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論文
周代，禮教初設，古風猶存，青年男女的自由戀愛尚少禁忌，所謂：「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周禮·媒氏》）在《詩經》中有許多男女戀情詩，而戀人之歌，多集於《國風》。風即指音樂曲調，國是地區、方城之意，「國風」即各地區的樂調 。《國風》取材於各地的民間歌曲，反映了當時各地的民俗風情。而男女戀情，人之天性，所以在《國風》中也頗多涉及。《詩經》第一首便是以愛情為題材的詩歌《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經》以《關雎》為始篇，例來眾多注家的評價多為淑女以配君子，說明在我國古代愛情便成為了詩歌的重要主題之一。
《毛詩·大序》中說「詩者，志之所至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行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歌由內心的感發所產生，而愛情是人類最純真的感情表露，也是最值得用詩歌來歌頌的。《詩經》中的愛情詩類型多種多樣，涉及到愛情的酸酸甜甜：有寫幽會親昵的《邶風·靜女》，有寫情侶春遊的歡快的《鄭風·溱洧》，有寫兩情野合歡娛的《召南·野有死麕》，有寫飽含思念的《王風·采葛》，有寫情女想情郎的《鄭風·子衿》，有寫情侶鬧別扭的《鄭風·狡童》，有寫意中人不可求空餘恨的《周南·漢廣》，有寫表現意中人難以親近的《秦風·蒹葭》，有寫失戀苦澀的《召南·江有汜》，有寫遭到家長干涉的《鄭風·將仲子》，還有反抗家長干涉的《王風·大車》。從以上的這些列舉中我們可以看出，《詩經》中的愛情詩廣泛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男女愛情生活的幸福快樂與挫折痛哭，在閱讀中我們能夠體會出詩歌中充滿坦誠、真摯的感情。
在愛情詩歌中很多是用女性的口吻來寫的，她們對於愛情的追求是大膽的而且熱烈的，這也許是因為那時古樸的民風使然吧。如《鄭風·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讀後給人一種民生純朴的感覺，《詩經》里這一篇僅用短短幾句對話，便把情人相戲的情景淋漓盡致地展現在我們面前。除了以女性口吻來寫的以外，以男性口吻來寫的詩也很能體現女性在戀愛中開愛的情趣。如《邶風·靜女》這首詩便以男子的口吻寫幽期密約的樂趣：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躑躅。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可愛的姑娘按照約定在城角樓等他，也許為了逗著玩，他把自己隱藏起來，他來時見不著她，急得搔首躑躅。等到他發現姑娘已經來了而且情意深長的帶給他一些禮物時，便大喜過望。幽靜的城角，情侶來調情，一派溫情脈脈的場景。
愛情的自然流露和表白充滿了甜蜜，然而現實卻給人們的感情增加了許多束縛。在那個時代男女的婚姻大事已經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參與，不再是完全的自由的了。《禮記·曲禮》中講：「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儀禮·士昏禮》「昏禮下達，納採用雁。」《禮記·坊記》中有：「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其母。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可見，那時對男女之情已經有所限制了。而具體到對女性而言，受到的束縛更多，既不願舍棄情郎，又不敢違反父母的命令，《鄭風·將仲子》就描寫了這樣一位為情所困的女子：
將仲子兮，無逾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逾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逾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孟子·滕文公下》中寫道：「丈夫生而願為有官，女子考而願為有宗，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將仲子》里的這位女主人公害怕的也正是這些禮教。對於仲子的愛和父母、諸兄及國人之言成為少女心中糾纏不清的矛盾，一邊是自己所愛的人，另一邊是自己的父母兄弟，怎麼辦呢？幾多愁苦，幾多矛盾，少女的心事又怎能說清呢？
《詩經》的愛情詩對於女性的描寫是真實自然的，用「思無邪」來形容裡面的感情真正是恰到好處。
另外，《詩經》作為一部古代的詩歌總集，裡面記載的詩歌並非一時一地之作，而我們從這些愛情詩中也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域，不同時間，民間的風俗是不同的。對於一些詩歌的具體年代我們不甚清楚，但從整個歷史的發展來看，古代的婚姻戀愛的風俗應該是一個由開放到保守的過程，各個諸侯國和不同的地區風俗也有所差異。如評注者常說「鄭聲淫」，從現在的觀點來看其實只不過鄭國的詩歌多是大膽表露男女之情的詩歌，只是更大膽更熱烈而已。而從《褰裳》到《將仲子》，同為《鄭風》又可以看到有所差別，前者更加開放，後者卻顧慮重重，這也許是因為時間不同，也許是因為作者身份不同，但總體來看，當時的婚姻制度並非如後來封建時期有嚴格的規定，較之封建時期還是相對自由的。
《詩經》中的愛情詩為我們記錄下了中國古代人們美好的愛情生活，也為我們研究古代的風俗歷史提供了寶貴的材料。愛情是人類永恆的主題，也是詩歌永恆的主題，其中幾多甘甜，幾多辛酸；而《詩經》用人民純朴的語言釀造了古代先人們生活中美妙的酒漿
⑵ 求詩經中古詩十九首的論文，就是談談你對古詩十九首的看法（記敘文，比較式)
《古詩十九首》引用《詩經》的形式包括詞語、意象的引用，句子和語意的化回用等方法。《古詩答十九首》引用《詩經》的特點主要有三個方面：運用明引和暗引兩種獨特的方式；抓住《詩經》四言到五言發展的契機；所引用的內容大都充滿傷感色調。《古詩十九首》引用《詩經》的作用在於所引符號的嵌入，不僅暗示出詩中未申明的意義，擴大了文本結構的張力，而且揭示出《詩經》與《古詩十九首》的五言詩體和感傷主義風格的淵源關系。
⑶ 尋一中國詩歌發展史論文
中國的詩歌產生於文字發明之前，它是在人們的勞動、歌舞中漸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詩經》是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的詩歌總集，也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305篇，按音樂的不同，分為「風」、「雅」、「頌」三類。「頌」 詩是統治者祭祀的樂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農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於宴會的典禮，內容主要是對從前英雄的歌頌和對現時政治的諷刺。「風」是《詩經》中的精華，內容包括15個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紀，戰國時期的楚國以其自身獨特的文化基礎，加上北方文化的影響，孕育出了偉大的詩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響的宋玉等人創造了一種新的詩體棗楚辭。屈原的《離騷》是楚辭傑出的代表作。
楚辭發展了詩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詩經》的四言形式，從三、四言發展到五、七言。在創作方法上，楚辭吸收了神話的浪漫主義精神，開辟了中國文學浪漫主義的創作道路。
詩經、楚辭之後，詩歌在漢代又出現了一種新的形式，即漢樂府民歌。漢樂府民歌流傳到現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寫成，後來經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晉時代成為主要的詩歌形式。
漢樂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戰爭災難的《十五從軍征》，有表現女性不慕富貴的《陌上桑》、《羽林郎》，當然最為著名的還是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這首詩講述了一個凄婉的愛情故事。焦仲卿與劉蘭芝相愛至深，因為焦母與劉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釀成生離死別的人間慘劇。漢樂府民歌最重要的藝術特色是它的敘事性，《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敘事詩的最高峰。漢樂府民歌多採用口語化的樸素語言表現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動，感情真摯。漢樂府民歌中雖然多數為現實主義的描繪，但許多地方都有著程度不一的浪漫主義色彩，如《孔雀東南飛》的最後一段文字，即表現出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巧妙結合。
五言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它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寫作，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到東漢末年，文人五言詩日趨成熟。五言詩達到成熟階段的標志是《古詩十九首》的出現。《古詩十九首》不是一時一人的作品，詩的內容多敘離別、相思以及對人生短促的感觸。長於抒情，善用比、興手法是《古詩十九首》最大的藝術特色。
漢末建安時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籍、應暘、劉楨)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並普遍採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詩歌的高潮。他們的詩作表現了時代精神，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氣派，形成為後世稱作「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詩》三首是漢末戰亂現實的寫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壇的風雲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藝術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詩歌內容富於氣勢和力量，描寫細致、詞藻華麗、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藝術風格，代表詩作為《贈白馬王彪》。建安時代的詩，是從漢樂府發展到五言詩的轉變關鍵，曹植是當時的代表詩人。他的詩受漢樂府的影響，但卻比漢樂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時代之後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時代的代表詩人，他的《詠懷詩》進一步為抒情的五言詩打下基礎，他常用曲折的詩句表達憂國、懼禍、避世之意。與阮籍同期的還有嵇康(224--263)，他的詩憤世嫉俗，鋒芒直指黑暗的現實。他們倆人的詩風基本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傳統。
兩晉時期的詩歌創作逐漸走上形式主義道路，詩歌內容空泛。繼承和發揚「建安風骨」傳統，作品內容充實的詩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詠史詩》八首，借古事諷喻時事，思想性很強，但這類詩作畢竟不是主流，而且越來越少，直到東晉末年的陶淵明才給詩壇帶來接近現實的作品。
隱居不仕的陶淵明把田園生活作為重要的創作題材，因此歷來人們將他稱作「田園詩人」。在當時崇尚駢驪、重形式而輕內容的時代氣氛中，陶淵明繼承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形成了他單純自然的田園一體，為古典詩歌開創了一個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詩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發展。
與陶淵明差不多同時的謝靈運(385--433)是開創山水詩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詩特點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貫注其中，但有些詩字句過於雕琢，描寫冗長，用典、排偶不夠自然。
南北朝時期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又一發展時期，這表現在又一批樂府民歌集中地涌現出來。它們不僅反映了新的社會現實，而且創造了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這一時期民歌總的特點是篇幅短小，抒情多於敘事。南朝樂府保存下來的有480多首，一般為五言四句小詩，幾乎都是情歌。北朝樂府數量遠不及南朝樂府，但內容之豐富、語言之質朴、風格之剛健則是南朝樂府遠不能及的。如果說南朝樂府是談情說愛的「艷曲」，那麼，北朝樂府則是名符其實的「軍樂」、「戰歌」。在體裁上，北朝樂府除以五言四句為主外，還創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絕體，並發展了七言古詩和雜言體。北朝樂府最有名的是長篇敘事詩《木蘭詩》，它與《孔雀東南飛》並稱為中國詩歌史上的「雙璧」。
南北朝時最傑出的詩人是鮑照(410左右--466)。鮑照繼承和發揚了漢魏樂府的傳統，創作了大量優秀的五言和七言樂府詩。《擬行路難》18首是他傑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運用七言句法，表現了個人的不幸和對社會不平的抗議。
南齊永明年間，「聲律說」盛行，詩歌創作都注意音調和諧。這樣，「永明體」的新詩體逐漸形成。這種新詩體是格律詩產生的開端。這時期比較著名的詩人是謝眺(464左右--499)。謝眺以山水詩著名，詩風清新流麗。他的新體詩對唐代律詩、絕句的形成有一定影響。
詩歌發展到唐代，迎來了高度成熟的黃金時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時間里，留下了近五萬首詩，獨具風格的著名詩人約五、六十個。
初唐四傑是唐詩開創時期的主要詩人。這四傑分別是王勃(649--676)、楊炯(650--693)、盧照鄰(637--689)、駱賓王(646--684)。他們的詩雖然因襲了齊、梁風氣，但詩歌題材在他們手中得以擴大，五言八句的律詩形式也由他們開始初步定型。
「四傑」之後，陳子昂(661--702)明確提出反對齊梁詩風，提倡「漢魏風骨」。《感遇詩》38首，即是他具有鮮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時期是詩歌繁榮的頂峰。這個時期除出現了李白、杜甫兩個偉大詩人外，還有很多成就顯著的詩人。他們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孟浩然和王維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人；另一類是邊塞詩人，他們中的高適和岑參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齡、李頎、王之煥也是邊塞詩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齡的邊塞詩大部分用樂府舊題抒寫戰士思念家鄉、立功求勝的心情，他的《從軍行》、《出塞》歷來被推為邊塞詩的名作。李頎的邊塞詩數量不多，成就卻很突出，《古意》一首、《古從軍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煥是年輩較老的邊塞詩人，一首《涼州詞》寫盡了遠徵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鶴雀樓》詩意高遠，富於啟示性。
中唐詩歌是盛唐詩歌的延續。這時期的作品以表現社會動盪、人民痛苦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最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繼承並發展了《詩經》和漢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從文學理論上和創作上掀起了一個現實主義詩歌的高潮，即新樂府運動。元稹、張籍、王建都是這一運動中的重要詩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樂府古題19首和新樂府12首。無論從內容還是從形式來說，元詩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詩，語言通俗易懂是他們共同的特色，這是源於他們文學觀點的一致。張籍和王建雖無明確的文學主張，但他們以豐富的創作成為新樂府運動的中堅。同情農民疾苦是張籍樂府詩的主題，以《野老歌》最為著名。風格與上述幾人十分相近的李紳詩作雖不多，但《憫農》詩二首卻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讀者。
除新樂府運動之外，這一時期還另有一派詩人，這就是韓愈、孟郊、李賀等人。他們的詩歌藝術比之白居易另有創造，自成一家。韓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詩，把新的語言風格、章法技巧帶入了詩壇，擴大了詩的表現領域，但同時也帶來以文為詩，講才學，追求險怪的風氣。孟郊(751--814)與賈島(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險，苦思錘煉是他們的共同特點。劉禹錫(772--842)是一位有意創作民歌的詩人，他的許多《竹枝詞》描寫真實，很受人們喜愛。此外，他的律詩和絕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詩如他的散文一樣，多抒發個人的悲憤和抑鬱。他的山水詩情致婉轉，描繪簡潔，處處顯示出他清峻高潔的個性，如《江雪》就歷來為人們所傳誦。李賀(790--816)在詩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擁有中唐獨樹一幟之風格，開辟了奇崛幽峭、濃麗凄清的浪漫主義新天地。《蘇小小墓》、《夢天》等都是充分體現他的獨特風格之作。
晚唐時期的詩歌感傷氣氛濃厚，代表詩人是杜牧、李商隱。杜牧(803--852)的詩以七言絕句見長，《江南春》、《山行》、《泊秦淮》、《過華清宮》等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詩於清麗的辭采、鮮明的畫面中見俊朗的才思。李商隱(813--858)以愛情詩見長。他的七律學杜甫，用典精巧，對偶工整，如《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絕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後期，出現了一批繼承中唐新樂府精神的現實主義詩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他們的詩鋒芒畢露，直指時弊。
詩發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輝煌燦爛，但卻自有它獨特的風格，即抒情成份減少，敘述、議論的成份增多，重視描摹刻畫，大量採用散文句法，使詩同音樂關系疏遠。
最能體現宋詩特色的是蘇軾和黃庭堅(1045--1105)的詩。黃庭堅詩風奇特拗崛，在當時影響廣於蘇軾，他與陳師道一起開創了宋代影響最大的「江西詩派」。宋初的梅堯臣(1002--1060)、蘇舜欽(1008--1048)並稱「蘇梅」，為奠定宋詩基礎之人。歐陽修、王安石(1021--1086)的詩對掃盪西昆體的浮艷之風起過很大作用。國難深重的南宋時期，詩作常充滿憂郁、激憤之情。陸游是這個時代的代表人物。與他同時的還有以「田園雜興」詩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寫景說理而自具面目的楊萬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後一個大詩人，高揚著寧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過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於唐代的詞，鼎盛於宋代。唐末的溫庭筠(812--870)第一個專力作詞。他的詞詞藻華麗，多寫婦女的離別相思之情，被後人稱為「花間派」。南唐後主李煜(937--978)在詞的發展史上佔有較高的歷史地位。他後期的詞藝術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貼切的比喻將感情形象化，語言接近口語，卻運用得珠圓玉潤。
宋初的詞人象晏殊(991--1055)、歐陽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沒有脫離花間派的影響。到了柳永，開始創作長調的慢詞，自此，詞的規模發生了顯著變化。到了蘇軾，詞的題材又得以進一步發展，懷古傷今的內容進入了他的詞作之中。與蘇軾同時代的秦觀(1049--1100)和周邦彥(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詞人。秦觀善作小令，通過抒情寫景傳達傷感情緒的《浣溪沙》、《踏莎行》、《鵲橋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彥不僅寫詞且善作曲，他創造了不少新調，對詞的發展貢獻很大。他的詞深受柳永影響，聲律嚴整、適於歌唱、字句精巧、刻畫細致，代表作有《過秦樓》、《滿庭芳》、《蘭陵王》、《六丑》等。在兩宋詞壇上，女詞人李清照以其獨樹一幟的風格，佔有相當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臨國破家亡的危局，詩詞作品多表現作家們的愛國之情，辛棄疾被譽為愛國詞人，他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詞影響，陳亮、劉過、劉克庄、劉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葉以後聲勢最大的愛國詞派。
南宋後期的詞人姜夔(約1155--1235)最為著名。姜詞絕大多數是紀游詠物之作。在他的詞作中，更多的是慨嘆身世的漂零和情場的失意，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長亭怨慢》。他的詞沿襲了周邦彥的道路，注意修辭琢句和聲律，但內容欠充實。
詞在南宋已達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詩詞乃退居其後。
明代詩歌是在擬古與反擬古的反反復復中前行的，沒有傑出的作品和詩人出現。
清代詩詞流派眾多，但大多數作家均未擺脫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套子，難有超出前人之處。清末龔自珍(1792--1841)以其先進的思想，打破了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沉寂，領近代文學史風氣之先。他的詩常著眼於社會、歷史和政治的觀點來揭露現實，使詩成為現實社會的批判工具。後來的黃遵憲(1848--1905)、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等新詩派更是將詩歌直接用做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宣傳載體。
「五四」文學革命中，中國的現代文學誕生了。1917年胡適(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白話詩8首，並提出「詩體大解放」的主張，倡導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的「胡適之體」詩。在新詩誕生過程中，劉半農、劉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創作主力。經過他們的努力，新詩形成了沒有一定格律，不拘泥於音韻，不講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質朴，以白話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詩集有：胡適的《嘗試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兒》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帶著狂飆突進的「五四」時代精神，帶著不同於其他白話詩的鮮明藝術性，為新詩奠定了浪漫主義的基礎。《女神》也是新詩真正取代舊詩的標志。它成功地創造、運用了自由體形式，將新詩推向新的水平。
經過開辟階段，新詩形成了以自由體為主，同時兼有新格律詩、象徵派詩的較為完善的形態。
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們創作了大量的自由體詩，他們的詩多以抒情為主，表現了覺醒後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追求與苦悶。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較為突出。他的詩突出地表現了積極進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詩表達了作者不靠施捨、踏實求索的願望。還有《匆匆》、《自從》、《毀滅》等詩都表現了歷經坎坷與幻滅，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堅韌。文學研究會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創作出版了《繁星》、《春水》兩部詩集。她的這些詩都被稱作「繁星體」。她的「繁星體」詩多表現母愛、童真和自然之情，滿蘊溫柔、憂愁之風。
怒吼的詩指的是瞿秋白和蔣光赤等共產黨員作家的政治抒情詩，其中蔣光赤(1901?/FONT>1931)的詩最多。他的詩中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惡象》、《中國勞動歌》、《哭列寧》等詩一掃當時許多新詩中的纏綿悱惻之調，充滿了陽剛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詩存在內容較空泛的弊病。
在新詩創作中，愛情詩這一領域當屬湖畔詩社的詩最為引人注目，汪靜之(1902-- )、應修人(1900--1933)、潘漠華(1902--1934)和馮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們的詩中所描寫的愛情大膽而袒露，其間所顯現出的質朴、單純的美是最打動人的地方。
寫自由體詩的馮至(1905--1994)也是比較有成就的詩人。他的詩既寫愛情，也寫親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詩集。
提倡格律詩的是新月派。聞一多(1899--1946)為格律詩理論做出了很大貢獻。為建設新格律詩，聞一多提出建設詩歌的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並為此進行了艱苦的創作實踐。聞一多有兩部詩集《紅燭》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愛國主義情感貫穿始終。此外，他的詩還表現了「五四」時期積極向上，進取追求的精神風貌。他的藝術表現方法是浪漫主義的。他常選擇某一形象來托物寄情。他善用貼切的比喻以增強詩的形象性和藝術感染力。他的詩具有他所提出的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這一特點對整個格律派產生過重大影響。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詩人。他的詩主要表達對光明的追求、對理想的希冀、對現實的不滿。表現個性解放、追求愛情的詩在徐志摩的創作中佔有重要地位。他的詩風婉約，文字清爽、明凈，感情渲染濃烈、真摯，氣氛柔婉、輕盈，表現手法講究而多變。他的詩多收於《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游》等詩集中。
幾乎在新月派活躍的同時，象徵派的詩也出現在中國的詩壇上。象徵派的詩既不真實描寫，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採用不同於常態的聯想、隱喻、幻覺、暗示等手段製造朦朧、神秘的色彩。李金發(1900--1976)是象徵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為幸福而歌》等詩集。他的詩反映了「五四」之後一些知識分子面臨茫然的前途時而產生的悲觀情緒。李金發被人稱為「詩怪」，是因其詩怪誕，可讀性較差，但他的詩也有許多成功之處，如詩中大量形象鮮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語言、表現強烈的感覺等皆為許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績較為突出的象徵派詩人還有王獨清、穆木天和馮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詩派以高昂的戰斗激情領詩壇一派風騷。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詩人。他的詩熱情頌揚無產階級革命，生動描繪工人運動的戰斗場面。因為有實際斗爭經驗，所以他的詩感情充沛而真摯又不流於空泛，藝術風格朴實、粗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們的詩》等。左翼詩派的重要代表團體是中國詩歌會。他們的藝術主張是詩歌大眾化，倡導詩歌面向下層人民，歌唱抗日救亡運動，代表詩人是浦風(1911--1942)。
新月派之後，描寫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的現代情緒的現代詩派興起，戴望舒(1905--1950)是現代詩派的主要詩人。他因1928年發表的《雨巷》一詩而獲「雨巷詩人」的美名，曾出版過《我的記憶》、《望舒草》等詩集。這些詩作集中表現了知識分子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幻滅感和孤獨感。他的詩大量採用象徵意象，但因貼近主觀情緒，詩意雖曲折、朦朧但並不過於晦澀。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鮮而貼切。富於節奏感是他的詩的另一特色。
抗戰後詩壇上最重要的詩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詩人是胡風、艾青、田間、亦門、魯藜、鄒荻帆等。在他們的創作中，政治抒情詩佔有很大比重，內容多充滿愛國主義激情，呼喚人們的抗敵鬥志。七月派在藝術上注重以熾烈的激情去撞擊人們的心靈，而不講究文學的雕琢、修辭。質朴、粗獷、奔放是七月詩人共有的藝術特色。
40年代後半期，被後來稱為民歌體的新詩在解放區農村成熟了。民歌體新詩的突出成就表現在李季與阮章競的敘事詩中。
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發表諷刺詩的筆名。他在這一時期的詩結集為《馬凡陀的山歌》，這是當時國統區最有影響的政治諷刺詩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謠、小調寫成，輕松、詼諧而又銳利、潑辣，鋒利的筆鋒掃盪了末日社會的各個角落。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詩歌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新題材、新主題伴隨著新生活應運而生。詩人們滿懷激情抒寫了一首首新時代的頌歌。同時，新的社會也造就出一批詩壇新人和嶄新的作品。他們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遠方去》，森林詩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嚴陣的《老張的手》，未央的《祖國，我回來了》，李瑛的《軍帽下的眼睛》，公劉的《邊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顧工的《喜馬拉雅山下》等。此外，詩歌形式有所創新，吸取民歌營養的信天游、接受外來影響的階梯式、新格律詩等形式相繼出現。
50年代未60年代初，詩歌興起了新民歌運動，發展了傳統民歌。政治抒情詩以獨立的藝術形式在60年代出現，郭小川、賀敬之是當時兩位優秀的政治抒情詩人。這一時期詩歌創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長篇敘事詩的豐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將軍三部曲》以新穎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譽詩壇，李季的《楊高傳》、聞捷的《復仇的火焰》、韓起祥的《翻身記》、王致遠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釗》、田間的《趕車傳》等也都別具特色。
但取得成績的同時，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也存在著題材、主題、形式、風格不夠豐富的缺點。
新時期以來，沉寂十載的詩壇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新景象。詩歌在表現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廣泛借鑒，形式則更趨於鬆散的自由體，風格千姿百態。新時期初期，歡呼勝利、反思歷史的詩歌繼承了現實主義的傳統，並使之繼續發展。與此同時，一批青年詩人，如舒婷、顧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長起來。他們的詩通常表現出一種晦澀的、不同於尋常的復雜情緒，人們謂之「朦朧詩」。
80年代中後期以後，詩壇又出現了自稱為「第三代詩人」的現代派潮流。
⑷ 寫古詩十九首的論文需要了解一些什麼東西
我們所看到的大多是經過加工後的版本，能不能找到最原始的版本呢。《文選》（胡刻)最初內載。容直接看原始的沒有任何評論的材料可以獲得意想不到的靈感的。
古詩十九首是樂府古詩文人化的顯著標志。不同點出來了，有不同點就有問題，何為文人化？為何出現？與以前樂府的差別？從樂府入手，你又會聯想到什麼？研究樂府的很多。古詩十九首的創作年代？看相關歷史書籍。
雖然他們風格相似，但是還是可以分類，比如妻子思戀丈夫，友情，士子彷徨失意等。這是詩內部之間的對比分析。
還有對後世文人五言詩的影響。
⑸ 作為學年論文的選題，古詩十九首有什麼能夠研究的方向 謝謝！
與糜爛政府掛鉤的知識分子的心態？為何消極之類的？希望能有些啟示，畢竟論文不好寫啊
⑹ 古詩十九首有那些值得研究的可以作為論文研究方向的
第一，要交抄代明白。無襲論記人記事，還是寫景狀物，一般都要交代明白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否則文章就不完整。
第二，線索清楚。雖然觀察的角度、記述的方式可以不同，但每一篇文章都應當有一條關聯材料、統貫全篇的中心線索，否則文章就會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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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高一歷史論文 關於詩歌
中國文學源遠流長，早在遠古時代，雖然文字還沒有產生，但在人民中間已經流傳著神話傳說和民間歌謠等口頭文學。《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歌唱原始打獵的英武；《塗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記錄了中國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中國的詩歌產生於文字發明之前，它是在人們的勞動、歌舞中漸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詩經》是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的詩歌總集，也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305篇，按音樂的不同，分為「風」、「雅」、「頌」三類。「頌」 詩是統治者祭祀的樂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農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於宴會的典禮，內容主要是對從前英雄的歌頌和對現時政治的諷刺。「風」是《詩經》中的精華，內容包括15個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紀，戰國時期的楚國以其自身獨特的文化基礎，加上北方文化的影響，孕育出了偉大的詩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響的宋玉等人創造了一種新的詩體棗楚辭。屈原的《離騷》是楚辭傑出的代表作。
楚辭發展了詩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詩經》的四言形式，從三、四言發展到五、七言。在創作方法上，楚辭吸收了神話的浪漫主義精神，開辟了中國文學浪漫主義的創作道路。
詩經、楚辭之後，詩歌在漢代又出現了一種新的形式，即漢樂府民歌。漢樂府民歌流傳到現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寫成，後來經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晉時代成為主要的詩歌形式。
漢樂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戰爭災難的《十五從軍征》，有表現女性不慕富貴的《陌上桑》、《羽林郎》，當然最為著名的還是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這首詩講述了一個凄婉的愛情故事。焦仲卿與劉蘭芝相愛至深，因為焦母與劉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釀成生離死別的人間慘劇。漢樂府民歌最重要的藝術特色是它的敘事性，《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敘事詩的最高峰。漢樂府民歌多採用口語化的樸素語言表現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動，感情真摯。漢樂府民歌中雖然多數為現實主義的描繪，但許多地方都有著程度不一的浪漫主義色彩，如《孔雀東南飛》的最後一段文字，即表現出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巧妙結合。
五言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它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寫作，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到東漢末年，文人五言詩日趨成熟。五言詩達到成熟階段的標志是《古詩十九首》的出現。《古詩十九首》不是一時一人的作品，詩的內容多敘離別、相思以及對人生短促的感觸。長於抒情，善用比、興手法是《古詩十九首》最大的藝術特色。
漢末建安時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籍、應暘、劉楨)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並普遍採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詩歌的高潮。他們的詩作表現了時代精神，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氣派，形成為後世稱作「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詩》三首是漢末戰亂現實的寫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壇的風雲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藝術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詩歌內容富於氣勢和力量，描寫細致、詞藻華麗、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藝術風格，代表詩作為《贈白馬王彪》。建安時代的詩，是從漢樂府發展到五言詩的轉變關鍵，曹植是當時的代表詩人。他的詩受漢樂府的影響，但卻比漢樂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時代之後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時代的代表詩人，他的《詠懷詩》進一步為抒情的五言詩打下基礎，他常用曲折的詩句表達憂國、懼禍、避世之意。與阮籍同期的還有嵇康(224--263)，他的詩憤世嫉俗，鋒芒直指黑暗的現實。他們倆人的詩風基本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傳統。
兩晉時期的詩歌創作逐漸走上形式主義道路，詩歌內容空泛。繼承和發揚「建安風骨」傳統，作品內容充實的詩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詠史詩》八首，借古事諷喻時事，思想性很強，但這類詩作畢竟不是主流，而且越來越少，直到東晉末年的陶淵明才給詩壇帶來接近現實的作品。
隱居不仕的陶淵明把田園生活作為重要的創作題材，因此歷來人們將他稱作「田園詩人」。在當時崇尚駢驪、重形式而輕內容的時代氣氛中，陶淵明繼承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形成了他單純自然的田園一體，為古典詩歌開創了一個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詩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發展。
與陶淵明差不多同時的謝靈運(385--433)是開創山水詩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詩特點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貫注其中，但有些詩字句過於雕琢，描寫冗長，用典、排偶不夠自然。
南北朝時期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又一發展時期，這表現在又一批樂府民歌集中地涌現出來。它們不僅反映了新的社會現實，而且創造了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這一時期民歌總的特點是篇幅短小，抒情多於敘事。南朝樂府保存下來的有480多首，一般為五言四句小詩，幾乎都是情歌。北朝樂府數量遠不及南朝樂府，但內容之豐富、語言之質朴、風格之剛健則是南朝樂府遠不能及的。如果說南朝樂府是談情說愛的「艷曲」，那麼，北朝樂府則是名符其實的「軍樂」、「戰歌」。在體裁上，北朝樂府除以五言四句為主外，還創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絕體，並發展了七言古詩和雜言體。北朝樂府最有名的是長篇敘事詩《木蘭詩》，它與《孔雀東南飛》並稱為中國詩歌史上的「雙璧」。
南北朝時最傑出的詩人是鮑照(410左右--466)。鮑照繼承和發揚了漢魏樂府的傳統，創作了大量優秀的五言和七言樂府詩。《擬行路難》18首是他傑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運用七言句法，表現了個人的不幸和對社會不平的抗議。
南齊永明年間，「聲律說」盛行，詩歌創作都注意音調和諧。這樣，「永明體」的新詩體逐漸形成。這種新詩體是格律詩產生的開端。這時期比較著名的詩人是謝眺(464左右--499)。謝眺以山水詩著名，詩風清新流麗。他的新體詩對唐代律詩、絕句的形成有一定影響。
詩歌發展到唐代，迎來了高度成熟的黃金時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時間里，留下了近五萬首詩，獨具風格的著名詩人約五、六十個。
初唐四傑是唐詩開創時期的主要詩人。這四傑分別是王勃(649--676)、楊炯(650--693)、盧照鄰(637--689)、駱賓王(646--684)。他們的詩雖然因襲了齊、梁風氣，但詩歌題材在他們手中得以擴大，五言八句的律詩形式也由他們開始初步定型。
「四傑」之後，陳子昂(661--702)明確提出反對齊梁詩風，提倡「漢魏風骨」。《感遇詩》38首，即是他具有鮮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時期是詩歌繁榮的頂峰。這個時期除出現了李白、杜甫兩個偉大詩人外，還有很多成就顯著的詩人。他們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孟浩然和王維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人；另一類是邊塞詩人，他們中的高適和岑參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齡、李頎、王之煥也是邊塞詩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齡的邊塞詩大部分用樂府舊題抒寫戰士思念家鄉、立功求勝的心情，他的《從軍行》、《出塞》歷來被推為邊塞詩的名作。李頎的邊塞詩數量不多，成就卻很突出，《古意》一首、《古從軍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煥是年輩較老的邊塞詩人，一首《涼州詞》寫盡了遠徵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鶴雀樓》詩意高遠，富於啟示性。
中唐詩歌是盛唐詩歌的延續。這時期的作品以表現社會動盪、人民痛苦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最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繼承並發展了《詩經》和漢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從文學理論上和創作上掀起了一個現實主義詩歌的高潮，即新樂府運動。元稹、張籍、王建都是這一運動中的重要詩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樂府古題19首和新樂府12首。無論從內容還是從形式來說，元詩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詩，語言通俗易懂是他們共同的特色，這是源於他們文學觀點的一致。張籍和王建雖無明確的文學主張，但他們以豐富的創作成為新樂府運動的中堅。同情農民疾苦是張籍樂府詩的主題，以《野老歌》最為著名。風格與上述幾人十分相近的李紳詩作雖不多，但《憫農》詩二首卻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讀者。
除新樂府運動之外，這一時期還另有一派詩人，這就是韓愈、孟郊、李賀等人。他們的詩歌藝術比之白居易另有創造，自成一家。韓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詩，把新的語言風格、章法技巧帶入了詩壇，擴大了詩的表現領域，但同時也帶來以文為詩，講才學，追求險怪的風氣。孟郊(751--814)與賈島(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險，苦思錘煉是他們的共同特點。劉禹錫(772--842)是一位有意創作民歌的詩人，他的許多《竹枝詞》描寫真實，很受人們喜愛。此外，他的律詩和絕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詩如他的散文一樣，多抒發個人的悲憤和抑鬱。他的山水詩情致婉轉，描繪簡潔，處處顯示出他清峻高潔的個性，如《江雪》就歷來為人們所傳誦。李賀(790--816)在詩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擁有中唐獨樹一幟之風格，開辟了奇崛幽峭、濃麗凄清的浪漫主義新天地。《蘇小小墓》、《夢天》等都是充分體現他的獨特風格之作。
晚唐時期的詩歌感傷氣氛濃厚，代表詩人是杜牧、李商隱。杜牧(803--852)的詩以七言絕句見長，《江南春》、《山行》、《泊秦淮》、《過華清宮》等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詩於清麗的辭采、鮮明的畫面中見俊朗的才思。李商隱(813--858)以愛情詩
見長。他的七律學杜甫，用典精巧，對偶工整，如《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絕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後期，出現了一批繼承中唐新樂府精神的現實主義詩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他們的詩鋒芒畢露，直指時弊。
詩發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輝煌燦爛，但卻自有它獨特的風格，即抒情成份減少，敘述、議論的成份增多，重視描摹刻畫，大量採用散文句法，使詩同音樂關系疏遠。
最能體現宋詩特色的是蘇軾和黃庭堅(1045--1105)的詩。黃庭堅詩風奇特拗崛，在當時影響廣於蘇軾，他與陳師道一起開創了宋代影響最大的「江西詩派」。宋初的梅堯臣(1002--1060)、蘇舜欽(1008--1048)並稱「蘇梅」，為奠定宋詩基礎之人。歐陽修、王安石(1021--1086)的詩對掃盪西昆體的浮艷之風起過很大作用。國難深重的南宋時期，詩作常充滿憂郁、激憤之情。陸游是這個時代的代表人物。與他同時的還有以「田園雜興」詩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寫景說理而自具面目的楊萬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後一個大詩人，高揚著寧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過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於唐代的詞，鼎盛於宋代。唐末的溫庭筠(812--870)第一個專力作詞。他的詞詞藻華麗，多寫婦女的離別相思之情，被後人稱為「花間派」。南唐後主李煜(937--978)在詞的發展史上佔有較高的歷史地位。他後期的詞藝術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貼切的比喻將感情形象化，語言接近口語，卻運用得珠圓玉潤。
宋初的詞人象晏殊(991--1055)、歐陽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沒有脫離花間派的影響。到了柳永，開始創作長調的慢詞，自此，詞的規模發生了顯著變化。到了蘇軾，詞的題材又得以進一步發展，懷古傷今的內容進入了他的詞作之中。與蘇軾同時代的秦觀(1049--1100)和周邦彥(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詞人。秦觀善作小令，通過抒情寫景傳達傷感情緒的《浣溪沙》、《踏莎行》、《鵲橋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彥不僅寫詞且善作曲，他創造了不少新調，對詞的發展貢獻很大。他的詞深受柳永影響，聲律嚴整、適於歌唱、字句精巧、刻畫細致，代表作有《過秦樓》、《滿庭芳》、《蘭陵王》、《六丑》等。在兩宋詞壇上，女詞人李清照以其獨樹一幟的風格，佔有相當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臨國破家亡的危局，詩詞作品多表現作家們的愛國之情，辛棄疾被譽為愛國詞人，他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詞影響，陳亮、劉過、劉克庄、劉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葉以後聲勢最大的愛國詞派。
南宋後期的詞人姜夔(約1155--1235)最為著名。姜詞絕大多數是紀游詠物之作。在他的詞作中，更多的是慨嘆身世的漂零和情場的失意，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長亭怨慢》。他的詞沿襲了周邦彥的道路，注意修辭琢句和聲律，但內容欠充實。
詞在南宋已達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詩詞乃退居其後。
明代詩歌是在擬古與反擬古的反反復復中前行的，沒有傑出的作品和詩人出現。
清代詩詞流派眾多，但大多數作家均未擺脫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套子，難有超出前人之處。清末龔自珍(1792--1841)以其先進的思想，打破了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沉寂，領近代文學史風氣之先。他的詩常著眼於社會、歷史和政治的觀點來揭露現實，使詩成為現實社會的批判工具。後來的黃遵憲(1848--1905)、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等新詩派更是將詩歌直接用做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宣傳載體。
「五四」文學革命中，中國的現代文學誕生了。1917年胡適(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白話詩8首，並提出「詩體大解放」的主張，倡導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的「胡適之體」詩。在新詩誕生過程中，劉半農、劉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創作主力。經過他們的努力，新詩形成了沒有一定格律，不拘泥於音韻，不講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質朴，以白話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詩集有：胡適的《嘗試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兒》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帶著狂飆突進的「五四」時代精神，帶著不同於其他白話詩的鮮明藝術性，為新詩奠定了浪漫主義的基礎。《女神》也是新詩真正取代舊詩的標志。它成功地創造、運用了自由體形式，將新詩推向新的水平。
經過開辟階段，新詩形成了以自由體為主，同時兼有新格律詩、象徵派詩的較為完善的形態。
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們創作了大量的自由體詩，他們的詩多以抒情為主，表現了覺醒後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追求與苦悶。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較為突出。他的詩突出地表現了積極進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詩表達了作者不靠施捨、踏實求索的願望。還有《匆匆》、《自從》、《毀滅》等詩都表現了歷經坎坷與幻滅，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堅韌。文學研究會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創作出版了《繁星》、《春水》兩部詩集。她的這些詩都被稱作「繁星體」。她的「繁星體」詩多表現母愛、童真和自然之情，滿蘊溫柔、憂愁之風。
怒吼的詩指的是瞿秋白和蔣光赤等共產黨員作家的政治抒情詩，其中蔣光赤(1901?/FONT>1931)的詩最多。他的詩中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惡象》、《中國勞動歌》、《哭列寧》等詩一掃當時許多新詩中的纏綿悱惻之調，充滿了陽剛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詩存在內容較空泛的弊病。
在新詩創作中，愛情詩這一領域當屬湖畔詩社的詩最為引人注目，汪靜之(1902-- )、應修人(1900--1933)、潘漠華(1902--1934)和馮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們的詩中所描寫的愛情大膽而袒露，其間所顯現出的質朴、單純的美是最打動人的地方。
寫自由體詩的馮至(1905--1994)也是比較有成就的詩人。他的詩既寫愛情，也寫親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詩集。
提倡格律詩的是新月派。聞一多(1899--1946)為格律詩理論做出了很大貢獻。為建設新格律詩，聞一多提出建設詩歌的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並為此進行了艱苦的創作實踐。聞一多有兩部詩集《紅燭》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愛國主義情感貫穿始終。此外，他的詩還表現了「五四」時期積極向上，進取追求的精神風貌。他的藝術表現方法是浪漫主義的。他常選擇某一形象來托物寄情。他善用貼切的比喻以增強詩的形象性和藝術感染力。他的詩具有他所提出的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這一特點對整個格律派產生過重大影響。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詩人。他的詩主要表達對光明的追求、對理想的希冀、對現實的不滿。表現個性解放、追求愛情的詩在徐志摩的創作中佔有重要地位。他的詩風婉約，文字清爽、明凈，感情渲染濃烈、真摯，氣氛柔婉、輕盈，表現手法講究而多變。他的詩多收於《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游》等詩集中。
幾乎在新月派活躍的同時，象徵派的詩也出現在中國的詩壇上。象徵派的詩既不真實描寫，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採用不同於常態的聯想、隱喻、幻覺、暗示等手段製造朦朧、神秘的色彩。李金發(1900--1976)是象徵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為幸福而歌》等詩集。他的詩反映了「五四」之後一些知識分子面臨茫然的前途時而產生的悲觀情緒。李金發被人稱為「詩怪」，是因其詩怪誕，可讀性較差，但他的詩也有許多成功之處，如詩中大量形象鮮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語言、表現強烈的感覺等皆為許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績較為突出的象徵派詩人還有王獨清、穆木天和馮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詩派以高昂的戰斗激情領詩壇一派風騷。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詩人。他的詩熱情頌揚無產階級革命，生動描繪工人運動的戰斗場面。因為有實際斗爭經驗，所以他的詩感情充沛而真摯又不流於空泛，藝術風格朴實、粗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們的詩》等。左翼詩派的重要代表團體是中國詩歌會。他們的藝術主張是詩歌大眾化，倡導詩歌面向下層人民，歌唱抗日救亡運動，代表詩人是浦風(1911--1942)。
新月派之後，描寫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的現代情緒的現代詩派興起，戴望舒(1905--1950)是現代詩派的主要詩人。他因1928年發表的《雨巷》一詩而獲「雨巷詩人」的美名，曾出版過《我的記憶》、《望舒草》等詩集。這些詩作集中表現了知識分子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幻滅感和孤獨感。他的詩大量採用象徵意象，但因貼近主觀情緒，詩意雖曲折、朦朧但並不過於晦澀。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鮮而貼切。富於節奏感是他的詩的另一特色。
抗戰後詩壇上最重要的詩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詩人是胡風、艾青、田間、亦門、魯藜、鄒荻帆等。在他們的創作中，政治抒情詩佔有很大比重，內容多充滿愛國主義激情，呼喚人們的抗敵鬥志。七月派在藝術上注重以熾烈的激情去撞擊人們的心靈，而不講究文學的雕琢、修辭。質朴、粗獷、奔放是七月詩人共有的藝術特色。
40年代後半期，被後來稱為民歌體的新詩在解放區農村成熟了。民歌體新詩的突出成就表現在李季與阮章競的敘事詩中。
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發表諷刺詩的筆名。他在這一時期的詩結集為《馬凡陀的山歌》，這是當時國統區最有影響的政治諷刺詩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謠、小調寫成，輕松、詼諧而又銳利、潑辣，鋒利的筆鋒掃盪了末日社會的各個角落。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詩歌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新題材、新主題伴隨著新生活應運而生。詩人們滿懷激情抒寫了一首首新時代的頌歌。同時，新的社會也造就出一批詩壇新人和嶄新的作品。他們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遠方去》，森林詩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嚴陣的《老張的手》，未央的《祖國，我回來了》，李瑛的《軍帽下的眼睛》，公劉的《邊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顧工的《喜馬拉雅山下》等。此外，詩歌形式有所創新，吸取民歌營養的信天游、接受外來影響的階梯式、新格律詩等形式相繼出現。
50年代未60年代初，詩歌興起了新民歌運動，發展了傳統民歌。政治抒情詩以獨立的藝術形式在60年代出現，郭小川、賀敬之是當時兩位優秀的政治抒情詩人。這一時期詩歌創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長篇敘事詩的豐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將軍三部曲》以新穎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譽詩壇，李季的《楊高傳》、聞捷的《復仇的火焰》、韓起祥的《翻身記》、王致遠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釗》、田間的《趕車傳》等也都別具特色。
但取得成績的同時，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也存在著題材、主題、形式、風格不夠豐富的缺點。
新時期以來，沉寂十載的詩壇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新景象。詩歌在表現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廣泛借鑒，形式則更趨於鬆散的自由體，風格千姿百態。新時期初期，歡呼勝利、反思歷史的詩歌繼承了現實主義的傳統，並使之繼續發展。與此同時，一批青年詩人，如舒婷、顧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長起來。他們的詩通常表現出一種晦澀的、不同於尋常的復雜情緒，人們謂之「朦朧詩」。
80年代中後期以後，詩壇又出現了自稱為「第三代詩人」的現代派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