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漁父賞析
A. 屈原的《漁父》與莊子的《漁父》有哪些不同之處
漁父是個高人，來屈原在源《漁父》最後寫到，漁父勸導不成，大笑而去，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我覺得這充分體現了道家順其自然的思想，而屈原把他記載下來，也是充分了解了這種思想，所以，屈原和漁父，平時一定有更多的交流，是道友的關系。
屈原的詩歌，都說大氣磅礴，:沒有特殊的際遇，是寫不出來的，所以，他應該和老子一樣，都是合於道的，人們更多的注意到了他的文學價值，而忽略了從道的角度理解他的詩賦。
可能正是因為他追求道，所以才不屑於和宵小俗人勾心鬥角同流合污。也是他被追權奪利的官僚排擠的原因吧？但大道應是通暢的，不應痛苦，所以他又說，路漫漫而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所以，屈原的內涵，太深厚了！
B. 「漁父」意象總能讓人觸發情思,你能舉出哪些具有「漁父」意象的詩歌
「漁父」形象最早出現在《莊子》一書中。在《莊子漁父》中，作者塑造了一個跟儒專家代表人物孔子屬相對立的人物形象——漁父。文中具體寫了漁父跟孔子的對答，結果孔子對「漁父禮拜有加」。而最早確立「漁父」形象，並賦予其深刻思想內涵，應是屈原的《漁父》篇。
文中通過簡單的語言和動作描寫，勾勒出一個具有豐富思想內涵的漁父形象。縱觀兩文中的漁父，他是隱士的象徵，一方面他保持高潔的品行和情操，厭倦塵世的紛擾，但他並不一味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另一方面追求一種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說到底，漁父形象已幻化為一種文化符號。這個符號就是堅持操守、追求自由這樣一種人生的代稱。
C. 《莊子.漁父》翻譯
杏壇
「杏壇」的復典故最制早出自於莊子的一則寓言。莊子在那則寓言里，說孔子到處聚徒授業，每到一處就在杏林里講學。休息的時候，就坐在杏壇之上。後來人們就根據莊子的這則寓言，把「杏壇」稱作孔子講學的地方，也泛指聚眾講學的場所。後來，人們在山東曲阜孔廟大成殿前為之築壇、建亭、書碑、植杏。北宋時，孔子後代又曲阜祖廟築壇，球植杏樹，遂以「杏壇」名子。
杏壇是孔子教育光輝的象徵，位於大成殿前甬道正中，傳為孔子講學之處，壇旁有一株古檜，稱"先師手植檜"。杏壇周圍朱欄，四面歇山，十字結脊，二層黃瓦飛檐，雙重半拱。亭內細雕藻井，彩繪金色盤龍，其中還有清乾隆"杏壇贊"御碑。亭前的石香爐，高約1米，形制古樸，為金代遺物。該壇建於宋代，四周環植以杏，故名；金代又於壇上建亭。明代後期重修，即今日杏壇。
D. 《莊子.漁父》詩句
題解】
「漁父」為一捕魚的老人，這里用作篇名。篇文通過「漁父」對孔子的批評，指斥儒家的思想，並藉此闡述了「持守其真」、還歸自然的主張。
全文寫了孔子見到漁父以及和漁父對話的全過程。首先是漁父跟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貢談話，批評孔子「性服忠信、身形仁義」、「飾禮樂、選人倫」，都是「苦心勞形以危其真」。接著寫孔子見到漁父，受到漁父的直接批評，指出他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乃是「八疵」、「四患」的行為；應該各安其位，才是最好的治理。接下去又進一步寫漁父向孔子提出「真」；所謂真，就是「受於天」，主張「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最後寫孔子對漁父的謙恭和崇敬的心情。
本篇歷來也多有指責，認為是偽作，但本篇的思想跟莊子一貫的主張還是有相通之處，對儒家的指責不如《胠篋》、《盜跖》那麼直接、激烈，守真和受於天的思想也與內篇的觀點相一致，而且漁父本身就是一隱道者的形象，因而仍應看作是庄派學說的後學之作。
【原文】
孔子游於緇帷之林(1)，休坐乎杏壇之上(2)。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3)，下船而來，須眉交白(4)，被發揄袂(5)，行原以上(6)，距陸而止(7)，左手據膝(8)，右手持頤以聽(9)。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
客指孔子曰(10)：「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11)。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12)？」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13)；身行仁義，飾禮樂(14)，選人倫(15)，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16)，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17)：「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18)；苦心勞形以危其真(19)。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20)！」
E. 莊子 漁父 賞析
杏壇
「杏壇」抄的典故襲最早出自於莊子的一則寓言。莊子在那則寓言里，說孔子到處聚徒授業，每到一處就在杏林里講學。休息的時候，就坐在杏壇之上。後來人們就根據莊子的這則寓言，把「杏壇」稱作孔子講學的地方，也泛指聚眾講學的場所。後來，人們在山東曲阜孔廟大成殿前為之築壇、建亭、書碑、植杏。北宋時，孔子後代又曲阜祖廟築壇，球植杏樹，遂以「杏壇」名子。
杏壇是孔子教育光輝的象徵，位於大成殿前甬道正中，傳為孔子講學之處，壇旁有一株古檜，稱"先師手植檜"。杏壇周圍朱欄，四面歇山，十字結脊，二層黃瓦飛檐，雙重半拱。亭內細雕藻井，彩繪金色盤龍，其中還有清乾隆"杏壇贊"御碑。亭前的石香爐，高約1米，形制古樸，為金代遺物。該壇建於宋代，四周環植以杏，故名；金代又於壇上建亭。明代後期重修，即今日杏壇。
F. 《莊子》心得中，有一篇〔孔子和漁夫〕，這裡面的「漁夫」是誰
「漁父」為一捕魚的老人，這里用作篇名。篇文通過「漁父」對孔子的批回評，指斥儒家答的思想，並藉此闡述了「持守其真」、還歸自然的主張。
全文寫了孔子見到漁父以及和漁父對話的全過程。首先是漁父跟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貢談話，批評孔子「性服忠信、身形仁義」、「飾禮樂、選人倫」，都是「苦心勞形以危其真」。接著寫孔子見到漁父，受到漁父的直接批評，指出他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乃是「八疵」、「四患」的行為；應該各安其位，才是最好的治理。接下去又進一步寫漁父向孔子提出「真」；所謂真，就是「受於天」，主張「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最後寫孔子對漁父的謙恭和崇敬的心情。
本篇歷來也多有指責，認為是偽作，但本篇的思想跟莊子一貫的主張還是有相通之處，對儒家的指責不如《胠篋》、《盜跖》那麼直接、激烈，守真和受於天的思想也與內篇的觀點相一致，而且漁父本身就是一隱道者的形象，因而仍應看作是庄派學說的後學之作。
G. 莊子·雜篇·漁父的介紹
《莊子·雜篇·漁父》是莊子所著的《莊子》中的其中一篇。全文寫了孔子版見到漁父以及和權漁父對話的全過程。首先是漁父跟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貢談話，批評孔子「性服忠信、身形仁義」、「飾禮樂、選人倫」，都是「苦心勞形以危其真」。接著寫孔子見到漁父，受到漁父的直接批評，指出他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乃是「八疵」、「四患」的行為；應該各安其位，才是最好的治理。接下去又進一步寫漁父向孔子提出「真」；所謂真，就是「受於天」，主張「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最後寫孔子對漁父的謙恭和崇敬的心情。
H. 有關《莊子漁父》
杏壇
「杏壇」的典故最早出自於莊子的一則寓言。莊子在那則寓言里，內說孔子到處聚徒授容業，每到一處就在杏林里講學。休息的時候，就坐在杏壇之上。後來人們就根據莊子的這則寓言，把「杏壇」稱作孔子講學的地方，也泛指聚眾講學的場所。後來，人們在山東曲阜孔廟大成殿前為之築壇、建亭、書碑、植杏。北宋時，孔子後代又曲阜祖廟築壇，球植杏樹，遂以「杏壇」名子。
杏壇是孔子教育光輝的象徵，位於大成殿前甬道正中，傳為孔子講學之處，壇旁有一株古檜，稱"先師手植檜"。杏壇周圍朱欄，四面歇山，十字結脊，二層黃瓦飛檐，雙重半拱。亭內細雕藻井，彩繪金色盤龍，其中還有清乾隆"杏壇贊"御碑。亭前的石香爐，高約1米，形制古樸，為金代遺物。該壇建於宋代，四周環植以杏，故名；金代又於壇上建亭。明代後期重修，即今日杏壇。
I. 《莊子.漁父》翻譯孔子楸然曰「請問何謂真
漁父」為一捕魚的老人，這里用作篇名。篇文通過「漁父」對孔子的批評，指斥儒家的思想，並藉此闡述了「持守其真」、還歸自然的主張。
全文寫了孔子見到漁父以及和漁父對話的全過程。首先是漁父跟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貢談話，批評孔子「性服忠信、身形仁義」、「飾禮樂、選人倫」，都是「苦心勞形以危其真」。接著寫孔子見到漁父，受到漁父的直接批評，指出他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乃是「八疵」、「四患」的行為；應該各安其位，才是最好的治理。接下去又進一步寫漁父向孔子提出「真」；所謂真，就是「受於天」，主張「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最後寫孔子對漁父的謙恭和崇敬的心情。
本篇歷來也多有指責，認為是偽作，但本篇的思想跟莊子一貫的主張還是有相通之處，對儒家的指責不如《胠篋》、《盜跖》那麼直接、激烈，守真和受於天的思想也與內篇的觀點相一致，而且漁父本身就是一隱道者的形象，因而仍應看作是庄派學說的後學之作。
【原文】
孔子游於緇帷之林(1)，休坐乎杏壇之上(2)。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3)，下船而來，須眉交白(4)，被發揄袂(5)，行原以上(6)，距陸而止(7)，左手據膝(8)，右手持頤以聽(9)。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
客指孔子曰(10)：「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11)。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12)？」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13)；身行仁義，飾禮樂(14)，選人倫(15)，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16)，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17)：「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18)；苦心勞形以危其真(19)。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20)！」
【譯文】
孔子游觀來到名叫緇帷的樹林，坐在長有許多杏樹的土壇上休息。弟子們在一旁讀書，孔子在彈琴吟唱。曲子還未奏完一半，有個捕魚的老人下船而來，胡須和眉毛全都白了，披著頭發揚起衣袖，沿著河岸而上，來到一處高而平的地方便停下腳步，左手抱著膝蓋，右手托起下巴聽孔子彈琴吟唱。曲子終了漁父用手招喚子貢、子路，兩個人一起走了過來。
漁父指著孔子說：「他是干什麼的？」子路回答說：「他是魯國的君子。」漁父問孔子的姓氏。子路回答：「姓孔」。漁父說：「孔氏鑽研並精通什麼學問？」子路還未作答，子貢說：「孔氏這個人，心性敬奉忠信，親身實踐仁義，修治禮樂規范，排定人倫關系，對上來說竭盡忠心於國君，對下而言施行教化於百姓，打算用這樣的辦法造福於天下。這就是孔氏鑽研精習的事業。」漁父又問道：「孔氏是擁有國土的君主嗎？」子貢說：「不是」。漁父接著問道：「是王侯的輔臣嗎？」子貢說：「也不是」。漁父於是笑著背轉身去，邊走邊說道：「孔氏講仁真可說是仁了，不過恐怕其自身終究不能免於禍患；真是折磨心性勞累身形而危害了他自己的自然本性。唉，他離大道也實在是太遠太遠了！」
J. 屈原的《漁父》與莊子的《漁父》有哪些不同之處
首先是相同的篇名——兩篇都問世於先秦時代（當然有時間先後）的作品，用了同一個篇名——「漁父」，這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純屬巧合？還是後者有意對前者效仿而做了同題文章？抑或兩篇作品同出於一人之手？其次是兩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有漁父，且又通篇幾乎都是漁父與另一主人公的對話——《莊子
漁父》是漁父與孔子（及其弟子）的對話，《楚辭
漁父》是漁父與屈原的對話；再次，兩篇作品中展示的漁父其人及其話語，雖不相同，卻仔細辨別，可以隱隱感覺兩個漁父之間有著一定的內在相通——人物形象或思想理念上的某些類同。
這就引發了我們對這兩篇作品的作者、創作時間、漁父形象，以及作品旨意等的比較、探討和分析，似乎迄今為止，學界尚無人對此作過論述或發表過見解。
先說兩篇作品的作者和創作年代。《莊子 漁父》屬於《莊子》的雜篇之一，《莊子》一書按《漢書
藝文志》載錄是五十二篇，我們今天看到的本子，共三十三篇，此系依據晉代郭象《莊子注》的本子，其中包括內篇（7篇）、外篇（15篇）、雜篇（11篇）三個部分。一般學者認為，內篇系莊子本人所撰，外、雜篇多數為莊子所撰，少數為其弟子所撰，個別篇系後人偽托；也有學者認為，內、外、雜篇絕大多數系莊子本人所撰，少數為其弟子所撰或後人偽托，這個問題至今未有定論。但《漁父》篇在司馬遷《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中有明確記載，說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且《呂氏春秋》所載內容涉及《莊子》的也有《漁父》篇。可見，《漁父》篇為莊子所撰基本不誤。《莊子》一書的產生年代應該在戰國時期（成書年代最遲不會晚於西漢初年），這似乎已是學界的公認了。《楚辭
漁父》按《漢書
藝文志》和東漢王逸《楚辭章句》，認為是戰國時代作品，作者為屈原，王逸說：「《漁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以敘其辭以相傳焉。」對此，後世代表性楚辭學者（如朱熹
、洪興祖、王夫之、蔣驥等）均無異議。有學者根據《漁父》篇中屈原以第三人稱出現並自稱，認為不符合古人創作習慣而懷疑此篇非屈原所作，對此，南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謂：「《卜居》《漁父》，皆假設問答以寄意耳。」認為篇中之問答並非實錄，而是作者有意借問答以寄託己意，清代蔣驥《山帶閣注楚辭》也謂：「漁父有無弗可知，而江潭滄浪，其所經歷，蓋可想見矣。」應該說，這些判斷是符合作品實際的。由此可知，《莊子
漁父》和《楚辭
漁父》都創作並問世於先秦時代的戰國時期，前者出於莊子（或其弟子）之手，後者為屈原本人所撰，也就是說，兩篇《漁父》不是同一個作者所寫，這應該沒有疑問。
那末，為何會出現兩篇完全相同篇名的作品？會否是屈原讀到《莊子
漁父》後產生創作慾望，取其篇名而寫下同題作品，而其意則別有所寄——藉漁父形象作為屈原自身形象之反襯或對照，而其篇中之漁父又與《莊子》漁父之處世理念同中有異？筆者以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理由如下：
其一，莊子其人據《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雖出生於蒙地（亦稱蒙縣），但他一生中曾多次到過楚地或曾居住生活於南方地域（由《莊子》一書所寫內容可知），受南方楚地民俗風情影響，他的思想和作品都深深沾染上了南方浪漫奇特想像的風格，這是屈原可能認同或接受其影響的前提因素。
其二，《莊子》和《楚辭》在文學風格上都表現了極度的浪漫主義，劉師培認為兩者在「敘事紀游，遺塵超物，荒唐譎怪」方面極為類似（《南北文學不同論》），魯迅說它們兩者都是「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摩羅詩力說》），這也就是說，由兩部作品的藝術風格可以透出，屈原和莊子在審美心態上有著不約而同的契合之處。
其三，莊子和屈原與老子都有一定的關系。作為道家人物，莊子的思想中顯然受過老子的影響（後代將老子和莊子共同作為道家思想的創始者），司馬遷的《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對莊子與老子的關系載曰：莊子「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可見，《莊子
漁父》的本旨是要闡明老子的思想學術。而屈原的思想和作品中也很明顯地留有道家和老子的痕跡，《離騷》《惜誦》《思美人》《涉江》等篇中可辨道家思想痕跡，《遠游》篇更是道家思想濃厚，屈原作品與《老子》一樣，都是楚人創作的楚地作品，故而多「書楚語」，多用「兮」字，而其中兩者在韻部上居然有極多相合處，尤為令人驚訝的是，屈原《漁父》篇的「舉世皆濁吾獨清，眾人皆醉吾獨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的句式和用語，居然極似《老子》第二十章中所寫：「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其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你能說屈原作品沒不曾受《老子》影響、沒不曾沾溉《老子》？
其四，兩人的生活年代，幾乎是同時代而略有先後——莊子約在戰國中期，與齊宣王、楚威王同時（見《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所載），屈原則在戰國中晚期，與楚懷王、楚頃襄王同時（見《史記
屈原賈生列傳》所載）。具體來說，莊子生卒年大約在公元前370年前後至公元前280年前後，而屈原的生活年代一般認為大約在公元前343年至公元前290年左右，也就是說，屈原大約比莊子晚出生三十年左右，這應該是他能看到莊子作品的可能條件——時間上稍晚而地域上相近（都處於南方楚地），當然，這里還有個作品傳播的可能性問題，從當時來說，人們的文字傳播工具是竹簡或帛書，地域相近，能夠傳播和看到的可能性較大。
其五，正是由於上述幾點，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屈原能夠具備濡染莊子思想或受莊子作品影響的可能條件。如若我們有興趣對照一下《莊子》和屈原詩歌，會發現它們兩者之間不光藝術表現風格相似，且還有不少句式或語詞上的相同或類似，而這又是判斷兩者之間可能發生關系的依據之一。試看：《九歌》有「乘清氣兮御陰陽」，《莊子》有「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涉江》有「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莊子》有「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悲回風》有「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跡。」《莊子》有「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招魂》有「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莊子》有「昔者十日升出，萬物皆照。」《遠游》有「道可受兮，不可傳。」《莊子》有「道可傳而不可受。」類似的例子還可找出不少。
其六，《莊子
漁父》中漁父的形象，是在與孔子及其弟子對話中顯現的（以與孔子對話為主），其所言的主旨，在於指出孔子的不足（或謂批判孔子）——說孔子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說他提倡仁義、禮樂、忠信、倫理思想，乃是「苦心勞形，以危其真」，主張應該提倡道家的「法天貴真」、返歸自然。孔子弟子對漁父所言並不十分理解，但孔子聞其言後非常明白，他幸運地感到自己遇上了聖人，聽到了聖人一番讓人茅塞頓開的說教——這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啟發了屈原，他要的正是漁父那已被人們（尤其包括孔子）所認可甚至崇拜的對社會與人生的認識理念及其形象，他可以將其借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不是這位漁父在《莊子
漁父》中所說的內容本身，而是由其這番說教在《莊子
漁父》中所鑄就的與孔子鮮明比照的形象，正可以用來反襯屈原自己潔身自好、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大偉岸的品質和形象。有人以為，屈原在流放過程中真有遇見漁父並發生對話的經歷，此篇《漁父》乃此次真實經歷的實錄，筆者以為這不僅與屈原詩歌的整體浪漫想像創作風格不相符合，也不切合人之常理，說屈原的《漁父》篇乃虛實相結合的作品恐怕更符合客觀實際——其表現形式是借鑒虛擬，其思想內涵是真心表露。
其七，兩篇《漁父》作品的整個構思及其過程描寫，雖說不盡相同，卻在框架結構上顯然可辨異中之同——都由漁父和主人公的偶遇開場，又都由對話結束漁夫離去告終，中間正文都是漁父與主人公的對話（皆為作品的核心主體），體現了作者的創作主旨。先看兩個漁父的出場。《莊子
漁父》中的漁父是在船上聽聞岸上「緇帷之林」畔（杏壇之上）有人「弦歌鼓琴」，便於「奏曲未半」之際下船，「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於曲終之時招讀書之人（孔子弟子）發問：「彼何為者也？」於是引出了孔子，並進而由漁父對孔子的直言評論，引發了孔子的敬意和興味，而後有了孔子與漁父的主體對話。《楚辭
漁父》中的漁父出場，相對簡單些，沒有引渡人物，單刀直入，兩位主人公直接出場——屈原「游於江潭，行吟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於是引出了兩人的主體對話。也就是說，從兩個漁父的出場來說，兩篇《漁父》似異實同：都在水邊澤畔——前者是漁父下船上岸，「行原以上」（「原」者，澤岸也），後者則在江潭之澤畔漁父直接遇見屈原；都是作簡單背景交待後，開始漁父與主人公（孔子、屈原）的主體對話。再看兩個漁父的退場。《莊子
漁父》近結尾，孔子一再表示自己對漁父一番說教的感激與欽佩，漁父則希望孔子自勉，而後「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漁父離去後，孔子「待水波定，不聞挐音而後敢乘。」隨後對自己的弟子又發表了一通欽敬漁父的感慨，並斥責弟子的不懂道理。《楚辭
漁父》則是漁父與屈原對話畢，漁父發現自己說服不了屈原，便「莞爾而笑，鼓枻而去。」唱著「滄浪歌」，「遂去，不復與言。」兩個結尾都極有意味，卻又是鮮明的對照，其表現形式可謂異中有同——都在對話結束後漁夫駕船而去，都留下了意猶未盡的餘味。可以說，兩篇作品共同顯示了過程的有始有終和故事的完整有味。
其八，兩個漁父的人物設計，似乎都熟悉或多少了解各自對話的主人公，並能就他們的所言、所行、所遇，坦率地發表自己的見解。《莊子》漁父聞曲而招呼，詢問奏曲者何人何治，而後發表自己的感想，表面上似乎不了解孔子為何人（故詢問孔子弟子），實際上卻在孔子面前故意擺出超乎世人的聖人姿態，指責、教訓、開導孔子；《楚辭》漁父在澤畔巧遇屈原，雖然其時的屈原「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卻能立即辨認出來，謂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可見他不僅認識屈原，且清楚了解屈原昔日的身份與地位，在驚訝屈原的現實境遇後，很自然地發表了一通自己的人生處世哲學，以勸導屈原。
其九，最有意味的是兩篇作品的主體部分，即漁父與兩位主人公的分別對話：前者由引渡人物（孔子弟子）先出場，而後過渡到正文——漁父與孔子的對話，且以漁父為主；後者直接是漁父與屈原相遇後的對話，兩人各述己見。兩個對話，雖篇幅有長短之別，卻分別表現了兩個漁父同中有異的人生觀與處世哲學觀，由此凸現了兩位主人公完全不同的處世哲學與人生哲理，給讀者留下了深長的意味。具體地看，《莊子
漁父》中漁父闡發的內容，既針對孔子而言，實際也是道家學說的展示，莊子的學說本歸於老子，《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中記載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答話，孔子聽後對弟子感慨，說自己見到老子猶如見到了乘風雲而上天的龍，這與《莊子
漁父》所載內容幾乎是異曲同工——孔子弟子聞聽漁父之言，轉告孔子，孔子對弟子發感慨，說這是遇上了聖人，隨即追問於漁父，聆聽了漁父一番宏論教誨。從漁父對待孔子的倨傲之態和頗帶鄙夷的言辭說教，我們可以看到，莊子這篇《漁父》不只借漁父之口表達了道家「法天貴真」的思想，且對儒家的仁義忠孝觀念和禮樂制度作了不留情面的批判，漁夫的這一形象，某種程度上似有老子形象的影子，這是莊子有意設計的人物。與此相對應，《楚辭
漁父》中的漁父，是個避世隱身者，他信奉並宣揚「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決其泥而揚其波？」在他得知屈原的遭遇後，提出了應該識時務、明世理、「與世推移」的主張，認為人在世上不必固守不移——「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這個主張，這個形象，與《莊子》的漁父實在有著相類之處，《莊子》漁父對孔子說「人有畏影惡疾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兩位漁父的勸戒，是否有點異曲同工——形不似而神似，言不同而意同？筆者以為，大約正是因為如此，屈原才會將《莊子》的漁父用來作為自身形象的陪襯，以烘托自己「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從而顯示一位潔身自好、高風亮節者的偉岸形象。朱熹說得不錯：「漁父蓋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設詞耳。」。（《楚辭集注》）其實這個漁父乃是一個君子有道行其志、無道全己身、道異則不相與謀的人物，他在勸導屈原不成功後離去時所唱的「滄浪歌」，其寓意很清楚：「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就是說，滄浪之水清的時候，是世道清明、士可升遷之時——應該在此時抓緊時機修飾冠纓而赴仕，滄浪之水濁的時候，乃亂世昏暗之時，士人應該適時地隱遁而去，不應猶豫滯留，強作姿態而自討苦吃。漁父其實是說了一個在他本人和當時一般人看來清楚不過的道理，但可惜屈原並不聽從。屈原寫這篇《漁父》的目的正是要反其意而用之，以進一步突出自己為理想抱負的實現而矢志不渝的堅定意志，如果他信從了漁父的哲學，那就不是屈原了，也更不可能有這篇《漁父》作品了。這里，順便應該提及，唐人成玄英《莊子疏》認為，《莊子》中的漁父是越國人范蠡：「漁父，越相范蠡也，輔佐越王勾踐，平吳事迄，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變易姓名，號曰漁父，即屈原所逢者也。」[5]
這絕對是臆測之見，范蠡的生活年代在吳越之爭時代，吳王夫差在位是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76年，即便吳王敗亡後，范蠡還生活了多年，那也無論如何不會超過100年，須知，莊子的生年約在公元前370年左右，屈原的生年約在公元前343年，也就是說，范蠡和莊子、屈原決不可能生活於同一時期，怎麽可能莊子時代的漁父是范蠡，且他又與屈原相逢呢？這不成了生造的歷史笑話？！不過，成玄英的這一誤斷，倒是讓我們由《莊子
漁父》想到了《楚辭 漁父》，因為他由注釋《莊子》的「漁父」而提及了屈原。
綜合上述分析和闡述，我們應該可以初步得出判斷：屈原的《漁父》很可能是一篇受《莊子 漁父》啟發而有意創作的作品，他借用了《莊子
漁父》中漁父的人物及形象、故事框架結構和漁父與主人公的對話形式，變換了其主要內容，改變了主題內涵，藉此為自己的思想情感表達和人物形象塑造服務，從而完成了一篇與《莊子
漁父》同題卻內涵完全不同的新作品，在中國詩歌史和文學史上為屈原詩歌創作的成就和自身形象的豐滿高大，增添了必不可少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