰：此邦之長者也，願無靳於銘。予諾焉」 。3張江陵年少得志，後權傾朝野，家資富饒，應酬性文章亦有少量存在。神宗、光宗兩朝時官任南京禮部尚書的董其昌，家有膏腴良田萬頃，但仍然是「前人慾壑滋深，惟圖積金；後施丹青薄技，輒思壟精利津」。4據載，「董文敏公文章書畫冠絕一時，海內望之如景慶雲」，《明史》中說他的書畫自稱一家，名聞中外，各地求購文章書畫者絡絡不斷，「造請無虛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間，爭購寶之。精於品題，收藏家得片語隻字以為重」。5他從中獲利定然不少。
以潤筆為主要經濟收入形式的通常是不仕的學子和中下層官員。閑居在家的官員、臨民治事的基層官紳、恃才為生的士人，如「江南四大才子」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和徐禎卿等，都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應酬性作品。這些作品當然要滿足出資人的基本要求，其文體與內容都有嚴格的限制。
徐渭（1521---1593年）浙江山陰（今紹興市）人，出身官吏家庭，曾中秀才，以詩文戲曲著名。徐渭一生自評說：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可見其多才多藝。徐渭一生寫了不少的應酬性文章，正如他自己所說，「渭於文章不幸若馬耕耳」，文章「存者亦諛且不工」，抗倭將領胡宗憲傾慕其才，召至門下，徐替胡寫了不少奏章，深得器重。6下面以《徐渭集》以主，重點分析應酬性文章文體及主要內容主要：
傳統的文學體裁，如詩、詞、歌、律，序、跋、傳等可以滿足不同人的要求。徐渭做《白鷳殤》用的是五言律詩，題記曰「少保公至閩，提供饋之鷳一，兼丹籠以付我，我嘗作五言律以謝之」；做《遼東李長公午日寄到酒銀五兩，寫竹荀答之，書此於上》和《寫倒竹答某餉》用的是七言絕句，來表達對別人饋道的感謝。序和跋這兩類都是評價別人作品的文字，通常序置於前，跋於書尾，唐宋以後，送別或道賀贈言之文也稱序。徐渭在《沈氏號篇序》中說「乃於末簡，要予微言」；《童氏祖譜序》載「其譜始修於雨與蒙吉，而俊者，雨之從也，為人朴而雅博，好親賢士，嘗受業吾師季長沙公仲子字子微者，余因得見之。授譜終覽之，而委序」 ；《贈保安稽侯考滿序》中說「侯於學校事更勤，於已也有殊待，故於其抱計敢，征予言贈其行」等，均屬受人之請而作。「傳」是一種重要的為故人評述生平事跡的體裁形式，如《王君傳》說，「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葬其考時缺志銘，懼殞歿其素也，乃書狀來請傳」。7錢謙益受託寫《徐霞客傳》，其文法上乘，卻難免失之千里，傳記說徐霞客「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徙步走數百里」，這不是旅行家，更像是「沙漠之舟」駱駝或千里馬。8在應酬性文章中，此類吹捧，古今概同。
行狀、墓誌銘、神道碑、墓表和祭文是應酬性文章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購買墓誌銘在明代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尚。幾乎所有收集應酬性作品的集子中均有墓誌銘。撰寫墓誌銘時，通常由購文者提供死者行狀，供撰文者參考，撰者基本上根據行狀提供死者的生平簡歷，僅敘述順序及文筆上略加修飾以示有別，如果撰者對死者熟悉，尚且能有所把握，否則極有可能是不知所雲般亂吹一通而有失客觀，至不著邊際。墓誌銘則須於最後記銘文以頌揚憑悼，行狀以敘述死者的生平為主，祭文更強調對死者寄託哀思，另有紀念圓寂僧人的塔銘。它們之間文法要求不同，內容各有側重，但都是對死者吹捧頌揚之辭，時人將這類收入稱之為「諛墓」所得。在《徐文長三集》中共收集40篇這類文章，在《徐文長逸稿》中收錄以此命名的「諛墓」文章21篇。1這一比重尚低於許多知名文人，如文徵明的文集中共收錄了104篇「諛墓」之作。2而錢謙益成書於崇禎十六年的《牧齋初學集》中就已經收集了這類應酬性文章高達190餘篇，3筆者相信這絕不是錢氏生活於明朝時所撰寫之全部，由於他入清後在文壇和政壇都依然相當活躍而令人關注，他一生撰寫的諛墓之文不知幾多？
為祝賀高壽、生子、升職、調遷、考滿、入覲、入學、補官等開心事請人寫詩作文，在明代是很常見的。祝壽及生子又是最為常見的賀文（屬序類文體），徐渭文集中收錄的以「序」類賀文體裁出現的有《張母八十序》、《贈沈母序》、《贈黃母序》和《壽朱母夫人序》等。此外，徐渭還有十數篇代人賀文，既有代權貴之言，也是代普通人之意。錢謙益在其《牧齋初學集》卷36至卷40共有50篇賀壽辰的，賀文其大都提及自己做賀文的原因，「余因某某之請而序之以征焉」，茲不一一例舉。此外，應酬性文體還包括有贊、記、碑等。士人會根據要求來選擇適當文形式來滿足對方的要求。
潤筆的表現形式很多，既可以是貨幣，如金、銀、錢、鈔等，也可以是各類物品，實難統一規定，只要供求雙方達到滿意即可，如祝允明以書法求利，祝問，「是見精神否？」，精神，金錢也，又說「吾不與他計較，清物也可」，清物，「青羊絨」也4。銀子是重要的潤筆形式，許多人在標明潤筆價格時也是以銀錢來度量。如葉盛說「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潤筆銀二三錢可求，事變後（引者註：土木之變後）文價頓高，非五錢一兩不敢收請，迄今猶然」5。而實際上士人接受的饋贈可謂五花八門，徐渭為陳玉屏所做《陳玉屏以瓦窯頭銀魚再餉，索賦長律》律詩，說「碧山有學士，太丘無別支，遺予瓦窯物，兼以磁雍（其下加瓦）醯，醉卧不知晚，喚燈題謝詩」，有時候，徐渭作畫竟然是為酬謝別人送給他螃蟹，「某子舊以大蟹十個來索畫，久之，答墨蟹一臍，松根醉眠道士一幅」。6這當然是好友之間的關系。據逸史，唐伯虎收取潤筆更是離奇，據說他晚年寡出，常坐臨街一小樓，惟乞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雖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苛。他曾做詩道「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閑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7為人作畫僅為喝酒而已。
Ⅱ 精細的典故
1、《論語·鄉黨》：「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後謂服食精美為精細。
①《三國志·吳志·是儀傳》：「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
②《南史·齊紀上·高帝》：「谷中精細者，稻也。」
③宋 吳自牧 《夢粱錄·天曉諸人出市》：「六部前丁香餛飩，此味精細尤佳。」
2.精密細致。
①南朝 梁元帝 《金樓子·聚書》：「書極精細。」
②宋 趙升 《朝野類要·舉業》：「若武舉人召試閤職，則為舍人，所試文字，尤精細於常制。」
③清 李斗 《揚州畫舫錄·小秦淮錄》：「﹝黃秀才文暘﹞為《古今通考》六卷，辨「安陽」、「平陽」為 戰國 錢，識「神農錢」為倒文，皆極精細。」
④ 魯迅 《三閑集·文藝與革命》：「他們也許只顧到藝術的精細微妙，並沒想到如何激動民眾。」
3.精明能幹。
①元 關漢卿 《裴度還帶》第二折：「他顯耀些飽暖衣食，賣弄些精細伶俐。」
②明 高明 《琵琶記·兩賢相遘》：「怎生得精細婦人，與他使喚方好。」
③《老殘游記》第十八回：「這里白公對王子謹道：『貴縣差人有精細點的嗎？』」
4.細心；仔細。
①北魏 賈思勰 《齊民要術·造神麴並酒》：「造酒法……冷煖之法，悉如常釀，要在精細也。」
②明 王守仁 《傳習錄》卷下：「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小欠闕。」
③明 馮夢龍 《喻世明言》第一卷：「婆子道：『大娘忒精細了。』當下開了箱兒，把東西逐件搬出。三巧兒品評價錢，都不甚遠。」
④《紅樓夢》第九十回：「你還精細些，少不得多分點心兒，嚴緊嚴緊他們才好。」
⑤魯迅 《書信集·致王志之》：「因此，看文章也不能精細，所以你的小說，也只能大略一看，難以靜心校讀，有所批評了。」
⑥明 施耐庵《水滸》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場石秀跳樓》盧員外，你自精細著。不是我弟兄兩個救你不得，事做拙了。
5.清醒；蘇醒。
①元 無名氏 《碧桃花》第二折：「一會家覺精細，一會家又覺昏迷，害的你病懨懨無些箇氣力。」
②元 無名氏 《劉弘嫁婢》楔子：「大嫂，我那裡喫的粥湯，趁我這一回兒精細，分付您者。」
Ⅲ 六部論理詩經打一成語
四書五經
Ⅳ 故宮各個宮殿的典故
暢音閣，為清宮內廷演戲樓，全稱故宮寧壽宮暢音閣大戲樓，位於故宮博物院內養性殿東側，寧壽宮後區東路南端，座南面北，建築宏麗。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始建，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建成。嘉慶七年（公元1802年）曾維修，二十二年於閣後（南）接蓋卷棚頂扮戲樓。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維修。現存建築為嘉慶年間改建後的規制。暢音閣為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座戲台，與京西頤和園內的德和園大戲樓（為仿暢音閣規制建造）、承德避暑山莊的清音閣大戲樓並稱清代三大戲樓。
在中國古代，看戲是皇宮中的主要娛樂。每逢各種節日，如元旦、立春、上元、端午、七夕、中秋、重陽、冬至、除夕以及皇帝登極、帝後的生日等重大慶典，都要在宮中看戲。清代宮廷內演戲的地方有多處：太極殿與長春宮之間有一座；西六宮北部重華宮一帶有漱芳齋戲台。而規模宏大的暢音閣，則專為重大節慶演戲時所用，在此演出的戲曲大多是歌舞昇平的吉祥神仙戲。據資料記載，清末西太後當政時期，凡遇節日，她總是要到暢音閣看戲，並由皇帝、皇後、妃、嬪、命婦以及王公大臣等陪同。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西太後五十歲生日時，為在暢音閣演戲給西太後看，僅購置戲服和道具的支出，就耗費白銀十一萬兩之多。
其中，壽檯面積210㎡，台內不設立柱，採用抹角梁。檯面後部設有4座樓梯，接平台，上樓梯可抵達祿台。壽台北、東、西三面明間的兩柱上方裝飾鬼臉卷草紋木雕彩繪匾，惟正（北）面掛聯：「動靜葉清音，知水仁山隨所會；春秋富佳日，鳳歌鸞舞適其機。」取自左思《招隱詩》：「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另外，陶淵明《移居》中也有「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檯面中部下方設地井，地井內安裝有絞盤，平時用木版蓋著，蓋板可開合，可以根據戲劇的內容，把布景和人物從地下托出檯面，造成從地下或水中鑽出來的戲劇效果，例如表演「地涌金蓮」一場戲，就是從台底下慢慢鑽出四朵大蓮花來，一朵蓮花上坐著一尊菩薩。台下地面四角各有窨井一眼，南邊中間有一眼水井，可為戲中表演噴水提供水源。
祿台、福台則均將前沿（北側）做為檯面，使觀戲者抬頭便可看到。三層台設天井上下貫通，祿台、福台井口安設轆轤，下邊直對壽台地井，根據劇情需要，天井、地井可升降演員、道具等，例如上演仙女、神仙下凡的戲目時，用轆轤把幕景和演員從上面送下來，造成從天而降的戲劇效果。使用三層台的劇目不多，絕大多數只在壽台上表演，福台和祿台則只在一些神怪戲中才用。
台對面的閱是樓分為上下兩層，是皇帝和後妃看戲的地方。東西北三面都用兩層圈樓圍繞，宮女和大臣可以在兩側樓的廊下看戲。樓後則是慶壽堂。
儲秀宮是明清兩代後妃居住的地方。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慈禧剛進宮被封為蘭貴人時，曾在這里居住。咸豐六年三月升為懿嬪的慈禧，在這里生下同治皇帝。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已居長春宮的慈禧太後，為慶祝五十歲生日，移居此宮，並重修宮室，耗費白銀六十三萬兩。院內游廊牆壁上的題詞，即當時大臣為慈禧祝壽的萬壽無疆賦。
儲秀宮是西六宮之一，也是明、清兩代後妃居住的宮室。前殿懸掛有乾隆皇帝御筆匾為「茂修內治」。西太後曾在這里居住。繼而被封為懿嬪，於咸豐六年（1856年）三月，生了載淳（即同治皇帝）。光緒十年（1884年），西太後在慶賀她五十歲生日時，從長春宮又移到儲秀宮居住，一連又住了十年。現在儲秀宮內外的陳設，還是慶賀西太後五十壽辰時的原狀。
當時，為慶賀西太後五十歲生日，把儲秀宮、翊坤宮等處修繕一新，耗費白銀六十三萬兩，使儲秀宮成為西六宮中最考究的一座宮殿。儲秀宮庭院中，有兩棵蒼勁的古柏；台基下東西分設一對銅龍和一對銅鹿。儲秀宮外檐油飾採用色澤淡雅的「蘇式彩畫」，題材有花鳥魚蟲、山水人物和神仙故事等；門窗都是以質地優良的楠木雕刻的「萬福萬壽」和「五福捧壽」花紋。
儲秀宮為單檐歇山頂，面闊5間，前出廊。檐下施斗栱，梁枋飾以淡雅的蘇式彩畫。門為楠木雕萬字錦底、五蝠捧壽、萬福萬壽裙板隔扇門；窗飾萬字團壽紋步步錦支摘窗。內檐裝修精巧華麗。明間正中設地屏寶座，後置5扇紫檀嵌壽字鏡心屏風，上懸「大圓寶鏡」匾。東側有花梨木雕竹紋裙板玻璃隔扇，西側有花梨木雕玉蘭紋裙板玻璃隔扇，分別將東西次間與明間隔開。東次、梢間以花梨木透雕纏枝葡萄紋落地罩相隔；西次、梢間以一道花梨木雕萬福萬壽紋為邊框內鑲大玻璃的隔扇相隔，內設避風隔，西梢間作為暖閣，是居住的寢室。
現為宮廷生活原狀陳列。
古華軒 為北京寧壽宮花園第一進院落的主體建築。建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軒為座北面南的敞軒，面闊3間帶迴廊，正面懸掛乾隆帝御筆「古華軒」木匾。卷棚歇山式頂，黃琉璃瓦綠剪邊。檐柱間置倒掛楣子與坐凳，金柱間安裝透空燈籠錦落地罩，用以界分內外，形成內外空間的貫通。
軒明間內檐和後檐4間懸掛木雕龍匾4塊，明間楹聯一副，均是乾隆帝為古楸而題。軒前檐下有古楸一株，構軒時樹齡已逾百年，倚樹建軒，故名「古華軒」。
交泰殿
北京故宮內廷後三宮之一，位於乾清宮和坤寧宮之間，殿名取自《易經》，含"天地交合、康泰美滿"之意。約為明嘉靖年間建，順治十二年（1655年）、康熙八年（1669年）重修，嘉慶二年（1797年）乾清宮失火，殃及此殿，是年重建。
殿內頂部為盤龍銜珠藻井，地面鋪墁金磚。殿中明間設寶座，上懸康熙帝御書「無為」匾，寶座後有板屏一面，上書乾隆帝御制《交泰殿銘》。東次間設銅壺滴漏，乾隆年後不再使用。在交泰殿內西次間一側，設有一座自鳴鍾，這是嘉慶三年製造的。皇宮里的時間都以此為准。自鳴鍾高約6米，是中國現存最大的古代座鍾。
交泰殿為皇後千秋節受慶賀禮的地方，是皇後生日時接受慶賀禮的地方。清朝，於此殿貯清二十五寶璽，每方玉璽都有專門的用途。每年正月，由欽天監選擇吉日吉時，設案開封陳寶，皇帝來此拈香行禮。清世祖鑒於明代宦官專權的教訓，規定宦官不得干預朝政，所立「內宮不許干預政事」的鐵牌曾立於此殿。皇帝大婚時，皇後的冊立、寶安設殿內左右案上。交泰殿每年春季祀先蠶，皇後先一日在此查閱採桑的用具。
現為宮廷生活原狀陳列。
麗景軒為儲秀宮後殿，面闊5間，單檐硬山頂。明間開風門，其餘4間為檻窗，楠木門窗雕刻萬字錦地，上飾五福捧壽、萬福萬壽紋飾，轉角處包飾龍鳳雲紋銅角葉。明間台階兩側各有四漢白玉石台座，用來擺放香爐、神獸等。
據文獻載，慈禧初入宮時即居於儲秀宮，並於咸豐六年（1856年）三月在後殿生下載淳，即後來的同治皇帝。
同治十一年（1872年）皇帝大婚後，嘉順皇後阿魯特氏居住儲秀宮，直到光緒元年（1875年）二月去世。
光緒十年（1884年），慈禧太後50大壽，以聖母皇太後的身份再次居住儲秀宮，時將後殿思順齋改名為麗景軒。
清晚期在麗景軒內建有小戲台。清遜帝溥儀曾在此舉辦西餐宴會。
現為宮廷生活原狀式陳列，並有「溥儀生活展
欽安殿位於御花園正中，南北中軸線上。始建於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年）添建牆垣後自成格局。清乾隆年間曾在前檐接蓋抱廈3間，後拆除。
月台前出丹陛，東西兩側各出台階。院內東南設焚帛爐，西南置夾桿石，以北各有香亭1座。殿前院牆正中辟門，曰「天一門」，東西牆有隨牆小門，連通花園。
欽安殿內供奉玄天上帝。清朝每年元旦於天一門內設斗壇，皇帝在此拈香行禮。每遇年節，欽安殿設道場，道官設醮進表。欽安殿事務由太監道士管理
壽安宮
壽安宮位於內廷外西路壽康宮以北，英華殿以南。始建於明代，初名咸熙宮，嘉靖四年（1525年）改稱咸安宮。清初沿明制，雍正年間在此興辦咸安宮官學，乾隆十六年（1751年）咸安宮官學移出。同年，乾隆皇帝為慶賀皇太後六十壽誕，將此宮修葺一新後改稱壽安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為皇太後七十聖壽慶典，在院中添建一座3層大戲台。嘉慶四年（1799年）將戲台拆除，扮戲樓改建為春禧殿後卷殿。
壽安宮後為第三進院，院中疊石為山，東西各有3開間小殿，名為福宜齋、萱壽堂。
壽安宮是皇太後及太妃、嬪等人的居所。明代仁聖太後、天啟年間乳媼客氏曾在此居住。乾隆年間，孝聖憲皇太後六十及七十歲聖壽節，乾隆帝都親率皇後、皇子、皇孫等人至此跪問起居，進茶侍膳，於堂前跳「喜起舞」賀壽，並於宮中設宴，王公、大臣及王妃、公主分坐於東西兩側延樓中，陪同賞戲。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暢音閣戲台修建完畢，次年皇太後逝世，壽安宮戲台便逐漸荒廢。嘉慶四年（1799年）奏准，拆去壽安宮戲台，在扮戲樓位置建春禧殿後卷殿，用以收貯南府昇平署之行頭、切末。
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後，壽安宮被辟為故宮圖書館，沿用至今。
文淵閣位於故宮東華門內文華殿後，原明代聖濟殿舊址。明朝的內閣就設在這里。清朝 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庫全書》的圖書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詔開設「四庫全書館」，編纂《四庫全書》。三十九年下詔興建藏書樓，命於文華殿後規度適宜方位，創建文淵閣，用於專貯《四庫全書》。 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
內立石碑一通，正面鐫刻有乾隆皇帝撰寫的《文淵閣記》，背面刻有文淵閣賜宴御制詩。
在承載藏書、編書功能並用作「天子講讀之所」的同時，文淵閣還是閣臣入直辦事之所，並隨著明代政治的發展，逐漸演變成為事實上的秘閣禁地。明初，朱元璋為強化皇權，詔罷中書省，廢臣相。為處理紛繁國事，又不至妨礙專制集權，乃仿宋制置殿閣大學士，定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各一人，於翰林及六部官員內擇取。朱棣繼位，以「初定內難，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講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尋命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入直，並預機務」。時成祖「每退朝還宮，遇有幾務須計議者，必親御翰墨，書榮等姓名，識以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規畫。榮等條對，用文淵閣印封入，人不得聞」。文淵閣因此而有內閣之稱，楊榮等人也先後升遷至大學士之職。至英宗正統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後，文淵閣作為大學士等官員專門的入直辦事之所，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秘閣禁地，「凡入內閣，曰直文淵閣」。世宗嘉靖年間，文淵閣制進一步完善，據載：「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淵閣中一間恭設孔聖暨四配像，旁四間各相間隔，而開戶於南，以為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誥敕房裝為小樓，以貯書籍。閣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間，以處各官書辦，而閣制始備。其職掌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點簡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閣門還高懸聖諭，嚴申規制：「機密重地，一應官員閑雜人等，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不饒。」可見，文淵閣已成為事實上的內閣，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正統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宮發生火災，文淵閣及其所余書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宮的文淵閣也隨著明王朝的滅亡，在明末戰火中被毀。
清入關建立全國政權之後，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襲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漸接受以儒學為主體的封建文化。順治十五年(1658)，清廷改內三院為內閣，分設翰林院，「以大學士分兼殿閣，稱中和殿大學士、保和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凡四殿二閣。順治十八年(1661)復設內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1670)，再撤內三院，復內閣、翰林院，其殿閣職銜仍沿順治十五年之制。乾隆十三年(1748)，以「中和、保和、文華、武英四殿，文淵、東閣二閣未為劃一，其中和殿名從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體仁閣。自此而後，三殿三閣大學士成為定製。但是，其中的文淵閣卻始終有其名而無其實，即清廷雖設有文淵閣大學士之名，卻並無文淵閣之實，所謂「本朝定製，以文淵閣為大學士兼銜，第仍其名而未議建設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庫全書》開館。考慮到書成之後將來的貯藏問題，乾隆帝在編書活動大規模開展的次年即未雨綢繆，決定為《四庫全書》建造專門的庋藏之所。他聽說浙江寧波范懋柱的藏書樓天一閣「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便特諭杭州織造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磚石，不用木植，並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問，燙成准樣，開明丈尺呈覽」。在了解到天一閣的建築規制及藏書特色之後，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閣式，以構庋貯之所」。最初乾隆帝計劃將《四庫全書》抄寫四部，「一以貯紫禁之文淵閣，一以貯盛京興王之地，一以貯御園之文源閣，一以貯避暑山莊，則此文津閣之所以作也」。其後考慮到江南士子讀書治學的需要，又特別諭令在江浙地區增建文匯、文宗和文瀾三閣。此即著名的用於貯藏《四庫全書》的七座藏書樓。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淵閣建於文華殿之後，乾隆帝說：「凡事豫則立。書之成雖尚需時日，而貯書之所，則不可不宿構。宮禁之中，不得其地，爰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以待之。文淵閣之名，始於勝朝，今則無其處，而內閣大學士之兼殿閣銜者尚存其名。茲以貯書所為，名實適相副。」可見，由於《四庫全書》的纂修特別是將來貯藏的需要，自清初以來一直有其名而無其實的文淵閣，終於得以動工興建，並因此而成為名副其實的中秘藏書勝地。
武英殿 北京故宮武英殿始建於明初，位於外朝熙和門以西。正殿武英殿南向，面闊5間，進深3間，黃琉璃瓦歇山頂。須彌座圍以漢白玉石欄，前出月台，有甬路直通武英門。後殿敬思殿與武英殿形制略似，前後殿間以穿廊相連。東西配殿分別是凝道殿、煥章殿，左右共有廊房63間。院落東北有恆壽齋，西北為浴德堂。
明初帝王齋居、召見大臣皆於武英殿，後移至文華殿。崇禎年間皇後千秋、命婦朝賀儀也在此舉行。明代於武英殿設待詔，擇能畫者居之。
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於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攻入北京，成立大順政權。但很快就因軍心懈怠，無力抵抗入關的清兵，只在四月二十九日於武英殿草草舉行了即位儀式，翌日便撤離北京。
清兵入關之初，攝政王多爾袞先行抵京，以武英殿作為理事之所。清初武英殿用作皇帝便殿，舉行小型朝賀、賞賜、祭祀等儀典。康熙八年（1669年）因太和殿、乾清宮等處維修，康熙皇帝曾一度移居武英殿。
康熙年間，首開武英殿書局。康熙十九年（1680年）將左右廊房設為修書處，掌管刊印裝潢書籍之事，由親王大臣總理，下設監造、主事、筆帖式、總裁、總纂、纂修、協修等30餘人，由皇帝和翰林院派充。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後，武英殿大量刊刻書籍，使用銅版雕刻活字及特製的開化紙印刷，字體秀麗工整，繪圖完善精美，書品甚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命將《永樂大典》中摘出的珍本138種排字付印，御賜名《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世稱「殿本」。道光二十年（1755年）後刊書甚少，僅存其名。武英殿之書凡存而不發者一向貯於敬思殿中。嘉慶十九年（1814年）夏清查存書，將完好者移貯武英殿，殘缺之書變價出售，此後敬思殿實際作為存儲版片之處。
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被火焚，燒毀正殿、後殿、殿門、東配殿、浴德堂等建築共37間，書籍版片焚燒殆盡。同年重建。
延暉閣位於御花園內西北，北倚宮牆。明代初建時稱清望閣，清代改今名。
閣坐北面南，三開間，外觀為上下兩層，其內部兩層之間有一暗層，黃琉璃瓦歇山頂。前檐明間開門，燈籠框隔扇門6扇，兩次間為燈籠框檻窗。閣之上層迴廊環繞，玲瓏輕盈。
延暉閣高居於宮牆之內，與東部的堆秀山形成了左右均衡的格局。這是一處供登臨遠眺的建築，登閣俯視，園中古柏成行，風光綺麗，北望景山，峻挺蔥郁。在冬季天氣晴朗的日子，這里還可以看到西山的積雪。清代乾隆、道光、咸豐等皇帝常登此閣吟詩賞景，留有吟詠此閣的詩句。
延禧宮
延禧宮為內廷東六宮之一，位於東二長街東側。建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初名長壽宮。嘉靖十四年（1535年）改稱延祺宮。清代又改名為延禧宮，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重修。明清兩朝均為妃嬪所居，清道光帝之恬嬪、成貴人曾在此居住。
延禧宮原與東六宮其它五宮格局相同，為前後兩進院，前院正殿5間，黃琉璃瓦歇山頂，室內懸乾隆皇帝御筆匾曰「慎贊徽音」，東壁懸乾隆《聖制曹後重農贊》，西壁懸《曹後重農圖》。殿前有東西配殿各3間。後院正殿5間，亦有東西配殿各3間，均為黃琉璃瓦硬山頂。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延禧宮起火，燒毀正殿、後殿及東西配殿等建築共25間，僅余宮門。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提議復建，但未能實現。宣統元年（1909年）在延禧宮原址興工修建一座3層西洋式建築--水殿。水殿四周浚池，引玉泉山水環繞。主樓每層9間，底層四面當中各開一門，四周環以圍廊。樓之四角各接3層六角亭1座，底層各開兩門，分別與主樓和迴廊相通。據《清宮詞》、《清稗史》記載，水殿以銅作棟，玻璃為牆，牆之夾層中置水蓄魚，底層地板亦為玻璃製成，池中游魚一一可數，荷藻參差，青翠如畫。隆裕太後題匾額曰「靈沼軒」，俗稱「水晶宮」。
事實上，該殿所有構架均為鐵鑄，殿內4根蟠龍紋柱也系鑄鐵鍛造。整座建築大都以漢白玉砌成，很少用磚，外牆雕花，內牆貼有白色和花色瓷磚。因國庫空虛，水晶宮直至宣統三年（1911年）冬尚未完工，後被迫停建。宣統二年（1910年）六月，隆裕太後還曾下令西苑電燈公所給延禧宮安裝電暖爐、電風扇並添安電燈。延禧宮是故宮中第一座鋼筋水泥建築。
1917年張勛復辟時，延禧宮北部被直系部隊飛機投彈炸毀。
1931年，故宮博物院將其改建為文物庫房。
翊坤宮內廷西六宮之一，是明清兩代後妃居住的地方。建於明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建成。始稱萬安宮，明嘉靖時改稱翊坤宮，清沿用明朝舊稱。
清代曾多次修繕，原為二進院，清晚期將翊坤宮後殿改成穿堂殿曰體和殿，東西耳房各改一間為通道，使翊坤宮與儲秀宮相連，形成四進院的格局。正殿面闊5間，黃琉璃瓦歇山頂，前後出廊。檐下施斗拱，梁枋飾以蘇式彩畫。門為萬字錦底、五蝠捧壽裙板隔扇門，窗為步步錦支摘窗，飾萬字團壽紋。明間正中設地平寶座、屏風、香幾、宮扇，上懸慈禧御筆「有容德大」匾。東側用花梨木透雕喜鵲登梅落地罩，西側用花梨木透雕藤蘿松纏枝落地罩，將正間與東、西次間隔開，東西次間與梢間用隔扇相隔。殿前設「光明盛昌」屏門，台基下陳設銅鳳、銅鶴、銅爐各一對。溥儀遜帝時曾在正殿前廊下安設鞦韆，現鞦韆已拆，鞦韆架尚在。東西有配殿曰延洪殿、元和殿，均為3間黃琉璃瓦硬山頂建築。後殿體和殿，清晚期連通儲秀宮與翊坤宮時，將其改為穿堂殿。面闊5間，前後開門，後檐出廊，黃琉璃瓦硬山頂。亦有東西配殿，前東南有井亭1座。
古代赫赫有名的雍正妃子年氏便是在這宮中度過她這可憐的一生......
康熙寵妃宜妃郭絡羅氏也曾長住此宮。
清代慈禧太後住儲秀宮時，每逢重大節日，都要在這里接受妃嬪們的朝拜。光緒十年慈禧五十壽辰時移居儲秀宮，曾在此接受朝賀。光緒帝選妃也在此舉行。
現為宮廷生活原狀陳列。
[b ]頤和軒
頤和軒為紫禁城東北隅寧壽宮後區中路建築之一，南有樂壽堂，北為景祺閣，軒與閣之間有穿廊相連，形成工字殿。頤和軒建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嘉慶七年（1802年）、光緒十七年（1891年）兩次重修。
頤和軒面闊7間，進深1間，單檐歇山式頂，覆黃琉璃瓦。前檐出抱廈5間，後檐出抱廈3間。除前檐抱廈外，余各間均出廊。前檐抱廈明間、東西次間開敞，形成較深遠的前出廊，東西稍間裝板牆，南面為檻牆、支摘窗。軒明間為五抹頭 扇門，次間為檻窗，上為步步錦支窗，下為方玻璃屜窗。稍間為步步錦支摘窗。後檐抱廈次間、山面軒稍間、盡間均為檻窗。明間有穿廊3間，北接景祺閣，穿廊明間東西向開門，可通軒北東西兩小院。軒東西山面廊南北封裝，設有小門，西廊外建有如亭及圍廊，形成小院。
頤和軒前月台左側設有日晷，月台接甬路與樂壽堂相通，甬路兩側各設琉璃花池。軒兩側有游廊連接樂壽堂，廊壁鑲嵌敬勝齋帖石刻。
符望閣位於寧壽宮花園第四進院落，為該院的主體建築。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建，嘉慶七年（1802年）修，光緒十七年（1891年）重修。
符望閣在形制上模仿建福宮花園的延春閣。平面呈方形，外觀兩層，內實三層，四角攢尖頂。藍色琉璃瓦件飾檐、脊，其餘鋪黃色琉璃瓦。
符望閣的室內裝修頗具特色，以各種不同類型的裝修巧妙地分隔空間，穿門越檻之際，往往迷失方向，故俗有「迷樓」之稱。室內裝修製作精美，又以金、玉、琺琅等鑲嵌裝飾，琳琅滿目，美不勝收。
乾隆年間，每年臘月二十一日，皇帝在此地賞飯給王公大臣。嘉慶皇帝也曾登臨此閣，並有《詠符望閣》之詩詠。符望閣是寧壽宮花園中最高大的建築，登臨其上可一覽紫禁城內外的秀色
昭仁殿
始建於明代，為乾清宮東側小殿。
昭仁殿南向，單檐歇山頂，上覆黃琉璃瓦。面闊3間，正中明間辟門，兩次間檻窗。殿前接抱廈3間。明時，殿前有斜廊通乾清宮及東廡，清代改廊為磚牆，自成一院，有小門以通內外。殿後接室3間，均為藏書之處。殿之東設龍光門，明代已有，是正宮通向東路的安全出口。
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出禁城自縊前在此砍殺其女昭仁公主。
清朝，昭仁殿成為皇帝讀書的地方。殿後西室匾曰「慎儉德」，再西有匾曰「五經萃室」。乾隆九年（1744年），皇帝下詔從宮中各處藏書中選出善本呈覽，列架於昭仁殿內收藏，並御筆書「天祿琳琅」匾掛於殿內。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命大臣重新整理，剔除贗刻，編成《天祿琳琅書目前編》十卷，記載了每一部藏書的刊印年代及流傳、收藏、鑒別等情況。當時昭仁殿共有宋、金、元、明版藏書429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皇帝認為南宋岳珂所校刻的《易》、《書》、《詩》、《禮記》、《春秋》五經十分重要，命諸臣在昭仁殿後室特辟一小室，賜名「五經萃室」，御題匾額，懸於室內，並設圍屏，上刻「五經萃室記」，旁有聯曰：「有秋歷覽登三輔，旰食惟期協九經」。後嘉慶皇帝亦常臨室閱覽，並作有《五經萃室觀書詩》。嘉慶二年（1797年）十月，乾清宮失火，延燒昭仁殿，《天祿琳琅》之珍貴藏書被焚為灰燼。同月，嘉慶皇帝命重輯《天祿琳琅續編》，於次年完成。嘉慶二年（1798年）昭仁殿重建，收貯《天祿琳琅續編》659部，12,258冊。「五經萃室」亦重新恢復，藏《相台五經》。昭仁殿的藏書中，宋金版本用錦函，元版本用青絹函，明版本用褐色絹函，分架排列，皇帝可以隨時到此覽閱，十分方便。
Ⅳ 靺鞨內附是什麼典故
靺鞨是我國東北的一個古老民族，居住在白山（長白山或稱不成山、徒太山、大白山）黑水（黑龍江）之間。周秦時稱肅慎，曾來貢中原，臣服於周。兩漢至魏晉時稱挹婁，曾長期役屬於扶余。曹魏初年擺脫扶余的統治，向魏貢納貂皮等物。北魏時稱勿吉，勢力更為強盛，逐步打敗扶余，入據今松花江流域，仍臣屬於中原政權。隋唐時稱靺鞨，已擁有粟末、白山、伯咄、安車骨、號室、拂涅、黑水等七大部落，其中以黑水部粟末部最為強大。棘韜人依山傍水，掘地為穴，架木於上，以土覆之，開口向上，以梯出入。人們群聚而居，夏日出逐水草，冬天人居穴中。除以狩獵為生外，有農業，用耦耕法耕田，種植粟、麥、穩等耐旱作物。以米釀酒，飲之亦能醉人。善養豬，「富人至數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
粟末靺鞨以居住在粟末水（今第二松花江）而得名，居於各部之南，較先進，有戰士數千。隋煬帝大業元年（605）粟末靺鞨敗於高麗，首領突地稽率八部大眾千餘家自扶余城（今吉林四平）西北內附於隋，被安置於柳城（今遼寧朝陽）一帶，漸與當地人融合。唐初，突地稽遣使朝貢，唐以其部落置燕州，以突地稽為燕州總管。突地稽因立戰功做到右衛將軍，賜姓李氏。其子李謹行，為唐高宗時守邊名將，做到右衛大將軍，封燕國公。他與高宗同年死，陪葬乾陵。乾陵十七個陪葬墓，已發掘的五墓中，除李謹行墓外，余皆太子、公主、中書令墓，其與唐關系之密切可以想見。
留在故地的粟末靺鞨與白山、伯咄、安車骨、號室諸部靺鞨人先後淪為高麗的附庸。唐總章元年（668），唐滅高麗，該部粟末人與高麗遺民數萬人被西遷至營州（今遼寧朝陽）一帶。武周萬歲通天元年（696），營州契丹人李盡忠等起事，攻陷州城據營州叛唐，造成大亂，粟末部首領乞乞仲象帶領當地靺鞨人和高麗人東走，其子大祚榮以靺鞨高麗之眾擊敗唐軍，東渡遼河，回到靺鞨故地。大祚榮在奧婁河（今牡丹江上游）畔的東牟山（今吉林敦化東北）修築城堡（敖東城），並於武周聖歷元年（698）建立了震國。初，震國為防備唐朝的討伐，曾依附於突厥。唐中宗神龍三年（707），唐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撫大祚榮，雙方和解。開元元年（713），唐鴻臚卿崔忻奉使宣勞靺鞨，封大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其所部為忽汗州，令祚榮兼都督。自此始去棘輻之號，專稱渤海。大連市至今還保留著鴻臚卿崔忻完成冊封使命後於開元二年五月在旅順的鑿井刻石。開元七年大祚榮死，子大武藝立，是為武王。武藝時向周圍發展勢力，曾一度與唐發生軍事沖突。唐寶應元年（762），第三世王大欽茂被封為「國王」後，與唐廷關系更為親密。此後，歷世諸王皆經唐廷冊立，終唐之世遣使朝唐一百數十次，對唐始終和好。唐亡後，渤海繼續向後梁、後唐朝貢，保持著臣屬於中原王朝的關系。
古代風景渤海的疆域，初僅靺鞨故地，「方二千里」。經大祚榮、大武藝兩代的擴充，領土不斷擴大。被稱為渤海中興之主的第十代宣王大仁秀，更廣開土宇，南定新羅，北略諸部，疆域至「方五千里」，南至朝鮮半島北部，以泥河（今朝鮮咸鏡南道龍興江）為界與新羅相接，東至日本海，東北至烏蘇里江下游與黑水靺鞨為鄰，北隔那河（今松花江）與室韋為界，西抵扶余川（今吉林伊通河）流域與契丹接壤，西南達遼河流域與唐交界，全境包括今東北大部、朝鮮半島北部及前蘇聯瀕日本海的部分地區。境內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首都初在「舊國」（今吉林敦化一帶），唐天寶末遷上京龍泉府（今黑龍江省寧安縣西南東京城）。此後除唐貞元（785—805）時一度遷東京龍原府（今吉林琿春西）外，一直定都於上京。居民以靺鞨人最多，棘鞫中又以粟末襪羯為主，另外還有高麗遺民、漢人及少量突厥、契丹、室韋人。
渤海在與唐朝發生密切聯系之後，在中原文明強有力影響下迅速完成封建化進程，其行政組織、兵制等皆仿唐制：中央設三省（中台、宣詔、政堂，等於唐的門下、中書和尚書省），政堂省有六部（忠、仁、義、禮、智、信，相當於唐的吏、戶、禮、兵、刑、工），還有七寺（殿中、宗屬、大常、司賓、大農、司藏、司膳）及中正台、文籍院、胄子監、巷伯局等機構；地方有諸京、府、州、縣等行政區劃的建制，有節度使、州刺史、縣丞等地方官；軍事上仿唐十六衛制，置左右猛賁、熊衛、羆衛、南左右衛、北左右衛等十衛，後期還有左右神策、左右三軍等編制，兵員最多時達數十萬。另外也有法律、監獄等。
在中原先進生產技術的影響下，渤海的社會經濟有了顯著的發展和進步，五京周圍及南部、西南部地區得到迅速的開發。農業成為最主要的生產部門，大量使用鐵農具，大面積種植水稻，並培育出盧城稻這一著名品種；柞蠶與桑蠶的飼養也較普遍。畜牧業也有較大發展，豬、馬、兔等皆培育出優良品種。手工業生產達到了較高水平，專業冶工達數千人以上，所產之鐵、熟銅、金銀佛和納、布、綿以及瑪瑙櫃、紫瓷盆等工藝品遠近馳名。隨著經濟的發展，涌現出一批新興城市，至其末年已達一百餘座，其中上京城建築宏偉壯麗，形制模仿長安，周長三十二里，為當時東北最大城市，交通相當發達，從鴨綠江入海，經旅順至登州（今山東蓬萊），是渤海通往唐朝的水路要道，另有營州道、契丹道、新羅道、日本道及黑水靺鞨道等水陸干線，分別通往鄰近地區及新羅、日本等國。渤海所產的馬、銅等物，源源不絕地輸往唐朝，對內地的經濟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渤海的貂鼠皮、海豹皮、鷹（海東青）、麝香、人參等都常輸入內地，與內地的「就市交易」及互市歲歲不絕。開元時渤海曾一次貢唐貂鼠皮一千張，唐朝也經常贈渤海錦、絹、繒、帛和金銀器皿，如開元十五年（727）賜渤海彩練一百匹，其間賜以紫袍金帶、緋袍銀帶、以及絹、帛百匹或數十匹者，僅玄宗時即有數十次。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吉林省和龍縣唐代渤海古墓中發現的不少金器，和內地唐墓中發現的金器形制相同，是為唐與渤海親密關系的確證。由於朝貢、互市的頻繁，自代宗寶應二年（763）起，唐政府在青州（治今山東益都）設置渤海館，以接待渤海使臣，管理同渤海貿易事務。
漢族的傳統文化對渤海影響很大。渤海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不少學生在唐朝參加科舉考試，如高元固、烏火召（照的異體字）度、烏光贊等就在唐朝進士及第，從而帶回更多的內地制度和文化。渤海不時遣使寫各種典籍，如開元二十六年（738）遣使求寫《唐禮》、《三國志》、《晉書》、《三十六國春秋》等書。渤海使用漢字，許多漢文典籍得到流傳。在五京周圍等發達地區，按中原教育模式，建立了較系統的教育體制。在儒學、宗教、文學、音樂、歌舞、繪畫、雕塑以及科學技術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涌現出一批著名學者、文學家、藝術家、航海家等。其中大詩人裴頸（音挺）曾被日本同輩尊稱為詩壇「領袖」；渤海王子大某則以「佳句在中華」而博得晚唐著名詩人溫庭筠等人的稱頌。儒家思想成為渤海社會的統治思想，佛教在其境內各地也得到廣泛流傳。在生活習俗方面從起居行止、飲食服飾以及喪葬喜慶、體育娛樂等許多方面同漢人逐漸接近並趨向一致。故溫庭筠送渤海王子詩有「疆理雖重海，車書本一家」句。考古工作者在吉林敦化縣近郊即渤海舊都敖東城南發掘了渤海貞惠公主墓，墓道里一對石獅具有濃厚的唐代雕刻風格，《貞惠公主墓碑》從碑制形式到碑文文體完全和內地相同。由於渤海大量吸取中原先進生產技術和政治文化制度，經濟、文化都很發達，在當時有「海東盛國」之譽。海東文化作為盛唐文明的一個分支而在中華民族的開發史上佔有重要一頁。渤海政權的建立，對於東北地區的開發以及東北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融合都有推動作用。
黑水靺鞨因居住黑水（黑龍江）而得名，居於最北方，發展較慢，分十六部，黑水靺鞨和唐朝也有密切聯系，遣使來朝，每歲不絕。開元十年（722）黑水靺鞨酋長倪屬利稽入朝，唐玄宗任命他為勃利州刺史，勃力即今黑龍江烏蘇里江會合口東岸的伯力（前蘇聯稱之為哈巴羅夫斯克）。開元十三年（725）唐在黑水靺鞨地置黑水軍，次年又以其最大部落為黑水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其餘各部為都督府下屬的州，以其首領為刺史，唐派長史以監領之。開元十六年（728）唐玄宗賜黑水都督府都督姓李名獻誠，並授雲麾將軍兼黑水經略使。黑水都督府的設置使唐代中國封建王朝在黑龍江流域廣大地區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行政機構，進一步加強了這一地區同內地的聯系。黑水都督府連同室韋都督府的設置，使唐朝的疆域東北至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一帶，包括庫頁島在內。
Ⅵ 張居正改革是怎樣的典故
十六世紀後半葉，日趨衰敗的明王朝一度出現政治比較清明、國家轉向富強的局面。在這場振弊起衰的轉變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傑出的政治家、宰輔張居正。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古稱南郡，今屬湖北省）人。他童年時，家道小康，所以他說：「正起自寒士，非閥閱衣冠之族。」但他從小「穎敏絕倫」，胸有大志，加上他的孜孜不倦，因此學業進展很快。他十二歲時補荊州府學員。第二年，他到湖廣首府武昌參加鄉試，湖廣巡撫顧磷接見居正，「許以國士，呼為小友」。但為了砥礪張居正為大器，雖然文章出眾，並未錄取。
嘉靖十九年（1540），張居正十六歲，通過鄉試考中舉人，顧磷解犀帶相贈。居正二十歲赴京會試失利，二十三歲再試成功，中二甲進士，改庶吉士，從此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庶吉士是在翰林院學習的後備官員，人們目之為「儲相」，即後備宰相。庶吉士讀書翰林院，有條件閱讀外面難得見到的文獻典籍。一般的庶吉士多在文詞上下功夫，張居正慨然以天為己任，每日認真地研究國家的典章制度，總結歷代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探討治國的大計。後來他在《翰林院讀書說》一文中寫道：「道不兼乎經濟（經國濟民），不可以利用，為學應該『敦本務實』。」三年後，他被授翰林院編修。嘉靖四十二年（1563），張居正任裕王朱載重（古厚字）的日講官，也就是裕王的老師，後升任侍講學士，領翰林院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嘉靖帝病死，裕王即位，是為穆宗。隆慶元年（1567）正月，張居正以裕王舊臣的身份，被擢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月，又晉升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預大政。他入閣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當時的首輔徐階共同起草世宗的遺詔，在遺詔中「盡反時政之不便者」，糾正了嘉靖時期的諸多弊政，受到朝野上下的歡迎。
明朝中期，早已度過了它的「黃金時代」，而呈現出一派式微的景象。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政治日益腐化；官吏貪污成風，弊端叢集；財政拮據，捉襟見肘；農民的反抗斗爭此起彼伏；邊患叢生，險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韃靼逞威。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挽救明朝統治的危機，張居正在入閣的第二年，就呈上洋洋幾千言的《陳六事疏》，提出了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項政治主張，這些主張切中時弊。但穆宗畢竟不是英明之主，加上首輔李春芳寬和老成，不求興革，但求朝廷安寧。張居正的政治主張，並沒有得到實行。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由於明朝武備不修，韃靼的俺答汗率眾越過長城，打到北京城下，嘉靖帝和首輔嚴嵩、統帥仇鸞束手無策，聽任俺答大掠三日後回歸塞外，這一年是庚戌年，史稱「庚戌之變」。此後，俺答曾幾次主動提出通貢互市，都為嘉靖帝拒絕，但又無力制止俺答南下，致使長城沿線地區人民深受禍難。面對韃靼貴族的騷擾，張居正力主抵抗。隆慶時，在張居正的建議下，明政府調抗倭名將譚綸、戚繼光等主持薊遼防務，命總兵李成梁鎮守遼東。戚繼光創造了馬、步、車相結合的戰法，變消極防禦為積極防禦，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防線上加修了「敵台」三千餘座，作為偵候守御之所。張居正對於戚繼光等人的活動，給予了很大的支持，「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明政府多次擊退韃靼貴族的進攻。隆慶五年（1571），明朝政府在兵部尚書王崇古的建議下，接受韃靼的臣服，奉行了與蒙古俺答汗之間的茶馬互市政策，此事得到張居正的極力支持。張居正認為：通貢後，朝廷給俺答所部的撫賞不過萬余銀兩，而節省軍費百餘萬，這樣做不僅能使長城地區人民生命得以「全活」，北方的農業生產免於戰爭的破壞，更可以藉此興修屯田，加強邊備。從此以後，約有二三十年間，北邊無戰爭。
張居正的政治思想，主要是講「綜核名實」，就是「凡事務實，勿事虛文」。他認為「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痛斥那些墨守成規的人是「腐儒不達時變」。他主張「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目的是要加強中央集權。因此，他改革的主要內容是：
一、整頓吏治，講求實效。張居正認為，吏治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國家機器能否正常運轉。嘉靖、隆慶年間政局混亂，其症結在於吏治腐敗，名實不符。官僚們或「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圓滑阿諛之意）逢迎者，以巧宦（善於鑽營趨奉）取容」。他還認為，造成明中葉以後農民起義的原因是政治腐敗，官吏貪殘，所謂「吏不恤民，驅民為盜，此皆釀禍之根」。為此，張居正主張整頓吏治，裁汰一批因循苟且的官僚，獎勵一些「急功進取」的官吏。他在執政伊始，就奏請神宗實行考成法。他在上給神宗的奏疏中說：「蓋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不難於聽言，而難於言之必效。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核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為君，禹皋為佐，亦恐難以底績而有成也。」考成法規定，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對於各項章奏，都應立即轉各有關衙門執行。轉發前，「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注銷」。此外，另立兩本文簿，一本送六科備案，由各科查核執行情況，任務已執行者在冊上注鐺，未按規定執行者則糾舉上奏；一冊送內閣查考，如果發現六科所報有容隱欺蔽者，則加以舉奏。這樣，對於應辦之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部到各衙門，都做到心中有數，層層考成，做到「月月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合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
按照明朝的祖制，一切行政事務，分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長官有尚書、左右侍郎。同時又有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尚書是二品，都給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對於六部有封駁、糾劾之權，六科實際上是六部的監察機關。內閣本來是皇帝的秘書處，事實上不負行政責任，更談不上監察責任。實施考成法之後，居正以內閣控制六科，就從立法上擴大了內閣作為中樞機構的許可權，這不能不說是一創舉。考成法實施後，對於貫徹朝廷政令，特別是在整理賦稅方面，產生的影響最大。與此同時，張居正對於用人行政方面，也針對當時存在的弊端，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見。他提出今後用人，應當「但問功能，不可拘資格」，苟「非貪婪至無行者，盡可隨才任使」。萬曆二年（1574），為了糾正當時存在的「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的消極效應，張居正又推行了內外官久任法。規定：知府、知縣六年一遷，其間如發現某人不宜任某官，某官不宜在某地的，撫、按官可量行更替；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遷；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遷。這樣，「藩（布政使）、臬（按察使）、守、令皆得自展」，努力盡心本職工作。他還主張慎選地方官吏。他說；「守令者，親民之吏也。」請求皇帝「勒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於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經過一番整頓，萬曆初年吏治情況大為好轉，中央政令，一經發出，「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在職官方面，明朝在永樂十九年（1421），遷都北京後，南京仍保留六部諸寺，但多半形同虛設。嘉靖、隆慶年間曾開始裁革。萬曆三年（1575），在張居正的主持下，朝廷下令：此後南京官員出缺，非緊要者不必一一推補。經過九年的裁革，除了有名望的大官和必須的屬員以外，凡冗濫者皆裁汰之。這些都是居正任內的成績。
二、嚴肅法紀，信賞必罰。張居正在奏疏中一再強調「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又說，「有功於國家，雖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國家，雖嗍笑之微，敝禱之賤，亦勿輕予。」張居正說到做到。世襲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作惡多端，擅殺無辜，兵部三法司會議認為法應處死。但其始祖三世，皆大有功於國家，朝廷曾送給鐵券，子孫許免一死，非有反逆實跡，應稍從寬宥，待以不死。張居正根據上述情況，擬旨「沐朝弼屢抗明旨，作惡多年，擅殺無辜，情罪深重。本當依律處死，但念元勛世裔，姑從輕，著革去冠帶為民，押發南京隨住」。萬曆七年（1579），神宗援引武宗和世宗朝的成例，命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進封他的岳父王偉為伯爵，吩咐內閣擬旨。居正無從拒絕，他說：「既有正德以後事例，王偉中宮至親，臣等不敢抗違」。但是他指出：「臣等恭照聖祖定製，公侯伯爵，非有軍功，不得濫封。」他又提到嘉靖八年，世宗曾詔廷臣會議外戚封爵事理，諸臣議稱：「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夫爵賞者天下之爵賞，人主所恃以勵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屬（指外戚），與有大勛勞之人，並享茅士（指封爵），非所以昭有功，勸有德也。今除已封見任者，姑准終身外，此後凡皇帝、駙馬、俱要查照祖宗舊制，不許夤緣請封。」申明王偉的爵位只能終其身，子孫不得世襲。直到居正身後，這個限制才被撤銷。
整頓驛遞是張居正嚴肅法紀的又一項內容。明朝政府在從京師到各省的交通干線上都有驛站，專為公差人員提供食宿和旅途方便。驛站的交通工具和民夫都由沿途百姓負擔。民夫三年一幸占，周而復始。這對於交通干線附近的人民，不能不說是規定，只有軍國大事，才能憑「勘合」（護照）使用驛站。但到後來，這一規定漸成具文，有的官員甚至在驛站恣意滋擾，百般需索，致使驛遞「困敝至極」，人民也不堪負擔。萬曆三年（1575），張居正提出整頓驛遞的計劃：「凡官員人等非奉公差，不許借行勘合；非系軍務，不許擅用金鼓旗號。雖系公差人員，若轎扛夫馬過溢本數者，不問是何衙門，俱不許應付。撫、按有違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該科指實參治。若部、科相率欺隱，一體治罪……凡內外各官丁憂、起復、給由、升轉、改調、到任等項、俱不給勘合，不許馳驛。」
張居正執法很嚴，而且從自身做起。他的兒子由京師回江陵應試，吩咐兒子自己雇車；父親過生日，吩咐僕人背著壽禮，騎驢回里祝壽。萬曆八年（1580），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里，保定巡撫給以照顧，發給勘合，居正隨即繳還，並附去一信說：「仆忝在執政，欲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最難辦的還是內監和衍聖公。內監是宮內的親信，輕易干涉不得，居正只得吩咐他們的上級去設法。衍聖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孫尚賢。他每年從曲阜入京朝貢，沿途騷擾，「百姓如避虜賊」。山東布政使據實秉告居正。居正答書說：「夫聖人秉禮為教，志在從周，假令生今之時，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況其後裔乎？後若再行騷擾，亦宜一體參究，庶為持法之公也。」後居正與山東巡撫重新商定，將衍聖公每年入朝，改為「如王府例，每歲只差人進馬入貢，不必親行；或當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旨而後行，亦為簡便」。從而減少了交通干線附近居民不少的驚惶。經過張居正的一番整頓，驛遞狀況大有改觀，以致萬曆八年（1580），神宗派皇親上武當山祈神賜子，也不敢使用驛站乘傳。
三、治理河患，解決漕運。明代的黃河在今江蘇濱海縣境內出海，其中自徐州至清河（今淮陰西）的一段黃河又是運河河道，時稱「借黃為運」。清河以東到出海口，黃河又與淮河共一河道，黃河水漲，淮水被逼，倒灌運河。當時黃河經年泛濫，常使運河阻斷，漕運不通，農田也大量被淹沒，成為關系國計民生的一大問題。張居正對此極為憂慮。為了解決黃、淮水患，他認為必須統一事權，由一人兼任河道總督和漕運總督。根據他的建議，朝廷於萬曆六年（1578）正月，命吳桂芳兼理河漕。不久吳逝世，居正又推薦有治河經驗的水利專家潘季馴以工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銜，總理河漕，許以便宜行事。季馴從「民生運道兩便」出發，採取「築堤障河，束水歸漕，築堰障淮，逼淮注黃」的治水方案，治理黃、淮。在張居正的大力支持下，朝廷批准了他的計劃，又給以充足的經費，潘季馴得以排除干擾，大膽地執行他的方案，改變了黃、淮兩河經常決口，漕運不通的狀況。「數年以來，居民既奠，河水安流」，而「田廬皆盡已出，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漕船也可直達北京，對農業生產和南北經濟交流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推行一條鞭法。張居正改革的最主要內容是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他在任首輔後即曾尖銳指出：「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指嚴嵩）政以賄成，吏股（juān、捐，剝削）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指徐階）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為逋負（拖欠稅賦）淵藪，以成兼並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為了富國足民，他認為必須從根本上整頓國家的賦役；為了均平賦役，必須首先清丈土地。萬曆六年（1578），張居正下令清丈全國各種類型的土地，限三年完成，並且規定對破壞清丈者，要「下詔切責」。這次清丈正如他所說的，「在小民實被其惠，而於官豪之家殊為未便」。經過三年的努力，共丈得天下土田七億畝，比弘治十五年（1502）超出二億八千萬畝。盡管這一田畝數額不免有所誇張，但畢竟使一些豪強地主受到了抑制。萬曆九年（1581），張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礎上，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局部地區施行的一條鞭法，下令在全國范圍實行。一條鞭法的內容比較復雜，各地施行也不一致。根據《明史·食貨志》和其他史書記載，它的主要內容是：統一役法，把原來的里甲、均徭、雜泛合並為一，不再區別銀差、力差，一律折銀徵收，力差由官府僱人應役。原來按照戶、丁派役的辦法改為按照丁、糧派役。丁和糧各佔多少比例，沒有統一規定，各地實行不一，或丁六糧四，或糧六丁四，或丁糧各半。賦役數目，以縣為單位計算，以原有稅額為基準，不得減少。這種把田賦和名目繁多的力役，總編為一條的辦法，稱為「一條鞭法」（亦稱「一條編」）。它的特點概括起來說，就是賦役合一，按畝計稅，用銀交納，手續簡便。施一條鞭法的實施，從實際效果來說，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兼並和均平賦役的作用，減輕了一些地區農民的負擔。《明史·食貨志》說：「賴行條鞭法，無他科擾，民力不大絀（拮據）。」這種賦役制度，上承唐代的兩稅法，下啟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反映了賦役逐漸趨向一元化的歷史進程。它規定的賦役征銀，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又反轉過來促進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以銀代役，相對鬆弛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客觀上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從萬曆十年至十五年（1582-1587）短短的五年間，太倉積粟達一千三百餘萬石，可支全國五六年之用，國庫積銀也有六七百萬兩之多，使明朝政府的財政支絀情況有所好轉。誠如談遷所說：張居正「洵經濟之才也」。
萬曆十年（1582）六月，張居正病逝，神宗開始獨自處理政務。由於居正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同至高無上的皇權發生矛盾，竟招來身後的不測之禍。萬曆十一年（1583）三月，神宗為了發泄他對張居正「威權震主」的積怨，加上新進者的參奏攻擊，竟強加張居正以亂政不忠等罪名，下詔剝奪張居正生前官號，並下令查抄張居正在江陵的老家，因此，張居正的改革也隨之半途而廢。然而，歷史並不能由萬曆定是非，張居正作為封建社會傑出的政治改革家，其功績誠如崇禎朝吏部尚書李日宣等所言：「故輔居正……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這一評論還是公允的。
Ⅶ 故宮的 典故
暢音閣，為清宮內廷演戲樓，全稱故宮寧壽宮暢音閣大戲樓，位於故宮博物院內養性殿東側，寧壽宮後區東路南端，座南面北，建築宏麗。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始建，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建成。嘉慶七年（公元1802年）曾維修，二十二年於閣後（南）接蓋卷棚頂扮戲樓。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維修。現存建築為嘉慶年間改建後的規制。暢音閣為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座戲台，與京西頤和園內的德和園大戲樓（為仿暢音閣規制建造）、承德避暑山莊的清音閣大戲樓並稱清代三大戲樓。
在中國古代，看戲是皇宮中的主要娛樂。每逢各種節日，如元旦、立春、上元、端午、七夕、中秋、重陽、冬至、除夕以及皇帝登極、帝後的生日等重大慶典，都要在宮中看戲。清代宮廷內演戲的地方有多處：太極殿與長春宮之間有一座；西六宮北部重華宮一帶有漱芳齋戲台。而規模宏大的暢音閣，則專為重大節慶演戲時所用，在此演出的戲曲大多是歌舞昇平的吉祥神仙戲。據資料記載，清末西太後當政時期，凡遇節日，她總是要到暢音閣看戲，並由皇帝、皇後、妃、嬪、命婦以及王公大臣等陪同。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西太後五十歲生日時，為在暢音閣演戲給西太後看，僅購置戲服和道具的支出，就耗費白銀十一萬兩之多。
其中，壽檯面積210㎡，台內不設立柱，採用抹角梁。檯面後部設有4座樓梯，接平台，上樓梯可抵達祿台。壽台北、東、西三面明間的兩柱上方裝飾鬼臉卷草紋木雕彩繪匾，惟正（北）面掛聯：「動靜葉清音，知水仁山隨所會；春秋富佳日，鳳歌鸞舞適其機。」取自左思《招隱詩》：「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另外，陶淵明《移居》中也有「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檯面中部下方設地井，地井內安裝有絞盤，平時用木版蓋著，蓋板可開合，可以根據戲劇的內容，把布景和人物從地下托出檯面，造成從地下或水中鑽出來的戲劇效果，例如表演「地涌金蓮」一場戲，就是從台底下慢慢鑽出四朵大蓮花來，一朵蓮花上坐著一尊菩薩。台下地面四角各有窨井一眼，南邊中間有一眼水井，可為戲中表演噴水提供水源。
祿台、福台則均將前沿（北側）做為檯面，使觀戲者抬頭便可看到。三層台設天井上下貫通，祿台、福台井口安設轆轤，下邊直對壽台地井，根據劇情需要，天井、地井可升降演員、道具等，例如上演仙女、神仙下凡的戲目時，用轆轤把幕景和演員從上面送下來，造成從天而降的戲劇效果。使用三層台的劇目不多，絕大多數只在壽台上表演，福台和祿台則只在一些神怪戲中才用。
台對面的閱是樓分為上下兩層，是皇帝和後妃看戲的地方。東西北三面都用兩層圈樓圍繞，宮女和大臣可以在兩側樓的廊下看戲。樓後則是慶壽堂。
儲秀宮是明清兩代後妃居住的地方。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慈禧剛進宮被封為蘭貴人時，曾在這里居住。咸豐六年三月升為懿嬪的慈禧，在這里生下同治皇帝。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已居長春宮的慈禧太後，為慶祝五十歲生日，移居此宮，並重修宮室，耗費白銀六十三萬兩。院內游廊牆壁上的題詞，即當時大臣為慈禧祝壽的萬壽無疆賦。
儲秀宮是西六宮之一，也是明、清兩代後妃居住的宮室。前殿懸掛有乾隆皇帝御筆匾為「茂修內治」。西太後曾在這里居住。繼而被封為懿嬪，於咸豐六年（1856年）三月，生了載淳（即同治皇帝）。光緒十年（1884年），西太後在慶賀她五十歲生日時，從長春宮又移到儲秀宮居住，一連又住了十年。現在儲秀宮內外的陳設，還是慶賀西太後五十壽辰時的原狀。
當時，為慶賀西太後五十歲生日，把儲秀宮、翊坤宮等處修繕一新，耗費白銀六十三萬兩，使儲秀宮成為西六宮中最考究的一座宮殿。儲秀宮庭院中，有兩棵蒼勁的古柏；台基下東西分設一對銅龍和一對銅鹿。儲秀宮外檐油飾採用色澤淡雅的「蘇式彩畫」，題材有花鳥魚蟲、山水人物和神仙故事等；門窗都是以質地優良的楠木雕刻的「萬福萬壽」和「五福捧壽」花紋。
儲秀宮為單檐歇山頂，面闊5間，前出廊。檐下施斗栱，梁枋飾以淡雅的蘇式彩畫。門為楠木雕萬字錦底、五蝠捧壽、萬福萬壽裙板隔扇門；窗飾萬字團壽紋步步錦支摘窗。內檐裝修精巧華麗。明間正中設地屏寶座，後置5扇紫檀嵌壽字鏡心屏風，上懸「大圓寶鏡」匾。東側有花梨木雕竹紋裙板玻璃隔扇，西側有花梨木雕玉蘭紋裙板玻璃隔扇，分別將東西次間與明間隔開。東次、梢間以花梨木透雕纏枝葡萄紋落地罩相隔；西次、梢間以一道花梨木雕萬福萬壽紋為邊框內鑲大玻璃的隔扇相隔，內設避風隔，西梢間作為暖閣，是居住的寢室。
現為宮廷生活原狀陳列。
古華軒 為北京寧壽宮花園第一進院落的主體建築。建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軒為座北面南的敞軒，面闊3間帶迴廊，正面懸掛乾隆帝御筆「古華軒」木匾。卷棚歇山式頂，黃琉璃瓦綠剪邊。檐柱間置倒掛楣子與坐凳，金柱間安裝透空燈籠錦落地罩，用以界分內外，形成內外空間的貫通。
軒明間內檐和後檐4間懸掛木雕龍匾4塊，明間楹聯一副，均是乾隆帝為古楸而題。軒前檐下有古楸一株，構軒時樹齡已逾百年，倚樹建軒，故名「古華軒」。
交泰殿
北京故宮內廷後三宮之一，位於乾清宮和坤寧宮之間，殿名取自《易經》，含"天地交合、康泰美滿"之意。約為明嘉靖年間建，順治十二年（1655年）、康熙八年（1669年）重修，嘉慶二年（1797年）乾清宮失火，殃及此殿，是年重建。
殿內頂部為盤龍銜珠藻井，地面鋪墁金磚。殿中明間設寶座，上懸康熙帝御書「無為」匾，寶座後有板屏一面，上書乾隆帝御制《交泰殿銘》。東次間設銅壺滴漏，乾隆年後不再使用。在交泰殿內西次間一側，設有一座自鳴鍾，這是嘉慶三年製造的。皇宮里的時間都以此為准。自鳴鍾高約6米，是中國現存最大的古代座鍾。
交泰殿為皇後千秋節受慶賀禮的地方，是皇後生日時接受慶賀禮的地方。清朝，於此殿貯清二十五寶璽，每方玉璽都有專門的用途。每年正月，由欽天監選擇吉日吉時，設案開封陳寶，皇帝來此拈香行禮。清世祖鑒於明代宦官專權的教訓，規定宦官不得干預朝政，所立「內宮不許干預政事」的鐵牌曾立於此殿。皇帝大婚時，皇後的冊立、寶安設殿內左右案上。交泰殿每年春季祀先蠶，皇後先一日在此查閱採桑的用具。
現為宮廷生活原狀陳列。
麗景軒為儲秀宮後殿，面闊5間，單檐硬山頂。明間開風門，其餘4間為檻窗，楠木門窗雕刻萬字錦地，上飾五福捧壽、萬福萬壽紋飾，轉角處包飾龍鳳雲紋銅角葉。明間台階兩側各有四漢白玉石台座，用來擺放香爐、神獸等。
據文獻載，慈禧初入宮時即居於儲秀宮，並於咸豐六年（1856年）三月在後殿生下載淳，即後來的同治皇帝。
同治十一年（1872年）皇帝大婚後，嘉順皇後阿魯特氏居住儲秀宮，直到光緒元年（1875年）二月去世。
光緒十年（1884年），慈禧太後50大壽，以聖母皇太後的身份再次居住儲秀宮，時將後殿思順齋改名為麗景軒。
清晚期在麗景軒內建有小戲台。清遜帝溥儀曾在此舉辦西餐宴會。
現為宮廷生活原狀式陳列，並有「溥儀生活展
欽安殿位於御花園正中，南北中軸線上。始建於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年）添建牆垣後自成格局。清乾隆年間曾在前檐接蓋抱廈3間，後拆除。
月台前出丹陛，東西兩側各出台階。院內東南設焚帛爐，西南置夾桿石，以北各有香亭1座。殿前院牆正中辟門，曰「天一門」，東西牆有隨牆小門，連通花園。
欽安殿內供奉玄天上帝。清朝每年元旦於天一門內設斗壇，皇帝在此拈香行禮。每遇年節，欽安殿設道場，道官設醮進表。欽安殿事務由太監道士管理
壽安宮
壽安宮位於內廷外西路壽康宮以北，英華殿以南。始建於明代，初名咸熙宮，嘉靖四年（1525年）改稱咸安宮。清初沿明制，雍正年間在此興辦咸安宮官學，乾隆十六年（1751年）咸安宮官學移出。同年，乾隆皇帝為慶賀皇太後六十壽誕，將此宮修葺一新後改稱壽安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為皇太後七十聖壽慶典，在院中添建一座3層大戲台。嘉慶四年（1799年）將戲台拆除，扮戲樓改建為春禧殿後卷殿。
壽安宮後為第三進院，院中疊石為山，東西各有3開間小殿，名為福宜齋、萱壽堂。
壽安宮是皇太後及太妃、嬪等人的居所。明代仁聖太後、天啟年間乳媼客氏曾在此居住。乾隆年間，孝聖憲皇太後六十及七十歲聖壽節，乾隆帝都親率皇後、皇子、皇孫等人至此跪問起居，進茶侍膳，於堂前跳「喜起舞」賀壽，並於宮中設宴，王公、大臣及王妃、公主分坐於東西兩側延樓中，陪同賞戲。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暢音閣戲台修建完畢，次年皇太後逝世，壽安宮戲台便逐漸荒廢。嘉慶四年（1799年）奏准，拆去壽安宮戲台，在扮戲樓位置建春禧殿後卷殿，用以收貯南府昇平署之行頭、切末。
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後，壽安宮被辟為故宮圖書館，沿用至今。
文淵閣位於故宮東華門內文華殿後，原明代聖濟殿舊址。明朝的內閣就設在這里。清朝 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庫全書》的圖書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詔開設「四庫全書館」，編纂《四庫全書》。三十九年下詔興建藏書樓，命於文華殿後規度適宜方位，創建文淵閣，用於專貯《四庫全書》。 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
內立石碑一通，正面鐫刻有乾隆皇帝撰寫的《文淵閣記》，背面刻有文淵閣賜宴御制詩。
在承載藏書、編書功能並用作「天子講讀之所」的同時，文淵閣還是閣臣入直辦事之所，並隨著明代政治的發展，逐漸演變成為事實上的秘閣禁地。明初，朱元璋為強化皇權，詔罷中書省，廢臣相。為處理紛繁國事，又不至妨礙專制集權，乃仿宋制置殿閣大學士，定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各一人，於翰林及六部官員內擇取。朱棣繼位，以「初定內難，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講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尋命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入直，並預機務」。時成祖「每退朝還宮，遇有幾務須計議者，必親御翰墨，書榮等姓名，識以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規畫。榮等條對，用文淵閣印封入，人不得聞」。文淵閣因此而有內閣之稱，楊榮等人也先後升遷至大學士之職。至英宗正統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後，文淵閣作為大學士等官員專門的入直辦事之所，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秘閣禁地，「凡入內閣，曰直文淵閣」。世宗嘉靖年間，文淵閣制進一步完善，據載：「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淵閣中一間恭設孔聖暨四配像，旁四間各相間隔，而開戶於南，以為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誥敕房裝為小樓，以貯書籍。閣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間，以處各官書辦，而閣制始備。其職掌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點簡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閣門還高懸聖諭，嚴申規制：「機密重地，一應官員閑雜人等，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不饒。」可見，文淵閣已成為事實上的內閣，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正統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宮發生火災，文淵閣及其所余書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宮的文淵閣也隨著明王朝的滅亡，在明末戰火中被毀。
清入關建立全國政權之後，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襲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漸接受以儒學為主體的封建文化。順治十五年(1658)，清廷改內三院為內閣，分設翰林院，「以大學士分兼殿閣，稱中和殿大學士、保和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凡四殿二閣。順治十八年(1661)復設內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1670)，再撤內三院，復內閣、翰林院，其殿閣職銜仍沿順治十五年之制。乾隆十三年(1748)，以「中和、保和、文華、武英四殿，文淵、東閣二閣未為劃一，其中和殿名從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體仁閣。自此而後，三殿三閣大學士成為定製。但是，其中的文淵閣卻始終有其名而無其實，即清廷雖設有文淵閣大學士之名，卻並無文淵閣之實，所謂「本朝定製，以文淵閣為大學士兼銜，第仍其名而未議建設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庫全書》開館。考慮到書成之後將來的貯藏問題，乾隆帝在編書活動大規模開展的次年即未雨綢繆，決定為《四庫全書》建造專門的庋藏之所。他聽說浙江寧波范懋柱的藏書樓天一閣「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便特諭杭州織造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磚石，不用木植，並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問，燙成准樣，開明丈尺呈覽」。在了解到天一閣的建築規制及藏書特色之後，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閣式，以構庋貯之所」。最初乾隆帝計劃將《四庫全書》抄寫四部，「一以貯紫禁之文淵閣，一以貯盛京興王之地，一以貯御園之文源閣，一以貯避暑山莊，則此文津閣之所以作也」。其後考慮到江南士子讀書治學的需要，又特別諭令在江浙地區增建文匯、文宗和文瀾三閣。此即著名的用於貯藏《四庫全書》的七座藏書樓。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淵閣建於文華殿之後，乾隆帝說：「凡事豫則立。書之成雖尚需時日，而貯書之所，則不可不宿構。宮禁之中，不得其地，爰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以待之。文淵閣之名，始於勝朝，今則無其處，而內閣大學士之兼殿閣銜者尚存其名。茲以貯書所為，名實適相副。」可見，由於《四庫全書》的纂修特別是將來貯藏的需要，自清初以來一直有其名而無其實的文淵閣，終於得以動工興建，並因此而成為名副其實的中秘藏書勝地。
武英殿 北京故宮武英殿始建於明初，位於外朝熙和門以西。正殿武英殿南向，面闊5間，進深3間，黃琉璃瓦歇山頂。須彌座圍以漢白玉石欄，前出月台，有甬路直通武英門。後殿敬思殿與武英殿形制略似，前後殿間以穿廊相連。東西配殿分別是凝道殿、煥章殿，左右共有廊房63間。院落東北有恆壽齋，西北為浴德堂。
明初帝王齋居、召見大臣皆於武英殿，後移至文華殿。崇禎年間皇後千秋、命婦朝賀儀也在此舉行。明代於武英殿設待詔，擇能畫者居之。
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於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攻入北京，成立大順政權。但很快就因軍心懈怠，無力抵抗入關的清兵，只在四月二十九日於武英殿草草舉行了即位儀式，翌日便撤離北京。
清兵入關之初，攝政王多爾袞先行抵京，以武英殿作為理事之所。清初武英殿用作皇帝便殿，舉行小型朝賀、賞賜、祭祀等儀典。康熙八年（1669年）因太和殿、乾清宮等處維修，康熙皇帝曾一度移居武英殿。
康熙年間，首開武英殿書局。康熙十九年（1680年）將左右廊房設為修書處，掌管刊印裝潢書籍之事，由親王大臣總理，下設監造、主事、筆帖式、總裁、總纂、纂修、協修等30餘人，由皇帝和翰林院派充。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後，武英殿大量刊刻書籍，使用銅版雕刻活字及特製的開化紙印刷，字體秀麗工整，繪圖完善精美，書品甚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命將《永樂大典》中摘出的珍本138種排字付印，御賜名《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世稱「殿本」。道光二十年（1755年）後刊書甚少，僅存其名。武英殿之書凡存而不發者一向貯於敬思殿中。嘉慶十九年（1814年）夏清查存書，將完好者移貯武英殿，殘缺之書變價出售，此後敬思殿實際作為存儲版片之處。
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被火焚，燒毀正殿、後殿、殿門、東配殿、浴德堂等建築共37間，書籍版片焚燒殆盡。同年重建。
延暉閣位於御花園內西北，北倚宮牆。明代初建時稱清望閣，清代改今名。
閣坐北面南，三開間，外觀為上下兩層，其內部兩層之間有一暗層，黃琉璃瓦歇山頂。前檐明間開門，燈籠框隔扇門6扇，兩次間為燈籠框檻窗。閣之上層迴廊環繞，玲瓏輕盈。
延暉閣高居於宮牆之內，與東部的堆秀山形成了左右均衡的格局。這是一處供登臨遠眺的建築，登閣俯視，園中古柏成行，風光綺麗，北望景山，峻挺蔥郁。在冬季天氣晴朗的日子，這里還可以看到西山的積雪。清代乾隆、道光、咸豐等皇帝常登此閣吟詩賞景，留有吟詠此閣的詩句。
延禧宮
延禧宮為內廷東六宮之一，位於東二長街東側。建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初名長壽宮。嘉靖十四年（1535年）改稱延祺宮。清代又改名為延禧宮，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重修。明清兩朝均為妃嬪所居，清道光帝之恬嬪、成貴人曾在此居住。
延禧宮原與東六宮其它五宮格局相同，為前後兩進院，前院正殿5間，黃琉璃瓦歇山頂，室內懸乾隆皇帝御筆匾曰「慎贊徽音」，東壁懸乾隆《聖制曹後重農贊》，西壁懸《曹後重農圖》。殿前有東西配殿各3間。後院正殿5間，亦有東西配殿各3間，均為黃琉璃瓦硬山頂。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延禧宮起火，燒毀正殿、後殿及東西配殿等建築共25間，僅余宮門。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提議復建，但未能實現。宣統元年（1909年）在延禧宮原址興工修建一座3層西洋式建築--水殿。水殿四周浚池，引玉泉山水環繞。主樓每層9間，底層四面當中各開一門，四周環以圍廊。樓之四角各接3層六角亭1座，底層各開兩門，分別與主樓和迴廊相通。據《清宮詞》、《清稗史》記載，水殿以銅作棟，玻璃為牆，牆之夾層中置水蓄魚，底層地板亦為玻璃製成，池中游魚一一可數，荷藻參差，青翠如畫。隆裕太後題匾額曰「靈沼軒」，俗稱「水晶宮」。
事實上，該殿所有構架均為鐵鑄，殿內4根蟠龍紋柱也系鑄鐵鍛造。整座建築大都以漢白玉砌成，很少用磚，外牆雕花，內牆貼有白色和花色瓷磚。因國庫空虛，水晶宮直至宣統三年（1911年）冬尚未完工，後被迫停建。宣統二年（1910年）六月，隆裕太後還曾下令西苑電燈公所給延禧宮安裝電暖爐、電風扇並添安電燈。延禧宮是故宮中第一座鋼筋水泥建築。
1917年張勛復辟時，延禧宮北部被直系部隊飛機投彈炸毀。
1931年，故宮博物院將其改建為文物庫房。
翊坤宮內廷西六宮之一，是明清兩代後妃居住的地方。建於明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建成。始稱萬安宮，明嘉靖時改稱翊坤宮，清沿用明朝舊稱。
清代曾多次修繕，原為二進院，清晚期將翊坤宮後殿改成穿堂殿曰體和殿，東西耳房各改一間為通道，使翊坤宮與儲秀宮相連，形成四進院的格局。正殿面闊5間，黃琉璃瓦歇山頂，前後出廊。檐下施斗拱，梁枋飾以蘇式彩畫。門為萬字錦底、五蝠捧壽裙板隔扇門，窗為步步錦支摘窗，飾萬字團壽紋。明間正中設地平寶座、屏風、香幾、宮扇，上懸慈禧御筆「有容德大」匾。東側用花梨木透雕喜鵲登梅落地罩，西側用花梨木透雕藤蘿松纏枝落地罩，將正間與東、西次間隔開，東西次間與梢間用隔扇相隔。殿前設「光明盛昌」屏門，台基下陳設銅鳳、銅鶴、銅爐各一對。溥儀遜帝時曾在正殿前廊下安設鞦韆，現鞦韆已拆，鞦韆架尚在。東西有配殿曰延洪殿、元和殿，均為3間黃琉璃瓦硬山頂建築。後殿體和殿，清晚期連通儲秀宮與翊坤宮時，將其改為穿堂殿。面闊5間，前後開門，後檐出廊，黃琉璃瓦硬山頂。亦有東西配殿，前東南有井亭1座。
古代赫赫有名的雍正妃子年氏便是在這宮中度過她這可憐的一生......
康熙寵妃宜妃郭絡羅氏也曾長住此宮。
清代慈禧太後住儲秀宮時，每逢重大節日，都要在這里接受妃嬪們的朝拜。光緒十年慈禧五十壽辰時移居儲秀宮，曾在此接受朝賀。光緒帝選妃也在此舉行。
現為宮廷生活原狀陳列。
[b ]頤和軒
頤和軒為紫禁城東北隅寧壽宮後區中路建築之一，南有樂壽堂，北為景祺閣，軒與閣之間有穿廊相連，形成工字殿。頤和軒建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嘉慶七年（1802年）、光緒十七年（1891年）兩次重修。
頤和軒面闊7間，進深1間，單檐歇山式頂，覆黃琉璃瓦。前檐出抱廈5間，後檐出抱廈3間。除前檐抱廈外，余各間均出廊。前檐抱廈明間、東西次間開敞，形成較深遠的前出廊，東西稍間裝板牆，南面為檻牆、支摘窗。軒明間為五抹頭 扇門，次間為檻窗，上為步步錦支窗，下為方玻璃屜窗。稍間為步步錦支摘窗。後檐抱廈次間、山面軒稍間、盡間均為檻窗。明間有穿廊3間，北接景祺閣，穿廊明間東西向開門，可通軒北東西兩小院。軒東西山面廊南北封裝，設有小門，西廊外建有如亭及圍廊，形成小院。
頤和軒前月台左側設有日晷，月台接甬路與樂壽堂相通，甬路兩側各設琉璃花池。軒兩側有游廊連接樂壽堂，廊壁鑲嵌敬勝齋帖石刻。
符望閣位於寧壽宮花園第四進院落，為該院的主體建築。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建，嘉慶七年（1802年）修，光緒十七年（1891年）重修。
符望閣在形制上模仿建福宮花園的延春閣。平面呈方形，外觀兩層，內實三層，四角攢尖頂。藍色琉璃瓦件飾檐、脊，其餘鋪黃色琉璃瓦。
符望閣的室內裝修頗具特色，以各種不同類型的裝修巧妙地分隔空間，穿門越檻之際，往往迷失方向，故俗有「迷樓」之稱。室內裝修製作精美，又以金、玉、琺琅等鑲嵌裝飾，琳琅滿目，美不勝收。
乾隆年間，每年臘月二十一日，皇帝在此地賞飯給王公大臣。嘉慶皇帝也曾登臨此閣，並有《詠符望閣》之詩詠。符望閣是寧壽宮花園中最高大的建築，登臨其上可一覽紫禁城內外的秀色
昭仁殿
始建於明代，為乾清宮東側小殿。
昭仁殿南向，單檐歇山頂，上覆黃琉璃瓦。面闊3間，正中明間辟門，兩次間檻窗。殿前接抱廈3間。明時，殿前有斜廊通乾清宮及東廡，清代改廊為磚牆，自成一院，有小門以通內外。殿後接室3間，均為藏書之處。殿之東設龍光門，明代已有，是正宮通向東路的安全出口。
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出禁城自縊前在此砍殺其女昭仁公主。
清朝，昭仁殿成為皇帝讀書的地方。殿後西室匾曰「慎儉德」，再西有匾曰「五經萃室」。乾隆九年（1744年），皇帝下詔從宮中各處藏書中選出善本呈覽，列架於昭仁殿內收藏，並御筆書「天祿琳琅」匾掛於殿內。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命大臣重新整理，剔除贗刻，編成《天祿琳琅書目前編》十卷，記載了每一部藏書的刊印年代及流傳、收藏、鑒別等情況。當時昭仁殿共有宋、金、元、明版藏書429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皇帝認為南宋岳珂所校刻的《易》、《書》、《詩》、《禮記》、《春秋》五經十分重要，命諸臣在昭仁殿後室特辟一小室，賜名「五經萃室」，御題匾額，懸於室內，並設圍屏，上刻「五經萃室記」，旁有聯曰：「有秋歷覽登三輔，旰食惟期協九經」。後嘉慶皇帝亦常臨室閱覽，並作有《五經萃室觀書詩》。嘉慶二年（1797年）十月，乾清宮失火，延燒昭仁殿，《天祿琳琅》之珍貴藏書被焚為灰燼。同月，嘉慶皇帝命重輯《天祿琳琅續編》，於次年完成。嘉慶二年（1798年）昭仁殿重建，收貯《天祿琳琅續編》659部，12,258冊。「五經萃室」亦重新恢復，藏《相台五經》。昭仁殿的藏書中，宋金版本用錦函，元版本用青絹函，明版本用褐色絹函，分架排列，皇帝可以隨時到此覽閱，十分方便。
轉載
Ⅷ 光武中興有怎樣的典故
劉秀平定各地割據勢力，統一全國以後，為了進一步鞏固東漢政權，首先做的一件事，便是削奪功臣之兵權。據《後漢書·光武帝紀》雲：古代雕像「光武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建武十三年夏四月，「大司馬吳漢自蜀還京師，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勛。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罷左右將軍官。」耿弁、鄧禹、賈復等皆相繼交出兵權，以特進奉朝請。不僅如此，劉秀還不使功臣參與朝政，而以優厚的封土食邑，使功臣們「以列侯就第」，「闔門養威重」。當時，只有極少數列侯，如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特許「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
與此同時，為了把權力集中在皇帝手中，在行政體制上，劉秀把中央政府的事權，由「三公」府轉移到尚書台。《後漢書·仲長統傳》雲：「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尚書的官職創於秦代，原是少府屬吏，其任務僅僅是在殿中傳達詔令。西漢武帝時，成為侍從近臣，職權漸重，因以宦官充任，故又名為中書。成帝時，又復尚書舊名。尚書職名雖然由來已久，但直至西漢之末，在中央政府中，地位並不十分重要。東漢建立後，劉秀為了便於自己獨攬國家大權，那些侍從其左右的尚書，就成為他最好的助手，尚書的職權，日益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尚書台已成為皇帝專制獨裁的御用工具。
隨著尚書台地位的變化，其機構也得到了發展和加強。據《後漢書·百官志》等書記載，東漢尚書台的組織為：設尚書令一人，秩千石。據應劭《漢官儀》稱：「尚書令主贊奏，總典紀綱，無所不統，秩千石。若公為之，朝會下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光武帝特詔尚書令、御史中丞、司隸校尉於朝會時均專席獨坐，京師謂之「三獨坐」。這表明尚書台已成為國家的法定機關，其最高長官尚書令的地位也隨之而升格。尚書令下設尚書僕射一人，尚書左右丞各一人。尚書台設六曹：一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二日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三日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等；日封客曹，主護駕、邊疆少數民族朝賀事；五日二千石曹，主司法詞訟事務；六日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治安事。每曹各置尚書一人，侍郎六人，令史三人。六曹即後來六部的起源。由上可以窺見尚書台組織之龐大和職掌之廣泛，實為中央政府之縮影。
古代人物圖光武帝除以尚書台為政治司令塔發號施令外，對於地方行政的控制，也很嚴格。漢代的地方行政機構，實行郡縣（國）兩級制。漢武帝設十三州刺史監郡，屬於臨時派遣的監察官吏，他的任務是周行郡國，刺探政情，原無固定治所。東漢承襲西漢制度，分全國為十三州部，每州設刺史一人。其首都所屬之州，亦設司隸校尉，督察中央直轄區。東漢州刺史的權力，遠比西漢時為大，除監察二千石官吏之外，還有選拔官吏，直接向皇帝劾奏之權，甚至參與地方行政事務的管理，而且已有一定的治所和自己的衙門。這就形成內有尚書總攬朝政，外有刺史控制地方的高度集權的局面。
不僅如此，為了防止發生叛亂，光武帝在完成解除開國功臣的兵權後，又進一步削奪地方的軍權。建武六年（30），「省諸郡都尉，並職太守」，同時廢除每年八月各郡國集兵演武的都試制度。按郡尉主郡兵，太守主郡政，為西漢舊制。東漢裁撤各郡國的都尉，而以太守典郡兵，是使太守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因此，東漢的太守，亦稱「郡將」。翌年三月，又下詔解散地方兵，「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軍中臨時服役官員），令還復民伍」。在削弱地方武裝的同時，又擴大禁衛軍的編制，原來的正卒和戍卒，都改為由中央召募而來的職業軍人擔任。東漢兵制的改革，大大加強了中央職業軍隊的地位，也從而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威。
為了穩定和鞏固封建統治，光武帝即位之初，即注意減輕刑罰和整頓吏治。建武二年（26），光武下詔書說：「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憫之。孔子雲：『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五年又下詔說：「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劉秀在位的三十多年裡，曾多次頒詔大赦天下，舉冤獄，出繫囚。
光武即帝位後，在任用官吏方面，亦能做到選賢任能和獎廉斥暴。如擢王莽時密（今河南密縣東南）令卓茂為太傅，名儒伏湛為大司徒。任用杜詩為南陽太守，詩「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視事七年，政化大行」。衛颯為桂陽太守，「役省勞息，古代風景畫奸吏杜絕」。任延為武威太守，到官之後，查明將兵長史田紺縱容子弟，橫暴鄉里，任延拘捕田紺，誅殺其父子賓客五六人，自此「威行境內，吏民累息（因恐懼而呼吸急促）」。光武帝還重用不畏強權的董宣為洛陽令。時劉秀姊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董宣在公主出行時，於路上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落公主過失，命令公主家奴下車，處以死刑。公主向光武帝告狀，董宣據理力辯，劉秀不但未加罪責，反而給了他一個「強項令」的美名，並賜錢三十萬。因而史稱光武時期「政在抑強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坷謂清矣」。
光武帝吸取西漢末年王莽篡奪政權的教訓，對於諸侯王和外戚的權勢，也多方加以限制。如建武二十四年（48），劉秀特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即繼續實行西漢武帝時制定的左官律、阿黨法及附益法等。規定諸侯王不得治民，王國設置的傅相，由中央直接委派，諸侯王僅保留食邑特權而已。對於外戚也特別注意控制，比如陰皇後的兄弟陰識、陰興雖有功勞才德，也不曾委以機密要職。因此當時宗室諸王和外家親屬都比較遵奉法紀，無結黨營私或對抗中央之事。
王莽時期，法令滋章，賦役繁重，刑法苛深，以致「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荒穢」。劉秀登基後，面對的是經濟殘破、戶口大減的情況，並且震懾於農民大起義的威力，實行了一系列旨在緩和社會矛盾和恢復生產的措施。首先，奴婢問題曾經是西漢末年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解放這部分生產力，從建武二年到十四年，光武帝曾先後九次頒布釋放奴婢和禁止殘害奴婢的詔令。如建武二年（26），下詔「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罪」。四年之後，又針對王莽時期不合西漢舊法而將吏人沒人為奴婢的情況，下詔一律免為庶人。建武七年（31），當時東漢王朝已經平定東部地區，又「詔吏人遭飢亂及為青、徐賊所掠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此後在平定隴蜀過程中，又於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三次詔令釋放益、涼二州奴婢，規定自建武八年以來被掠為奴婢「冉訟」在官者，一切免為庶人。此外，光武帝還在建武十一年（35）一連三次下令，規定「其殺害奴婢，不得減罪」，「敢灸灼奴婢，論如律」，「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以上一系列詔令的實行，使大量奴婢擺脫了豪族地主的奴役，重新回到土地上來，成為國家直接控制的農民，這對社會生產力的恢復和封建經濟的發展，無疑起了積極的作用。
古代風景圖東漢初年，因統一戰爭還在繼續進行，軍費開支很大，國家用度不足，曾實行什一之稅。後因實行軍士屯田，軍糧問題得到解決。為迅速恢復殘破的社會經濟，光武帝於建武六年（30），特頒詔書減輕農民負擔，「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即和西漢文景時期的租率相等。同年六月，他還下令各州縣吏員減損到十置其一。光武帝統治後期，史稱「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這多少反映東漢初期的封建賦役負擔比西漢後期和戰爭期間有所減輕。
古代人物畫像劉秀生長於民間，青年時期，顛沛流離於各地，頗知稼穡艱難，百姓疾苦，因而在即帝位後，能夠以身作則，提倡節儉。史書上說他召而不謁。光武不但不怪，反賜他帛四十匹。東海王良，在王莽篡漢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三年（27），征拜諫議大夫，後遷沛郡太守、太中大夫，官至大司徒司直。還有一個與光武少年同游學的會稽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劉秀稱帝後，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光武帝備車遣使聘請，一連去了三次，嚴光才來到洛陽。光武帝親自到他的住處相見，請他出山相助，嚴光謙辭。光武帝再次請他人宮，與他同床共卧，論道舊故，並任命他為諫議大夫，嚴光仍不肯。建武十七年，又特徵召，嚴光又不至，年八十，終老於家。光武帝非常痛惜，下詔郡縣賜給嚴光家屬錢百萬、谷千斛。光武帝對待士人的禮敬政策，受到當時人的歡迎，許多原來宣布不與王莽合作的士人，都先後來奔，為東漢王朝效力。
光武在即帝位後的三十四年中，實行了一系列旨在緩和社會矛盾和恢復生產的措施，以重建漢朝對全國的統治。赤眉、綠林起義的嚴重教訓，豪強地主勢力的嚴重威脅，使他在建立東漢王朝後，首先改變中央古代風景畫鑒賞權力結構，以加強皇權；注意整頓吏治，精兵簡政，釋放奴婢，減輕賦稅，禮賢下士，崇尚節儉。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自光武中期以後於明帝之末，其間四十餘年，既未發生過內戰，亦無封建割據，社會出現了基本安定的局面。《漢書·刑法志》稱：「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建武初年，全國戶籍遺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致田野荒蕪；到建武五年，情況已有所好轉，土地逐漸得到墾辟。光武末年，載於戶籍的人口已達到二千一百多萬。光武以後的若干年內，出現了「天下安平」的時代，這與光武皇帝開創之功是不可分的。因此，光武帝統治時期，史稱「中興」。南宋詩人陳亮說：「自古中興之盛，無過於光武」，可謂允論。一常生活：身不穿重綵之衣，耳不聽妖冶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建武十三年（37），他將異國貢獻的千里馬送去駕鼓車，將價值百金的寶劍賜給騎士。他不建造專為皇家游樂的苑林，不從事浪費人力物力的狩獵。他一向提倡薄葬，將作大匠竇融向他請示園陵廣袤，光武帝說：「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茅草）馬……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才令流水而已。」中元二年（57）二月，光武臨死前，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上行下效，在光武帝的帶動和影響下，後宮妃嬪和東漢初期的一些臣僚，也多能做到生活儉朴，清廉自守。如在東漢建國初期，做過御史中丞和司隸校尉的宣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家中的糧食儲存不超過一擔。比宣秉稍後，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的王良，也是「在位恭儉……古代風景畫鑒賞布被瓦器」，他的妻子還親自到田間去曳柴，其清貧自守，可以概見。光武時期，著名的地方官會稽太守第五倫，雖身為二千石，然「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才留一月糧，余皆賤貿與民之貧贏者」。東漢初期的政治，由於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因而是比較清明的。
另外，光武帝在處理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和團結士人方面，也很有策略。建武二年（26），寇恂拜潁川太守，當時大將賈復任執金吾，駐在古代風景畫汝南。賈復的部將因殺人被寇恂逮捕，戮之於市。賈復引以為恥，心懷不忿，對左右說：「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自是寇恂常避讓賈復。光武聞知，乃召見寇恂，時賈復亦在座。光武對二人說：「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鬥，今日朕分（解也）之。」在光武帝的調解下，兩人又「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王莽代漢之時，不少士人「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其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東漢建立後，光武帝為鞏固新建立的政權，他禮賢下士，對士大夫表示非常敬重，史稱其「側席幽人（即側席而坐以待隱居之人），求之若不及」。例如他對王莽時代的逸民北海逢萌、太原周黨，皆曾多次聘請來朝。逢萌托以老耄，迷路東西，不肯就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