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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賞析

發布時間: 2021-01-15 20:02:32

1. 韓非子喻老趙襄王的賞析

趙襄王同復王子期賽車,在制三次的比賽中,都沒有超過王子期。趙襄王的逞強好勝,能夠青出於藍勝於藍,當然值得贊譽。問題在於青之能夠勝於藍,需要在老師的教導下,悉心向學,並且下一番工夫,勤學苦練,才能做到。趙襄王跟王子期學御,時間不長,就要求跟老師比賽,姑且不談技術掌握得如何,單就駕車的基本要領還摸不著邊。這種急於求勝求成的做法,實在是學習之大敵。水到才能渠成,水還到不了,便要求渠成,要求發揮作用,是絕難辦成的。趙襄王學御之事,無疑是極好的啟示。

2. 誰有《孤憤》的賞析急

讀韓非《孤憤》

[ 原創 ] [2006-09-12 19:29:14 | 壺公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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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憤》、《五蠹》、《說難》是韓非的命運三步曲,即成就了他的事業,也終結於他的歸宿。於是我們和秦王嬴政一樣都對這樣的文章感到興趣。當然沒有嬴政那樣讀後的感慨「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史記》)。只是多了一份認識:人性惡是恐布社會的根源。

秦王嬴政之賞識韓非,與其說是韓非魚躍龍門,不如說是秦王嬴政因此魚躍龍門。總之,中國歷史在這里有了一個大轉折,在中國極權制建立的前夜,關於這一制度的思想者和實踐者開始了魚和水的接觸,這個轉折是由一個暴君和一個偏執的書生來共同完成的。

不妨讀讀韓非三篇。
其一,《孤憤第十一》

韓非對於「孤」的自我定義是「處勢卑賤,無黨孤特」,意即孤獨;
「憤」 的自我定義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此憤成仇,憤慨之極矣。

綜論:「孤憤」系孤獨和憤慨之意。山間孤狼,最為兇殘,其心態大約與韓非的孤憤相似。

韓非說,「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此句為「孤憤」之立足點,與《雍正王朝》中那個劊子手的形象大致相當。歷來,要使出大手段的人都自以為有這樣的氣派。例如社科院的閻崇年,歌頌完了滿清專制者後又詬病明朝皇帝的松懶,他也一定也有「孤憤」的感覺。

韓非說,「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如果把這里的「重」理解為使用,以現代的說法就是以法制代替人治,盡管韓非的王法與現代的民法是兩種概念,但是作為古人的提法已經很不錯了。

可惜韓非的意思是「重人」 即貴重之臣,那麼這句話的本意,不過是提醒君王鞏固專制,和韓非的思想體系是一致的。後一句「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這里的「當塗之人」也就是貴重之臣,韓非渴望君王專制的誠懇溢於言表。韓非是在為專制不行而「憤」。

《孤憤第十一》所討論的是統治層面上的相互關系,反映的是韓非置身其中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環境。一般認為韓非的思想與戰國末期的發展趨勢相符,用一些人的詞彙,是順應了社會的發展,但是從他對「重人」如此的忌恨,對君主專制的如此崇拜,很難說他看明白了當其時四分五裂,權臣逐庸主的內在特性。如果不是因為他的言論投贏政之好,後來者也不至於把他看成法家的集大成者,其實只是一個愛耍小脾氣的偏執者。

只在《孤憤第十一》一章,我們也可以看出韓非思想是非理性的合成。例如:「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難道韓非就忘記了他的老韓家當年也不過是晉侯的陪臣?他所進言的「人主」本身就是「公患」。不尊重歷史的討論也就不可能理解社會發展的本質,韓非思想的生命力只存在於歷代那些患得患失的、即得利益階層的無恥的祈盼之中。正如貪臟1700餘萬元人民幣的河北省前副省長叢福奎的求神拜佛,以避鬼祛災。

韓非師從荀況,或稱儒學一脈,但是這一派系始自荀況已經背離儒學,直至韓非已經登臨離經叛道的懸崖絕壁。

孔子是如何看待君臣關系?《論語》中有這樣的對話:「(魯)定公問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里的君臣關系是平等和互相制約的。《孤憤第十一》一章,韓非議論的主題也是君臣關系,可以摘其議論,視此偏執書生如何構思專制者的瘋狂:

韓非說,「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在這一句中,同樣是過錯,對於「人臣」而言是「大罪」;對於「人主」而言是「大失」。 一介書生韓非的帝王立場是如此堅定。因此下面對於「主」與「臣」利益的評判也就愛憎分明了。

春秋戰國時期雖然混亂,但是人與人的關系相對於之前的王權和之後的帝權,還是比較平等的,所以這一時期能夠出現百家爭鳴的思想繁榮的局面。這一時期的混亂實際上是舊王權的崩潰,而社會處在這樣的三岔路口上:是走向人性更加開放,人權更加豐富,人類更加解放的社會;還是繼續王權的時代。善與惡在此分野,人性與獸性在這里分手。孔子超越了大道之隱的王權,瞻望大道之行的「三代之英」。但是荀況和他的弟子們卻與孔子背道而馳,他們甚至拋棄「王權」僅有的「善」的面紗,順應殘暴的勢力,鼓吹專制和極權。贏政的暴政因此有了合理的解釋,讓千秋萬代後的即得利益者依然懸首相望。

「孤憤」也者,「孤」矣「憤」矣。「孤」則孤家寡人,「憤」則倒行逆施。「孤憤」――法西斯主義理論――捆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中間插一柄斧頭,象徵著萬眾一心,服從一個意志,一個權力。

一個和諧的社會,人不能孤憤。

作者:壺公評論[email protected]

3. 賞析韓非子《說難》,分析對人心的把握和說理方法的運用。。。求高手指點迷津

「說難」,顧名思義,所講的就是「游說」的困難。讀這篇文章時,可以將韓非子的《難說篇》和鬼穀子的《捭闔篇》、《反應篇》、以及《飛箝篇》、《謀篇》結合起來研讀,其效果更好。

「說難」作為論述游說君主的困難的專著,文章里詳盡地分析了游說成功與失敗的原因,進而提出了相應的游說方法。按照樓主的要求,試著分析「對人心的把握」和「游說方法的應用」,僅供參考!

在對人心的分析方面:
韓非子是站在如何說服君主的角度,來分析游說對象的心裡所需;而並非是站在如何說辨他人的角度,來分析游說對象的心裡所需。這里的「說服」與「說辨」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這兩個概念卻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前者所說的是:必須按照游說對象的需求才能說服對方,而依據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是不可能說服對方的。所以,只有說服對方,才能稱之為「說服」;而後者所說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去辨駁對方,只要辨倒對方,就能稱之為「說辨」。由此可見,前者「說服」比後者「說辨」更難。因為,說服對方的前提條件是:必須揣測出對方的心裡需求,並對症下葯。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韓非子並沒有指出,用什麼方法來揣測君主的心理,而是針對君主所表現出來的不同心裡需求,給出了應採用的對應方法。所以在對人心的分析方面,就必須結合《鬼穀子》書中所提供的方法。而這些方法是:《捭闔篇》里,「審定有無以其實虛,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以及「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實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反應篇》里,「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飛箝篇》里,「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等等。

在如何把握住已經了解到的人心需求方面:
韓非子在《難說篇》中,分析了難以進言的原因是,進言無論採取哪一種方式,都有利有弊,而君主往往只從「進言」的短處來作出評價。所以,通常進言很難成功。同時,韓非子指出「難言」的關鍵:在於君主是否能明智地聽取「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的逆耳忠言。為此,韓非子留下了「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的精典名句
而在《說難篇》中,韓非子進一步分析:游說之難,並不是因為自己所言不在事理,也不是因為自己所言辭不達義,更不是因為自己所言缺乏膽氣,而游說之難,難就難在不了解君主的心理需求,並強調「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也就是說,游說,難就難在,了解到君主的心裡需求,以及設法用自己的話,去迎合君主的這種心裡需求。針對上述難點,韓非子提出了把握君主心理需求的方法是:
其一,當游說君主的心裡需求是:追求高尚名聲時,游說者,就不能用重利去勸說他,而是用高尚的名聲去迎合;
其二,當游說君主的心裡需求是:追求重利時,游說者,就不能用名聲的高尚去勸說他,而是用重利去迎合;
其三,當游說君主的心裡需求是:表面追求高尚的名聲,而實際心裡卻追求重利時,游說者,既不能用高尚的名聲去勸說他,也不能用重利去勸說他,而是表面用高尚的名聲去迎合,而實際卻用重利去迎合。
其實,如何才能把握住君主的心裡需求,在《鬼穀子·謀篇》里,就有較為詳盡的論述,這就是:「故外親而內疏者,說內;內親而外疏者,說外」,以及「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

在游說方法應用方面:
首先,韓非子提出遊說的要領是:游說者,懂得美化君主自鳴得意的地方,以及掩蓋君主自認為是的地方。其次,韓非子針對君主不同的心裡需求,進而提出了不同的游說方法:
一是,當君主有私自的迫切要求,而不一定合於國家利益時,游說者就必須指明這是合乎國定利益的,而勸勉君主去做;
二是,當君主心裡有卑鄙的念頭,卻又不能抑制自己時,游說的人就應該替君主把這種卑鄙的念頭粉飾成是美好的,而生怕君主不去做;
三是,當君主心裡有崇高遠大的願望,而實際上不可能達到時,游說者就應該給君主舉出這種願望的缺點,而且揭示出這種願望的壞處,進而稱贊君主不去做;
四是,當君主想拿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自我炫耀時,游說者就應該給君主舉出類同的其他事情,多給他提供依據,來資助君主的智慧;
五是,游說者想要進諫保全君主私利的話,就必須用符合國家利益的美好名義來闡明它,而且又暗示這件事是符合君主的個人利益的;
六是,游說者想要陳述對君主有危害的事情,就應該說明這種事情如果做了,將分受到的詆毀和非議,而又暗示這件事是與君主的個人禍患聯系在一起的;
七是,游說者應該稱贊與君主有同樣品行的其他人,應該謀劃與君主所做的事有同樣計策的其他事情;
八是,如果有人與君主有同樣的污點,那就必須盡量粉飾他,說他的污點沒有什麼害處;如果有人與君主遭到同樣的失敗,那就必須用明白的話來粉飾他,說他的失敗並沒有什麼損失;
九是,君主自以為他的決斷很勇敢時,游說者就不要用君主決斷中的過失來惹他生氣;君主自以為他的計謀很高明時,游說者就不要用君主過去的失敗來使他難堪;
十是,游說的基本內容沒有違反君主的地方,游說時的言辭沒有與君主抵觸的地方。

上述十種方法,與《鬼穀子·捭闔篇》中「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的道理,以及「言善以始其事」和「言惡以終其謀」的道理,如同一轍。

4. 韓非子的著作賞析

《韓非子 孤憤第十一》
【原文一】
智術之士① ,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② ;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③ 而治官,非謂重人④ 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⑤ ;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奸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⑥ 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⑦ ,不可兩存之仇也。
【注釋】
①智術之士:智,通「知」,了解,通曉。通曉法術的人。
②燭私:燭,明察,洞悉。洞悉隱秘。
③案法:案,通「按」,按照。按照法律。
④重人:朝廷中執掌大權的人,即權臣。
⑤陰情:隱情,陰謀。
⑥繩之外:繩墨以正曲直,繩墨之外的部分將被砍削,這里比喻權貴之臣必然受到裁。
⑦當塗之人:即朝廷中居要職、掌大權的人。
【譯文】
通曉治術的人,一定是有遠見並且能明察秋毫的人,不能明察秋毫,就不能洞悉隱秘。擅長法律的人,一定是堅強剛毅而且非常正直的人,不正直就不能矯正姦邪。身為大臣,根據法令來處理政事,按照法律來治理各級官吏,這不能被稱為權臣。所謂權臣,是沒有君主的命令卻獨斷專行,損害法律來謀求私利,耗費國家的財力來方便自家,他的勢力能夠讓君主聽從自己,這才是真正的權臣。通曉治術的人能明察秋毫,一旦被任用,就要揭開權臣掩藏的隱情;擅長法律的人剛強正直,一旦被任用,就要矯正權臣的姦邪行為。所以通曉治術、擅長法律的人被任用,那麼地位高、權勢重的權臣,必然會受到制裁。因此,通曉法律的人和那些權貴重臣,是不能並存於朝廷的仇敵。
【原文二】
當塗之人擅事要① ,則外② 內為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③ 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④ ;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為之用;郎中⑤ 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學士⑥ 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⑦ 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⑧ 不信愛也,又且習故⑨ 。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眾,而一國為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幹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⑩ 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
【注釋】
①事要:指權柄。
②外:指諸侯各國。內:指百官士民。
③因:依靠。
④訟:通「頌」,稱頌。
⑤郎中:官名。
⑥學士:普通的讀書人。
⑦談:指歌功頌德。
⑧希:通「稀」,稀少。
⑨習故:經常親近。
⑩阿辟:邪辟不正。
數:指道理。
新旅:新近從外地來的客人。
歲數:按年歲計算,比喻長期。
僇(lù)於吏誅:僇,通「戮」。被官吏誅殺。
【譯文】
權貴重臣專掌權柄,那麼諸侯各國和各級官吏士民都要為他所用。因此諸侯不依靠他辦事就沒有結果,所以敵國會積極地稱頌他;各級官吏不依靠他,職位就得不到升遷,所以群臣都願意替他效力;郎中不依靠他就無法接近君主,所以君主左右的近臣都會替他隱瞞罪惡;學士不依靠他,就俸祿微薄,不受禮遇,所以學士就會為他歌功頌德。這四種輔助,是姦邪之臣用來文飾自己的手段。權貴之臣不能忠於君主,提拔自己的仇敵,君主不能超越四助的蒙蔽來了解自己的大臣,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君主被蒙蔽得更加厲害,而大臣的權勢也更加威重了。凡是權貴之臣對於君主,很少不受寵愛和信任的,而且又經常和君主親近。至於他迎合君主的心意,好君主所好,惡君主所惡,這本來就是他們進身的手段。他又官高權重,朋黨眾多,全國的人都來稱頌他。那麼,那些想求見君主得到任用的法術之士,既不受寵愛和信任,沒有經常親近君主的恩澤,又打算用法術之言來矯正君主邪辟不正的心思,這是和君主心意相反的。處身於卑賤的地位,又孤身一人缺少朋黨的支持。讓君主疏遠之人和君主寵信的人爭勝,那一定是不能取勝的;讓新近從外地來的客人和君主多年的近臣爭勝,那一定是不能取勝的;讓違背君主心意的人和迎合君主喜好的人爭勝,那一定是不能取勝的;讓位卑身賤的人和位高權重的人爭勝,那一定是不能取勝的;以一張嘴和全國人的嘴爭辯,那一定是不能取勝的。法術之士,面臨這五種不能取勝的形勢,又長期沒有面見君主的機會;權貴重臣,佔有著五種可以取勝的條件,又能隨時在君主面前議說。如此說來,法術之士還有什麼途徑可以得到進用呢?而君主到什麼時候才能醒悟呢?由於沒有賴以取勝的資本,其形勢又不能兩存,法術之士又怎麼會沒有危險呢?那些可以通過捏造罪名來誣陷的,就用國法來誅殺掉;那些不能被強加罪名的,就讓刺客取其性命。因此,那些通曉法術卻悖逆君主心意的人,不是被官吏誅殺,定會死在刺客的劍下。
【原文三】
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① 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可藉以美名者,以外權② 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③ 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④ 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⑤ 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
【注釋】
①言曲:說不公正的話。
②外權:外部的力量,這里指諸侯的勢力。
③乘利:追逐利益。
④中國:指中原之國。
⑤六卿:指春秋時期晉國的范氏、中行氏、智氏、韓氏、魏氏、趙氏六家,世代為卿,共同執政。
【譯文】
相互勾結聯合起來蒙蔽君主,用不公正的言論為謀取私利提供方便的人,一定會受到權臣的信任。所以那些能夠假冒有功的人,就給他官爵使之顯貴;那些不能依靠美名來使之尊貴的人,就借用諸侯的勢力來抬高地位。因此,蒙蔽君主而奔走於私門的人,不是獲得顯耀的官爵,就必然會借諸侯之力而見重於朝廷。現在君主不依據事實來進行檢驗、實行誅伐,不等待建立功勛就賜以爵祿,那些法術之士又怎麼能冒著死亡的危險來呈上他的意見呢?姦邪之臣又怎麼肯在追逐利益時退身離開呢?所以,君主的地位越低,私門權貴的地位就越發尊貴。那越國即使國富兵強,中原之國的君主都明白那對自己沒有好處,說:「那不是我所能統治的。」現在有的國家雖然土地廣闊,人口眾多,但是君主受人蒙蔽,大臣專掌國政,這就是讓自己的國家變成越國了。知道自己的國家和越國不一樣,卻不知道自己的國家已經不像自己的國家了,是因為他不了解他們相類的原因。君主說齊國滅亡了,不是指齊國的土地和城池被毀滅了,而是指呂氏不再執掌政權,而由田氏統治了。說晉國滅亡,也不是指土地和城池被毀滅了,而是指姬氏不再統治晉國,政權由六卿執掌了。現在大臣掌握政權,獨斷專行,而君主卻不知道把政權收回,這是君主不明智的表現啊。和已經死了的人生同樣的病,是不可能被救活的;和已經滅亡的國家做同樣的事情,國家是不能被保全的。現在重蹈齊國與晉國的覆轍,又想讓國家平安存在,這是不可能做到的。
【原文四】
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① 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② 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辯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矣。
【注釋】
①聽:聽從,接受。
②伯夷:商朝末年孤竹國君主的兒子。
【譯文】
法術難以施行,不單單在萬乘大國是這樣,在千乘的小國也是這樣。君主左右的近臣不一定都很聰明,君主認為某個人有智慧,聽了他的話,於是便和左右近臣議論所聽到的話,這是和愚蠢的人評論聰明的人。君主左右的近臣不一定都很賢良,君主認為某個人有賢才而以禮待之,於是又和左右近臣議論他的行為,這是和不肖之人評論賢才。聰明人的謀略要由愚蠢的人決斷,賢良之人的德行要由不肖之人來品評,這就讓賢良、聰慧的人感到羞恥,而君主的品評也違背初衷了。那些想做官的人,如果操行高尚就用精粹純潔來加強自己的修養,如果有智慧謀略就正確處理事務來發展功業。那些操行高尚的人,不可能拿著財物去賄賂、侍奉他人,又自恃精粹純潔,更不可能違犯法律去治理政事,因此,這些德行高尚的聰慧之人,就不會去侍奉君主的左右近臣,也不會接受他們的請托。君主左右的人,沒有伯夷那樣的高行,提出的要求不能被滿足,又沒有財物送到,如此一來,精潔的德行與治理政事的功績就全部消失,而謗毀誣陷的謠言就隨之而起了。治理政事的功績受制於君主寵愛親信的人,精粹純潔的德行決定於毀譽之言,那麼,操行高尚有才智的官吏就被廢棄了,君主的明智就要被壅塞了。不根據功績來判斷才智品行的高下,不根據參稽驗證來判斷罪行過失,卻一味聽信左右親信的話,那麼無能之士就會躋身朝廷,愚蠢鄙陋的人就會充斥官署了。
【原文五】
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① 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② 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③ 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④ ,而羞與奸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挾愚污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⑤ 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注釋】
①相室:指相國、宰相。
②譎:欺騙。
③變勢:指君主的權位發生轉變,即先君死,新君立。
④修廉:品行廉潔。
⑤索:求。
【譯文】
萬乘大國的禍患,在於大臣權位太重;千乘小國的禍患,在於左右近臣過於親信,這是君主共同的憂患。那些大臣犯了大罪的,君主都有大的過失,君主和大臣的利益是互不相同的。從哪裡知道是這樣呢?可以說:君主的利益在於有能力的人出任官職,大臣的利益在於沒有能力卻能主事;君主的利益在於有功勞的人獲得爵祿,大臣的利益在於沒有功勞卻能享受富貴;君主的利益在於讓豪傑之人發揮才能,大臣的利益在於相互勾結獲取私利。所以國家的土地被削割,權門貴族卻更加富有,君主的地位降低,大臣的權勢卻更加威重。因此君主失勢而大臣得以執掌國政,君主更換身份俯首稱臣,而宰相卻分封土地,授官賜爵,這是大臣欺騙君主以謀取私利的原因。所以當今世上的執政重臣,在君主的權位發生轉變之後仍能得到新君寵信的,在十個中不到兩三個。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大臣的罪行太重了。大臣有重罪的原因,在於他欺騙君主,以他的罪行是應該被處死的。聰明的人是有遠見的,他害怕被連累處死,一定是不肯依傍權貴大臣的。賢良的人品行廉潔,恥於和姦臣共事來欺矇君主,一定是不肯依傍權貴大臣的。所以,權貴重臣的徒屬,不是那些不知災禍的愚蠢之人,就是那些不避姦邪的骯臟之人。權貴重臣帶領著這一群愚蠢骯臟的小人,向上共同欺矇君主,向下共同侵奪民財,他們相互勾結,結成朋黨,眾口一詞地欺惑君主,敗壞法紀,擾亂百姓,使國家面臨危機,國土被削割,讓君主勞神苦形,遭受恥辱,這是重大的罪惡。大臣犯了大罪,君主卻不去制止,這是很大的錯誤。假使一個國家的君主犯下了大錯,大臣犯下了重罪,想讓國家不被消滅,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評析】
孤憤,即孤獨和憤懣。「孤」,指法術之士在同當權貴族斗爭時孤立無援的處境,而所謂「憤」,指法術之士面對大臣專權、惑主敗法、國家混亂衰亡的憤懣心情。全文圍繞當權重臣與法術之士的利害關系、君主對待當權重臣與法術之士的態度,抒發了作者面對「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的現實所產生的孤獨、憤懣之情。

5. 求!韓非子《五蠹》的賞析 (700字)萬分感謝! ! ! !

第九節 韓非子·五蠹
一 題解及其版本
1五蠹:國家的五種禍害:儒者、游俠、縱橫家、患御者、商工之民。
2韓非:為戰國末韓國公子,是荀子的學生,他繼承和發展了荀子的法術思想,又吸收了其它法家學說,為法家的集大成者。關於韓非子,參後文補充閱讀。
3版本:韓非子現存五十五篇,通行的注本是清人王先慎的《韓非子集解》,今人陳奇猷的《韓非子集釋》、梁啟雄的《韓子淺解》可參看。
二 主要觀點
主張發展農業生產,提倡以法治國。論述「重農尚武」是強國之本的觀點。
三 文義闡釋
第一段:重用儒者和游俠,與治國之策、富國之路不相符。
一)儒者、游俠往往違反法律,但卻不受制裁,反而得到重用。法制與執行反差太大是國家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劒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
1儒以文亂法:文指古代的文獻經典。
2夫離法者罪:觸犯。「離」與「罹」之間的關系見P1-2。
3而羣俠以私劒養:私家之刺客。
4法趣上下:即上述四種情況
譯文:儒者憑藉熟知古代文化典籍而擾亂法制,游俠憑藉武藝高強而違反禁令,但是人主卻都給予禮遇。這就是法制混亂的根本原因。觸犯法律的人本該治罪,而眾多的儒者卻因為通曉圖書,擅長文學而被錄用;觸犯禁令的人本該誅殺,而眾多俠士卻因為揮舞私劍,刺殺仇人而被豢養。因此,法律所否定的,反倒是人君所採納的;法官要誅殺的,反倒是上層人士要豢養的。總之——法之所非和君之所取矛盾,吏之所誅與上之所養矛盾——這四者是完全相反的,沒有一定之規的。即使有十位黃帝在世,也不能治理好天下。
二)進一步闡述不能重用儒者的原因:儒家理論與國家法令相背。
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也,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1譽之則害功:功業。
2其父竊羊而謁之吏:謁本義是稟告,引申指告發。
3報而罪之:判罪。P3-4
譯文:所以施行仁義者不是應該受稱贊的人,稱贊他們就妨礙了成就功業;精通古代典籍者不是應該重用的人,重用他們就擾亂了法紀。楚國有個叫直躬的人,他的父親偷鄰居的羊,直躬報告了法官。令尹說「殺了他。」認為直躬是忠實於君而不孝於父。由此觀之,國君的忠實之臣,就是父親的忤逆之子。魯國有個人跟隨國君去作戰,三仗三敗而逃亡,仲尼問他為什麼逃跑,他回答說:「家中有老父親,如果我打仗死了,沒有人奉養父親了。」孔子認為這個人孝順,薦舉他做官。由此觀之,父親的孝順之子,是國家的背叛之臣。
三)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是不一致的。不能為了提倡孝道,維護家庭利益而違反國家利益。
故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1必不幾矣:沒有希望。
譯文:因此令尹誅殺直躬,楚國的壞事就沒有人舉報而使上面得知;孔子贊賞孝子,魯國的百姓很容易打敗戰逃亡。國家利益和庶民利益差異是如此之大,人主卻想既照顧私人之利,又求得國家之福,這是絕對無法實現的。
古人評語: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論衡,非韓篇)

第二段:公私利益難以統一,國家所任、所榮之人,應該是有利於國家之人。故其論儒也,謂其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
一)引述上古的事例作為理論依據,從造字角度證明公私利益是相背的。
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倉頡固已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
1自環者謂之「私」:P5
2背私謂之「公」:P6
譯文:古代倉頡創制文字時,用環繞自己表示「私」,用與私相反表示「公」。公私利益的向背相反,倉頡就已經知道了。現在卻認為公私利益一致,這是沒有經過仔細審察所造成的毛病。
二)解釋常人為什麼愛好儒家學說——為改變自己的地位。出發點是為私。
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
1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品行,道義。行可表品行,如《楚辭·九章·橘頌》:「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
伯夷 ,置以為像兮。」再看行義的其它用例,《荀子·禮論》:「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史記·酷吏列傳》:「始湯 ( 張湯
)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 甲( 田甲 )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
2見信則受事:接受國君委任的工作。
譯文:然而作為一介匹夫,如果想走向社會上層,那麼最佳途徑就是增進培養仁義道德,學習古代文化典籍。具備誠信仁義就會受信任,受信任就會接受國君委派的工作或職務;精通典籍就成為高明的教師,作為一名高明的教師就尊貴而榮耀。這些都是普通百姓所認為很光彩的事。
三)儒者受重用、受尊敬對國家、國君不利。
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
1不兩立也:並存。
譯文:然而未曾建立功勛卻接受任命,沒有爵位卻尊貴顯耀,有這樣的國政,那麼國家一定混亂,君主一定處於危險之中。因此,不能相容的事情,不可以並存。
四)指出國家的指導思想、意識形態與國家的實際利益之間的矛盾。
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游俠私劒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
1而高慈惠之行:慈愛。惠即愛義
2而信廉愛之說:謙讓博愛。
3而美薦紳之飾:薦,通搢。紳,衣帶,古儒者之服。
4舉行如此:措施
5治強不可得也:二者為並列結構,治與亂相對指國家太平,強指強盛。
譯文:奮勇殺敵者應該受賞賜,現在卻崇尚仁慈的行為;攻陷城池者應該給予爵位和俸祿,現在卻相信博愛的學說;打造堅固的甲胄和鋒利的兵器是為了防備國家有難,現在卻欣賞峨冠大袖寬腰帶的服飾。致富國家應依靠農夫,抗拒強敵應憑恃士卒,現在卻尊崇咬文嚼字的士人。廢棄尊敬上司畏懼法律的百姓而豢養憑藉武力報私仇的俠士:有這樣的施政措施,國家的安定和富強是不可能的。
五)和平時期得到國家利益的人不是國難時期可是依靠利用的人,國事將傾頹而不可收拾。
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
1所利非所用:指國家給予利益的人
2是故服事者簡其業:指從事勞動的人
譯文:國家安定平靜之時,豢養儒者和游俠,國難當頭之時,則用到甲胄之士。國家給予利益的人不是國難時刻用得到的人,國難時刻要用的人不是平時得到國家利益的人,因此從事勞動的人群怠慢懶惰,荒廢業務,而游學的人一天天地增多,這就是世道混亂的原因。
第三段:闡述富國強兵的方法。
一)批評儒家學說盛行的社會現實——談論者多,實干者少。
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
1被甲者少也:注意其與「披」的關系。P7-8
譯文:當今,國境之內老百姓都只會空談治國的大道理,家家擁有商鞅、管仲之書,而國庫之藏愈加困窘;談論耕種的人多,下地扶犁的人少啊。境內之人都能談論兵法,戶戶收藏孫臏、吳起之書,而國家兵力卻愈加衰弱;談論戰法的人多,披掛上陣的人少啊。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人民的力量,而不聽取他們的議論;賞賜立功的人,禁絕無用的人;這樣老百姓願為國出死力,竭盡忠誠追隨主上。
二)百姓之所以從事耕種或作戰,是為了致富或致尊,統治者應該利用人民的心態,恰當地引導。
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
譯文:耕種之事辛苦,而百姓卻願意去做,他們心裡說:可以憑藉勞動致富啊。作戰之事危險,而百姓也願意參加,他們心裡說:可以憑藉殺敵立功得到尊貴的爵位啊。當今熟悉古代典籍,精通言談論述就可以改變自身狀況,不必付出耕種的勞苦就能獲得富足的實際利益,沒有作戰的危險就獲得尊貴的爵位,那麼誰不去學習文學言談呢?因此百人從事智力行業,而一人從事勞力行業。從事智力行業的人多,法令就敗壞了;從事勞力行業的人少,國家就貧窮的,這就是世道混亂的原因啊。
三)富國強兵的具體措施:以法律為教材,以法官為教師。驅使百姓遵守法紀,努力從事農耕或作戰。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劒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1無私劒之捍:課本認為通扞,觸犯義,另有一種看法認為通悍,勇猛;強悍義,如《史記·貨殖列傳》:「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 司馬貞索隱:「人雕捍,言如雕性之捷捍也。」
2其言談者必軌於法:遵循義。由車軌引申而來。
3動作者歸之於功:動作指勞動,功為農耕之事。
4此之謂王資:建立王業之資本。
5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畜通蓄;承通乘。釁指破綻。
譯文:所以英明君主領導的國家,沒有書寫在竹簡之上的文學典籍,以法制為教材;沒有上古帝王的訓令,以法官為教師;沒有私自用劍來干犯法律的行為,以斬殺敵方首級為英勇果敢。這樣,境內的百姓凡是言談,必定依據法律;凡是勞作,一定從事農耕;凡是逞勇,一定盡勇氣和力量於軍隊。這樣一來,無戰事,國家就富足繁榮;有戰事,國家就兵力強盛,這就叫做帝王的資本。已經積蓄了帝王的資本,只要窺伺敵國的空隙就下手,功勛可以超越五帝,匹配三王治國的途徑只有這一條。
第三段:指出當前局勢,以及縱橫家的企圖和本質。
一)當前局勢的不利之處以及談論外交重要性的人的企圖。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國也。
1士民縱恣於內:指儒士與游俠。縱恣:放肆驕橫。
2外內稱惡:舉,行。
3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分屬。從通縱,衡與橫之間的關系可能不是通假那麽簡單。P9-10
譯文: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儒者俠士放縱驕橫於國內,縱橫家藉助權威勢力於國外。內外行為矛盾交錯,以混亂的局面等待強敵的進攻,這不是很危險嗎?所以說,群臣談論外交事務的,不是屬於合縱派就是屬於連橫派,或者,就是有個人仇怨,想藉助國家力量報個人私仇。
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者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
1則舉圖而委:託付,交付。《左傳·成公二年》:「王使委於三吏。」 杜預 註:「委,屬也。」《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齊王 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 唐
李公佐 《謝小娥傳》:「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 娥 。」
2效璽而請兵矣:兵,俞樾認為是衍文。請指請大國發落。
譯文:合縱,就是集合幾個弱國攻擊一個強國;連橫,就是侍奉一個強國,攻擊幾個弱國。這兩者都不是保全國家的方法。現在,臣子中主張連橫的人,都說:「不侍奉大國,遇到敵國進攻就遭受禍殃啦!」侍奉大國,大國未必有援助的實際行動,我方卻已經奉上地圖,交付大國;獻上國璽,請求救兵了。獻了地圖,國土就削減了;交了國璽,名分就卑微了。土地削減了,國力也隨之削減;名分卑微了,內政隨之紊亂。侍奉大國是求得連橫,還沒見到實利,卻先削減土地,擾亂國政了。
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
1而交大未必不有疏:王先慎認為「交」當作「敵」。
譯文:臣子中主張合縱的人,都說:「不拯救小國討伐大國,就失天下人的信任。失去天下人的信任,國家就岌岌可危了,國家處於危險之中,國君地位就卑微了。」拯救小國未必有能獲得實際利益,卻已經起兵與大國為敵了。拯救小國,未必真的能保存它,卻已經與大國交戰了,而與大國交戰未必不會出疏漏,有疏漏就受制於強國了。出兵將面臨失敗,退守就遭遇城池陷落。拯救小國是合縱,還沒見到利益,卻先丟失土地,折損軍隊了。

第四段:分析外交活動的結果:侍奉強國和拯救小國只能使權臣得利,國家受損。
一)分析權臣事強救小的卑鄙目的。
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
1則以外權市官於內:國外的權勢。
2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內的權勢。
譯文:因此,侍奉強國,就是借國外的權勢獵取國內的高官厚祿;拯救小國,就是憑國內的權勢力量謀求外國的利益,國家利益尚未得手,權臣的封地奉祿已經得到了;主上名分地位雖然卑微了,臣下的卻位尊權重了;國家的土地削減了,私家的財富增加了。事情成功了,就倚仗權勢長期得到重用;事情失敗了,就憑藉財富隱居江湖。
二)臣下可以得利益而無危險是因為人君不能區分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之區別。
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而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說,而徼幸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
1孰不為用矰繳之說:系有絲繩、弋射飛鳥的短箭,此指用以獵取功名富貴。
2而誅罰不必其後也:必:堅決。《論語·子罕》:「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晏集解:「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荀子·彊國》:「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
3外事,大可以王:指外交活動
譯文:人君聽從臣下的游說,事情還沒有成功,臣子的爵位俸祿已經很優厚了。事情失敗也不追查誅殺,那麼游說的士人,誰不想用虛言浮辭來求得功名利祿並且希圖僥幸地免於誅殺之禍呢?那麼,為什麼人君會冒著破國亡家的危險,而聽從縱橫家的空談呢?這是因為人君不能區分國家利益和私人利益,不能審察游說之辭的正誤,而且在事情失敗之後沒有加以嚴懲啊。
三)農戰是國家的根本基業,工商是末業。
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奸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
1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通趨,此處若將以解為因則通。尚需考證。本務指農耕之事。末作指工商業等不重要的行業。
2今近習之請行:國君左右親近的人。
3奸財貨賈得用於市:指投機的商業活動。
4而高價之民多矣:當為商賈之誤
譯文:英明的君王治理國政,使商人、工匠、遊民數量減少而名分卑微,使人民趨向根本的事務而離開次要的行業。現在,國君左右親近的人,如有請求,就可以施行;官位爵位都可以用金錢購買,那麼商人工匠的的地位就不會卑微了。投機囤積的商人在市場上售其奸,詐其利,商人的數目就不會減少。他們聚斂的財富是農夫的一倍,還得到社會的尊重,地位超過耕種作戰的人,這樣,光明正直的士人就會少了,商賈之人就會多了。

第五段:總結五蠹的危害,指出去除五蠹的重要性。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1其言古者:古當為談之誤
2為設詐稱:為通偽
3而用重人之謁:指有權勢的重要人物。謁為請托義。
4修治苦窳之器:苦通盬(gǔ),粗劣。窳,與苦義近。《周禮·天官·典婦功》:「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
鄭玄 註:「 鄭司農 苦讀為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皆比方其大小書其賈數而著其物。」《史記·五帝本紀》:「 舜 耕 歷山 ……陶 河 濱, 河 濱器皆不苦窳。」
張守節 正義:「苦讀如盬,音古。盬,麤也。」
譯文:因此,擾亂國家民俗的有:學者,稱道先王的治國之道而憑藉仁義道德,講究容貌服飾修飾辭令,誇耀學說,迷惑當世的法律,動搖君主的心志。那些縱橫家虛構事實,說謊造假,藉助外國力量,成就自己的私利。那些游俠之士,聚集徒屬,表面上樹立節操,宣揚名勝,暗地裏違反國家的禁令。那些親近國君的小人,從貴族世卿之家積聚財富,竭盡收受賄賂之能事,接受權勢人物的請托,泯滅普通人的汗馬功勞。那些商工之民,專門製作粗劣破裂的器具,聚集奢侈揮霍的財物,積蓄貨物等待時機拋售,而牟取農夫的利益。——這五種人,是國家的蛀蟲。君主如果不剪除這五種人,不任用光明正大的士人,那麼海內有破敗的國家或滅亡的朝廷,也是不足為怪的。

6.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是什麼意思,要詳細的,不要大意

意思是:最善良的人好像水一樣,默默地付出,善於滋潤大地中的萬物並且不與萬物相互爭奪資源。本句節選自《道德經第八章》,將人的高尚情操同滋潤萬物的水相比,襯托出人的善良。

[原文]: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譯文]

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樣。水善於滋潤萬物而不與萬物相爭,停留在眾人都不喜歡的地方,所以最接近於「道」。最善的人,居處最善於選擇地方,心胸善於保持沉靜而深不可測。

待人善於真誠、友愛和無私,說話善於格守信用,為政善於精簡處理,能把國家治理好,處事能夠善於發揮所長,行動善於把握時機。最善的人所作所為正因為有不爭的美德,所以沒有過失,也就沒有怨咎。

《道德經》是春秋時期老子(李耳)的哲學作品,又稱《道德真經》、《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國古代先秦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學思想的重要來源。

(6)韓非子賞析擴展閱讀:

《道德經第八章》注釋:

(1)上善若水:上,最的意思。上善即最善。這里老子以水的形象來說明"聖人"是道的體現者,因為聖人的言行有類於水,而水德是近於道的。

(2)處眾人之所惡:即居處於眾人所不願去的地方。

(3)幾於道:幾,接近。即接近於道。

(4)淵:沉靜、深沉。

(5)與,善仁:與,指與別人相交相接。善仁,指有修養之人。

(6)政,善治:為政善於治理國家,從而取得治績。

(7)動,善時:行為動作善於把握有利的時機。

(8)尤:怨咎、過失、罪過。

《道德經》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名著之一,對傳統哲學、科學、政治、宗教等產生了深刻影響。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道德經》是除了《聖經》以外被譯成外國文字發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7. 《龜雖壽》賞析 100字

這首詩名為《龜雖壽》,作者是東漢末年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曹操,此詩約作於公元208年初專他平屬定烏桓叛亂、消滅袁紹殘余勢力之後,南下征討荊、吳之前。此時曹操已經五十三歲了,不由想起了人生的路程,所以詩一開頭便無限感慨地吟道:「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莊子·秋水篇》說:「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曹操反其意而用之,說神龜縱活三千年,可還是難免一死呀!《韓非子·難勢篇》記載:「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 同矣!」「騰蛇」和龍一樣能夠乘雲駕霧,本領可謂大矣!然而,一旦雲消霧散,就和蒼蠅螞蟻一樣,灰飛煙滅了!古來雄才大略之主如秦皇漢武,服食求仙,亦不免於神仙長生之術的蠱惑,而獨曹操對生命的自然規律有清醒的認識,這在讖緯迷信猖熾的時代是難能可貴的。更可貴的是如何對待這有限的人生?曹操一掃漢末文人感嘆浮生若夢、勸人及時行樂的悲調,慷慨高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自比一匹上了年紀的千里馬,雖然形老體衰,屈居櫪下,但胸中仍然激盪著馳騁千里的豪情。

8. 求!韓非子《五蠹》的賞析 (700字)萬分感謝! ! ! !

《五蠹》是代表韓非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論文。作者根據古今社會變遷,實際情況,闡明他所主張的法治思想是合於當時的時代要求的。韓非斥責當時的學者,言談者,帶劍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為五蠹,因而主張養耕戰之士而除五蠹之民。相傳秦王見此文後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嬴政發出如此感嘆一方面是由於此文切中時弊。其中所體現出的法家治國之術正是當時秦國統一天下步驟的催化劑,另一方面則是由於韓非子策論文所具有的特色。法家不重文,但為了宣傳自己的主張,爭取國君的重視,也不能不講求文字的表達。《史記,韓非傳》說「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這正是適應討論實際問題的需要而形成的特有風格。和《論語》的自然,《孟子》的生動,《墨子》的質朴,《莊子》的譎詭,,《老子》的玄奇,《荀子》的渾厚都不相同,韓非的文章有其獨有的特色,那就是犀利恣肆,峭拔峻削。譬如這篇《五蠹》,文章風格就是波瀾壯闊,奮揚凌厲,居高臨下,語挾風霜,甚至有些危言聳聽,肆意褒貶,無限上綱的意味,充分表現出法家森嚴冷酷,慘刻無情的性格。後人對韓非子在這篇文章中所體現出的文字技巧多予以肯定。如袁了凡說他「胸中如萬斛泉涌,滾滾不竭,而縱橫變化,無中生有,愈出愈奇。」(《韓非子迂評》)。張榜說它「圓轉變化,百出不窮,而條理秩餓抽絲,文彩扶疏,氣勢蓬勃。」(《韓非子纂》)。孫月峰說它「議論奇,辯難透,是韓文之雋。」(姜思睿《諸子鴻藻》)還有人指出,李斯《論督責書》,晁錯《論貴粟書》,揚雄《解嘲》都受其影響。郭沫若在《韓非子的批判》一文中有如下表述:「他(韓非子)能夠以普通的常識為根據而道出人之所不能道,不敢道,不屑道。所以他的文章,你拿到手裡,只感覺他的犀利,真是鋒不可當,大有無可如何,只有投降之勢了。」這種高度的贊美,固然揭示了韓非文字的特點,但未必沒有誇大其辭的意味。至少「只有投降之勢」在我看來就未必妥當。通讀全文,我還是發現了不少有待商榷的地方的。
文章開頭列敘諸代聖賢,以「守株待兔」的寓言為引證,運用排比,比喻等多種修辭手法來諷刺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的保守主義者,可謂開宗明義,一針見血,令人拍案叫絕。
然而接下來作者筆鋒一轉,闡述「古今異俗,新故異備」之理的深層原因時,就露出了他的軟肋。作者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這實在是個低級的錯誤。我們都知道,原始社會由於生產力極端低下,所以人民只有通過共同勞動,平均分配產品的方式來維持生存,直到生產力水平發展到私有制產生以至階級國家出現後,共同勞動和均分產品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才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奴隸制的生產關系。而在老子看來,導致上古「大同」局面消亡的深層原因乃是人類的私心的產生。這其實是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導致私有制產生的另一種表達。而韓非子把「民爭」的原因歸咎於「人民眾而貨財寡」,這在邏輯上犯了「以現象代替本質」的錯誤。這一根本立足點是謬論,接下來的論證只能是一錯再錯了。首先,韓非子舉「禹之王天下也……以民為先,股無完胈,脛不生毛……」的例子來形容古之天子的勞苦,是犯了個時間錯誤。「股無完胈,脛不生毛「形容的是大禹治水時的辛勞,而不是成為人主王天下後的勞苦,此其一也,接著,韓非子又說「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眾所周知,堯舜禹等上古諸王乃是神話人物,其真實性仍待考。而禪讓製作為生產力低下的原始社會後期的一項政治制度,有其合理性與固定性,並非是人主個人意願所能左右的。故何來「輕辭」一說?即便不是不得已而舍之也至少是「任屆期滿,吐故納新」此其二也。最後韓非子得出這樣的結論:「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財多財寡之說已是大謬。無論從總體水平還是人均財產上來看,相信誰也不會接受「原始社會的財產比封建社會的多」的觀點吧?而說古時天子勢薄亦是無稽之談,難道大禹因為一點小過失就殺防風氏是勢薄的表現嗎?說到古時天子之位勢薄權輕財寡勞苦,試問夏啟又為何為了繼承這個苦差事而殺死伯益呢?這不是「重爭」又是什麼?此其三也。有此三謬,即使得出「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的著名論斷,其論證體系也是不能成立的,只能說是詭辯。韓非子如此聰明的人怎會看不出其中的漏洞呢?只是作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要極力維護君王權職和國家機構存在的合理性,對於私有制產生的直接表徵——國家,他更是要極力維護其地位,以防老子的「小國寡民」思想深入人心。因此他矯枉過正,一方面迴避了生產力發展導致私有制產生的深層原因,另一方面恣意誇大原始社會人主之辛勞,人民之富足,以強烈的現實對比轉移讀者視線。,用心可謂良苦,手法難說高明。
接下來的一處論斷,韓非子採用了「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策論文慣用手法。但得出的結論,實在難以令人信服。他引用周文王懷西戎王天下,徐偃王行仁義卻亡國的例子說明「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這是何等的片面。秦王採用這樣片面的觀點最終導致的結果只能是賈誼《過秦論》中提到的「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接下來「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一句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行仁義而戰敗,形容宋襄公或許還有幾分神似,但亦不至於亡國,而春秋五霸之中,又有哪位是取暴政而強國的?至於辯智而國削一句,相信魯仲連,燭之舞諸位亦不會同意。抑儒重法,輕言談而尚刑名本來就無可厚非,只是偏激片面到這樣的程度,只怕要貽笑大方。
策論文一向注重邏輯的嚴密。韓非引倉頡造「公」「私」兩字為例,說明「不相容之事,不兩立」的道理。受時代局限,韓非子還未聽說過「雙贏」這個詞倒還無可厚非,只是他過分強調仁義與法制的對立的做法,筆者亦不敢恭維。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直至今日仍是個探討中的問題,而韓非子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武斷地下了結論「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進而為了突出法治甚至要求秦王實行「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的「愚民政策」,指導君王玩弄政治手腕的技巧可謂登峰造極。只是歷代仁政政治並行不悖的範例數見不鮮。就舉秦朝之後的漢朝來說,劉邦崛起之時為收買人心,自然要在進入秦都咸陽時昭顯其仁義,故廢除嚴刑峻法。但也不可全無法治,故「約法三章」。而文帝為緹縈救父的孝心所感動,體現的是仁義,但也並未因此廢除刑罰,而只是改為處以稍輕的杖擊。兩者都被後世傳為美談。漢初以「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黃老學說治國,是一種仁政的體現,但這並不妨礙出現張湯,主父偃之類的酷吏。而董仲舒強調「君權神授」,獨尊儒術,更是儒家仁政與法家中央集權制的集中體現。在仁政,法治結合之下,產生的是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不知韓非子若是泉下有知,會作何感想。或許韓非子在當時亂世渴求大一統的時代背景下,是需要有這樣的魄力抑儒尊法的,但如果這是導致後來秦朝暴政的直接原因,那他也是難辭其咎的。
筆者還想談一點的是韓非子文末的重農抑商思想。這一觀點早有法家先驅管子,申不害等人提出,論證過,本已無甚新意,只是韓非最終列出的五蠹仍讓我有齒冷之感。一方面,我認為韓非打擊面過大,沒必要因為強調自己的觀點而將儒家,縱橫家,游俠(墨家的支派),國君近臣,商工之民一網打盡。這未必會讓國家更加強大,反而可能使國家陷入落後愚氓的境地。特別當國君是個昏君的時候。另一方面,從個人處世上來說,這樣的結尾容易廣樹仇敵。或許最後韓非遭李斯,姚賈陷害至死和他耿直不知圓通的處世態度不無關系。《戰國策,秦策五》中有姚賈譖殺韓非的描寫,《史記,老莊申不害列傳》中亦有太史公對李斯陷害韓非的述評,這里就不作深入探討了。
綜觀全文,《五蠹》結構嚴密復雜,文風犀利恣肆,辯說剔抉精微,雖有上文所述瑕疵,但僅就文章而言,還是不可多得之佳作。論證上的缺疏恰如亂彈琵琶,雖不循章法,亦鏗鏘奪人。 還可以的,你可以試試哦

9. <<韓非子 外儲說左下>>翻譯及賞析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為汝殺彘。

妻適市來,曾子欲捕彘版殺之,妻權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

曾子曰:"嬰兒非與戲耳。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

遂烹彘也。

譯文:曾子的妻子上街去,他的兒子跟在後面哭著要去。曾子的妻子沒有辦法,對兒子說:"你回去吧,我從街上回來了殺豬給你吃。"

曾子的妻子剛從街上回來,曾子便准備把豬抓來殺了,他的妻子勸阻他說:"我只是哄小孩才說要殺豬的,不過是玩笑罷了。"

曾子說:"小孩不可以哄他玩的。小孩子並不懂事,什麽知識都需要從父母那裡學來,需要父母的教導。現在你如果哄騙他,這就是教導小孩去哄騙他人。母親哄騙小孩,小孩就不會相信他的母親,這不是教育孩子成為正人君子的辦法。"

說完,曾子便殺了豬給孩子吃。

賞析:曾子為了不失信於小孩,競真的把豬殺了煮給孩子吃,目的在於用誠實守信的人生態度去教育後代、影響後代。但這不見得是韓非此則寓言的原意,韓非子的原意不過是宣揚他的重法守信的法制思想,要統治者制定嚴酷的法律,然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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