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搶古詩

Ⅰ "當我離開搖藍時 世界已面目全非"是什麼古詩里的

「當我離開搖籃，世界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大約在兩百多年前，當夏多布里昂回到布列塔尼故鄉時，曾經這樣感慨。因為作家再也尋找不到「兒時的聖馬洛了」，小時候曾在船舶的纜索間玩耍，現在港內看不到船了，而自己出生時的公館也已經變成了旅店。

作為一個異鄉人，我曾經在一個雨水漣漣的季節穿行聖馬洛。記得當時聖馬洛好像正在舉行一場帆船比賽，滿街都是敲鑼打鼓的人，熱鬧非凡。這樣的時候，尤其像我這樣一個喜愛欣賞沿路風景的人，即使有些離愁，也是很難體會夏多布里昂筆下那種「望不見童年」的傷感的。

顯然，這種傷感只有你失去了自己的故土時才可能有刻骨銘心的體會。和夏多布里昂不同的是，在我的傷感里不僅有失去故土的惆悵，更有失去故土的羞恥，而且是在一個鶯歌燕舞的和平年代裡，沒有戰爭，沒有手握刺刀一進村就搶雞的敵人。

我在《尋訪羅曼·羅蘭》一文中曾經慨嘆老家的舊宅在移民建鎮的風潮中被拆除。然而事實上，在我的世界裡，此後幾年老家發生了比拆房子還要嚴重的事情。那就是村子裡的一些古樹被樹販子連根盤走。坦率說，盡管我也時常遭遇人生的挫折，但卻很少失去內心的安寧，然而當我偶然知道老家的古樹早在幾年前便被人強賣一空，其時內心不可不謂翻江倒海、肝腸寸斷。

顯然，在我所有的鄉村記憶里，最牽動我的故鄉之物，便是村莊公共曬場上的一棵老樹。它高大挺拔，有幾十米高，不僅給人昂揚的鬥志，同樣是貫穿這個村莊的幾百年歷史；它同時也是一種溫情，是遊子望鄉的歸所，就像《亂世佳人》里陶樂庄園里的樹，沒有樹，再肥沃的土地也沒有靈魂。我時常想，就像方尖碑之於協和廣場，艾菲爾鐵塔之於巴黎，即使是出於審美考慮，這棵樹之於這個村莊的價值也無可比擬。然而，樹販子竟以「2000元」的價格將其買走。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曾經與父母在田間地頭忙著「雙搶」，邊收割水稻邊聽崔健的《一無所有》，而現在，雖然表面上我在城市裡過得意氣風發，然而我卻失去了心底的家園。我曾經看過一部名為《檸檬樹》(Lemon Tree)的以色列電影：一位巴勒斯坦女果園主，為了保衛自己的果樹，將自己的新鄰居、以色列國防部長告上法庭，因為以色列當局出於安全考慮要砍她的果樹。然而，在女果園主看來，樹有自己記憶，有生命，這些是任何錢財都無法補償的。令人憂傷的是，我所在的村莊，竟然因為「2000元錢」被人變賣了自己的靈魂。

這些年來，有越來越多的遊子，寫下了「故鄉淪陷」的文字。他們站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發問--為什麼我們曾經「熱愛的故鄉」變成了一個自己不願回去的地方？2008年我先後回了三次老家。第一次是在春天，年少時的一位好朋友開著車將我送回村莊。然而我在村裡只待了十幾分鍾，因為這十幾分鍾已足夠我去舊時的曬場看那個大坑與剩下的古樹枯根了。夏季，當我排除內心的倦怠重新回到鄉村，並且居住了不短的一段時間，走訪了些村民，發現沒有誰不為賣樹之事唉聲嘆氣，沒有誰不為此「心中辣痛」。年底，人們還在談論發生在幾年前的這件事情。一位外出打工的人甚至和我談起自己如何細心呵護樹根，希望它能長出新枝。

其實誰都知道，那些曾經見證了幾代人生命的樹，在逝去之後就再也不會回來了。之所以有此一切，只因為當時抗議之聲寥寥，每位村民都像馬鈴薯一樣，散落一地、無依無靠。

有在環保組織工作的朋友和我說，這種古樹賣到城裡，好的能值一二十萬元。然而，村長自作主張時卻可以不顧村民的反對，以一棵六七百元的價格賤賣。當然，村民的反對也並不齊心，許多人怕「得罪人」，全然忘了村長不顧村民意見與權利，得罪諸位在先。

關於是否「得罪人」這個問題，2009年春節時我和一位村民有過交談，他的邏輯很值得回味：「如果我反對村長賣樹，那我就和村長結了私仇，因為我的反對是針對村長個人；而村長賣樹不會和我結私仇，因為他得罪的是大家，而不是針對我個人。」在他看來，同樣是「得罪人」，境界還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