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要賞析紅高粱

A. 莫言《紅高粱》的藝術特點是什麼

藝術特點

1、《紅高粱》小說的主題思想既張揚活得豪爽、個性解放、坦坦盪盪的生命觀，又歌頌英勇抗日的愛國主義精神。

2、敘事藝術

粗俗又崇高的人物對白，愛憎交織的場面敘述。

打破了敘事視角的常規用法將多種敘事視角交替使用達到了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

在全知和限知的敘事視角中來回穿梭，在講述別人故事的同時，也在聆聽著別人講故事。

能夠自如地掌控敘事節奏還能給讀者以足夠的想像空間，在敘述上真正做到用技而不炫技，主觀又不失公允。

3、弘揚積極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個性解放精神，重建創造精神等。

(1)簡要賞析紅高粱擴展閱讀

莫言首評《紅高粱》結尾：不符合科學但符合藝術

電視劇《紅高粱》專家研討會日前在京召開，《紅高粱》原著作者莫言表示他出國期間看到海內外華人熱追電視劇版《紅高粱》，他特別提到《紅高粱》結局九兒慷慨赴死這場戲雖然不符合科學，但是符合藝術，符合觀眾的心理需求。

對於電視劇版《紅高粱》，原著作者莫言表示，因11月6日去美國，他只看了30多集，但每集他都看得很仔細，看完後也生出很多感想。而赴美期間，海外華人對電視劇版《紅高粱》的喜愛，更是讓他清晰地感受到《紅高粱》的巨大魅力。

莫言說，赴美期間他發現很多身在美國的華人都在追看《紅高粱》，反映也都是正面的、肯定的。尤其是他們在異國他鄉看到這樣帶有強烈中國風格、中國鄉土精神的電視劇，喚起的思鄉之情，更讓他感到非常振奮和高興。

完成拍攝，將它完美呈現出來，完成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工程，莫言也表示由衷地感謝。他表示電視劇版《紅高粱》弘揚了愛國主義精神，是符合我們愛國主義主旋律的電視劇；

充分展現了我們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中正面的部分，其故事的講述，曲折、豐富、豐滿，堪稱精彩；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更是塑造出一群形形色色的豐滿和比較豐滿、個性十分鮮明的人物。以一部作品來說，有這幾點就足以站得住腳。

莫言還特別提到了電視劇的結尾部分，「在大結局中九兒提著酒的情節，酒是不可能引發那麼大的爆炸，因為酒燃燒，冒出的火苗是藍色的，不會像汽油那樣引發沖天大火強烈爆炸，這個雖然不符合科學，但是符合藝術，符合老百姓的心理需求。」

B. 用文學文本知識分析紅高粱

文本;色情文學小說 (該文本形式常見於後現代的網路小說)
毋庸贅言，作為莫言的小說和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已是當代中國文化的一座豐碑。而附著其上的過去和現在的種種榮譽與論說，層層堆砌，使其成為上世紀80年代的一片文化高地。對於現今神往80年代文化熱潮，甚至結集出專著《追尋80年代》的文化精英而言，小說和電影《紅高粱》有著一切至今令其懷想的時代印記：那是政治禁錮松解西方思想湧入下的眾聲喧嘩，那是文化啟蒙後的理性回歸，那是充斥著宏大理想的個體覺醒，那是尚且尋根又急欲奔跑的大寫的人，那是飛揚的激越和濃烈的叛逆。對於彼時31歲的軍旅作家莫言而言，中篇小說《紅高粱家族》引起文壇矚目，證明自己吸收西方現代主義陽光雨露而紮根於魯迅、茅盾、趙樹理開辟耕耘的鄉土文學沃土，終獲根深苗壯花果香。對於昔日38歲，攝影系畢業後分入西影廠的張藝謀而言，是在《人民文學》上看到的那一篇令他耳目一新的文章，然後毫不猶疑自掏腰包買下的改編權。顯然，來自民間底層，又從「文革」後重開張的電影學院畢業的張藝謀，正好在這種接受了現代文學觀念，拋卻沉滯的意識形態宣說，而將歷史的解釋權放到民間、個體身上的鄉土尋根文學上，找到了不安分的革新沖動和創造力飛揚的基點。他不同於前輩第三、四代導演，沒有固守的文化代溝。莫言富於魔幻主義色彩的文字描寫，充滿個性的想像，正適合出身於攝影師的張藝謀運用電影視覺造型，創造瑰麗銀幕奇觀。而意識流小說的形式，多重人稱的敘述方式，更完全符合電影時空自由，敘事視點多樣的特性。終於，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取文學原作之魂，闡發自我美學主張之神。一反過去拄著文學拐杖亦步亦趨，以電影語言圖解，或曰翻譯文字的陳舊電影觀。以鏡頭語言之狂放，書寫文學想像之熱烈，重塑了電影影像本體美學。最終締造了八十年代第五代導演的電影神話。也讓《紅高粱》這一文本，從文學傑作成為大眾文化經典。
以電影之形色聲光映現於銀幕上的《紅高粱》，當然更加彭勃奔放，詩意浪漫。但正如張藝謀所言：「不想弄得有各種社會、人類意識，拍簡單點，拍好看了，把人對生命熱烈的追求說出來。」原作復雜的歷史線索，人物關系，被線性敘事，典型化人物取代。張藝謀在打出個人的、極致的視聽造型風格之外，削弱了原作的深度。使豐富多義的原作歷史敘述，變為吹拉彈唱，粉墨春秋的歷史舞台，東方奇觀。

C. 紅高粱的作品鑒賞

《紅高粱》小說的主題被詮釋為弘揚積極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個性解放精神，重建創造精神等，其意圖是藉助高密東北鄉民間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來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喚強有力的生命形態，呼籲中華民族要自尊自強，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質。
《紅高粱》小說的主題思想既張揚活得豪爽、個性解放、坦坦盪盪的生命觀，又歌頌英勇抗日的愛國主義精神。所謂「個性解放」，指「人」的個性的解放。「人」是「靈」與「肉」，「神性」與「獸性」，「精神」與「物質」，「社會的人」與「自然的人」的統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與自然情慾。魯迅提出人所必需的「生存、溫飽、發展」又予以限定——呼喚感性形態的「生」的自由與歡樂；又注重「限制縱欲」，明確提出要用「理性」對自然本能進行適當的抑制與調節：「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既要求自由發展自我，又講究自我控制與自我負責，理性和非理性的互相聯系、滲透與制約。《紅高粱》既描寫與肯定了「我爺爺」余占鰲、「我奶奶」戴鳳蓮旺盛的生存本能與自然情慾、充盈的感性生命的自由與歡樂；同時，又描寫與肯定了他們的另一側面，即「社會的人」的「理性生命」。余占鰲面對劫賊的劫財劫色，目睹戴鳳蓮這一弱女子向自己求助的「亢奮的眼睛」，實難苟安，只得沖上去鏟除劫賊。他遵循的就是民間廣為流傳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准則。有些論者將「高粱地野合」說成是余占鰲佔有戴鳳蓮，實在冤枉。
小說的描寫很清楚：「奶奶和爺爺在生機勃勃的高粱地里相親相愛，兩顆蔑視人間法規的不羈心靈，比他們彼此愉悅的肉體貼得還要緊。」他們不僅是「感性生命」的兩情相悅，而且更是「理性生命」的兩顆反叛封建強迫婚姻之心的相通。再者，就在這個高粱地里，戴鳳蓮「六神無主，淚水流到腮邊」，向余占鰲求救地訴說：「他真是麻風。」而單家父子憑借強大的經濟勢力，置戴鳳蓮的誓死反抗與全體村民的沉默反對於不顧，實際上即將強行用麻風病菌慢性屠戮一個16歲的花季少女。你死我活，別無選擇。余占鰲清醒地看透了事態的嚴峻與緊迫，毅然先下手鏟除了這兩個企圖殺人於無聲的兇手。這不僅於情，而且於理，甚至於民間的不成文法，他的選擇都是對的。此外，余占鰲與戴鳳蓮投身於民族革命戰爭，伏擊日軍車隊，顯然既是出於對日寇的痛恨與憤慨之情，也是為了衛國保家鄉的崇高目的。《紅高粱》所描寫與歌頌的是「靈」「肉」結合、「情」「理」統一的爺爺、奶奶們的敢想、敢做、敢愛、敢恨的氣概。除了「張揚個性解放」的主題以外，也有些評論實際上認為，《紅高粱》表現的是抗日愛國的主題。例如《遊魂的復活》一文寫道：作家「只是要復活那些游盪在他的故鄉紅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於是，投身於民族革命戰爭的人民化為劉羅漢、余占鰲、奶奶、豆官等個性奇異的人物；而這些高於民族精神的人格，又融匯到特殊氛圍——那無邊無際散發著甜腥氣息的紅高粱地，成為悲壯、神聖、永恆的象徵。」這顯然即「誓死反抗日本侵略保家衛國的英雄人民永垂不朽」的形象表述。「個性解放」與「抗日愛國」這兩種主題都是頗為接近小說文本的。
《紅高粱》作品講述了余占鰲領導的游擊隊是一支理性的有目的、有組織、經過訓練的民間抗日武裝。在日本侵略軍的魔爪伸進高密東北鄉之際，「余司令樹起抗日旗」，拉起抗日的隊伍，目的明確，劍指鬼子。他請任副官擔任教官，既開展政治教育，又進行軍事訓練。「高粱紅了，東洋鬼子來了，國破了，家亡了，同胞們快起來，拿起刀拿起槍，打鬼子保家鄉」，唱出了他們衛國保家的心聲。大刀、土炮、鳥槍、老漢陽、兩支手槍與三支大蓋子槍，是他們訓練與殺敵的武器。游擊隊紀律嚴明，對余占鰲有養育之恩的叔父余大牙強奸民女，司令抑制私情，最終按照任副官的意見，將他就地正法。游擊隊堅持聯合禦侮，當余司令和冷支隊長發生爭執，戴鳳蓮說：「這不是動刀動槍的地方，有本事對著日本人使去。」余司令甚至忍辱負重地說：「誰是土匪？誰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國的大英雄。」他還教育兒子豆官要把「槍子兒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游擊隊「連聾帶啞連瘸帶拐不過40人……擺在大路上，30多人縮成一團，像一條凍僵了的蛇」，就是這么一支隊伍，卻在一場伏擊中消滅了包括一名少將在內的日軍車隊四五十個鬼子官兵。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具有寧願戰死也要保家衛國的大無畏犧牲精神。
作品還通過敘述者「我」對爺爺奶奶們的抗日業績，或寓論於敘，或直接贊美。「我」稱贊爺爺為「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我」記敘道：爺爺1958年從日本歸來時，村裡舉行了盛大的典禮，縣長尊爺爺為老英雄，給他敬酒，說他給全縣人民帶來了光榮。「我」稱贊爺爺輩的父老鄉親們「精忠報國，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我」認為：「用鐵耙擋住鬼子汽車退路的計謀竟是我奶奶這個女流想出來的。我奶奶也應該是抗日的先鋒，民族的英雄。」「我」還寫道：「奶奶……這一擔沉重的拤餅，把她柔嫰的肩膀壓出了一道深深紫印，這紫印伴隨著她離開了人世，升到了天國。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榮的標志。」作家莫言說：《紅高粱》的敘述者「我」採取的「全知全能」「這種視角同時也是一種對歷史的評判態度。」這種「評判態度」既然是「歷史的」，無疑是客觀公正的、實事求是的。
小說《紅高粱》不僅張揚了個性解放，而且還頌揚了抗日愛國的頑強意志與犧牲精神。文學作品這種啟蒙與救亡的雙重主題是對五四傳統的繼承，五四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都是在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日益加劇，民族危機感和民族自強、自立以及救亡的歷史要求日益緊迫的時候。也正為此，五四那一代，在強調個性解放時，同時強調了自我犧牲精神。 一、敘事語言——審美還是審丑
《紅高粱》的整個符號系統就是一個多側面多層次的審美范疇，其中的人物語言是粗話、臟話、野話、葷話、罵人話、調情話等粗俗污穢的鄉村用語，是典型的高密農民在說話，這種在旁人看來近乎瘋癲的語言在小說的環境中卻有一種獨特的美感，這種語言風格表現了作者獨特的審美趣味。
（ 一） 粗俗又崇高的人物對白
《紅高粱》中的人物對白是作品的一大亮點。個性化的民間口語貫穿於故事的始終，在撲面而來的鄉土氣息中，讀者既能感受到民間口語原汁原味的「粗俗」，又能聽到粗俗背後那份源自生命底層最原始、最崇高力量的吶喊。
二段對白：
1、余司令大喊一聲：「日本狗！狗娘養的日本！」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義一腳，說：「你娘個蛋！沒有頭還會說話！」
2、「天賜我情人，天賜我兒子，天賜我財富，天賜我三十年紅高粱般充實的生活……天，什麼叫貞節？什麼叫正道？什麼是善良？什麼是邪惡？你一直沒有告訴過我，我只有按著我自己的想法去辦，我愛幸福，我愛力量，我愛美，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罰，我不怕進你的十八層地獄。」
第一段對白是「我爺爺」余占鰲帶領游擊隊打日本鬼子時的幾句話河以說是臟字連篇河謂粗俗。寥寥幾句話就將一個粗野豪放、蠻橫頑強的土匪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字里行間透露出的匪氣和英雄氣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這里，很難將余占鰲的臟話歸結為一種粗鄙的表現，在抗日的民族大義面前，這幾句臟話因為飽含了一個中華男兒的血性而變得真實可感、豐滿崇高。
第二段對白是「我奶奶」臨死前對這一生的總結。她敢愛敢恨敢想敢做不怕天譴不怕報應把跟「我爺爺」在高粱地里野合說成是「對自己身體做主」把和長工羅漢大爺偷情說成是「對幸福的追求」視貞節於無物視名譽為糞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奶奶」的所言所語、所作所為有悖於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對女子貞節操守的要求，是一種不守婦道的放盪表現。但從「我奶」最後的話語中，讀者全然不會覺得這是一個水性楊花、貪戀肉慾的女人在強詞奪理，而是一個大膽熱烈的女權衛士對幸福、對生命的執著追求。莫言作為一個立足於民間的作家，他筆下人物的語言充滿了泥土的氣味，在《紅高粱》中，能從人物的語言里聽到來自於底層農民特有的說話風格和特點，粗俗中顯質朴，粗俗中顯崇高，這看似矛盾的語言特點在莫言獨具匠心的敘事藝術中得到了和諧的統一。
（二）愛憎交織的場面敘述
場面描寫一直是莫言的拿手好戲，莫言在場面描寫中喜歡使用通感，而且想像離奇大膽，語言汁液橫流，飽滿生動，給人一個更廣闊的想像世界和更復雜的感覺空間。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創作者要有天馬行空的狂氣和雄風。無論在創作思想上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必須有點邪勁兒。」在小說《紅高粱》中，充斥了大量的場面描寫。對高粱地的場面描寫：
1、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濕的高粱在霧洞里憂愷地注視著我父親，父親也虔誠地望著它們。父親憂然大悟，明白了它們都是活生生的靈物。它們根扎黑土，受日精月華，得雨露滋潤，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奶奶注視著紅高粱，在她的眼睛裡，高粱們奇橘瑰麗，奇形怪狀，它們呻吟著，扭曲著，呼號著，纏繞著，時而像魔鬼，時而像親人，它們在奶奶眼裡盤結成蛇樣的一團，又呼喇喇地伸展開來，奶奶無法說出它們的光彩了。
莫言對同一片高粱地選用了語體色彩截然相反的敘事語言。這既是作者主觀情感的宣洩又是對作品主題的側面烘托。第一個語段是「我父親」 追隨著「我爺爺」去打鬼子潞過高粱地時的所思所想。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著生機和希望而紅高粱就是這片土地永遠的主人，它們受雨露滋潤，得天地精華，世世代代生長在這里，見證了高密東北鄉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池見證了黑土地上英雄兒女保衛家園、反抗侵略的壯舉。「我父親」站在高粱地面前的思想活動，就像一個虔誠的教徒在佛祖面前朝聖、祈禱。在這段描寫中，莫言賦予了紅高粱最飽滿的靈魂和最偉大的生命。他以紅高粱作為隱喻，實際上是在謳歌像紅高粱一樣生生世世守衛著自己家園的民族英雄。在小說的結尾處，莫言這樣寫道：「謹以此文召喚那些游盪在我們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們的不肖子孫，我願扒出我的被醬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個碗里擺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饗！尚饗！」這種直抒胸臆的情感宣洩是對《紅高粱》主題最好的診釋，體現了作者對故鄉土地上像紅高粱一樣堅毅的人們最由衷、最熱烈的愛。
第二個語段是「我奶奶」臨死前眼中的紅高粱景象。在這里，紅高粱儼然已從上帝變成了魔鬼，它們用最醜陋的形態最惡心的聲音將「我奶奶」一步步送到了生命的終點。同樣的一片高粱地，卻出現了強烈的情感反差，這看似矛盾，但只要認真閱讀一下文本就會明白作者這樣寫的意圖。「我奶奶」是在給抗日部隊送飯的路上死於日本人的槍口之下，在莫言筆下，這片紅高粱就是埋葬「我奶奶」 的墳墓， 它們嗜血成性，丑惡骯臟，這正是對日本侵略者罪惡行徑的真實寫照。
莫言愛這片高粱地，因為它養育了一代代英勇不屈的高密子孫。恨這片高粱地，因為它見證了悲慘的歷史，浸染了人民的鮮血。這種矛盾的情感用莫言自己的話說就是：「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崛凝、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的地方。」作為先鋒文學的代表人物 莫言在營造美醜時，十分注重語言的誇大和張力，美就要美得徹底，丑就要丑得變形，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的創作意圖得到最深刻的凸顯。小說中對紅高粱的反差描寫也是作者一貫敘事風格的集中體現。
二、敘事視角——誰在講故事
在小說《紅高粱》中作者打破了敘事視角的常規用法將多種敘事視角交替使用達到了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
小說《紅高粱》主要講述的是「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愛情故事。從故事層面上看，「我」並沒有在現場直接參與到故事，並不知道「我爺爺」和「我奶奶」的心理活動。按照一般的敘事手法作者完全可以採用第三人稱外視角進行敘述然而在《紅高粱》中， 「我」不僅作為一個公開露面的敘述者，而且還成為了故事的組成部分，「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故事以「我」的敘事聲音為基點，在歷史與現實之間來回穿梭。這樣的敘事視角直接把「我」帶入到了故事的語境，帶入到了歷史的現場。所以作為敘事者的「我」不僅不是局外人而且還能夠知道「我爺爺」 、「我奶奶」的言行和心理活動甚至知道一些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如「我」可以嗅到「奶奶夾襖里散出的熱烘烘的香味」，可以聽到「我奶奶」坐在花橋里「心跳如鼓」河以看到「我爺爺」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具體細節。
從小說的內容來看，「我奶奶」在我出生前就已經死去，「我爺爺」也沒有對「我」進行直接地講述，顯然，「我」根本不可能從當事人的口中知道這些私密的事件，也不可能從其他人的口中得知。然而作為敘述者的「我」卻憑借歷史想像超越時空的界限追述了那些「我」並不在場的歷史。不僅如此，「我」還可以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對他們發表評論：「我深信，我奶奶什麼事都敢幹只要她願意。她老人家不僅僅是抗日英雄，也是一個性解放的先驅，婦女自立的典範。」莫言在創作思想和藝術上受哥倫比亞魔幻現實主義作家馬爾克斯的影響很大，魔幻現實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利用「魔幻」般的視角拉近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莫言同樣引用了這種手法，只不過把「馬貢多」換成了「高密東北鄉」從這一點來說《紅高粱》中「我」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是作者對魔幻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借鑒和創新。但是在小說《紅高粱》中，「我」並不是從始至終都是全知全能的，在對許多場景的描寫中作者又採用了第三人稱外視角，這就由「我」在講故事變成了「他們」講自己的故事。如小說的結尾處這樣寫道：父親從河堤上檢起一張未跌散的扦餅，遞給爺爺，說：「爹，您吃吧，這是俺娘擀的拤餅。」爺爺說：「你吃吧！」父親把餅塞到爺爺手裡，說：「我再去檢。」父親又檢來一張拤餅，狠狠地咬了一口。在這段描寫中，作者沒有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也沒有發表一句評論，而是跳到故事外面，以人物對話的形式，冷靜客觀地還原了當時的現場。「我父親」和「我爺爺」吃著死去的「我奶奶」擀的拤餅，並沒有流露出悲傷的神色，也沒有過多的言語交流。在經歷了戰爭的洗禮後，生死在他們眼中變得淡然。莫言以一種「無聲勝有聲」的冷靜描述，給讀者帶來了強烈的情感沖擊，這種震撼並不是作者用語言可以營造的，而是讀者在結合了自己人生經歷的基礎上的一種深層次的情感體驗。
縱觀整部小說，莫言在全知和限知的敘事視角中來回穿梭，在講述別人故事的同時，也在聆聽著別人講故事。限知視角的使用消解了文本中「我」的存在，給讀者以公正客觀的感覺。全知視角的使用又使「我」在故事中無處不在，彷彿是「我」在講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件事情。這種看似矛盾的視角轉換使莫言不但能夠自如地掌控敘事節奏還能給讀者以足夠的想像空間，在敘述上真正做到用技而不炫技，主觀又不失公允。

D. 《紅高粱》鏡頭賞析400字左右

觀看完《抄紅高粱》後，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總包含有或月亮或太陽這兩個意象的鏡頭。在這部片里各用了一個空鏡頭捕捉夕陽西下和烈日當空兩幕景，總共用了三個空鏡頭捕捉月亮懸空畫面，而既出現主要角色又有太陽這一意象的鏡頭就更多了。
「『空鏡頭不空』，它往往含義豐富，耐人尋味。」上面談到的那幾個空鏡頭就是一種隱喻性、象徵性的鏡頭。追本溯源，中國傳統文化的陰陽理論認為男性屬陽，女性屬陰。中國古代把根據太陽運行的周期制定的歷法稱為陽歷，把根據月亮運行周期制定的歷法稱為陰歷。因此在中國文化里，太陽往往是男性的象徵，月亮則是女性的象徵。在《紅高粱》這部片里，太陽與月亮的出現與變化就寓意象徵著男女主角的境遇。舉個例子：女主角與男主角在高粱地里野合後，女主角背著太陽光、騎著黑騾子，幸福地走在小道上的這一近景鏡頭，寓意著男主角將作為女主角的守護者，這與後面李大頭被殺、找鄭三炮算賬等事遙相呼應。此外，在片尾以全景鏡頭捕捉日全食的全過程，無疑是作為男主角凄涼慘痛心境的形象寫照，女主角的死對他的打擊不言而喻。但是很快地烈日重現，這暗示著男主角甚至是更多的中國人民將與日本侵略者抗爭到底。

E. 莫言的《紅高粱》意象分析

1）紅高粱是有愛恨情仇的鮮活的生命個體，山川草木、清風白雲甚至溺尿都是有生命質感的。《紅高粱家族》中，「我奶奶」從出嫁的那天起似乎就註定了她的悲劇命運，然而她卻憑著堅強和果敢闖了過來，從而獲得新生，獲得了自己的愛情和事業；羅漢大叔面臨酷刑自知沒有生存的希望卻並不絕望，依然以自己的忍耐力與極刑斗爭到底，他的英雄氣概被後人傳為佳話；「我爺爺」率領的非正規軍隊雖然抗日失敗了，他的率性和他的輝煌業績卻被載入史冊傳為佳話，「使我們這些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這里，社會正統的倫理道德和是非觀念失靈了，我們所感覺到的只有強盛的生命力量的震撼之美。（2）植物是有生命的，這是無可厚非的事實，但植物是有靈性有感覺的卻是童話神話里和寓言中才有的事。然而在莫言筆下，植物的靈性和感覺卻是那麼的自然，絲毫不讓人覺得突兀。紅高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有喜怒哀樂，也會「肅然默立」、「感情激盪」，「向蒼天呼籲」，它們同紮根於故鄉的黑土地，已經與「我爺爺」、「我奶奶」融為一體，山川河流、藍天白雲、風雨雷電都是通靈的有感覺有感情的，河水也會憤怒從而給人施加懲罰，也會因悲哀而嗚咽。（3）死亡皆自然。文中對羅漢大叔被活剝皮的過程寫到極致，將生命結束的瞬間無限拉長，把死亡過程本身酣暢淋漓地展示出來。描寫酷刑並不一定代表作者受過或者執行過，而是靠著藝術想像虛構出的真實，其目的卻是為了展示在極端情況下人的生命感覺和生命存在狀態本身即生命本身，而不是聚焦於死亡的意義。在這里，莫言將人置於生命的臨界點上加以考察，即將死亡「降格」到「物質——肉體」層面，「為肉體恢復名譽」，將「一切高級的、精神的、理想的和抽象的東西轉移到整個不可分割的物質——肉體層面、大地和身體的層面」，是對傳統文學「死亡禁忌」的反撥，是對民間死亡觀念的文學表現。在莫言的文學世界裡，眾生在成為中華兒女英勇不屈、頑強拼搏的精神的象徵，成為中華民族的精魂。莫言小說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些由正統文明觀念所認定的英雄式的所謂歷史主體，而是那些被主流歷史排斥在外的普通的人群。他們粗魯、頑愚，與正統的文明沾不上邊，往往還帶有破壞性，然而正是這些不開化的非正統歷史的邊緣人物往往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量。

F. 莫言的《紅高粱》的意義

意義：歌頌人性與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通人物個性的塑造來贊美生命，贊美生命的那種噴涌不盡的勃勃生機，贊美生命的自由，舒展。對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與贊美。

《紅高粱》小說的主題思想既張揚活得豪爽、個性解放、坦坦盪盪的生命觀，又歌頌英勇抗日的愛國主義精神。所謂「個性解放」，指「人」的個性的解放。

「人」是「靈」與「肉」，「神性」與「獸性」，「精神」與「物質」，「社會的人」與「自然的人」的統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與自然情慾。

(6)簡要賞析紅高粱擴展閱讀

《紅高粱》在現代歷史戰爭題材的創作中開辟一個鮮活生動的民間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說，這部小說的用意並非是歷史戰爭，而是作者對民間自由自在、充滿生機和活力的贊美。

敘述者在小說開頭有一段充滿激情的感嘆，極力贊美他的故鄉，贊美他的那些豪氣蓋天的先輩，並稱先輩的所作所為和他們的英勇悲壯「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孝子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的感到種的退化」。

這種感嘆貫穿在整部小說中，而且越加變得濃烈感人，無疑作家是把民間作為理想是生活狀態。民間是自由自在的無法無天的所在，民間是生機盎然是熱情奔放是狀態，民間是輝煌壯闊溫柔醇厚的精神，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

敘述者以這樣一種民間理想狀態來對比現實生活，卻發現這種狀態只是過去時態是存在，高密東北鄉的英雄劇全都在上演在已經逝去的時間中，這不能不令他感到遺憾，不能不令他屢屢發出文明隱含種性退化的感慨。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間世界認同為一個理想狀態，事實上也會使描繪其中粗鄙丑惡的一面變得自然起來：像紅高粱中有關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畫，有關殘酷殺戮（特別是剝人皮那個自然主義式的血腥場面）的描寫，都以刺激的暴力展現出與作品整體相和諧的美感。

但是，在根本上，這種傾向反映了民間世界與生俱來的粗鄙文化形態。只不過這種傾向在紅高粱中還能因為作者飽含的藝術理想而保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於體現作品中所蘊含的人文關懷。

有關紅高粱，值得述及的還有這部小說在寫作上的新穎之處。莫言先生在紅高梁中幾乎完全打破了傳統的時空順序與情節邏輯，把整個故事講述得非常自由散漫。但這種看來任意的講述卻是統領在作家是主體情緒下之下，與作品中那種生機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

此外，莫先生還運用了大量充滿想像力並且總是違背常規比喻與通感等修辭手法，在語言層面上就形成了一種瑰麗神奇的特點，以此造就了整篇小說中那種異於尋常民間之美的感性依託。

G. 簡述《紅高粱》的文學價值

1 對生命的意義的理解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把文學的對象視為生命意志的理念。《紅高粱》就是通過「我奶奶」戴鳳蓮和「我爺爺」余占鰲的故事，以時空錯亂的順序，借用意識流的表現方法，敘述了昔日發生在山東某鄉村的一麴生命的頌歌。

在小說中「我奶奶」「我爺爺」，他們渾身上下煥發著旺盛的生命力：「奶奶」年輕美麗，「走起路來雙臂揮舞，身腰撥動，好似風中招颭的楊柳」。洋溢著生命活力，甚至有些放縱與風流。她16歲出嫁，渴望幸福美滿的婚姻，「渴望躺在一個偉岸的男子懷抱里緩解消除孤寂」，誰知貪財的父親把她嫁給了一個麻瘋病人單扁郎，因為單家富甲一方，生命剛剛結出花蕾，就面臨凋零。這時「爺爺」出場了，「奶奶」的美麗「喚醒了他心中偉大的創造新生活的靈感」，他劫走了三日後回娘家的「奶奶」，倆人以原始熾烈的生命熱情，在紅高粱地里翻雲覆雨，共享生命的歡樂與燦爛，共播生命的種子。一切不復存在，只有赤裸的生命在瘋狂，甚至可以說是放縱本能與情慾。「爺爺」殺了單家父子，終於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從此「奶奶」像鮮花一樣飽滿地開放了。日本人來了，他們的生命又和抗戰聯系在一起。管家劉羅漢大爺為保護「奶奶」和她家的財產被日本人剝皮殺害，「奶奶」端出紀念劉羅漢大爺的血酒，讓已經成為民間武裝（或曰土匪）司令的「爺爺」（余司令）喝下，去打日本人。戰爭是悲壯然而熱烈的，「爺爺」帶著兒子豆官（「我父親」），扛著土炮，在日本兵的槍林彈雨中英勇廝殺。「奶奶」最終犧牲在戰場上，臨終前她仰望天空，為自己這樣激情地走過一生而感謝上蒼。在小說中「奶奶」「爺爺」完全不似以往的革命戰爭小說中的英雄形象，為了理想信念，為了國家民族去戰斗去獻身，而是在生命力的驅動下，去生活、戀愛、繁殖、殺人、越貨、抗日、犧牲。他們為解放生命而活，又為生命解放而死，無「是」無「非」（在抗日這一民族大義上不含糊），敢做敢為，他們可以說是生命意識層面上的「英雄」。

莫言在《紅高粱家族》前獻詞道：「謹以此書召喚那些激盪在我的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們的不肖子孫，我願扒出我的被醬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個碗里，擺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饗!尚饗!」他是為已經喪失原始、粗獷的生命活力，沉浸在功利中卑微地苟活著的人們而羞愧吧！

莫言小說有著豐富的主題內涵。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對傳統價值觀的質疑與反叛，對封建倫理觀念深刻的剖析，也有對由於社會環境改變而導致的人性缺失和種族退化的感嘆，對城市文明的批判……而其中最重要的則是對生命意識的弘揚。20世紀80年代中期，作者受美國南方派作家威廉·福克納的影響，開始將注意力轉向自己的故鄉，著力營造「高密東北鄉」這個藝術世界。他從主觀體驗出發，用自己的想像激活歷史，在這個虛擬的世界中創造出有聲有色的生活圖景。在《紅高粱家族》《老槍》《秋水》等作品中，作者有意塑造了「我」爺爺奶奶這一輩人物，刻畫了余占鰲、戴鳳蓮、羅漢大爺等形象。這些人物是高密東北鄉日月孕育的精華；男的剽悍勇猛，女的風流俊俏；他們嗜殺成性又視死如歸，殺人越貨又精忠報國；他們是自然生命的化身，體現了一種強悍的生命本能。他們敢恨敢愛，敢於直面生死榮辱；愛起來在高粱地里狂熱野合，受到壓抑時則嘯聚山林，扯旗造反。這是一群樸野人性的代表，在他們對傳統倫理觀念的反叛中，人類的生命原欲得到了最為酣暢淋漓的宣洩與抒發。小說中，祖父母輩人物和他們充滿生機的生活，構成了最有光彩的一部分，而父母一輩和「我」的同代人則顯得麻木萎縮，他們被沉重的生活壓彎了脊樑，生活之火幾乎熄滅；他們善良勤勞又愚昧膽小，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只能在庸碌的生活中苟且度日。作者在幾代人的對比中，鮮明地表現了對生命之力的崇敬、贊美和對種族退化的深深憂慮。

（選自王慶生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對戰爭的理解

《紅高粱》的創新，首先表現在內容上，它以民間的角度，審視抗日戰爭。在小說中，重點描寫的不是帶有革命理想的英雄人物，而是生活在民間的普通大眾：農民、工匠、土匪、地方武裝，也有共產黨人（其中的任副官可以說具有某種正統的英雄意味）。他們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或痛快淋漓快意恩仇，或苟且猥瑣螻蟻偷生，突然來了日本鬼子，於是不由自主地捲入抗戰的時代洪流中，英勇著、戰斗著、獻身著，呈現一種原生態的悲壯和豪邁。

莫言的中篇小說《紅高粱》是站在民間立場上講述的一個抗日故事。這種民間立場首先體現在作品的情節框架和人物形象這兩個方面。對於抗戰故事的描寫在中國當代文學中並不少見，但《紅高粱》與以往革命歷史戰爭小說的不同就在於，它以虛擬家族回憶的形式把全部筆墨都用來描寫由土匪司令余占鰲組織的民間武裝，以及發生在高密東北鄉這個鄉野世界中的各種野性故事。這部小說的情節是由兩條故事線索交織而成的：主幹寫民間武裝伏擊日本汽車隊的起因和過程，後者由余占鰲與戴鳳蓮在抗戰前的愛情故事串起。余占鰲在戴鳳蓮出嫁時做轎夫，一路上試圖與她調情，並率眾殺了一個想劫花轎的土匪，隨後他在戴鳳蓮回門時埋伏在路邊，把她劫進高粱地里野合，兩個人由此開始了激情迷盪的歡愛，接下來余占鰲殺死戴鳳蓮的麻瘋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為她的情人。我們不難看出在這條故事線索中，始終被突顯出來的是一種生機勃勃的民間激情，它包容了對性愛與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羈的野性生命力為其根本。這顯然逾越了政治意識形態的限制，對民間世界給予一種直接的觀照與自由的表達。前一條抗日的故事線索，從戴鳳蓮家的長工羅漢大爺被日本人命令殘酷剝皮而死開始，到余占鰲憤而拉起土匪隊伍在膠平公路邊上伏擊日本汽車隊，於是發動了一場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參加的民間戰爭。整個戰斗過程體現出一種民間自發的為生存而奮起反抗的暴力慾望，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歷史戰爭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將其還原成了一種自然主義式的生存斗爭。概括地說，《紅高粱》在情節構成上是依照了民間自身的主題模式，盡管它講述的是抗日戰爭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現出來的主要都是民間世界中強悍生動的暴力與性愛內容。與此相關的是這部小說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傳統意識形態二元對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為「我爺爺」出場的余占鰲寫成身兼土匪頭子和抗日英雄的兩重身份，並在他的性格中極力渲染出了一種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義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間色彩。20世紀50—70年代現代歷史小說中也出現過類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須要在他身邊再樹立一個負載政治道德標準的正統英雄人物，以此傳達意識形態所規定的思想內容。但在《紅高粱》中，余占鰲是惟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點和英雄氣概都未經任何政治標准加以評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實還原出了民間的本色。這些特點也同樣體現在對於「我奶奶」戴鳳蓮和羅漢大爺等人物的刻畫中。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種溫熱、豐腴、潑辣、果斷的女性的美，羅漢大爺的忠誠、堅韌、不屈不撓的農民秉性以及「我父親」小豆官的莽撞沖動的脾氣，都有一種民間的放縱和生氣充盈其中。由於敘述者把這些人物都作為自己的家族長輩來寫，就又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了以前革命歷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與平易之感。這就使得這部小說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親合方面，都非常鮮明地表達出了一種真正向民間價值尺度認同的傾向。正是建立在民間崇尚生命力與自由狀態的價值取向上，作者描寫「我爺爺」的殺人越貨，寫「我爺爺」和「我奶奶」的野地歡愛，以及其他人物種種粗野不馴的個性與行為，才能那樣自然地創造出一種強勁與質朴的美。

《紅高粱》在現代歷史戰爭題材的創作中開辟出一個鮮活生動的民間世界，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這部小說講述的其實並非是歷史戰爭，而是作家在民間話語空間里的某種寄託。敘述者在小說開頭有一段充滿激情的感嘆，極力贊美他的故鄉，贊美他的那些豪氣蓋天的先輩，並稱先輩的所作所為和他們的英勇悲壯「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這種感嘆貫穿在整部小說中，而且愈加變得濃烈感人，其中所體現出來的無疑是一種作家把民間作為理想的生存狀態。民間是自由自在無法無天的所在，民間是生機盎然熱情奔放的狀態，民間是輝煌壯闊溫柔淳厚的精神，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敘述者以這樣一種民間的理想狀態來對比現實生活，卻發現這種狀態只是過去時態的存在，高密東北鄉的英雄劇全都上演在已經逝去的時間中，這不能不令他感到遺憾，不能不令他屢屢發出文明進步隱含種性退化的感慨。這里顯然引入了一種與政治意識形態及知識分子傳統都全然無關的歷史評判尺度：站在民間的立場上來看歷史發展與社會現實境況，便暴露出某種生氣流散與自由狀態受到限制的趨向。而在《紅高粱》中，這種遺憾與感慨反過來又強化了對曾經存在過的民間自在狀態的理想化與贊美，從而使其呈現出了更為燦爛奪目的迷人色彩。
3對文化模式的促進
文化模式對小說的敘事影響是巨大的。小說不僅蘊含人類的原始文化積淀，作者對歷史、社會、道德的認識和評介等諸多文化意識也包容其中，有時表露得非常鮮明。《紅高粱》就代表了當代作家某種鮮明的文化傾向，有別於傳統的革命戰爭小說。這樣的文化意識，反映在內容和形式上，使小說既作為先行者取得某種創作上的突破，並引來諸多的模仿者，也帶來種種是非的爭論。

祖宗一詞在中國文化中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崇拜祖宗的活動在中國非常普及、盛行：縱向上，從夏殷周三代到清代，祭祖儀式一直延續著，宗廟與社稷合一也一直沒有實質性變化；橫向上，皇家與民間普通的百姓家每年都要舉行庄嚴的祭祖儀式，祖宗崇拜觀念根深蒂固。與此相關，在我們這個農業大國里，幾千年來，農村的天然基本單位是自然村莊。它們往往是由世代聚居的某個宗族或幾個宗族的聯合體組成，而家族普遍對記載祖先事跡與血緣譜系的家譜、族譜很重視……諸如此類的社會事實有力地支持了祖宗觀念的世代相傳。

另一方面，由祖宗崇拜、祭祖儀式培育的祖宗觀念已滲透到了我們的民族精神中，廣泛地表現在中國人生活的許多方面。比如，「炎黃子孫」的說法簡直成了「中國人」的代名詞，其實這是由祖宗觀念無意識地生發出的一句口頭禪。可以說，祖宗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象徵著家族的存在、血緣的聯系，因而意味著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罵人時，咒他的祖宗是最狠毒的；在刑罰中，刨祖墳是最厲害的；而在榮譽中，沒有什麼能比光宗耀祖更能令人自豪的了。祖宗又標志著家族的權威。以祖宗為起點，可以依次確定家族成員的輩份關系，限定每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祖宗又是一種精神理想的化身，很容易染上崇高色彩，因而祖宗又常常與英雄為伍。在一個文化相對封閉的環境里，祖宗的經驗、觀念意味著後代的惟一精神起點，因而祖宗精神似乎具有永恆的價值。「言必稱三代」「言必稱堯舜」，現實的挫折、困惑會使人們去祈求祖宗指點迷津。儒學非常成功地將祖宗崇拜的原始文化精神融會到了自己的學科思想中。這一點就連明代到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利馬竇都感覺到了，他「認識到古老的敬祖思想是儒家哲學體系的一大支柱」。見Spence（史景遷）《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頁。

實際上，古老的敬祖行為、敬祖思想是中華民族的一種「種族記憶」和「文化──審美心理」原型，在夏殷周三代形成後，經過儒學的肯定、發揚，家族社會的保護，已深深地潛藏於中國人的意識與潛意識中，在他們的價值觀念、心理中積淀為一種情結，時常若隱若現地以種種方式流露出來。

情結(complex)是一種必然而又強烈的情感傾向。有個人的情結，「當我們說一個人有某種情結時，我們的意思是說，他的心靈為某種東西強烈地佔據了，以至於他幾乎不能去思考其他任何事」。見《榮格心理學綱要》第29頁。更有民族的特定文化模式的情結。個人情結往往與後者聯結著，甚至被它主宰著。文學的祖宗情結原型無疑與祭祖儀式、《詩經》中祭祖詩的儀式沖動有淵源關系。它是子孫後代對家族祖先的崇拜、懷念。這種情結有一種常見的宣洩方式，那就是滿懷崇敬的心情，以子孫的口吻講述祖先的英雄行為，或將祖先英雄化、美化；在與祖先的對比中，子孫的自我慚愧感往往激發起他們摹仿祖先的慾念，或者萌發出尋根心態。而在文化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在文化的某些轉型時期，子孫的祖宗情結則往往表現得很復雜：欽慕、反思、批判、困惑、迷惘，或者兼而有之。

新時期的文化轉型特徵非常明顯。由反思文革、改革開放帶來的種種錯綜復雜的因素、情況等待著人們去識別、判斷、選擇，比如，選擇異質文化的哪些成分與中國傳統文化對話、融合就令人困惑、煩惱。這個時代問題直接引發了80年代的文化尋根思潮，隨即，沉寂於我們民族集體無意識深淵的祖宗情結在一些作家的腦海中趨於活躍。由於文化環境相對開放，作家們的文化參照、心態、動機就比較復雜，相應，他們在審美情感上對祖宗就有了多種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價值選擇與心理企求，比如，莫言的《紅高粱》(《人民文學》1986年第3期及莫言多種小說集)、方方的《祖父在父親心中》(《上海文學》1990年第4期)、韓少功的《爸爸爸》(《人民文學》1985年第6期及韓少功多種小說集)都是比較明顯地運用了祖宗情結原型，同時又有不同價值趨向的小說。這里以原型批評方法為依據，從敘事結構的角度，對這三篇小說作一些分析。

有必要先對名詞「小說的敘事結構」作一點解釋。小說的敘事結構受作者審美感情的制約，取決於敘述人與小說形象體系的關系，表現為從小說立意出發對敘事角度、態度的選擇以及對小說形象體系的總體安排等等，貫穿於小說敘事過程的始終。它是決定小說敘事方式與主題的一個主要因素。

莫言的小說《紅高粱》因為同名電影獲得的巨大成功而早已為人熟知。小說以「我」，即孫子的口吻敘述爺爺、奶奶的故事，而且還以小男孩──「我父親」的視角描繪所感受到的一切。《紅高粱》不同於傳統小說，它的情節十分簡單，寫一天凌晨，「我父親」跟「我爺爺」去參加「我爺爺」他們組織的一場簡單的伏擊戰──在如火如荼的紅高粱地里伏擊日寇的汽車。中間穿插了一系列的事件，如「我爺爺」余占鰲殺死單家父子，與「我奶奶」結合；在紅高粱地里，羅漢大爺活活地被剮等等，最後詳寫了伏擊戰的場面。

已有的不少評論、賞析大多注意到了《紅高粱》的故事並不新鮮，新鮮的是小說的童年視角與作者獨特奇異的感覺。也有人就事論事地指出過莫言小說，包括《紅高粱》的「祖宗崇拜」現象。本篇則認為，《紅高粱》的敘事結構在當代中國小說中十分獨特，但從原型的角度來說，用子孫「我」的口吻帶著崇拜的心態來追憶爺爺、奶奶們的英雄業績，卻並不讓人感到陌生。這種「祖宗──子孫」的小說敘事結構，其實就是《詩經》中祭祖詩「祖宗──子孫」話語方式的翻版。因此可以說，《紅高粱》是作者懷著祭祀祖宗的儀式心態寫出的，是我們民族一種古老的「種族記憶」的復活。當然，這種復活充滿了時代氣息。

莫言式的追憶激情充沛。他為祖先設置了兩個背景：一是充盈著原始生命沖動的愛情，二是嚴酷的為爭取自由而進行的戰爭。在子孫「我」的講述中，祖宗「我爺爺」「我奶奶」們籠罩著迷人的光環，他們身上充溢著原始活力，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為了實現生命的自由，爺爺們剽悍勇敢、匪氣十足、殺人越貨、敢作敢為，他們敢於與比自己強大的日本鬼子血戰，是因為鬼子妨礙了他們的自由生活，剝奪了他們的生存權利。他們的愛情更多地發自本能。為了女人，「我爺爺」宰了單家父子和土匪花脖子；「我奶奶」則毫無三從四德、畏畏縮縮的氣息，她和爺爺高粱地里的野合為高密東北鄉豐富多彩的歷史「抹上了一道酥紅」。總之，他們勇往直前、風流快活，與妨礙其自由的一切人和事爭斗，至死不悔。

就這個小說本身來說，作者藉助敘述人，孫子「我」的童年視角以及新奇獨特的感覺，主要表達的是「我」對「我爺爺」「我奶奶」原始的、浪漫的生命活力的崇拜與贊頌。莫言對這種祖宗精神的發掘當然是有他現實用意的。1985年掀起的文化尋根思潮，既然叫嚷著要尋根，就必然帶有一種對祖宗文化精神的追憶、回顧、反思。這正好深深吻合了莫言當時的心態：「我贊成尋『根』。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根，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尋法，每個人都有自己對根的理解。我是在尋根過程中紮根。我的『紅高粱』是紮根文學。」(莫言《十年一覺高粱夢》，《中篇小說選刊》1986年第3期) 顯然，《紅高粱》中張揚的祖宗精神就是莫言所找到的祖宗之根。在小說「祖宗──子孫」對應敘事結構中，「我」的敘述愈是汪洋恣肆，「我」的激情愈是澎湃、感覺愈是新奇，讀者，即廣義上的子孫受到的心理震盪就越大，就越會受「我爺爺」「我奶奶」們的感染，汲取祖先的閃光精神以滋補子孫之元氣的效果就愈好。很明顯，作者在小說的立意上有潛在的、對當代文化的不滿與批判，也有對我輩子孫的訓諭，但敘事結構又決定了這篇小說的審美情感有極為傳統的地方。《紅高粱》僅僅是後來莫言的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一個章節。在這個長篇中，作者藉助「祖宗──子孫」的敘事結構把《紅高粱》中的潛在情感表達了出來，小說敘述人，孫子「我」代表著都市文化。「我逃離家鄉十年」，便被「機智的上流社會」傳染上「虛情假意」，「肉體」也被「骯臟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個毛孔都散發著撲鼻惡臭」。「我」是「我爺爺」「我奶奶」的不孝子孫，「種的退化」的產物，因此，「我」企盼家族英雄祖先的亡靈指點迷津，在追憶反省中清洗自己的「肉體和靈魂」，「不惜一切努力」去尋找一株僅剩的「純種紅高粱」。這隱喻了作者重塑民族精神的強烈願望，但「祖宗──子孫」的敘事結構卻使小說自然地把祖宗與子孫兩相對比，這時，崇拜祖先的儀式情感便引發了作者鄙視子孫的心理。總的說來，《紅高粱》所崇尚的爺爺、奶奶精神帶有很多的本能沖動成分。他們傾心追求的、「我」為之迷醉的浪漫自由固然叫人感到痛快，但倘若以此來訓導子孫，嘲弄現代文化，則是明顯地沉溺於一種美學謬誤中了。

H. 小說《紅高粱》的主題和人物形象分析

小說《紅高粱》的主題，為弘揚積極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個性解放精神，重建創造精神等，其意圖是藉助高密東北鄉民間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來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喚強有力的生命形態，呼籲中華民族要自尊自強，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質。

男主人公餘占鰲，北國高大挺拔的紅高粱哺育的一條剛烈的硬漢。他是一個地道的農民，疾惡如仇的他殺了與母親通姦的和尚，做了低賤的轎夫。一次偶然的抬轎經歷使他不顧一切地愛上了戴鳳蓮。

他表達愛恨的方式就是殺人，包括他的親叔叔余大牙，對手花脖子，情敵單家父子。而這種「殺人」的行為，在傳統的倫理道德中無疑是「惡」的，是不可饒恕的。但在具體的價值行為中，他殺人的行為卻又是高度的「 善」，是高度的英雄主義和高度的愛國主義的表現。

女主人公戴鳳蓮，來自中國高密東北鄉，土生土長的農民。豐腴、熱烈、果斷、潑辣、敢愛敢恨、敢做敢當，以較弱之軀擁抱愛與自由，崇尚力與美，承受著全部的痛苦與歡快。

小說《紅高粱》不僅張揚了個性解放，而且還頌揚了抗日愛國的頑強意志與犧牲精神。文學作品這種啟蒙與救亡的雙重主題是對五四傳統的繼承，也正為此，在強調個性解放時，同時強調了自我犧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