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風景名勝賞析的感悟

9. 關於風景名勝的論文3000字，求給力。。。

西湖論文

沒有西湖就沒有杭州。白(居易)堤蘇(東坡)堤，還有幾近湮沒不為人知的楊(孟瑛)公堤，使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個海灣，由海灣而演化成為一個瀉湖，由瀉湖而形成一個普通湖泊。關於這個過程，前輩學者已經早有論述，並由一九七五年的鑽孔證實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積。為此，西湖的上述發展過程，已經毋需再論，值得繼續探討的是，從海灣、瀉海而至於湖泊以後，自然發展的過程並不就此結束。對於一個天然湖泊，因為注入這個湖泊的河流的泥沙沖積，在地質循環和生物循環的過程，必然要發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斷變淺的現象，而最終由湖泊而沼澤，由沼澤而平陸，這就是湖泊的沼澤化的過程。但西湖從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這當然是由於它的沼澤化過程受到了人為遏制的結果。也就是竺可楨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說的「人定勝天」。為此，歷史時期人為活動對於西湖的影響很有討論價值。特別還要看到達這個地區，許多古代湖泊，如餘杭的南下湖、蕭山的臨浦、紹興的鑒湖、寧波的廣德湖等，它們的面積，有的比西湖大至數十倍，但都循著沼澤化的發展規律，最後遭到人為的圍墾而淹廢。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與西湖相連的下湖以及臨平湖、詔息湖和尚有爭論的明聖湖等等，也都循著沼澤化的過程先後淹廢。對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夠眾廢獨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個天然湖泊，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假使社會條件沒有特殊的變化，則必然與這個地區的所有湖泊一樣，由其本身的沼澤化過程，加上日益強烈的人為活動的影響而淹廢，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錢唐縣境內的一個湖泊，所以稱為錢唐湖（從唐朝開始，「錢唐」改為「錢塘」），又因為在它的北部還有一個與它連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稱為下湖，故西湖又相應稱為上湖。錢唐縣是秦會稽郡二十六縣之一，其位置據劉宋縣令劉道真所撰的《錢唐記》一書中所說「縣在靈隱山下」，當在今西湖群山之中。當時，錢唐湖在縣境東部，自然絕無西湖之名。假使錢唐縣的地理位置長期不變，穩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說，這個湖泊一直以錢唐湖為名，則它必然如同這個地區的其他許多湖泊一樣，早已淹廢成為農田。
西湖之所以能夠眾廢獨存，從地名上說，恰恰是因為它最後能冠上西湖這個名稱。西湖這個名稱的獲得，則是錢唐縣的歷史發展與地理位置變遷的結果。為此必須首先把錢唐縣的發展稍加探索。秦錢唐縣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廣闊的平原地帶，卻要局促到狹隘的崎嶇的西湖群山之中，這當然是因為平原地帶當時尚無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鹵。也就是劉道真在《錢唐記》中所說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這樣的地方，當時連飲水與燃料等基本生活問題都無法解決，更不必再說墾殖土地，發展生產了。但是，時日推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與人口的增長，水土資源豐富的平原地區，畢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後漢，這里就開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當時縣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則修塘就並非必要。在古代技術條件甚低的情況下，要修建如此一條堤塘，正是說明人們對平原已經墾殖利用，修塘已經成為當務之急，也說明後漢的錢唐縣治有可能遷入平原。即使後漢錢唐縣是否已經遷入平原的問題尚缺乏佐證，南北朝初期的錢唐縣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區，因為劉道真在《錢唐記》中已經明白寫出：「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這個「縣」是後漢錢唐縣當然還可商榷，但它是劉宋的錢唐縣卻是無可置疑的了。假使當時縣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釋，在今靈隱寺附近一帶，則向東一里許，絕對到不了與修防海大塘的江邊或海邊，這說明劉宋錢唐縣必已進入平原，只是由於記載不詳，故其具體位置，現在不得而知。
可以設想，自從秦在西湖群山中設置錢唐縣以來，歷兩漢、三國、兩晉和南北朝，縣治可能早已遷離山區，逐漸進入平原。但後世明確知道秦以後的錢唐縣治所在，卻晚至公元六世紀後期的隋代。隋文帝開皇十一年（五九一），錢唐縣治移到鳳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級上並且升為杭州的州治。這就是說，城市中心已經遷移到今江干一帶。按地理位置，西湖位於這個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區。當然仍無西湖之名，而西湖以東的今市區中心，當時也仍然荒蕪盡管秦錢唐縣治逐漸遷入平原的路徑今天還不清楚，但從隋代州治建於今江干一帶這個事實中可以得到啟發，即遷移的路線是循著今錢塘江北岸地帶進行的。縣治為什麼只沿著錢塘江邊平原比較狹隘的地帶移動而不進入西湖以東即今市區中心所在的廣闊地帶，這是因為按照當時的自然條件，前者還比後者優越得多的緣故。縣治沿江邊移動，顯然是依靠著從今白塔嶺到鳳凰山這條沿江分布的山麓線的。在這條山麓線上，地理形勢是南臨江海，北負山丘，它既能發揮平原的地利，卻仍並不遠離山區。這一帶，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帶，可以建立宮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飲水方面都不虞匱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於當時錢塘江自南大門出海，今江干一帶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廣闊，可以墾殖發展農業。相反，今西以東地區，地形低窪，土地斥鹵，又缺乏可以作為立足點的丘陵岡阜，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要建立城市，顯然相當困難。
但是事物總是不斷發展的。隋初把錢唐縣升為杭州州治，特別是接著而來的江南運河在公元七世紀初的開鑿，從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達的水路交通。杭州成為江南運河的終點，又是運河與錢塘江的交匯處，而作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會稽的要津。這樣，杭州就是一躍而成為一個商業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這就是《隋書·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當時，今江干一帶的繁榮狀況可以想見。而這個地區的土地畢竟並不廣闊，人滿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城市的外圍，聚落開始向西湖以東的今市區擴展，也就勢所必然。當時，在西湖以東建立聚落，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給水。在整片斥鹵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鹹水，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這里的聚落不得不緊靠西湖，否則，供水就是一個嚴懲的困難。可以設想，今市區范圍內，從緊靠湖邊的聚落出現開始，直到市區逐步擴展，由於給水問題的難以解決，必然經歷了較長的時間。而在這段時間中，由於商業發達，戶口增加，西湖以東的廣闊地區，聚落漸增，生齒日繁，對解決給水問題愈來愈感迫切。這才促使唐大歷年間（七六六——七七九）所謂「六井」的出現。
以上只是略述了從秦錢唐縣到隋遷錢唐縣至柳浦並升作州治的過程，還沒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為在這段歷史的過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輕重，所以史籍極少記載。隋建州治於柳浦，杭州開始迅速發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戶口已經超過十萬，聚落與居民勢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區移動。這樣，城市開始與西湖發生關系，出現了西湖為城市解決給水的詳細記載，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謂六井，其實不過是六處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從西湖引來。從六井的分布來看，它們離西湖都並不很遠，這反映了當時這個地區聚落街市分布的大體范圍。當然，它為城市的進一步擴大創造了條件。雖然是小小的六處蓄水池，它們所分出的水量只佔西湖總水量的一個微不足道的數值，但其意義卻十分巨大，從以後的發展中可以證明，它幾乎成為西湖能夠免遭淹廢的決定力量。因為從六井開始，西湖就成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進了城市的擴大與發展，而城市的不斷發展，反過來鞏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澤化的過程。
西湖的沼澤化過程實際上是相當迅速的，長慶二年（八二二），當詩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時距李泌修六井不過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經出現了葑田數十頃。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對於杭州城市的重要性，於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並疏通了六井的阻竇，使之恢復充沛。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橋附近即少年宮一帶修築湖堤，比原來的湖岸高出數尺。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連接之處，西湖水位本來高於下湖，白居易這一築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盡管下湖早已淹廢，但這種人為的地形差距，從今少年宮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電站和東至環城西路這兩個方向上，還都明顯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紀初期的這一次修築湖堤，對西湖的發展來說是劃時代的，因為從此以後，西湖的性質已經改變，它已經從一個天然湖泊演變成一個人工湖泊了。
這里需要述幾句的是，歷史地理學者常常重視地名在歷史上的演變，習慣於用某一時代的地名稱呼當時的地理事物。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來說，這樣做是科學的。因此，對於有關西湖名稱及其湖泊的性質，就必須作如下的說明：西湖在其海灣和瀉湖時代，由於沒有歷史記載，所以沒有留下名稱。西湖作為一個天然湖泊，它的名稱應該是錢唐湖（唐朝起作錢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個尚有爭論的明聖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還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見於北宋，民間何時開始流傳則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築堤而改變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稱此湖為錢塘湖。因此，可以肯定，當西湖這個名稱流行之時，西湖早已是一個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們說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歷史地理學與地名學的角度，都是正確的。這正是竺可楨所說的「人定勝天」。
當然，人工湖泊同樣存在沼澤化的過程。上述餘杭的南下湖、蕭山的臨浦、紹興的鑒湖和寧漢的廣德湖等，都是在天然窪地上經過人工圍堤築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們都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間里先後淹廢。西湖成為人工湖泊後，沼澤化的速度也相當可觀。在白居易浚湖以後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淺，面積縮小。當時，杭州是五代十國的吳越國的首都，為了西湖的深廣和六井的棄沛，吳越國王錢鏐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專職疏浚隊，稱為「撩湖兵」，日以繼夜地從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淺，並且暢通了六井。在吳越國的八十餘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較大的擴展，西湖也獲得了較好的整治，城市與西湖的這種唇齡相依的關系，較之前代更為明顯。
吳越國時代對西湖的整治，無疑大大地延緩了西湖沼澤化的過程，但當然並不是改變了自然發展的規律，湖泊的淤淺仍然是日積月累毫不休止的過程。北宋以後，杭州的許多賢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暢通六井作為施政的重要任務。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濟，他不僅疏浚了全湖，並且修建了西湖的閘堰設備。接著是宋仁守時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鄭戩和沈遘，前者動用了上萬民工，斥廢湖中葑田，進行了大規模的疏浚；後者則為了增加城市居民與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設了一處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後人所稱的沈公井，特別值得黎道的是蘇軾。他於熙寧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來杭州任通判之職，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暢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於熙寧五年（一零七二）（注應為七年）卸任離杭，但就是在這一年，知州陳襄對六井進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這無疑就是蘇軾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應為四年）他第二次來杭州任知州之職，雖然相隔不過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澤化速度在這段時期中確實是很驚人的。根據蘇軾的觀察，對比他十六年前離杭時的情況。他說：「熙寧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蓋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間，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面臨著這樣的嚴重的威脅，蘇軾立即著手制訂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開杭州西湖狀》的奏章。順便指出，這個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這個名稱，說明杭州城市已經整個地建立在西湖以東，西湖之名已經普遍流行了。蘇軾在這個文件中，說明了西湖必須疏浚的許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咸苦，勢必耗散。」這條道理把西湖的存在與杭州城市的發展緊密聯系起來，假使西湖淹廢，杭州居民勢必耗散，城市當然也就不復存在了。從蘇軾的這段話里，可以反證我在前面的論述，六井的修建，開始無非是引西湖之水供應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結果卻成為西湖本身繼續存在的關鍵。蘇軾主持的這次疏浚工程是規模空前的，他拆毀湖中私圍的葑田，全湖進行了挖深，把挖掘出來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處築成了一條溝通南北的長堤，又在全湖最深處即今湖心亭一帶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圍內養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淺。同時，他又修復當時已經逐漸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並盛以石槽，使底蓋緊密，經久耐用，並且還利用多餘的水量在仁和門外離井最遠處新建二井，於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進一步密切了西湖與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關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縱貫城市南北的鹽橋運河專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擾，達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並且疏浚這條運河，使之深達八尺。於是不僅河道暢通，沿河斥鹵得到改變，而河水又可為居民所取用。這樣，就使這個日益擴展的杭州城市對西湖的依賴關系發展到了頂點，為西湖的立於不廢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礎。
到了南宋，杭州成為國家的首都，從十二世紀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紀七十年代，長達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驟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餘萬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過百萬。城市隨著迅速擴大，市面繁榮，商業發達，成為當時全國第一大城市。這在至今尚存的《繁勝錄》、《都城紀勝》、《夢梁錄》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詳細記載，不必贅述。當時，這個龐大城市的基本供應來源是「南柴、北米、東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內的河流如大河（鹽橋運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為百萬人口的命脈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對西湖的整治，確是不遺餘力的。特別是還應該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為首都百萬生靈的蓄水庫的職能外，隨著杭州城市職能的變化（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項新的重要職能——旅遊業。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勝景外，湖山之間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吳越國建都的八十多年中，雖然也不無建設，但內容限於寺院、浮屠等佛教藝術。南宋一代中，由於這里是首都所在，舉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競向西湖從事宅院、園苑、亭台樓閣等各種建築，大型的娛樂場所如錢湖門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橋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處開始營業。西湖被迅速地開辟成為一個風景區，這個風景區的總體布局即是別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樓外樓」，這種風格一直保持到現在。事實上，在這個龐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這樣一個供人遊憩的大公園。從此，西湖就成為杭州城市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這樣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過來又因杭州城市的發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澤化過程使之繼續存在。南宋以後直到明朝前葉的二百多年中，由於長期失修，使西湖發生了近五百年來的一次最大淤淺，蘇堤以西，葑田連片，六橋流水如線。但是，由於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齒相依的關系已經深入人心，為朝野所公認，所以盡管盜湖為田的人多為權貴，但知府楊孟瑛仍能排除阻難，於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毀葑田三千餘畝，疏浚全湖，使復唐宋之舊。在楊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來，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脈不通，則一城將復鹵飲矣。」就數這一條最有力量。從蘇軾到楊孟瑛，西湖始終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開始時就已經指出，在這個地區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個廢獨存的例子。我們不妨舉一些這個地區的其他人工湖為例：餘杭的南下湖，興建於後漢，淹廢於北宋；蕭山的臨浦和漁浦，興建於南北朝，淹廢於北宋；紹興的鑒湖，興建於後漢，淹廢於南宋；寧波的廣德湖，興建於唐代，淹廢於北宋。淹廢較晚的還算富陽的陽陂湖，它興建於唐初，淹廢於明初。所有這些湖泊，都曾經在當地的農田水利中起過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卻在沼澤化的過程中，最後被圍墾而成為農田。這些湖泊淹廢之後，由於各地在農田水利上隨即又進行了新的部署，因此，總的說來，在農業上都未曾出現不可克服的困難，而圍墾所得的土地都甚為可觀。以紹興鑒湖為例，圍墾的結果，獲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頃，使山會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積，而今天，古代鑒湖地區土地平整，河渠縱橫，大面積的耕地都能旱澇保收，穩產高產。因此，本文拿這些湖泊的淹廢與西湖進行對比，並無因西湖的獨存而惋惜這些湖泊淹廢的意思，由於地點不同，條件迥異，上述湖泊的淹廢，從歷史上各該地區農業發展的過程看來，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積極意義。當然，西湖的眾廢獨存，較之上述湖泊的淹廢就具有更為巨大的意義。因為上述湖泊的淹廢，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發展了各地農業；而西湖的獨存，卻為我們創造這樣一個舉世聞名的花園城市。
緬懷杭州的先賢，為了延緩西湖的沼澤化，曾經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時至今日，西湖已經成為杭州這個有遠大發展前途的現代化旅遊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盡管廣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給水上依賴西湖，但湖山在旅遊上給予人們的貢獻，將遠遠超過歷史時期給予城市的供水。從今天的技術條件來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澤化發展已經比較容易，事實上，建國以來，西湖的平均深度不過五十五厘米；而現在，這個數字幾乎增加了兩倍。此外，在道路敷設、園林布置等許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是，與古代人民在當時的社會制度和技術條件下對西湖進行的整治相比，我們今天所取得的成績實在還並不滿意。當然，在今天的社會制度和技術條件下，我們既不憂湖底淤泥，也無慮葑田連片。但是，現代社會有現代社會的問題，例如，西湖環境保護的問題，特別是西湖湖水負營養化的問題，至今已成當務之急。建國以前，湖底雖淺，而淺水的透明度在零點五米以上，清流見底；但現在已經降低到零點三米，影響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質當然也不能與過去相比。北宋蘇軾浚湖的時代，用湖水釀造官酒盛極一時，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稅二十萬緡。