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出東門行古詩

『壹』 曹操的詩以什麼見稱

曹操的詩以感情深摯、氣韻沉雄見稱。

在藝術風格上，曹操詩歌朴實無華、不尚藻版飾。它們以感情深摯、氣權韻沉雄取勝。在詩歌情調上，則以慷慨悲涼為其特色。慷慨悲涼，這本來是建安文學的共同基調，不過在曹操的詩中，它表現得最為典型，最為突出。在詩歌體裁上，曹操的樂府詩並不照搬漢樂府成規，而是有所發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漢樂府中都是輓歌，他卻運用舊題抒寫了全新的內容。曹操開創了以樂府寫時事的傳統，影響深遠。建安作家以及從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許多詩人，他們擬作的大量樂府詩，都可以說是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貳』 曹操寫的詩歌有哪些如題 謝謝了

嚴格的說曹操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著有《孫子略解》、《兵書接要》等軍事著作和《蒿里行》、《觀滄海》、《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龜雖壽》等不朽詩篇。後人並且輯有《曹操集》。 曹操手跡曹操的詩歌，極受樂府影響，現存的詩歌全是樂府歌辭。這些詩歌雖用樂府舊題，卻不因襲古人詩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縛，卻又繼承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輓歌，曹操卻以之憫時悼亂。《步出東門行》原是感嘆人生無常，須及時行樂的曲調，曹操卻以之抒述一統天下的抱負及北征歸來所見的壯景。可見曹操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歌，開啟了建安文學的新風，也影響到後來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詩的內容大致有三種：反映漢末動亂的現實、統一天下的理想和頑強的進取精神、以及抒發憂思難忘的消極情緒。 漢末大亂，曹操又南征北討，接觸的社會面非常廣大，故多有親身經驗和體會如《蒿里行》謂漢末戰亂的慘象，見百姓悲慘之餘又見詩人傷時憫亂的感情。故後人謂曹操樂府「漢末實錄，真詩史也」。 曹操生於官宦，對天下具有野心，故懷有統一之雄圖，《短歌行》有謂「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可資明證。其進取之心亦可見出，如《龜雖壽》言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言己雖至晚年仍不棄雄心壯志。 一代裊雄，縱風光一世，亦有星落殞滅之時。曹操對此也感到無能為力，只有作詩感嘆，無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傷，《秋胡行》之低沈情緒，《陌上桑》等遊仙作品中都可見他的消極情緒。 曹操的詩歌形式是十分創新的。他尤擅寫五言體和四言體。《蒿里行》原是雜言，曹操卻以五言重寫，非常成功。四言詩方面，本自《詩經》之後已見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卻繼承了《國風》和《小雅》的傳統，反映現實，抒發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均是四言詩之佳作，使四言詩重生而再放異彩。曹操詩文辭簡朴，直抒襟懷，慷慨悲涼而沉鬱雄健，華美辭藻並不常見，惟形象鮮明，如《觀滄海》一詩：「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寥寥數筆，即能以遼闊的滄海景象，表現詩人的胸襟，不加潤飾。 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真正稱得上為詩人的，曹操得算一個。雖然曹操不是帝王，但勝似帝王。如果有列朝列代帝王之輩的文學成就排行榜的話，曹操倘不是拔得頭籌的冠軍，也是名列前茅的銀牌、銅牌得主。 他的詩，寫得實在的好，絕非那些附庸風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國，凡皇帝，無論識字的，不識字的，無論會寫的，不會寫的，穿上龍袍，坐上龍椅以後，都想在詩詞上「得瑟」兩下，在文學上「顯擺」一通，幾乎成為通病。這其中，寫得最少的為漢高祖劉邦，他衣錦還鄉到了下邳時，吼出過一首《大風歌》，留傳至今。我一直懷疑這位亭長，是否具有寫詩的細胞？如果他以後還寫過一首《小風歌》，或者《微風歌》，也許無妨將詩人這頂桂冠，加在他的頭上。就這一首，僅這兩句，大有可能是秘書之類的文人，如叔孫通之流，現編現謅，當場口授，他記性大概還好，現躉現賣，於是，劉邦就文治武功，兩全其美了。寫得最多的為清高祖弘歷，他簡直像得了寫詩的不治之症似的，一生寫了四萬首詩，差不多接近《全唐詩》的總和，但很遺憾，沒有一句能留傳開來。此人的詩，除以此人的年齡，40000/80，平均每年要寫500首詩，平均每天要寫1至2首，這樣的高產，打死他也辦不到的，因此，只有找御用文人為他作槍手，做代工。外國最高統治者，沒這毛病，凱撒不寫詩，拿破崙也不寫詩，所以中國帝王寫詩，假冒偽劣者多，絕對信不得的。 曹孟德的詩，可以用十二字來評價，一，有氣概，二，有聲勢，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傳唱，弦誦不絕。在中國人的記憶里，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直到今天，還掛在酒鬼口邊。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至今還是上了點年紀的人，不甘退出舞台的座右銘。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這就是在誡勸大家，要珍惜上帝所給予的有限生命周期，到了晚年，尤其不要瞎折騰，不要亂巴結，不要顛三倒四，不要神經錯亂。 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詩人外，他還一手締造了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中國從建安文學起，才出現以寫作為主業，有了不必奉長官意志寫作的自由作家。雖然還是在政府部門做事，雖然也還需搞活經濟一點奉命文學，但大部分時間，可以依個人興趣愛好志向，寫自己願意想寫的東西，這種寫作上的自由，就是曹操開創的，雖然不大，但初創意義相當重大。 曹操在平定呂布，陶謙，公孫瓚，袁紹，袁術以後，公元196年的許都，有了一個初步安定的局面，他騰出手來，努力在文化上有所建樹。他手中握有漢獻帝這張王牌，對士族階層，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招徠作用。「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延攬了一批像崔琰，孔融這樣的大士族和大知識分子，也吸引了王粲，陳琳這樣才華橫溢的作家詩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帶的文化中心。當時，到許都去獻詩作賦，吟文賣字，便是許多有名和無名作家競相為之的目標。於是，便出現了文學史上稱之為「建安文學」的繁榮局面。沒有曹氏父子，也就沒有建安文學。如果當時要成立作家協會，大家肯定會投票曹操，他是眾望所歸，當仁不讓的協會主席。 此其時也，許都的文學氣氛達到了高潮。《文心雕龍》的作者為南朝梁代的劉勰，對活動著許多文人墨客的這個中心，有過這樣一段論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孔融，楊修，陳琳，劉楨，徐幹，阮，應，和從匈奴贖回的蔡琰，真可謂濟濟一堂，競其才華。劉勰距離這個時代約兩個世紀，來寫這段文壇盛事，應該是比較准確，可算是權威性的描寫。 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於曹操統一中原後的休生養息政策，出現了一個安定局面的結果。如果仍同二袁，呂布，劉關張沒完沒了的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的斗一樣，除了樣板戲，就搞不出別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愛詩章」，懂得文學規律，與只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著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踴」的局面出現了。 曹操對文學的重視，在歷代帝王中也是少見的。因為他是貨真價實的詩人，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文化政客。譬如不惜重金，把蔡文姬從匈奴單於手裡贖回來，因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動了。當然，她的父親蔡邕跟曹操曾經很哥們兒，他也不忍老朋友的女兒流落異國他鄉，他下令財政部撥款贖人，這絕對是詩人的浪漫行徑，別的領袖人物未必有這等胸懷，更不可能有這等雅興。蔡文姬回到中原，曹操讓她做一件事，就是將她養起來，提供資金人員，讓她將記得下來的她父親蔡邕已被戰亂毀滅的圖書文字，口授出來，整理成書，不致湮沒，這實在一件了不起的行為。 由此得出結論，文學的發展和繁榮，與時代的關系至大。動亂，則文學終結，安定，則文學復甦。文革期間，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說行時，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證明。 東漢末年，先是黃巾農民起義，九州暴亂，生靈塗炭；後是董卓那個軍閥折騰，戰禍不已。洛陽夷為平地，中原水深火熱，這時候，一切都在毀滅的災難之中，文學自然也陷於絕境。因為農民革命雖然有其推動時代進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壞文明文化，摧毀社會財富的相當消極的方面。董卓，不過是一個穿上戰袍的西涼農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動和黃巾也差不多，都帶有農民革命家的那種仇視文化，仇視知識，仇視人類文明的特點，在破壞人類文明成果的憎恨氣氛里，在硝煙戰火的刀光劍影之中，文學這只鳥兒，只有噤若寒蟬，休想唱出動聽的聲音了。 中原初定，大地回春，經歷了巨大的變亂，遭受了嚴重的劫難以後，人民需要休養生息，這樣，就出現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個性開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機會。所以，「慷慨任氣」，有許多郁結在心的話要傾訴，有許多身受之痛苦要排解，便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的特徵。曹操本人就是一位傷痕文學的作家，他有一首《薤露》詩，寫出了董卓脅帝西遷長安，焚毀洛陽的萬世不貸的惡行：「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盪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由建安文學的發展看到，亂離之世只有遍地哀鴻，而文學確實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適宜的文學氣氛，才能繁榮起來。建安文學的發展，得益於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於相對安定的中原環境，也得益於建安七子為代表的文人個性的解放。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國較早從絕對附庸地位擺脫出來，以文學謀生存的一群專業作家。他們的行為特點是：追求自由不羈，企慕放任自然，贊成浪漫隨意，主張積極人生，對禮教充滿叛逆精神，並強調藝術個性。可以說是中國非正統文人的最早的樣本。魯迅先生認為這種文學態度，可以用「尚通脫」三字來概括。到了魏晉南北朝，由阮藉，嵇康，陸機，潘岳，陶淵明，謝靈運，一脈相承，「通脫」則更加發揚光大，一時成為中國文學發展的主流。 那時，他們的浪漫行徑，風流舉止，自由作風，個性色彩，恐怕連後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國志》稱他「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盪，不治行業。」裴注引《曹瞞傳》稱他「少好飛鷹走狗，游盪無度，」看來，曹操和他的兩個兒子，都是具有浪漫潛質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橋玄文》中，回憶他和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雙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只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 這位後來在《三國演義》里被當作喬國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開這樣的玩笑：你要是經過我的墳墓前，不下車用一隻雞，一壺酒，好好祭奠我的話，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讓你肚子疼，你可別怪罪我。說明曹操雖是執天子以令諸侯的梟雄，但不對他的統治產生危害和威脅，也還是能夠欣賞這種文人的幽默感的。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曹操作為文學家，不愧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為政治家，誰也不能不承認，他殺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這根政治神經的人，不管是作家，詩人，還是其他什麼人，他是一點也不客氣的。文學的每一步前進，總是要付出代價的。任何新的嘗試，總是要打破過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舊秩序維護者的反撲。倘若探索實驗，一旦越出了文學的范圍以外，越過政治雷池，被視作離經叛道，越軌出格的話，就要以文人的腦袋作抵押品了。尤其文人不自量染指權力，插手政治，想得到好果子吃者，通常不會有好下場。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因為他專門跟曹操作對。還有一個徐楨，被曹操送到採石場去勞改的，因為他對曹丕漂亮的妻子甄後，有過邪念。不屬七子之列的楊修，也是曹操殺掉的，至於文學新秀禰衡，雖然不是曹操殺的，但事實上是他用借刀計讓黃祖殺的。 掉腦袋的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禍的緣由。孔融的地位相當高，曾任北海相，到許都後，擔任過將作大匠，也就是建設部長，這還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於他和曹操總過不去，經常發難，加之是孔子後代的號召力，成為士族豪門的代表和知識分子的領袖。他的府邸已成為反曹操的各種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樂部」。這時就不管你的文章寫得多好，和兒時讓梨的美德了，對不起，找了一個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隊伍中的這種敗類，還不俯拾即是，寫了封密告信，檢舉孔融「與白衣禰衡跌盪放言，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 楊修的職務要差一點了，在曹操的指揮部里，只當了個行軍主簿，大概相當於參謀，而且不是作戰參謀，連行軍口令還從別人嘴裡聽說，顯然是閑差了。所以殺他不像殺孔融那樣頗費周章，「擾亂軍心」四個字，就推出去斬首。《三國演義》說是曹操嫉妒楊修的捷才，生了殺心。其實，由於楊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為曹植的嫡系黨羽，出謀劃策，捲入了宮廷接班人的奪權斗爭之中，而且許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實說，文學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學，都有點票友性質，是不能正式登場的。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像曹操這樣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學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沒有出過政治家玩文學玩不好的鬧劇，也沒有出過文學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劇。曹操，不論在文學上，在政治上，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所以，魯迅先生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我想，這是對曹操最有見地的一個評價了。

『叄』 樂府詩《東門行》和古詩十九首中《驅車上東門》，「東門」是一樣的嗎 都是什麼意思

不一樣

樂府詩《東門行》的東門：指主人公所居之處的東城門。

驅車上東門中的「上東門」：指洛陽城東面三門最北頭的門。

『肆』 曹操的詩詞有哪些 曹操的詩以什麼見稱

【曹操詩風】
曹操不但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還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著有《孫子略解》、《兵書接要》等軍事著作和《蒿里行》、《觀滄海》、《薤露行》、《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龜雖壽》等不朽詩篇。後人並且輯有《曹操集》。

曹操手跡曹操的詩歌，極受樂府影響，現存的詩歌全是樂府歌辭。這些詩歌雖用樂府舊題，卻不因襲古人詩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縛，卻又繼承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輓歌，曹操卻以之憫時悼亂。《步出東門行》原是感嘆人生無常，須及時行樂的曲調，曹操卻以之抒述一統天下的抱負及北征歸來所見的壯景。可見曹操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歌，開啟了建安文學的新風，也影響到後來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詩的內容大致有三種：反映漢末動亂的現實、統一天下的理想和頑強的進取精神、以及抒發憂思難忘的消極情緒。

漢末大亂，曹操又南征北討，接觸的社會面非常廣大，故多有親身經驗和體會如《蒿里行》謂漢末戰亂的慘象，見百姓悲慘之餘又見詩人傷時憫亂的感情。故後人謂曹操樂府「漢末實錄，真詩史也」。

一代梟雄，縱風光一世，亦有星落殞滅之時。曹操對此也感到無能為力，只有作詩感嘆，無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傷，《秋胡行》之低沉情緒，《陌上桑》等遊仙作品中都可見他的消極情緒。

曹操的詩歌形式是十分創新的。他尤擅寫五言體和四言體。《蒿里行》原是雜言，曹操卻以五言重寫，非常成功。四言詩方面，本自《詩經》之後已見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卻繼承了《國風》和《小雅》的傳統，反映現實，抒發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均是四言詩之佳作，使四言詩重生而再放異彩。曹操詩文辭簡朴，直抒襟懷，慷慨悲涼而沉鬱雄健，華美辭藻並不常見，惟形象鮮明，如《觀滄海》一詩：「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寥寥數筆，即能以遼闊的滄海景象，表現詩人的胸襟，不加潤飾。

曹操名詩
薤露行
惟漢廿二世，所任誠不良。
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疆。
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
白虹為貫日，己亦先受殃。
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
盪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
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

『伍』 100分求曹操所有的詩詞和寫作背景

嚴格的說曹操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著有《孫子略解》、《兵書接要》等軍事著作和《蒿里行》、《觀滄海》、《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龜雖壽》等不朽詩篇。後人並且輯有《曹操集》。

曹操手跡曹操的詩歌，極受樂府影響，現存的詩歌全是樂府歌辭。這些詩歌雖用樂府舊題，卻不因襲古人詩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縛，卻又繼承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輓歌，曹操卻以之憫時悼亂。《步出東門行》原是感嘆人生無常，須及時行樂的曲調，曹操卻以之抒述一統天下的抱負及北征歸來所見的壯景。可見曹操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歌，開啟了建安文學的新風，也影響到後來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詩的內容大致有三種：反映漢末動亂的現實、統一天下的理想和頑強的進取精神、以及抒發憂思難忘的消極情緒。

漢末大亂，曹操又南征北討，接觸的社會面非常廣大，故多有親身經驗和體會如《蒿里行》謂漢末戰亂的慘象，見百姓悲慘之餘又見詩人傷時憫亂的感情。故後人謂曹操樂府「漢末實錄，真詩史也」。

曹操生於官宦，對天下具有野心，故懷有統一之雄圖，《短歌行》有謂「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可資明證。其進取之心亦可見出，如《龜雖壽》言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言己雖至晚年仍不棄雄心壯志。

一代裊雄，縱風光一世，亦有星落殞滅之時。曹操對此也感到無能為力，只有作詩感嘆，無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傷，《秋胡行》之低沈情緒，《陌上桑》等遊仙作品中都可見他的消極情緒。

曹操的詩歌形式是十分創新的。他尤擅寫五言體和四言體。《蒿里行》原是雜言，曹操卻以五言重寫，非常成功。四言詩方面，本自《詩經》之後已見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卻繼承了《國風》和《小雅》的傳統，反映現實，抒發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均是四言詩之佳作，使四言詩重生而再放異彩。曹操詩文辭簡朴，直抒襟懷，慷慨悲涼而沉鬱雄健，華美辭藻並不常見，惟形象鮮明，如《觀滄海》一詩：「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寥寥數筆，即能以遼闊的滄海景象，表現詩人的胸襟，不加潤飾。

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真正稱得上為詩人的，曹操得算一個。雖然曹操不是帝王，但勝似帝王。如果有列朝列代帝王之輩的文學成就排行榜的話，曹操倘不是拔得頭籌的冠軍，也是名列前茅的銀牌、銅牌得主。

他的詩，寫得實在的好，絕非那些附庸風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國，凡皇帝，無論識字的，不識字的，無論會寫的，不會寫的，穿上龍袍，坐上龍椅以後，都想在詩詞上「得瑟」兩下，在文學上「顯擺」一通，幾乎成為通病。這其中，寫得最少的為漢高祖劉邦，他衣錦還鄉到了下邳時，吼出過一首《大風歌》，留傳至今。我一直懷疑這位亭長，是否具有寫詩的細胞？如果他以後還寫過一首《小風歌》，或者《微風歌》，也許無妨將詩人這頂桂冠，加在他的頭上。就這一首，僅這兩句，大有可能是秘書之類的文人，如叔孫通之流，現編現謅，當場口授，他記性大概還好，現躉現賣，於是，劉邦就文治武功，兩全其美了。寫得最多的為清高祖弘歷，他簡直像得了寫詩的不治之症似的，一生寫了四萬首詩，差不多接近《全唐詩》的總和，但很遺憾，沒有一句能留傳開來。此人的詩，除以此人的年齡，40000/80，平均每年要寫500首詩，平均每天要寫1至2首，這樣的高產，打死他也辦不到的，因此，只有找御用文人為他作槍手，做代工。外國最高統治者，沒這毛病，凱撒不寫詩，拿破崙也不寫詩，所以中國帝王寫詩，假冒偽劣者多，絕對信不得的。

曹孟德的詩，可以用十二字來評價，一，有氣概，二，有聲勢，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傳唱，弦誦不絕。在中國人的記憶里，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直到今天，還掛在酒鬼口邊。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至今還是上了點年紀的人，不甘退出舞台的座右銘。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這就是在誡勸大家，要珍惜上帝所給予的有限生命周期，到了晚年，尤其不要瞎折騰，不要亂巴結，不要顛三倒四，不要神經錯亂。

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詩人外，他還一手締造了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中國從建安文學起，才出現以寫作為主業，有了不必奉長官意志寫作的自由作家。雖然還是在政府部門做事，雖然也還需搞活經濟一點奉命文學，但大部分時間，可以依個人興趣愛好志向，寫自己願意想寫的東西，這種寫作上的自由，就是曹操開創的，雖然不大，但初創意義相當重大。

曹操在平定呂布，陶謙，公孫瓚，袁紹，袁術以後，公元196年的許都，有了一個初步安定的局面，他騰出手來，努力在文化上有所建樹。他手中握有漢獻帝這張王牌，對士族階層，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招徠作用。「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延攬了一批像崔琰，孔融這樣的大士族和大知識分子，也吸引了王粲，陳琳這樣才華橫溢的作家詩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帶的文化中心。當時，到許都去獻詩作賦，吟文賣字，便是許多有名和無名作家競相為之的目標。於是，便出現了文學史上稱之為「建安文學」的繁榮局面。沒有曹氏父子，也就沒有建安文學。如果當時要成立作家協會，大家肯定會投票曹操，他是眾望所歸，當仁不讓的協會主席。

此其時也，許都的文學氣氛達到了高潮。《文心雕龍》的作者為南朝梁代的劉勰，對活動著許多文人墨客的這個中心，有過這樣一段論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孔融，楊修，陳琳，劉楨，徐幹，阮，應，和從匈奴贖回的蔡琰，真可謂濟濟一堂，競其才華。劉勰距離這個時代約兩個世紀，來寫這段文壇盛事，應該是比較准確，可算是權威性的描寫。

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於曹操統一中原後的休生養息政策，出現了一個安定局面的結果。如果仍同二袁，呂布，劉關張沒完沒了的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的斗一樣，除了樣板戲，就搞不出別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愛詩章」，懂得文學規律，與只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著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踴」的局面出現了。

曹操對文學的重視，在歷代帝王中也是少見的。因為他是貨真價實的詩人，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文化政客。譬如不惜重金，把蔡文姬從匈奴單於手裡贖回來，因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動了。當然，她的父親蔡邕跟曹操曾經很哥們兒，他也不忍老朋友的女兒流落異國他鄉，他下令財政部撥款贖人，這絕對是詩人的浪漫行徑，別的領袖人物未必有這等胸懷，更不可能有這等雅興。蔡文姬回到中原，曹操讓她做一件事，就是將她養起來，提供資金人員，讓她將記得下來的她父親蔡邕已被戰亂毀滅的圖書文字，口授出來，整理成書，不致湮沒，這實在一件了不起的行為。

由此得出結論，文學的發展和繁榮，與時代的關系至大。動亂，則文學終結，安定，則文學復甦。文革期間，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說行時，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證明。

東漢末年，先是黃巾農民起義，九州暴亂，生靈塗炭；後是董卓那個軍閥折騰，戰禍不已。洛陽夷為平地，中原水深火熱，這時候，一切都在毀滅的災難之中，文學自然也陷於絕境。因為農民革命雖然有其推動時代進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壞文明文化，摧毀社會財富的相當消極的方面。董卓，不過是一個穿上戰袍的西涼農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動和黃巾也差不多，都帶有農民革命家的那種仇視文化，仇視知識，仇視人類文明的特點，在破壞人類文明成果的憎恨氣氛里，在硝煙戰火的刀光劍影之中，文學這只鳥兒，只有噤若寒蟬，休想唱出動聽的聲音了。

中原初定，大地回春，經歷了巨大的變亂，遭受了嚴重的劫難以後，人民需要休養生息，這樣，就出現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個性開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機會。所以，「慷慨任氣」，有許多郁結在心的話要傾訴，有許多身受之痛苦要排解，便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的特徵。曹操本人就是一位傷痕文學的作家，他有一首《薤露》詩，寫出了董卓脅帝西遷長安，焚毀洛陽的萬世不貸的惡行：「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盪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由建安文學的發展看到，亂離之世只有遍地哀鴻，而文學確實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適宜的文學氣氛，才能繁榮起來。建安文學的發展，得益於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於相對安定的中原環境，也得益於建安七子為代表的文人個性的解放。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國較早從絕對附庸地位擺脫出來，以文學謀生存的一群專業作家。他們的行為特點是：追求自由不羈，企慕放任自然，贊成浪漫隨意，主張積極人生，對禮教充滿叛逆精神，並強調藝術個性。可以說是中國非正統文人的最早的樣本。魯迅先生認為這種文學態度，可以用「尚通脫」三字來概括。到了魏晉南北朝，由阮藉，嵇康，陸機，潘岳，陶淵明，謝靈運，一脈相承，「通脫」則更加發揚光大，一時成為中國文學發展的主流。

那時，他們的浪漫行徑，風流舉止，自由作風，個性色彩，恐怕連後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國志》稱他「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盪，不治行業。」裴注引《曹瞞傳》稱他「少好飛鷹走狗，游盪無度，」看來，曹操和他的兩個兒子，都是具有浪漫潛質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橋玄文》中，回憶他和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雙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只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 這位後來在《三國演義》里被當作喬國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開這樣的玩笑：你要是經過我的墳墓前，不下車用一隻雞，一壺酒，好好祭奠我的話，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讓你肚子疼，你可別怪罪我。說明曹操雖是執天子以令諸侯的梟雄，但不對他的統治產生危害和威脅，也還是能夠欣賞這種文人的幽默感的。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曹操作為文學家，不愧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為政治家，誰也不能不承認，他殺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這根政治神經的人，不管是作家，詩人，還是其他什麼人，他是一點也不客氣的。文學的每一步前進，總是要付出代價的。任何新的嘗試，總是要打破過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舊秩序維護者的反撲。倘若探索實驗，一旦越出了文學的范圍以外，越過政治雷池，被視作離經叛道，越軌出格的話，就要以文人的腦袋作抵押品了。尤其文人不自量染指權力，插手政治，想得到好果子吃者，通常不會有好下場。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因為他專門跟曹操作對。還有一個徐楨，被曹操送到採石場去勞改的，因為他對曹丕漂亮的妻子甄後，有過邪念。不屬七子之列的楊修，也是曹操殺掉的，至於文學新秀禰衡，雖然不是曹操殺的，但事實上是他用借刀計讓黃祖殺的。

掉腦袋的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禍的緣由。孔融的地位相當高，曾任北海相，到許都後，擔任過將作大匠，也就是建設部長，這還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於他和曹操總過不去，經常發難，加之是孔子後代的號召力，成為士族豪門的代表和知識分子的領袖。他的府邸已成為反曹操的各種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樂部」。這時就不管你的文章寫得多好，和兒時讓梨的美德了，對不起，找了一個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隊伍中的這種敗類，還不俯拾即是，寫了封密告信，檢舉孔融「與白衣禰衡跌盪放言，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

楊修的職務要差一點了，在曹操的指揮部里，只當了個行軍主簿，大概相當於參謀，而且不是作戰參謀，連行軍口令還從別人嘴裡聽說，顯然是閑差了。所以殺他不像殺孔融那樣頗費周章，「擾亂軍心」四個字，就推出去斬首。《三國演義》說是曹操嫉妒楊修的捷才，生了殺心。其實，由於楊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為曹植的嫡系黨羽，出謀劃策，捲入了宮廷接班人的奪權斗爭之中，而且許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實說，文學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學，都有點票友性質，是不能正式登場的。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像曹操這樣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學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沒有出過政治家玩文學玩不好的鬧劇，也沒有出過文學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劇。曹操，不論在文學上，在政治上，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所以，魯迅先生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我想，這是對曹操最有見地的一個評價了。

『陸』 求曹操的詩歌及文章.

魏武帝
姓名： 曹操
廟號： 太祖
謚號： 武皇帝
陵墓： 高陵
政權： 曹魏
在世： 155年--220年

曹操（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瞞，沛國譙郡（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中國東漢末年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及詩人。

生平
曹操出生在官宦世家，他的父親曹嵩本姓夏侯，因為後來成為中常侍大長秋曹騰的養子，於是改姓曹氏。曹操年輕時即已文武雙全，《魏書》說他「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三國志》說他「才武絕人」，「少機警，有權數」。

公元175年曹操舉孝廉，任洛陽部尉。公元177年任頓丘令，公元179年娶卞氏為妻，公元180年升為議郎。公元184年，在東漢王朝鎮壓黃巾軍起義的戰爭中起家，任騎都尉。由於鎮壓黃巾軍有功，升任濟南相。後歷任東郡太守、都尉、典軍校尉等職。公元189年董卓入京後，逃亡回家鄉陳留起兵討伐董卓。

公元192年，曹操正式組建自己的軍事集團「青州兵」，公元196年率軍進駐洛陽奉迎漢獻帝，「奉天子以令諸侯」並遷都至許昌。公元200年到公元207年間，經官渡之戰等戰役，打敗袁紹和其它割據軍閥，統一中國北部。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於赤壁之戰中敗於孫權和劉備聯軍，從此奠定中國歷史上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

公元213年，曹操封為「魏公」。公元215年，攻滅漢中的張魯勢力。公元216年，再被晉爵「魏王」，受九錫，設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稱警蹕，並作泮宮。他名義上雖仍為漢臣，權傾朝野，實際上已具備皇帝的權力和威勢，但仍未纂漢自立。曹操死於公元220年3月15日，享年六十六歲，謚曰武王。

公元220年長子曹丕立魏代漢，追尊曹操為太祖武皇帝。他是魏國的奠基人。著有《孫子略解》、《兵書接要》等軍事著作和《蒿行》、《觀滄海》、《龜雖壽》等詩篇。後人並且輯有《曹操集》。

史書評論曹操：「明略最優」，「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資治通鑒》引謀士荀、郭嘉對曹操的評，說曹有十，即「道、義、治、度、謀、德、仁、明、文、武」。著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作於建安十五年（210年），光明磊落，字字真摯。曹操感性地說：「使天下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事實的確如此。

長篇歷史小說《三國演義》裡面，因為文學上的需要，而表現出明顯的貶曹筆法。然而三國志對他的評價，可算是魏蜀吳三國君主之中最高者，陳壽評價曹操為「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後世學者認為，這是《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有意歪曲事實，並沒有正確評價曹操。曹操唯才是用，軍事上戰術戰略靈活多變。他對東漢末年中國北方的統一，經濟生產的恢復和社會秩序的維有著重大貢獻。在內政方面，曹操創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減輕了東漢末年戰時的糧食問題。

曹操詩風

曹操手跡曹操的詩歌，極受樂府影響，現存的詩歌全是樂府歌辭。這些詩歌雖用樂府舊題，卻不因襲古人詩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縛，卻又繼承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行》原是歌，曹操卻以之憫時悼亂。《步出東門行》原是感人生無常，須及時行樂的曲調，曹操卻以之抒述一統天下的抱負及北征歸來所見的壯景。可見曹操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歌，開啟了建安文學的新風，也影響到後來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詩的內容大致有三種：反映漢末動亂的現實、統一天下的理想和頑強的進取精神、以及抒發憂思難忘的消極情緒。

漢末大亂，曹操又南征北討，接觸的社會面非常廣大，故多有親身經驗和體會如《蒿行》謂漢末戰亂的慘象，見百姓悲慘之餘又見詩人傷時憫亂的感情。故後人謂曹操樂府「漢末實錄，真詩史也」。

曹操生於官宦，對天下具有野心，故懷有統一之雄圖，《短歌行》有謂「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可資明。其進取之心亦可見出，如《龜雖壽》言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言己雖至晚年仍不棄雄心壯志。

一代梟雄，縱風光一世，亦有星落殞滅之時。曹操對此也感到無能為力，只有作詩感，無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傷，《秋胡行》之低沈情緒，《陌上桑》等遊仙作品中都可見他的消極情緒。

曹操的詩歌形式是十分創新的。他尤擅寫五言體和四言體。《蒿行》原是雜言，曹操卻以五言重寫，非常成功。四言詩方面，本自《詩經》之後已見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卻繼承了《國風》和《小雅》的傳統，反映現實，抒發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均是四言詩之佳作，使四言詩重生而再放異彩。曹操詩文辭簡，直抒襟懷，慷慨悲涼而沉鬱雄健，華美辭藻並不常見，惟形象鮮明，如《觀滄海》一詩：「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寥寥數筆，即能以遼闊的滄海景象，表現詩人的胸襟，不加潤飾。

家庭

清代安順地戲面具曹操像曹操有二十五位兒子：

曹昂，年輕時曾舉孝廉，為張綉所殺。
曹丕，公元220年迫漢獻帝禪讓帝位，是為魏文帝。
曹彰，綽號黃兒，為一勇將，曾大破代郡烏丸。公元225年封任城王。
曹植，擅長文學，曾作《洛神賦》。雖然得到曹操寵愛，但最終與其兄曹丕爭位失敗，從此在政治上無從施展抱負。公元225年立為陳王。
曹熊，早薨。
曹鑠，早薨。
曹沖，為著名神童，傳說中曾根據浮力的原理為大象秤重。
曹據，公元232年封為彭城王。
曹宇，公元232年封為燕王。
曹霖，公元232年封為沛王。
曹袞，公元232年封為中山王。臨終病重時魏明帝曹對其愛護備至，死後又獲厚葬。
曹，公元211年封為西鄉侯。
曹峻，公元232年封為陳留王。
曹矩，早薨。
曹干，公元232年封為趙王。
曹上，早薨。
曹彪，公元232年封為楚王。公元251年與太尉王凌謀反事，被賜死。
曹勤，早薨。
曹乘，早薨。
曹整，公元217年封為侯。
曹京，早薨。
曹均，公元217年封為樊侯。
曹棘，早薨。
曹徽，公元232年封為東平王。
曹茂，素來與曹操及曹丕不和。公元232年封為曲陽王。

短歌行

其一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其二
周西伯昌，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節不隆。崇侯讒之，是以拘系。 後見赦原，賜之斧鉞，得使征伐。為仲尼所稱，達及德行，猶奉事殷，論敘其美。 齊桓之功，為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正而不譎，其德傳稱。 孔子所嘆，並稱夷吾，民受其恩。賜與廟胙，命無下拜。小白不敢爾，天威在顏咫尺。 晉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賜圭瓚，〔禾巨〕鬯彤弓，盧弓矢千，虎賁三百人。 威服諸侯，師之所尊。八方聞之，名亞齊桓。河陽之會，詐稱周王，是其名紛葩。

秋胡行

其一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牛頓不起，車墮谷間。坐磐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為清角韻，意中迷煩。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 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旁？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旁？負□（「拚」的「厶」改為「合」，音「演」）被裘，似非恆人。謂卿雲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來到此間？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 我居昆侖山，所謂者真人。我居昆侖山，所謂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歷觀，遨遊八極，枕石漱流飲泉。沈吟不決，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昆侖山。 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正而不譎，辭賦依因。經傳所過，西來所傳。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

其二
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游。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游。經歷昆侖山，到蓬萊。飄遙八極，與神人俱。思得神葯，萬歲為期。歌以言志，願登泰華山。 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陽，殊不知老；赤松王喬，亦雲得道。得之未聞，庶以壽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萬國率土，莫非王臣。仁義為名，禮樂為榮。歌以言志，明明日月關。 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大人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為蚩。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 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壯盛智愚，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泛泛放逸，亦同何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

善哉行 其一
古公□（「擅」去提手旁，音「膽」）甫，積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於豳。 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斷發文身。 伯夷叔齊，古之遺賢。讓國不用，餓殂首山。 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聖賢。 齊桓之霸，賴得仲父。後任豎刁，蟲流出戶。 晏子平仲，積德兼仁。與世沈德，未必思命。 仲尼之世，主國為君。隨制飲酒，揚波使官。

其二
自惜身薄祜，夙賤罹孤苦。既無三徙教，不聞過庭語。 其窮如抽裂，自以思所怙。雖懷一介志，是時其能與！ 守窮者貧賤，惋嘆淚如雨。泣涕於悲夫，乞活安能睹？ 我願於天窮，琅邪傾側左。雖欲竭忠誠，欣公歸其楚。 快人由為嘆，抱情不得敘。顯行天教人，誰知莫不緒。 我願何時隨？此嘆亦難處。今我將何照於光曜？釋銜不如雨。

其三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弦激新聲，長笛吹清氣。 弦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 持滿如不盈，有德者能卒。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 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眾賓飽滿歸，主人苦不悉。 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羈？沖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為！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令我哀。

步出夏門行

艷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臨觀異同，心意懷

『柒』 曹操的事跡和寫的詩

曹操對文學、書法、音樂等都有深湛的修養。他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詩歌上，散文也很有特點。 曹操的詩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樂府詩體。內容大體上可分三類。一類是關涉時事的，一類是以表述理想為主的，一類是遊仙詩。 太祖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魏書》） 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典論自敘》，袁伯業名遺，袁紹從兄。） 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鍾嶸《詩品》） 與時事有某種關聯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門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詩，作於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進謀誅宦官事敗，董卓入洛陽作亂；後一篇寫關東各州郡興兵討卓，又各懷野心，互相殺伐，在內容上緊相承接。詩篇以簡練的語言，高度概括地寫出了這一段歷史過程，因此被譽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鍾惺《古詩歸》）。尤其可貴的是，在《蒿里行》詩中他以同情的筆調，寫出了廣大人民在戰亂中所罹的深重苦難：「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苦寒行》作於建安十一年，詩篇描寫冬日太行山區的酷寒、荒蕪、險峻，形象生動，同時也寫出了詩人內心的復雜感受。《步出夏門行》作於建安十二年征三郡烏桓時。該詩包括「艷」（前奏）及四解。「艷」著重寫了詩人出征時的復雜心情。一解「觀滄海」，寫進軍途經碣石時的觀感；二解「冬十月」、三解「河朔寒」，寫歸途中見聞；四解「龜雖壽」，寫取得了這場重要戰役勝利後的思想活動。其中「觀滄海」描寫大海景象，「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氣勢磅礴，格調雄放，映襯出詩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闊大胸懷。「龜雖壽」以一系列生動的比喻，表達詩人對人生及事業的看法：「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是詩人貫徹終生的積極進取精神的真實表白。 以表述理想為主的詩歌有《度關山》、《對酒》、《短歌行》等。前兩篇寫詩人的政治理想。他設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並用的賢君良臣政治。這在漢末社會大破壞的現實背景下，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短歌行》的主題是求賢，以「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等詩句，來抒發求賢若渴，廣納人才，以冀成其大業的心情。 在藝術風格上，曹操詩歌朴實無華、不尚藻飾。它們以感情深摯、氣韻沉雄取勝。在詩歌情調上，則以慷慨悲涼為其特色。慷慨悲涼，這本來是建安文學的共同基調，不過在曹操的詩中，它表現得最為典型，最為突出。在詩歌體裁上，曹操的樂府詩並不照搬漢樂府成規，而是有所發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漢樂府中都是輓歌，他卻運用舊題抒寫了全新的內容。曹操開創了以樂府寫時事的傳統，影響深遠。建安作家以及從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許多詩人，他們擬作的大量樂府詩，都可以說是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曹操在文學上的功績，還表現在他對建安文學（見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設性作用上，建安文學能夠在長期戰亂、社會殘破的背景下得以勃興，同他的重視和推動是分不開的。劉勰在論述建安文學繁榮原因時，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心雕龍時序》）。事實上，建安時期的主要作家，無不同他有密切關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兒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託庇於他的蔭護。可以說，「鄴下文人集團」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質條件基礎上形成的；而他們的創作，也是在他的倡導影響下進行的。 曹操著述，據清姚振宗《三國藝文志》考證，有《魏武帝集》30卷錄1卷、《兵書》13卷等十餘種，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孫子注》。明代張溥輯散見詩、文等145篇為《魏武帝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於張溥輯本。1959年，中華書局據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補充，增入《孫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紀》、《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為《曹操集》。

『捌』 曹操都寫過那些詩詞

嚴格的說曹操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著有《孫子略解》、《兵書接要》等軍事著作和《蒿里行》、《觀滄海》、《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龜雖壽》等不朽詩篇。後人並且輯有《曹操集》。

曹操手跡曹操的詩歌，極受樂府影響，現存的詩歌全是樂府歌辭。這些詩歌雖用樂府舊題，卻不因襲古人詩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縛，卻又繼承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輓歌，曹操卻以之憫時悼亂。《步出東門行》原是感嘆人生無常，須及時行樂的曲調，曹操卻以之抒述一統天下的抱負及北征歸來所見的壯景。可見曹操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歌，開啟了建安文學的新風，也影響到後來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詩的內容大致有三種：反映漢末動亂的現實、統一天下的理想和頑強的進取精神、以及抒發憂思難忘的消極情緒。

漢末大亂，曹操又南征北討，接觸的社會面非常廣大，故多有親身經驗和體會如《蒿里行》謂漢末戰亂的慘象，見百姓悲慘之餘又見詩人傷時憫亂的感情。故後人謂曹操樂府「漢末實錄，真詩史也」。

曹操生於官宦，對天下具有野心，故懷有統一之雄圖，《短歌行》有謂「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可資明證。其進取之心亦可見出，如《龜雖壽》言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言己雖至晚年仍不棄雄心壯志。

一代裊雄，縱風光一世，亦有星落殞滅之時。曹操對此也感到無能為力，只有作詩感嘆，無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傷，《秋胡行》之低沈情緒，《陌上桑》等遊仙作品中都可見他的消極情緒。

曹操的詩歌形式是十分創新的。他尤擅寫五言體和四言體。《蒿里行》原是雜言，曹操卻以五言重寫，非常成功。四言詩方面，本自《詩經》之後已見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卻繼承了《國風》和《小雅》的傳統，反映現實，抒發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均是四言詩之佳作，使四言詩重生而再放異彩。曹操詩文辭簡朴，直抒襟懷，慷慨悲涼而沉鬱雄健，華美辭藻並不常見，惟形象鮮明，如《觀滄海》一詩：「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寥寥數筆，即能以遼闊的滄海景象，表現詩人的胸襟，不加潤飾。

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真正稱得上為詩人的，曹操得算一個。雖然曹操不是帝王，但勝似帝王。如果有列朝列代帝王之輩的文學成就排行榜的話，曹操倘不是拔得頭籌的冠軍，也是名列前茅的銀牌、銅牌得主。

他的詩，寫得實在的好，絕非那些附庸風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國，凡皇帝，無論識字的，不識字的，無論會寫的，不會寫的，穿上龍袍，坐上龍椅以後，都想在詩詞上「得瑟」兩下，在文學上「顯擺」一通，幾乎成為通病。這其中，寫得最少的為漢高祖劉邦，他衣錦還鄉到了下邳時，吼出過一首《大風歌》，留傳至今。我一直懷疑這位亭長，是否具有寫詩的細胞？如果他以後還寫過一首《小風歌》，或者《微風歌》，也許無妨將詩人這頂桂冠，加在他的頭上。就這一首，僅這兩句，大有可能是秘書之類的文人，如叔孫通之流，現編現謅，當場口授，他記性大概還好，現躉現賣，於是，劉邦就文治武功，兩全其美了。寫得最多的為清高祖弘歷，他簡直像得了寫詩的不治之症似的，一生寫了四萬首詩，差不多接近《全唐詩》的總和，但很遺憾，沒有一句能留傳開來。此人的詩，除以此人的年齡，40000/80，平均每年要寫500首詩，平均每天要寫1至2首，這樣的高產，打死他也辦不到的，因此，只有找御用文人為他作槍手，做代工。外國最高統治者，沒這毛病，凱撒不寫詩，拿破崙也不寫詩，所以中國帝王寫詩，假冒偽劣者多，絕對信不得的。

曹孟德的詩，可以用十二字來評價，一，有氣概，二，有聲勢，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傳唱，弦誦不絕。在中國人的記憶里，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直到今天，還掛在酒鬼口邊。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至今還是上了點年紀的人，不甘退出舞台的座右銘。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這就是在誡勸大家，要珍惜上帝所給予的有限生命周期，到了晚年，尤其不要瞎折騰，不要亂巴結，不要顛三倒四，不要神經錯亂。

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詩人外，他還一手締造了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中國從建安文學起，才出現以寫作為主業，有了不必奉長官意志寫作的自由作家。雖然還是在政府部門做事，雖然也還需搞活經濟一點奉命文學，但大部分時間，可以依個人興趣愛好志向，寫自己願意想寫的東西，這種寫作上的自由，就是曹操開創的，雖然不大，但初創意義相當重大。

曹操在平定呂布，陶謙，公孫瓚，袁紹，袁術以後，公元196年的許都，有了一個初步安定的局面，他騰出手來，努力在文化上有所建樹。他手中握有漢獻帝這張王牌，對士族階層，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招徠作用。「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延攬了一批像崔琰，孔融這樣的大士族和大知識分子，也吸引了王粲，陳琳這樣才華橫溢的作家詩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帶的文化中心。當時，到許都去獻詩作賦，吟文賣字，便是許多有名和無名作家競相為之的目標。於是，便出現了文學史上稱之為「建安文學」的繁榮局面。沒有曹氏父子，也就沒有建安文學。如果當時要成立作家協會，大家肯定會投票曹操，他是眾望所歸，當仁不讓的協會主席。

此其時也，許都的文學氣氛達到了高潮。《文心雕龍》的作者為南朝梁代的劉勰，對活動著許多文人墨客的這個中心，有過這樣一段論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孔融，楊修，陳琳，劉楨，徐幹，阮，應，和從匈奴贖回的蔡琰，真可謂濟濟一堂，競其才華。劉勰距離這個時代約兩個世紀，來寫這段文壇盛事，應該是比較准確，可算是權威性的描寫。

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於曹操統一中原後的休生養息政策，出現了一個安定局面的結果。如果仍同二袁，呂布，劉關張沒完沒了的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的斗一樣，除了樣板戲，就搞不出別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愛詩章」，懂得文學規律，與只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著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踴」的局面出現了。

曹操對文學的重視，在歷代帝王中也是少見的。因為他是貨真價實的詩人，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文化政客。譬如不惜重金，把蔡文姬從匈奴單於手裡贖回來，因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動了。當然，她的父親蔡邕跟曹操曾經很哥們兒，他也不忍老朋友的女兒流落異國他鄉，他下令財政部撥款贖人，這絕對是詩人的浪漫行徑，別的領袖人物未必有這等胸懷，更不可能有這等雅興。蔡文姬回到中原，曹操讓她做一件事，就是將她養起來，提供資金人員，讓她將記得下來的她父親蔡邕已被戰亂毀滅的圖書文字，口授出來，整理成書，不致湮沒，這實在一件了不起的行為。

由此得出結論，文學的發展和繁榮，與時代的關系至大。動亂，則文學終結，安定，則文學復甦。文革期間，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說行時，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證明。

東漢末年，先是黃巾農民起義，九州暴亂，生靈塗炭；後是董卓那個軍閥折騰，戰禍不已。洛陽夷為平地，中原水深火熱，這時候，一切都在毀滅的災難之中，文學自然也陷於絕境。因為農民革命雖然有其推動時代進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壞文明文化，摧毀社會財富的相當消極的方面。董卓，不過是一個穿上戰袍的西涼農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動和黃巾也差不多，都帶有農民革命家的那種仇視文化，仇視知識，仇視人類文明的特點，在破壞人類文明成果的憎恨氣氛里，在硝煙戰火的刀光劍影之中，文學這只鳥兒，只有噤若寒蟬，休想唱出動聽的聲音了。

中原初定，大地回春，經歷了巨大的變亂，遭受了嚴重的劫難以後，人民需要休養生息，這樣，就出現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個性開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機會。所以，「慷慨任氣」，有許多郁結在心的話要傾訴，有許多身受之痛苦要排解，便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的特徵。曹操本人就是一位傷痕文學的作家，他有一首《薤露》詩，寫出了董卓脅帝西遷長安，焚毀洛陽的萬世不貸的惡行：「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盪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由建安文學的發展看到，亂離之世只有遍地哀鴻，而文學確實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適宜的文學氣氛，才能繁榮起來。建安文學的發展，得益於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於相對安定的中原環境，也得益於建安七子為代表的文人個性的解放。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國較早從絕對附庸地位擺脫出來，以文學謀生存的一群專業作家。他們的行為特點是：追求自由不羈，企慕放任自然，贊成浪漫隨意，主張積極人生，對禮教充滿叛逆精神，並強調藝術個性。可以說是中國非正統文人的最早的樣本。魯迅先生認為這種文學態度，可以用「尚通脫」三字來概括。到了魏晉南北朝，由阮藉，嵇康，陸機，潘岳，陶淵明，謝靈運，一脈相承，「通脫」則更加發揚光大，一時成為中國文學發展的主流。

那時，他們的浪漫行徑，風流舉止，自由作風，個性色彩，恐怕連後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國志》稱他「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盪，不治行業。」裴注引《曹瞞傳》稱他「少好飛鷹走狗，游盪無度，」看來，曹操和他的兩個兒子，都是具有浪漫潛質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橋玄文》中，回憶他和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雙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只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 這位後來在《三國演義》里被當作喬國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開這樣的玩笑：你要是經過我的墳墓前，不下車用一隻雞，一壺酒，好好祭奠我的話，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讓你肚子疼，你可別怪罪我。說明曹操雖是執天子以令諸侯的梟雄，但不對他的統治產生危害和威脅，也還是能夠欣賞這種文人的幽默感的。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曹操作為文學家，不愧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為政治家，誰也不能不承認，他殺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這根政治神經的人，不管是作家，詩人，還是其他什麼人，他是一點也不客氣的。文學的每一步前進，總是要付出代價的。任何新的嘗試，總是要打破過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舊秩序維護者的反撲。倘若探索實驗，一旦越出了文學的范圍以外，越過政治雷池，被視作離經叛道，越軌出格的話，就要以文人的腦袋作抵押品了。尤其文人不自量染指權力，插手政治，想得到好果子吃者，通常不會有好下場。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因為他專門跟曹操作對。還有一個徐楨，被曹操送到採石場去勞改的，因為他對曹丕漂亮的妻子甄後，有過邪念。不屬七子之列的楊修，也是曹操殺掉的，至於文學新秀禰衡，雖然不是曹操殺的，但事實上是他用借刀計讓黃祖殺的。

掉腦袋的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禍的緣由。孔融的地位相當高，曾任北海相，到許都後，擔任過將作大匠，也就是建設部長，這還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於他和曹操總過不去，經常發難，加之是孔子後代的號召力，成為士族豪門的代表和知識分子的領袖。他的府邸已成為反曹操的各種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樂部」。這時就不管你的文章寫得多好，和兒時讓梨的美德了，對不起，找了一個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隊伍中的這種敗類，還不俯拾即是，寫了封密告信，檢舉孔融「與白衣禰衡跌盪放言，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

楊修的職務要差一點了，在曹操的指揮部里，只當了個行軍主簿，大概相當於參謀，而且不是作戰參謀，連行軍口令還從別人嘴裡聽說，顯然是閑差了。所以殺他不像殺孔融那樣頗費周章，「擾亂軍心」四個字，就推出去斬首。《三國演義》說是曹操嫉妒楊修的捷才，生了殺心。其實，由於楊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為曹植的嫡系黨羽，出謀劃策，捲入了宮廷接班人的奪權斗爭之中，而且許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實說，文學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學，都有點票友性質，是不能正式登場的。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像曹操這樣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學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沒有出過政治家玩文學玩不好的鬧劇，也沒有出過文學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劇。曹操，不論在文學上，在政治上，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所以，魯迅先生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我想，這是對曹操最有見地的一個評價了。

『玖』 古詩 龜雖壽

東漢] 曹操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螣蛇乘霧，終為土灰。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專，壯心不已。
盈縮之屬期，不但在天；
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譯:
神龜的壽命雖然十分長久，但也還有生命終了的時候。
騰蛇盡管能乘霧飛行，終究也會死亡化為土灰。
年老的千里馬伏在馬棚里，它的雄心壯志仍然是一日馳騁千里。
有遠大志向的人士到了晚年，奮發思進的雄心不會止息。
人的壽命長短，不只是由上天所決定的。
只要自己保養得好，也可以益壽延年。
真是幸運極了，用歌唱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吧。

『拾』 曹操的詩風是什麼

曹操的詩文辭簡朴，直抒襟懷，慷慨悲涼而沉鬱雄健，華美辭藻並不常見，但形象鮮明。曹操的詩歌，一反兩漢幾百年間文人詩歌重形式、輕內容的傾向，達到了情文並茂和文質相稱的要求，開啟了「建安文學」的新風，形成一種既內容充實，又有強烈感染力的質朴、剛健、清新、明朗的藝術風格——「建安風骨」。
曹操的詩不僅開創了建安文學一代詩風，對後來文學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而且他以樂府舊題寫時事的作法，也給詩人留下了深刻的啟示。後來杜甫的新題樂府詩和白居易等人所掀起的新樂府運動，都可以追溯到曹操的樂府歌辭上來。 現存的曹操詩歌全是樂府歌辭。這些詩歌雖用樂府舊題，卻不因襲古人詩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縛，卻又繼承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輓歌，曹操卻以此形式對戰亂時期作真切描寫，表露了詩人傷時憫世的感情，寫得蒼涼悲楚。《步出東門行》原是感嘆人生無常，須及時行樂的曲調，曹操卻以之抒述一統天下的抱負及北征歸來所見的壯景。
曹操通過《苦寒行》和《劫東西門行》從不同的角度反映漢末軍旅征戍生活的痛苦。前者描寫山路行軍的艱苦，後者抒發征夫懷鄉之情，這是作者戰爭生活的真實寫照，讀來如歷其境，深切感人。《短歌行》和《龜雖壽》則表現了他統一大下的雄心和進取精神。這兩首是曹詩中的四言名篇，作者悲涼慷慨，以濃烈的抒情氣氛表達自己統一天下的志向，以及為完成末竟的事業繼繽奮發的胸懷。
曹操的詩歌形式是十分創新的。他尤其擅寫五言體和四言體。《蒿里行》原是雜言，曹操卻以五言重寫，非常成功。尤其要肯定曹操在四言抒情詩的巨大貢獻。其《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均是四言詩之佳作，我們學習的《觀滄海》也是四言名篇。入選中學課本的《觀滄海》這種完全寫景的詩在他以前是不曾有過的。因而曹操又是寫景詩的創始者。後來的嵇康、陶淵明等有成就的四言詩都深受其影響。
簡要概括下：曹操詩古直悲涼，文辭簡朴，直抒襟懷，慷慨悲涼而沉鬱雄健，華美辭藻並不常見，惟形象鮮明，如《觀滄海》一詩：「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寥寥數筆，即能以遼闊的滄海景象，表現詩人的胸襟，不加潤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